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跨境旅游是促進不同人文交流的重要載體，是不同種族加深理解和友誼的有效方式，也是貿易伙伴經貿合作的重要增長點。入境旅游在我國旅游業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我國對外旅游出口有著重要意義。本文在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入境旅游的發展狀況上從規模和結構入手，分別研究國際旅游收入發展趨勢、主要的客源國家和地區。通過建立回歸方程研究影響國際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對其進行實證分析。最后由分析結果得出結論，提出相應的對策及建議。
關鍵詞：國際旅游 競爭力 回歸分析 建議
1 入境旅游發展狀況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7年旅游業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旅游業的國際競爭力上升，在全球排名升至第15位。從具體指標來看，中國的文化資源（第1位）和自然資源（第5位）排名領先。報告稱，目前，旅游業為全球國內生產總值貢獻的份額超過10%，同時全球每10個工作機會中就有1個來自旅游業。但我國的旅游服務貿易起步較晚，隨著推動國際旅游業務政策的實施，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發展迅速。我國對外旅游服務一直是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中規模最大的項目，2009年之前我國對外旅游服務貿易一直處于順差狀態，這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調整、增加就業、平衡服務貿易逆差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我國旅游服務出口39.7億美元，進口43.7億美元，首次出現了逆差現象，而且近幾年其逆差額有增大趨勢，可見我國旅游服務貿易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由統計年鑒數據（本文數據都來源于統計年鑒）可以看出我國旅游收入總額從1994年至2014總體平穩增長。受經濟形勢影響，在2003年和2008年有微小波動；1994年國際旅游收入72.23億美元，2014年國際旅游收入569.13億美元，其增長了7.88倍；20年間國際旅游邊際增長總體呈現上升趨勢。
由年鑒數據整理還得到：廣東省國際旅游收入直位于全國第一，而且其國際旅游收入遠高于其他省份；排名靠前的大多是東部沿海省份，比如上海、福建、江蘇等城市20年間一直穩居靠前，云南和陜西的國際旅游收入高于其他中西部地區；同理，由統計年鑒數據整理可以得到，甘肅、貴州等西部省份國際旅游收入和沿海各省份國際旅游收入有很大的差距；同時也表明我國各省份國際旅游收入差距很大，而且名次波動范圍基本保持穩定狀態。
筆者通過統計年鑒數據整理進一步得到：從1997年至2015年間入境旅游人次基本處于增長趨勢，1995年～2000年有較快增長，2005年后入境旅游人次邊際增長降低；同時可以看出，港澳回歸祖國以后入境旅游所占比增長了約50%，2000年后保持穩定狀態；在入境旅游來源中港澳同胞占據了很大比重，而外國人和臺灣同胞占得比重較??；還有就是，中國入世以來，外國游客人次和所占比重都有小幅度增加。
上文分析了入境游客來源，接下來主要分析在外國人中，其他各國和地區入境來源情況。由統計年鑒數據整理可以得到在全球各國和地區中，韓國來我國入境旅游比重達到21%，日本、美國分別占為12%和10%緊隨其后；在各州比較中，亞洲、歐洲、北美洲對應占64%、19%和11%。
2 影響國際旅游收入因素的實證分析
2.1 模型建立
隨著經濟地發展，我國GDP的增長，其內生發展需求是否刺激國際旅游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放程度不斷提高，來華入境人次不斷增長，相伴增加的旅行社數和星級飯店是否和國際旅游收入有關系？本文以此選取國際旅游收入作為因變量Y、GDP、旅行社數量、民航收入、商品銷售、游覽娛樂、住宿餐飲和星級飯店分別為自變量。其相關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2014年），探索將模型設定為線性回歸模型形式。
由于所用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需要檢驗其平穩性，并用EG兩步法考察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根據協整關系的檢驗方法，首先回答國際旅游收入、GDP、旅行社數量、民航收入、商品銷售、游覽娛樂、住宿餐飲和星級飯店是否為平穩序列，及考察其單整階數。
從檢驗結果看，在1%、5%、10%三個顯著水平下，單位根檢驗的Mackkinnon臨界值分別為-0.38868、-3.0522、-2.6666，t檢驗統計量值-0.9287大于相應臨界值，從而不能拒絕H0，表明國際旅游收入序列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
為了得到國際旅游收入序列的單證階數，檢驗中首先做一階單整。同樣用eviews分析，從檢驗結果看，在1%、5%、10%三個顯著水平下，單位根檢驗的Mackkinnon臨界值分別為-2.728252、-1.9662、-1.6050，t檢驗統計量值-1.6000，還是不能拒絕H0，是非平穩序列。
根據需要做二階單整，其結果在1%、5%、10%三個顯著水平下，單位根檢驗的Mackkinnon臨界值分別為-2.7719、-1.9740、-1.6029，t檢驗統計量值-7.6317小于相應臨界值，從而拒絕H0，表明國際旅與收入的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即Y序列是二階單整的，即SR～I（2）。
采用同樣的方法，可檢驗得到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飲和星級飯店也是二階單整，即SR～I（2）；檢驗得到旅行社數量為平穩序列；檢驗到商品銷售和游覽娛樂為一階單整，即SR～I（1）。
為了分析可支配收入和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飲、星級飯店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我們首先做5個變量之間的回歸，然后檢驗回歸殘差的平穩性。
根據eviews分析，模型估計結果寫為：
ln國際旅游收入=-4.2110+0.1724lnGDP+0.2984ln民航收入+0.3364ln住宿餐飲+0.2389ln星級飯店
回歸殘差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t檢驗統計量值為-3.1535，小于相應臨界值，從而拒絕H0，表明殘差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說明國際旅游收入和GDP、民航收入、住宿餐飲及星級飯店存在協整關系。
2.2 統計檢驗
（1）擬合優度：由eviews分析結果可以得到：R^2=0.9922， R^2=0.9898，這說明模型對樣本的擬合很好。
（2）F檢驗：針對原假設：自變量系數都為零，給定顯著水平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為k-1=5和n-k=13的臨界值F=2.43。由分析結果得到F=414.0861，由于414.0861>2.43，應拒絕原假設，說明回歸方程顯著，即“GDP”、“民航收入”等聯合起來確實對國際旅游收入總值有顯著影響。
（3）t檢驗：分別針對原假設：自變量系數都為零，給定顯著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為n-k=13臨界值t=2.1604。由分析結果可得，除了GDP、民航收入對應的t的絕對值小于t= 2.1604，其余解釋變量都大于t= 2.1604。這說明在顯著水平0.05下，常數、自變量6的系數、自變量7的系數、分別都應當拒絕原假設。表明，在其他解釋變量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解釋變量 “住宿餐飲”“星級飯店”對國際旅游收入有顯著影響。當給定顯著水平0.05時，由于自變量1系數和自變量3的系數對應的t統計量分別為1.7289、1.9447其絕對值小于t=2.1604，不能拒絕原假設，表明在0.05的顯著水平下，“GDP”和“民航收入”沒有顯著影響。但是當給定顯著性水平0.10時，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為n-k=13的臨界值t=1.7709，表明0.10的顯著水平下，“民航收入”對“國際旅游收入”有顯著影響。而GDP的t值為1.7289，無論在0.05還是在0.10的顯著水平下t值均小于對應的t=2.1604和t= 1.7709，所以“GDP”對“國際旅游收入”沒有顯著影響。這樣的結論從分析結果中的P值也可以判斷，與估計值對應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在0.05的顯著水平下，對應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顯著。與估計值對應的P值為0.0738，小于0.10，表明在0.1 0的顯著性水平下，“民航收入”“國際旅游收入”的影響是顯著的。而此時建模過程結束。最終得到模型為：
ln國際旅游收入=-4.2110+0.2984ln民航收入+0.3364ln住宿餐飲+0.2389ln星級飯店
（4）通過spss采用逐步回歸策略篩選得到的共線性診斷結果。針對最后擬合的模型3，最大特征值為3.831，其余依次快速減小，其它各個條件指數均不大，可以認為多重共線性較弱。
3 結論及建議
根據上文對國際旅游收入的具體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并提出相應建議。
第一，我國國際旅游出口是對外服務出口貿易中最大的項目，但是我國對外旅游服務區域發展不均衡。據此，我們應繼續堅持對外旅游服務的方針，發揮它對出口服務貿易的積極作用。再者，對全國國際旅游要統籌兼顧，制定符合區域發展的規劃。對于東部省份重點加強與其他各國和地區的經濟交流和合作，對于中西部地區應從依托當地特色的旅游資源，擴大宣傳吸引國際游客旅游，同時，中西部地區要把握時機，借助國家“一帶一路”等優惠政策積極發展。第二，我國國際入境旅游客源構成有地區集中，全球遍布的特點。由上文可以看出港澳同胞在國際旅游客源構成中占據很大比重，這與我國“一國兩制”政策、區位優勢有密切關系。對于外國和地區，韓國、日本、美國、俄羅斯入境旅游占據很大比重，這說明我國與其他國家聯系密切，交流頻繁。對此，我們應該繼續鼓勵大陸和港澳同胞、兩岸同胞友好交流，增進經濟合作，保持與鄰國的伙伴關系，積極尋求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合作交流。最后，政府應簡化入境手續，宏觀調控人民幣升值問題，刺激國際游客入境旅游。第三，構成國際旅游收入的各因素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在影響國際旅游發展中一些相關因素不容忽視。因為入境旅游，所以游客對民航的選擇大于鐵路、輪船等，我國應該提高航空服務水平，打造優質的航空環境，拓展國際航空市場。同時，在內陸地區發揮我國高鐵優勢，提高我國對中亞、西歐地區的國際游客的運輸水平。再者，我國應堅持旅游服務創新，在商品銷售、游覽娛樂方面提供優質、中國特色的商品和服務。當然，還要重視劃涉外飯店和國際旅行社的建設，培養國際化旅游管理專業人才，滿足游客在住、行、食、游、娛、購的消費需求，進而提高我國國際旅游水平。最后，我國政府應加強國際旅游法制體系建設，確保旅游市場既充滿活力又規范有序，使游客權益得到有效保障，提升我國大國形象?？傊?，國際旅游的發展離不開國內經濟發展的內生需求，國內需求增長能帶動創新、增加旅游基礎設施的投資、提高旅游產品的競爭力量。所以，我國更要不斷提高本國生產力，由生產力需求刺激經濟建設，增強我國經濟實力。
參考文獻
[1] 王靜.我國旅游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影響因素研究[D].河北經貿大學，2014.
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國與東盟的服務貿易現狀，自2007年簽訂《服務貿易協議》以來，中國與東盟的服務貿易合作進程加快，在旅游、運輸和交通服務貿易一體化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但雙邊服務貿易合作大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領域，在技術知識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領域的合作不足，雙方應進一步開放市場，加大在金融、保險、通訊等領域的合作，從而進一步推動自貿區一體化的建設。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
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各國的服務貿易活動日益頻繁，服務貿易對各國經濟的發展發揮著越來越大的推動作用，全球服務貿易出口規模也持續擴大。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制造全球化逐漸向服務全球化轉變，歷經過渡期以后，進入21世紀，世界經濟進入服務全球化時期。
一、中國與東盟服務貿易現狀分析
（一）服務貿易規模分析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談判始于2002年，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從2002年以來，雙方先后簽署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和《投資協議》，并相互實施全面降稅。早期收獲計劃的順利實施，貨物貿易實施零關稅，使中國與東盟度過了經貿關系發展的“黃金十年”。隨著中國和東盟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和自貿區內貨物貿易的迅猛發展，雙方對服務的需求也進一步增加。
圖1服務貿易總額
由圖1可知，中國和東盟的服務貿易總額從2005年以來一直處于快速上升的趨勢，在2009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之后又保持上升的趨勢，2014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為6171億美元，東盟為6111億美元，分別占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6.2%和6.1%。
（二）服務貿易結構分析
利用2014年的中國和東盟各服務部門在總服務貿易出口中的比重數據來分析，由圖2和圖3可見，中國和東盟的旅游、運輸和其他商業服務在服務貿易中的比重較大，其中東盟的旅游服務貿易比重達到35%，中國為24%；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金融、通信、建筑在中國和東盟服務貿易中的比重均較低，可見中國和東盟的服務貿易結構比較相似。
圖12014年東盟各服務部門在總服務貿易出中的比重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整理計算得出 圖32014年中國各服務部門在總服務貿易出口的比重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整理計算得出
二、中國與東盟服務貿易呈現出的特點
（一）中國東盟服務貿易一體化進程緩慢。獨特的“東盟方式”實現了東南亞地區的穩定、和平、合作與發展。在其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下，東盟這個區域性組織內部缺少一個像歐盟一樣強有力的國家或者組織領導東盟10國，其組織比較松散，內部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中國大都是和東盟內單個國家分別簽訂條約，勢必加大談判的成本和降低效率。由于沒有超國家組織，中國和東盟國家已簽訂條約的實施也打折扣。中國東盟自貿區內部爭端解決機制建設不健全，使得雙方在貿易過程中發生的摩擦和問題無法及時有效的得到解決。這一系列不利因素降低了中國東盟雙方服務貿易合作的進程。
（二）中國和東盟的服務貿易競爭性大于互補性。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東盟內部也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經濟發展水平制約了各國服務貿易發展水平，各國的服務貿易結構中以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為主，資本和技術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不足，相似的貿易結構使得雙方貿易具有競爭性。隨著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的日益上升，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顯現了出來，中國應積極開展和促進本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服務貿易部門轉變，使中國和東盟國家的貿易結構形成差異化，從而更好的促進雙方的服務貿易合作。
（三）中國和東盟的服務貿易壁壘很高。從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來看中國與東盟國家總的服務貿易壁壘，中國與東盟各國承諾無限制開放的比例為20%以下，部分開放或未承諾開放的部門比例達到80%以上，大部分國家的市場準入壁壘高于國民待遇。分部門的服務貿易壁壘程度不一樣：旅游、通信、建筑等服務貿易部門的壁壘較低，教育、娛樂文體、運輸等服務貿易部門的壁壘較高。
三、中國與東盟合作前景分析
中國與東盟有著天然的區位優勢：海域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相通，與泰國、柬埔寨水路相接，與越南、老撾、緬甸接壤，所以中國和東盟應抓住區位優勢，加強互聯互通建設，降低貿易成本，促進服務貿易的合作。中國—東盟互聯互通是雙方合作的重要領域。目前東盟正在大力實施《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各有關方應了解該《規劃》，提高合作效益。在未來的合作當中，雙方應進一步降低服務貿易壁壘，降低外方出資比例的限制，擴大雙方在服務業的投資與合作。
中國-東盟自貿區屬于南南型區域合作，市場潛力巨大。自貿區建成五年來，在貨物貿易領域取得快速發展，除敏感產品以外，中國與東盟93%的產品已經實現了零關稅，但在服務貿易領域和投資領域合作不足，未來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中國東盟應順應時代潮流，提高雙方服務貿易水平，加大資本和技術的投入，促進產業升級，強化分工，在保持中國和東盟原有的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前提下，提高雙方服務貿易的互補性，擴大在金融、通訊、保險等領域的合作。（作者單位：山西財經大學國貿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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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蔣冠、霍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貿易創造效應及貿易潛力——基于引力模型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管理，2015年第2期
[4]湯磊.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現狀研究[J].經營管理者，2015年中期
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京津冀的協同發展是推進京津冀一體化的核心，在全球注重發展服務貿易的浪潮中，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內形勢下，京津冀服務貿易如何才能實現協同發展，互利共贏，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在了解京津冀服務貿易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分析北京、天津以及河北服務貿易協同發展的條件。同時，三個地區在京津冀服務貿易的協同發展中，要根據自己的優勢產業來定位，最后京、津、冀還應該加強交流合作、建設交通網絡、優化服務貿易結構來實現互利共贏。
關鍵詞：京津冀;服務貿易;協同發展;互利共贏
引言
21世紀以來，以現代化大都市為核心的都市圈成為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區域，并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區域和控制中心，我國的都市圈起步較晚，不管是理論還是實踐都處于初級階段。2014年2月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專題匯報的召開，使京津冀協同發展問題成為熱點問題。京津冀地處環渤海經濟區域帶，具有明顯的政治經濟優勢，但長期以來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缺乏發展后勁。在我國大力發展服務貿易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服務貿易協同發展問題對于推動京津冀的協同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孫久文、鄧慧慧、葉振宇（2008）提出，未來應培育石家莊成為區域性、以陸路物流為主的物流中心。馬春梅（2009）認為，河北服務貿易發展的重點是深度挖掘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密集型服務貿易的發展潛力，提高服務質量和技術含量，進一步擴大河北服務出口的比較優勢。楊召東（2012）認為，天津服務貿易出口的優勢部門是以勞動密集型服務為主的傳統領域，而保險、金融等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新型的服務產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王紅麗（2014）認為，京津冀服務貿易的協同發展可增加區域服務貿易的收益，建議京津冀三省專注于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貿易。根據查閱的資料來看，我國目前對于北京服務貿易的研究相對多一些，對于天津、河北服務貿易的研究文獻較少，而對于京津冀服務貿易協同發展問題的研究更少，本文希望在了解京津冀服務貿易發展現狀的基礎上能對京津冀協同發展下，明確京津冀三個地區在服務貿易協同發展中的定位，希望為更好地推動京津冀一體化的發展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一、京津冀服務貿易現狀
（一）服務貿易規模
北京市服務貿易規模日益擴大，從2003年的162.24億美元增長到2012年的1 000.2億美元，十年間增長了5倍之多，除了2009年金融危機影響下服務貿易額呈現負增長外，北京市服務貿易總額都在逐年增長。2012年，北京市服務貿易總額為1 000.2億美元，其中，服務貿易出口額為445.1億美元，服務貿易進口額為555.1億美元。2012年北京市服務貿易總額占全國服務貿易總額的21.25%，占北京市對外貿易總額的24.5%。
天津服務貿易從2006年的110.4億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188.4億美元，增長了70.6%，2014年前三季度，天津市服務貿易進出口額173億美元，同比增長23%。其中，出口為99.64億美元，同比增長45%;進口為73.45億美元，同比增長1%。
河北省相對于京津是以貨物貿易為主，服務貿易起步晚，規模較少，但增長速度還是比較快的。河北省2012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45.45億美元，同比增加36.97%，其中服務貿易出口額為18.18億美元，進口額為27.27億美元。
（二）服務貿易結構
2003—2012年，從這十年數據來看，北京市服務貿易以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這3項為主，占到服務貿易總額的50%左右，同時金融、專利、電影音像等新興行業的服務貿易總額占北京市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雖然變化不是很大，但服務貿易進出口額絕對數的增長是明顯的，2012年服務貿易額分別增長89%、26%、45%，同時這些行業在我國服務貿易中也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2013年天津服務貿易12大領域中，旅游、運輸、其他商業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咨詢等五大類進出口額合計占全市服務進出口額的92%。其中旅游排名第一，占比達28%。電影音像、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服務、保險等新興領域服務貿易發展勢頭良好，2013年服務貿易額分別增長150.1%、224%、51.8%和705%。
由于河北省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等特點，河北省服務貿易主要還是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傳統領域中，在工程承包、勞務輸出以及運輸和旅游服務貿易等行業中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對金融、信息等新興的服務貿易投資較少，導致服務貿易的結構不合理。
二、京津冀服務貿易協同發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 京津冀服務貿易具有明顯的梯次性特征，具有各自的優勢產業
北京是全國政治經濟中心，運輸、旅游等傳統服務貿易在我國服務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具備發展金融服務、保險、電影音像、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專利等新興服務貿易的條件，這些行業的發展也位于我國的前列。天津最突出的優勢就是天津港，憑借著港口優勢，天津的運輸服務貿易得到了蓬勃發展，在我國的運輸服務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對于河北來說，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是其一大優勢，在工程承包、勞務輸出等方面發展迅速。京津冀在經濟發展中具有各自的優勢產業，這也為京津冀服務貿易協同發展提供了理論前提，京津冀均具有各自的優勢產業，在協同發展服務貿易的過程中可實現優勢互補，推動區域可持續發展。
（二） 京津冀服務貿易合作可增加區域服務貿易的收益
京津冀是一個擁有著1.2億人口的龐大消費群體的經濟區域，其市場容量占全國市場總容量的比例超過了1/10，具有良好的服務貿易合作基礎。北京正處于服務貿易轉型期，正在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向資本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轉型，這期間必將伴隨一些傳統型服務貿易的外溢，這就為京、津、冀三地服務貿易的協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北京可以將一部分傳統服務貿易轉移到天津和河北，集中資金和技術在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天津和河北承接一部分北京的傳統服務貿易，來實現自身服務貿易的發展和優化，通過推動產業轉移，可逐步實現三地互利共贏。
三、京津冀服務貿易協同發展中的定位
（一）北京作為核心，著重發展高端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發揮輻射和帶動作用，協調區域合作
北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是京津冀中發展最快的地區，理所當然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核心。在文化服務貿易領域，各種高水平的會展、演出在北京舉辦，媒體、版權服務和影視文化產業的不斷發展，為北京開拓國際文化市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北京是許多金融機構、科研機構、科技機構的聚集地，創新能力全國領先，同時匯集了大批各專業的人才。在這些有利條件下，北京市應著重發展金融、信息等高端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同時在京津冀區域服務貿易合作中充當貿易創新的嘗試者，創新服務貿易模式，開拓新興市場。北京在匯集服務貿易發展資源的同時應發揮輻射和帶動作用，以本身強大的實力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引領天津和河北服務貿易的優化發展，協調區域合作，達到區域共贏。
（二）天津著重發展物流和服務外包等服務貿易
天津是北方的經濟中心，濱海新區是我國重要的物流基地和國際物流中心，天津港作為中國北方最大的綜合性貿易港口，擁有全國最大的集裝箱碼頭。天津應充分發揮其港口城市的優勢，著重發展運輸服務貿易，為京津冀區域的經濟資源流動提供便利。將北京商品市場流量大的特點與津、冀兩地貨物周轉的優勢結合起來，三地在物流運輸方面聯手，推動天津發展成為華北最大的現代物流中心，則既能促進京津冀運輸服務貿易的發展，也能帶動全國運輸服務貿易的蓬勃發展。
天津是首批國家軟件出口基地之一，并先期跨入了國家服務外包示范城市行列，結合天津濱海新區建設國際一流“國家軟件與服務外包產業基地”的目標，天津應著重發展服務外包，擴大在岸外包業務規模，同時推動離岸業務的增長，提升服務外包的業務范圍和服務水平。
（三） 河北大力發展旅游、工程承包和勞務輸出等服務貿易
河北省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且相較北京、天津來說勞動力成本較低，河北省現已擁有眾多的施工總承包企業、專業承包企業等建筑業企業，擁有多個國家、省級勞務基地縣。在工程承包和勞務輸出方面，河北省擁有規模和盈利方面的較大發展潛力，而且能夠帶動國內技術、設備、材料的出口。
河北本身也擁有自己特色的旅游資源，河北省可以利用獨特的海濱海島、壩上草原、長城文化、溫泉濕地等優勢資源，與北京、天津聯合發展“大旅游圈”，形成一線式旅游服務，進行京、津、冀旅游產品的差異開發和錯位發展，使三地旅游優勢互補，優化旅游產品空間結構，全面促進旅游服務貿易的發展，同時還能夠緩解北京假期的旅游壓力。
四、推進京津冀服務貿易協同發展的對策
目前京津冀的合作交流大多都處于初級階段，區域合作的水平落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家要從政策上促進京津冀一體化的踐行，引導京津冀要素資源的合理流動。京津冀一體化建設中，交通先行是重點，國家已經在積極進行京津冀的交通網絡建設，對京津冀交通的規劃包括鐵路、公路、港口、機場等多個方面，目前連接北京和河北的城際公交已經開通，京津冀城際鐵路網正在建設中。交通網絡的建設不僅有利于推進京津冀一體化的進程，還將為京津冀運輸服務貿易的合作帶來便利，為京津冀聯合發展運輸服務貿易奠定基礎。
北京在服務貿易從勞動密集型到知識密集型的轉變過程中，要帶動津、冀兩地服務貿易的優化發展，在協同發展過程中，明確分工，發揮各自優勢，合理分配三個地區的效益，在京津冀的聯合發展下實現服務貿易結構的優化，推動我國服務貿易的進步。
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伴隨經濟全球化的深化與新冠疫情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反復，國際服務貿易對中國產業的影響逐漸增加，其中不僅存在機遇也存在挑戰。通過分析服務貿易規模和結構的變化、創新型技術對服務貿易的引領和國際服務貿易規則的重塑，可以得出中國服務產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機遇多于挑戰，深入探究國際貿易背景下中國服務產業的發展方式，進一步優化我國服務業的結構，適應國際服務貿易的趨勢，促進我國服務業的發展。
關鍵詞：服務貿易;技術創新;數字經濟
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服務貿易日益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各國經貿合作的重要領域，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了新動能。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服務貿易供給與需求都遭遇較大沖擊，但疫情也催生了大量“在線化”與“無接觸”服務模式，創造了新的發展契機。因此，后疫情時代，如何把握好服務貿易發展的趨勢，使之成為提振國際貿易和經濟復蘇的積極因素，是我們面對的重要而又緊迫的研究課題。
一、疫情對全球服務貿易的影響
（一）有別于貨物貿易，整體影響較小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有別于貨物貿易，呈現一正一反兩種結果。一方面，服務貿易是高度依賴人員等要素國際流動的貿易形態，各國為防范疫情加強出入境管制措施，傳統服務領域尤其是旅游業成為受疫情影響的重災區。2020年1-4月我國服務進出口總額15144.3億元，同比下降13.2%。但是另一方面，服務貿易對需求沖擊的敏感性和對供應鏈的依賴程度較低，可能對經濟發展起到穩定器的作用。據世貿組織2020年6月發布的報告顯示，零售、衛生、教育、電信和視聽等行業更加注重在線服務，大量的中小微企業提供大量工作崗位，這類服務業及其貿易對連接供應鏈和促進商業活動起著重要作用。
（二）各細分領域影響不同
疫情期間，服務貿易中的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提供方式所受影響較大，尤其是旅游、運輸等傳統服務貿易領域;疫情對在華外資企業的服務貿易也構成一定不利影響，部分跨國公司可能調整、縮減在華投資或生產;新興服務貿易受疫情影響相對可控，有的還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比如跨境支付。
境外消費特別是出國旅游影響嚴重。出國旅游是境外消費服務貿易的典型代表。2020年由于疫情防控對于人員流動的直接限制，不僅旅游消費需求銳減，旅游服務的跨國供給能力更顯不足，旅游服務貿易受疫情影響嚴重。根據商務部數據，2020年前11個月我國旅行服務進出口9371.6億元，下降47.8%，其中出口下降50.8%，進口下降47.4%;剔除旅行服務，前11個月我國服務進出口增長2.2%，其中出口增長4.6%，進口基本持平，可見本次疫情對旅游業帶來了較大沖擊。
自然人移動受到嚴格限制。整體來看，疫情期間中國出入境活動受到嚴格限制。自3月11日世衛組織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大流行以來，全國陸地口岸、海港、空港入境日均12萬人次，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八成多。此外，技術密集型或者人力資本密集型的服務部門，比如工程、教育、技術服務等部門，在疫情中受到較大的不利影響。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外派勞務人員都大幅下降。隨著疫情在中國的平息和穩定，中國出入境限制逐漸放開，傳統形式的服務貿易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商業存在所受影響較大，但目前恢復情況良好。疫情期間，大量跨國公司在華業務受阻，然而大部分企業仍然看好中國經濟，盡管尚未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但中國的經濟正在強勁反彈，他們對公司在華發展前景充滿信心。同時，中國新出臺的《外商投資法》及相關條例的實施，大幅壓縮了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進一步優化了外商投資環境。對金融機構外資所有權的限制和境外機構投資者的配額限制正在取消，滬港通、債券通等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之間的聯動也在擴大，外國資金流入未來將大幅增加，為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創造更溫和適宜的土壤。
跨境交付服務貿易受影響較小。后疫情時代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線上醫療、線上教育、線上展覽、線上旅游、線上辦公、線上娛樂等新興領域得到了進一步的開發、應用和普及。據報道，2016年以來，數字化服務出口占全球服務出口比重穩步提升至50%以上，中國的數字貿易發展勢頭良好，相關跨境交付服務貿易業態增長迅速。據統計，2020年1月-11月，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占比提高，出口增長較快的領域是知識產權使用費、保險服務、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進口增長較快的領域是金融服務、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展望未來，大數據、信息技術、5G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會對我國服務貿易生態造成較大改變，云辦公、云娛樂、云教育等將進一步普及，跨境交付服務貿易將在促進我國外貿發展方面持續發揮重要作用。
二、后疫情時代，全球服務貿易發展趨勢
（一）全球服務貿易規模擴張的同時結構將更加優化
隨著服務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服務業在全球跨國投資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國際貿易的重心也逐漸從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服務貿易將成為國際貿易中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據統計，過去10年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比貨物貿易快60%。WTO數據顯示，按收支平衡（BOP）方式統計，1970年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占比僅為9%，2017年該比重上升為23%，預計全球服務貿易占比在2030年將上升為25%，并且電子商務可能刺激1.3-2.1萬億美元的增量貿易。此外，信息技術、物流服務、商務服務、知識產權等新興領域將成為增長的重要動力，推動國際貿易從勞動力主導的傳統比較優勢向創新主導的技術比較優勢轉換，服務貿易結構將持續優化。
（二）服務貿易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作用將更加重要
一方面，服務在全球價值鏈中日益處于主導地位。隨著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分工的深化與廣化，制造業服務化成為全球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將價值鏈由以制造為中心轉向以服務為中心成為企業獲取全球競爭優勢的必然選擇。價值增值環節將繼續向生產前的研發、設計階段與生產后的市場嵌入服務階段轉移，整個價值鏈條中，服務增加值將日益成為企業利潤的主要來源。特別是制造業服務化趨勢帶來服務要素的不斷提升，將帶動研發、金融、專業服務等生產性服務貿易快速發展，未來制造業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其背后的服務競爭。另一方面，服務對各大產業的整合提升作用也越發明顯。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服務業的產業黏合劑作用更加突出，制造業服務化進程加快，個性化定制、智能制造等新型組織方式不斷推動產業融合創新，對傳統行業轉型升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技術創新有望成為服務貿易發展新引擎
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在服務業領域的廣泛應用，跨越了服務生產與消費不可分離的障礙，為服務業全球拓展和服務貿易發展提供了技術條件，也使得教育、健康、醫療、文化等傳統不可貿易的服務逐漸變得可貿易，服務貿易種類不斷增加、范圍不斷擴大。例如，疫情期間催生了大量“在線化”與“無接觸”服務模式，大幅刺激居家辦公、在線教育、線上娛樂、線上醫療健康等服務需求和供給，加速了傳統服務貿易由線下經營向“互聯網+”線上模式的轉變。未來，隨著新一代云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問世，還將持續改變信息通信服務的提供方式，推動商品與服務的生產和支付方式產生變革，數字技術與零售、娛樂、出版、休閑、金融、衛生、教育等行業的融合將日益加深，并衍生出更多服務新業態與新模式，從而不斷拓展服務貿易的新領域和新內容。
（四）服務貿易規則談判成為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的重點
隨著服務業業態的大幅拓展及重要性的日益凸顯，全球國際貿易規則談判的重點逐步集中在服務業領域。據WTO統計，目前全球范圍內大概有290項特惠貿易安排，其中服務貿易內容占了近一半。并且，隨著數字經濟驅動的創新全球化深入發展，服務貿易在各國開放型經濟中的戰略地位越來越顯著，已成為貿易戰略競爭、貿易規則競爭、貿易利益競爭的核心，也是重塑未來全球貿易新版圖的關鍵因素，因此，世界主要大國都更加重視發展服務貿易。服務市場準入、邊境后措施、跨境數據流動、知識產權保護等相關規則成為國際經貿談判的重要議題，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與便利化成為簽署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核心內容。
三、我國服務貿易發展面臨重要機遇
服務貿易是我國建設貿易強國的重要支撐，也是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長期來看，我國服務需求市場廣闊，未來應緊緊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浪潮，鼓勵服務貿易現代化轉型，實現傳統和新興服務貿易齊頭并進，在后疫情時代繼續帶動世界經濟復蘇和貿易增長。
（一）高質量發展階段為服務貿易培育新的發展動力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體現。發展高附加值服務業順應了由“高速度”到“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轉變。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需求偏好升級，服務消費日益成為居民消費的主力。旅游、醫療服務、快遞服務、養老服務、教育服務等領域都將迎來快速發展的機遇期。服務業將是今后一個時期消費升級的主要方向。國內服務業的成長將進一步夯實服務貿易發展的產業基礎，而國內消費升級的旺盛需求將進一步擴大海外高端服務的進口。
（二）服務業擴大開放為服務貿易釋放新的發展空間
我國堅定不移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主動擴大進口，其中服務業是擴大開放的重點領域。2020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并印發了《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新一輪試點從原有的17個試點地區擴展至28個，試點內容也在前兩輪基礎上“全面深化”。我國在服務業市場準入、外商投資管理制度、國內服務業規則改革等領域的持續改革開放舉措為服務貿易發展創造了自由化、便利化的發展環境。我國服務業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將有效促進服務貿易的高質量發展。
（三）“一帶一路”建設為服務貿易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服務貿易合作持續推進、勢頭良好。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服務貿易領域具有較強的互補性，擁有巨大的發展空間與潛力。我國經濟富有活力，科技創新實力較強，旅游與教育資源豐富，在計算機信息、通訊、金融、建筑等領域競爭優勢比較明顯。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一些領域也具有比較優勢。中東歐國家地理位置優越，是連接亞洲和歐洲的交通要道，同時人力資源素質高、成本相對較低，信息通信等行業技術研發創新能力較強;東盟旅游文化資源豐富，港口運輸領域較為發達。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將持續深化拓展，成為推動全球服務貿易繁榮發展的重要力量。
（四）數字貿易成為服務貿易發展的新趨勢
隨著各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貿易引領全球貿易的升級迭代，貿易方式與貿易對象的數字化逐漸成為新趨勢。從具體的領域看，數字貿易包括軟件、社交媒體、搜索引擎、通訊、云計算、衛星定位等信息技術服務，數字傳媒、數字娛樂、數字學習、數字出版等數字內容服務以及通過數字交付的服務外包等三大類。數字貿易將繼續呈現高速增長態勢，服務貿易將日益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制造業服務化趨勢也逐步明顯。2019年，我國數字貿易進出口規模達到1.4萬億元，同比增長19.0%，占整體服務貿易比重達25.6%。貿易順差約為1873.9億元，同比增長46.1%。我國數據資源豐富，發展數字貿易既是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抓手，更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選擇。
四、發展建議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作出了重要部署，指明了方向?！笆奈濉睍r期，加快推進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高水平開放，是我國加快建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任務。
（一）著力形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新格局
一是要進一步優化服務貿易結構。努力提升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的比重，尤其是保險、計算機和信息、知識產權等高端生產性服務貿易的比重。二是要明顯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進一步降低我國服務貿易逆差占服務貿易額的比重;在保持制造服務、建筑服務、計算機與信息服務等優勢的基礎上，明顯提升我國知識產權、金融等生產性服務貿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二）加強公平競爭、減少壁壘的政策措施
一是強化服務業領域的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比如，全面清理服務業領域妨礙公平競爭的產業政策，減少選擇性補貼、投資補助等舉措，建議將產業政策嚴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應或關鍵核心技術的領域;更多采用普惠性減稅、政府采購、消費者補貼等手段，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加強服務業領域的公平競爭審查，重點強化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的公平競爭審查。二是清理并大幅削減服務業領域邊境內壁壘。建議在有條件的地區率先引入相關發達國家對旅游娛樂、體育養老等重點生活性服務業的管理標準，并實現資格互認;建議全面推廣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允許負面清單外的境外企業在我國提供相關服務，逐步在人員流動、資格互認、市場監管等領域實現與國際接軌。
（三）抓住數字經濟等新興行業發展機遇
鼓勵服務貿易數字化轉型，積極拓展數字服務貿易。疫情催生了一大批數字服務貿易新業態，在線教育、遠程醫療、網絡辦公、視頻會議、大數據分析、云服務等領域發展迅猛。因此，要積極挖掘具有“零接觸”特征的數字服務貿易發展潛力。廣泛應用移動互聯技術，拓寬線上服務貿易邊界。利用好跨境電商平臺，發展大數據營銷、電子支付、網絡廣告等數字服務貿易。
（四）加快推進區域性自由貿易進程
在疫情沖擊下，以共同維護供應鏈安全穩定為目標，推動形成雙邊多邊貿易優勢互補的分工合作新機制的迫切性和現實性全面增強。一是以《中歐投資協定》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為契機，我國各級政府應提前謀劃，找準相關協定給本地區和企業的服務貿易帶來的發展機遇，形成中國對外經貿合作新局面，同時要提高對區域服務貿易產業鏈和供應鏈調整變化的認識，提升本地區內可能面臨風險的服務貿易領域的競爭力。二是盡快實現關鍵區域服務貿易發展新突破。建議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率先打造中韓自貿區升級版。在這一過程中，既要進一步降低貨物貿易關稅，還要逐步推進雙邊服務標準的對接、服務市場的融合。
五、結語
后疫情時代，中國克服重重困難，經濟強勁復蘇，給全球服務貿易的擴張帶來新的增長空間。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數字技術強勢崛起，產業深度融合引領服務經濟蓬勃發展，為全球經濟復蘇、產業鏈重構和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貢獻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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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旅游發展是脫貧攻堅的重要渠道，更是“十四五”時期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工作重點?；诋a業結構升級視角，以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為門檻變量，構建面板門檻回歸模型，研究中國旅游發展的異質性減貧效應。1996—2017年中國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表明：產業結構高級化對貧困減緩具有積極作用，而產業結構不合理會對貧困減緩有抑制作用。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提升，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之間呈現“U”型特征;隨著產業結構不合理化程度的加劇，旅游減貧效應顯著減弱。區域差異分析結果顯示，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提升，東部地區旅游減貧效應不斷增強，中部地區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之間存在“U”型關系，而西部地區則呈現“V”型特征;隨著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提升，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西部地區尤為明顯。
關鍵詞：旅游發展;貧困減緩;產業結構升級;門檻效應
作者簡介：徐政，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國民經濟管理（E-mail：807211542@qq.com ，北京100872）;黃柳君，上海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旅游經濟與國際服務貿易（上海 200093）。
旅游業所具有的產業關聯性已得到廣泛認可，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升級、貧困減緩的關系成為學術界探討的熱點。作為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旅游業在全球范圍內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2017年旅游業增加值占全球GDP的10.4%，提供了3.13億份工作崗位，占全球工作崗位的9.9%世界旅行與旅游理事會（WTTC）：《2018旅行與旅游全球經濟影響報告》。。隨著旅游業產業規模的擴大，以及旅游業和經濟社會融合程度的加深，其對全球減貧的貢獻越來越受到人們關注。因其可產生外匯收入、吸引國際投資、增加稅收、減緩貧困等趙磊、方成、毛聰玲：《旅游業與貧困減緩——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旅游學刊》2018年第5期，第13—25頁。，被認為是促進經濟增長和貧困減緩的重要工具。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規模推進扶貧開發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到2017年貧困率已降至3.1%，低于全球水平，對全世界人口的減貧貢獻率超過70%張原：《“中國式扶貧”可輸出嗎——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援助及投資的減貧效應研究》，《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185—200頁。。其[KG（1x]中僅通過鄉村旅游一項，中國已帶動1 000萬（占貧困人口比重超過10%）以上貧困人口脫貧世界旅游聯盟：《世界旅游發展報告2018——旅游促進減貧的全球進程和時代訴求》，（2018-09-25）[2019-12-26]，http：//www.ctaweb.org/html/2018-9/2018-9-25-14-58-30700.html 。。因此，旅游業作為中國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以及減貧作用突出的產業，在中國的減貧事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即將完成，國家進入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交匯期。探討如何實現脫貧攻堅與旅游發展有機銜接，對于實現“兩個百年中國夢”的奮斗目標有著重大意義。
現有研究表明，旅游發展、產業結構與貧困減緩的關系因研究區域和研究時間段的不同出現顯著差異。然而在旅游減貧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了結構主義學派所推崇的產業結構變遷因素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趙磊、方成：《旅游業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門檻效應——基于面板平滑轉換回歸模型的實證分析》，《旅游學刊》2017年第4期，第20—32頁。。為此，本文構建面板門檻回歸模型，全面考察和分析產業結構升級視角下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的影響效應，并進一步分析其影響的區域異質性，這對于促進旅游減貧及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一 文獻綜述
旅游發展和經濟增長均會改變貧困人口的數量與程度，但其作用機制和改變方式較為復雜。本文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研究。
（一）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貧困減緩
旅游業可通過為貧困地區注入外匯、增加稅收、創造就業和提升福利等傳導途徑來直接減緩貧困Sugiyarto G， Blake A， Sinclair M T. Tourism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impact in Indonesi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3）， pp. 683-701.。Kevin認為通過價格和政府收入渠道等，旅游業可有助于減少貧困Kevin X Li， M Jin， W Shi. Tourism as an important impetus to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 critical review.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8，（ 26）， pp. 135-142.。Banerjee實證研究發現旅游投資使海地南部地區失業率由26%降至23%，貧困率下降了1.6%Banerjee O， Cicowiez M， Gachot S. A quantitative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public investment in tourism ： An application to Haiti.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51）， pp. 157-173.。然而，旅游發展并非總是對貧困減緩產生積極作用，經濟漏損、生態環境破壞和“旅游飛地”等問題的存在，使旅游發展拉大了貧富差距、加劇了相對貧困。Sharpley認為對于一些極端貧困的國家，人均收入隨著旅游發展而不斷降低，貧困人口比以前更為貧困Sharpley Richard.Tourism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ase of the Gambia.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9， 12（4）， pp. 337-358.。Wattanakuljarus發現泰國旅游業的擴張削弱了貧困人口賴以生存的貿易部門的盈利能力，從而擴大了貧富差距Wattanakuljarus A， Coxhead I. Is tourism-based development good for the poor？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for Thailand.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8， 30（6）， pp. 929-955.。
此外，旅游業對貧困減緩的作用受其他因素影響，存在非線性門檻效應。趙磊利用面板平滑轉換回歸模型技術，發現旅游業和貧困減緩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旅游業可顯著減緩貧困趙磊、方成、毛聰玲：《旅游業與貧困減緩——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旅游學刊》2018年第5期，第13—25頁。。張晨運用門檻回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認為旅游減貧效應的發揮受地區經濟、交通、產業環境的制約張晨：《旅游業促進貧困減緩（TLPR）假說實證研究》，杭州：浙江工業大學經貿管理學院，2017年。。郭魯芳研究發現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旅游資源稟賦和不同交通便利程度下中國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之間存在顯著門檻效應郭魯芳、李如友：《旅游減貧效應的門檻特征分析及實證檢驗——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研究》，《商業經濟與管理》2016年第6期，第81—91頁。。
（二）產業結構與旅游發展、貧困減緩
從減貧路徑上看，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并不會無條件惠及窮人蓋凱程、周永昇：《所有制、涓滴效應與共享發展：一個政治經濟學分析》，《政治經濟學評論》2020年第6期，第95—115頁。，其減貧效應的充分發揮與當地產業結構狀況和經濟增長模式密切相關。這使得單純依靠經濟發展推進減貧的思路亟待轉移到綜合考慮旅游發展及產業結構影響以促進減貧的方向上來。
經濟增長能對貧困減緩發揮影響力，但在經濟增長的多元化減貧機制中，經濟增長的產業構成對貧困減緩具有顯著異質性。不同產業的生產率和收入分配效應不同，若經濟增長集中于貧困群體難以受益的產業部門，那么將會抑制貧困人口所得，甚至會擴大貧困群體的范圍郭勁光、俎邵靜：《參與式模式下貧困農民內生發展能力培育研究》，《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第117—127頁。。目前不少學者對產業減貧的異質性效應進行了實證探索李東坤、尹忠明：《中國西部民族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城鎮減貧效應研究》，《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第100—112頁。。Montalvo探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與減貧的關系，認為第一產業一直是減貧的主要推動力Montalvo J， Ravallion M. The pattern of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0， 38（1）， pp.2-16. ;Datt和Ravallion認為第三產業的增長對貧困的影響比第一產業的更大，而第二產業幾乎沒有給印度的窮人帶來直接收益Datt G， Ravallion M. Has India[BF]’[BFQ]s post-reform economic growth left the poor behin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 pp. 89-108.。單德朋發現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對貧困減緩的影響較大，第二產業的作用較小單德朋：《產業結構、勞動密集度與西部地區貧困減緩——基于動態面板系統廣義距方法的分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第106—112頁。。
無論是旅游發展還是貧困減緩，都與產業結構有密切聯系。旅游業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能通過產業鏈延伸和輻射效應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人均GDP的增長，提高貧困人群收入麻學鋒：《張家界旅游業發展、區域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升級》，《旅游學刊》2010年第11期，第20—25頁。。而產業結構變遷對其潛力的釋放和提升有著重要的驅動力。趙磊研究發現產業結構欠缺合理化抑制了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而產業結構高級化可正向調節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趙磊、唐承財：《產業結構變遷、旅游業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資源科學》2017年第10期，第1 918—1 929頁。。張晨認為產業結構變遷促進產業融合以及滋生新興業態，在此過程中形成的非正規部門就業對于解決貧困人口就業具有優勢，而旅游非正規部門則吸納了大量超額供給的城市勞動力張晨：《旅游業促進貧困減緩（TLPR）假說實證研究》，杭州：浙江工業大學經貿管理學院，2017年。。
總體而言，現有關于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研究多是基于三大產業進行分類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產業之間的互動聯系單德朋、王英、鄭長德：《專業化、多樣化與產業結構減貧效應的動態異質表現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年第7期，第157—168頁。，難以有效捕捉中國各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水平與特征，更難以充分揭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可能的減貧效應。此外，現有研究多集中于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的單一視角，且學者更多側重于線性分析，而忽視了非線性特征。為此，本文將基于產業結構升級視角，從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兩方面探討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的作用效應。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研究視角上，側重產業結構升級視角，分析中國旅游發展在不同產業結構升級差異下的減貧效應。研究方法上，首先，本文運用固定效應模型研究中國旅游發展在減貧中的實際作用;其次，進一步運用面板門檻回歸模型從非線性角度來探究旅游發展的減貧效應是否存在異質性。
二 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及變量選取
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旅游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公報、中國統計數據應用支持系統、EPS數據庫。變量選取如下：
1.因變量與解釋變量。（1）貧困水平（[WTBX]POV）：常用的貧困測度指標有貧困發生率、貧困距、Sen指數和可分解FGT指數等。國內較多從收入和支出角度來測度，如人均消費水平、人均收入等，國際上也有學者使用人類發展指數、新生兒死亡率等來衡量貧困水平Bosede C， Henry O， Muyiwa O， et al. Human capital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OPEC member-[KG-*5]countries. Heliyon， 2019， 5（8），pp.1-7.。但考慮到對中國的適用性和數據可得性，同時減貧效應是指對貧困的減緩程度，主要表現為居民收入的增加，本文借鑒李慧玲的做法李慧玲、徐妍：《交通基礎設施、產業結構與減貧效應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6年第8期，第25—30頁。，由于農村地區貧困程度占絕大部分，因此采用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來衡量貧困水平。（2）旅游發展[WTBX]（TOUR）：借鑒趙磊的做法趙磊、方成、毛聰玲：《旅游業與貧困減緩——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旅游學刊》2018年第5期，第13—25頁。，用旅游專業化（旅游收入占GDP比）來表示。
2.門檻變量。一般來說，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所對應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影響貧困的重要因素。同時，在模型中引入產業結構還能夠最大限度規避收入分配對旅游減貧效應的擾動。產業結構高級化（TS）：呈現為產業結構“量”的提升，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來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TL）：指較強的產業結構轉換能力并帶來最佳效益的產業結構，具體表現為產業之間的數量比例關系，表現為產業結構“質”的調整。通常用產業結構偏離度來衡量，參考干春暉等的研究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第4—16，31頁。，本文引入修正的泰爾指數來衡量產業結構水平。具體為：[BF]
其中，TL為修正的泰爾指數，Yi表示產業i的產值，Li為產業i就業人口數，i代表一國產業部門的數量。Yi/Y表示產出結構，Li/L表示就業結構。泰爾指數與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成反比，如果TL≠0，表明產業結構偏離了均衡狀態，數值越大表明產業結構越不合理;TL越接近0，說明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越高;當TL為0時表明產業結構達到均衡狀態李東坤、尹忠明：《中國西部民族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城鎮減貧效應研究》，《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9年第1 期，第100—112頁。。
3.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交通基礎設施：用交通密度來表示，交通密度指數越高，表明交通網絡越密集，可達性越強李如友、黃常州：《中國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旅游發展的影響研究——基于門檻回歸模型的證據》，《旅游科學》2015年第2期，第1—13，27頁。。roadi=Li/Ai，Li為地區交通線長度，通過該地區公路里程和鐵路里程數相加獲得，Ai為地區國土面積。對外開放度：出口貿易有效拓寬了國內產品市場需求規模，采用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比值度量;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能促進經濟增長，而其對經濟增長的這些好處可能會因此降低貧困率Dhrifi A， Jaziri R， Alnahdi 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matter for poverty？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0， （52）， pp.13-21.;人力資本：每萬人中高等學校在校大學生人數;政府規模：政府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反映一個地區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程度。
為確保模型估計的有效性和變量處理一致性，對相關變量進行對數處理。
（二）模型設定與研究假設
由于宏觀經濟變量的時變性，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的影響效應可能呈現出復雜的非線性機制。Hansen的面板門檻模型是根據數據本身的特點來內生地劃分區間并找出門檻值，因此可有效避免人為劃分樣本區間或二次項模型帶來的偏誤Hansen B.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 （93）， pp.345-368.。單一門檻回歸模型如下：
門檻模型檢驗包括門檻效應的顯著性檢驗與門檻估計值的真實性檢驗。檢驗過程分別運用“自助抽樣法（Bootstrap）”構建漸進分布和似然比統計量[WTBX]LR。上述參數估計和假設檢驗都是針對單一門檻模型，若有兩個及以上門檻值，則重復上述步驟以搜尋第二個門檻值。
旅游發展減貧效應受到外界相關因素的制約。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的影響機理與效果在不同門檻條件下可能會發生動態性變化，而產業結構升級對于旅游發展影響貧困減緩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構成了其主要門檻條件。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1：產業結構高級化對貧困減緩具有促進作用;
假設2：以泰爾指數反向衡量的產業結構合理化對貧困減緩具有抑制作用;
假設3：旅游發展的減貧效應受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
假設4：旅游發展的減貧效應受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
基于此，針對提出的研究假設，為有效驗證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的非線性影響，本文將Hansen提出的面板門檻回歸模型拓展為分別以產業結構高級化[WTBX]（TS）與產業結構合理化（TL）為門檻變量的多重門檻面板模型。模型設計如下：
三 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面板數據平穩性檢驗
Hansen認為門檻效應是否存在的假設前提是所有的變量都是平穩的。本文利用[WTBX]LLC、IPS、Fisher ADF三種檢驗方法進行穩定性分析，檢驗結果報告見表1。所有檢驗基本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原假設，表明回歸數據是平穩的。
（二）門檻效應檢驗
模型門檻效應檢驗結果和門檻估計值及其置信區間分別如表2、表3所示。全樣本和中部地區均存在以TS為門檻變量的雙重門檻效應，以TL為門檻變量的單一門檻效應;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均存在以TS、TL為門檻變量的單一門檻效應。
（三）全樣本分析
基于固定效應模型和面板門檻回歸模型的全樣本實證結果見表4。由表4的模型1（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可知：
（1）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其值為0.636。旅游業可通過為貧困地區注入外匯、增加稅收、創造就業和提升福利等傳導途徑來直接減緩貧困Sugiyarto G， Blake A， Sinclair M T. Tourism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impact in Indonesi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3）， pp.683-701.。因此不難看出，旅游業的快速發展能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能直接作用于貧困人群，提高貧困人口就業，增加收入。
（2）產業結構高級化能促進貧困減緩，以泰爾指數反向度量的產業結構合理化對貧困減緩具有抑制作用。產業結構升級一方面能促進經濟增長從而惠及貧困人群，另一方面又可對生產要素進行配置，產生就業效應，提升貧困人口收入，進而減少貧困。然而，由于目前要素未能完全進行合理配置，其產業結構不合理的非均衡效應會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趙磊、唐承財：《產業結構變遷、旅游業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資源科學》2017年第10期，第1918—1929頁。金培振、張亞斌、鄧孟平：《區域要素市場分割與要素配置效率的時空演變及關系》，《地理研究》2015年第5期，第953—966頁。，從而不利于貧困減緩。
（3）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支出對貧困減緩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政府支出越多的地區，貧困人口可獲得較多的就業機會和較高的收入，從而有利于減緩貧困。
（4）[WTBX]貿易開放度和FDI均對貧困減緩的影響作用為負或不顯著?？赡艿脑蚴?，貿易開放一方面可通過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等途徑來減緩貧困;另一方面，貿易自由化又會影響到進口競爭部門的生產與就業，同時造成一國或地區經濟在外部沖擊的影響下變得不穩定，從而不利于貧困減緩郭魯芳、李如友：《旅游減貧效應的門檻特征分析及實證檢驗——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研究》，《商業經濟與管理》2016年第6期，第81—91頁。。對于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FDI有可能增加熟練勞動力收入，從而增加相對貧困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區域異質性等，外商投資對貧困群體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即對不同收入階層的群體有不同影響，甚至可能不利于最貧困人口的發展Pierre-Richard Agénor. Does globalization hurt the po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2004， 1（1）， pp.21-51.。
（5）交通基礎設施對貧困減緩的影響作用不顯著，但仍為正。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回報周期長，在建設初期需投入大量資金、人力物力，對經濟環境變化的反應期比商業投資要長，對當地環境和資源也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從長期來看，交通基礎設施能提高空間可達性，促進地區間經貿往來，對貧困減緩產生一定的間接促進作用。
（6）人力資本對貧困減緩產生負向影響?？赡艿脑蚴?，較高的人力資本意味著較高的教育投入，貧困人口在滿足生活所需情況下仍需支付較高的教育支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其貧困程度。
表4的模型2、模型3分別為以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為門檻變量的旅游減貧效應門檻回歸結果。
由模型2可知，當產業結構高級化低于第一門檻值時，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產生負向作用;當產業結構高級化跨越第一門檻值，處于區制間時，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具有促進作用;而當產業結構高級化大于第二門檻值時，旅游減貧效應顯著增強。也就是說，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之間存在以產業結構高級化為門檻變量的“U”型關系。
由模型3可知，當產業結構合理化低于門檻值時，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其值為0.619;而當產業結構合理化跨越門檻值時，即產業結構越不合理，旅游減貧效應顯著減弱。
上述結果可能的原因是，產業結構高級化越低、產業結構越不合理，其發展越不利于活躍當地第三產業，也可能加劇產業與資源分配的摩擦，甚至導致更多非熟練勞動力被擠出，進而增加貧困的發生。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產業結構得到合理化與高級化配置并進一步優化，旅游業也獲得良好的發展環境，其投入少、見效快、帶動性強的優勢逐漸體現，旅游減貧潛能得到釋放，所帶來的財政稅收增加也為政府部分針對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提供資金支持。并且，以第三產業為依托的旅游業發揮著應有的就業拉動力李如友、黃常州：《中國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旅游發展的影響研究——基于門檻回歸模型的證據》，《旅游科學》2015年第2期，第1—13，27頁。。產業結構升級能夠重點釋放旅游產業真正的就業乘數效應，從而助力旅游業成為推動失業人員有效分流的支柱性產業張晨：《旅游業促進貧困減緩（TLPR）假說實證研究》，杭州：浙江工業大學經貿管理學院，2017年。。
（四）區域差異分析
全國水平上的分析很可能會掩蓋我國旅游發展、交通基礎設施減貧效應的區域差異，為此尚需從區域層面進行異質性分析。表5為東中西部地區旅游減貧的門檻回歸結果。
（1）以產業結構高級化為門檻變量的旅游減貧效應
由模型4、6、8可知，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提升，東部地區旅游減貧效應明顯并不斷增強，中部地區旅游減貧效應呈現“U”型特征，而西部地區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之間為“V”型關系。
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水平高，結構較為合理，并且產業集中程度較高。這為旅游業的快速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環境，旅游業以其強大的產業關聯性和聚集效應，促進了新增長極的形成，并進而推動區域經濟總量的增長，促進人均[WTBX]GDP的增長，增加貧困人群收入。中西部地區仍處于工業化階段，以資源型第二產業為主，較低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不利于旅游及其關聯產業勞動生產率水平和資源利用效率水平的提高。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提高，產業結構變遷促進了產業融合以及滋生新興業態，旅游非正規部門吸納了大量超額供給的城市勞動力，解決了部分貧困人口就業;較高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促進了經濟增長，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產出彈性份額較大，進而有利于增加該地區貧困人口收入。
（2）以產業結構合理化為門檻變量的旅游減貧效應
由模型5、7、9可知，當TL低于相應門檻值時，東中西部地區旅游發展均對貧困減緩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西部地區尤為顯著;當TL高于門檻值時，東中西部地區旅游減貧效應并不顯著。
中西部地區的合理化程度遠小于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以西部地區為甚。雖然西部地區憑借具有比較優勢的旅游資源稟賦，旅游規模得到了擴大，但是由于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變遷對其潛力的釋放和提升以及旅游減貧效應都難以得到發揮。西部地區貧困人口相對集聚，貧困廣度和深度較高，隨著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的提高，旅游業邊際生產力得到持續增強，憑借其產業關聯效應和旅游乘數效應，為當地居民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有助于減緩貧困。
四 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產業結構升級視角，以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為門檻變量，構建面板門檻回歸模型，從線性和非線性角度研究了中國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的作用關系。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從全樣本分析結果來看：1.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政府支出均對貧困減緩具有顯著促進作用。2.產業結構高級化能促進貧困減緩，產業結構欠缺合理化會抑制貧困減緩。3.產業結構欠缺合理化抑制了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的影響效應，旅游減貧效應顯著減弱;而產業結構高級化可正向調節旅游發展對貧困減緩的影響效應，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之間存在以產業結構高級化為門檻變量的“U”型關系。從區域差異分析結果來看：1.隨著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提升，東部地區旅游減貧效應顯著并不斷增強，中部地區旅游減貧效應呈現“U”型特征，而西部地區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之間則呈現“V”型關系。2.隨著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提升，東中西部地區旅游發展均對貧困減緩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西部地區尤為顯著。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政府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時，除應著重強調產業結構高級化外，還需高度關注產業結構合理化，從而有效發揮旅游減貧和交通減貧效應;2.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在國內開發旅游資源滿足國人的同時，也需要注重出境游和入境游的發展，提高旅游專業化水平，進而促進旅游減貧;3.西部地區應借助具有比較優勢的旅游資源稟賦，注重提升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實現旅游業發展所必需的要素資源在產業間優化配置，使產業結構變遷對其潛力的釋放和提升以及旅游減貧效應得到發揮。
【責任編輯 吳應望】
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應用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分析影響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應對策略：發展高等生產要素；擴大國內服務需求，優化服務產業結構；大力發展國內服務業，為服務貿易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強化政府的引導和輔助作用；擴大服務市場開放度。
【關鍵詞】服務貿易 國際競爭力
一、引言
隨著世界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服務貿易在各國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發展趨于活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服務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但與世界其他國家服務貿易相比，我國服務業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根據商務部發布的《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2006》的數據顯示，1982年至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近29倍，年均增長15.9%，為全球平均增長水平的2倍，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位，進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7位。在增長的同時，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占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卻一直在10%左右，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服務貿易長期逆差。近年來，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呈逐步擴大趨勢，2004年逆差達到95.5億美元，雖然2005年逆差比2004年略有下降，但仍高達92.6億美元，是世界服務貿易出口前十位國家中3個出現逆差的國家之一。這說明我國服務業的整體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仍處于比較劣勢。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和運輸等勞動密集型服務，而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服務的出口雖有一定的發展，但與進口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在當今服務貿易迅猛發展且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分析我國服務貿易的影響因素對提高其競爭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影響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要素分析
20世紀9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在《國家間的競爭優勢》一文中對國家競爭優勢進行研究，提出著名的“鉆石模型”（Diamond Model），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由此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認為一國的競爭優勢就是其行業、企業的競爭優勢，而四個基本因素（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產業，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和二個輔助因素（機遇及政府）則相互影響共同促進產業競爭力的發展。
1、高級生產要素缺乏
我國的人口數量居世界首位，單就勞動力資源而言，我國應該具有比較優勢，但在一些高科技產業中，技術人才卻相當缺乏。目前，在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方面，我國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旅游、運輸等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的服務領域，而全球服務貿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險、通信、咨詢等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行業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我國在服務業和服務領域的比較優勢仍依賴于傳統要素。
2、國內服務需求的水平不高
根據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國內市場的大小及性質不但影響生產的規模，更重要的是影響本國公司對產品或服務更新創造的速度及范圍。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國內市場對服務的需求，從而影響本國服務業發展的水平，進而影響該國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消費者對服務的需求是由其收入水平決定的，目前我國的國民收入相對于發達國家還較低，而且由于收入分配不平衡，使得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城鎮化水平不高，這些都嚴重制約了我國對服務的需求。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缺乏相關的產業支持
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是服務貿易的基礎，決定著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不重視甚至壓抑服務業，導致我國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一直較低，截至2006年，第三產業的比重仍然只占到39.3%。目前中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低于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印度的制造業遠遠落后于中國，但是服務業的發展程度卻高于中國。1980年到2000年間， 印度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36%增長為48.2%，比中國高15個百分點左右。服務業比重的高低往往是一個國家對外服務貿易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所以要進一步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必須突破國內服務業發展的瓶頸。
4、國家對服務產業的管理效率較低
我國的服務業管理體制不完善，服務業缺乏統一的協調管理部門，服務業法律法規不健全。長期以來，中國服務貿易立法嚴重滯后，雖然近年來中國先后頒布了《商業銀行法》、《外資企業法》、《保險法》、《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等一批涉及服務貿易領域的重要法律法規，但與服務貿易廣泛的內涵和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要求還相差甚遠。目前我國還沒有一個關于服務業的一般性法律，現有立法未成體系，相當一部分領域處于法律空白狀態，已有的規定主要表現為各職能部門的規章和內部文件，不僅立法層次較低，而且缺乏協調，嚴重影響了我國服務貿易立法的統一性和透明度。
5、服務業整體開放度較低
我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遠遠落后于制造業，許多服務業的對外開放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的。銀行、保險、電信、民航、鐵路、教育衛生、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至今仍保持著十分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服務業的行業壟斷現象較為嚴重。而且，我國目前對外國直接投資開放程度低的領域，基本都集中在服務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服務業的發展和市場自由化程度，影響了整體行業競爭力的提高。
三、提升我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策略
1、發展高等生產要素
首先，提高人力資本素質。技術密集型的服務領域對從業人員的技能要求越來越高，因此要重視教育投入，加強專門培訓，多渠道、多層次培養服務業所需的各類人才，特別要培育能夠適應現代服務業發展要求，精通國際金融、國際運輸、國際商法等業務的復合型人才。主要通過三種途徑實現：一是通過對一些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引進技術和人才；二是加強國內人力資源的保護，防止人才的流失；三是要建立一個尊重人才、科學評估人才的機制。
其次，加強技術創新。我國的技術水平整體偏低，國家和企業都應加強對技術研發的投入，鼓勵自主創新。通過直接引進外資高科技企業等方式獲得國外的一些先進技術，加快我國技術的發展，為服務貿易注入新的活力。
2、擴大國內服務需求，優化服務產業結構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國內市場潛力巨大，因而擴大內需、增加服務消費需求對于我國發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具有重要作用?？蓮囊韵聨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收入分配機制，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需求；二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推進城鎮化進程，為服務需求的發展提供空間；三是重視提高農民收入，培養農村潛在的服務需求；四是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進社會福利，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增加對服務的需求。
3、大力發展國內服務業，為服務貿易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
國內服務業的發展是一國服務貿易的基礎，要提高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乃至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就必須要大力發展國內服務業。提高我國服務業的競爭力，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在發揮我國勞動密集型和資源稟賦型產業的比較優勢的同時，大力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等新興產業，挖掘其潛在的比較優勢，使服務貿易真正享有貨物貿易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二是在加強監管的條件下，充分利用各種形式的服務業國際轉移，從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中獲益，并借此實現跨越式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三是重視制造業對服務業的帶動作用，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從而加強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調與支持，發揮產業之間的聯動效應，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
4、強化政府的引導和輔助作用
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指出，政府行為對要素條件、需求、相關產業以及企業戰略這四個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個都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作用。因此要強化政府對服務業的監管和引導作用，提高服務貿易競爭力，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
（1）完善制度環境。設立服務業全國性統一的管理和協調機構，專門負責制定加快服務業發展的方針政策，協調服務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服務業各有關職能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實施具體管理并加強協調配合。同時，政府應對服務業給予政策上的支持，為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在服務貿易最發達的美國，為鼓勵服務貿易的出口，政府給予企業很多優惠，同時非常重視研究和教育。
（2）完善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政府應加強對GATT、GATS、WTO等有關條款原則的研究，盡快建立健全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目標，又不違背國際準則的法律、法規。對服務市場準入原則，服務貿易的稅收、投資、優惠條件等要以法規形式規定下來，以增加服務貿易的透明度，使服務貿易真正實現制度化和規范化。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要加強為新興產業立法，縮短其無法可依的經營時限。要根據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及時修改滯后的法規，使其適應服務業的發展。同時，要加強執法人員的執法力度，提高政府的監管效率。
5、擴大服務市場開放度
市場開放度是服務貿易市場自由化的一種具體表現，反映一國參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程度。服務貿易自由化會推動一國服務貿易的專業化，而目前我國服務市場的開放度還比較低，服務貿易的專業化程度也較低，這些都制約了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解決。第一，加大服務業中一些行業引進外資的力度，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又可以培育新的服務行業，改變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后的現狀。第二，打破行業壟斷。我國服務業長期處于過度保護和行政壟斷狀態，競爭不充分。要增強我國服務業的競爭力，就必須減少市場準入的限制，使我國的服務市場保持充分的競爭環境，增強服務領域的行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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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編輯：劉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