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險的一些知識范文第1篇
◆可口可樂(350ml罐)，118日元(約合0.89美元)
◆牛奶(1公升)，211日元(約合1.60美元)
◆漢堡包，130日元(約合0.98美元)
◆錄像帶租借一回，393日元(約合2.98美元)
◆送上門“比薩”一個，2079日元(約合15.75美元)
◆大米(10kg)，3998日元(約合30.29美元)
◆面包(1kg)，423日元(約合3.20美元)
◆面巾紙(5盒)，365日元(約合2.77美元)
◆洗衣費(西服上下裝)，1068日元(約合8.09美元)
◆汽油(1公升)，109日元(約合0.83美元)
◆電影票，1800日元(約合13.65美元)
學費
在繳付大學、短期大學、?？茖W校的費用之中，包括學費、入學費、設施、設備費等等。第一平均需繳費用如下表。從第2開始，由于不必繳付入學費，所以繳費大約將減少30%。
第一平均所繳費用
◆大學院國立大學大學院：773800日元
◆公立大學大學院
人文科學系：885939日元
社會科學系：837121日元
理學工學系：833113日元
農學藥學系：999456日元
醫學齒學系：844420日元
◆私立大學大學院
人文科學系：891469日元
社會科學系：910587日元
理學工學系：1113454日元
農學藥學系：1135493日元
醫學齒學系：1124245日元
◆日語語言學習班
6個月課程：357000-422000日元
1年課程：410000-1017100日元
1年半課程：590000-1451100日元
2年課程：770000-1720000日元
生活費
外國留學生在日本的一個月的生活費和學費(單位：日元)
北海道122000日元
東京158000日元
中部124000日元
九州119000日元
全國平均140000日元
宿舍
學校的宿舍一般比較緊張，尤其是東京，連民宅都很難租到。當然，在外邊租房子也不是一筆小的開銷。6疊(9.6平方米)公寓(東京)單是房間(廁所共用)，月租4萬日元以內。附有廚房、廁所4萬日元左右附有浴室6萬日元左右附冷熱空調、廁所、浴室6.6萬日元
社會保險的一些知識范文第2篇
一、基礎知識
秘書工作者知識的第一個層次，是秘書工作者必備的知識和前提條件。秘書工作者的知識面要廣，基礎知識要扎實。為此秘書工作應掌握以下三個方面的知識。 1. 科學文化知識
基礎知識的基礎，包括語文、數學、歷史、地理、邏輯、英語等等。特別要注意語言文字和歷史知識的提高，重視歷史知識的學習，可以讓自己透過歷史的現象抓住內在的規律和本質的東西。 2. 馬列主義理論知識
哲學、政治經濟學、黨的建設、鄧小平理論、有實踐中不斷地學習，才能提高理論修養。 3. 政策法規知識
這是作為秘書工作者必備的知識，包括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憲法、法律法規、法令等相關的知識，特別要注重后者的學習。因為它在平時的工作中接觸最多的知識。
二、專業知識
是秘書工作者知識結構的核心或者是主體，也是區別于其他領域的知識結構的方面。 1 理論知識，是秘書學和秘書工作總體的理論知識，是秘書工作者勝任本職工作的重要前提，總的理論，
也是秘書工作的基本理論知識，秘書指導思想。 分門別類的理論，包括文書處理，信息處理，信息調研和秘書實務的理論。
2 業務知識，秘書工作中各個環節的操作常識，基本技能，操作規范，公文的起草等。
3 行業知識，秘書工作者所在機關的行業的基本知識。 三 相關知識
秘書工作者的輔助知識，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知識。 1 新的學科知識，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是相關知識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包括行為科學、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 2 管理學知識，行政管理，領導科學，決策等方面的知識。 3 社會交往知識，社會關系學，公共關系學，人際關系學等，以便秘書工作者在工作能夠提高自身的交際能力，信息溝通能力。 4 心理學知識。 四 社會知識
社會保險的一些知識范文第3篇
車險種類按性質可以分為強制保險與商業險。車險種類根據保障的責任范圍還可以分為基本險和附加險。
基本險包括第三者責任險(三者險)、車輛損失險(車損險);投保人可以選擇投保其中部分險種，也可以選擇投保全部險種。 附加險包括全車盜搶險(盜搶險)、車上人員責任險(司機責任險和乘客責任險)、玻璃單獨破碎險、自燃損失險、無過失責任險、車載貨物掉落責任險、車輛停駛損失險、新增設備損失險、不計免賠特約險等。玻璃單獨破碎險、自燃損失險、新增加設備損失險，是車身損失險的附加險，必須先投保車輛損失險后才能投保這幾個附加險。車上責任險、無過錯責任險、車載貨物掉落責任險等，是第三者責任險的附加險，必須先投保第三者責任險后才能投保這幾個附加險;每個險別不計免賠是可以獨立投保的。
通常所說的交強險(即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也屬于廣義的第三者責任險，是國家規定強制購買的保險，機動車必須購買才能夠上路行駛、年檢、掛牌，且在發生第三者損失需要理賠時，必須先賠付交強險再賠付其它險種。
商業險是非強制購買的保險，車主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 全車盜搶險
負責賠償保險車輛因被盜竊、被搶劫、被搶奪造成車輛的全部損失，以及其間由于車輛損壞或車上零部件、附屬設備丟失所造成的損失。車輛丟失后可從保險公司得到車輛實際價值(以保單約定為準)的80%的賠償。若被保險人缺少車鑰匙，則只能得到75%的賠償。 汽車投保的技巧
一、車輛的保險金額要根據新車購置價確定。車輛損失險保險金額，可以按投保時新車價值或實際價值確定。但要注意保險金額不得超過車輛價值，因為超過的部分無效。
二、車上人員責任險，在投保時根據使用情況投保一個座位或幾個座位，如果超過2座，則4個座位全部投保比較劃算。
三、第三者責任險有5萬、10萬、15萬、20萬、30萬、100萬等多個檔次，一般來說，投保20-50萬元比較合適。
四、自燃險是對車輛因油路或電路的原因自發燃燒造成的損失進行賠付。夏天是汽車自燃的多發季節，最好加投一份自燃險，做到有備無患。
五、舊車的盜搶險和車損險，投保時車輛的實際價值按新車購置價減去折舊來確定，一般每年折舊千分之十。但也要注意，按折舊價投保時，出險后保險公司也會按照新車價與折舊價的比例進行賠付。也就是說，如果一部車新車購置價為10萬元，按折舊價8萬元投保，那么出險后，相應地，車主也只能得到80%的賠款。 投保應注意的問題
一、不要重復投保
有些投保人自以為多投幾份保，就可以使被保車輛多幾份賠償。按照《保險法》第四十條規定："重復保險的車輛各保險人的汽車保險賠償金額的總和不得超過保險價值。"因此，即使
1 投保人重復投保，也不會得到超價值賠款。
二、不要超額投?；虿蛔泐~投保
有些車主，明明車輛價值10萬元，卻投保了15萬元的保險，認為多花錢就能多賠付。而有的車價值20萬元，卻投保了10萬元。這兩種投保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依據《保險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保險金額不得超過保險價值，超過保險價值的，超過的部分無效。保險金額低于保險價值的，除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人按照保險金額與保險價值的比例承擔賠償責任。"所以超額投保、不足額投保都不能獲得額外的利益。
三、保險要保全
有些車主為了節省保費，想少保幾種險，或者只保車損險，不保第三者責任險，或者只保主險，不保附加險等。其實各險種都有各自的保險責任，假如車輛真的出事，保險公司只能依據當初訂立的保險合同承擔保險責任給予賠付，而車主的其它一些損失有可能就得不到賠償。
四、及時續保
有些車主在保險合同到期后不能及時續保，但天有不測風云，萬一車輛就在這幾天出了事故，豈不是悔之晚矣。
五、要認真審閱保險單證 當你接到保險單證時，一定要認真核對，看看單據第三聯是否采用了白色無碳復寫紙印刷并加印淺褐色
汽車保險防偽底紋，其左上角是否印"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監制"字樣，右上角是否印有"限在××省(市、自治區)銷售"的字樣，如果沒有可拒絕簽單。
六、注意審核代理人真偽
投保時要選擇國家批準的保險公司所屬機構投保，而不能只圖省事隨便找一家保險代理機構投保，更不能被所謂的"高返還"所引誘，只求小利而上假代理人的當。
七、核對保單
辦理完保險手續拿到保單正本后，要及時核對保單上所列項目如車牌號、發動機號等，如有錯漏，要立即提出更正。
八、隨身攜帶保險卡
保險卡應隨車攜帶，如果發生事故，要立即通知保險公司并向交通管理部門報案。
九、提前續保
記住保險的截止日期，提前辦理續保。
十、注意莫生"騙賠"伎倆 有極少數人，總想把保險當成發財的捷徑，如有的先出險后投保，有的人為地制造出險事故，有的偽造、涂改、添加修車、醫療等發票和證明，這些都屬于騙賠的范圍，是觸犯法律的行為。因此各位車主在這些問題上，千萬不要耍小"聰明"。 十
一、車險中對第三方的界定，應排除家人在外。 保險公司的除外責任中有這樣一條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駕駛人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的人身傷亡、及其所有或保管的財產的損失”，汽車發生事故時的駕駛員及其家庭成員、被保險人的家庭成員是不算在第三方范圍內的。汽車保險條款規定是為了防范被保險人為了獲取保險金而對家庭成員進行故意傷害。 汽車保險理賠注意事項
對于車險理賠，車主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及時報案。發生交通事故后，車主應保護好現場，并在48小時內向保險公司報案，如實陳述事故發生經過，提供保險單，等待保險公司查勘人員到現場查勘，同時填寫好《索賠申請書》。此外，車主要盡快將各種索賠單證交給保險公司理賠人員，在出險車輛修復后，車主應保存好修理發票，同時提供其他必要的材料向保險公司索賠。
2 其二，了解拒賠范圍和免責范圍。“在車險索賠時，車主應遵守相關交通規則并熟悉保險責任范圍。”保險專家說，對于年審不合格或沒有年審、拖帶未保險車輛、交通肇事逃逸、購買二手車后保單未過戶的車輛，保險公司有權拒賠。另外，并非所有的事故車主都能得到全額理賠。以盜搶險為例，如果車上零部件或附屬設備被盜竊或損壞，而非全車遭盜竊，保險公司不予理賠。
其三，損失過小索賠不劃算。因為在車險續保時，保險公司有一個保費優惠條款，即車輛一年未出險，第二年續保時即可享受10%左右的保費優惠;如果連續幾年沒有出險記錄，那么保費優惠最高能達到30%左右。
首先，在哪保的與理陪完全沒關系!因為保單都一樣的。其次，看你在哪修車，因為不同修理廠(包括4S店)都會比較方便的保險公司，最好問問你常去的修理場哪個保險公司賠起來方便!最后個問題比較復雜，簡單給你說3種大類
1，道路事故，先110，讓交警開好證明就去修理場，報案.定損全套現在修理廠都能做到，連這都做不到的你也別去修了。千萬別先找保險公司，讓修理場聯系對你利益保障是最大的!當然保險公司也有規定出險48小時內要通知的，不過2天時間很充裕了。 2，非道路事故(小區):自己寫個證明，然后找所屬派出所蓋章就可以了么?這里有點不一樣，先問問你去的修理場，你所保的保險公司是否要看現場，他們會指導你的。
3，單車事故: 110先交警開單，然后找修理廠，保險公司有的要看現場有的不要，不要的直接開去修理場，要的再報案等保險公司來看車。
需要的資料有交警的事故證明(非道路的就是自己寫的蓋過派出所章的證明)，保單，行使證和駕駛證，如果修理場可以墊資的話你要提供你的身份證和銀行卡(復印件就可以)
社會保險的一些知識范文第4篇
一、實驗過程
(一) 研究方法
通過對社會網絡研究相關文獻的歸類整理, 借助citespace研究社會網絡學科中的熱點領域和前沿主題[2]。其目的是為想研究社會網絡領域的學者服務。通過對熱點領域和前沿主題分析, 為研究者們提供一定的理論體系研究資料, 提供一個概括性的思路。
(二)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CNKI) , 以主題、關鍵詞或者篇名包含“社會網絡”的文獻為檢索條件, 檢索時間為2010-2017年, 為保證文獻信息的有效性對樣本數據進行清理, 最終篩選整理出6111篇文獻作為樣本文獻。
(三) 數據處理
進行CiteSpaceⅡ軟件的“Keyword”共現網絡分析, 本文將研究的年限為8年, 設置時間片區為1年, 將實驗參數閾值設置為默認的值生成以關鍵詞為節點的知識圖譜, 以此來分析社會網絡領域中的研究熱點;其中在關鍵詞共現網絡知識圖譜中, 節點代表關鍵詞, 關鍵詞出現的頻次越高, 對應的節點和字體越大[3]。
(四) 結果分析
通過對中國知網中學術期刊論文庫和優秀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庫中2010年至2017年6111篇包含“社會網絡”的文獻進行關鍵詞共詞分析和詞頻分析, 進而挖掘問題研究的熱點。圖譜共得到174個節點和546條網絡連線, 通過修剪得到最終的知識圖譜。
社會網絡知識圖譜中高頻次出現的文獻關鍵詞被認為是社會網絡領域的研究熱點問題[4]。本次實驗選擇圖譜關鍵字出現頻次大于30的節點作為高頻關鍵詞及研究熱點, 一共27個, 其中“社會網絡分析”以314頻次居于高頻關鍵詞的首位。根據文獻關鍵詞知識圖譜與高頻關鍵詞分類的統計, 本研究對社會網絡的知識圖譜分析歸結為以下四大研究熱點:
(1) 分析方法類研究, 具體包括文獻計量、共詞分析、中心性、知識圖譜、引文分析、關系強度、數據挖掘、大數據、情報學等高頻關鍵詞, 共計573次。社會網絡跨學科研究發展迅速, 研究和分析的方法也是交叉多門學科社會網絡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統計計量方法。
(2) 網絡結構分析類研究, 具體包括社會網絡分析、社會資本、產業集群、復雜網絡、社區發現、結構洞、網絡結構等高頻關鍵詞, 共計939次。關注不同學科領域的網絡結構分析是國內社會網絡分析應用研究主要熱點之一。
(3) 知識管理類研究, 具體包括隱私保護、知識共享、信息傳播、知識管理、知識網絡和知識轉移等高頻關鍵詞, 共計265次。
(4) 社區分析類研究, 主要包括社會支持、技術創新和社會關系等高頻關鍵詞, 共計143次。
二、總結
本文基于文獻計量學和知識圖譜研究方法, 對知網數據庫收錄的社會網絡領域文獻進行了可視化分析。從可視化分析的結果發現主要的研究熱點集中在分析方法類、網絡結構分析類、知識管理類和社會分析類四方面。社會網絡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聯系, 因此從長遠來看, 社會網絡結構分析研究仍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
摘要：本文運用文獻計量法, 通過CiteSpace信息知識圖譜軟件繪制社會網絡熱點研究知識圖譜, 并分析了該領域的研究熱點問題及發展趨勢。
關鍵詞：CiteSpace,知識圖譜,社會網絡
參考文獻
[1]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社會網絡/1124278?fr=aladdin.
[2] 劉瑩瑩.21世紀以來我國高考研究的熱點領域、前沿主題和學術團體分析[D].大連:遼寧師范大學, 2014.
[3] 林泓, 林嵐, 賈斌等.國內社會網絡分析應用研究綜述與展望——基于CiteSpaceⅢ計量分析[J].亞熱帶資源與環境學報, 2018 (2) :85-94.
[4] 吳彬彬, 王京, 宋海濤.基于Citespace的復雜網絡可視化研究圖譜[J].計算機系統應用, 2014, 23 (2) :7-15.
[5] 韋艷, 余霞, 蔣曉莉.農村流動人口研究的社會網絡視角[J].市場與人口分析, 2005, 11 (5) :36-41.
社會保險的一些知識范文第5篇
摘要：1999年浙江省溫嶺市創設了“民主懇談”制度，隨后近20年歷經了制度擴散、重組與鞏固的演進過程，一直是學界關注和研究的焦點。民主懇談會在制度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知識增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與國際協商民主經驗與理論的對話中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推進了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理論；第二，溫嶺民主懇談研究在“協商與決策”、“代表與協商”和“協商績效”等議題上發展了協商民主理論；第三，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推進了制度變遷理論。這項梳理工作也有助于歸納關于協商民主理論本土化構建的一些有價值的知識命題，更好地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
關鍵詞：溫嶺；民主懇談會；協商民主；制度變遷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諸多領域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也伴隨著這些領域發生的諸多變革與創新。在這種背景下，學者稱“當代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實驗場，協商民主制度建設是這個實驗場中正在上演的一部大戲”。①1999年，浙江省溫嶺市創設了“民主懇談會”制度，其中無論是實踐層面還是理論層面，無疑都是影響最大的。
“民主懇談會”發端于1999年溫嶺市松門鎮采取干部群眾平等對話形式的“農業與農村現代化教育論壇”，2000年開始統稱“民主懇談會”，并開始在全市很多鄉鎮、村、社區得到推廣。從2001年開始，民主懇談會全面轉型為一種基層民主制度，陸續擴散到城鎮居民社區、基層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團組織等領域。2008年制度創設階段基本完成，基本格局已經確定，“議題的不斷拓展，范圍的不斷擴大，方法的不斷創新，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經過民主懇談，已成為當地的一個‘規定動作’和‘前置條件’”。②
經過近20年的發展，“不僅應用范圍廣，制度化程度高，而且很巧妙地將國外的一些協商民主技術嵌入土生土長的民主懇談之中”朱圣明：《基層民主協商的實踐與探索——以浙江溫嶺民主懇談為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4年第2期。，因而被公認為中國基層協商民主的樣板。在持續的制度擴散、重組與鞏固的演進過程中，它也一直是學界關注和研究的焦點。在跨度近20年來的制度演進與知識增長后，有必要對此進行認真梳理與總結。雖然之前不斷出現對溫嶺民主懇談進行階段總結的文獻，但是大多是經驗描述，或者是圍繞特定功能或類型展開的研究，鑒于此，本文試圖系統地梳理溫嶺民主懇談會在近20年來制度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理論增長，即學界對這個議題的持續研究中究竟在理論層面上帶來了什么，改變了什么，提出了哪些有價值的學術概念或學術問題。
本文所討論的理論增長，在內在規定性與分析方法方面，主要是圍繞L.勞丹的“解題模型”而展開。在社會科學的語境里，這種模型以理論與現實之間始終存在著的緊張關系為出發點，由此理論的優劣取決于它在與競爭性理論進行比較時，看誰更好地解決了現實中的問題（questions），而且比較的標準主要是看它們在經驗的或概念的問題（problems）上的多寡。[美]L.勞丹：《進步及其問題——一種新的科學增長論》，劉新民譯，華夏出版社1990版，第19頁?？茖W的進步體現在不同的研究傳統在其各個層次的要素上部分或整體地進行實現更新或替代。這個模型的基本假定可以說在把研究視作一項科學活動的學者中具有廣泛的共識。例如認為知識增長“并不是指觀察的積累，而是指不斷推翻一種科學理論、由另一種更好的或者更合乎的理論取而代之?！盵英]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傅季重、紀樹立、周昌忠、蔣弋為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頁。換言之，“范式之所以衰落是因為其內在矛盾和它們在處理這個世界所產生的、對理論不利的事實時的無能?！盵美]芭芭拉·格迪斯：《范式與沙堡——比較政治學中的理論建構與研究設計》，陳子恪、劉驥等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而且這個過程是持續展開的，因此“知識應該被視作一個持續進行著的社會和歷史的成果?！盵美]詹姆斯·博曼：《社會科學的新哲學》，李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本文所討論的理論增長也是指在化解理論與現實之間張力的持續互動中，不同研究傳統、范式、理論或理論的要素等各層次上是如何實現更新或替代的。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本文搜集了近20年來研究溫嶺民主懇談的一些重要學術論文、書籍和論文集，然后主要以這些文獻為分析對象，并結合筆者數年來所進行的經驗觀察，進行類似一種事件學術史的梳理研究。這項討論主要圍繞三個研究問題來展開，分別為：（1）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是如何推進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理論的？（2）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是如何發展協商民主理論自身一些關鍵議題的？（3）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是如何推進制度變遷理論的？最后在這個基礎上嘗試歸納關于協商民主理論本土化構建的一些有價值的知識命題，有助于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
一、溫嶺民主懇談的概念界定
“民主懇談”本身就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本土化概念，首先“‘懇談’兩字準確地表達了有意見需要溝通，有想法需要交流，有問題需要協商，有分歧需要博弈等豐富的意思?！盵美]詹姆斯·博曼：《社會科學的新哲學》，李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其次，被納入了“民主”的范疇，主要指向公共事務的協商，從而開啟了巨大的理論闡釋與制度創新的空間。早期研究主要從公眾參與公共決策的角度來界定其涵義，例如“概括為一種以行政民主為特色的、以吸納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決策過程為主要內容、以改善基層權力機構的決策質量為直接目的的一種民主建設途徑，”也被冠以“溫嶺模式”稱號。張小勁：《民主建設發展的重要嘗試——溫嶺‘民主懇談會”所引發的思考》，《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后來，隨著制度擴散，溫嶺民主懇談至少發展出對話型民主懇談、決策型民主懇談、黨內民主懇談、參與式預算和工資集體協商五種類型，涉及范圍之廣、領域之多已經是制度創立之初沒有想到的。溫嶺民主懇談會雖然形式、類型多樣，應用范圍較廣，學者們對該概念的表達也不同，但是其核心內容是一致的，即一種通過吸納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來改善決策質量的本土化的協商民主。換言之，“民主懇談活動的本質在于政治過程的參與各方的合作互動，對話以促進利益表達，共識以形成決策?！标惣覄偅骸秴f商民主與當代中國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頁。
在類型分析上，首先，早期“民主懇談會”被認為是“一種支配性的商議，一種可控性的商議，”并對其前景持觀望態度。郎友興：《商議式民主與中國的地方經驗：浙江省溫嶺市的“民主懇談會”》，《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經過10多年的發展，學者提出溫嶺民主懇談已經顯現出了“授權型協商”的特征，即“各種通過磋商來賦權的公共協商形式”。何包鋼：《中國農村從村民選舉到鄉村協商：協商民主試驗的一個案例研究》，《國外理論動態》，2017年第4期。其次，溫嶺民主懇談主要屬于國家與社會互動層面上的協商民主，“讓基層民眾以民主懇談會等方式直接參與地方重要政策的決策過程至少在治理層次上提高了民主發展水平，有助于政策的質量、正當性和民眾接受度的提高?！被魝グ?、談火生、吳志紅：《試論治理技術意義上協商民主——三種類型的實踐及其啟示》，《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1期。最后，最近一項研究根據國家—社會維度和咨詢—決策維度構建了當前中國協商民主體系的基本類型框架。談火生、于曉虹：《中國協商民主的制度化：議題與挑戰》，《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這個類型框架有助于厘清溫嶺民主懇談在實踐中的復雜定位，雖屬于基層協商，但是它起到了在各協商渠道之間相互銜接的作用。具體而言，“浙江溫嶺的實踐將公民代表協商與黨委、政府和人大的協商連接起來，整個協商過程都與正式的制度安排緊密結合在一起”，例如澤國鎮的協商民主實驗“將協商民主和正式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效地連接起來”。談火生、于曉虹：《中國協商民主的制度化：議題與挑戰》，《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二、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是如何推進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理論的
溫嶺民主懇談開始進入學者們的視野時就被賦予了推進中國基層民主建設的重要使命。它被稱為“原創性的民主載體”，是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新的切入點、模式。王浦劬：《民主懇談是一種原創性的民主載體》，《民主懇談：溫嶺人的創造》，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頁。有學者認為溫嶺模式是行政民主的一種形式，主要通過行政方式來體現民意、反映民意和滿足民意景躍進：《行政民主：意義與局限——溫嶺“民主懇談會”的啟示》，《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并開啟學者們對中國基層民主建設的新的展望，例如商議式民主、參與式民主等。在初期，其主要是在村級民主制度層面上與選舉民主對話中展開的，還沒有明確地納入協商民主的范疇?！懊裰鲬┱劇北灰暈槊裰鬟x舉之后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新載體，屬于一種基層合作性民主制度。謝慶奎：《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拓展——論溫嶺市的“民主懇談”》，《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其實也并沒有厚此薄彼，它也被認為屬于議政式的參與，與選舉式的參與“二者之間的不同構成了相互補充和完善的整體”，其“發展前景也必須給予足夠的關注和肯定”。張小勁：《民主建設發展的重要嘗試——溫嶺“民主懇談會”所引發的思考》，《浙江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后來隨著協商民主理論在中國的盛行，很快溫嶺民主懇談就被納入協商民主的范疇，并開啟了一條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因此被寄予厚望。有學者提出中國如果在沒有多黨競爭的情況下發展出一種協商民主的民主化歷程，將是史無前例的。何包鋼：《協商民主化：以中國為例》，閻孟偉主編：《協商民主：當代民主政治發展的新路向》，人民出版社2014版，第33-35頁。
1.從“特色論”到“優勢論”的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如前所述，這種對話是與國外協商民主自身發展的理論演進及其被引入中國的歷程息息相關的。20世紀最后10年國外協商民主興起，其問題意識是如何應對高度分化利益多元的社會。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當前中國也遇到類似的社會矛盾問題。正是共同的問題意識，使得協商民主理論引入中國，成為重要的解釋或構建性的理論資源。中國學者開始認為“協商民主不僅僅是烏托邦理想，它也是我們按照某種恰當路徑追求的東西”。陳家剛：《協商民主與當代中國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頁。
甚至“中國學界可以說是以異乎尋常的熱情擁抱來自西方的這種新的民主理論，并很快在國內掀起了一股協商民主熱”。談火生：《協商民主：西方學界的爭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3年第7期。正是有了協商民主理論的引入與對話，溫嶺民主懇談研究先后出現了兩個重要的論點，即“特色論”和“優勢論”。
首先，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的“特色論”很快出現，并成為中國學界的主流觀點。前期“特色論”要做些自證合法性的工作，例如解構了那種“直接根據是否存在充分的競爭型選舉而簡單地將政體劃分為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分析框架，而將溫嶺民主懇談視作一種新的民主工具的開發，因而也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民主發展的要素”。何俊志：《民主工具的開發與執政能力的提升——解讀溫嶺“民主懇談會”的一種新視角》，《公共管理學報》，2007年第3期。解決了這個問題后，學者們更多是在協商民主的理論框架里來討論“特色論”究竟為何的問題，即需要回應“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這種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形式”。西方學界關于協商民主的理想是大眾型協商民主，而非傳統的精英型協商民主。相比之下，中國協商民主“（它）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類型，沒有必要按西方協商民主理想來苛責它”。談火生：《協商民主：西方學界的爭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3年第7期。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協商民主很多理念與設計是外來的，引入到中國的實踐，必須要作相應的限定和調適，因此提出了“有限協商民主”概念。何包鋼、王春光：《中國鄉村協商民主：個案研究》，《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3期。 關于如何看待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也是學者們爭論的熱點問題。有學者提出一個基于中國經驗的威權式協商（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的概念，認為中國協商民主聚焦于治理層次的參與，是在缺乏政體層次的民主化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獨特案例。Baogang He and Mark E. Warren，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Forthcoming，Perspectives on Politics，June 2011.也有學者批評把“威權主義”與“民主”兩個對立的概念結合起來過于牽強。相比之下，政府主導是協商民主在中國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因此“政府主導型協商民主”的提法可能更合適。談火生：《協商民主在中國：一個知識社會學的考察》，閻孟偉主編：《協商民主：當代民主政治發展的新路向》，人民出版社2014版，第345-363頁。
其次，廣義的“特色論”的討論同時也在國外理論界展開，尤其是近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西方中心論的民主觀是有問題的”。其中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2014年權威雜志《政治理論》刊發了一期題為“超越西方協商民主”的?？?。其中有學者撰文明確提出“我們不能將西方的協商實踐作為衡量的標準，要通過對不同語境下的政治協商進行比較研究和歷史研究，以確定協商實踐可以采取何種形式，在何種條件下方可發展?！盝ensen Sass and John S.Dryzek，Deliberative Cultures，Political Theory，2014，Vol.42（1），pp.3-25.轉引自談火生：《協商民主理論發展的新趨勢》，《科學社會主義》，2015年第6期?？赡芎瓦@種大環境有關，近幾年來，中國協商民主的“優勢論”也突顯出來。在一項溫嶺參與式預算的案例研究中，學者提出“民主懇談與人大制度的結合就是協商民主與代議民主的結合，這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也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優勢”。戴激濤：《公民參與預算：理念、原則與制度——以浙江溫嶺“新河實驗”為分析》，《時代法學》，2010年第2期。學者呼吁中國式協商民主到了該認真總結各地經驗、形成一般性理論知識的時候了，并樂觀地預計“未來十年，中國協商民主的前景是樂觀而值得期待的……‘中國有可能真的超越西方’”。何包鋼：《中國協商民主并不是一個不可企及的空想》，《人民論壇》，2015年第7期。在這種確立中國協商民主合法性與優勢性的框架下，圍繞中國協商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所展開的知識構建主要體現在政治參與、政治文化與治理等維度上。
2.政治參與視角下的中國協商民主政治。學者是從反思既有制度框架的局限（即大眾很少或沒有參與公共政策的商議過程）來確立民主懇談會的意義與價值的。
因為大眾參與公共決策的過程，“能夠提高決策的質量，使政府的公共決策更具有合法性，以提高公眾的知識與道德水準，（使公眾）超越個人的利益而導向關注公共利益”。郎友興：《商議式民主與中國的地方經驗：浙江省溫嶺市的“民主懇談會”》，《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隨著溫嶺參與式預算制度的啟動，這種民主懇談的新發展，被認為是擴大了公民參與政府決策的廣度和深度，因而作為參與式民主的一種形式，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陳家剛、陳奕敏：《地方治理中的參與式預算——關于浙江溫嶺市新河鎮改革的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學報》，2007年第3期。之后，參與視角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框架的建構上，又如使用“外圍一核心”框架來分析民主懇談會作為路徑是如何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卜萬紅：《外圍一核心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路徑——以浙江溫嶺市的“民主懇談會”為例》，《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還如使用“政策網絡”框架來評估參與式預算的績效與局限，并提出了完善參與式預算制度的設想。王自亮、許藝萍、陳偉晶：《政策網絡、公民參與和地方治理——以浙江省溫嶺市參與式預算為例》，《浙江學刊》，2017年第5期。
3.政治文化視角下的中國協商民主政治。早期文獻明確提出了民主懇談對培養民眾與基層干部的民主參與能力與民主政治理念的功能，之后學者把民主懇談的推行和實施也視作改變權威政治文化的過程，而且意義重大，認為“這一過程的加速推進將成為基層民主治理中公民參與的真正關鍵”。朱圣明：《從原生到孿生：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現在進行時——溫嶺民主懇談和參與式預算之比較研究》，《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事實證明，民主懇談在政治文化的推進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以至于有學者感嘆“20年前絕大多數依然卷起褲腿種地的溫嶺農民，現在居然坐在會場上有板有眼地討論起鎮里的財政預算，這是何等的發展與進步”。郎友興：《中國式的公民會議——對溫嶺民主懇談會的觀察和思考》，《公共行政評論》，2009年第4期。
4.治理視角下的中國協商民主政治。學者首先樂觀地認為“民主懇談會”這種商議式民主的實踐表明，“中國鄉村社區開始走出‘權威型治理’模式，而一種新的稱之為‘商議合作型治理模式’逐步地生成”。郎友興：《商議式民主與中國的地方經驗：浙江省溫嶺市的“民主懇談會”》，《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后來學者用“協商合作式治理模式”替代前面的概念，認為它“既是鄉村治理的未來趨向，也是推動鄉村發展的理性選擇”。陳朋：《協商合作農村基層社會管理創新的趨向和選擇：浙江溫嶺案例啟示》，《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2期。
隨著參與式預算的創立與發展，學者開始從制度結構與鄉鎮治理等維度延展了對民主懇談治理模式的討論。首先，在一項案例研究基礎上，提出由于“激活”人大制度的積極功能，參與式預算正在“用制度結構的改革推動治理模式的變化”。李凡：《中國地方政府公共預算改革的試驗和成功——對浙江溫嶺新河鎮公共預算改革的觀察》，《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同時期的另一項研究則運用“公共投資效率最大化”的分析框架，探討了參與式預算如何“有效解決了公共投資決策中的偏好表達與偏好集結的問題，促進了公共投資效率的實現?！碧K振華：《參與式預算的公共投資效率意義——以浙江溫嶺市澤國鎮為例》，《公共管理學報》，2007年第3期。其次，隨著鄉鎮層次參與式預算實踐的大范圍展開，學者也開始關注民主懇談所帶來的鄉鎮層面的善治問題，并且認為這將對中國鄉鎮治理的現代轉型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林興初：《基層協商民主與鄉鎮善治研究——基于浙江溫嶺“新河實驗”分析》，《學術論壇》，2013年第9期。最后，治理視角的研究也隨著政治實踐與理論范式的發展而與時俱進，例如在民主懇談研究中運用“話語權”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概念。王自亮等：《基層社會民主化進程中的精英行動——以溫嶺市民主懇談會為案例》，《社會政策研究》，2017第2期。
三、溫嶺民主懇談研究是如何發展協商民主理論重要議題的
上述的這種樂觀也是有一定底氣的，因為以溫嶺民主懇談為代表的中國對協商民主制度的實踐創新與理論探索已經不斷豐富與發展了協商民主理論，下文將從“協商與代表”、“協商與決策”以及“協商與績效”幾個重要議題進行介紹。
社會保險的一些知識范文第6篇
文獻標識碼：A
“反思”下的“不思”——燈下黑
蘇格拉底在《卡爾米德》篇中明確提出一種非同尋常的知識，這種知識既是關于它自身的知識，同時又是關于無知或缺乏知識的知識。這種知識就如同人的眼睛中的瞳孔一樣，可以通過它反觀自己，這是視覺中最完善的地方[1]。同理，關于知識的知識應該是最具有奠基性的知識，它是其他知識存在的合法性理據。實際上這是一種反思性知識。按照我國著名的現象學者倪梁康先生的意見，“反思意識”是區別于“對象意識”、“自身意識”的一種意識形式?！胺此家庾R”是“一種回顧的意識方式”，例如對剛才看見樹的看之行為的反思，它不是一種“原本意識”，而屬于“再造”的行為[2]。顯然，反思是一種把思本身作為對象的思考，是一種必須返回到自身的思，它凸顯了作為思的反身性以及作為思者的身位意識。
鄧正來先生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以下簡稱“鄧文”)即是對這種“法學知識的知識”的一次求索，即把中國法學20多年來如何進行“思”作為“思”的對象。鄧先生一再強調該文“對中國法學的反思和批判，只是我對中國當代學術進行反思和批判的一個具體個案”，他實際要“思”的對象是“整個中國社會科學如何進行思的”[3]。
應該說，鄧文以“四大法學理論范式”為典型對中國法學進行的反思也許是中國法學界迄今為止對自己最精細、最具自覺性的診斷和解蔽。在鄧正來先生看來，26年來的中國法學幾乎“淪為只信奉‘西方法律理想圖景’之權威的‘不思’的一大堆”[3]264，這種“不思”狀況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法學深受著一種我所謂的西方‘現代化范式’的支配，而這種‘范式’不僅間接地為中國法制/法律發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且還致使中國法學論者意識不到他們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sup>[3]3
現 代 法 學 金林南，龐 正：中國法學知識生產的政治哲學發微那么，為什么中國法學會“墜落”到西方式現代化范式的陷阱中去呢?鄧先生認為，中國法學20多年來存在的種種問題，比如深受“現代化范式”的支配、遮蔽或扭曲中國現實社會結構或中國現實問題等，都與“定義中國”有關。言下之意，中國法學的上述“不思”或欠缺“反思”的根源在于，我們自己以應有的中國觀定義中國的缺位。
從反思理論的角度來看，鄧文對中國法學的反思是不徹底的，在他反思的探照燈下，似乎還存在著“不思”的陰影，這個陰影就是中國法學的“思者”們和“反思者”們。這正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語——“燈下黑”。其實“燈下黑”現象在中國學術思想界具有典型意義，即在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反思過程中——盡管類似鄧先生的反思是如此珍貴和稀缺，反思者往往把自己游離于反思之外。在鄧先生的論說中，“燈下黑”現象表現為他僅僅“反思”了中國法學是怎么“思”的，但是他沒有將中國法學的“思者”納入到反思的視野里。他似乎找到了中國法學墜入西方式現代化范式陷阱的根源——自己定義的中國的缺位，但他沒有進一步反思為什么這樣的中國會缺位?顯然，自主定義中國的缺位的根源，是自主的定義者的缺位。自主的定義者的缺位要求我們十分有必要將反思的目光聚焦于中國法學知識分子群體，自覺地把中國法學的“思者”納入到反思的范圍內，反思他們的“思”與他們的身位之間的關系，扣問中國法學知識群體的知識生產狀況和他們的生存狀況，亦即追問中國法學知識群體的列奧·施特勞斯意義上的政治哲學。
政治的法學——中國法學之“思”與“思者”的政治哲學分析
按照列奧·施特勞斯派關于政治哲學產生或起源的說法，政治哲學的產生或起源緣于政治與哲學的遭遇，是政治實踐與哲學沉思的產物，是政治風氣與哲學追問的結晶。德國著名施特勞斯派政治哲學家邁爾說：“在史家首先看到的是蘇格拉底的死的地方，哲人恰如其分地看到了政治哲學的生?！?sup>[4]一般而言，知識(哲學或者理論)總是與知識(哲學或者理論)的創造者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具有某種緊張關系。列奧·施特勞斯說：“政治哲學向來是普遍的而政治向來是特殊的，這種情況幾乎貫串了政治哲學的整個歷史進程。政治哲學關注的是社會之最好的或者正義的秩序(這種社會由其本性便是最善的或正義的，不拘時地所限)，而政治關注的是這一個或那一個特殊社會(一個城邦、一個民族、一個帝國)的存在(being)與好(well-being)，這種社會存在于既定的時間地點?！?sup>[5]由此，知識(哲學或者理論)及其創造者與其所處的政治環境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我們思索知識生產方式的一個具有基始性地位的視角，也應該是知識社會學不可否棄的基本問題意識。
知識(哲學或者理論)及其創造者與其所處的政治環境之間的關系一般展現出這樣的面相：知識(哲學或者理論)的生產總是一定政治條件下的知識生產，一定的政治條件既是知識生產的條件，也是其限制；另一方面，知識(哲學或者理論)及其創造者總是不斷地嘗試批判、超越、游離其所處的政治環境，因此，知識(哲學或者理論)及其創造者需要政治環境提供創造知識的一般自由和條件，而政治環境提供的自由和條件又會構成知識(哲學或者理論)及其創造者的先在視域。在施特勞斯看來，哲學在本質上只能是一種政治的哲學；在馬克思看來，知識(對世界的解釋)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重要的、根本的是改變世界。
帶著這樣的知識社會學基本問題意識，我們再來處理鄧文所處理(批判、反思)過的20多年來的中國法學。無論是“權利本位論法學”、“法條主義法學”、“文化論法學”、“本土資源論法學”，還是其他沒有被鄧文處理過的其他法學論式，它們都既是中國法學“思者”對中國法制/法律“思”的產物，更是這些“思者”所處的政治環境對中國法學刻下的烙印、要求和限制。
鄧文在分析“權利本位論法學”和“法條主義法學”理論模式迷失自己應有的中國立場或法律理想圖景時，把這種迷失的根源歸結為對西方式現代化范式的“前反思接受”，因為現代化范式“乃是一種有著明顯的‘思維定式’成分或‘前見’性功效的未經質疑的有關現代化的規范性信念”，而本質上“這種范式本身及其所隱含的預設實際上是可以進行驗證、分析和批判的?！?sup>[3]80而問題的核心和關鍵是為什么現代化范式應當被“驗證、分析和批判”而未被“驗證、分析和批判”呢?誰應該負有對現代化范式進行“驗證、分析和批判”的責任呢?鄧文在分析批判“社會—法學”分析路徑時其實幾乎觸摸到了答案。他說：“‘社會—法學’的分析路徑雖說洞見到了中國社會的變化之于中國法學的決定性意義，但是也因此遮蔽了中國法律/法制發展和中國法學發展之政治性這個基本維度，進而還切割掉了中國法學發展中因反政治而同樣處于政治邏輯層面的那些具有很大影響的法學話語：‘市場經濟即法制經濟’、‘憲政下的維權法學’和‘司法獨立’等話語?！?sup>[3]55實際上，正是中國法學發展進程中的“政治性”維度使中國法學的“思”和“思者”基于政治的立場和要求迎接現代化范式；因此，分析中國法學為什么沒有對現代化范式進行“驗證、分析和批判”，不能不觀照中國法學的“思”和“思者”所處的政治情境。
而在鄧文看來，中國法學對現代化范式進行自覺的“驗證、分析和批判”，是不可能在“社會—法學”、“政治—法學”的分析路徑中實現的，這兩種分析路徑因其“外部性”和“都因為對中國政治發展或中國社會發展所持的‘樂觀’態度而對中國法學發展進程采取了一種基本的肯定”，從而使自己喪失了“反思或批判”的能力。另外，這兩種分析路徑“還遮蔽了一個更為重要的視角，亦即從知識‘內部’去透視或反思中國法學發展問題的視角?！?sup>[3]56那么，這里值得繼續追問下去的問題是：為什么“知識—法學”的“內部”分析路徑具有對中國法學“反思或批判”的能力呢?鄧文似乎對此沒有做進一步的“分析、批判”。我們認為，對該問題的回答還得回到對中國法學知識群體的政治哲學分析中去。
對現當代中國法學知識群體來說，他們身處的政治生活情境對他們進行法學意義上的“思”具有基始性、前見性的影響。政治生活情境規定了他們言說的動機、方式、內容，有些是自覺而顯明的，有些則是隱晦不自覺的，例如馬克思主義、發展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態都或明或暗地在中國各種法學理論范式中表達自己的訴求。在我們看來，中國法學20多年來并非如鄧文所分析的那樣“令人遺憾地既沒有參與上述關涉社會秩序之性質或社會秩序之正當性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也沒有在中國法學的具體研究中對上述問題給予應有和足夠的關注”[3]263，而事實也許是中國法學20多年來的發展已經并仍然顯現著針對“何種社會秩序更可欲和更正當的問題”的種種理論訴求并同時接受著政治生活的刻畫，包括鄧先生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宣示的“知識—法學”分析路徑及其結論，都并非例外地是一種政治情境的產物和要求。
我們認為，盡管鄧文竭力主張通過內部性的所謂“知識—法學”分析路徑對中國法學進行批判和反思，并得出了一個令很多評論者熱烈討論的結論——由于深陷西式現代化范式所構造的“前反思接受”陷阱之中，中國法學沒有能夠提供作為理論判準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造成這一境況的根本原因是通過中國來定義中國的缺席；也盡管鄧文有效地辨別出“主權中國”與“主體性中國”的差異，但他的論說在我們看來似乎始終沒有擺脫“中國”概念所具有的政治性蘊涵，因此，可以肯定地說，不管是擺脫西方式現代化范式論的糾纏，還是塑造或提供一個以“主體性中國”為基礎的“中國法律理想圖景”，都無法抹殺這樣的事實：我們始終沒有也不可能擺脫包括中西之辯在內的政治性論爭框架，我們始終被政治監護著!
就鄧文竭力堅持的“內部性”“知識—法學”分析路徑方法本身而言，即便他非常自覺地與“內部性”“知識—法學”分析路徑劃清界限——“當我把你從狼口里拯救出來以后，請別逼著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3]269，但這何嘗又不是一種政治性的言說立場呢?因為“內部性”的“知識”是一種再鮮明不過的立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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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任編輯：張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