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文
隨著語料庫翻譯學的發展, 近來學者們對譯者風格的研究愈發關注。譯者風格, 又稱譯者文體或翻譯文體, 主要探究如何描寫文學翻譯譯者或譯者群體獨有或共有的翻譯語言特征 (Baker, 2000:245) 。根據黃立波的觀點, 借助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可從翻譯文本入手, 將翻譯文本作為獨立整體進行分析, 從翻譯語言中來發現譯者在翻譯過程留下的痕跡。 (黃立波, 2014:103)
本文自建小型中英文平行語料庫, 從翻譯文本入手, 應用檢索軟件對歐亨利9篇小說的王永年譯本和張經浩譯本進行詞匯和句子層面的量化分析, 從而探討兩譯本譯者風格的差異。
二、研究設計
筆者自建歐亨利小說中英文平行語料庫, 源語文本選自《歐亨利:精選小說100篇》 (100 Selected Stories) , 華茲華斯出版社 (Wordsworth Editions) 1995年出版。語文本選自王永年翻譯的《歐·亨利短篇小說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歐·亨利短篇小說選》,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及張經浩翻譯的《麥琪的禮物》,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選取兩個譯者于譯本中共同出現的9篇小說。將9篇小說的源語文本和兩個目的語文本分別自建三個單語語料庫。之后使用AABBY aligner軟件將其兩兩對齊, 形成句級平行語料庫。隨后用Antconc以及Wordsmith對語料庫進行詞匯和句子層面的統計并進行對比。詞匯層面主要關注類符/形符比、詞匯密度、習語的比較;句子層面則關注平均句長、“人稱代詞+的”結構的比較, 進而對兩個譯本在譯者風格上的差異作出描述。
三、詞匯層面
借助語料庫檢索軟件Wordsmith, 可分別獲取歐亨利小說王譯本和張譯本中有關詞匯的基本數據, 如形符、類符、類符/形符比、標準化類符/形符比等。以下將基于上述數據對比兩個漢譯本的語言使用特征。
(一) 類符/形符比
形符數指語料庫文本中出現的所有詞數, 類符數指語料庫文本中出現的不同詞數, 類符/形符的比率與寫作者詞匯使用的豐富程度和多樣性成正比 (Baker, 2000:250) 。但是由于在句子中功能詞會反復出現, 文本長度差異會影響這一比值, 因而采用標準化類符/形符比來衡量語料庫文本的詞匯變化更為客觀。本文取1000詞為基準, 計算出標準類符/形符比。表1統計出王譯本和張譯本的詞匯基本信息。
表1顯示, 張譯本形符較低, 語言更為簡潔。而王譯本標準類符/形符比較高, 詞匯豐富和變化程度要高于張譯本。但這可能造成其譯文的閱讀難度的增加。試看如下例子:
原文:Which instigates the moral reflection that life is made up ofsobs, sniffles, and smiles, with sniffles predominating.
王譯:這使一種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 認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組成的, 而抽噎占了其中絕大部分。
張譯:她這一哭叫人頓生感慨, 覺得人生就是哭哭笑笑, 以哭為主。
在該例中, 王譯文將sobs, sniffles, and smiles每一名詞都精準地翻譯出來, 因此對原文的還原度較高。然而張譯本卻將其簡化為“哭哭笑笑”, 更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這再次印證了王譯本的詞匯更為豐富。
(二) 詞匯密度
詞匯密度即實詞與總詞數的百分比。詞匯密度高低反映相同文本長度中信息量的高低。詞匯密度高, 則信息量大。反之, 則信息量小。利用AntConc工具, 先計算出總詞數, 之后去除功能詞, 計算出實詞數, 得出以下數據:王譯本實詞數為10876, 總詞數為19146, 實詞數占總詞數比為56.8%。張譯本實詞數為11262, 總詞數為18871, 實詞數占總詞數比為59.7%?？梢钥闯? 張譯本的詞匯密度比王譯本高, 即張譯本語言信息量較大, 更為言簡意賅。
(三) 習語
廣義的習語即習用語, 是人們常用的定型化的固定短語, 它包括成語、慣用語、格言和歇后語等 (曾小兵等, 2008:43) 。肖忠華, 和戴光榮曾研究了漢語譯文中習語的使用特征, 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 與譯文相比, 漢語母語傾向于使用習語。 (肖忠華, 戴光榮, 2010:79)
本文使用Antconc提取了兩譯本中的習語使用頻數, 其中張譯本中習語使用頻數為220, 而王譯本習語使用頻次為180次。數據進行進行卡方檢驗, 得到如表2。
P-value<0.05可見具有統計學上的差異。
數據顯示, 張譯本中習語的使用頻率高于王譯本, 其表達方式更貼近母語, 翻譯過程中范化的特征更為明顯。有以下例子可以佐證上述數據:
原文:It was like him.Quietnessand value--the description applied to both.
王譯:它簡直象他的為人。文靜而有價值——這句話拿來形容表鏈和吉姆本人都恰到好處。
張譯:這東西與吉姆一樣, 樸實不華, 惠在其中:這樣形容兩者都當之無愧。
在該例中, 張運用了三個習語“樸實無華”、“惠在其中”、“當之無愧”, 而王卻沒有類似的處理?？梢姀堊g本的習語使用頻率要高于王譯本。
(四) 句子層面
1. 平均句長
根據Baker (2000:241-266) 的觀點, 本文將平均句長作為譯者風格的標記之一進行考察。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由此可見, 張譯本的句子數目要小于王譯本, 且平均句長要大于王譯本?？梢姀堊g本更加注重句式的整合, 這使得行文更加緊湊與簡潔。
2.“人稱代詞+的”結構
鞏雪先, 黃立波曾考察過漢語譯文中“人稱代詞+的”結構的用法。經過LCMC漢語原創語料與ZCTC譯文語料的對比, 兩位學者發現, 相對于原創語料, 在漢語譯文中“人稱代詞+的”結構有明顯過度使用的歐化傾向。并最終得出結論, 漢語譯文中“人稱代詞+的”結構因受源語影響表現出明顯的歐化傾向, 這種歐化程度與文類正式程度及譯者所遵循的翻譯規范相關。 (鞏雪先, 黃立波, 2017:1)
本文同樣考察了“人稱代詞+的”結構在兩個譯本中的使用情況。通過在Antconc中檢索正則表達式“*/r的”, 得到如下結果:王譯文中“人稱代詞+的”結構的使用頻數為167, 而張譯文中“人稱代詞+的”結構使用頻數為106。對統計結果進行卡方檢驗, (見表4) 。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 王譯本在“人稱代詞+的”結構的使用頻率上要遠高于張譯本, 其譯文在歐化程度上更為明顯。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結論:在兩個歐亨利短篇小說的譯本中, 王永年譯本在詞匯上更為豐富, 語言更為冗雜, 習語使用率較低。在句式上進行了分句處理, 更貼合原文的表達。且在“人稱代詞+的”結構的使用上遠高于張譯本;而張經浩譯本的詞匯變化程度要低于王譯本, 語言精練, 因此閱讀難度要低于王譯本, 且習語的使用率高于王譯本, 使譯文更符合漢語閱讀習慣。在句式上, 張譯本更注重句式的整合, “人稱代詞+的”結構的頻率低于王譯本, 避免了該結構在譯文中的過度使用。
P-value<0.001可見有著極其顯著的統計學差異
【相關鏈接】
翻譯是在準確、通順的基礎上, 把一種語言信息轉變成另一種語言信息的行為。翻譯是將一種相對陌生的表達方式, 轉換成相對熟悉的表達方式的過程。其內容有語言、文字、圖形、符號和視頻翻譯。其中, 在甲語和乙語中, "翻"是指的這兩種語言的轉換, 即先把一句甲語轉換為一句乙語, 然后再把一句乙語轉換為甲語;"譯"是指這兩種語言轉換的過程, 把甲語轉換成乙語, 在譯成當地語言的文字中, 進而明白乙語的含義。二者構成了一般意義上的翻譯, 讓更多人了解其他語言的含義。這個過程從邏輯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 你必須從源語言中譯碼含義, 然后把信息重新編碼成目標語言。所有的這兩步都要求對語言語義學的知識以及對語言使用者文化的了解。除了要保留原有的意思外, 一個好的翻譯, 對于目標語言的使用者來說, 應該要能像是以母語使用者說或寫得那般流暢, 并要符合譯入語的習慣 (除非是在特殊情況下, 演說者并不打算像一個本語言使用者那樣說話, 例如在戲劇中) 。翻譯有口譯、筆譯、機器翻譯、同聲傳譯、影視譯配、網站漢化、圖書翻譯等形式.隨著IT技術、通訊技術的發展和成熟, 最后又誕生了真人服務的"電話翻譯", 所以形式越來越多, 服務也越來越便捷。從翻譯的物質形態來說, 它表現為各類符號系統的選擇組合, 具體可分為四類:
(1) 有聲語言符號, 即自然語言的口頭語言, 其表現形式為電話通訊、內外談判和接待外賓等;
(2) 無聲語言符號, 包括了文字符號和圖象符號, 其表現形式為談判決議、社交書信、電文、通訊及各種文學作品等印刷品;
(3) 有聲非語言符號, 即傳播過程中所謂的有聲而不分音節的"類語言"符號, 其常見方式為:說話時的特殊重讀、語調變化、笑聲和掌聲, 這類符號無具體的音節可分, 語義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其信息是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得以傳播的, 比如笑聲可能是負載著正信息, 也可能負載著負信息, 又如掌聲可以傳播歡迎、贊成、高興等信息, 也可以是傳遞一種禮貌的否定等。
摘要：本文采用語料庫的方法, 對歐亨利小說的兩個漢譯本進行對比。分別從詞匯層面和句子層面考察兩位譯者的翻譯風格。分析結果表明, 兩個譯本都顯示出各自獨特的風格。王永年譯本詞匯更為豐富, 閱讀難度較大, 在句式上更忠實于原文, 歐化程度明顯。而張經浩譯本擅長對習語的使用, 對復雜的句式進行了調整, 行文精煉, 更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
關鍵詞：語料庫,譯者風格,歐亨利短篇小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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