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糧食安全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糧食危機;糧食安全;現代化農業;農業補貼
“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糧食是基本的生存資料，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近年來，世界糧食價格不斷增長，特別是自去年以來，糧價大幅增加，導致世界經濟秩序混亂，部分國家與地區因此發生騷動或暴亂。世界銀行已警告，由于糧食和能源價格飆漲，墨西哥等三十多個國家可能面臨“社會動蕩”。中國是農業大國、人口大國，糧食安全對我國有著特別的意義。
一、國際糧食危機及其原因
2007年的世界谷物價格大幅上漲。到2007年底，全球糧食儲量降到近20年的最低點，小麥、糙米、大豆和玉米期貨都處于多年來最高點。全球飆升的食品價格導致海地、布基納法索、喀麥隆、埃及、印度尼西亞、象牙海岸、毛里塔尼亞、莫桑比克和塞內加爾先后發生騷動或暴亂。物價高漲加上經濟情況惡化，在主要稻米生產國埃及發起了罷工和示威，于此同時，美洲地區最窮的國家海地民眾也連續五天發起暴動。近年來國際谷物價格走勢如下圖所示。
導致糧食危機的主要因素如下：
第一是近年來由于技術制約所導致的世界糧食供給不足。糧食危機反映出供給與需求之間出現缺口，其原因之一是供給不足。影響供給的因素有很多，技術的制約是糧食產量提高的瓶頸。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墨西哥、印度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實施了依靠科學技術提高糧食產量的“綠色革命戰略”，通過農業技術的開發和推廣以及配套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幅度提升糧食產量。1950年至1984年，“綠色革命”使然，水稻、玉米和小麥產量持續穩步提高，全球糧食總產量增產2.5倍，有人稱這場“綠色革命”的影響不亞于“工業革命”。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業新技術的發展沒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轉基因技術及太空育種試驗等都沒有取得決定意義的效果。與此同時，全球氣溫變暖、惡劣天氣、自然災害頻繁，直接導致糧食產量減少。
第二是對糧食需求的增加。農業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物質生產部門，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產業。農業不僅提供食物，而且還為工業提供原料等生產要素和產品，糧食又是農業中最為基本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的基礎地位不斷強化，對農業尤其是糧食的需求越來越旺盛。一方面，經濟發展了，人們的飲食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對肉、蛋、奶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據2008年6月6日《河南日報》資料顯示，生產1公斤豬肉需要消耗3公斤糧食，生產1公斤牛肉則需要消耗7公斤糧食。世界糧食消耗從45年前的每天230萬噸增加到現在的每天560萬噸，增幅達149%。另一方面，糧食被轉化為新的能源。當前石油價格飆升，全球不僅在鬧“糧荒”，而且還遭受著“油荒”的困惑。一些國家為了應對石油危機，把大量糧食轉化為生物燃料，如美國、巴西等國家利用玉米制造乙醇、柴油，其消耗量占世界玉米產量的20%。
第三是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輕農、。傷農”所致。當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正處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為了追求工業的快速增長，生搬硬套比較優勢原理，不惜犧牲農業發展工業，推行“快速工業路線”，強行讓制造業快速“上軌”。一方面對農業工業實行剪刀差，另一方面占用大量的耕地來發展工業。對農業的輕視導致農業發展緩慢，特別嚴重的是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使得大量農田荒廢。很多國家因此由糧食出口國變為糧食進口國。
第四是國際投機加劇了糧食危機。美國股市低迷和美元疲軟釋放出大量“熱錢”，對大宗商品進行炒作吸引更多逐利資金流入。根據花旗銀行4月初的一份研究報告，今年一季度有700億美元新增資金流入包括石油、金屬和農產品在內的大宗商品市場。今年以來，農產品期貨價格出現飆漲和劇烈波動，涵蓋26種農礦產品的大宗商品指數上漲了20%，而包括了500家成分股的標準普爾指數下跌了7%。出口國菲律賓被迫赴美國市場大宗采購大米，芝加哥糙米期貨價格在4月份不斷刷新紀錄。糧價的飛速上漲，已經改變了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一些主要糧食出口國開始限制糧食出口，例如越南、印度、俄羅斯、烏克蘭等。
對任何國家而言，糧食安全都不僅是吃飯問題、社會問題，而且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不僅關系到人們的生存、社會的發展，而且關系到國家的安全與政局的穩定。此次全球糧食危機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上了一課，也為中國的糧食安全敲響了警鐘。
二、我國糧食安全存在的隱患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我國歷來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特別是自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糧食生產做出了一系列意義重大的部署，從2004年到2007年，四個一號文件分別對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及建設現代農業等作出了戰略部署。2007年我國糧食實現了自1985年以來首次連續4年增產，但是糧食安全仍然存在隱患。
(一)糧食產需缺口依然存在
我國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其中低產田占總面積的2/3以上。目前，我國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仍然產不足需，供求不平衡的壓力將會更大。我國糧食需求每年將增加80億~100億斤，而在糧食生產方面，資源約束更加突出，特別是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耕地的流失進一步加大穩定糧食產量的難度。近些年來，我國糧食增長緩慢。
由上圖可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糧食增長率呈遞減趨勢，說明糧食的增長受到資源有限的約束。與此同時，我國人口的增加及經濟增長對糧食的需求卻是遞增的，這種供給與需求的反向變動必然導致供需缺口的存在。按照美國生態經濟學家萊斯特·布朗1994年估計，2030年我國人口達到16億，糧食總產量將減少20%，需要進口7080億斤，相當于2007年糧食產量的70%，再加10%的缺口，即80%的糧食靠進口。這個數字雖然被高估了，但卻為我國的糧食安全敲響了警鐘。我國農貿產品貿易2004年至2007年連續四年出現逆差，2007年前11個月農產品逆差額為37.8億美元，同比增長3.0倍。我國是大豆凈進口國，每年進口大豆數量超過300萬噸，接近國內產量的兩倍。
(二)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
我國近些年實行了一系列惠農政策，比如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對農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物價上漲，種糧成本增加，政府的補貼力度趕不上農資上漲的幅度，種糧收益低，農民的種植積極性不高。隨著經濟與城鎮化的發展，我國出現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農民工，每年大概有1.5億到2億農村精壯勞動力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務工，留守在農村的大部分是老弱勞動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空巢村”現象。農業高投入、低收入導致農民寧愿出外打工也不愿意種地，有的土地撂荒，有的粗耕，有的出租。農民收入中農業收入比例急劇下降，根據2007年版中國統計年鑒資料，1990年、2000年及2006年農業收入比例依次為50.2%、37.0%、32.3%，16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我國經濟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而糧食增長率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卻一直遞減。
資料來源：《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年版;《1981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81年版;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在所有經濟指標中，糧食的增長是最慢的，近十年來又是遞減的，這體現了糧食的基礎地位不夠牢固及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
(三)耕地流失嚴重
耕地資源緊缺是我國糧食危機的根源。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基礎設施和住房建設占用了大量耕地，導致耕地大量流失。自1998年以來，我國房地產業飛速發展，與之相伴的是耕地面積的逐步遞減。
自1998年以來，土地銷售收入和房屋銷售稅收所得占地方政府財政預算的40%~60%，這是根據中國的土地融資政策得到的。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浙江，宅基地和不動產買賣收入占政府年度預算的60%，全國其他很多地方同樣如此。
“開發區”是濫占耕地的另一大原因。近些年來，“開發區”、“工業園區”和“經濟特區”等在中國遍地開花。根據2004年的數據，全國共有6866個“開發區”，其中將近4500個已經被取消，因為它們毫無用處。最近23年，中國建立了300座大型高爾夫球場、興建高爾夫球場也吞噬了大量的土地，所有這些行為，使得中國非常重要的農耕地面積從1996年的1.3億公頃，減少至2005年的1.22億公頃。據2008年5月17日出版的《經濟日報》報道，國土資源部提供的資料顯示，自1996年至2003年的7年間，我國耕地已由19.5億畝減少到18.5億畝，7年減少了1億畝，平均每年約減少1429萬畝，比兩個海南省的耕地還要多。
人口的增加，耕地的減少，必然導致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中國以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全球20%的人口，目前我國人均耕地只有1.41畝，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
資料來源：陳蘭生：《土地的警告》，《經濟參考報》2008年6月27日
(四)國際壟斷勢力影響我國糧食安全
世界糧食價格的上漲與糧食貿易的壟斷性有關。目前，世界上四大跨國糧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壟斷著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在某種程度上擁有定價權。這意味著，任何國家，如果糧食不能自給自足，都難逃被這些糧商魚肉之苦。當代擁有豐富耕地資源的美國，就是以“糧食戰略”作為維系世界霸權的一種手段?，F在的美國有三個糧食巨頭：嘉吉公司、ADM公司、邦吉公司。盡管2008年發生了次貸危機，而這三大糧食巨頭在第一季度仍分別獲取10.3億、5.2億、2.9億美元的豐厚利潤。他們在世界上所向披靡，重要的手段是建立了遍布世界的糧食生產、流通、消費的信息網絡，伸向多數重要國家的跨國公司。美國政府提出了“以糧食為武器的世界戰略”，其稱霸世界不僅依賴核武器和金融，而且擺在第一位的是糧食壟斷，謂之曰：“以糧食為國家根本。”為了壟斷糧價，盛產小麥的美國一直將小麥產量控制在8000萬噸(即16000斤)，2007年故意減到7000萬噸，以左右世界糧價。在美國，表面上給農產品定價的是期貨市場，而幕后操縱期貨的則是美國特有的超級糧食經銷商[1]。近幾年由于流動性資金過剩，大量資金進入糧食市場投機，這無疑對因以糧食生產乙醇造成的糧食恐慌雪上加霜。這種糧食投機同石油市場投機如出一轍，乃是攪亂糧食市場的主要因素。對于我國來說，現在市場的開放度已經很大，關于外資企業進入糧食流通企業的WTO過渡期已經結束，必然受國際市場和國外資本進入中國的糧食所影響。近期，美國打算把中國變成其出口農產品的主要對象，也想攪亂中國糧食市場。至今中國已有上述三大糧商的分公司，外加路易達孚公司，中國80%的大豆壓榨能力已被其控制[2]。
三、立足國內，確保糧食安全
我國是人口大國，13億這個數字使得糧食安全在我國顯得尤為重要。確保糧食安全，無論是今天還是未來，都將是我們永恒的話題和使命，糧食安全不僅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糧價的波動會牽動國民經濟的各個環節，甚至引起國際經濟秩序的混亂，當前豬肉價格的飆升對經濟所造成的影響及國際糧食危機所引起的一些國家的暴動與騷亂就是最好的實證。鑒于此，筆者認為，確保我國糧食安全，要立足于本國，依靠本國，不斷挖掘本國的糧食產量潛力。
(一)保護耕地面積，提高耕地質量，走節約集約用地的道路
“民以食為天，食以地為本”。要充分確保我國當前和未來的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就必須擁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耕地保有量。2006年3月5日，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18億畝耕地是未來五年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約束性指標，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紅線”。要守住這根“紅線”，就必須轉變傳統土地利用方式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節約集約用地。例如，提高城市外部的各種開發區和工業園區的用地“門檻”，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通過加大對農村居民點的整理復墾，結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積極地遷村并點、治理“空心村”、“退宅還田”有效增加耕地面積等。同時依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科學編制土地開發整理復墾專項規劃和基本農田保護專項規劃，通過大力開展土地整理，實施“金土地工程”、“沃土工程”，從而確保耕地得到及時補充，耕地質量穩步提升。通過土地整理、開發和復墾可以有效補充耕地，確保耕地“占一補一”，保證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的目標。我們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堅持科學用地和統籌城鄉建設用地，這不僅關系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而且關系國家長遠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
(二)依靠科技發展農業
農業的發展涉及生物學、氣象學、土壤學、遺傳學等各方面的發展。1988年9月2日，鄧小平在論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時突出論述了農業的發展出路：“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科技。”[3]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綠色革命”，在一定階段滿足了人口增長對糧食的需求，避免了和平年代爆發大規模饑荒。面對當前的糧食危機，聯合國機構呼吁“第二次綠色革命”的出現。從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看，發展農業更需要科學技術，需要利用科技提高單產水平。我國提高單產的空間還很大(落后于德國、美國、法國)，要把弘揚精耕細作的好傳統與現代科技結合起來，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農業單產水平，發展生態循環農業。
我國農業潛力估計在2020年前還有60%以上，充分利用科技，使科技貢獻率每年提高2個點，糧食產量就可以增加1%～2%。同時，我們還要加快農村信息化建設，利用信息技術武裝農民，隨時了解市場信息和技術信息(包括自然災害預警)，打破區域限制與大市場溝通，利用科技發展和提高農業產業化經營，拉長加工鏈和價值鏈，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特別要大力發展生態循環農業，下力氣解決農村農業污染問題，這不但關系農民的健康問題，而且關系全社會的利益，也是與國際市場接軌的關節點。
(三)提高糧食價格，對城市低收入者進行補貼
中央財政近年來每年在農業方面的投入一直在不斷增加，2006年為422億元，2007年的一號文件提出“財政支農投入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用于農村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土地出讓收入用于農村建設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2007年中央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增加800多億元，對三農總資金投入達到4200多億元。盡管如此，農業收入低還是不爭的事實。農業有由于其需求彈性小導致“谷賤傷農”的情況，各國農業性質都是如此。為了扶植農業的發展，大多數政府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對農業給予不同程度的補貼。我國近年來的惠農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農民收入低、種糧虧本的現象卻很普遍，說明我們的補貼力度不夠，要繼續加大糧食補貼的力度。我們還要改革當前的補貼方式，現在按畝補貼有些散亂，且補不到真正農民身上，較好的辦法是進一步提高糧食收購價，以農民一定的盈利標準為基礎，以此鼓勵農民種植糧食。在農民工大量轉移的背景下，這樣做一方面可以促進土地的集中經營，實現規模經濟;另一方面可以減少中間環節，便于維持市場秩序;同時還能促進專業化科學種田，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在提高糧價的同時，要對城市低收入者實行糧食補貼。據專家估算，若糧價提高至現在的1倍～2倍，對城市低收入者(假定為1億人)每人每年補貼1000元，國家通過糧食銷售及其相關制品可以回收3000億元~4000億元，算下來國家的補貼每年只有1000億元～2000億元。
(四)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從長遠角度看，糧食安全取決于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取決于農業現代化水平的高低。發展現代化農業是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鄧小平提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4]這一重要思想體現了我國農業領域生產力特點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我們要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采取靈活多樣的現代經營形式，依靠科學技術改造傳統農業，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機械化與信息化水平，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提高農業的素質、效益與競爭力。
參考文獻：
[1]操縱世界糧食市場的美國“大糧商”[N].參考消息，20080621.
[2]董振國，王春雨.力防“糧袋子”受制于人[J].瞭望，2008，(24).
[3]鄧小平年譜[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303.
[4]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5.
責任編輯：陳文杰
解決糧食安全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部地區；糧食安全；思路與對策
中部六省除山西省以外的其余五省均是農業大省和農產品深加工基地的集中區域，其糧食產量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30%以上（見圖1～2）。作為我國重要糧食生產基地，在全國六個糧食凈調出省中，有三個在中部?！度珖略?000 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2009-2020 年）》中，將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五個中部糧食主產省列在核心區域，規劃要求力爭把中部地區糧食產量達到全國糧食總產量的1/3，到2020 年達到18300 多萬噸。中部糧食主產區承東接西，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實現中部地區崛起的戰略背景下，為避免走工業化危害糧食安全的老路，提出如下幾方面戰略思路。
一、落實中部糧食主產區主體功能發展戰略規劃
落實中部糧食主產區主體功能發展戰略規劃，包括以下兩點：
（一）中部重點開發區與農產品主產區分工協作
根據全國主體功能區劃，中部農業主產區主要包括黃淮海平原主產區、長江流域主產區兩個區域。我國“兩橫三縱”的城市化戰略格局中的重點開發區包括“中原經濟區、皖江城市帶、湖北武漢城市圈、湖南環長株潭城市群、江西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等。中部地區農產品主產區和重點開發區部分區域的交叉重合，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城市擴張與保護耕地之間的潛在矛盾。隨著城鄉統一的土地要素市場的一體化推進，在缺少配套措施約束的前提下，擠占耕地矛盾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為此，中部糧食主產區的經濟發展，應該首先以保護耕地，確保糧食安全為前提。中部糧食主產區優質耕地較多，實現開發和優質耕地保護二者之間的有機協調，成為“四化”推進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二）發掘中部糧食主產區集中連片的規模優勢
我國“七區二十三帶”農業發展戰略布局中，中部農產品主產區主要包括黃淮海平原農產品主產區、長江流域農產品主產區兩大區域。其中，黃淮海平原農產品主產區是建設優質專用小麥、專用玉米、優質棉花、大豆和畜產品的產業帶；長江流域農產品主產區，要建設優質水稻、專用小麥、優質棉花和油菜、畜產品以及水產品產業帶。黃淮海平原主產區和長江流域主產區在我國“七區二十三帶”中是典型的農產品集聚地區，抓好這兩個地區的發展對糧食主產區的發展至關重要。要優化糧食生產布局，打造糧食生產核心區，形成集中連片、高產穩產商品糧生產基地。對于此類地區，應該納入政府重點支持范圍。2013年3月，國務院批復了《國家農業綜合開發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明確到2020年，完成改造中低產田、建設高標準農田4億畝。以此為契機，應加快集中連片地區中低農田改造，噴灌、水利基礎設施改造、建設與維護，集水和節水灌溉，山區的梯田修建，平原和丘陵地區的土地整治等。大力支持提高耕地基礎地力和產出能力，充分發掘集中連片地區糧食規模種植優勢，提高糧食產量，確保糧食安全。
二、建立中部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補償機制
建立中部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補償機制包括：建立重點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補償機制，拓寬重點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補償渠道，以及激發中部糧食主產區生態種植的積極性。
（一）建立重點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補償機制
目前，我國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重點領域主要有禁止開發區中的自然保護區、重要生態功能區、礦產資源開發區和流域水環境。在國家主體功能區劃中，糧食主產區已列為限制開發區，所以重點糧食主產區建立農業生態補償機制已具備政策基礎。糧食主產區的主體功能定位是提供商品糧和發展綠色生態農業，工業和城鎮化發展只能作為輔助功能，是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前提。糧食生產不僅是通過利用資源，產生排放的產品產出過程，而且還具有提供生態功能價值的功能，如凈化環境、美化田野、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調節氣候等。此外，基于糧食的公共物品屬性，社會公益性很強，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并存，并且供需彈性小、投入回報率低。鑒于糧食主產區的獨特性，將糧食主產區（或糧食主產縣）分步驟、無差別的納入生態補償政策扶持范圍，采取與重點生態功能區，或者部分與禁止開發區相同的補償政策，是堅持以人為本，縮小城鄉差別，提高農民收入，實現社會公平的關鍵。
（二）拓寬重點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補償渠道
農業補償的范圍廣、補償資金量大，如果全部由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國家財力難以為繼。因此，在補償范圍上應明確界定，在補償渠道上應多方籌資，廣辟來源?？刹捎脟?、地方、企業等共同出資的多元化補償格局。補償范圍的重點應是能夠修復環境，易于實現糧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重點領域。
首先，建立穩定的國家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財政轉移支付重點是對糧食主產區生態環境修復行為進行補償。在地方財力相對充裕的地區，拿出一部分財政資金作為補償基金。
其次，建立發達的主銷區對主產區的生態補償機制，補償糧食主產區的機會成本。以增長對主銷區財政提成，提高機會成本稅、耕地補償稅等政策，對糧食主產區生產外部性進行有效補償。
最后，通過金融體系來實現補償，即以貼息無息貸款等財政金融政策重點支持集中連片糧食主產區的基礎設施改造。在河南、安徽、江西等糧食主產區設立諸如村鎮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提高對糧食主產區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支持力度。在中部糧食主產省可以設立農村金融改革實驗區，人民銀行支農再貸款向糧食主產區傾斜，適當增加貸款額度。對各銀行的涉農貸款，放松存貸比考核標準，解決支農資金制約問題。
（三）激發中部糧食主產區生態種植的積極性
中部糧食主產區為了提高糧食產量，保證糧食供給，使得該地區農民的主要來源為比較效益較低的家庭經營，農民人均純收入一直處于全國平均水平以下（見圖3），嚴重妨礙了農民務農積極性。為了維持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的可持續性，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中，切實執行“誰受益、誰付費，誰保護、誰受償”的資源補償原則，建立健全耕地保護補償機制。
首先，對保護耕地者給予補償。補償主體包括地方政府和經濟個體，因為地方政府為保護耕地而放棄當地開發建設獲取更高經濟收益的機會。補貼為國家提供糧食安全保障的各個糧食經營個體。
其次，對高效集約利用耕地者進行補償。對努力避讓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等行為予以補償，建立有利于土地資源科學配置的利益調節機制。
再次，對改造中低產田質量的行為進行補貼。對使用有機肥、農家肥，進行生態種植和耕地修復的農戶和集體經濟組織進行生態補償。
最后，對提高水稻復種指數和單產水平的農戶進行獎勵。通過系列措施的實施，激發家庭、農民專業合作社和種糧大戶保護耕地，改善糧食種植外部環境的內在積極性。
三、加快中部糧食主產區食物加工和監測技術創新
加快中部糧食主產區食物加工和監測技術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開展糧食生產加工及食品安全監管技術創新
開展主要農作物定向調控關鍵技術、糧食生產數字技術、農業生物環境控制等關鍵技術研究。開展糧、棉、油、蔬、果等主要農作物高產優質的生理生態機制，有害生物控制與糧食質量安全，生態儲糧等基礎研究。開展糧油、果蔬、畜禽產品、食品添加劑綠色制造等關鍵裝備開發。開展食品包裝材料、發酵食品、食品配料和特殊專用食品等技術集成示范。開展食品分子重要生物活性物質靶向作用機制，食品生物工程代謝組學理論等重大基礎研究。開發現代優良食品微生物高效篩選，蛋白質分子修飾與功能化改造，糖與油脂生物制造等前沿技術。突破食品非熱加工、生物制造、高效分離和節能干燥等核心技術。
此外，在食品安全監管領域，開展食品加工在線無損檢測等裝備與技術研究，開發傳感器、可視芯片儀等快速便攜檢測設備。開展食品有害物殘留物減控，貯藏腐敗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預測預報等關鍵技術研究；攻克食品高精度快速在線檢測和智能化監控等共性核心技術；構建食品安全精準溯源、預警體系和評估方法。
（二）打破國外糧食加工技術壟斷，大力發展糧食精深加工
目前，中部糧食主產區中小型糧食加工企業經濟效益相對較低，通過自身積累進行技術升級改造的可能性不大。從全國來看，大部分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位于東部地區（見圖4），位于中部糧食主產區的大中型糧食加工企業，受經濟條件的制約，無法投入足夠的資金進行技術研發。受資金和效益的限制，中部糧食主產區糧食加工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弱，自身造血機能差。從糧食加工設備看，現在糧機裝備制造業主要以生產小型成套和單臺大型設備為主，但大型關鍵設備與國際先進技術相比，產品技術含量少，穩定性差、耐用性低，重要加工工藝和技術裝備尚未擺脫 “引進-落后-再引進—再滯后”的惡性循環。
因此，從糧食安全和農業發展的角度，應加大國家糧食加工重大關鍵技術立項，加快技術創新速度，依托公益性農業研究機構進行農產品深加工技術的重大突破性研究。地方應用型農業技術研究機構應與地方糧食加工企業建立緊密合作創新體系，立足糧農增產和增收，整合糧食產業鏈資源，構建農業產業化循環經濟模式，大力開發糧食精深加工和飼料加工技術，實現中部糧食主產區糧食產業高效、協調、可持續發展。
四、推進糧食物流體系建設
推進糧食物流體系建設具體包括，加強中部糧食主產區基層糧庫倉房基礎設施建設，建設現代化的糧食物流體系，以及建立完善的糧食收儲數據庫信息管理系統。
（一）加強中部糧食主產區基層糧庫倉房基礎設施建設
國家財政重點支持基層糧庫倉房建設，以縣為單位對中部糧食主產區國有基層糧庫進行合并改造。能利用的庫區繼續保留，條件不具備的庫區采取置換、征地等方式重建糧倉。根據區域輻射能力和糧食生產能力的大小，確定倉庫建設規模，徹底解決小、散、零問題，把中部糧食主產區國有基層糧庫打造成現代化糧倉，爭取全面實現機械通風、環流熏蒸、電子測溫，電子監管系統，以提高糧庫利用效率和自動化監管水平。
（二）建設現代化的糧食物流體系
疏通和建設糧食主產區同主銷區之間跨省區糧食物流通道和節點，加強電氣化鐵路糧食物流通道建設。使省區間主要糧食物流通道的裝卸儲運等整個流通環節管理快捷高效、節省成本。建議國家應該穩步加大對糧食主產區流通體系規范化建設的投入力度，使銷售、加工、倉儲、運輸等各個環節實現標準化運作，減少各方面的不確定性。此外，要充分發揮國有糧食購銷企業主渠道作用，扎實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的倉儲設施建設。
（三）建立完善的糧食收儲數據庫信息管理系統
目前，我國大部分糧食行政管理部門沒有建立糧油產品質量和糧油產品安全檔案內容的數據庫，這不利于監管部門掌握糧食收購企業的經營動態和經營糧油的質量。為此，積極開展糧食質量調查和品質測報，依托各級糧食檢驗機構對當年收獲的主要糧食品種進行收獲質量調查、品質測報和質量信息反饋，率先在中部糧食主產區建立省、地（市）、縣三級糧食質量信息數據庫，把糧食收購、銷售、儲存、運輸、加工等環節中涉及糧油產品質量和糧油食品安全檔案的內容都納入到糧食收儲數據庫中，定期向社會發布，為政府決策、調整結構、指導生產、優化品質等提供決策依據。
五、加強糧食安全監管體系建設
加強糧食安全監管體系建設應加強對糧食安全全方位的監管，以及構建中部糧食進出口貿易安全監管體系。
（一）加強對糧食安全全方位監管
目前我國大部分糧食行政管理部門的糧食流通管理工作停留在糧食收購上，沒有形成對糧食儲存、加工、銷售等環節的全方位長期監管，影響糧食市場整體監督力度和效果，這個問題在中部糧食主產區十分突出。為此，引入物聯網技術，采用重點監管與日常監管并舉，實現糧食各環節、長期、多方位監管。收購期間對糧食收購、生產加工企業重點監管，收購結束后對加工企業、分散經營戶日常監管。做到“重管理、重服務，以管為主，以罰為輔”。對中部糧食主產區糧食儲存環節的倉儲設施和糧食質量檢驗能力進行嚴格監管，確保原糧在儲存期間和出庫時的質量安全；對中部糧食主產區糧食運輸環節的糧食質量和糧油食品安全進行監管，促進中部糧食主產區糧食市場科學化、法制化、規范化運行。只有這樣，才能追責到庫、追責到人，避免出現糧庫虧空，無法追責現象的發生。
（二）構建中部糧食進出口貿易安全監管體系
積極參與國際食品法典、轉基因作物等規則和標準的制定，掌握國際組織有關農業規則和標準的要義，充分發揮與歐美等有關發達國家農業磋商機制的作用，以最大程度維護我國糧食產業利益，積極應對我國農產品出口受限等有關問題。不斷完善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調控機制，使糧食貿易政策和國內產業發展政策協調。充分調動糧食主產區農業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和企業的積極性，保障國內農產品有效供給和市場穩定。構建中部六省糧食信息數據收集、貿易監測在內的一整套糧食進出口貿易體系，并且將現有中部地區5個糧食主產省省內外、國內外調入調出全部覆蓋。通過建立糧食進出口安全監測預警體系，實現糧食主產區和三大主要作物品種的全覆蓋。并跟蹤監測糧食進出口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實行定期公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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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許麗麗）
解決糧食安全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土地資源屬于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缺少土地資源，勢必會對人們生產生活產生嚴重影響。所以，務必對土地問題保持高度重視，重點加強質量保護，實現土地環境質量的切實有效提高。對土地資源開發利用現狀做出闡述，對土地環境質量保護對策進行了分析，有利于土地資源的科學開發利用，提高土地環質量保護效果，促進土地資源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土地資源;開發利用;環境質量保護
土地資源屬于人類賴以生存的寶貴資源，我國土地資源開發利用方面，土地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屢見不鮮，對土地資源可持續發展形成制約。隨著我國對土地環境保護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土地行政處罰得以全面有效落實，充分反映出我國治理土地環境質量的決心。我國土地資源開發利用方面，土地生態環境破壞問題頻繁出現，所以，有關部門務必對此保持高度重視，面對土地資源開發利用所涉及的土地生態環境問題開展深入分析，重點加強土地環境質量保護，實現土地生態環境平衡的同時，促進土地資源可持續發展。
1 土地資源開發利用現狀分析
1.1 穩定性不強，基礎條件差
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推動城市化以及工業化進程快速發展，土地資源占用明顯增加，同樣影響到耕地資源，導致其總量出現明顯減少。隨著我國對耕地保護的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以農業機構調整以及土地治理等手段，耕地面積有所增加，對減少勢頭形成有效控制。不過，耕地穩定性明顯較低，全國范圍內，各類因素引起的耕地面積減少依然存在，且多以優質耕地為主。
1.2 分布不均衡，人均占有量不足
我國土地遼闊，而人口基數相對較大，以至于人均土地面積相對較少。我國南北地區跨度較大，土地類型較為豐富，同時，也造成各地區生產力存在明顯的區別差異。此外，有關土地資源，分布地區多集中東南，土地分布存在明顯的不均衡現象，山地地形相對較多，平原地形相對較少，適宜耕種土地資源總量占比相對較低。
1.3 利用不合理，數量迅速減少
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城鎮化建設持續加速，對土地資源的整體開發利用隨之擴大。針對成城鎮化發展，為充分滿足發展需求，對土地資源采取大量開發利用，用于建設建筑和基礎設施等。如此，土地資源占用明顯增多，開發環節，不合理利用情況普遍存在，這也對土地環境質量造成嚴重破壞影響。部分地區，城市規劃缺乏科學合理性，開發區建設存在明顯的盲目性，開發建設滯后，并未對此采取充分利用，以至于出現荒廢等情況，且土地難以重新恢復，無法用于繼續耕種，對土地環境質量造成嚴重破壞影響。除此之外，土地開發環節，僅僅關注形象工程，部分政府出于政績考慮，肆意開發利用，使土地資源明顯減少，對土地環境質量保護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1.4 生態環境破壞，質量嚴重退化
第一，開發利用明顯缺乏合理性，導致土地資源環境質量出現嚴重退化，由于退化情況嚴重，導致土地所含養分快速流失?；谙嚓P調查得知，土地資源養分明顯不足的情況，其在土地總面積的整體比例相對較高，最高可達23%。鑒于此，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土地質量嚴重退化，所含養分快速流失，這也成為有關部門務必保持高度重視的重點問題。第二，開發利用期間，水土流失情況相對較為嚴重。為充分適應社會發展形勢，對土地資源采取過度開墾，樹木亂砍濫伐情況尤為嚴重，進而引起水土流失現象進一步加劇。水土流失愈發嚴重，也造成土地所含營養成分明顯降低，土壤肥力因此受到嚴重影響。同時，因土地上游營養損失，同樣對下游河道造成堵塞影響，繼而對周邊人們生活產生不利影響，并對人們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水土流失情況的存在，同樣對生態平衡產生不利影響，使生態平衡受此影響出現失衡的問題，對生態環境質量產生嚴重破壞影響。
第三，土地資源破壞嚴重的情況下，引起土壤鹽漬化，出現此類問題的情況下，多以干旱半干旱地區較為常見。土地灌溉不合理的情況，也成為引起此類問題的主要因素之一，全球范圍內，出現突然鹽漬化問題的地區相對較多，而我國同樣存在此類問題，特別是水稻栽培種植地區，次生鹽漬化問題較為突出。第四，土地污染情況相對嚴重，對土地環境質量產生不利影響。工業化進程保持高速發展，工廠生產所排放的大量廢水，處理未達標的情況下，直接向土地完成排放，引發嚴重的土地污染問題，導致土地無法繼續耕種。
1.5 耕地數量減少
耕地流失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業內部，因為生產結構的調整，以及自然災害的損壞。另一種類型則指的是非農業建設用地占地而造成的農村耕地永久性的流失，特別是大部分開發性建設都帶有非常強的盲目性，造成了農民丟失荒地的嚴重，都是土地資源開發和利用不合理的結果。
1.6 環境污染和污水灌溉致使土壤污染及破壞
因為土地資源開發利用的不合理致使對土壤造成污染，主要的污染源有工業、生活等。在促進現代化工業建設這一方面，鄉鎮企業、工業廠房對社會經濟發展都能夠起到積極促進的作用，但由于污染處理不及時等，大量的污染物排入土壤中，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污染，水資源和土壤污染是現階段急需解決的問題。
2 土地環境質量保護措施
2.1 建立環境質量保護與監督機制
土地開發利用以及環境質量保護，應當納入國民經濟綜合發展計劃，依托計劃提供科學正確指導，同時，起到宏觀調控的作用，實現環境管理水平的切實有效提高，實現環境質量保護的嚴格有效落實，為土地科學開發利用提供基礎保障，以此同經濟發展保持全面協調。與此同時，構建科學嚴格的質量監測與評價制度，為環境質量管理提供基礎保障，實現環境質量保護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為土地資源科學開發利用奠定重要基礎，以此為社會經濟發展所服務。
2.2 嚴格土地管理，健全法律法規
開展環境質量保護期間，需對土地管理加以重點關注，并對有關法律法規加以健全完善，針對濫用土地情況，對此采取嚴肅處理，并采取處罰。針對農業、非農業用地，對此采取科學嚴格規劃，農業用地明令禁止各類工作活動，有關非農業用地，實施開發期間，需對土地資源保護保持高度重視。針對土地管理部門，則需重視對有關管理制度的優化完善，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的主體作用與職能作用，切實加強嚴格管理，以實現土地資源的科學開發利用。除此之外，切實推進法制建設，為土地環境質量保護提供可靠保障。土地保護所面臨的形勢變得更加嚴峻，若只是通過基本行政手段，勢必難以充分實現保護目標。所以，應重點推進法治建設，切實提高法治觀念，并在管理環節加以嚴格落實。社會進步發展，針對保護土地有關的法律法規，需采取進一步完善修訂，對土地環境質量保護有關的基本內容作出科學細化與充分明確，并制定專門用于土地環境質量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依托法制手段，搭配行政、經濟手段，切實強化保護效果，以此為土地環境質量保護奠定重要基礎。
2.3 落實土地治理，降低污染程度
針對土地污染情況相對嚴重地區，應當重點落實土地治理，以實現污染程度的顯著降低。土地開發利用期間，需切實提高環保意識，針對土地灌溉，則需保證方式科學合理，開發環節，需對土地采取全面科學檢測，對污染情況做到充分了解掌握，對最終檢測結果采取上報。除此之外，面對工業“三廢”，則需對此加以高度重視，加強污染控制以及科學治理，尤其是重點污染源，如建材、電力與造紙等，對此實施限期治理，確保達標符合嚴格排放標準。針對國家有關政策規定，對此加以嚴格貫徹執行，高度重視產業結構的科學優化調整，以實現對各類污染的科學有效控制，促使土地環境質量能夠得到顯著提高，為生態環境平衡提供可靠保障。
2.4 提高農業投入，建設生產基地
針對土地資源，若想土地承載力的切實有效提高，則需重視對中低產田實施科學改造，這也涉及水利工程，以及優商品糧、優質田等基地建設，以此便于國家對基本情況的充分了解掌握，并對此實施科學宏觀調控，為土地環境質量保護提供基礎保障。除此之外，還需重視推進宏觀建設，制定科學可行的土地資源開發規劃，利用項目建設的方式，實現對宏觀生態環境的治理改善，尤其是土地沙化等問題，對此采取科學有效防治，依托南水北調工程，實現水資源利用率的進一步提升，為干旱地區提供基礎便利，以實現土地生產力的有效提高。
2.5 推進城市化進程，提高土地利用率
城市化建設進程中，土地屬于重要基礎資源，需重視對土地潛力的進一步深入挖掘，針對城市結構布局，需對此實施科學優化調整，科學規劃開發，盡可能避免重復建設，促使土地資源浪費情況能夠得到有效避免，實現對土地資源地科學高效利用。為對土地利用同供需存在的矛盾作出合理有效解決，則需重視制定科學合理地土地管理前期規劃，促使土地利用率能夠得以有效提高。一方面，以前期規劃為主，對土地資源實施科學分類，確保土地利用可以保持長遠性，對土地資源作出更加科學合理地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對地區土地信息做到充分了解掌握，尤其是可用土地資源，基于地區發展特征，以提高土地利用率為前提，制定科學可行的前期規劃?；谇捌谝巹?，可促使土地利用率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使土地資源能夠合理用于工程建設與城市發展等方面。所以，需重視對前期規劃的科學合理制定，促使土地利用率能夠得以切實有效提高，推進城市化進程。
2.6 健全完善職能機構
土地環境質量保護的嚴格有效落實，對政策、制度保持高度重視的同時，同樣需對組織方面加以重點關注，尤其是相關職能機構，需對此加以健全完善，以此為土地保護提供基礎保障。工業化社會快速發展，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推動作用的同時，帶來了相應的負面環境影響，同樣也促使人們生態環境保護意識不斷加強。新時期背景下，土地環境質量保護與管理依然面臨較為嚴峻的挑戰，提高思想認識的同時，務必重視對有關工作部門和職能結構采取必要的健全完善。針對國土資源管理行政部門，需發揮主體作用，設立相應的部門，負責開展落實土地環境質量保護工作。除此之外，基于機構改革、編制管理等相關規定，有關部門職責、結構配置，編制、人員配備方面，則需以“三定”形式對此加以合理明確，并重視對權責清單制度的嚴格有效落實，且積極接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監督，促使有關智能結構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健全完善，以此形成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土地環境質量保護體系，為土地資源開發利用、土地環境質量保護提供可靠保障。
2.7 重視土地使用方式管理，保護耕地資源穩定
首先，重視耕地平衡性建設。有關耕地利用方面，以耕地利用情況為基礎，實施科學優化調整，重點落實糧食安全管理。面對耕地數量保護，具體標準相對模糊，對區域人的調整缺乏充分關注，需重點關注人地協調，并對整體資源平衡性采取科學調控，落實綜合性控制，切實加強土地保護效果。其次，嚴格控制用地審批。針對土地利用，對耕地實施嚴格監督管理，尤其是城市建設用地，對此采取嚴格仔細復核，重點落實備案檢查，制定科學嚴格的信息評價機制，切實加強土地管理。最后，落實國土資源管理聽證制度。針對土地利用情況，對此實施總體規劃控制，重點關注農田水利實施方案，通過聽證會的方式，保證國土資源管理效果，以此實施綜合性調整。如此，充分發揮政府職能，為土地環境質量保護提供可靠保障。
2.8 保護耕地，嚴格采取多舉措控制建設用地
土地資源是不可持續再生的，因此，一定要應用嚴苛的土地利用保護政策，比如我們國家就需要進一步增強土地利用保護的立法。開展巡查和督查，強化人們對于耕地的保護意識，提高土地所有權征用和補償的標準，對非農建設項目用地展開嚴格的管理。
2.9 增強項目基建，提高耕地總產出比例
①高標準建設農田水利工程
要建設高質量、多功能節水灌溉工程，發展各種節水多功能灌溉，進一步健全其原有水利基礎設施，強化抗御洪、澇等自然災害的能力。
②提高中低產田效能
進行農業機械化、水肥一體化灌溉、培肥等有針對性綜合方式，培肥地力，改善農業基本條件。
③增加基建工程生態特性
減少混凝土工程，優化選址減少占用耕地修建基礎設施，應用生態軟性材質、借助農作物創設綠色廊道，把水、田等生態環境串聯，建立高標準的農田。
2.10 改革土地制度，加強土地管理
①探索三權分置
探索施行所有權、承包商及經營權“三權”分置，在保障集體和農民利益的基礎上，達成效益轉化。
②提高市場主體參與度
積極鼓勵社會資金進入農村土地資源，在改善農村土地資源的前提下，盤活集體資產、實現共贏，是現階段需要解決資金問題，以及長期效益的重心。
③落實政府主體責任
各級政府要提高土地資源開發利用監管力度，及時查處違法用地行為，深入探索制度改革和做法創新，促使城市和鄉村共同發展。
2.11 保護永久基本農田
永久基本農田不允許被惡意破壞、占用，對永久基本農田要執行特殊的保護，及時把永久基本農田劃定成果上圖入庫、落地到戶，施行永久保護。同時，要簽訂責任書，更新設立標志牌，埋沒永久基本農田的保護界樁。加快基本農田信息監管系統建設，及時發現非法占用永久基本農田的狀況，創設長效動態的監管機制。
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土地保護成為備受關注的加點，因生態相對脆弱，且保護工作并未全面嚴格落實，亂批濫用耕地情況依然普遍存在。土地惡化愈演愈烈，導致各種自然環境災害頻發，造成經濟損失的同時，也對可持續發展形成嚴重制約。因此，務必對土地資源科學開發利用保持高度重視，并重點加強土地環境質量保護措施，對土地資源提供有效保護，促進土地資源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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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糧食安全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國家糧食安全隱患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糧食安全成本的持續增加所導致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為了以合理的成本保障糧食安全,應實施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具有管理空間的開放性、管理對象的全面性、管理方式的動態性、獲取信息的多元化等特征。優化中國糧食安全價值鏈的主要途徑是:對現行糧食安全價值鏈進行資源整合,加強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和糧食綜合流通能力建設,進一步降低歷史形成的體制性成本,適度增加糧食進口。
關鍵詞: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糧食安全價值鏈成本優化成本抑減
從長期來看,我國糧食安全的隱患不僅表現在資源對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的保障乏力,還表現在糧食安全成本的持續增長所導致的財政負擔。因此,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定位應在“安全性”和“經濟性”之間尋求平衡點,為了通過成本管理有效地支持糧食安全的戰略目標,需要引入戰略成本管理法方法,在糧食安全成本管理中心引入戰略管理理想。本文就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的內涵、特征及其優化糧食安全成本的路徑加以探討。
1.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的內涵
戰略成本管理最早于20世紀80年代由英國學者提出,其核心是“成本優勢”[1](P294)。美國學者麥克爾•波特在《競爭戰略》和《競爭優勢》的專著中列章探討“成本優勢”。在波特研究的基礎上,美國學者于1993年出版《戰略成本管理》(J.K.Shank等)的專著,是戰略成本管理具體化。日本學者又進一步將戰略成本管理擴大到企業界。近年來,在英、美、日等發達國家、戰爭成本管理已經成為企業加強成本管理、取得競爭優勢的有力工具。國家糧食安全成本的控制與管理應運用戰略成本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關注成本驅動因素,運用價值鏈作為分析工具,明確成本管理在糧食安全戰略中的功能性定位。它要求成本管理要注重內外環境影響,其信息提供和控制程序要與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目標相適應。
結合糧食產業的特征和糧食安全成本的功能,筆者以為,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是指在對糧食安全價值鏈和糧食生產、流通、貿易及其需求趨勢系統分析的基礎上對糧食安全的成本結構、成本配置行為進行優化與控制,從而實現以合理成本保障糧食安全的目標。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的首要任務是關注成本戰略空間、過程和以往糧食安全政策的績效與代價,將成本信息貫穿于實施糧食安全戰略的過程中,通過對糧食安全成本結構、成本行為的全面了解、控制與改善,以達到有效地適應外部持續變化的糧食安全環境的目的。
2.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的特征
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的一切活動以保證糧食安全戰略目標的實現為前提,其主要特征如下:
2.1管理空間的開放性。
戰略成本管理具有開放系統的特征。它把糧食安全成本管理納入國內外以糧食供求信息為核心的國際環境中予以考察。一方面,表現為成本管理信息涉及范圍的拓展及控制視角的擴大,如成本控制與約束要擴展到糧食安全成本的各個環節。另一方面,戰略成本管理所倡導的核心是以變應變。在既定的糧食安全戰略目標下,糧食安全活動要適應環境變化并及時進行調整。為了真正發揮糧食安全成本的能動作用,必須改變傳統管理中諸多的靜態假設,在變動的外部條件下進行糧食安全決策。對不斷變化的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等因素進行正確分析和判斷,才能預測和控制糧食安全風險,確定和實施正確的糧食安全戰略,主動適應和駕馭糧食供求形勢。
2.2管理對象的全面性。
戰略成本管理以整個糧食安全價值鏈為對象,根據糧食安全的總體發展戰略制定戰略成本目標,具有結果控制與過程相結合的特征。從糧食安全活動的環節上看,克服傳統成本管理只主張結果分析的片面性,而將結果控制與過程控制相結合,通過過程的控制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糧食生產、糧食收購、糧食儲備、糧食運輸、糧食加工、糧食銷售等各個環節與糧食安全的整體目標緊密聯系起來,以過程的控制實現對結果的影響和保證預期結果的實現。與此同時,戰略成本管理既重視主要活動,也重視輔助活動,如產業政策的制定、市場體系建設、糧食科學研究、糧食對外貿易、政府行政干預等活動都作為價值鏈分析的內容,從而達到洞察全局的目的,并由此形成價值鏈的各種策略。
2.3管理方式的動態性。對于一個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不僅是短期供求平衡問題,而且關系到長期的可持續發展[2](P17)。傳統管理立足于短期的成本管理,常常根據短期糧食供求形勢的變化對成本支出方向進行隨機性調整,導致政策變化無常,市場大起大落,“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戰略成本管理則立足于長遠的糧食安全戰略目標的實現。它不局限于單一的糧食年度分析,而是以長期糧食安全狀態的變化來確定糧食安全成本配置與優化的方向,使成本配置服從于長期的糧食安全目標。此外,由于糧食安全戰略目標的確定始于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環境相適應的,在環境發展變化時,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因此,戰略成本管理又是一種動態的管理。
2.4獲取信息的多元性。戰略成本管理提供了超越會計主體范圍的更廣泛、更有用的信息。國家糧食調控政策的制定必須建立在對內外糧食生產、流通、消費、庫存、質量、價格等信息準確分析的基礎之上,才能保證政策的科學性,以達到預期的調控效果。當前,涉及國家糧食政策制定的相關部門有發改委、財政、糧食、農業、農發行等。各部門對糧食問題占有信息只側重于某一個方面,在制定糧食調控政策上,部門之間很難達成一致意見,政策形成的結果往往是部門博弈的結果,哪個部門掌握的權力大,決策就會傾向于哪一方,至于形成的政策是否是最科學的選擇就很難說了[3](P21)。戰略成本管理要求突破會計主體本身的限制,獲得與糧食產業有關的各方面信息,為政府糧食安全決策提供系統性、權威性和準確性較強的多方面信息。
綜上所述,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是根據一個國家或地區糧食安全戰略中的成本動因、糧食安全價值鏈以及糧食產業在一個更大的國民經濟活動價值鏈中所處位置進行成本決策。其基本內容是關注成本驅動因素、運用價值鏈分析工具,明確成本管理在糧食安全戰略的動能定位。因此,價值鏈分析、成本動因分析、戰略定位分析構成了糧食安全戰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框架。
3.糧食安全成本優化的路徑選擇
3.1糧食安全價值鏈整合路徑。
糧食安全價值鏈整合是指將價值鏈的各環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各環節協調互動,產生協同效應和提高資源聚合質量,從而降低糧食安全成本。糧食安全價值鏈是指與糧食生產密切相關的產業群,包括為糧食生產做準備的科研、農資等前期產業部門;糧食種植等中間產業部門;糧食加工、儲存、運輸、銷售等后期產業部門。糧食安全價值鏈體現了糧食有關各產業之間以及與外部相關產業之間的關聯關系,即產業之間的投入與產出,供給與需求的內在聯系。
糧食安全價值鏈整合就是要將被人為割斷的糧食安全價值鏈的各環節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各環節之間的合理連接和協調運行。通過整合解決以下問題:其一,整合糧食產業鏈的形態要素,實現糧食物流的整合、信息流整合、價值流整合和生產經營主體的整合。其二,整合價值鏈的時空分布,實現空間上的價值鏈整合、區域內的價值鏈整合和跨區域的產業鏈整合。其三,整合產業鏈微觀主體之間的合作機制,形成合理價格機制、利益調節機制、風險分擔機制和信息溝通機制。通過整合使糧食安全價值鏈的結構更加合理、產業環節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使得糧食產業鏈的運行效率不斷提高,為降低有形成本和無形成本創造條件。
3.2建設性成本重點配置途徑。
這里所說的建設性成本是指對中長期糧食安全保障具有關鍵作用的支出和重要的糧食流通設施建設成本。建設性成本重點培植戰略的基本思想是:糧食安全成本的配置不能追求在糧食安全價值鏈所有環節的平均分配和面面俱到,而應實現對糧食安全關鍵環節的重點支持。而糧食綜合供給能力是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和糧食綜合流通能力的結合體。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建設是降低糧食生產成本和糧食自然風險的必要條件。長期以來在糧食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政府采取了根據農業形勢進行“相機抉擇”的投入政策。這種做法應該改變。應通過制定穩定、規范的農業投資政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形成分工,形成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
糧食綜合流通能力建設的重要性是由中國糧食供求地區不平衡的結構性矛盾所決定的。只有具備較強的糧食綜合流通能力,糧食從生產或儲備到消費的通道及其通暢且通達時間較短糧食安全風險才能得以化解。因此,今后一段時期應對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和糧食流通設施建設成本重點予以配置,逐步加大投入,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并形成可靠的科技支撐體系,使糧食安全的戰略環節得以不斷強化。
3.3體制成本持續抑減途徑。
成本抑減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地運用各種方法以降低各項成本的措施[4](P315)。糧食安全戰略成本抑減是指通過分析糧食安全成本鏈上各個環節成本配置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以確定降低成本的方法與途徑的活動。糧食安全戰略成本抑減不是一項為應付當前出現的財政支出能力不足問題而采取的應急措施,而是一個提高糧食安全成本利用效率,在必要和可能的環節降低成本的持續過程。筆者以為,在糧食安全價值鏈上抑減的成本項目是體制缺陷帶來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政府作為單一主體直接經營糧食儲備的體制成本。長期以來,政府與國有糧食購銷企業委托—代理制度的設計導致了較高的體制成本。隨著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不管是在糧食收購環節、批發環節,還是糧食對外貿易,多元化的糧食經營主體已經形成,但是,政府作為單一主體直接經營糧食儲備的做法并沒有改變。筆者認為,政府應該通過政策引導,使糧食儲備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逐步實施糧食儲備代理經營招標制度。逐步改變由政府作為單一主體直接經營糧食儲備的辦法。由政府委托申標企業代理糧食儲備,不論國有糧食企業還是其他經濟成分的企業,都可以參與招標。政府作為委托方支付代理費用,倉儲企業因承攬儲備糧保管業務而獲得相應的儲備費用。
戰略成本抑減的另一個方面是過高的糧食儲備成本。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與國家儲備糧目標錯位有直接的關系。從國家糧食儲備運行的實際情況看,價格支持和穩定生產者收入日益成為專項儲備的主要目標,使糧食儲備的基本目標偏離保障糧食安全需要而出現錯位。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將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擔。近年來國際上出現了減少國家儲備規模的趨勢,各國不同程度地減少了政府儲備的規模,對國際市場和社會儲備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加。根據筆者的測算,中國目前的糧食儲備規模是合理級儲備規模的5倍以上,因此,降低糧食儲備規模是降低糧食安全成本的重要途徑。
3.4適度增加進口的路徑。
在國內糧食生產處于比較劣勢的情況下,保持較高的糧食自給率意味著支付較高的糧食安全成本,相當于犧牲部分經濟安全來保障糧食安全。為了選擇成本較小的供給模式來實現糧食安全戰略,應該采取控制產量與適度增加進口并舉的戰略。
適當控制糧食生產總量,保持糧食供求的緊張平衡狀態,對緩解糧食生產和流通中的眾多矛盾具有積極的作用[5](P31)。這是由于,較高的自給率是以惡化環境、犧牲經濟和社會福利為代價的。適當控制產量有利于減少盲目追求產量增長而帶來的巨大的環境代價。對于資源匱乏環境脆弱的地區,擴大糧食播種面積盡管暫時可以增加產量和消費量,但隨之帶來的資源耗竭、環境惡化、糧食單位面積產量迅速下降;在總面積難以進一步擴大的情況下,總產量、人均占有量和消費量也跟著下降。過度開墾還必然在單位面積產量下降的同時造成單位產品成本的上升和農民收入的下降,從而限制了它通過市場交換區的食品補充供應的能力[6](P142)。因此,適當控制產量既有利于可持續發展,也有利于農民增收。
筆者認為,有必要實施“存量立足國內生產、增量面向國際市場”的糧食安全戰略。這一戰略的基本含義是:以國內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為前提,保持每年糧食產量大體上穩定在當前規模(存量)不變,通過逐年擴大糧食進口規模來滿足國內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在糧食產量大體穩定的同時,積極調整品種結構、增加生產保證口糧供給的比重,降低用于工業用糧的產量,形成立足國內確?？诩Z供給,依靠國際市場解決工業用糧缺口的格局;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條件允許情況下,在現有的基礎上逐步提高糧食貿易依存度,將進口糧食占國內糧食需求總量的比例控制在10%以內。筆者認為,小于10%的糧食貿易依存度不會對糧食安全產生較大的影響,還可以緩解國內糧食僧產的壓力,降低糧食安全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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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糧食安全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區域的糧食生產與生態價值存在相互促進和制約的特殊關系。本研究基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ESV范式構建了生態農業協調度EAH模型，進而對中國糧食主產區（河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糧食生產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進行實證研究和預警預測。研究發現，2017年中國糧食主產區總體協調度為1.27，處于中度協調水平，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協調性較差，錯位現象較為嚴重。從動態屬性看，研究期間農業-生態協調性形成了以2013年為拐點的倒U型趨勢，當前糧食生產與生態服務價值協調性逐年下降，灰色系統GM（1，1）預測顯示，相比2011-2017年，2019-2025年農業-生態協調性呈逐漸弱化趨勢。從空間屬性看，糧食生產與生態服務價值存在較為突出的地理空間分異和不協調現象。
關鍵詞：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糧食安全;協調度
Measurement and warning of agro-ecological coordination in China′s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LUO Hai-ping1，PAN Liu-xin1，SONG Yan1，WANG Xin-yue2
（1.Research Center of Central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China;2.School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00， China）
Key words：ecosystem service value;food security;coordination degree
中國作為農業大國，同時也是全球第一糧食消費大國，2018年中國的年糧食進口量為1.08×108 t。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钡S著自然、人為等多種原因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生態問題成為影響和制約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要因素。農業生態安全是糧食安全的基礎和支撐。糧食安全與生態安全協調性的研究隨著對二者內涵與關系認識的深入而逐步深入。
（1）概念內涵上糧食安全與生態安全的一致性研究。1983年聯合國糧農組織通過了“讓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獲得充足的糧食”的“糧食安全”定義。在強調“充足糧食”目標狀態的同時明確了實現糧食安全的可持續性要求。長期以來，糧食安全研究中生態視角的研究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Common等[1]研究認為，農業未來必然轉向生態農業。Brown[2]同樣認為，傳統農業出路在于改進農田生態系統。富蘭克林 [3]則提出糧食安全保障不能超出生態生產潛力，不能對整個生態系統構成威脅。而Daily等[4]、Egoh等[5]、Lautenbach等[6]則提出并構建了生態系統服務價值（ESV）的概念和模型，提出糧食供給作為生態系統產品的直接價值，實現了糧食與生態研究的理論融合。
（2）價值范疇上的糧食安全與生態安全協調性研究。一是將生態安全視為糧食安全的重要組成。翟虎渠[7]將糧食安全解構成“糧食的數量安全、糧食的質量安全和生態安全”，并將生態安全視為糧食安全可持續化的保障。王國敏等[8]區分了廣義和狹義的糧食安全，并將生態安全納入廣義糧食安全范疇。胡岳岷[9]則置生態安全與糧食的數量安全、品質安全與健康安全于一體。黎東升等[10]則將貿易安全納入與生態安全、產品安全、資源安全的“四位一體”糧食安全體系;二是將生態安全作為研究糧食安全的視角和維度。邱建軍等[11]認為，生態安全是糧食安全的基礎。倪國華等[12]提出從生態安全與食品安全維度審視糧食安全;三是將生態作為影響糧食安全的重要因子，其中主要側重生態中土地資源與氣候變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研究[9，13-14]。
（3）測度與評價方法上的糧食安全與生態安全協調性研究。田克明等[15]通過構建農用地生態安全評價方法研究土地生態安全對糧食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影響機制。劉渝等[16]則制定了水資源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雙重安全評價體系，通過指標間的關系分析水資源生態安全與糧食安全關系。何玲等[17]利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糧食安全標準進行生態安全底線測算。楊建利等[18]應用系統綜合評價法構建糧食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并發現糧食生產活動對土地生態服務價值存在較強反作用。同樣謝高地等[19]發現耕地生態服務價值與生態效率在陸地生態系統中最低。宋利娜等[20]則進一步實證了糧食作物種植和生長給耕地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帶來損失。
目前，國內外對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協調性研究要么立足于單一某省或某縣市，要么立足全國。而對于糧食產量長期保持在全國70%左右，歷年糧食增產貢獻率達95%，同時在《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列入中國最重要生態屏障區的13個糧食主產區（河南、河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山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的糧食生產與生態協調性的研究則較少，從而導致研究要么缺乏代表性要么缺乏普遍性。為此，本研究基于國際上成熟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研究法測算并預警糧食主產區生態-農業的協調性，對確保中國生態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ESV范式下的農業生態價值協調度的EAH動態預測模型
1.1生態系統服務價值ESV動態模型
為表征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主要方法包括單位面積服務功能價格法和基于Costanza模型的單位面積當量因子法，由于Costanza模型標準統一，易于度量，本研究選用Costanza模型來計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ESV），其核心是將單位面積農田生態系統糧食生產的價值記為當量“1”，通過謝高地等[19]構建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因子表計算單位面積各生態系統的各類生態服務功能的服務價值Eij：
式中eij和Eij分別表示單位面積不同生態系統的各類生態服務功能的當量因子和服務價值;i表示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共9類，分別為食物生產、原材料供給、土壤形成與保護、氣候調節、氣體調節、廢棄物處理、文化服務、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保護;j表示陸地生態系統的類型，共6類，分別為園地、草地、林地、濕地、耕地和未利用地。t為評估年份;pk為k作物評估年份的全國平均價格（元，1 t）;qk為k種作物單產（t/hm2）;mk為k種作物的糧食播種面積（hm2）;M為糧食作物播種總面積（hm2）。
ESV動態模型是在Costanza模型的基礎上經過空間異質調整和社會發展調整而來的，使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能夠體現時空差異性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式中St表示研究區Tt時期空間異質系數;Tt表示t時期研究區支付意愿系數;g和G分別表示研究區與全國的單位面積糧食產量;w和W分別表示研究區與全國的單位面積林分蓄積量;h和H分別表示研究區與全國的城鎮化水平，En表示恩格爾系數。
在計算出單位面積不同生態系統各類生態服務功能價值基礎上，經過時空異質系數和支付意愿系數的調整，便可求得研究區各?。▍^）的總體生態服務價值：
式中Vt表示研究區t時期生態服務價值;Ajt表示研究區t時期j類生態系統類型的面積。
1.2ESV范式下的農業生態價值協調度的EAH模型
本研究以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表征生態活動產出，以糧食總產量表征農業活動產出，參考經濟學中“彈性”原理，用生態服務價值變化率/糧食總產量變化率表征生態產出對于糧食總產的敏感性，以期考察糧食生產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性。在參考魏曉旭等[21]、劉海龍等[22]度量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指數（EEH）的基礎上，本研究提出農業生態價值協調度（EAH）來評價糧食主產區生態服務價值和糧食總產量的協調水平（協調度的劃分標準見表1），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EAH表示農業-生態協調度;Vi和Vj分別表示研究區研究時期的始、末年份的生態服務價值（元）;Qi和Qj分別表示研究區研究時期的始、末年份糧食總產量。
1.3灰色系統預測GM（1，1）模型
通過計算糧食總產量與生態服務價值的協調度EAH，可以表征糧食生產活動是否為環境友好型，糧食生產與生態保護是否存在偏離。中國學者鄧聚龍[23]1982年創立的灰色系統理論，充分利用已有的“最少信息”，為貧信息不對稱的小樣本預測提供研究思路，目前已廣泛應用于經濟、社會、農業等方面的預測研究。本研究運用灰色系統GM（1，1）模型來預測糧食主產區2019-2025年的糧食總產量和生態服務價值，進而判斷農業-生態的長期協調性?；疑到y預測GM（1，1）模型的構建主要分為以下四步：
第一步：設X0為非負序列，X1為X0的一次累加序列，Z1為X1的緊鄰均值生成序列，GM（1，1）模型x0（k）+az1（k）=b的白化方程為dx1dt+ax1=b
第二步：計算參數a，b
為提高預測模型的可信度，在預測前對模型進行精度檢驗，灰色模型的精度檢驗方法主要有后驗差檢驗、小誤差頻率檢驗、關聯度檢驗等，本研究采用后驗差檢驗，后驗差檢驗精度劃分等級為：當c<0.35時精度等級為好;當0.35≤c<0.50時精度等級為合格;當0.5≤c<0.65時精度等級為勉強合格;當c≥0.65時精度等級為不合格。其檢驗步驟分為以下3步：
2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協調度實證分析
根據Costanza動態模型求出13個糧食主產區2009-2017年各年份的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生態服務價值以及各類生態服務功能的服務價值，在此基礎上求出總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以糧食總產量（TGO）作為農業產出指標，以總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ESV）作為生態系統的產出價值指標，再根據EAH模型分別求出糧食主產區及13個?。▍^）在2009-2017年的農業-生態協調系數，將農業和生態2個系統的沖突性與協調性的關系分為“高度沖突”、“中度沖突”、“低度沖突”、“低度協調”、“中度協調”、“高度協調”6種類型，糧食主產區各省份的協調系數及協調水平如表2所示：
ESV：生態系統服務價值;TGO：糧食總產量。
2.1糧食主產區的農業-生態地位
2017年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總產量為5.213 8×108 t，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1.184 524 76×1013元，與過去歷年相比，糧食總產量顯著上升，生態服務價值波動較為明顯。由圖1可知，各省份糧食總產量從高到低排序依次為黑龍江>河南>山東>吉林>安徽>河北>江蘇>四川>內蒙古>湖南>湖北>遼寧>江西，各省份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從高到低排序依次為內蒙古>黑龍江>四川>湖南>江西>吉林>湖北>江蘇>遼寧>山東>安徽>河北>河南。其中河南、山東、河北、安徽四省糧食總產量很高，居各省前列，而生態服務價值遠低于糧食主產區其他省份，相對于13個糧食主產區總體狀況，四省糧食產量占總產量的37.88%，而生態服務價值僅占總生態服務價值的12.85%，表現為糧食生產用地占陸地生態系統比重高，農田生態系統沒有作為其他生態服務價值更高的土地利用類型來使用，同時黃淮海地區作為中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存在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問題，不利于生態系統水源涵養、氣候調節等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有效發揮，從而造成生態服務價值與糧食總產量嚴重錯配的問題。位于華北地區的內蒙古和黑龍江兩?。▍^）生態服務價值位居糧食主產?。▍^）前兩位，生態產出效率高，占主產區總生態服務價值的38.12%，有利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維持，但內蒙古地區受限于地理位置、水資源稟賦、氣候調節等自然因素，農業產出動能不足，糧食總產量較低，該地區應合理規劃農用地，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提高農業產出效率。位于長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四省水資源充沛、氣候適宜，農業-生態匹配性較好，糧食生產活動具有可靠的生態安全保障。
2.2EAH的動態演變及趨勢分析
協調度是2個變量相對變化趨勢的一致性程度，相對于絕對量位次的一致性而言，協調度更能反映2個變量的協調性走勢[24]。為了更全面反映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產出協調性，本研究分別測算了糧食主產區各?。▍^）2009-2013年、2014-2017年以及2009-2017年3個區段協調度的EAH值（表2）?？傮w來看，糧食主產區糧食總產量與生態服務價值協調性存在向好趨勢，2009-2013年主產區農業-生態協調度為3.81，處于高度協調水平;2014-2017年農業-生態協調度為-0.83， 處于低度沖突水平，表現為在糧食總產量穩步上升的同時，生態服務價值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農業-生態發展存在潛在危機。綜合2009-2017年主產區農業-生態協調度來看，總體協調度為1.27，屬于中度協調水平，低于2009-2013年的生態-農業協調度，表明糧食主產區農業產出和生態產出的協調向好趨勢有所減弱，存在逆轉風險。
結合表2協調度測算結果，從動態趨勢來看，2011-2017年糧食主產區生態-農業協調度形成了以2013年為拐點，呈倒U型變化特征，且可以分為2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農業-生態高度協調階段。2011-2013年農業-生態協調性趨勢向好。除內蒙古、黑龍江、吉林三?。▍^）由于自然稟賦的限制農業-生態協調度較低外，其他各?。▍^）協調度均處于高度協調水平，其中位于長江流域的湖南、江蘇、湖北、四川四省的農業-生態協調性水平居各?。▍^）前四位，在糧食總產量穩步提升的同時，表征為生態服務價值水平的不斷提高且增速高于糧食總產量的提升速度。分別以2009年和2011年作為基準年份，逐項計算2011年和2013年糧食主產區的協調度分別為4.57和2.00。相比2011年，2013年吉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協調度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吉林省由中度協調水平轉變為輕度沖突水平，作為中國水資源極度短缺的省份之一，用水量的不足限制了吉林省生態產出效率的提升，2013年其余七?。▍^）的生態-農業協調度處于比較穩定的狀態。
第二階段是農業-生態協調分化階段。2014-2017年糧食主產區整體處于低度沖突水平，各?。▍^）中有4個?。▍^）為協調狀態，有9個?。▍^）為沖突狀態，農業-生態發展的不協調性表現為糧食總產量表征的農業產出增長的同時，伴隨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表征的生態產出的下降，在糧食生產過程中缺乏生態安全的保障。糧食主產區中遼寧省農業-生態為高度沖突水平，表現為生態服務價值下降且下降速度高于糧食總產量的增速，使糧食產量的增長受限于自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發揮。分別以2013年和2015年作為基準年份，逐項計算2015年和2017年糧食主產區的協調度分別為-1.84和-0.55，由中度沖突水平轉為低度沖突水平，生態-農業的協調程度有所提升，除河北、遼寧、江蘇三省協調度有所下降外，其他各?。▍^）協調度均有所上升，其中安徽、湖南、四川三省由沖突水平轉為協調水平。
農業-生態協調性的倒U型趨勢的形成，原因在于研究年份中糧食主產區耕地面積基本維持不變，糧食作物播種面積以每年0.6%～2.0%的速度增加，農業生產技術不斷提高，糧食作物品種和種植結構的不斷優化，使得主產區糧食總產量逐年穩步增加。同時由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表現為2013年處于較高水平，總體呈現倒U型變化趨勢，農業產出和生態價值存在偏離現象，不利于農業-生態的協調穩定發展。
2.3EAH的空間分異分析
從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協調度的空間演變（圖2）來看，以2009年為基準年份分別計算2011年和2017年的生態-農業協調度，糧食主產區總體協調度分別為3.81和1.27。與2011年相比，2017年各?。▍^）均處于協調水平，但協調程度均有所下降。
2011年糧食主產區各?。▍^）的生態-農業協調度從高到低依次為湖南>江蘇>江西>四川>安徽>湖北>山東>河南>河北>內蒙古>遼寧>黑龍江>吉林，從區域層面來看，總體上長江流域各省份協調度最高，黃淮海地區各省份的協調度次之，華北和東北地區的協調度最低。位于長江流域的湖南、江蘇、江西、四川、安徽、湖北六省當量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較高，保持著與自然資源稟賦相匹配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糧食總產量和生態服務價值分別占糧食主產區的39.42%和33.60%，處于比較協調的狀態，糧食產出增長的同時具備良好的生態效益。位于黃淮海地區的山東、河南、河北三省各種土地利用類型中農用地所占比重也高，糧食產量高，占糧食主產區總產量的30.26%，但生態服務價值僅占主產區的8.80%，表現為單位面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和總生態服務價值嚴重偏低，農業產出和生態產出發展不均衡。位于華北和東北地區的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四?。▍^）生態服務價值較高，但糧食單產和糧食總產受自然因素限制處于較低水平，表現為農業-生態產出的嚴重失調。
實證顯示，中國糧食主產?。▍^）生態-農業協調度空間分異顯著。2017年糧食主產區各?。▍^）生態-農業協調度從高到低排序依次為江蘇>湖南>四川>江西>湖北>安徽>河南>河北>遼寧>山東>黑龍江>內蒙古>吉林。2017年各?。▍^）協調水平對比2011年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從各?。▍^）協調度位次來看，其他?。▍^）變動不明顯，僅有山東省的主產?。▍^）協調度位次從2011年第七位變動到2017年第十位。山東省在糧食生產效率快速提升的同時，生態產出無顯著增長且部分年份有所下降，從而造成生態-農業協調水平較低且相對其他省份下降幅度較大。
2.4糧食主產區糧食總產量及生態服務價值動態預測
由灰色系統預測GM（1，1）模型，設糧食主產區糧食總產量或生態服務價值為原始非負序列X0，則x0（k），（k=1，2，…，5）分別表示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的糧食總產量（TGO）或生態服務價值（ESV），可求得糧食總產量或生態服務價值的還原值，首先利用后驗差檢驗對模型精度進行檢驗，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糧食總產量后驗差檢驗c值為0.150 1，遠小于0.35，因此運用GM（1，1）模型來預測糧食總產量精度高;生態服務價值后驗差檢驗c值為0.408 2，介于0.35～0.50，因此運用GM（1，1）模型來預測生態服務價值精度較高，可以運用灰色系統預測GM（1，1） 模型來預測糧食主產區2019-2025年的糧食總產量和生態服務價值，并計算2019-2025年生態-農業協調度（圖3）。
圖22011年、2017年協調度空間分異圖
Fig.2Spatial differentiation graph of coordination degree in 2011 and 2017
在保證氣候、土壤等自然環境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下，由于人口的不斷增長、對糧食的需求增加，我們有理由相信2019-2025年無論是基于自然因素、技術水平還是人為意愿，糧食主產區糧食總產量將與灰色系統預測GM（1，1）模型的預測結果一致，呈增長趨勢。同時，隨著人類對氣候條件、水土保持等認知的加強，以及對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物種銳減等問題的重視，政府采取環境治理、退耕還林等政策，公眾對環境物品的支付意愿加強，使得糧食主產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在2019-2025年也呈現遞增的趨勢。根據灰色系統預測GM（1，1）模型的預測結果，2021年、2023年、2025年糧食主產區生態服務價值分別為1.39×1013元、1.41×1013元、1.42×1013元，以2009年作為基準年份， 2021年、2023年、2025年糧食主產區生態-農業協調度分別為1.397、1.207、1.061，處于中度協調水平，與2011-2017年趨勢一致，均呈遞減變化。
根據GM（1，1）模型的預測結果，隨著生態服務價值和糧食總產量的同向增長，生態-農業將處于協調狀態，糧食生產具有較好的生態安全保障。但向好趨勢在逐漸減弱，相比2011-2017年，協調度變化幅度相對減弱，表明在經歷糧食大幅增產、社會環境支付意愿顯著提升后，糧食產量和生態服務價值的增長速度趨于穩定，農業-生態保持在中度協調狀態。
3結論與啟示
3.1實證結論
第一，從靜態總量位次匹配性看，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存在較為嚴重的錯位現象。2017年除黑龍江、江蘇外，其他?。▍^）的糧食和生態的產出指標值均存在較大程度的錯位，農業-生態的匹配性較差。糧食產量位次顯著高于生態服務價值位次的省份有河南、山東、吉林、安徽、河北五省，表現為糧食總產量居各?。▍^）前列，耕地資源利用程度高，但存在環境安全危機;生態服務價值位次顯著高于糧食產量位次的?。▍^）有四川、內蒙古、湖南、湖北、遼寧、江西六?。▍^），表現為生態環境良好，除內蒙古外其他五省自然資源豐富，在生態安全保障的同時存在糧食增產的潛力。
第二，從動態相對協調度看，研究期內糧食主產區糧食產量與生態產出協調性呈倒U趨勢。2011-2017年糧食主產區農業-生態協調度以2013年為拐點，呈現2011-2013高度協調和2014-2017年協調性減弱2個顯著的階段特征。各?。▍^）中農業-生態協調性下降趨勢較為明顯的?。▍^）有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五省，由高度協調水平轉為低度協調水平，河南、河北兩省由高度協調水平轉為中度協調水平。
第三，從農業-生態協調的空間屬性來看，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與生態服務價值存在地理空間不協調現象。生態服務價值與糧食產量空間分異顯著。農業產出高的?。▍^）集中在黃淮海地區，生態產出高的?。▍^）集中在長江流域地區，生態-農業協調度的區域分布特點為長江流域地區協調度最高，黃淮海地區協調度較高，華北和東北地區協調度最低。
第四，從預測結果來看，糧食主產區生態服務價值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同時，在保障自然條件相對穩定的同時，無論基于人為意愿還是技術條件糧食產量也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隨著糧食增產效率減弱，生態系統使用和修復趨于穩定，農業-生態產出協調度下降幅度逐年縮小，農業-生態協調度也維持在較穩定的狀態，基本處于中度協調的水平。以2009年為基準年份，2025年生態-農業協調度將處于1.061的水平，即農業產出和生態產出增長速率將趨于一致，能較好實現農業與生態發展相匹配。
3.2政策啟示
一是強化糧食安全保障的生態支撐。研究結果顯示農業-生態的不協調性主要根源于糧食生產和生態承載力的偏離。為此，在強調糧食產量和增量安全的同時應高度關注糧食主產區的生態安全問題。應加強生態資源保護和修復，通過科技進步推動提高耕地產糧效率，大力發展綠色農業，走農業生產活動與生態服務功能協調發展的路子。應合理規劃土地生態資源，確立“糧食安全”與“生態安全”雙重考核機制。建立糧食主產區生態補償機制，生態資源豐裕的地區應適當多承擔糧食安全主體功能責任。
二是優化糧食和生態安全主體功能區的空間格局。根據實證發現的問題，黃淮海糧食主產區應以綠色農業為導向，提升糧食生產效率，嚴守“生態紅線”與“耕地紅線”，逐步實現綠色農業現代化。東北糧食主產區中黑龍江應注重提升糧食生產效率，走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遼寧、吉林應繼續保護好土地資源，維護生態平衡，注意開展綜合治理，使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長江流域應承擔更多的糧食安全責任，在保障流域生態安全的同時積極打造“國家高產農田示范區”，釋放“中部糧倉”產糧潛能。北方內蒙古則應把“生態扶貧”與“經濟扶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維持生態環境良性循環。
3.3研究不足與討論
農業-生態協調度水平由農業產出和生態產出所決定，其中農業產出由糧食總產量表征，生態產出由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表征，由于糧食總產量度量方法統一且易于度量，對于糧食總產量的研究爭議很少。而影響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因素眾多，在基于ESV動態模型度量當量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時糧食價格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3種主要糧食作物的價格走勢來看，2009年價格總體處于較低水平，2009-2017年水稻和小麥價格有略微變動，而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每50 kg玉米平均價格分別為82.01元、108.81元、 94.23元、 82.16元，呈現倒U型變化。相比其他年份，2013年糧食價格水平較高且以2013年為拐點大致呈倒U型變化，與生態服務價值和當量單位面積服務價值變動趨勢相一致。糧食價格由市場供需所決定，而生態產出的價值并不能由價格所決定，因此ESV模型存在夸大了糧食價格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影響程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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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海霞）
解決糧食安全論文范文第6篇
[摘 要]綠色發展是農業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也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習近平同志在豐富的工作實踐和長期深入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山”理論，為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指引。新時代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方面有：一是在定位上，農業綠色發展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關乎民心的政治問題;二是在工作方法上，農業綠色發展要全面系統，不能顧此失彼;三是在政績觀上，農業綠色發展要有歷史耐心，久久為功;四是在落腳點上，農業綠色發展還必須提供更多安全、優質的農產品;五是在堅守底線上，要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三農”發展。
[關鍵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兩山”理論;農業綠色發展;鄉村振興
[文獻標識碼]A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農產品供給壓力，產量成為農業追求的核心目標，在獲得高產出的同時，也存在水土資源低效利用、化肥農藥過度投入、畜禽糞污大量排放等問題，對農業生態系統和農村環境造成破壞，制約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拼資源、拼投入、拼消耗的生產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農業亟待回歸其綠之本色，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勢在必行。綠色發展是農業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也是農業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在這種重大轉變過程中，需要有綱領性的理論指引。習近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視“三農”工作，而綠色發展、生態保護等關鍵詞也頻繁出現在他關于“三農”和其他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中。當前，我們正在深入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習近平同志關于農業綠色發展的重要論述，是其豐富的實踐經驗和長期深入思考相結合的產物，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系統性，為我們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指引。
一、綠色發展理念是“兩山”理論的升華
2005年，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安吉縣天荒坪鎮余村進行調研時，首次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斷。隨后，他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了《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一文。[1]他用三個階段系統論述了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的辯證關系，第一階段就是用綠水青山換取金山銀山，第二階段是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第三階段是認識到綠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斷地帶來金山銀山，綠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銀山。這三個階段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是發展觀念不斷進步的過程，也是人和自然關系不斷調整、趨向和諧的過程。[2]2013年9月7日，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并回答學生們提出的環境保護問題時，習近平態度鮮明地闡釋了自己對于“兩山”的取舍，“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談及長江經濟帶時，習近平強調，“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戰略定位，這不僅是對自然規律的尊重，也是對經濟規律、社會規律的尊重”[3]P7?？梢钥闯?，“兩山”理論廓清了“綠色”和“發展”的辯證關系，綠色既是發展的原動力，也是發展的目標，要用綠色的目標優化發展的方式。當然，在認識過程中會經歷不同的階段，產生不同的執行主體和利益主體，但生態環境保護要算大賬、算長遠賬。
2015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也是理論的升華。綠色發展理念進一步將“兩山”理論提升至管全局、管根本、管長遠的基本遵循。2018年5月，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一個標志性成果就是正式確立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體現為“八觀”，即：“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深邃歷史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科學自然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觀、“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觀、“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整體系統觀、“用最嚴格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的嚴密法治觀、“共同建設美麗中國”的全民行動觀、“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的共贏全球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再次強調了“必須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
“兩山”理論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推動農業綠色發展的理論指引和行動指南。農村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戰場，農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載體，農業實現綠色發展是生態文明思想在農業領域的體現，“兩山”理論動態地勾勒了農業綠色發展的演進路線，更凸顯出二者從對立走向統一的思想轉變。對于農業綠色發展的理解也可以包括三個維度遞次推進：首先是農業生產過程的清潔化，資源的節約高效利用，減少化學投入品，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避免農業生產過程對環境造成污染。其次是農業產地環境得到保護，實現水質改善、土壤有機質提升、空氣質量提高、生態系統修復，農產品質量優化，生產能力的持續性得到保護。第三是實現綠色驅動發展，維護更好的環境質量、提供更優質的農產品，實現農業農村的多功能性，成為農業綠色發展的強大動力。
二、“兩山”理論在農業領域具有一以貫之的實踐基礎
實踐是理論的基礎，是思想的源泉，了解理論提出的實踐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運用理論，并進而指導下一步實踐。習近平同志重視和關心“三農”工作，一方面是繼承和發揚中國共產黨始終將“三農”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從其個人經歷而言，無論是在基層工作時的身體力行，還是成為黨的高級干部乃至全黨核心后的感情所系，習近平同志都始終保持著與“三農”的血肉聯系。從習近平同志在基層和地方工作的幾個重要階段可以看出，“兩山”理論在農業領域具有豐富的實踐基礎，綠色發展觀是其長期思考和總結的成果。
1969年初，15歲的習近平來到梁家河村，直至1975年10月離開，七年梁家河，束發變成年。這7年的時光，平日的農村勞動、與農民打成一片應是日常，而習近平能夠由一個外來知青，成長為大隊書記，足見其在農村表現的出色程度，當地鄉親們至今的印象仍是“架子車拉得好”“干活兒不撒尖兒”的好后生。在梁家河，為了解決村上缺煤少柴的問題，習近平建起了村里第一口沼氣池，也是陜西省第一口。2016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第十四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專門就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作出了重要指示，提出要“以沼氣和生物天然氣為主要處理方向，解決畜禽養殖場糞污處理和資源化問題”。應該說，梁家河辦沼氣的親身實踐為習近平同志思考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方向奠定了基礎，在離開數十年后談起梁家河，習近平滿懷深情地講到，“我人生第一步所學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這是有大學問的地方”[4]P1。
1982—1985年，習近平在河北正定縣任縣委副書記、書記，這三年間他跑遍了全縣所有村?？たh治，天下安。習近平也將正定作為自己從政之路的起點，足見其對縣域治理的重視。初任縣委副書記時，他就分管農村經濟。為了解決該縣的吃飯問題，對種植結構進行調整，并直接推動了該縣的包干到戶，當年就實現了農業產值翻一番，農民人均收入從不足150元增加到400多元。相比在梁家河村的具體農事勞動，在縣委書記任上，需要站在更高的視角、更廣的范圍全面考慮“三農”問題。[5]可以說，從梁家河辦沼氣、正定縣擔任縣委書記開始，直到成為全黨核心，習近平同志始終心系“三農”，而綠色發展的理念則貫穿他從基層干部到全黨領袖的始終。
三、農業綠色發展是“兩山”理論在農業領域的鮮活應用
“兩山”理論在“三農”領域的應用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的8個中央一號文件中均得到了體現。2013年一號文件提出“推進農村生態文明建設”;2014年一號文件設置了“建立農業可持續發展長效機制”專章;2015年一號文件用“三農”強、富、美統領三章內容，其中之一就是“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2016年一號文件首次正式提出推進農業綠色發展;2017年一號文件繼續“推行綠色生產方式，增強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2018年一號文件提出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2019年一號文件進一步強調了系統的綠色發展觀，強調“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推動農業農村綠色發展”;2020年一號文件突出強調要“對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補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短板”?？梢哉f，“兩山”理論在“三農”領域的表述逐步豐富、要求愈發明確、目標已然清晰，農業綠色發展的重要論述豐富了“兩山”理論的內涵，農業綠色發展的實踐為“兩山”理論提供了更多現實基礎。因此，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農業綠色發展的重要論述，有利于為下一步推進工作把握方向、抓住重點、找準節奏。[6]
（一）農業綠色發展定位：關乎民心的政治問題
農業農村綠色發展不僅僅是環境問題，更是一個涉及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的大問題，關系到億萬農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也事關14億人吃飽吃好，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2013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指出：“我們不能把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提倡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等僅僅作為經濟問題。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痹诹暯娇倳浀难劾?，最大的政治是民心，關乎人心向背。他也不無擔憂地警示大家，“經濟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強烈的不滿情緒上來了，那是什么形勢？”[3]P5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環境就是民生。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考察時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P4;2015年5月，他在浙江召開華東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時指出：“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質量的增長點?！?015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西代表團審議時強調：“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盵3]P8-9在針對畜禽養殖污染這樣的具體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上指出：“加快推進畜禽養殖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化，關系6億多農村居民生產生活環境，關系農村能源革命，關系能不能不斷改善土壤地力、治理好農業面源污染，是一件利國利民利長遠的大好事”。[7]P109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內考察調研過程中，多次關注農村廁所改造的問題。他在多次講話中經常強調“民生無小事”，廁所改造便是與農村人居環境質量息息相關的一件“大事”。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鎮江考察調研時就指出：“廁改是改善農村衛生條件、提高群眾生活質量的一項重要工作，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標志性?！盵3]P89在2016年8月召開的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持續開展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要在農村來一場“廁所革命”。[8]2018年3月，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扎實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計劃，推進農村‘廁所革命’，完善農村生活設施，打造農民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讓良好生態成為鄉村振興支撐點”。[9]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示精神，2019年1月，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國家衛健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生態環境部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推進農村“廁所革命”專項行動的指導意見》，提出“把農村‘廁所革命’作為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促進民生事業發展的重要舉措，進一步增強使命感、責任感和緊迫感，堅持不懈、持續推進，以小廁所促進社會文明大進步”。
（二）農業綠色發展方法論：全要素系統推進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統籌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加強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濕地、海洋等自然生態保護?！痹谕七M農業農村綠色發展的方法上，必須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整體系統觀，全要素系統推進。
首先是生態環境要素的全面保護。單個要素的保護不是綠色發展的本意，農業本身就是一個生態系統，尤其要強調系統性和全面性。過去經常出現顧此失彼的“保護”或“發展”措施，例如圍湖造田、毀林造田一度大行其道，嚴重破壞生態系統平衡。2013年11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對《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說明時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盵10]P5072016年1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強調：“長江經濟帶作為流域經濟，涉及水、路、港、岸、產、城和生物、濕地、環境等多個方面，是一個整體，必須全面把握、統籌謀劃?！盵3]P68
其次是“社會—經濟—環境”復合生態系統的全方位發展。復合生態系統是由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和自然條件共同組合而成的生態功能統一體。人類是主體，環境部分包括人的棲息勞作環境、區域生態環境及社會文化環境，它們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休戚相關，具有生產、生活、供給、接納、控制和緩沖功能，構成錯綜復雜的生態關系。農業的本色是綠色，是復合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綠色發展是整個經濟社會綠色發展的一部分，也為整個社會的綠色發展提供基本支撐。2015年1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考察工作時指出：“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盵11]再次是區域的全面、協調發展。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關注區域協調發展的問題，其中城鄉統籌不均衡，產業轉移帶來環境壓力仍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挑戰之一。[12]在我國區域發展差異巨大的背景下，尤其要重視產業在區域間轉移可能導致的污染轉移。例如近年來出現的“南豬北養”現象可能保護了南方的綠水青山，卻破壞了東北的冰天雪地，且污染的對象從地表水轉換為地下水。[13]2016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黑龍江省代表團審議時特別指出，“綠水青山是金山銀山，黑龍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盵14]
（三）農業綠色發展政績觀：要有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
農業本身就是一個“慢”產業，今天顯現出來的很多由于農業發展所導致的環境問題也是長期積累下來的，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改善生態環境，要避免急功近利，更要杜絕形式主義、一蹴而就的思想和行為。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個場合和領域強調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云南時強調：“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一定要算大賬、算長遠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不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近利。生態環境保護是一個長期任務，要久久為功?！盵11]農業發展不僅要杜絕生態環境欠新賬，而且要逐步還舊賬。在2017年7月審議《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是農業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因此，我們需要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農業綠色發展，將長期性科學規劃與階段性目標計劃有機結合，標本兼治，穩扎穩打，逐步深入推進。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保持歷史耐心，發揚“釘釘子”精神，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干。[15]
（四）農業綠色發展的落腳點：提供更多優質的農產品
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給老百姓一個滿意的交代，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也是農業綠色發展的根本落腳點。經過建國70多年、改革開放40多年的艱苦奮斗，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實現了從“8億人吃飽，到14億人吃不完”的跨越。然而，我國農產品供給中品質一般的占多數，品質較高的品牌產品還較少，難以適應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快速升級，還無法完全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2017年3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四川代表團審議時再次強調：“必須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攻農業供給質量，注重可持續發展，加強綠色、有機、無公害農產品供給?！蓖七M農業綠色發展，就是要增加優質、特色、安全的農產品供給，促進農產品供給由以“量”取勝向不斷注重“質”的提升轉變，走綠色興農、質量興農之路。[16]
（五）農業綠色發展的底線：保障糧食安全和“三農”發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堅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完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制度政策”;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確保糧食安全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將穩定糧食生產作為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的首要目標。當前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風云變幻的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農業發展的首要任務就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確保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而且要裝自己的糧食。保障糧食安全是基本底線，“三農”發展是基本前提。[17]P1
不能以“綠色”為名忽視農業。要避免有些地方借“綠色”之名，將農業排除在外，行“非農化”之實際。即使是一些明確的綠色發展舉措，也要防止走偏走樣，例如推進耕地輪作休耕，有利于耕地資源恢復、糧食產能提升、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但必須首先保障糧食安全?！靶莞荒軠p少耕地、搞非農化、削弱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確保急用之時糧食能夠產得出、供得上?！?/p>
不能以“美麗”之名淡漠農村。在美麗鄉村建設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搞新農村建設，……，要慎砍樹、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18]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鄉村振興不要搞大拆大建，防止鄉村景觀城市化、西洋化?！盵19]鄉村建設要以修復為主，改建為輔，避免“千村一面”，要把美麗鄉村的“內在美”和“外在美”有機結合起來，體現出“鄉土味道”，如此才能“記得住鄉愁”。
不能以“保護”之名損害農民。實現生態環境保護，不能以損害農民利益為代價。需要考慮具體的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對產業發展、鄉村風氣、基層治理、農民生計的影響。既不能不作為，也不能亂作為。例如一些地方盲目擴大禁養區，簡單采取禁養、關閉和拆除的辦法，不僅不能達到目的，還會損傷農業本體，損害農民利益，損耗農村正氣。必須要有正確的手段、科學的原則和合理的邊界，既保護了環境，又發展了農業，富裕了鄉村。在工作方式上，要重視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治理的主體地位，讓農民能夠從環境保護中獲得切實的經濟利益，而不是簡單粗暴地一禁了之，把農民利益排除在生態環境保護之外。[20]四、農業綠色發展具有豐富的實現形式
農業綠色發展具有非常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古代先賢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為農業綠色發展提供了最樸素同時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哲學基礎。而現代生態學、資源環境經濟學等學科發展則提供了更為科學的理論基礎。環境價值論認為，隨著環境污染加劇、資源稀缺凸顯，資源環境越來越被視為有價，農業是與自然資源最為緊密相關的產業，資源環境條件直接影響農產品質量，進而影響農產品價格，因此農業綠色發展，必然是體現資源環境價值的發展方式。農業多功能理論認為農業具有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過去主要強調農業的生產功能，綠色發展則更多地強調綜合發揮農業的生產、環境、文化等多種功能。農業的本色是綠色，農業綠色發展是整個經濟社會綠色發展的一部分，也為整個社會的綠色發展提供基本支撐。[21]在實踐層面，農業綠色發展是緩解資源約束、防治環境污染、保護農業生態，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不斷深入，農業綠色發展的概念和形式也呈多樣化，如循環農業、有機農業、低碳農業等。從宏觀層面看，這些概念都屬于農業綠色發展的范疇，不同概念又各有側重。例如循環農業主要側重種養結合，有機農業主要側重投入品的有機化，低碳農業則主要強調更少的溫室氣體排放，但總體都屬于環境友好型農業。國際上，農業綠色發展也表現為不同的形式，例如歐盟的“多功能農業”強調包括生產功能和保護環境功能的農業多功能性。美國的“可持續農業”主張盡可能減少化肥、農藥、添加劑等化工產品在農業生產中的使用，促進農產品質量和農業生態環境的改善。日本的“環境保全型農業”主張充分發揮農業自身特有的物質循環特征，通過持續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中投入的化學肥料和農藥導致的環境負面影響，積極推行“減量化、再生化、有機化”等措施。韓國實行的“親環境農業”基于“農業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理念，提出兩大基本目標：一是確立親環境的農業體系，充分考慮區域條件、生產經營規模和農作物特點，不僅提高農民收入，也保障農產品的安全;二是確立自然循環農業體系，使農產、畜產和林產相關聯，提高農業的多元性公益職能。
綜上，農業綠色發展就是要遵循生態系統原理和生態經濟規律，運用傳統農業技術精華和現代農業科技，注重農業資源集約使用、環境污染有效控制和農業生態系統保護，實現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統一的良性循環型農業生產體系。從內涵上講，農業綠色發展更加注重資源節約、更加注重環境友好、更加注重生態保育、更加注重產品質量。從外延上講，農業綠色發展既是理念又是舉措，是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規律的發展，包括投入品、農產品加工、流通、消費等全過程的綠色化，還包括豐富和增強農業綠色景觀所產生的休閑和環境等多種功能。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僅需要滿足14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還需要同時實現保護生態環境，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在世界農產品需求持續上升、國際貿易環境不確定性增大的背景下，中國提出農業綠色發展，既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作為負責任大國對國際社會推進可持續發展的積極響應，將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貢獻中國智慧，對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重大意義。
五、以“兩山”理論為指導推進農業綠色發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其中有關農業綠色發展的重要論述，既對農業綠色發展提出了明確的目標要求，也是我們推動工作的行動指南，對于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下一步，要在觀念和行動上堅決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在鄉村振興的總體戰略中推進綠色發展，確保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全面實現。
第一，要轉變觀念，正確處理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全面提升農業綠色發展的戰略定位?！吧鷳B就是資源，生態就是生產力”，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生態就是保護生產力”的觀念。針對農業生產，從要保產量到保產能轉變;針對農業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要逐步還舊賬、杜絕欠新賬;保護農村生態環境，不僅要算經濟賬，也要算環境賬，更要算政治賬;要杜絕經濟搞上去、環境降下來，更要避免環境好起來、農民窮下去。要細化農業綠色發展評價指標，將其納入政績考核。對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的地方，在有關項目和資金安排上可以予以傾斜。對落實農業綠色發展不力，導致相關政策未能及時落地的，建議由國務院組成跨部門的綜合督導組，找出政策措施未能落地的原因，對相關部門啟動問責機制，確實屬于執行不力的，要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
第二，要深入推進農業農村資源環境的全要素、系統性保護。當前，在推進綠色發展的過程中，一些項目和措施并不綠色。有些地方在治理耕地污染時，忽視了農田生態系統的保護;有些地方在承接產業轉移時，考慮了耕地納污資源，卻沒有考慮水資源不足等環境約束;有些污染治理工程，減少了水污染，卻增加了大氣污染;有些地方關停了污染產業，卻未充分考慮農民生計。推進農業綠色發展，要有全局思維和統籌安排，避免顧此失彼。要建立產業轉移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建立區域間生態補償制度。
第三，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避免急于求成。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能作為一項運動急于求成。要科學規劃長期目標，扎實做好當下工作，在打好各項攻堅戰，解決當前突出問題、化解突出矛盾的同時，更要有歷史耐心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持續發力，常抓不懈。目前來看，各項工作要取得實質性成就，至少要與鄉村振興戰略同步，中期著眼于2035年，遠期著眼于2050年。各地各部門無論是在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各項工作中，還是對有關工作進行考核評價，都要堅持“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質量”的行動原則。
第四，要突出強化農產品質量安全和品牌建設。要持續推進優質、安全、特色農產品的供給，促進農產品供給由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質”的需求轉變。農產品是否安全、優質，是檢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試金石，對于農業綠色發展而言，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如果產品不過關，那么這種發展就稱不上成功。
第五，要堅持底線思維，不折不扣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三農”健康發展。在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具體措施上，要著眼于鄉村振興的總體目標，要以人民為中心，以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目標為準，將“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五個方面統一起來。建議建立農業綠色發展負面清單制度，將危害國家糧食安全、不利于“三農”發展、阻礙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行為納入清單，避免一些地方對中央政策的曲解、歪解和選擇性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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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文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