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金融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農村合作金融是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之一，也是農村改革的重要內容。中國農村合作金融的改革，既要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又要立足本國實際。對此，文章對國外農村合作金融成功經驗及發展趨勢、國內農村正規合作金融改革、合會的合法化與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創新有關的主要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
[關鍵詞]農村合作金融;改革;綜述
[文獻標識碼]D
農村合作金融是中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且發展很成功的農村金融組織形式。但是，中國農村合作金融由于在產權和組織模式、管理體制、風險分擔機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現在已經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必須進行改革。為了方便更進一步研究，筆者根據近年來的相關文獻，對農村合作金融改革研究的重點進行簡單綜述。
一、國外農村合作金融成功經驗及發展趨勢的介紹
(一)合作金融的發展模式
柯鐵(2002)從組織機構、管理體制、運行機制三個方面，分別介紹了德國、美國、法國和日本的成功經驗。廖富洲、單恒偉(2005)介紹了以美國為代表的多元復合式合作金融體制、以德國為代表的多級法人體制，以及國外普遍存在的合作金融行業協會等;認為各國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在內部管理制度上基本采取多級法人制度，在行業管理上一般都有較為完備的行業自律管理制度。
(二)政府監管和支持
奎立雙、馮平濤(2005)通過對美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的農村合作金融發展中的外生性特征進行介紹并比較其異同，認為國家在資金扶持、產權適時退出、經營風險管理制度和建立合作金融存款保險制度四個方面的外生干預，對于農村合作金融的發展極其必要。陳林(2005)不僅談到了印度存款保險制度建立之初，合作銀行和農村地區的銀行被排除在存款保險制度之外，而且還談到了美國的全國信用社股金保險基金和德國的合作金融體系中的貸款擔?；?，認為信用社不應充當存款保險制度的先行者，即使要為信用社建立存款保障，也應首先訴諸于行業性的制度安排，即基金賠償制度。廖富洲(2005)介紹了日本和美國的金融監管制度，及其在稅收、利率、存款保險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認為內部民主管理、外部監督管理和行業自律管理三者的有機結合，是西方各國合作金融管理的成功經驗。此外，廖富洲(2005)還談到了立法支持，認為這些法律能使合作金融的參與者從立法中明確各自的基本權利、義務和風險，形成相互制約和促進的關系，有助于參與者形成穩定的預期和行為，也可較好地避免行政當局決策中容易出現的部門利益或任意性問題。
(三)國外農村合作金融的發展趨勢
柯鐵(2002)、廖富洲和單恒偉(2005)總結了國外農村合作金融的發展趨勢。(1)在經營目標上，柯鐵、廖富洲和單恒偉都認為出現了淡化合作性質，向商業化經營的發展趨勢。(2)在組織機構和股份構成方面，柯鐵認為，農村合作金融借鑒了股份制，加大了按股分紅，改變了信用互助合作制退社退股的做法，社員不許抽資退股。廖富洲、單恒偉也認為，國外農村合作金融引入了股份制的控股原則，不僅擴大了股東范圍，而且還增加了股金種類和股金數額;同時，一些國家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還改變了社員可以自由退社退股的做法，給社員退股制造某種形式的“退出成本”。(3)在資金來源和資金運用上，柯鐵認為，除股本金和存款外，現在農村合作金融的資金還有兩個重要來源：一是向中央銀行借款，二是發行債券;而且農村合作金融在貸款對象、貸款數額、貸款期限、貸款用途、貸款方式和貸款利率上，與傳統合作金融相比都發生了變化。(4)在業務經營方面，柯鐵、廖富洲和單恒偉都談到了服務對象開放化、業務種類多樣化、經營手段現代化、服務追求優質化;而且廖富洲和單恒偉還認為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業務范圍，日益跨社區化和國際化。(5)在經營管理方面，柯鐵認為農村合作金融已經改變單純的民主管理，而實行民主化和專業化管理。
二、國內農村正規合作金融改革
(一)產權模式
多數人主張在經濟金融發達地區，把信用社改組為農村商業銀行;在經濟金融較發達地區，按股份合作制原則合并信用社，實行縣級聯社一級法人制度;在生產力和經濟較為落后地區，可按合作制原則對原有信用社進行規范，把縣級城市信用社，劃入農村信用社的縣聯社或新成立的農村商業銀行(蔡則祥，2002;彭宇文，2004)。也有人認為應按下列模式進行改革：農村信用社分別改組為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基層網點(基層機構)或政策性金融機構;股份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合作制農村合作銀行(侯玉林、韓繼偉，2002;梁潤秀、鄭喜喜，2003;崔國平，2005)。另外，信用社改革是堅持合作制原則還是堅持股份制原則，爭議很大。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四種代表性的觀點。(1)堅持以合作制為改革原則。此種觀點認為，合作金融的本質特征要求其存在形式只有一種，即合作制;其實現形式也只能是合作制，而不是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黃永華，2000)。應在堅持合作制為農村金融組織基本產權形式的原則下，改造農村信用社(張長全、胡德仁，2003;郭田勇，2003;歐陽仁根、張慶亮，2003)。此外，在合作制的具體形式上，彭宇文(2004)認為以股份合作制取代互助合作制，追求一定盈利和為社員服務并舉，是可行的選擇。(2)堅持以股份制為改革原則。這種觀點認為，股份制是農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地方性、股份制農村商業銀行是中國農村信用社發展的目標模式(蔡則祥，2002)。農村信用社走合作制的發展道路，是完全行不通的，農村信用社必須選擇股份制作為終極產權制度(趙萬宏，2003)。另外，周脈伏、稽景濤也認為，信用社在現有基礎上進行合作制規范的路子是行不通的，必須另起爐灶。(3)以合作制為過渡，以股份制為終極目標。持此種觀點的人認為，在把合作金融作為農村金融主要形式的同時，應該允許部分農村信用合作社合并為股份制金融企業，而且大量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終極發展目標將主要是商業銀行(閻慶民、向恒，2001)。還有人認為，農村信用社產權制度改革應當積極創造條件，使合作制過渡到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逐步過渡到單一的股份制的產權形式，即最終目標是實行股份制改造，而且產權制度最好以省為單位(雷春柱，2004)。(4)不存在“最優模式”。何廣文(2003)認為，農村信用社制度創新，不
存在“最優模式”，不同模式各有優缺點，應以合作制和股份制多種模式同時并存。胡竹枝(2005)也主張，不能簡單地認為應該有一種“最優的模式”，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存在于農村金融體制中與中國經濟發展極不均衡的中國農村經濟問題，而應該構建一個多元化并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金融體制。
(二)組織模式
信用社改革的組織模式，不僅因產權模式的主張不同而不同，而且即使產權模式的主張相同，設計的組織模式也可能存在差異。目前，信用社組織模式的改革方案，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問題上。(1)是否取消基層社的法人地位。閻慶民、向恒(2001)主張合作形式仍應保持基層社一級法人制度不變，待社員合作意識增強、參與民主管理的積極性提高之后，再逐步取消基層社法人制度。但是，彭宇文(2004)、吳王番(2005)則主張，縣級聯社變為一級法人，取消基層社的法人地位，把基層農村信用社改制成為營業機構。(2)如何組建多層次組織機構。張長全、胡德仁(2003)認為，將農村信用社分別建成合作銀行、以縣級聯社為一級法人、將多家農村信用社合并為一級法人、以單一農村信用社為一級法人的多層次產權形式。雷春柱(2004)則認為，合作制金融體制可以采取省聯社、縣市信用社、鄉鎮分社的組織形式，實行省聯社、縣市信用社兩級法人體制;也可以采取省聯社、縣市聯社、鄉鎮信用社的組織形式，實行省、縣、鄉三級法人體制。
(三)管理模式
對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探討，主要集中于是采取行政管理還是行業管理。陳劍波(2000建議，建立地方銀行監管體系作為信用社管理體制設置的試點內容之一，并且提出兩種具體方式：(1)將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變為獨立的省級信用社管理局或辦公室別人省政府行政序;(2)建立省聯社進行業務管理。但是，張杰斌(2005)卻論述了省級政府的行政管理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背離，以及省級聯社行政化的危害，認為聯社及基層社不可能建立起符合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的組織模式。因此，建議防止省級聯社行政化，而應確立協會的經濟法主體地位，發揮信用社協會的作用。彭宇文(2004)、陳岷(2005)則認為，應建立農村信用社的自律機構——農村信用社協會。此外，歐陽仁根、張慶亮(2003)主張，建立金融監管為主、行業管理為輔、民主管理為基礎、社會監管為約束的農村合作金融管理體系。
(四)金融監管
在金融監管方面，主要探討農村合作金融市場準人、金融機構退出機制、金融危機處理機制、金融風險防范預警系統等內容。其中，對金融危機處理機制的討論比較集中，而且主張建立下列三種應對措施。(1)存款保險制度。紀瓊驍(2003)建議，農村合作金融存款保險制度的基本組織形式必須高度集中統一，權力集中于中央。歐陽仁根(2004)則建議中國的合作金融存款保險機構應當采用官民合辦的模式，在投保方式上采取強制性投保方式;此外，歐陽仁根還設計了投保人、存款保險標的和最高賠償額、保險費率的確定等具體內容。但是，陳林(2005)卻從農村信用社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較之于大型商業銀行不是那么嚴重，以及存款保險制度能助長銀行及其股東風險偏好兩個方面，認為信用社不應充當存款保險制度先行者。(2)專項風險基金。陳劍波(2004)認為在金融風險分擔機制方面，除了建立全國存款保險，還應建立專項風險基金。即中央、省政府每年從銀行業新增稅收中劃出一定比例投入基金;基金在存款保險機構資金不足以進行破產清算或銀行重組時，可以作為存款保險的借款來源之一。陳林(2005)也認為應借鑒美國和德國的基金制度，為合作金融體系提供信用保證。(3)最后貸款人。歐陽仁根、張慶亮(2003)建議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對出現暫時流動性困難的金融機構提供財務援助和救助行動，防止金融體系的動蕩。
此外，陳岷(2005)還建議在信用社的責任形式方面，增加“保證責任形式”，并主張自然人人社且探討了自然人人社的條件;歐陽仁根、黃永華、吳王番等學者還建議加快農村合作金融立法，并就立法內容進了探討。
三、合會的合法化與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創新
(一)合會的合法化
合會具有互助合作性質，是合作金融發展的雛形，至今在浙江、福建和廣東等地仍然較興盛。但是，合會并沒有被納人金融監管體系，仍屬于非法金融組織。目前，陳劍波(2004)、吳王番(2005)、李偉毅和胡士華(2004)等絕大部分學者都主張合會合法化;喬桂明、陳曉敏(2004)還認為，將農村民間金融組織納入農村金融體系建設的整體規劃，可以有效控制農村金融風險，促進農村民間金融的健康發展。
在合會合法化的具體措施方面，安菁蔚、任大鵬(2005)認為，應借鑒日本或臺灣地區的經驗，制定《合會運作管理條例》或將合會納入“民法典”中進行調整。對具有一定規模和管理制度的合會應允許其領取執照開展業務，短期內可限定其利率浮動范圍，長期內則可以完全放開利率以自由浮動(郭沛，2004);應該規范非正規金融活動范圍、活動內容、審批程序以及風險處置方式等(陳劍波，2004)。
(二)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創新
伴隨著非正規金融的合法化，一些學者極力主張進行農村金融組織創新。陳劍波(2004)主張發育新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互助性的存貸款機構等，并認為傳統的組織資源的充分利用將大大降低實施改革的成本和風險。李昌平(2005)則極力推薦社區發展基金會，他不僅詳細總結了社區發展基金會成功的四個基本要點，而且還設計了三種方案：(1)讓社區發展基金會承擔國家辦的農村信用社的中介職能。(2)將國家的農村信用社改造為農民土地銀行，將社區信用合作社或社區發展基金會改造成社區土地信用社。(3)讓國家的農村信用社維持現狀，同時支持社區信用合作社或社區發展基金會發展，形成競爭和合作的格局。
責任編輯：艾佳
合作金融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本文以互聯網為視角，以絲路金融合作為主題，在梳理互聯網絲路金融合作的發展動態的基礎上，分析了絲路金融合作過程中的制約因素，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路徑。認為我國應構建線上金融服務系統，推動人民幣成為“絲路貨幣”，通過金融產品創新活躍絲路金融市場，充分利用互聯網促進絲路金融合作的穩步發展和不斷深化。
關鍵詞：互聯網；絲路金融合作；絲路貨幣；戰略路徑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對中亞國家進行國事訪問時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經過多方的努力，絲路經濟帶上的合作日益深化，金融合作作為絲路合作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廣泛關注。但由于各國經濟、文化、地理位置方面的差異，通過傳統渠道進行金融合作存在種種制約，而基于互聯網的絲路金融合作則由于其服務便捷、信息匹配快等優勢而逐漸受到人們認可。如何創新金融合作模式，激發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內生合作意愿，已成為絲路發展需要解決的重要現實課題。在這個基礎上，本文以前瞻性視角將互聯網引入絲路金融合作發展進程，通過研究基于互聯網的絲路金融合作戰略路徑，幫助創新金融合作模式，解決中國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合作的現實課題。
一、互聯網絲路金融合作的發展動態
絲路金融合作主要分為三個方面，分別是貨幣金融合作、貿易金融合作、投融資金融合作。
1.貨幣金融合作
貨幣金融合作主要指貨幣結算、貨幣互換、貨幣匯率協調及區域貨幣一體化等方面的合作。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相關資料，自2013年至今，中國已與36家央行簽訂了互換協議，中農工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全部進駐迪拜，其他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也正在迅速地擴張中。面對互聯網金融的倒逼影響，以五大行為首的商業銀行開始主動通過自建電子商務平臺、與電子商務公司合作、開展在線借貸業務等模式逐漸拓展自身的互聯網金融業務。
與此同時，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一期也于2015年10月正式投入運營。CIPS由中國人民銀行仿照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HIPS）組建，能夠實現其規劃的基本功能，安全性、結算效率也得到了市場的廣泛認可。CIPS的成功上線運行是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管理方面的重大突破，也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貨幣結算方面的一大進步。
2.貿易金融合作
貿易金融合作主要包括貿易支付、貿易結算等金融服務方面的合作。
近年來，我國基于互聯網的貿易金融服務呈現出較為良好的發展趨勢。以出口貿易為例，2011年-2015年，我國出口貿易總額漸趨平穩，而出口跨境電商的交易規模卻實現高速增長（如圖1所示）。細分模式后，出口跨境電商中尤以網絡零售潛力巨大（如圖2所示）。以阿里巴巴全球速賣通（AliExpress）為代表的跨境電商一方面受惠于國家“一帶一路”的政策，另一方面也通過跨境貿易的結算為我國跨境電商出口額貢獻了巨大的力量。
3.投融資金融合作
投融資金融合作的主要內容為個企貸款、基金銷售、證券投資等。
2013年6月，支付寶和天弘基金聯手推出的“余額寶”綜合了支付寶的平臺優勢和貨幣基金的專業優勢，迅速突破1億用戶并成為中國最大的貨幣基金。根據網貸之家的數據，截至2017年11月，我國已有5965家P2P網貸平臺，其中正常運營1954家，累計問題平臺數量4008家，累計交易額超過60091.32億元。以“天使匯”為首的眾籌雖起步晚但發展快，為民間資本的融通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國這些全新領先的互聯網金融完全可以拓展用于促進線上絲路金融合作。
二、互聯網絲路金融合作的制約因素
1.互聯網發展區域不平衡
互聯網發展的區域不平衡情況在本國和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均有體現，互聯網普及率較低的地區尤以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為主。
圖3展示了中國各省份的信息化發展水平分布（顏色越深表明信息化發展水平越高，顏色越淺表明信息化發展水平越低）。對國內各省份的評價結果顯示，國內信息化發展水平從東部沿海地區向西北、西南、東北三個方向基本呈現遞減態勢，而作為互聯網發展程度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內部發展也并不平衡。
圖4反映了“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信息化發展的程度。從圖中可以看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的信息化程度差異較大。其中，歐洲地區及部分西亞國家信息化發展程度高，中亞國家互聯網發展程度則相對較差，地區形勢動蕩的國家（如伊拉克）信息化程度最低。
互聯網的特性不僅是單邊，更要是雙邊、多邊的。中國內地及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的信息化程度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互聯網的便利程度、弱化其在絲路金融合作上的優勢。這就說明需要發展落后地區互聯網設施，同時構建一個較為完善的網上金融服務系統?；A設施和服務體系的建設是促進絲路金融合作的前提和基礎。
2.流通貨幣不確定
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數量廣泛，囊括了中亞、歐洲、中東的多數國家，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仍沒有統一的通貨。金融合作受限于匯率，一旦國際匯率發生較大波動，將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之間的金融合作產生直接影響。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推進人民幣成為“絲路貨幣”已是大勢所趨。
但是，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等主要貨幣在國際市場上仍占據較大份額，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完全自由兌換也尚未實現，這些問題都給人民幣區域化帶來了相當大的阻力。沒有統一的通貨，不僅降低了互聯網給境內外居民與企業帶來的便利，而且減少了境內外居民與企業投資國內外資本市場的渠道，制約了互聯網絲路金融合作的發展。
因此，促進人民幣區域化、盡快完善基于互聯網的貨幣流通渠道成為重中之重。
3.金融產品種類不豐富
目前，我國利用互聯網進行金融創新的浪潮已經掀起，BAT三巨頭也紛紛加入。阿里金融推出的支付寶和淘寶眾籌在融資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騰訊于2014年推出的“微信支付”已逐漸步入日常生活，百度也與中信建投合作推出了“百度財富”這樣的網絡貸款與理財平臺。
但是，這些突破仍然停留在工具平臺的層面，很少有對金融產品本身進行的創新。產品結構雷同、服務內容單一，創新力度不足，同類互聯網金融機構之間競爭激烈的背后是金融產品的高度同質化。對我國在絲路沿線的金融市場上，相對而言缺乏的是針對不同主體的多層次、多樣化、高度專業化的金融服務。如果將互聯網絲路金融合作局限于工具平臺，我國金融服務平臺的競爭優勢將逐漸被沿線國家本地產品的優勢所掩蓋，國外市場的拓展也將受到限制。
三、互聯網絲路金融合作的具體路徑
基于以上對互聯網絲路金融合作制約因素的思考，我們將互聯網絲路金融合作的具體路徑分為三步（如圖5所示）：構建網上金融服務系統為第一步，旨在為后續的互聯網金融合作打好平臺基礎；完善基于互聯網的貨幣流通機制是第二步，目的是給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人民帶來便捷的金融服務；互聯網金融產品創新是第三步，希望能夠達到深化金融市場的最終結果。
1.構建網上金融服務系統
如圖6所示，網上金融服務系統由多個平臺組合形成，信息平臺、電商平臺、支付平臺是系統的核心三要素。信息平臺打通信息流、電商平臺承擔物流、支付平臺完成資金流，三個平臺共同作用促進絲路金融合作的發展。在此過程中，需要借鑒傳統絲路金融合作的經驗，以經驗構建系統，以系統完善理念，達到線上與線下的協調發展。
具體到國家和地區而言，雖然我國和絲路沿線國家的互聯網發展水平并不平衡，但值得關注的是，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地區也存在著實現信息化超常發展的可能。以我國為例，信息化發展水平較為成熟的省份，卻并不一定是發展最迅速、經濟增長最快的省份。目前，中西部地區互聯網發展程度相對較低，可以充分利用“后發優勢”，通過投入資本、引進人才、創新技術及國家的政策鼓勵，實現超常發展，從而在較短的時間內接近甚至趕超先進省份。
2.完善基于互聯網的貨幣流通渠道
絲路金融合作亟需一種沿線各國均認可的貨幣。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者，人民幣完全有優勢成為絲路經濟帶上統一的流通貨幣，即“絲路貨幣”。
完善基于互聯網的貨幣流通渠道，需要做到：①完善CIPS一期，盡快發展CIPS二期。CIPS一期實現了大部分基礎功能，但在結算方式、業務種類、運營時間等方面仍有提升和發展空間，希望通過二期予以完善；②加速推進人民幣區域化。中國需不斷加強對外開放，同時積極推進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作用。為降低外匯浮動風險，可提供人民幣融資優惠，盡量精減國際主要外匯幣種兌換環節，從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③嘗試擴大人民幣金融產品的營銷模式。這不僅有利于提升互聯網基金產品的競爭力，而且能夠豐富經濟帶內國家和地區的理財模式，同時提高閑散資本與產業資本對接的效率。
3.鼓勵絲路金融產品創新
結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源特征，積極運用創投基金、產業基金、保險基金等推動資產證券化，充分利用直接融資渠道為“一帶一路”建設服務。
我國對絲路沿線國家開放的金融產品應包括但不僅限于互聯網平臺推出的產品，也需拓展到資金結算服務、融資產品、風險管理產品等。以融資產品為例，根據李忠（2015）的分析，中國已經初步具備發行人民幣國際債券的環境，可以進一步借助上海自貿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等平臺，設計發行人民幣國際債券，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綜上所述，我國應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積極作用，促進金融業態的多元化；構建網上金融服務系統，為絲路金融合作提供基礎平臺；完善基于互聯網的貨幣流通渠道，推動人民幣早日成為“絲路貨幣”；鼓勵互聯網金融產品創新，活躍絲路金融市場。通過以上三方面的合力，基于互聯網的絲路金融合作才能穩步推進并不斷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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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馬廣奇（1964.03- ），男，陜西合陽人，經濟學博士后，陜西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高等學校金融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金融理論與財務會計等；蔡溦（1993- ），女，江蘇泰興人，陜西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
合作金融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喚醒了東亞國家的貨幣金融合作意識，也促成了東亞貨幣金融的初步合作，東亞\"10+3\"機制不斷得以完善和拓展，近年來在復雜的東亞地緣政治經濟環境中，受制于各國的合作意識分歧、東亞美元\"本位\"的固化等因素，東亞貨幣金融深入合作止步不前、陷入困境，嚴重阻礙了東亞貿易和投資合作的長遠發展。鑒于此，文章主要針對 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在全球金融危機下的路徑選擇進行了分析，以供參考。
關鍵詞：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全球金融危機；路徑選擇
1在全球金融危機下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現階段的困境
根據建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進行衡量，當前的東亞地區已經基本具備了建立共同貨幣區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條件，從上文中的論述可知，東亞地區的貨幣合作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因而建立東亞貨幣區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但是，僅根據貨幣區的相關趨同標準，尚無法就此認為東亞在現階段就能夠建成貨幣聯盟。特別是在當前所處的金融危機時期，由于經濟發展狀況和市場化程度的不同，金融危機對各國的影響程度輕重有別，鑒于貨幣合作對部分主權的讓渡有所要求，因此各國對于合作的熱情也表現出不同的態度，貨幣聯盟的實現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因為東亞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及特定的政治歷史，所以現階段的貨幣合作除了要受到區域內各國經濟發展的限制外，更受到政治穩定、民族宗教意識等方面的影響，同時東亞作為身處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個區域整體，還要受到區域外國家特別是超級大國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1.1區域性匯率協調和聯動機制缺乏
隨著東亞區域內投資和貿易一體化的加快，東亞各經濟體相互依賴增強，市場與匯率政策的溢出效應日益顯現，各經濟體都極為密切關注其他各國的貨幣政策。由于金融危機的傳染效益，區域性匯率協調和聯動機制的建立已經十分必要與緊迫。雖然東亞各國早已意識到匯率協調與合作對于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但是鑒于匯率協調與合作牽涉到各國的主權貨幣讓渡等敏感因素，因此匯率協調和聯動機制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長期以來東亞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使得東亞地區的匯率和金融市場一直處于波動狀態，這種機制容易受到投機行為的沖擊，區域性匯率協調機制的缺乏嚴重制約了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向深層次發展。
1.2東亞各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上存在較大的不平衡
盡管東亞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速度較快，但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缺乏均衡性，各國在市場化程度上也存在著較大差異，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同時并存。而歐元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便是各國普遍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且國與國之間差異甚微。就東亞地區而言，既有處于中上等收入階段的馬來西亞、韓國、菲律賓等國，也有位于中等收入層次的泰國、中國，還存在著低收入國家柬埔寨、印尼、越南、緬甸等。而從經濟體制來看，雖說大部分已實現市場經濟，但鑒于國情的不同，各國實行的市場經濟也有所差別，有自由市場經濟的日本和韓國，也有新加坡這樣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而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實施的則為協調型市場經濟體制，緬甸、老撾、越南等則同中國一樣還在進行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這種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存在必然會影響到各國政策制定者參與合作的積極性，從而在根本上限制了東亞貨幣合作的進一步深化。除此之外，雖然東亞地區擁有東京、新加坡和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但由于東亞各國大多處于經濟的起步與發展期，對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流動的控制還比較嚴格，各國的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還不高，長期債券市場發展也相對滯后。
1.3東亞主要國家在貨幣金融合作意識和戰略上分歧大
東亞主要國家在貨幣金融合作意識和戰略上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中日兩國。90年代中后期以來日本經濟一直萎靡不振，面臨國際金融危機的強烈沖擊和國內經濟的不景氣狀況，日本無法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起引領作用，相反，中國在金融危機后外匯儲備保持穩中有升，堅持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人民幣匯率改革和資本市場漸進開放將進一步增強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同時會進一步削弱日元的國際地位。亞洲金融危機后，日本調整其日元國際化戰略，提出“亞洲日元”，顯然不希望亞洲出現另一國際貨幣，中日對東亞貨幣合作態度存在著較大分歧，尤其是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貨幣主導權的爭奪幾乎無法妥協，再加之近年中日在釣魚島問題和中菲、中越在南海問題的爭端，使部分國家間合作的信任度降低，這對現階段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造成較大困惑。
2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在全球金融危機下的路徑選擇途徑
2.1加快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為統一貨幣區創建經濟基礎
當今國際經濟合作的理論認為，國家和地區間謀求建立區域經濟合作集團，一般要沿著如下由低到高的階梯進行：締結優惠貿易協定、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貨幣同盟、經濟同盟；從區域貨幣合作現存的實例如歐元區來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也要早于貨幣合作，只有在經濟一體化的基礎上去推動貨幣一體化，貨幣一體化才可能健康發展。因此東亞地區的貨幣合作也不能違反這一規律，只能從建立自由貿易區開始，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但現實情況卻是“貨幣同盟的建立比自由貿易區更快”，由此可能造成當經濟失衡時不能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實施共同的政策合作加以解決，而只能由失衡國家自己承擔，這在貨幣主權進行讓渡的情形下，成本巨大，失衡國一般難以承受，而一體化的貨幣區也就難以為繼，這應該引起人們的警惕。各國在進行統一貨幣區建立之前，應加強內部經濟貿易聯系的緊密程度，通過協商，建立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中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及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也就是要堅持按照區域合作的規律來執行，率先建立自由貿易區，然后在條件成熟時建立貨幣同盟，這樣才可能獲取貨幣一體化的最大收益。當然，先后成立的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也說明了東亞各國正在向這個方向努力。
2.2合理、準確地設定合作目標
迄今為止，對于東亞地區貨幣合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已毫無爭議，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人們就已達成廣泛的共識---東亞地區的貨幣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目標并不僅僅在于直接的應對經濟危機，更應該是謀求東亞地區經濟的共同繁榮與持續、穩定發展。鑒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歷史文化、要素稟賦、經濟結構的差異，各經濟體對于危機的應對之策是不同的。所以，這種以直接應對金融危機為目標的合作機制不僅不會促進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進一步推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將阻礙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進程。同時，我們更要看到，危機是非常態的，經濟的發展、綜合實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經濟體發展的要求。因此，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標應該是東亞各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共同繁榮與穩定發展”。
2.3促進人民幣區域化，形成東亞貨幣金融合作與人民幣國際化的良性互動
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也是對外貨幣金融合作的過程，如前文所述，自2001年起中國與周邊國家及經濟貿易密切的國家簽署大量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尤其是與東亞國家的貨幣合作具有天然優勢條件，中國2002年與東盟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區協議，2010年已開始正式啟動，目前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正處于攻堅階段，中韓自由貿易區已在2015年簽署協議。在此有利的基礎上，中國應積極促進與東亞國家區域內人民幣貿易結算的規模，充分鞏固在原有的CMI（清邁協議）框架和近年外匯儲備庫建設已取得的貨幣互換成果基礎，繼續提升外匯儲備庫的規模及實際運作效用，增強東盟國家對人民幣的信心，擴大人民幣國際化的國際政治經濟互信基礎，循序漸進地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不斷提升人民幣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地位。由中國主導2015年年內即將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不僅有助于東亞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也是東亞貨幣金融合作與人民幣國際化良性互動的重要見證。
人民幣在東亞貨幣合作中影響力的提升，不但有利于擴大人民幣在東亞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的信用，拓展人民幣在周邊國家的流通和使用范圍，逐步成為周邊國家外匯儲備貨幣。人民幣在周邊國家成為關鍵貨幣，勢必會逐步影響長期以來“東亞美元體制”的固有格局，進而漫射到歐美發達資本市場。因此通過中國與東亞國家的貨幣合作逐步擴大除周邊地區外的國際貨幣合作，對增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完全開放、匯率自由化，逐步促使合作方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貨幣，提高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有重要推動作用，也將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基礎地位。
3結論
綜上所述，全球金融危機對于世界和東亞地區的經濟貿易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當前應當將重點放在如何穩定區域經濟發展的層面，東亞地區貨幣金融合作也必將產生更進一步的神話，在這個過程中，合作的雙方也必須要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通過不斷的協商與談判，通過理性的決策來促進東亞地區貨幣金融合作的不斷完善，以促進亞洲經濟的復蘇與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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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融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 針對校企合作的模式和存在的問題，文章以廣州城建職業學院的金融專業為例，探討如何進一步建設具有區域經濟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提出合作學院式訂單班、實訓校區和雙導師制等建議，同時希望克服在校企合作操作中的問題，使校企合作取得長足發展。
【關鍵詞】 合作學院式訂單班 實訓校區 雙導師制
教育部于2006年頒布了《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指出服務是高職院校教學的主要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走產學結合的發展道路，總結出“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靶Ｆ蠛献鳌笔且环N辦學模式，“工學結合”是一種育人模式。校企合作的基本內涵是產學合作。校企合作體現了高職教育與行業企業的緊密聯系，也是目前改革高職教育辦學模式、教學模式等的關鍵環節。校企合作是當前我國實行“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平臺，也是高職院校人才培養與企業所需人才對接的契合點。
一、校企合作概述
校企合作，學校、企業和學生都是利益的主體。學?？梢岳闷髽I先進、完善的設施和生產環境，培養出等多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企業可以借助學校學生自愿的優勢，培養出符合企業要求的人才；學生可以在企業實習中一方面獲得報酬，另一方面參與到實踐中，積累工作經驗，了解企業對人才的具體要求，為以后就業打下基礎。
張平（2010）等將校企合作模式類型分為以下幾類：模塊型委托培養模式；校企互動模式；頂崗實習模式；訂單式合作模式；教學見實模式等。鄧志新（2012）把校企合作類型分為：“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2+1”人才培養模式；“工學交替”人才培養模式；“企業學院”人才培養模式；全方位合作教育模式等。無論如何劃分校企合作模式，目前我國的高職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普遍存在學校的積極性高，但是企業的積極性不高的現狀。校企合作難以深入開展的原因：一是學校談到校企合作時，總是希望企業給予經費或者設備上的無償支持，但是企業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不愿意做短期沒有收益的事情；二是企業缺乏與高職院校合作的熱情，隨著高職教育的快速發展，技能型人才的供求也發生變化，過去的“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對企業的吸引力逐步下降。傳統的“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只是一種比較松散的校企合作方式，而且會因為人事的變動造成“只談戀愛不結婚”的局面。校企合作難以深入開展的根本原因在于高職院校與企業缺乏有效銜接的橋梁。
分析企業合作的熱情不足的原因在于，企業的投入成本大，但是收入少。要解決企業的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必須從企業的角度出發。這就要求我們在校企合作中，解決企業參與教學、教學內容更新、實習實訓基地建設、兼職教師聘任和學生就業等問題，為企業量身定做，培養企業所需的人才，減少企業的成本。
二、廣州城建職業學院校企合作模式
本文以廣州城建職業學院金融專業為例，探討校企合作模式，對現代金融業校企合作模式進行探討。該院的金融專業為了適應企業對應用型金融人才的需求，主要以培養“應用技能型”人才為主，實踐教學作為高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主要途徑。
目前廣州城建職業學院金融類專業在進行校企合作的現狀是在保證學生掌握專業知識的前提下，要根據地方經濟發展對軍人類人才的需求，拓寬校企合作的途徑，培養學生適應社會、適應行業的基本技能和實踐能力，強化校企合作的力量。因此高職院校在進行校企合作的時候需要切合區域經濟特點，明確專業發展方向。高職院校的生源大部分是來自本地區，畢業后也服務于區域經濟的發展。金融作為國民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反映區域經濟特點，而且區域經濟的發展也要借助于金融的區域化運行。借鑒德國的“雙元制”模式，我們選擇長江證券有限公司、宏穗投資有限公司等作為合作對象，根據職業崗位的需求，進行充分的專業人才需求調查，校企雙方共同參與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產學研的合作，我們采用2.5+0.5的人才培養方案，即前面兩年半的時間學生在學校進行基礎課及專業理論課的學習。第六個學期學生開始進行畢業頂崗實習。金融專業在實踐中摸索發展，初步形成特色鮮明的理論教學體系、時間教學體系及素質培養體系，確保人才培養的質量。
吳耀偉（2010）認為，校企合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從學校層面上看，主要有：對校企合作辦學理念認識不足；高職院校自身的優勢不明顯（包括專業設置與社會需求脫節、課程開發滿足不了職業崗位需求、雙師素質教師不足、實訓條件和場地不足等）；傳統的教學管理不能適應需要等；從企業層面上看，主要有：企業缺乏成熟的合作意識；企業合作動力和能力不足等；從政府層面上看，主要有：缺乏法律支持；缺少宏觀調控等。高職教學人才培養主要是滿足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以培養學生的綜合職業能力為主，以教學與生產相結合為手段，而“校企合作，工學結合”體現了高職教學的本質。當前高職院校的金融類專業人才培養面臨如何通過“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將學生培養成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滿足行業的需求，廣州城建職業學院正嘗試建設具有專業特色和區域經濟特色的校企合作道路。
1、校企共建“合作學院”式“訂單班”
校企合作還可以共建“合作學院”式“訂單班”，使學校企業兩者融為一體。廣州城建職業學院的金融專業進行訂單式的人才培養，與廣州宏穗投資有限公司簽訂協議，組成訂單班式的人才培養模式。這種“訂單班”式的人才培養模式，不是松散的管理，而是在2012年開始對訂單班學生進行獨立組班，企業派遣專業老師，針對企業的獨特需求，進行授課，對學生進行個性化培養。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參考企業專家的意見，企業參與到制定一些教學的管理制度，共同構建雙師教學團隊，共同實施教學環節，共同實施頂崗實習，共同開發教材等，合作院校式訂單班成為校企合作的穩固平臺。在這個合作平臺上，學院從企業聘請行業專家到學院做兼職教師，使師資隊伍的實力增強，同時建立穩定的兼職教師隊伍。金融專業以技術交流為輻射點，推動高技能人才培養基地建設。合作院校式的訂單班的建立確保學生在企業頂崗實習半年以上，企業可以培養自己所需的技能人才，把合作的院校當做企業的一個組成部分，高度重視校企合作的發展，可以客服目前校企合作中企業積極性不高的現狀。
2、校企共建“實訓校區”
學校引企業進校共建實習工廠、實習基地等。企業負責設備投資、提供頂崗實習的崗位和技術指導。學校根據學生的不同學習階段，安排他們在課余、課內等階段性進行實訓。依據協議，學院向企業提供學生和開展員工培訓。通過共建“實訓校區”，學院積極主動加強與企業的合作，企業主動參與到學生的日常管理和培養中，讓企業感受到高職學生在企業發展中的主要作用。目前廣州城建職業學院的營銷專業就建立了“實訓校區”，而且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目前金融專業建立了“金融服務中心”，現階段“金融服務中心”只是本專業的老師在操作，下一步將要與企業共同建設，將“金融服務中心”的業務范圍擴大化，更加正式化，讓老師、學生和企業的人員共同參與進去，促進學校與企業的合作，給學生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
3、校企共建“雙導師制”
“雙導師制”指的是在實施校企合作過程中，學生在企業頂崗實習配備兩個導師，在校企合作培養技能型人才過程中，兩個導師各司其職：校內導師負責學生的課程學習和畢業設計的指導；校外導師側重培養學生在課堂之外的能力素養、強化學生的實踐能力、溝通能力和職業道德等的訓練。這種“雙導師制”培養模式能夠充分利用學校、企業兩種教學資源和環境，培養社會需要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為了促使“雙導師制”的順利進行，學院構建了“學生—實習單位—學?！比降呢熑?、義務權利相對明確的機制。
一是互惠互利激勵。有針對性地選擇企業作為長期的實習實訓基地，建立長期的合作協議，校企雙方開展工學交替、產學研究。二是學生跟蹤管理。構建學院、老師、企業的三方管理機制。校內導師需要不定期到企業走訪學生、探訪學生的實習情況，和校外導師經常聯系，了解學生在實習中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經常和學生在網絡上進行聯系及時掌握學生的組織紀律、行為表現、關心學生實習期間的學習、安全問題、生活和健康狀況。三是頂崗實習效果評價。學生實習效果的評價，主要以項目成果為依據，突出社會價值。主要由實習單位對學生完成業務的質量、帶來的經濟效益等作為評價指標。
“雙導師制”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導師的選取。校內導師一般從專任教師中選拔，要求導師有良好的師德和責任心，有扎實的專業知識，了解本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和目標，有較強的專業學習指導能力。校外導師的職責側重于提升學生的發展空間，一般由校外實習基地所在企業中業務素質較高、工作能力強、專業知識豐富的業務骨干擔任。學校與校外導師簽訂協議，規定各自的權利義務，使得“雙導師制”順利進行?！半p導師制”實現學生實習與就業崗位的零距離接觸，構建了學校與社會聯合培養學生的平臺，建立學生實習、就業的長效機制，達到素質培養與企業需求的對接。
但是在探索中，我們也發現校企合作還存在相當的問題。第一，政府角色的缺位。校企合作的保障與運行機制不健全，學校與企業合作的時間長短和合作的深度取決于校企之間的情感，因此合作的穩定性較差，常造成“只談戀愛不結婚”的局面。政府雖然表示對校企合作的重視，但是并沒有實質性地推動參與協調校企合作，政府在立法、財政等方面也未能給予支持和引導。第二，合作機制不規范。由于政府沒有頒布相應的法律法規，導致校企合作缺乏監督與約束。學校與企業基于雙方的利益進行合作，但是由于利益的去向和短期行為，使得校企合作難以建設長期的可持續的良性循環機制。第三，教學機制不完善。學校和企業確定工學結合的教學模式，但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學院對教學機會的限定和企業培訓的靈活性兩者有時難以協調，因此會采取一些變通方式，但是結果不甚理想。因此，我們希望地方政府可以在學校和企業在合作中給予直接引導，甚至是參與到校企合作中，確立專門的法規保護鼓勵校企合作的開展，而學院也將繼續完善教學機制，促進校企合作取得長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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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融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實現泛北部灣經濟合作，需要該區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相融，因為政治文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文化生產力?？朔町?、實現多國政治文化融和是促進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的內在要求；要在認清泛北區域多國政治文化的差異性與相容性的基礎上，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則，建設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多樣性條件下合作共贏的政治文化。
[關鍵詞]泛北部灣；經濟合作；政治文化；差異；融合
[作者簡介]陳元中，廣西民族大學政法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廣西 南寧 530006
泛北部灣經濟合作是一個跨國和跨省的區域經濟合作戰略構思。該區域包括以廣西為中心的中國西南部、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等七個國家。合作與發展的重點是打造“海上東盟”平臺，加強港口物流合作，促進區域內產業對接與分工合作，擴大相互貿易與投資，大力發展臨海工業，聯合開發海上資源，加快臨海城市發展，形成一批互補互利、相互促進、各具特色的港口群、產業群和城市群，增強區域經濟競爭力。
泛北部灣經濟區已經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在論證其可行性。中央領導高度重視，泛北部灣地區的國家領導人積極響應，東盟秘書處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地區國際組織和金融機構對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給予贊同和支持。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已經由共識走向實踐，確立了一系列合作原則和項目，可以說，北部灣已經風生水起。泛北部灣既是一個經濟合作區域，也是一個文化交流區域。區域經濟合作，需要區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相融與支撐，因為文化決定經濟——生產與市場以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交流為前提。因此，泛北部灣經濟合作中的多國政治文化差異與融合問題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一、政治文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文化生產力
(一)政治文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的基本要素
區域經濟的發展緣于該區域生產力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其中，文化生產力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所謂文化生產力，是指人們為了滿足自身的精神需求，將人類自身的思想、理念和情感作用于一定載體，轉換為文化產品、提供文化服務和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文化生產力的作用表現為：一是生產力中最活躍因素——人在經濟建設中富有特殊的思想、理念和情感，擁有自己的追求并轉化為具有民族特點的物質產品，以適應時代文明的發展并滿足本區域和全球性的要求；二是人們進行形而上的文化形態生產。正于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指出的：“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p>
無論是哪一種文化生產力，都具有突出的意識形態特征，都是生產者思想、理念、意志、態度、情感、愿望和價值取向滲透于全部文化生產過程的結果，而這些要素的凝聚，準確地說，是一種政治文化的作用；或者說以上文化生產力中的重要成分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的作用突出地表現為區域經濟合作和發展中民族和國家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的一致性，至少是相融性，這樣才能有區域經濟合作意向并走向經濟貿易合作實踐。二戰以來，世界多種區域經濟合作的事例足以說明政治文化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作用，如意識形態對立時期的“馬歇爾計劃”和“莫洛托夫計劃”導致的歐洲出現兩個區域性特征和原東盟區的建立就是政治信仰、政治態度和政治情感等政治文化因素作用的結果；而現在的歐盟這個最典型的區域經濟合作區對歐洲各國政治文化進行重新整合，才使該區域經濟合作具有了政治文化認同。雖然政治文化差異不可能消除，如宗教問題就有可能導致歐盟合作中的某些不和諧，而實現政治文化差異的融合是推進區域經濟合作不可輕視的重要任務。
(二)克服差異、實現多國政治文化融合是促進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的內在要求
差異具有產生吸引以促進合作和導致對立以阻礙合作的雙重性。因此，區域經濟合作都要面臨如何正確對待政治文化差異，避免原則性分歧以實現政治文化融合的問題。泛北部灣經濟合作中，克服差異，實現政治文化融合的任務十分艱巨。區域經濟合作各方必須形成共識，而這種共識從表面形式看是經濟層面的，如2007年7月26日召開的“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達成八大共識，即共同獲益的共識。合作中始終兼顧各方各國的利益，尊重各國的資源選擇，廣泛吸引各種合作伙伴參與；先導領域合作的原則；以交通基礎設施為重點的共識；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共識；加強金融合作的共識；逐步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盡快成立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跨國專家小組，由泛北部灣各國、東盟秘書處、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的官員和專家共同組成。建立政府合作機制，加強政策協調，將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納入現有的“10+1”合作框架；發揮廣西作為中國與東盟合作前沿和窗口的共識；行動更加務實，各方共同努力的共識等。
以上各項共識都是以本國的根本利益包括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和民族安全為前提的。這些利益最大化(建立在雙贏或建立在“非零和”模式基礎上)和安全戰略內含著參與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的各個國家的政治信仰、政治態度、政治情感乃至政治信任等要素。只有真正形成了政治互信基礎上的文化相通相容，才能為該區域經濟合作奠定穩固的基礎。毋庸置疑，泛北部灣經濟區中的、以廣西為中心的中國西南部、越南以及相鄰北部灣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等七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差異問題十分突出是不爭的事實。要實現經濟合作與和諧發展，必須高度重視克服差異，實現政治文化的融合。
二、泛北部灣經濟區多國政治文化的差異性與相容性分析
(一)泛北部灣經濟區多國政治文化的差異性
由于泛北部灣區域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法律、宗教和民族習慣等存在很大差別，因而使合作各方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價值等政治文化都有較大差異。
1、在政治心理方面，存在的主要差異是大國與小國的心理自尊性差別以及經濟發展程度的心理認同差異兩個方面。
(1)大國與小國的心理差別問題。泛北部灣經濟區的七個國家中，中國最大，有13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面積；而東南亞總面積447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5.3億。其中，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六個國家所占的比例就更小。國家的大小在一個區域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顯然不一樣，必然帶來各國在區域性國際活動中的政治心理不同，而如何調節則是泛北部灣經濟合作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2)經濟發展程度也會造成經濟合作中的心理認同差異。泛北部灣經濟區七國2006年經濟總
量排位依次為：中國，25122.75億美元，人均1911美元；印度尼西亞，2643.57億美元，人均1077美元；泰國，1965.78億美元，人均3042美元；馬來西亞，1318.16億美元，人均5636美元；新加坡，1215.34億美元，人均27068美元；菲律賓，984.76億美元，人均1101美元；越南，482.62億美元，人均572美元；文萊，57.43億美元，人均15139美元。按照人均排位依次為：新加坡27068美元，文萊15139美元，馬來西亞5636美元，泰國3042美元，中國1911美元，菲律賓1101美元，印度尼西亞1077美元，越南572美元。
在經濟貿易額上，中國與各國的貿易量也有很大差別。2005年，中國與新加坡的貿易額為331.49億美元，與馬來西亞為307.03億美元，與泰國為218.12億美元，與菲律賓為175.58億美元，與印度尼西亞為167.89億美元，與越南為81.96億美元，與文萊為2.61億美元。
大國與小國、富國與發展滯后的國家、貿易量大小的國家在區域經濟合作中所占的份額和受惠程度不同，對區域經濟合作會產生不同的心理反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相互合作的態度。
2、政治思想方面的差異，在于各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中的主導思想的差異性。
東南亞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多種多樣的，主要有5種類型：一是人民代表制國家：越南、老撾；二是議會共和制國家：新加坡、東帝汶；三是總統共和制國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四是君主制國家：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和文萊，其中泰國、柬埔寨和馬來西亞是君主立憲制，文萊是一個馬來穆斯林的絕對君主制國家；五是軍政府國家：緬甸。
各國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泛北部灣經濟區的七個國家中，有五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和越南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越南稱在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這兩國都實行人民代表制度和共產黨一黨領導。各國尤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差別。采用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分別按照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甚至夾雜有民族主義為指導思想，而社會主義國家則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樣，在合作中難免出現分歧。
3、在政治價值方面，將涉及國家安全、國際關系和各國經濟體的利益保護等問題。
政治價值觀的不同會阻礙合作。東盟有學者已經對此發表了看法，可供參考。印度尼西亞《雅加達郵報》2004年8月刊登梅迪亞塔馬·蘇爾約迪寧拉特的一篇文章《尋找共同價值觀》，認為東南亞國家聯盟因為各成員國價值觀不同而難以成為共同體；認為“東南亞國家雖然加強了經濟合作，但私下里仍然彼此視作競爭對手。東盟會議發表的冠冕堂皇的聲明掩蓋了一個事實，即這些國家在地理和戰略上由來已久的差異還沒有消失”。作者斷言：“推動共同體形成的不是經濟利益，而是相同的價值觀?！薄坝捎谡苇h境的差異，這一地區的人民秉承不同的價值觀。東盟成員國應該直面現實：只要各國政治體制的開放程度還存在明顯差異，就不會形成真正的共同體?！狈罕辈繛辰洕鷧^雖然不是共同體，但梅迪亞塔馬·蘇爾約迪寧拉特所講到的價值觀差異一定會對合作產生影響的觀點應引起我們高度注意。
從國家安全、國際關系等方面考慮，也會影響泛北部灣經濟區合作。如兩極格局解體后東盟國家為了求得生存，在外交領域，一直奉行戰略合作與大國平衡相結合的策略。東盟國家的大國平衡外交戰略會對合作形成障礙，但奉行合作的戰略又為泛北部灣經濟區合作提供了空間和可能。
(二)泛北部灣經濟區多國政治文化的相容性
地域相連性、文化相通性、利益相關性為泛北部灣經濟區合作和政治文化相容提供了有利條件。
地域相連為經濟合作和政治文化相容提供了地緣條件。泛北部灣背靠中國大西南地區，面向東南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文萊等臨近北部灣的國家；北部灣海洋是中國與這些國家聯系的重要通道，是中國西南地區連接東盟國家的海上交通樞紐。在兩極世界格局成為歷史，經濟全球化和合作、發展成為當今世界主題的新歷史條件下，區域經濟合作已經逐步突破意識形態的束縛，相鄰國家的政治信任越來越強，尤其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友好甚至戰略伙伴關系的確立以及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泛北部灣區域的經濟合作和政治文化相容具備了制度性保障。
文化相通為經濟合作和政治文化相容奠定了文化基礎。東南亞總面積447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5.3億，大部分為黃種人，包括有屬于漢藏語系、印地語系、南亞語系、南島語系的多個民族。其中，人口較多的有爪哇族、京族(越族)、泰族、緬族、老族、高棉族、蘇祿族等；華僑、華人約3000萬人，是世界上華僑、華人最集中和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新加坡的華人比例占70％以上；其次是馬來西亞，約占30％。中華文化已經溶入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使經濟區的合作中有了很多共同的觀念、價值和情感基礎，而且由于地緣相連，還會逐步形成地域性政治文化。地域文化也是一種生產力，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最終將作用于經濟合作，產生經濟效應。
利益相關將為經濟合作和政治文化相容提供內在動力。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蔣正華在2007年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講話中說：“中國和東盟正在加快建設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建成后，將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泛北部灣區域各國是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泛北部灣經濟合作正在展現巨大的潛力和商機。2006年中國與泛北部灣區域六國的貿易額為1307億美元，增長22.6％，占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的81.3％，正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隨著相互投資和貿易壁壘的消除，相互投資和貿易的規模將不斷擴大、領域會不斷擴展?！狈罕辈繛硡^域合作必將給區內各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實現中國與東盟繁榮和發展的共贏。文化乃至政治文化始終為經濟的發展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撐；利益相關性使區域內政治文化能夠自覺克服差異走向相容。
總之，地域間差異的文化比較是商品生成的重要原因；地域文化差異將會轉化為經濟現象并具有尋求交流合作而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而中國與東南亞文化的相容性又為區域合作搭建了海上平臺。多國文化的兼容將會產生強大的文化生產力。
三、建構“和而不同”的泛北部灣區域性和諧政治文化的構想
(一)樹立跨國區域性政治文化觀
要實現經濟區合作與區域和諧發展，必須建構區域性和諧政治文化，而對于具有各自政治經濟利益追求和穩定的政治文化特征的國家來說，促進政治文化相容和融合，應當在遵循“和而不同”原則的基礎上，建設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多樣性條件下合作共贏的政治文化。
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和諧，即以人際和諧為基礎，進而實現群體和諧，最終實現天人和諧。做到和諧，關鍵是要“和而不同”?！昂汀笔侵敢环N有差別的、多樣性統一，因而有別于“同”?！熬雍投煌?，小人同而不和?！薄昂投煌笔侵妇釉谌穗H交往中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系，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茍同于對方，追求內在的和諧統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在正視不同意見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同而不和”則是指小人習慣于迎合別人的心理、附和別人的言論，但在內心深處并沒有和諧友善的態度。
泛北部灣經濟區的合作主體都是一些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合作中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也有合作中的方略主張；但是，各方都必須深刻認識到，建立經濟合作區域將會把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市場做大做強，促進“中國的沿海發達地區及最具增長潛力的北部灣地區與東盟東部增長區及東盟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越南和東盟最發達的國家新加坡實現對接”(蔣正華在2007年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上的講話)，加強區域內各國的經濟互補性，拓展海上通道和海上溝通平臺，推進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通過合作加快區域內各經濟體的共同發展。這是合作中“和而不同”所追求的和諧與一致性的重要基礎與本質要求。另外，必須有長遠的心理預期，不能糾纏于具體事宜的分歧和眼前獲得利益的多與少；否則，就會陷于“同而不和”的泥淖。長期以來，東南亞國家深受中國“和”文化的影響，至今還有大量華人在各國作為“和”文化的傳人，相信泛北部灣經濟合作中一定能夠實現“和而不同”。
既然是區域經濟合作，樹立合作意識應是對各方的基本要求。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區域性經濟合作是基礎和前提。通過區域經濟合作，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以此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這是國際社會發展經濟的必由之路?？上驳氖?，泛北部灣經濟合作構想自2006年提出以來，區域內各方高層都積極響應和支持。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兩次對北部灣開放開發作出重要指示，認為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前景廣闊；溫家寶總理在中國南寧舉行的第三屆中國一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和在菲律賓宿務舉行的中國一東盟第十次領導人會議上兩次倡議“積極探討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的可行性”；全國政協與國務院就加快北部灣經濟區開發與建設問題召開了專題協商會；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文萊等泛北部灣區域國家領導人都已明確表示支持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在一年多時間里，泛北合作已經由構想變成為發展戰略，由共識走向實踐，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今后，要進一步克服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價值的差異，以合作共贏為價值選擇，迅速將合作意識轉化為合作行動，成立合作機構，建立合作機制，拓展合作領域，確定合作項目，將合作推向深入。
(二)培育規范泛北部灣經濟區發展的制度文化
區域經濟合作是一個由非制度隨機性交流到制度規導性合作，最后達到制度文化引導性合作的發展過程。目前，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已經由非制度隨機性交流向制度規導性合作方向發展。2007年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論壇發表的主席聲明指出：本屆論壇就泛北部灣合作的機制、產業發展與金融支撐，泛北部灣交通、港口、旅游合作等三個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和交流，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并要求逐步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同時，提出“成立泛北部灣經濟合作跨國專家小組，作為啟動泛北部灣經濟合作機制的重要措施；專家小組由泛北部灣各國、東盟秘書處、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的官員和專家共同組成；主要任務是，對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的范圍和原則、目標方向、優先領域、機制安排、行動計劃、標志性項目等進行研究，提交研究報告，以推動合作進程”。另外，還強調“要推動建立政府合作機制，加強政策利益協調。將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納人現有‘10+1’合作框架，由中國一東盟經濟高官會評估跨國專家小組研究報告，并提交中國一東盟經濟部長會議審議，共同研究、決策泛北部灣經濟合作的重大問題”等。
在此基礎上，要積極引導將合作制度和機制變成各國政府和經濟體共同遵循的觀念、態度、作風和習慣，也就是在加強合作制度和機制建設的同時，培育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文化。區域合作的制度文化是在經濟體各方制定和推行的制度、政策和協作機制基礎上形成的引導合作進行的規制文化。區域合作的經濟本身是一種制度條件下的經濟。在經濟合作發展中，規制經濟活動的制度文化隨之成長，并在區域經濟合作中充分體現其作用和價值。只有合作各方溶入這種制度文化之中，才能在合作中游刃有余，泛北部灣區域經濟合作才能具備必需的政治文化基礎。
(三)培育引導泛北部灣經濟區發展的政策文化
經濟合作必須遵循各方及其共同的行動準則，即合作要在各國政策和合作各方制定的政策框架下進行。為此，北部灣經濟合作中，培育引導泛北部灣經濟區的政策文化十分重要。首先應將經濟合作各方的政策透明化，讓各方互相了解、熟悉政策情況，以便于在經貿往來和經濟合作中共同遵循；其次，合作各方應當盡可能地參透他國政策的基本精神和了解政策的基本走向，以提高合作各方把握政策發展的預期和應變能力；再次，建立政府合作機制，加強政策利益協調，共同研究、決策泛北合作的重大問題，加強區域內各國政策和利益的協調；并在各自國家加強合作區域內政策的宣傳教育，使其成為合作參與者的行動準則。
責任編輯：周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