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題涵蓋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經濟角度全球治理論文(精選3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全球治理已成為當前國內學界的熱點議題之一，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谖墨I計量學及其可視化方法對樣本文獻進行歸納和總結，可更為立體地觀察和理解全球治理在中國的研究現狀和認知譜系。
經濟角度全球治理論文 篇1：
全球治理變革與全球學學科的構建
摘要：本文細數新世紀以來全球治理所面臨的各種危機與挑戰，并考察了學界提出的應對大思路：全球深度治理變革、全球法治、全球行政、世界政府與全球公民社會之路徑。于此基礎之上，本文提出并總結了全球學學科構建的方法論革命一方法論全球主義；以及學科構建的主要路徑：跨學科一多學科路徑、整體性路徑、多范式路徑和全球關系研究路徑，并綜述了全球學學科之可能的知識范疇框架——以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為邏輯起點，經過眾議題研究，迭致全球秩序之邏輯終點的學科范疇體系。
關鍵詞：全球治理 全球深度治理 全球學 方法論全球主義
人類進入21世紀剛十年，似乎就已經歷太多重要的歷史性事件：“9·11”、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SARS、聯合國改革、金融危機、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北非中東“阿拉伯之春”、世界人口闖過七十億大關等等。如今，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又已開始，全球化的發展及其后果正在以令人眩暈的速度沖擊著我們這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由此產生的各種問題和危機也在爆炸式地增長，而人類為此采取的應對和治理措施的結果卻并不盡如人意。面對這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該如何認識和思考?該采取何種治理措施來應對?甚至從更根本上說，我們人類究竟需要用什么樣的知識、理念和方法來重新反思甚或重構日益失效的知識體系和理論解釋?
一、全球治理面臨的危機與挑戰
全球治理作為處理全球公共事務的協調與合作活動并非是當代國際關系中的新鮮事。早在19世紀后期，國際政治中就出現了主權國家間就環境、衛生、通信和人道救助等領域的合作機制與實踐。不過，當時國際事務的治理還主要體現在有限的幾個領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全球化和相互依賴的發展，全球治理無論在治理主體方面還是在領域范圍上都得到了急劇的擴展。冷戰結束以來，被納入全球治理議程的議題領域更是極為廣泛：從人類所處的環境生態危機到貧困與發展議題；從傳統軍事安全議題到能源和糧食危機等非傳統安全議題；從跨國投資、貿易到全球金融體系監管；從人權人道主義等政治性議題到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等社會問題。全球治理議程的范圍在急劇地擴大。同時，全球治理的行為主體也日益紛繁復雜，從過去單一的國家行為體已經擴展到包括政府間組織、次國家行為體、地區組織、公民社會團體、社會運動、跨國行動網絡以及跨國公司和地方非正式組織等等，幾乎所有的治理議題的利益相關者都參與到了治理議程中來。盡管人類的全球治理實踐有了全面的發展，但好像仍然沒能有效地遏制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全球性危機和風險日益加劇的步伐，全球生態與環境問題(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危機和生態系統損失等)、人類可持續發展問題以及全球競賽規則(核不擴散、知識產權保護、貿易規則等)等等，都已變得更加日趨緊迫和嚴峻。國際社會要求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全球治理的呼聲與日俱增。自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更使得國際社會所面臨的全球性風險急劇加大，現有全球治理的模式和機制也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危機和挑戰。概括言之，這些危機和挑戰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社會面臨的全球風險和治理難度空前加大，全球治理面臨著一系列新挑戰
南開大學吳志成教授等人認為，這些挑戰主要表現在：1、全球經濟發展進程越來越不平衡，全球貿易不平衡、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國際規則制定和秩序中國家間的懸殊地位等更容易誘發其它全球性風險的發生和加劇，并嚴重地抑制了國際社會的應對能力。2、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并轉向隱蔽化，如2008年11月到2009年12月間，世界各國共采取了297項“以鄰為壑”的措施，而從2009年12月到2010年11月，世界各國共采取了395項貿易保護主義措施。3、貨幣紛爭成為主要大國共同的糾結，特別是美國的不負責任的“量化寬松”政策以及G20會議上難以達成有約束力的穩定匯率方案，都極大地加劇了全球經濟風險。4、國際金融市場整體性監管體系的缺乏以及國內金融體系與全球金融體系之間的高關聯性，使得全球金融市場安全問題日益凸顯。5、全球氣候環境治理談判在關于設立強制減排指標以及給予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援助問題上，陷于相互推卸責任和對抗的惡劣局面。6、國際貧困與社會不平等問題依舊突出。7、世界糧食與能源短缺的壓力增大。8、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呈現擴散趨勢。9、跨國流動，如資本、技術、信息的快速流動以及全球人口流動的便利等，給各國的經濟、金融、信息、科技、政治安全等帶來越來越多的隱患，也容易引發世界的高風險。10、經濟全球化中不斷顯現的超國家因素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行使帶來了空前的政治壓力，國家獨立應對和處理全球化壓力的能力日益弱化。因此，加強全球合作治理便成為當今世界全球化發展的客觀必然。
其次、當今世界的全球治理機制正陷入深度的危機之中，難以應對空前擴展的全球治理任務
北京師范大學張勝軍教授指出，這種危機主要有：應對全球治理新挑戰的各種傳統治理機制和新生機制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能力嚴重不足；大國治理世界的意愿下降；更為關鍵的是，“當前各種全球治理機制之職能和權限大都限制在主權之間和之外的國際公共領域，屬于外部或替代治理機制，而能夠深入到國家內部監管的深度治理制度卻幾乎空白。然而，當今世界治理體系面臨的挑戰大多數卻來自于主權內部”。因此，只有對當今世界的全球治理機制進行有效的制度改革和創新，才能夠適應日益增加的跨國和全球挑戰。
第三、全球治理本身存在的一些根本性困境和缺陷
當今全球治理機制實質上是為應對全球公共危機而采取的一種多元行為體合作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集體行動機制。從集體行動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利益相關方必須有合作意愿并且能有參與進來的渠道，集體行動才有可能實現；另一方面，集體行動機制必須能夠解決“搭便車”的行為，才能夠實現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給。據此，中國政法大學蔡拓教授等人認為，如果以上述兩個標準來衡量當今全球治理所存在的問題，其根本性困境就是“參與的赤字和責任的赤字”。就參與赤字來說，現有的治理結構未能充分表達許多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的意見和愿望，許多行為體沒有參與到全球治理中去的渠道；就責任赤字來說，許多行為體往往采取免費搭車而不是尋求持久的集體解決的行為。究其原因在于當今世界的全球治理行為體依然抱有“國家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主導下，“孤立式的應對行為”和“趨利避害式的應對行為”成為全球治理行為體對待全球治理責任的主要行為方式，由此導致當今世界全球治理陷于困境。
總之，在當今全球化深入發展和世界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機制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外在挑戰，也面臨著內在機制上的深刻危機，而國際社會要有效地應對全球性風險和治理任務，就必須考慮和著手推進全球治理的深度變革。
二、全球治理的深度變革
關于全球治理變革的探討，應該不是學界的一個新話題，在過去的研究文獻和成果中，
關于變革途徑和指向的探討主要圍繞國際社會合作機制與理念、民主赤字的彌補等方面。在本次研討會上，眾多學者就此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宏觀的治理變革大思路，這可以說是當前我國國內學界思考全球治理變革問題的系統性成果，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全球深度治理
所謂“深度”治理不僅是指深化現有治理機制的功能，更應是指全球治理的范圍和議題所“切入”主權的深度。北京師范大學張勝軍教授在其論文中指出，“協調內政”，即“國家在制定政策方面的網絡化協調”，是“全球深度治理”的核心所在。目前，這種協調內政的跨國合作機制有三種：1、一體化的國家內政協調網絡機制，如歐盟；2、具體議題領域的國家內政協調網絡機制，如北美自由貿易區；3、區域性的協調，如亞太經合組織。張勝軍教授指出，成熟的跨國管理機制，除了跨國公民社會機制和G20等政治組織外，還需要建立具有權威的跨國監督機構，并且與前二者建立起相互銜接的機制。其中權威監管機構“將根據跨國公民社會提出的通盤計劃提出建議，經民族國家政府同意并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全天候或定期就各國政府的政策和效果進行評估、監督?！边@種全球治理監管機制的設想有理想化的成分，但顯然也正擊中了當前全球治理機制缺陷的要害。全球治理機制中權威監管機構的缺位，可能是導致當今世界全球治理難以有“深度”的最核心的原因之一。
(二)全球法治／法制
法治之于國際事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國際法學界可說是無需論辯，但是對于我們探討全球治理的深度變革來說，這卻應該是一個必須辨明的問題。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如果缺乏全球法治的約束和保障，全球治理能否結出“善治”之果就會是一個疑問；反之，全球治理在范圍上的擴展也催生和提升了全球“法網”的密度及其價值訴求的層次，從而進一步約束和保障了全球治理“善治”目標的實現。對于全球法治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這種相互依賴和促進的關系，廈門大學劉志云教授從二者之間互動的角度給予了深入地剖析和論證：在人權和人道主義、外交制度、武力侵略、恐怖主義、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等全球性問題的治理領域，國際強行法規則確保了全球治理的價值方向和治理成果。全球法治／法制有助于減少信息不對稱，約束搭便車行為，對全球治理的價值和方向具有示范、導引和塑造作用。全球法治／法制為全球治理提供了“透明度”、“責任性”、“有效性”、“參與性”和“回應性”的制度內核，促使了全球治理往“善治”靠攏。全球治理通過國際標準和國際慣例的普及化、國際多邊和雙邊協議及區域機制、跨國公民社會和跨國公司等創建新的規章和規范的“私政府立法”模式等，擴展了全球法治，法制的規模?？傊?，全球治理與全球法治，法制的互動和相互導引，共同塑造了超越“國家中心主義”局限的價值，推動了“良法”與“善治”局面的呈現。
(三)全球行政
關于全球行政或者說世界行政的概念在此之前已經被德國著名的思想家哈貝馬斯提出，他希望人類在應對和解決全球化給民族國家帶來的挑戰時能夠建立一種“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內政(weltinnerpolitik)”，“這樣的機制能夠補償民族國家所失去的功能，同時又不偏離民主的合法程序?！钡拇_，當今時代以跨政府規制的方式來應對全球化所產生的后果的管理范圍和形式在急劇地擴張：各種非傳統安全、對發展中國家發展和金融援助的條件、環境保護、銀行業和金融規制、法律實施、電信、貨物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勞工標準以及包括難民在內的跨境人口流動等等。人類在應對這些問題時，分散的國內規制和管理措施已越來越難以湊效。因此，復旦大學蘇長和教授認為當今時代全球化發展所產生的全球公共問題的治理需要通過全球行政的途徑來解決，全球行政實施的主體和機制主要包括：政府間國家組織、非正式組織的合作網絡、私人機構、公司合作機構、從中央到地方的跨國合作網絡等。事實上，在當今時代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政府間合作網絡的建立，已使得許多原屬主權國家內部的行政規制決策從國內層面轉移到全球層面。據此，我們可以將全球行政的規制和實踐概括為這樣幾種方式類型：各種跨國家或超國家機構及國際組織實施的規制和治理；國家或次國家行為體(國內部門或地方政府)基于跨國和超國家合作安排或規制所實施的共同行政；國家或次國家行為體(國內部門或地方政府)依據各種條約、國際承諾及其他合作機制的約定所實施的分散行政；非政府部門依據授權職能所采取的國際協調行動等。
(四)世界政府
關于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張要比世界行政的思想更源遠流長，早在西方中世紀之前但丁就專門論述過世界帝國的思想，近代的思想家如康德曾提出“世界聯邦”的思想，現代的國際政治理論家溫特也提出過建立世界政府的思想，但這些思想主要是針對如何克服無政府狀態，實現世界和平的目的而設計的。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和后果的世界政府思想包括，如戴維·赫爾德等人提出的世界主義民主思想等，但并不如歷史上的思想家們那么雄心勃勃。倒是冷戰結束以后，為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及探索聯合國的改革問題，國際社會中才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世界政府思想。其中1992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世界發展報告就曾提出過當時令人吃驚的“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的主張，這份報告認為，類似七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各地區的開發銀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組織等等已經為建立一個世界政府提供了基礎。顯然，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建立世界政府的時候還遠遠沒有到來。不過，中國人民大學龐中英教授認為，當下建立一個這樣的世界政府的條件已經具備：全球化的經濟打破了國際國內的界限；民主化的趨勢要求突破民主國家的界限，擴展為全球民主；現有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治理實際上已經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政府功能；在實踐層面上，歐盟已經建立起了地區層次上的“世界政府”；在全球層面上，聯合國改革的進程已經啟動，目前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其關鍵是要落實、再生聯合國創始時的偉大理想，以及按照世界政府模式改革聯合國。由此出發，龐中英教授提出了一種關于全球民主政府的設計主張：1、聯合國安理會、G20合并組成全球政府的執行機構，取消任何大國特權，民主管理多元、多極、復雜的世界體系；2、聯合國大會成為世界議會，轉化目前的國際法為全球法，并制定新的全球法；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合并，組成獨立的全球貨幣組織(WMO)，管理多元世界貨幣體系，解決全球發展不平衡、不平等問題；4、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完善，去除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條款，以“自由貿易”和“公正(公平)貿易”的相互結合為原則，管理全球貿易；5、解散目前的北約，以聯合國的維和部門為框架，建立全球安全理事會(不同于舊的聯合國安理會)和全球維和部隊，維持世界秩序。龐中英教授特別強調，全球治理的根本前途在于超越“改革”，“另起爐灶”，建設、塑造世界民主政府，即把“政府”和“治理”通過全球民主結合起來，才是全球危機的根本解決方案。
(五)全球公民社會
全球公民社會參與全球治理應該說表現了全球治理概念中的基本意思，但是在一般的研
究中，人們往往看到的是全球公民社會的作用都集中在倡導議題、專家技術、監督公約的執行等方面，依然只是在為政府拾遺補漏。而現有的關于全球治理的研究重點也大都集中在跨國機制、超國家治理機制和組織機構及規制等層面，這總不免讓人感覺到國家政府的身影隱藏在里面：跨國家治理總是顯現為一種國家間進程或是由國家政府主導，超國家的東西也總是要由國家政府建立并由國家政府授權?，F有的全球治理機制不論轉多少彎、換多少張臉譜，里面真正的“李逵”好像還是國家政府。中國政法大學劉貞曄教授關于全球公民社會的論文則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不同于前述的畫面：其一是全球公民社會的治理絕不僅僅是為國家政府拾遺補缺，而是具有一種“抵制國家”和“治理國家”的意蘊。全球反核議題的治理運動、全球反酷刑治理運動以及關于全球人道主義治理議題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運動等等，都反映了一種“抵制國家”和“治理國家”的全球治理內涵。其二是全球公民社會的治理不從屬于國家治理，而是一種社會治理。全球治理在通常被視為一種跨國家或超國家的政策協調與合作，最終被落實為一種國家政策或行為。而全球公民社會的治理則更多的是深入到社會內部，落實為一種社會的治理與變革。如在人道救助、災后重建、公民社會培訓、脫貧與發展等領域的全球公民社會治理活動就體現為社會自我治理的內涵。其三是全球公民社會的治理相較于國家、跨國家和超國家治理具有特定的治理優勢。例如在全球人權與人道主義議題領域，國家政府自身就可能是一個治理的問題源，一方面國家的治理往往體現為消極意愿甚至是問題制造者，另一方面國家間或超國家治理進程又往往被阻隔在干涉主權的爭議之中。而全球公民社會的非主權治理則極大地減少了這種麻煩。這是因為，在全球層面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中，國家政府與全球公民社會之間主權管轄的對應性斷裂了，國家面對全球公民社會運動及其力量并沒有主權管轄權，全球層面的公民社會運動也不服從任何主權權威；但是反過來，它們則在國際政治領域不斷地推動新的國際規范和價值理念的產生，進而國家主權不斷地受到越來越稠密的規則約束，從而更有力地推動了治理進程取得進展。因此，全球治理的深度變革有賴于一個更強大的全球公民社會的成長、成熟。
總之，人類社會為應對全球化與相互依賴的發展及其后果，就必須在全球治理的機制和模式上實現深度變革。而要實現這種變革，我們就必須跳出傳統的“國家中心主義”的視角和國家間政治的學科理念，從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上進行更加深刻的理論反思和學科反思，并構建出一整套適應全球化時代、全球治理變革需要的新學科——全球學的學科范式。
三、全球治理變革時代呼喚新的學科——全球學的構建
任何一個學科的產生都是時代的產物。全球學這個學科的產生同樣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時代呼喚的結果。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及全球治理所出現的困境，亟待我們尋找解決的出路；另一方面，我們的即有知識體系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全球化時代提出的新問題，由是，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提出新的解釋范式乃至創立新的學科便提上了人類知識發展的日程。構建全球學學科知識探索任務的提出正是反映了上述兩個方面的時代需要。
(一)全球學知識體系建構的方法論基礎
人類現有知識體系在解釋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提出的新問題時面臨著種種困境，究其根源要到方法論層面尋找其癥結。北京師范大學張勝軍教授認為這種癥結就在于方法論國家主義的神話。方法論國家主義將民族國家看作是人類政治生活的基本單位，將人類依自然分布組成民族國家并與其他國家分別開來看作是天然既定的人類知識構建的出發點。然而，全球化及其后果前所未有地沖擊了立基于此的現有知識體系。因此，我們就有必要打破方法論國家主義的神話，代之以一種新的方法論來重構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時代的人類知識體系。
打破方法論國家主義的神話，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和解答全球化與全球治理變革時代人類所面對的一系列新問題。方法論國家主義強調國家主權的絕對性和國家利益的至上性，并以此為坐標來尋找應對全球化后果的治理之策，結果導致人類尋求解決全球問題治理的目的與國家中心主義的方法論南轅北轍。人類要真正探尋到解決全球問題的途徑就必須擺脫這種方法論上的困境，確立一種全球主義或者“全球主義觀照下的國家主義”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要求我們在承認人類社會存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超越民族／領土國家的局限，以全球的視野和全人類利益的立場去認識和探尋解答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所提出的新問題。這種方法論的確立，使得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問題具有了本體論意義，超越民族，領土國家的人類共同體和人類共同利益成為了我們探尋解決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問題的理論元點。
當然，以全球主義的方法論來代替方法論國家主義，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民族／領土國家的存在意義?？陀^上來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國家仍然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支點，任何急于全面超越國家主義的觀點和行為都是違背現實的”。但是，在全球化與全球治理時代下，民族／領土國家必然會面臨著一系列新的約束，并必定出現一系列新的變化。如民族國家的自主性、自助性和自足性都被弱化，主權因而也變得更具有彈性。因此，我們只有打破方法論國家主義的神話，以全球主義為參照，重新思考、解讀和重構現有的知識體系，才能夠從根本上探尋解決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問題的途徑。這就必然要求我們以全球人類整體和人類共同利益為人類知識體系建構的元點，建構起一門新的知識學科——全球學學科。
(二)全球學建構的路徑
作為擬議中建構的一門新學科，如何建構該門學科的知識體系，還需要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并且這一過程肯定會存在巨大的難度。但令人高興的是，全球學學科建構的日程一提出，學者們就提出了眾多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上的建構路徑。擇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幾種：
1 多學科—跨學科的路徑。全球學學科研究對象主要是全球化、全球問題與全球治理等一系列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新現象、新問題和新挑戰，問題領域廣泛，因而也常常被人們視為全球問題學。其所涉及的學科眾多，“成為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傳播學、管理學等學科關注的對象和研究的分支領域”，而這其中任何一個學科的問題單獨拿出來都“尚不足以體現全球學的學科本質與內核”。即使所有學科的問題加在一起也難以整合出一個單一的學科內核范疇體系。因此，全球學的建構只能采取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路徑。
2 整體性的學科路徑。整體性的學科建設路徑可以說是扎根于方法論全球主義的哲學根基——全球整體和人類共同利益這一理論元點之上。中國政法大學曹興教授就認為，全球學的學科構建一定是要朝著“GIobalology”而非“Global Studies”的方向發展。為此，全球學學科建構必須解決如下幾個根本性的問題：必須有能夠貫穿于全球學整個體系的研究方法；必須確立或找到全球學的核心范疇和邏輯起點；必須綜合并提升組成全球學范疇體系或全球學范疇群。如果這些根本性問題得不到解決，全球學學科就不可能建立起來。應該說，由于全球化與全球問題存在的廣泛性及其生成的復雜性，要從眾多的高度分散的研究問題中概
括出高度統一的學科核心范疇，全球學建構的整體性路徑還有極為長遠的路要走。
3 多范式的路徑。該路徑更強調全球學的學科群建構路徑。全球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研究對象主要指向現實中的全球化現象及其所造成的各種全球性問題與危機。從實質上來說，這些危機性問題與任何其他社會學科一樣，是一種涉及到人類資源和價值的分配問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人類資源與價值的分配主要有三種途徑——市場配置(平等交易的分配)、權威性配置(政府再分配)和倫理考量的配置(愛的情感分配)。由此，產生了三大類學科：經濟學、政治學與道德哲學。而全球學所關涉的全球問題如果作為分配的學問，那至少也必然會產生這樣三類全球學學科知識體系：作為經濟學的全球學(全球經濟學或全球政治經濟學、全球能源經濟等)、作為政治學的全球學(全球政治學、全球環境政治等)和作為道德哲學的全球學(全球倫理學、核倫理學等)。這種學科建構路徑的優點在于，該學科群中的每一個子學科的學科核心范疇都相對清晰明確，各子學科的學科范疇體系的科學性強，學科建構的難度低。其缺點在于，每一個子學科同時也是其他學科的子學科，我們怎樣建構出一門全球學總學科的單一學科體系，將同時也分屬于其他學科的各子學科統一到一個整體的學科范疇體系之中呢?顯然，這一問題會繼續困擾著今后的全球學學科建構進程。
4 全球關系研究的路徑。全球關系研究議程及全球關系的學科建構路徑是復旦大學陳玉剛教授提出來的。陳玉剛教授將全球關系界定為是“指所有那些把世界聯系在一起的物質和思想的占有和分布狀態”，而全球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研究這些構成要素的占有和分布狀態及其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構建一個更為合理、公正的全球關系。由于全球關系涉及到政治、經濟、人文倫理等多種不同性的關系，因此，以研究全球關系為核心內核的全球學應該也是具有多學科性質的。但是陳玉剛教授認為全球關系相對應的是國家間的國際關系或者國內的各種關系，由此，全球關系也要以國家作為自己的參照系來確立自身的學科性質。由于將國家政府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主要是政治學學科，以國家為參照系的全球關系學自然也就不能不是政治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以此路徑建構的全球學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全球關系學或者全球政治學，其優點是學科核心范疇清晰，但是全球關系所涵蓋的眾多復雜的層面是否都能被涵蓋進政治學學科之中，就還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考察。
(三)探索中的全球學框架
雖然全球學學科還僅僅處于擬議中的建構階段，但是學者們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礎，已經提出了相對比較成型的全球學知識范疇體系。其中，中國政法大學蔡拓教授的思考當最為成熟。蔡拓教授認為，全球學的學科范疇體系主要包括：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全球經濟、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與全球意識、全球倫理與全球價值、全球問題與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會與全球共同體、全球體系與全球社會、全球秩序、全球進程、全球性。在這些知識范疇中，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產生出了全球學所要研究的幾乎所有問題，因此成為全球學學科的邏輯起點，而全球學所有問題的研究最終都要回落到對全球體系、全球社會和全球秩序的探討，這三個概念范疇成為全球學學科范疇體系的邏輯終點。如此，上述各范疇就構成了一個整體統一的全球學學科范疇體系。這樣一種學科范疇體系的建構顯然得到了學界一定程度的認同。曹興教授在本期刊發的論文中提出了與此大致相似的全球學學科范疇體系，也同樣將全球化與全球問題作為學科知識體系的邏輯起點。陳玉剛教授在本期刊發的文章中雖然以政治學學科范疇限定了其提出的全球學研究議題的范圍，但是同樣將全球秩序作為學科范疇體系的邏輯終點。在學科構建的初創階段，學界就基本上能夠在全球學學科范疇體系的邏輯起點和邏輯終點上達成初步共識，這使我們有理由期盼，全球學這門學科在學界的共同努力下，會快速地構建成型并成熟起來。我們期待著這一新學科大發展時代的到來。
(作者簡介：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院教授，博士，北京，10224-9)
收稿日期：2011年11月
作者：劉貞曄
經濟角度全球治理論文 篇2：
全球治理研究的認知譜系與深層機理探究
[摘要]全球治理已成為當前國內學界的熱點議題之一，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谖墨I計量學及其可視化方法對樣本文獻進行歸納和總結，可更為立體地觀察和理解全球治理在中國的研究現狀和認知譜系。在研究現狀方面，高頻關鍵詞知識圖譜所展示的信息反映了研究議題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在認知譜系方面，從非理性預設到理性探究，從關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從理論或概念爭執到強調實踐意義，這一研究趨勢呈現出國內全球治理研究的認知嬗變樣態。這種認知嬗變背后的深層機理，應從社會科學研究對現實政治的回應及其范式轉換以及治理實踐的多層次互動成為全球治理研究認知嬗變的強勁動力這兩個層面加以理解。此外，缺乏系統性且實踐意義不足是當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主要缺陷，未來的全球治理研究應從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突破。
[關鍵詞]全球治理；認知譜系；深層機理；知識圖譜
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全球治理開始進入國內學界的視野以來，它已成為當前國內學者探討的熱點議題之一，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相繼發表、著述豐富。已有諸多學者對國內的全球治理研究作出評述，這方面的文獻也不勝枚舉。綜觀國內學界關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獻綜述，我們不難看出，近幾年的綜述性文獻甚少，這也意味著近些年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浪潮中涌現出的大量學術成果在已有的綜述中并未被提及。此外，這些綜述大多為文獻概覽式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圍的局限性，它們難以對中國的全球治理研究進行整體的把握。本項研究注重對當前研究的多向度展示與剖析，以期在勾勒研究現狀的知識圖譜的基礎上去求得對研究對象更為立體的觀察和理解，力圖通過對知識圖譜的呈現與解釋這一研究策略和表述形式去解讀國內的全球治理研究并將其運用于當下全球治理的實踐。本文以近20年中國知網（CNKI）收錄的889篇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獻作為研究樣本，運用文獻計量學及其可視化方法對全球治理的研究現狀進行分析，其目的在于以更加宏觀的視角和更為直觀的方式展現當下中國全球治理研究的認知譜系及其背后的深層機理，進而為全球治理的本土實踐提供有益啟示。
一、呈井噴狀態的全球治理研究
近年來，國內學界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熱潮表現在多個方面，比如文獻數量的持續增長、研究內容的不斷豐富以及研究主題的逐步拓展。本文選取兩個維度來論述全球治理在中國的研究概況，分別是論文年際變化和高頻關鍵詞知識圖譜。論文年際變化可以直觀地反映出該領域的文獻在各年份的數量分布情況，方便我們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內學界對全球治理研究的投入力度和重視程度變化情況；關鍵詞作為一篇文獻的精髓與核心，是對文章主題的高度凝練與概括，也是文獻計量研究的重要指標，通過觀察關鍵詞詞頻的變化，可以分析得出各階段的研究熱點。換言之，借助于CiteSpace軟件繪制出高頻關鍵詞知識圖譜，可以用來確定國內全球治理研究的熱點領域和重要主題。
從論文年際變化來看，近些年的國內全球治理研究呈“激增”態勢（見圖1）。2010年之前的文獻數量總體上是平穩增加的，2010年后開始顯著攀升，2010年至2016年的文獻總量為665篇（占比75%）。其中，2013年至2016年文獻數量的增長幅度最為明顯，高達478篇（占比54%）。
依據高頻關鍵詞知識圖譜與出現頻次（見圖2），國內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關鍵詞包括：全球治理（780）、全球化（75）、國際社會（60）、國家主權（40）、國際關系（35）、二十國集團（34）、國家制度（30）、國家機制（29）、經濟治理（27）、國際秩序（27）、金磚國家（27）、世界經濟（25）、非政府組織（25）、行為體（25）、主權國家（24）、氣候變化（23）、新興大國（23）、G20（23）、全球問題（21）等等（括號內標出的是節點的頻次）。為保證圖2的清晰度，筆者對圖片進行了調整，只標出頻次較高的節點，覆蓋頻次較低的節點。這樣可以突出基本節點及其聯系網絡，方便我們掌握圖譜的主要內容。除上文中列出的高頻關鍵詞外，比較重要的關鍵詞還包括：全球性問題、世界秩序、多邊主義、經濟全球化、國家利益、國際合作、金融危機、國際政治、國際非政府組織、和諧世界、聯合國、公民社會、命運共同體、經濟發展、國際責任、非傳統安全、國際組織、非國家行為、國家治理、伙伴關系、國際法、民族國家、全球性挑戰、國際關系學、國際機構等內容。
這些高頻關鍵詞是國內全球治理研究領域中使用最多也是最廣泛的專業術語和代表詞匯。依據高頻關鍵詞知識圖譜的聚類效果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研究的范圍是極其廣泛的，這種廣泛性主要體現為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與研究議題的多樣性。全球治理主體大致可分為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兩類，前者主要是指主權國家或民族國家；后者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全球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等?！叭蚧瘯r代造就了以新興大國和非政府組織為代表的新興治理主體的興起，與以西方大國為代表的既有治理主體共存于全球治理的格局之中”，全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使研究對象更為豐富，國內學者對全球治理主體的研究成為該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研究議題而言，議題的多樣性反映在內容上，不僅有對全球治理理論的探討，還涉及對各種全球性問題的描述或提出針對性的建議?！叭蛑卫碜h題不再簡單地局限于傳統的國際外交事務，國家內部治理和國際事務治理的界限已然打破，尤其是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的各方面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比蛑卫碜h題的多樣性意味著治理實踐的復雜化。換言之，研究領域的開放性增加了有效治理的難度，“問題的有效治理領域往往集中在一些直接關系到人類生存和共同利益的領域，其中以環保領域甚為突出，而在安全等所謂的高級政治領域，合作的達成就很困難”?？傊?，研究議題的多樣性與全球治理問題的復雜化是密切相關的。此外，緊密的知識圖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關鍵詞之間的相關性很強，表明該領域中研究對象的相關性也是學者們展開研究的熱點和重點所在。
二、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國的認知譜系
國內全球治理研究主題時區圖（見圖3）可以揭示該研究領域的演化發展及各階段熱點主題，直觀地展示出該領域的認知周期與不同階段的發展軌跡。借助圖3所揭示的信息，我們可以將頻次變化率較高的主題詞大體上分成三個時間段。首先是1995-2000年，在這一時間段內文獻數量較少，出現時間最早、頻次最高的詞包括全球治理、全球化、主權國家、國際社會、國家主權等。其次是2000-2010年，在此階段文獻數量有所上升，開始出現大量的新熱點，如國際秩序、國際制度、國際機制、國際關系、國際政治、非政府組織、全球問題、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等等。第三個階段是2010年至今，研究范圍進一步拓展，新詞匯不斷出現，如新興大國、金磚國家、氣候變化、經濟治理、命運共同體等等，這意味著全球治理的研究向廣度和深度發展。這種階段性的主題變遷直觀地呈現出國內全球治理研究的認知譜系，基于對這一認知譜系的理論爬梳，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從非理性預設到理性探究
全球治理理論是否具有普適性，集中體現在對全球治理的概念進行界定時，是將其價值訴求劃定為服務于單個的主權國家，還是全人類的共同福祉。早期的國內全球治理研究尚處于理論引介階段，學者們對全球治理的普適性解讀更多地表現出懷疑主義的眼光，突出強調了全球治理作為一種政治化工具的意識形態色彩。例如，唐賢興將全球治理理解為一種脆弱的概念，他認為，全球治理這種概念表達透露出西方制度的優越性，在發展中國家并不適用，它塑造的“治理社會”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對這種“治理社會”的質疑還包括對民族國家主權特性的重申，全球化的加速與治理對一國國內統治的替代無法排斥主權國家的功能，也不可能改變國際政治的本質。這些抱有懷疑主義色彩和悲觀主義情緒的論斷無疑都是基于一種意識形態化的非理性預設，即單純強調全球治理中的民族國家利益至上性。
然而，全球治理的普適性與全球性問題的廣泛性是直接對應的，學者們對全球治理的理性認知伴隨著他們對全球性問題認識的深入。全球治理必然是針對全球性問題的治理，國內的全球治理研究也必須是以全球性問題為導向的。所謂全球性問題，意指當今國際社會正在面臨的一系列超越國家與地區界限且關系到整個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嚴峻問題。公共性是全球性問題最典型的特征，諸如生態、環境、資源、人口等問題與全人類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這些公共性問題必須通過全球層面的對話、合作與協商進而建立有效的機制加以解決，這也決定了全球性問題的超意識形態性?！叭蛐詥栴}的超意識形態性是指其存在的普遍性、挑戰的共同性、利益的相關性?！痹谶@種意義上，對于全球治理的界定應更加強調人類共同體意識，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層面上多主體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所作的共同努力，目標是實現全球性的良好治理。蔡拓對全球治理概念的定義彰顯了這種價值追求，他認為：“所謂全球治理，是以人類整體論和共同利益論為價值導向，多元行為體平等對話協商合作，共同應對全球變革和全球問題挑戰的一種新的管理人類公共事務的規則、機制、方法和活動?！庇峥善剿鞯亩x同樣表現出全球治理的普適意義：“全球治理是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各國公民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進行的民主協商與合作，其核心內容應當是健全和發展一整套維護全人類安全、和平、發展、福利、平等和人權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笨傊?，從意識形態化到超意識形態化的概念界定，反映出國內學者對全球治理的認知逐步走向理性化的趨勢。
（二）從關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
回顧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全球治理中的中國角色變遷軌跡，“從最初基于反對霸權主義立場的國際體系的批評者，到對外開放不斷擴大中的觀察者、參與者、學習者、規則的遵循者，再到國家實力全面提高基礎上的倡導者、建構者”，這種角色轉變生動展示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發生歷史性變化。歷經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成為全球治理實踐的參與者和該理念的塑造者，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推動著全球治理的深入發展。全球治理實踐的不斷深入，也對相關研究提出了更多的理論訴求。隨著國內學者對全球治理的認識不斷深化，他們基于中國視角與中國實踐來探討中國作為全球治理主體的角色和功能定位的研究逐漸增多，給予了全球治理更多的本土化闡釋。比如，龐中英認為，伴隨著世界經濟體系的變革，出于維護國家利益的目的，中國不能僅僅以“被治理”的角色出現在國際舞臺，而是要重塑在全球治理進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明確自身治理主體的地位，具體而言，中國應當在引導、創設國際規則與國際規制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又如，張宇燕認為，所謂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觀主要包括三個內容：堅持發展中大國身份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帶一路”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頂層設計。參考以上學者的研究可以得知，這類研究在全球治理本土化的認知問題上往往聚焦于中國在解決全球性問題過程中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發揮怎樣的作用，這種本土化闡釋賦予全球治理研究較強的工具理性意義。
全球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解讀還體現在對其價值理性的追問上。從強調主權國家或民族國家的利益到提出“和諧世界”與“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種價值訴求的轉移是一種由國家主義到國際主義的過渡。石晨霞將這種全球治理模式的轉型描述為“由國家中心主義治理到多層協同治理”，換言之，“在治理主體上，單純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治理，在以經濟、氣候、移民、衛生等為代表的低政治領域的治理已經無法容納全球治理的現實，同樣在治理實踐中無法有效應對各類問題，因此需要真正推動非國家行為體的有效參與并發揮各自的功能”。這種觀點具有代表性，也是國內學者在全球治理研究中的價值追問和立場表達的主要觀點?！白允舜髨蟾嫣岢觥岣呷祟惷\共同體意識’以來，在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中，尋求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發展，將國家的繁榮與人類的共同福祉聯系在一起，已成為中國的重要戰略?！睆娬{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與共同命運的全球治理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學者的普遍共識。
（三）從理論或概念爭執到強調實踐意義
全球治理理論自產生伊始，其有效性就飽受學者的質疑。全球治理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效？全球治理理論能否有效指導治理實踐？這都是學界爭執不下的難題。在概念界定方面，概念的模糊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嚴密度和作為一個知識體系構建的完整度，“全球治理并不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概念，它含糊不清，并不精確，更糟糕的是它具有誤導性”。但它又是有效的，“因為它能設計出管理共同事務的新技術；它引入了靈活而非標準化的機制并賦予多種理性和不同的合法性以一席之地”。治理概念的模糊性不能遮蔽其有效性，作為治理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治理為應對全球性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全球治理理論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成分也限制了其有效性的發揮，因為無政府主義至少包括兩種含義：一是表示缺少一個強有力政治權威的中央政府；二是表示缺少秩序，意味著混亂與無序。在這種無政府主義的國際社會背景下，要想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建立長久的互助與合作機制，就對全球治理的制度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全球治理的實踐領域，冷戰后全球性問題不斷涌現，如國際金融危機、全球生態危機、跨國恐怖主義、公共衛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等，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反映出的治理困境引發了學界對“全球治理失靈”（global govemancefailure）的擔憂。秦亞青將“全球治理失靈”定義為“國際規則體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務，無法應對全球性挑戰，導致全球問題不斷產生和積累而出現世界秩序失衡的狀態”。因此，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成熟完善的規則體系和制度安排，“治理的核心不是組織或機構，而是制度，或者更形象地說是‘游戲規則’。廣義的治理概念是機制的建立和運行，機制不只是機構，還包括游戲規則，規定行為體在合作實現社會目標和解決可能出現沖突方面的責任”。盧靜將這種全球治理困境歸結為制度失靈，一方面，現有治理體系中的價值分配和權力分配已無法適應變化的現實；另一方面，全球性問題的多樣性、復雜性與關聯性增加了制度建設的難度。
如何克服全球治理的制度失靈進而實現全球有效治理，已成為該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學者們紛紛提出了自己的設計方案，對于全球治理理論適用性的爭執已慢慢淡出研究視野，更多的關于全球有效治理的路徑分析與對策建議等可操作性與實踐性研究陸續產出。蔡拓認為，有效的全球治理是針對治理的模式和主體提出的，即主體多元、定位準確、尊重現實、提高實效的治理。吳志成等人認為，全球有效治理的實現需要探尋規范國家權力運行的治理路徑，通過重塑國家利益中的自我和他者、建構新型多邊合作機制、明確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等舉措，引導全球治理走出低效困境?？傊?，當前國內全球治理研究已表現出明顯的實踐化傾向，但對具體領域提供可操作性建議與提出有效對策的能力仍有待提升。
三、全球治理研究變遷的深層機理
從非理性預設到理性探究，從關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從理論或概念爭執到強調實踐意義，理性化、本土化與實踐化研究趨勢呈現出國內全球治理研究的認知譜系。那么，這種認知譜系得以形成的深層機理又是什么呢？解答這一問題，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把握該領域研究嬗變的動因與規律，從而為全球治理實踐提供更科學的指導和參照。
（一）社會科學研究對現實政治的回應及其范式轉換
上世紀90年代以降，因為全球治理實踐而激發出對全球治理理論的研究熱潮，并逐漸占據學術熱點的位置。由于治理理念“大行其道”，在諸多學者看來，“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人類的政治生活正在發生重大變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便是人類政治過程的重心正在從統治走向治理，從善政走向善治，從政府的統治走向沒有政府的治理，從民族國家的政府統治走向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在國際層面的樣態，它并不局限于作為一種單純的國際政治問題的理論探討，而且也是國際政治領域中的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這也有助于我們在針對現實問題的特定治理場域中去確立相應的理論分析與體系建構。
因此，現實政治的事實本身已經成了一種獨立的解釋源泉或解釋變項，即全球治理的研究應服務或服從于現實政治，這也是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政治學研究日益走向政策科學道路的一個縮影。從作為現實問題而存在的復雜且多元的全球治理問題所展現的動態過程中去構建那些在發展中不斷嬗變的理論知識和體系，在歷史的、動態的全球治理場域中去把握研究對象的因果序列變化，是全球治理理論研究逐漸深入、認知譜系得以形成的必然過程。此外，理論服務于現實，還取決于社會科學的公共性功能。這種功能需要通過社會科學工作者借助于自己的理論、方法與技巧，基于實驗或實踐來提出政策建議并參與公共決策。
“政治學研究始終是全球治理研究最重要的學術舞臺，作為政治學研究中的課題之一，國內學者在近20年的全球治理研究中也實現了從行為主義向后行為主義的范式轉換”。在這種思考中，行為主義所倡導的“價值中立”在全球治理研究的場域中逐漸失去了學術表達的場所，并最終被后行為主義所取代?！半S著政治生活的不斷發展，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價值中立’論的局限性日益凸顯，最終被后行為主義所否定，‘價值中立’終究還只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美好愿景”。關于全球治理的早期研究多是在相關理論和概念引介層面上去建構全球治理的知識體系，而如若從中國實踐的角度去把握作為國家戰略的全球治理，則不難發現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政治學意義上的全球治理研究的確與中國現實政治具有高度的耦合性?？疾烊蚧尘跋碌娜蛑卫?，我們應當承認，將研究焦點置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相較于單純的理論與概念探究更為合適，因為這契合了中國逐漸將全球治理作為國家戰略之一的現實政治需求。
（二）治理實踐的多層次互動成為全球治理研究認知嬗變的強勁動力
就實踐層面而言，1995年是全球治理實踐的歷史轉折點，聯合國在這一年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發表了《天涯若比鄰》（Our Global Nelghborhood）的報告，《全球治理》作為專門討論全球治理的學術期刊得以創刊。自此，全球治理真正進入了國內學界的視野，相關文獻也陸續出現?，F如今，全球治理已然成為聯合國體系下各類國際組織在相關領域中積極推進的任務，并且進入了眾多國家、主要的地區性組織與非政府組織的具體行動和政策倡議之中。中國政府對全球治理的重視，是國內學界全球治理研究熱潮得以出現的最關鍵因素。十八大報告宣示，“加強同世界各國交流合作，推動全球治理機制變革”，“中國堅持權利和義務相平衡，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十八大以后中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確立了全面參與全球治理以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且以此宣告中國邁進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時代?？梢?，全球治理研究的興起，是對全球治理已然成為一項國家戰略的理論回應。
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雙向互動直接推動了國內全球治理研究的發展。一方面，“在人員、信息、資本、資源等要素快速流動的過程中，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間已經形成了緊密且頻繁的關聯，國際問題的國內化與國內問題的國際化成為常態”，這對于全球治理的各種行為體而言，如何構建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間的互動機制、更高效妥善地調配資源來解決國內治理難題和全球性問題，對學界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除治理行為體的互動之外，對于共同規范的接受、遵守與內化同樣是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協調運行的重要方面。劉興華認為：“全球治理的國內拓展需要國家內部各種行為體的配合，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前提下，國家應根據自身的國情選擇性地接受全球治理的規范，并對其加以修正和改造?！笨梢?，治理行為體的多元性與基本規范的共識性是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互動的基礎。
還有學者對國內治理進行細化，主要從國家治理和地方治理兩個維度分別考察它們和全球治理之間的互動關系。從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關系來看，在價值目標層面，“中國的國家治理在理念上提出的‘和諧世界’、共同繁榮和共同發展以及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向世界展示了新的治理理念和價值”。由此觀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體現出共同的價值追求，全球治理的研究也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提供著思想養分和理論指引。在治理主體層面，民族國家是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耦合點。高奇琦把國家治理理解為一種“國家自理”，即“民族國家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擁有的一種高度自主的治理方式”，其重要性在于：首先，全球治理規范要依賴于民族國家進行落實；其次，全球性問題的真正解決還應回歸到民族國家的邊界之內；最后，國家自理可有效解決失效國家的難題。對于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而言，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在建構良善的世界秩序的過程中同樣重要，正如陳志敏所言：“伙伴型的全球治理與負責任的國家治理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它一方面塑造了有效的國內秩序，有意識地防止對外輸出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憑借積極的對外作為，中國不斷為全球治理供給增量治理資源，并尋求消解現有秩序中存在的種種缺陷?！睆牡胤街卫砼c全球治理的互動關系來看，日益全球化的地方治理問題與全球性治理問題出現交集，如氣候問題、網絡犯罪、環境污染、恐怖主義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尋求全球范圍的合作。同時，全球治理的實施也需要地方治理的參與，“地方治理的參與會對全球治理的內容產生影響，全球治理是以地方治理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點的，地方治理影響著全球治理的向度”?？傊?，全球治理與國內治理的雙向互動，為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學術空間，成為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國發展的強勁動力。
四、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國的反思與展望
以文獻計量及其可視化方法作為研究手段來試圖解決對當前國內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和歸納的困難，并克服全球治理研究在時空展示上的局限，可能是一個易于出新且又現實可行的方案，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獻概覽式的研究綜述的局限，有利于在一個更大范圍內更加完整和整體地理解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為一種研究“場域”，意味著其自身具有某種時空化特征，而前文基于研究主題變遷時區圖對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國的認知譜系的歸納，正是這種時空化特征的直觀體現。在這個場域中，既不排斥基礎理論與概念探究的考察視野，又更加強調作為動態過程本身的全球治理與中國的治理實踐相穿插的邏輯展現。因此，全球治理研究就不等同于相關理論或概念的爭論，而是結合現實政治的需要找準切入問題的角度并剖析其主要矛盾，進而提出具有戰略意義的對策。
我們在對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中所反映出的學者們的現實關切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也不應隱諱當前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其一，全球治理研究尚未構建起系統的理論體系。研究議題的多樣性與復雜性造成了研究的泛化，為形成系統而完整的理論框架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難度。另外，研究的分散性限制了其有效性的發揮。當前對全球治理的研究，在價值、目的及方式的理解上還缺乏統一性。由于缺乏統一的認識，學者們的自說自話很容易使全球治理的研究流于形式而成為“一個嶄新版本的烏托邦”。其二，特定領域中的研究實踐意義受限。對于那些直接關系到人類生存共同利益的領域，全球治理研究的實踐性總顯得捉襟見肘，甚至淪為空談。也就是說，全球治理的理論研究無法有效解決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主權國家利益沖突或國際糾紛等問題，對于國家安全領域等所謂的高級政治領域更是如此。
總之，缺乏系統的理論體系往往會使概念化的理論解說顯得蒼白無力，而實踐性功能受阻又嚴重鉗制著全球有效治理的實現。因此，我們需要從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兩個方面來克服當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不足。就研究內容而言，對基本的理論概念和政策議題達成共識是有效克服因研究內容復雜而造成研究分散化的前提。同時，應注意到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過程所要面對的多元化的現實問題對理論研究的塑造和影響，還要注意到理論研究對全球治理實踐的適用與選擇。在構建系統的全球治理理論體系的基礎上進行適當分類，力求得出結合中國實際問題的類型學結論。就研究方法而言，注重實證分析方法，增加與全球治理相關的案例研究，并做到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結合，最大限度地挖掘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國的理論與實踐意義，這是今后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內容。
作者：韓瑞波 葉娟麗
經濟角度全球治理論文 篇3：
全球治理視角下的中國與G20
摘要：G20推動中國從全球治理的外圍走向中心，并催生了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觀。中國的參與也增強了G20在全球治理領域內的合法性和影響力。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切入口在于全球經濟治理，但又不局限于全球經濟治理，呈現出以發展為主線同時推進各領域全球治理的特征。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觀以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理念，以平等、開放、合作和共享為治理準則，致力于建設一個包含金融、貿易投資、能源、發展、安全和新疆域的全面治理體系。這一治理觀的特點是突出頂層設計，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治理觀，強調國家間的平等合作是實現全球治理的關鍵。
關鍵詞：全球治理；G20；命運共同體；發展
G20為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和中小國家的代表通過對話維護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提供了一個關鍵性的平臺，也為促進更為良好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雖然G20是一個協調經濟事務的首要平臺，但是其所涉及的議題已經涵蓋了幾乎所有的全球治理領域，從貿易、投資、金融、發展這些傳統的經濟議題到氣候變化、反恐、難民、網絡安全以及衛生健康等新興全球治理議題。因此，對于中國而言，G20是一個全面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
一、 G20推動中國從全球治理的邊緣走向中心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經歷了一個從邊緣到中心的過程（見表1），推動這一過程的動力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全球性問題增多，特別是金融危機頻發，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存在能力赤字，一些新的治理機制如G20應運而生，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新興市場國家被邀請加入；另一方面，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和復雜，中國海外利益保護需求急劇上升，可以明顯地看到中國對于全球治理的參與態度也從被動參與和謹慎應對轉變為積極參與并爭取更大話語權。如果前一個方面的因素是被動要求承擔全球治理責任，后一個方面的因素則是中國自身發展的主動需求。
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明確G20是協調全球經濟事務的首要平臺，因此加入G20也意味著中國進入了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心。在中國參與的全球治理多邊機制中，除了聯合國，G20是唯一一個級別最高、涵蓋地區和國家最廣泛、議題領域雖然以經濟為主但是也日益寬泛并且參與其中的國內部門機構最為全面的綜合性治理機制。雖然G20具有松散的論壇性質，但是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表現來看，其在應對危機、維護金融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就還是相當顯著的。在G20機制下，不僅形成了各國聯手應對金融危機的集體行動，還推動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份額改革，并且在一些重要的全球性議程如《巴黎氣候協定》、《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落實上，G20也發揮著不容忽視的引領作用。因此，如果說聯合國安理會是全球安全治理的支柱性機構，那么G20則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支柱性平臺。加入G20，標志著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參與實現了從外圍到中心的轉變。
中國加入G20并非主動爭取的結果，而是一個由發達國家主導的選擇結果。美國前總統布什在自傳中對于如何確定哪些國家加入G20只是一筆帶過：“這場金融危機是國際性的，其中最重要的決策之一就是決定如何在國際舞臺上處理這個問題。尼古拉斯·薩科齊這位活力四射、一貫親美的法國總統，敦促我召開國際峰會。我慢慢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問題是邀請哪些國家。我決定召開一個二十國集團峰會，這個集團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印度、澳大利亞、韓國、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活躍的經濟體?！盵美]喬治·沃克·布什：《抉擇時刻》，東西網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32頁。根據加拿大多倫多大學G20研究中心主任柯頓教授的分析，G20的成員名單來自加拿大的時任財長馬丁之手，“對于二十國集團，其靈感和倡議來自加拿大財政部長保羅·馬丁。他與勞倫斯·薩默斯進行接觸后，后者迅速同意此倡議。1999年4月27日，兩人在華盛頓薩默斯的辦公室見面，設計這個俱樂部”[加]約翰·J.柯頓：《二十國集團與全球治理》，郭樹勇、徐諳律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788頁。?？骂D教授的分析有突出加拿大影響力的因素，但是保羅·馬丁的確功不可沒，他也是公認的“G20之父”。對于G20成員的選擇，更為公開和權威的說法來自1999年的《G7峰會公報》，對于在G7基礎上擴大而成的G20成員國家的資格給出了兩個標準：“系統重要性國家”和“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癎7 Statement，” 1999年6月18日， http：//www.g8.utoronto.ca/summit/1999koln/g7statement_june18.htm.總的來看，G20雖然是一個由發達國家集團設計的新機制，但是也有其歷史必然性。傳統的國際實力對比格局和利益分配發生變化，有必要通過新的政策談判對全球治理的相關機制、制度和規則做出適應性的調整，G20正好適應了這種政策談判的需要。中國通過加入G20平臺實現了從全球經濟治理外圍到中心的轉變，并且隨著G20議題的泛化，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的影響力也一并獲得提升。
二、 G20催生中國全球治理觀的形成
中國通過參與G20對話，加深了對于全球治理的認識，并逐步形成了中國的全球治理觀。從1999年G20財長會議開始，中國呈現出逐步重視全球治理的明顯趨勢。G20杭州峰會是一個重要的催化劑，對中國全球治理觀的形成是一個加速推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僅在杭州峰會上首次系統闡述了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觀，而且在G20杭州峰會召開前后圍繞全球治理發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講話（見表2），這些講話比較完整地展現了中國的全球治理觀。
G20杭州峰會上中國首次系統闡述了全球經濟治理觀，提出了“以平等為基礎、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的全球經濟治理觀，倡導構建金融、貿易投資、能源、發展等四大治理格局”習近平主席在杭州出席2016年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2016年9月3日，中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g20chn.org/banner/201609/t20160903_3311.html。。（見圖1）在習主席后續的系列講話中，在全球經濟治理的基礎上不斷擴展，加入了安全和新興領域的治理，并最終形成了系統化的全球治理觀。這一治理觀回答了要建設一個怎樣的世界以及要通過國際合作來形成一個什么樣的全球治理格局的問題。對于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的問題，習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的演講中將其總結為五個關鍵詞：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主旨演講：《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17年1月18日，中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xzxzt/xjpdrsjxgsfw_688636/zxxx_688638/t1431760.shtml。為了建設這樣一個建設目標，全球治理格局應該是：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開放透明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治理格局；綠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聯動的全球發展治理格局，秉承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觀；安全治理格局上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同時在深海、極地、外空、互聯網等領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競技場。
歸結起來，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理念，以平等、開放、合作和共享為治理準則，致力于建設一個包含金融、貿易投資、能源、發展、安全和新疆域治理的體系。這一治理觀的特點是突出頂層設計，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治理觀，強調國家間的平等合作是實現全球治理的關鍵。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切入口在于全球經濟治理，但又不局限于全球經濟治理，呈現出以發展為主線同時推進全球安全治理和新疆域治理的全球治理的特征。以全球經濟治理為主的原因在于，相比于高政治的安全治理和新疆域治理，全球經濟治理業已形成相對成熟的制度規則體系，金融危機使得改革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成為一種集體性的迫切需求，加之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實力積累使中國具備了更多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意愿和提供公共治理產品的能力。對中國而言，“G20是一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得到平等代表的多邊論壇，中國可以借助這一平臺建立、發展與其他大國的關系，以共同利益的名義尋求自身利益，推動國際經濟體系的逐步改變和長期變革”Tyler， Melissa Conley， China Has High Hope for G20， November 2014， http：//www.lowyinstitute.org/files/chinag20globaleconomicgovernance_1.pdf。。G20與傳統的G8為主的治理平臺相比，能夠讓中國有更多的舒適度，契合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定位和利益需求，因此G20也就具備了推動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并形成中國特色治理觀的潛在影響力。
三、 中國對G20和全球治理的貢獻
全球治理是一個互動的過程，G20在推動和影響中國的全球治理觀的同時，中國也推動了G20的發展。中國的加入不僅增強了G20的合法性、代表性，也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首先，杭州峰會推動G20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在中國的精心設計和努力協調下，“杭州峰會成為G20歷史上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廣泛、發展特色最鮮明、發展成果最突出的一次峰會。峰會首次把創新作為核心成果，首次把發展議題置于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邊投資規則框架，首次發布氣候變化問題主席聲明，首次把綠色金融列入二十國集團議程。峰會達成的29項重要成果，在G20進程中留下深刻中國印記，成為G20發展史上一座里程碑”《外交部部長王毅在2016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上的演講》，2016年12月3日，中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421108.shtml。。中國通過將發展議題主流化的努力來推動G20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形成了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集體行動計劃，為G20的機制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議題基礎。中國還以合作和開放的辦會方式，為全球治理和集體行動注入更多的信任基礎。對于涉及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比如產能過剩、反腐敗等議題，都在中國的積極支持和主動參與下獲得了實質性的進展。G20杭州峰會核準了《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中國還主動提出在北京設立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的倡議。針對國際社會關注的中國產能過剩問題，杭州峰會通過組建關于鋼鐵產能過剩的全球論壇，加強信息分享與合作。
其次，中國提出平等是全球治理的基礎，反映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增強了G20的合法性。中國主張要秉持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具體而言，平等是指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習主席強調要致力于“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切實反映國際格局的變化，特別是要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推進全球治理規則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習近平：《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的講話），新華網，2015年10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在G20杭州峰會期間召開的工商峰會（B20）主旨講話中習主席再次重申，全球經濟治理“要與時俱進、因時而變，以平等為基礎，更好反映世界經濟格局新現實，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確保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習近平：《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主旨演講），G20官網，2016年9月3日，http：//www.g20.org/banner/201609/t20160903_3310.html。?！半S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我們要抓住機遇、順勢而為，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更好維護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營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條件，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更大貢獻?！绷暯剑骸都訌姾献魍苿尤蛑卫眢w系變革 共同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進行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講話），新華網，2016年9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28/c_1119641652.htm。上述這些重要的論述表明，中國關注全球治理不僅僅是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根本目的是：在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時，在對發展制高點的爭奪上，在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角色，而是要爭取更多主導性的地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不僅僅是為了自身的發展需要，也是為了發展中國家群體的共同利益，為了建設一個更可持續的國際和平發展環境。
第三，推動G20建立開放的全球治理格局，維護和完善全球可持續發展所需的公平和共享的治理環境。中國認為在全球治理方面，要堅持理念、政策和機制的開放。中國明確提出全球經濟治理要“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當前形勢下，全球經濟治理重點要共同構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維護世界經濟穩定大局；共同構建開放透明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治理格局，鞏固多邊貿易體制，釋放全球經貿投資合作潛力；共同構建綠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合作；共同構建包容聯動的全球發展治理格局，以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目標，共同增進全人類福祉”習近平：《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主旨演講），G20官網，2016年9月3日，http：//www.g20.org/banner/201609/t20160903_3310.html。。在中國看來，全球治理要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需求，需要創設平等開放的對話與合作格局，充分聽取各國利益訴求，鼓勵政府、社會各方積極參與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機制封閉化和規則碎片化。全球治理的未來不取決于任何一個單一國家的意愿，在國際體系呈現日益多元化的趨勢下，一個更加開放、平等和民主的治理結構才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盡管對于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原因有不同的解讀，比如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研究員丹妮拉·斯特拉布（Daniela Strube）、休·喬根森（Hugh Jorgensen）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因素：“第一，提高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架構尤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第二，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也是為了對未來的全球經濟治理發展有所影響，從而避免未來中國利益受到威脅；第三，更大的發言權也符合中國作為利益攸關方承擔更多責任的美好愿望?！盚ugh Jorgensen， and Daniela Strube， China， The G20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November 2014，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hinag20andglobaleconomicgovernance.但是，“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解決全球治理赤字中的政治意愿、能力、責任承擔下降的情況下，中國要在全球治理中發揮重大作用，這當然是全球治理的好消息。解決全球治理赤字是中國進一步嵌入現有世界秩序的最好機會。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四個：參與者、改革者、建設者和協調者。如果這四大角色在相當程度上到位，相信全球治理赤字的狀況將得到重大改善”龐中英：《全球治理的中國角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8頁。。實際上，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兼具自利和利他的目的：從自利角度看，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建設和維護好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確定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務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兩個一百年”目標分別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關于全球治理的集體學習時也強調了參與全球治理、服務“兩個百年目標”。創設有利的外部環境；從利他角度來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興大國，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對于改善全球治理赤字、提高發展中國家話語權以及維護世界和平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四、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理論基礎
基于人類共同擁有的地球和全球化發展的大勢以及“天下大同”的傳統思想，中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并以此為出發點形成了中國的全球治理思想和核心理念。因此，可以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看作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倡導的理論基礎和價值歸宿。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里一段文字首次提及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焙\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3.html。2013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第一次向世界傳遞對人類文明走向的中國判斷，明確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趯κ澜绱髣莸臏蚀_把握及對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到2015年之間曾62次談到“命運共同體”，這一論述就是要告訴世界，中國人民期盼著同各國人民一起，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國紀平：《為世界許諾一個更好的未來——論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載《人民日報》， 2015年5月18日1版。 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的主題就是《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在演講中指出，“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也正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厥走^去100多年的歷史，全人類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與發展。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共有一個家園。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習近平出席“共商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并發表主旨演講》，2017年1月19日，中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xzxzt/xjpdrsjxgsfw_688636/zxxx_688638/t1431759.shtml。。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肯定全球化發展大勢和思考全球治理面臨的挑戰基礎上提出的。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與發展》一文中指出：“全球化對于促進經濟發展確實具有巨大潛力，但是由于全球化過去五十多年的推進方式，它還沒有充分發揮它的潛力。有許多改革可以進行?！蓖瑫r，他也指出：“發展問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重要問題?！盵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與發展》，載[英]戴維·赫爾德等：《馴服全球化》，童新耕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45、27頁。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以發展治理為核心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在中國看來，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味著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的和可持續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治理理念是建立在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國際關系公認規則的基礎之上。業已形成的國際關系公認準則包括：從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到150多年前《日內瓦公約》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從70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到60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國際關系演變所積累的一系列公認的原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則和制度基礎，既是全球治理的歷史成就，也是今后全球治理的重要制度基礎。習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中提出：“當今世界發生的各種對抗和不公，不是因為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過時了，而恰恰是由于這些宗旨和原則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維護和鞏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積極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體制，旗幟鮮明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绷暯剑骸锻苿尤蛑卫眢w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2015年10月13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從維護國際社會已經形成的治理規則角度看，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要另起爐灶，而是基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給出的中國建議。
五、 中國參與以G20平臺為代表的全球治理前景展望
中國對于全球治理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富有雄心、責任心和行動力。中國通過籌辦2016年G20杭州峰會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一個平等和開放的主席國形象，為了辦好G20峰會，中國“專程走進聯合國、非盟總部、七十七國集團、最不發達國家、內陸國和小島國，向他們介紹峰會籌備情況，傾聽各方利益訴求，集眾智、聚合力，對話范圍覆蓋了幾乎所有聯合國會員國。依托博鰲亞洲論壇、世界經濟論壇、亞太經合組織高官會、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等平臺，連續召開協調人、財長和央行行長、各專業部長及工作組等近 70場會議，主辦工商峰會、勞動會議、智庫會議、青年會議、婦女會議以及民間社會會議等一系列大型配套活動，打造最廣泛的國際共識”王毅：《G20杭州峰會：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成功實踐》，載《求是》，2016年第21期，第20頁。。中國通過G20這一治理平臺展現了大國領導力和行動力，這些廣泛開展的對話在形成國際共識的同時也對中國的全球治理的思想產生了長遠影響。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仍然面臨一系列的重要挑戰，主要問題是歷史形成的治理主導權失衡，西方發達大國在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中的決策機制、議題設置、規則制定中具有優勢，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群體則處于相對弱勢。對此，中國致力于加強在規則制定能力、議程設置能力、輿論宣傳能力、統籌協調能力上的建設?？傊?，中國希望通過參與G20能實質性地提升自身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
G20論壇并非不存在隱憂，早在其建立之初就面臨合法性和代表性的質疑，而且G20成員的多元化導致了價值觀上的分歧，對形成全球治理所需要的集體共識構成長期挑戰。此外，G20缺乏落實機制，使得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曾列舉了G20的三大局限性：“第一，G20不是一個組織，只是一個通過共識形成決策的論壇；第二，不可避免的是，一旦危機壓力過去，成員國就會轉而以其國家利益優先，集體行動很難達成，除非其符合國家利益的需要；第三，G20不是‘全球經濟政府’?！盇mano Prodi， “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Summit From the G8 to the G20： Histor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6，24（4）， p.12.更為嚴峻的是，伴隨當前反全球化和經濟保守主義思潮，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為標志性事件的國際大環境下，G20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開展有效的治理合作，正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說到底，全球治理最大的困境是落實，即集體行動的困境，也就是各國在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下如何開展有效的合作是個難題?！皻v史經驗表明，大國間的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是解決全球問題的關鍵。因此大國理應承擔‘全球領導’的使命與責任。作為傳統大國的美國和新興大國的中國，需要在新的歷史時期探索出一條新型大國關系之路，許多全球問題的解決需要中美發揮領導力?！敝炝⑷海骸度蛑卫恚含F狀與趨勢》，見朱立群、富里奧·塞魯蒂、盧靜主編：《全球治理：挑戰與趨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7頁。對中國而言，要想在未來的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多的作用和影響力，必須要持續加強與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系統性重要國家的合作與協調，唯此才能共同塑造一個穩定、強勁和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經濟前景。
作者：張海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