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電視文化特征論文范文第1篇
[文獻標識碼]A
自有社會分工和生產內部的勞動分工以來，職業活動就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一種專門社會職業的新聞記者群體，在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了具有專門業務和特定職責的、不同于其他職業的鮮明特征。改革開放30年來，記者的職業特征和社會角色認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回歸新聞記者職業本身，是這一變化的趨勢。同時，其他各種關于記者角色的認知仍有存在的空間，呈現出一種觀點的多樣化狀態。從認識一律到觀點多樣、相互容忍，可以說，我國在記者角色認知方面進入了一種和諧的狀態。
“階級斗爭為綱”思維下的記者角色認知
記者這個社會職業是怎樣來的?胡喬木曾基于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而說道：“為什么要有記者?人生活在社會上，為什么會發生記者這一問題?為什么會有這種職務或職業?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生活，其根本問題是階級斗爭，在階級斗爭消滅以后，還有生產問題，所以社會問題根本上還是生產問題。生產斗爭以及圍繞生產所進行的斗爭，產生了種種經驗，對于這些經驗，有加以宣傳的必要，于是，有些人自告奮勇，或被指定介紹這些經驗，使世人周知，特別希望與他利益相同的人，根據這些經驗辦事，這就是記者產生的根本基礎?！边@種從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簡單導出新聞職業傳播的說法，無法解釋新聞職業為什么僅在最近數百年才形成新聞傳播的社會職業，而不是與人類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一起產生。
我國記者關于自身社會角色的認識，基本是從傳媒的角色導出來的。30年前，在長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維內，傳媒的職能被定義在單一的政治宣傳，因而記者自然是黨的宣傳工作者，而不是一種社會職業。盡管1979年的《辭?！逢P于“記者”的解釋是“從事采訪報道的專業人員”，但是在新聞學的教材中，仍然強調記者基本任務是從事政治活動：
“新聞記者是在歷史洪流向前沖進的最近處，觀察和報道歷史前進的每一個腳步，從而參與推動歷史更快地前進……他是這個前進大軍的積極參加者之一，是一個戰士，而且是最前線的一個哨兵。不用說，這種活動是一種政治活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聞記者被稱為政治活動家?！?/p>
上世紀80年代從事實際新聞工作的人，在他們關于自身工作的文章或書中，也是在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理解記者的職業特色，強調記者角色的政治性質：
“無產階級黨報的記者是黨的調查研究的專業人員，要有一定的政治素質和思想修養，不僅要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還要努力反映人民的呼聲、愿望和要求，幫助黨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p>
盡管社會的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在思想認識領域，通常會發生滯后現象，以“階級斗爭為綱”時期形成的觀念，不可能很快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跟著變化。既然上世紀80年代的新聞改革被視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那么對記者的角色認知，自然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視為政治性質的。
記者角色認知的緩慢變化
然而，也是在上世紀80年代，讓新聞記者角色回歸本位的思想開始經常閃現，例如這樣的描寫：“新聞記者同坐在沙發上沉思的政治家或歷史學家畢竟不—樣，他是個哨兵，甚至是個偵察兵，他要耳聰目明，機警靈活”，隨時搜求最新變動的事實。這個思想很接近馬克思關于哲學與報紙區別的論述。馬克思寫道：“哲學，……喜歡幽靜孤寂。閉關自守并醉心于淡淡的自我直觀；所有這些，一開始就使哲學同那種與它格格不入的報紙的一般性質——經常的戰斗準備、對于急需報道的聳人聽聞的當前問題的熱情關心對立起來?！?/p>
1991年的一本新聞學的書，一方面意識到信息社會的環境變化，另一方仍然局限于在“階級”、“先進”之類的傳統概念之上，賦予記者職業不堪承受的社會義務。該書寫道：
“新聞記者，是在世界社會環境發生劇烈變動、國內外政治斗爭日益復雜和經濟與科學技術文化快速發展的歷史條件下，一定社會的統治階級或先進社會力量，為了社會的生存與發展所需要的從事傳播和評價事物最新運動狀態信息和反饋信息的人才?！薄靶侣動浾呤切畔r代的驕子，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由于他們及時傳播真實信息而使社會充滿活力的催化因素?！?/p>
1993年版的新聞學教材，開始呈現出對以往記者角色認識的脫離傾向，把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特征描述為以下7點：
廣泛地接觸社會生活，以全社會為工作對象和服務對象，了解社會的需要和社會的心理；
思想敏捷，視野開闊，及時把握外界的新的變化；
以獨特的新聞手段向公眾報道第一手材料；
以社會的新聞傳播者面目出現，完成社會教育者的使命；
以巧妙的手法為一定階級的利益服務，自覺地表明自己的政治傾向：
落筆成章的寫作能力；
有效地運用一切傳播技術手段。
在這些關于記者工作特征的描述中，對記者工作特點的要求顯得太高了，但是畢竟是記者應該追求的，例如了解社會、思維敏捷、占有一手材料、社會的新聞傳播者、寫作能力、掌握傳播技術。這些都顯示了作為記者職業的特征，但是落實到記者工作的目的上，卻是“完成社會教育者的使命”和“為一定階級利益服務，自覺表明政治傾向”，仍然沒有擺脫記者凌駕社會之上的態勢和從事的是政治工作這種認識窠臼。
梁衡則在1996年說，新聞信息和自然信息不同，它有社會性，是通過大眾傳媒，傳給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看的?！坝浾咝展?，要以公論立論，為公益傳訊?！毙侣動浾呖偸亲杂X地關注一個時代的新變動、新情況、新事物，把握時代的最新動蕩，做時代脈搏的最直接、最敏銳的感應者?！坝捎谑姑年P系，社會給記者一個特殊的位置，他既處在制高點，俯視社會，又處在連接點，摸著事件和人物的脈搏。在前者時，他應表現出冷靜、清醒，在后者時，就應熱情、積極，他既有一副冷眼，又有一顆熱心?！蓖惖恼f法也出現在教材里：
“新聞記者是新聞信息的傳播者，是為公眾服務的社會工作者。在整個社會活動中，他們扮演著公眾利益的‘守護神’，社會輿論的‘導向人’的角色?！?/p>
這些對記者的特征描述已經接近記者的本職內涵，但同時充滿一種對該職業的浪漫想象。其實，記者能把現實發生的事實清晰地講述出來，就很不錯了，至于能夠把握時代的脈搏，當“守護神”和導向別人，那是對記者的嚴苛要求。
1997年版的一本關于新聞職業道德的書，從信息學和社會學角度把記者職業描述為以下4點：
信息的敏感的采集者和傳遞人；
擁有社會武器的干預者；
塑造社會現狀的精神生產者；
十字路口的“社會人”，即記者好像是站立在十字路口的“社會人”，環顧上下左右，傾聽八方來音，匯天下之風云，立筆開言，傳遞時代信息。
在這些關于記者工作特征的描述中，對記者工作的目
的的描述，至少擺脫了直接的政治語言，但是“擁有社會武器的干預者”、“立筆開言”，無形中仍然把記者視為一種高于普通社會人群的特權人群。
新世紀對記者角色認知發生的較大變化
2003年發生了很多事件，伊拉克戰爭爆發后中國電視新聞首次成月地直播戰事，報紙規?；剡B續報道；有關部門瞞報、謊報信息造成非典疫情蔓延和后來公開信息形成社會合力化解危機；山西繁峙礦難中11名記者受賄失語；全國整頓行業報，數百家新聞性不強的行業報和縣級黨報?？?，等等，引起了學界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較為集中的研究。同時，這一年起，因繁峙礦難在新聞界持續數年開展“三項學習”運動，首次由官方提出“新聞職業道德”、“職業意識”、“職業精神”等等概念。這些都在無形中提示人們，新聞記者是一種社會職業。新聞專業主義基于以新聞報道與傳播本位為核心的價值判斷，倡導著新聞記者踐行一系列職業規范。
這年以來，來自采寫一線的記者在自我角色認知時，強調記者的職業理想首先是記錄，其次是影響。他們的認識已經完全回歸到記者的職業本身?！赌戏街苣酚浾吣舷慵t說：
“記者就是一個旁觀者，記錄是最基本的，影響是記錄所產生的，但你不能更多地去奢望和作為，你的作為就是很好地記錄，專心地去傳達你所關心的命題?！?/p>
《經濟日報》記者庹震說：
“用我們的筆，我們的鏡頭，記錄著我們國家的日益強盛，記錄著人民的日漸富裕，也記錄著新聞工作者放入一種職業的幸福?！?/p>
2007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張志安采訪25位活躍在采訪前線的著名記者后發現，在這些記者的職業意識中，更多的記者堅守內心忠誠，追問、記錄、表達和傳遞新聞事實真相，進而啟蒙或影響受眾。在他們的心中，記者是一個忠實地記錄歷史，忠實地為社會進步吶喊的崇高職業。
相對新聞學的教材，來自實踐一線的記者已經超越了死板的新聞理論教材。例如，2000年的教材還在說：
“我國記者的社會職能，就是通過自己的新聞采訪活動，傳播新聞信息，傳播黨的聲音，當好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就是通過自己的采訪活動，勇于堅持真理，揭露謬誤，敢于反映民眾呼聲，正確開展輿論監督。我國記者的社會地位，就是社會活動家，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就是廣大群眾利益的捍衛者和代言人?！?/p>
2003年的教材把記者的職業特征概括為以下幾點：
能夠及時、敏銳地反映社會和時局的變化；
能夠與社會生活和人民群眾保持著十分廣泛的聯系；
作為喉舌、工具具有很強的政治性；
作為輿論的代表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是一種快節奏、高強度的創造性勞動。
這里，社會監測和守望功能放在記者職業特征的首要地位，顯示出認識的進步，但是仍然留有較為濃重的以往思維的痕跡。
2006年，一本新的新聞理論教材從信息學、傳播學和記者職業的社會性的角度把新聞傳播者的角色定位于以下幾點：
為受眾而產生、存在和工作的職業群體；
信息流通的始點；
反映時代、記錄歷史的人；
大眾和社會的“教師”；
“文化人”：
社會活動的活躍分子和專門家。
這時，回歸記者本職的意識開始顯現，不過“教師”的比喻仍然顯現一定的對記者過高的作用估量。
“5.12”地震報道中，很多記者表現出很強的職業意識，把最新信息和事實傳遞出去，把信心傳遞出去，把希望傳遞出去，把堅強傳遞出去，把“以人為本”的理念傳遞出去。同時，某些記者缺乏基本職業道德的種種做法，也促使研究者們重新審視傳媒的基本職責和記者職業理念。
傳媒的“四大職能”導出的記者角色認知
正是有了如此漫長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才有可能使得關于傳媒職能的認識和記者角色的認知回歸新聞本位。2008年6月出版的一本新聞理論講座，引用了黑格爾的一段話：
“科學，作為服從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只實現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p>
顯然，黑格爾區分了認識科學(新聞學應該是“科學”之下的一門學科)職能的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從它與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例如我們前面講述的很多關于傳媒職能的認識(主要是從傳媒與政治的關系定性的)。另一種思路，拋開與其他事物關系的定性，而只從傳媒本身來確定傳媒的職能。
沿著第二種思路，關于傳媒的職能的論述，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提出的傳媒三項主要職能，以及查爾斯·賴特(charles Wright)補充一項職能，得到較為廣泛的認同。
第一，對環境進行監測。這一條看起來很簡單，不論你是黨報黨刊，還是自由主義的傳媒，監測的范圍、內容、角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所有傳媒都有這么一個基本職能。也就是外面發生了重大的變故，如果這個變故涉及到你負責傳播的領域，涉及你的受眾利益和興趣，你要及時刊登，向你的受眾報告。沒有報告，或者報告不及時，就是失職。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敘述。新近發生了一個重大的事實，具有新聞價值，你要不向你的受眾講述這個事實，就是你的失職。這是所有的媒體共有的一個基本的職能。因此，記者的角色當然應該定在監測環境、報告新聞這個基本任務上。
第二，使社會各部分為適應環境而建立相互關系。傳媒及時發出信息，目的決不是火上澆油，加劇社會沖突，而是幫助人們及時了解情況，獲得新的信息以后，調整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小到家庭關系、朋友關系、人事關系，大到個人、團體與整個社會的關系。這是傳媒的一個社會職能。比如，媒體發表了反對家庭暴力的新聞，那些家庭不和睦的人也許接受了這樣的信息，會調整社會最小的單元——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們的媒體發表了胡錦濤的講話或溫家寶視察活動的報道，實際上是為了建立或協調中央領導人和人民之間的一種相互關系。媒體上刊播廣告，實際上建立和調整著廠家和消費者之間的某種關系。所有的媒體，盡管刊播的內容有所差異，但是最后的目的都是這樣的，使社會各部分為了適應環境，不斷地調整和外部的關系、建立相應的新的關系。
第三，使社會遺產代代相傳。這也是所有傳媒都擁有的一個職能，往往是無意識的職能。因為你每日每時在播出、刊登新聞的時候，把所生存的社會環境的文化基因繼承下來了，同時，可能也把文化的創新記錄了下來。各國媒體的文化特征為什么會有很大的差別?原因是傳媒總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圍中，你會每時每刻使社會的文化遺產通過你的發表、播出代代相傳。當然，這種代代相傳是一種揚棄式的接受和傳播。
第四，提供娛樂。當大家接受前三者的時候，如果傳媒再相應地提供一些娛樂內容，能夠使接受者帶有一種比較輕松的心情。傳媒的娛樂職能之所以能夠在1958年提出來，就是因為二戰后全球整體上進入了一個和平時期，盡管局部地區戰爭不斷。這種情形下，人們在緊張工作之余，需要適當的娛樂，得到休整和放松。
在這4種傳媒的基本職責中，第一條亦是記者角色的要點。其他幾點是由傳媒整體運作來體現的。經歷了30年，我們已經有條件讓記者的角色認知回到簡單而艱難的角色認知上。隨著社會結構的完善，原來附加給傳媒的各種不堪承受的“重任”，以及對記者職業的過高要求，應該由相應的黨政部門和社會團體，以及職業教育家、專業學者來承擔，記者主要角色，是向公眾及時、客觀、全面的報告新近發生的事實。這一角色能夠擔當好，遵循職業道德，讓公眾滿意，就是好記者。
為什么本來簡單、清晰的記者角色，會變得如此復雜、多重化?我國千年來“文以載道”的傳統，是為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服務的，因而與精神活動相關的所有文化和信息傳播，都被賦予無限的政治倫理責任。記者職業雖然是現代的產物，但把它推及到傳統的認知上，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再者，我國現在的傳媒業，是建立在革命戰爭時期黨的宣傳工作基礎上的，盡管社會早已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但是我們對于新聞工作的認知，長期停留在政治宣傳的角色上，自然就得從黨政機關的角度提出各種任務，把記者當作干部看待，而忘卻了記者的本來社會分工和專業是什么。
當然，現在這種認知上的“減負”并不意味著記者沒有社會責任了。記者既然是一種職業的崗位，自然應有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的約束，這方面，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因為有些記者連基本的職業道德和規范都不懂。在記者角色認知回歸以后，全面了解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與規范，成為很現實的問題。我國新聞記者從業人員作為一種職業讓社會認同，也需要時間。
美國的電視文化特征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巫水，又名竹舟江、雄溪，古稱熊溪，為沅水一級支流。源出城步苗族自治縣東巫山南麓，流經城步縣、綏寧縣、會同縣、洪江市，經洪江市東注入沅水。巫水上游的城步、綏寧，地處湖南西南邊陲，是我國苗族的重要聚居區，這里的苗族同胞常用自己的歌聲記錄和傳承歷史文化、故事傳說、傳統習俗、禮儀等，而婚嫁歌曲是其中最為鮮活的、典型的音樂形態。本文以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為研究對象，剖析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科學內涵、藝術特征，并探求符合時代特征的現代價值，希望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貢獻力量。
關鍵詞：巫水流域 苗族婚嫁歌曲 科學內涵 現代價值
湖南是我國少數民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各少數民族受不同的地理位置、人文環境、歷史背景等方面的影響，孕育了風格各異的湖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這是我國彌足珍貴的文化精神財富，引起了音樂科研學者們的高度關注。比如人數較多的苗族、瑤族、侗族、土家族、白族等民族音樂，在湖南本土優秀傳統音樂的發展史、分類與調性、藝術特征、唱腔、唱詞、現狀與傳承發展等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和階段性成果。
巫水，又名竹舟江、雄溪，古稱熊溪，為沅水一級支流。源出城步苗族自治縣東巫山南麓，流經城步縣、綏寧縣、會同縣、洪江市，經洪江市東注入沅水。巫水上游的城步、綏寧，地處湖南西南邊陲，是我國苗族的重要聚居區，這里的苗族同胞既聚族而居，又與漢、侗、瑤等民族交錯居住，在習俗上往往互相影響，互相融合，既形成某些共同的特征，也有因地而異的習俗特點。這里的苗族同胞常用自己的歌聲記錄和傳承歷史文化、故事傳說、傳統習俗、禮儀等，婚嫁歌曲是其中最為鮮活的、典型的音樂形態?；榧薷枨毺氐乃囆g魅力激發了眾多作詞、作曲家的創作靈感，20世紀60年代，作曲家白誠仁同志對城步汀坪鄉賀郎歌和嫁女歌的音樂素材進行改編，創作了歌曲《挑擔茶葉上北京》，這首歌成為湖南民歌的經典之作，傳唱經久不衰。
經調研，學者們對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雖然有一定關注，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和應用成果，為婚嫁歌曲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對于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本體特征的深入研究較少，尤其是交叉運用各種民族音樂學的相關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少之更少，缺少結合音樂形態學、音樂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民俗學、地理學、語言學，深層次地挖掘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藝術特征。另一方面，多側重對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曲體的分析研究和“就音樂論音樂”的層面研究，而對于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并沒有站在湖南本土優秀傳統文化永續發展的戰略層面上考慮，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其現代價值，而這正是本研究擬重點解決的問題。本文注重結合多種學科對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藝術特點進行系統、全面、深入的研究，結合新常態下中央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新思路，探討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現代價值，旨在積極推進湖南優秀地方傳統文化建設。
一、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科學內涵
婚嫁歌曲是中國民間風俗歌曲中較為常見的一種。它的科學內涵的界定與婚嫁事俗禮儀程序及音樂體裁形式息息相關。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是為了順應婚嫁事俗禮儀程序而形成的一種成套的歌唱。
婚嫁是人一生當中尤為重要的事情，因此，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同樣非常重視婚嫁禮儀，整個過程較為隆重、講究。在籌備婚禮、迎娶妻子的禮儀程序中，新娘與父母、兄嫂、弟妹、姊妹等親朋好友們、新郎和新娘各自聘請的歌郎都需要伴隨著婚俗禮儀歌唱，有教導新婚夫婦的歌曲，也有祝福新婚夫婦的歌曲。
根據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程序，對其進行分類。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可分為：酒歌、嫁女歌、賀郎歌、吵房歌四類。
“酒歌”是反映湖南巫水流域苗族歷史文化、民風民俗的結婚儀式歌曲，是男人們專用的一種聲腔，它的織體有四個層次，除“講歌”“領歌”外，“和”歌又分兩種聲腔，本身就是一種多聲部的合唱形式。酒歌的音調淳樸酣暢，氣魄宏大，具有苗族男人彪悍豪爽的性格?！熬聘琛钡某绦虼笾路譃樗膫€部分，首先是介紹結婚夫妻結親的緣由，其次溯源苗族祖宗歷史、苗族各姓的發展脈絡，再次教導年輕夫妻如何孝敬父母、處理家事等，最后大家一起唱“龍船歌”，參與婚禮儀式的所有人以一只“龍船”（烤鴨）和一只“芙蓉”（烤肉）為題，采取一問一答、一唱一和的形式進行對歌，把結婚的歡樂氣氛瞬間推向高潮。
“嫁女歌”是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姑娘出嫁前必定要唱的歌曲，苗語又稱“哩啦哩”，父母、兄弟、姐妹、姑姑、姑父、姨夫、姨子等娘家人集體陪同新娘過夜，期間演唱歌曲從出嫁前一天的當晚一直到唱到第二天的早晨，“嫁女歌”的程序大致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主賓雙方互致自謙之詞，其次介紹體現苗族文明、良好美德的結婚禮儀，告誡新婚夫婦如何和諧相處、規劃家庭未來等等，再次是歌唱 “離娘歌”，表達對娘家的難舍難分，感謝父母養育之恩，這一場面往往催人淚下。
“賀郎歌”是新婚之夜主賓雙方把新娘迎接到新郎家洞房中演唱的歌曲，場面熱鬧有趣，當新郎新娘入洞房后，由歌手端著盛有酒壺和十個酒杯的紅漆茶具，放在新郎新娘面前的喜桌上，斟滿酒后，鞭炮齊鳴。這時，外面的青年男女一涌而進，一面向新郎新娘敬酒，一面唱起“賀郎歌”，祝福新郎新娘新婚快樂、百年好合、早生貴子等等。
“吵房歌”是迎親當天晚上鬧洞房、祝賀新人唱的歌曲，無論是長輩、平輩、小輩都聚集在洞房里，吵房歌內容主要以笑、鬧、吵、喜為主，吵房的人必須隨機應變，出口成章，隨時回答新郎新娘提出的問題，伴隨著有趣的鬧洞房互動游戲，鬧出喜慶氣氛，增添了夫妻情趣。
二、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藝術特征
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既是音樂的藝術，也是語言的藝術，探究其藝術特征需要從音樂形態學以及語言學的角度進行分析，才能更好地了解這門藝術，進而深刻地剖析其本質。
一方面，從音樂形態學角度具體分析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音樂特點（包括曲體結構、調式、節拍）。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四類的音樂特點分別為：酒歌以Do、Re、Mi、Sol及La、Do、Re、Mi構成的四音音列為主，以宮調式為多，旋法多為級進與純四度跳進，歌曲節拍形式2/4、3/4拍較為常見。嫁女歌曲調固定，曲名通常采用每段歌詞的第一句話。即興演唱，曲體結構以Mi、Re、Do、La構成的下行四音音列為主，調式采用民族五聲調式，以羽調式為主，旋法多為級進與三度小跳，歌曲采用節奏自由的散拍子，2/4拍子，3/4拍子。賀郎歌曲調除少數幾首是基本固定的以外，其余的由演唱者即興創作，曲體結構以La、Do、Re、Sol構成的四音音列為主，偶爾加入偏音Si。調式采用民族五聲調式，羽、商、角調式較為常見，旋法多為級進、三度跳進，偶爾運用純四度大跳。歌曲的節拍較自由，常采用律動性較強的3/8、4/8、5/8、6/8、7/8拍子。吵房歌曲調固定，即興演唱，曲體結構以La、Do、Re、Mi構成的四音音列為主，調式多采用民族五聲調式宮調式，旋法多為級進，歌曲節拍多采用2/4、3/4拍子。
另一方面，從語言學角度總結、歸納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演唱特點（包括語言特色、唱腔風格、歌詞特征）。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四類的演唱特點分別是：第一，酒歌用苗語進行演唱，而嫁女歌、賀郎歌、吵房歌均用漢語演唱。第二，酒歌、嫁女歌、吵房歌均屬于“平腔”，賀郎歌屬于“高腔”。酒歌、吵房歌中多使用倚音潤腔技巧;嫁女歌中常使用直音、倚音潤腔技巧，偶爾加入顫音、滑音;賀郎歌常使用游離音技巧。第三，婚嫁歌曲大多是每句由七言構成，少數是八言、九言;在歌詞中，襯詞的運用也非常豐富。
三、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現代價值
（一）探討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學術價值
第一，雖然巫水流域面積大，由東南向西北縱貫的地域廣，但是巫水是苗族人民的母親河，巫水流域孕育的苗族婚嫁文化與苗風苗俗一脈相承，反映了巫水流域苗族獨特的人文與精神，具有共性特征，而且湖南巫水流域苗族民風民俗保持完整、民族文化深厚，具備了湖南巫水流域少數民族文化的典型性，堪稱人類民族的活化石。巫水上游苗族人民在繁衍生息中逐漸形成自身獨特的有形文化、行為文化、精神文化、語言文化等，如山區苗族在戀愛婚姻方面，有由父母包辦和自由選擇兩種;新娘出嫁儀式中沿襲苗族的傳統家訓，母親教育女兒出嫁后要孝敬雙方父母，體現了巫水上游苗族講究禮儀、注重感情的高尚道德情操等等。通過研究，可揭示具有巫水上游苗族標志性意義的民族特性，探秘其較高的民族學和人類學價值，為進一步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第二，湖南巫水流域婚嫁歌曲包括酒歌、嫁女歌、賀郎歌、吵房歌，它們各具特色。通過研究，顯示出湖南巫水流域苗族音樂的本體特征和文化內涵，具有很高的藝術理論價值。
（二）探討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的應用價值
第一，巫水上游苗族地區地產貧瘠，交通不發達，大都是山居生活，缺乏對外交流的機會，同時，巫水上游苗族人民的傳統文化和思想意識形態的傳播途徑單一、發展速度緩慢，迫使一些極其原始、極具個性的民俗民風都傳承了下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招郎入贅、六月六山歌節等，在這些獨特的風俗活動中，其音樂文化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隨著旅游產業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兩江峽谷國家級森林公園獲國家林業局正式批準、南山風景名勝區被評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后，巫水上游苗族音樂文化在當地的旅游業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研究了解到，把研究的成果轉化成音樂作品，出版音像制品，可以為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服務。
第二，巫水上游苗族只有本民族的語言，沒有本民族的文字，而巫水上游苗族婚嫁音樂文化全面、完整、生動地反映了巫水上游苗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從而使得巫水上游苗族的歷史得以記載下來，特別是《酒歌》不僅是巫水上游苗族的族源史，而且是一部古代苗族的風俗志。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巫水上游苗族婚嫁音樂文化就是一部傳承巫水上游苗族文化的宏篇史詩。然而，由于受到現代文明對自身生存的沖擊，隨著網絡、電視的廣泛普及，年輕人越來越不關注傳統的民族民間藝術，傳承人老齡化現象嚴重、青黃不接，巫水上游苗族婚嫁音樂面臨著后繼乏人、瀕臨消亡的地步。通過研究，筆者對巫水流域的苗族婚嫁歌曲進行大量的搜集、整理、記錄和保存工作，梳理巫水上游苗族婚嫁音樂文化的發展脈絡，探求其藝術本質與特征，研究的成果可為當地政府及相關部門在制定保護巫水上游苗族婚嫁音樂文化的規劃中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
第三，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對于高校教學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通過研究，較為系統地整理巫水上游苗族婚嫁歌曲的曲譜及音像資料，分析其演唱方法與形式、自由潤腔、語言特色等，將研究成果直接運用于本土音樂課程以及聲樂課堂教學中，有利于豐富本科院校的教學內容，為民族聲樂教學與演唱實踐的進步與民族聲樂理論的發展提供某些積極的可供參考借鑒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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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為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項目，項目名稱：湖南巫水流域苗族婚嫁歌曲研究，項目編號：19YBA310。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普通高校教學改革研究項目，項目名稱：本土音樂文化在音樂學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中的實踐研究，項目編號：湘教通【2019】291號-777;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科研項目，項目名稱：文化自信視域下城步苗族音樂的傳承研究，項目編號：19C1661;本文為2018年邵陽市社科聯課題，項目名稱：湘西南苗族婚嫁歌曲藝術保護傳承研究，項目編號：18YB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