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政治綜合論文范文第1篇
普通高中政治教學本身就涉及許多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思想內容。作為高中政治教學工作者，我們如何將這些哲學思想運用到教學實踐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結合多年的教學經歷，分析一下在實際教學中，應如何以理論聯系實際原則和內外因辯證關系的原則，并闡述它們對高中政治教學的指導作用。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真理和科學理論正確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能夠指導人們提出正確的實踐方案。因而，理論聯系實際，成為思想政治課的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
現在，高中思想政治實行新課程、新教材，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和方法仍然沒有過時。然而，課程標準變化了，教材變化了，即教育理念變化了，因而這一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也應該被賦予新的內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和方法，那就是:在具體做法上，要做到從實際到理論，是從實際、生活中概括出理論，抽象出理論，而不只是用實際去說明理論。這樣，才是真正的堅持了實踐第一的認識論精神，才是全面的堅持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就高中思想政治課的課堂教學而言，根據素質教育的要求，結合高中思想政治課的性質、任務和特點，課堂教學必須堅持全面的觀點、聯系的觀點，實現獲取知識、發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質三者的和諧統一。
高中思想政治課的課程標準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課教學，以鄧小平理論為中心內容，簡明扼要地講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哲學和政治學的基本觀點，以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常識。它是根據教學理論和學科知識的邏輯關系組織起來的完整體系，并通過獨立教學形式，實現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識的準確性、科學性作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個體適應并勝任某一活動和調節自身行為的心理可能性和現實性相統一的品質。個體的某種能力，不僅表示一種具體的心理過程和狀態，而且表示一種具體的心理活動水平。在現在的社會，因為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知識呈現了指數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點，隨之而來的則是科學技術的信息化、數字化、電腦化、生態化等特點。因而，這就使人類在實踐上有了更高規模的廣度和深度，從而也對現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就是為什么要對學生能力的培養特別重視的原因。
中學思想政治課不同于其他學科的顯著特點就是它既是智育課又是德育課，是學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擔負著培養學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質教育的任務，這是其他學科或學校其他教育活動所替代不了的。
教與學，師與生是貫穿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種關系。教與學、師與生各以對方的存在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雙向關系，是主導與主體的關系，二者統一在動態的教學過程中。所謂教師的主導作用。是指教師在教學中處于指導者、組織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師遵循學校的培養目標和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與特點，對學生進行施教和指導，促進其素質的全面發展。其次，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主體，學生在課堂教學中應當主動地，而不是被動地學習。學習就是對知識和方法的內化過程，而這種內化的先決條件是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充分發揮學生主體的能動作用，促進學生主動、生動、活潑地學習，這正是素質教育賦予課堂教學的主要任務。從哲學角度看，師生關系是內外因的辯證關系。在課堂教學活動中，學生是內因，教師是外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說，教師是否真正發揮了主導作用，表現在學生是否具有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教師的主導作用發揮得越好，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獨立性和創造性也就越強。反之，沒有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學生內心不啟動，教師的主導作用也必然會落空，也就不會產生積極的教學效果。所以，只有教師與學生、教與學之間協調活動，雙方緊密配合，使學生真正獲得學習的主動權，才能優化課堂教學過程，提高課堂教學效益。發揮“主體與主導”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要積極地發揮自身的主導作用，并且要注意學生的主體作用，要從根本上做到外因誘導與內心啟動相結合，應做到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提高教師對實施素質教育的自覺性，牢固地樹立起素質教育觀。
其次，激發學習興趣，師生心理同步?！芭d趣是最好的老師?！毙睦韺W的研究表明，只有當人們對于即將獲得的知識有興趣時，才會帶動自己認知的需要。認知需要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體當中對于學習的一種內驅力，是指使人們去學習的一種動機。當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以及挫折時，它會激發學生面對此積極勇敢的面對，不退縮、不畏懼。
再次，課堂教學交流多向化。從信息論角度看，課堂的教學過程是一個以教師與學生作為輸送者和接收者的兩個媒介，以此來接受信息的傳遞，使信息可以順利地完成輸送的過程，即師生之間，生與生之間。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應該積極地成為教學信息傳遞的中心，促進學生之間的互相傳遞，在課堂上盡力調動學生對于學習的積極性以及主動性，以此來強化學生在課堂上的主體地位。
自由主義政治綜合論文范文第2篇
自由與民主是一對典型的政治哲學范疇，如果只在思辨層面討論二者之間的關系，不但不會有更多的智性增益，相反還可能會混淆視聽，把簡單明了的關系復雜化，從而產生觀念上的誤導。政治哲學概念的產生與演繹一開始就離不開比較政治發展和世界文明史，只有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去理解，它們真正的蘊涵和邊界才能得到更好的厘清。秉著這一常識，本文把自由與民主置于人類曾經經歷的和正在發生的故事中，以便看看自由主義者是否真的偏愛民主，民主主義者是否真的擁戴自由。文中歷史場景的還原或許會傳遞出一個并不新鮮但多少有些令人尷尬的判斷：坐擁萬貫家產的自由派之愛民主或者民粹民主派之愛自由，最終都不過是葉公好龍。
第三波民主化：平等取向的民主化PK不平等的自由化
對于很多國家和觀察家而言，第三波民主化不但沒有帶來期望中的民主，反而是“民主的回潮”甚至是“政治衰敗”；民主不但得不到鞏固，即使鞏固了的民主也難以實行有效的治理，因而是英格爾哈特所說的“無效的民主”。原因何在？這無疑是西方人的政治焦慮。民主化涉及諸多因素，諸如國際-政治-社會-經濟等硬力量和利益-觀念等軟力量及其所構成的變量組合，本身是一場制度突變或制度演化的過程，只有在制度突變或制度演化的過程意義上理解民主化，我們才更有可能接近故事的真相。
對于很多轉型國家而言，第三波民主化屬于制度突變，盡管突變背后有長期的制度演化發生。被忽視的事實是，民主化是政治運動，是一種政治突變；而第三波民主化中轉型國家的政治突變與經濟突變，即1980年代開始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而產生的轟轟烈烈的市場化、私有化等自由化運動同時發生。當政治突變與經濟突變撞擊在一起時，結果會是什么呢？
這需要回到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本義。政治民主化就是一個大眾追求平等化的過程，其中一個具體的平等形式就是一人一票。歐洲的民主化也是如此，其標志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權。與第三波民主化不同的是，歐洲的大眾平等化運動是經濟自由化的產物，即時間順序上的先自由化后民主化。這樣，以平等為訴求的民主之錨泊定于自由化之中。常識是，經濟自由化需要憲政、分權、自治等根本性制度框架的前提性存在；或者這些制度框架是經濟自由化過程的結果。這樣，雖然民主化與自由化也有重大沖突，比如西方普選最終到來，但是獲得平等選舉權的大眾并不能突破或者不遵守作為自由化前提的或者由自由化結果的制度框架。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政治平等與經濟不平等而導致的二重人格。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帶頭學者日瓦斯基（Adam Przeworski）的一個重大發現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原來指望通過普選而占據議會，通過階級立法而實現社會主義，但是在實踐中根本行不通。因為階級立法必然會有損企業界、資本家的利益，他們會用腳投票，由此導致的經濟下滑會使社會主義者在下一次大選中落敗，最終無法實現理想中的階級立法和社會主義。一句話，圍繞自由化而固化的制度矩陣使得獲得平等權的大眾只能“安分守己”，這就是為什么西方國家事實上存在政治合法性問題而大家都不去談這個話題的根本原因——談也沒用。
在時間順序的意義上，第三波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同時發生，而且都是突發性制度突變。作為治國理政的新自由主義，核心就是“三化”：財產所有權私有化、經濟體制市場化以及國家作用最小化。這些其實是古典自由主義即放任自由主義的再版，但古典自由主義是發生在國家秩序底定、法治規則牢固的框架內；即便如此，放任也帶來人類一次又一次的災難，比如兩次工業革命后的悲慘英國、甚至兩次世界大戰。對于很多轉型國家而言，新自由主義更是一副典型的江湖醫生的藥方。
其實，在沒有共享觀念如法治的前提下，新自由主義無疑就是叢林規則（自由化），這對于獲得了平等選舉權的大眾（民主化）意味著什么？讓我們看看發生在俄羅斯的故事吧。且不說在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中民族分裂主義如何撕裂了蘇聯，民主化解構了蘇聯而出現了俄羅斯，那么，突然民主化了的俄羅斯又是如何治國的？
視新自由主義為圣經的“圣彼得堡幫”蓋達爾和丘拜斯對新自由主義的“三化”國策照單全收。在經濟結構轉軌最需要國家干預的時候，政府首先取消了除燃料價格以外的所有價格管制和國家指令（1992年），同時大幅度削減政府支出。政府支出從1991年所估算的占GDP的47.9%，掉落到1992年的占GDP的38.7%，1993-1994年的35%，1995年的26.9%，甚至低于美國的34.5%的水平。
在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改革的同時，蓋達爾政府大力推動私有化改革?！八接谢目傇O計師”丘拜斯的全部理念是，把俄羅斯的工廠白白送人沒有什么關系，重要的是把它們轉移到私人手中。在缺少原始資本的條件下，為了加快私有化，政府決定將有償私有化與無償私有化結合起來，其中最突出的是私有化第一階段（1992-1994）實行無償的“全民私有化”即“職工私有化”。多數股權落入職工手中，因為股權可以流通，一些企業經理就以不發工資或其他手段而迫使職工向其低價出售認股權證，全民私有化因而成為企業經理斂財的手段，2/3的中型和大型企業控制權落到原來的管理人員手中，從而形成了多數貧困階層并造就了一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因此，“全面私有化”非但沒有為新政權提供新的階級基礎，反而使多數貧困階層迅速成為現政權的反對者。
自由化和私有化沒有帶來預期的穩定化和經濟增長，相反是惡性的通貨膨脹和嚴重的經濟衰退。在休克療法以后的4年里，GDP下降了42%，工業生產下降了46%。與之相較，美國在大蕭條的4年時間內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30%，而俄羅斯的衰退居然超過美國。與此對應，1992年工人平均實際收入下降到1990年的68%，到1995年下降到1990年的48%。因為生存危機，1992-1995年間人口均為負增長，死亡率大增。與其他轉型國家相比，自然條件和經濟基礎最好的俄羅斯，經濟表現最差，經濟持續惡化，到1998年成為前蘇聯東歐地區唯一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
休克療法導致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根本性地改變了俄羅斯的階級結構，也迅速改變著既定的政治生態，形成了代表少數人利益的總統與代表多數人利益的議會之間的持續沖突，直至1993年10月流血事件，葉利欽武力圍剿議會。
經濟持續衰退使葉利欽的政治基礎受到動搖，民意支持率不到5%，最低時只有3%。但是因國內財政之急需，在1994年7月到1995年底，俄羅斯實行了第二階段的私有化即財團私有化。鑒于第一階段私有化的問題，國會通過了禁止私有化的法律。但是寡頭們設計了規避法律的私有化即著名的“抵押拍賣”（pledge auctions）。通過內幕交易的抵押拍賣，將俄羅斯最有獲利能力的幾個巨型國有企業以遠遠低于市場的價格拍賣給幾個財團，從而形成了著名的“七財團寡頭”，它們和其他金融工業集團一道，控制著50%的俄羅斯經濟。
即使在英國的《金融時報》看來，這場交易也不是市場化行為，而是一場程序合法的公開掠奪，而寡頭們之所以能夠掠奪國家財產，是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對官僚體制和財產有完全控制能力的政府，而是一個極度衰敗的國家，這個國家既沒有能力行使征稅這樣的基本國家職能，也無法依靠其強制力保持對其財產行使政治或經濟上的控制力。
葉利欽把國家資產送給財團寡頭，寡頭們則把自己的政治支持給了葉利欽。在1996年大選前的4個月，葉利欽的支持率只有5%，無法和共產黨候選人久加諾夫相提并論。1995年12月的國會選舉意味著，葉利欽幾乎沒有可能贏得大選。正是寡頭們利用其控制的全國性媒體和雄厚資金，最終讓葉利欽成功連任。
葉利欽贏得了政權，但卻輸掉了國家，人民輸了。在1998年葉利欽行將結束任期的時候，與1990年相比，俄羅斯GDP下降了50%以上，居民的平均購買力和生活水平下降了40%，生產和人民生活下降的幅度在獨聯體國家中是最大的。更為重要的是，葉利欽的俄羅斯是一個只有“民主”而無法制的社會，更談不上法治。俄羅斯重蹈了西方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一個高度依附性國家必然伴隨著治理危機，甚至是國家的失敗。到葉利欽后期，即使在西方學術界，也已經沒有人不再承認俄羅斯轉軌的失敗。
俄羅斯轉型失敗，實際上是民主化輸給了自由化。深受自由化之苦的大眾最終呼喚“王者歸來”——普京。普京的出現意味著大眾用普選權打敗了自由化、或者至少遏制了自由化，用民主找回一點尊嚴，但是沒有自由的民主最終是什么樣呢？
俄羅斯轉型中民主與自由的血與淚的故事并不例外，南美的政治怪圈事實上也是一樣：民主化催生自由化→自由化侵害大眾權益→大眾政治民粹主義化→呼喚普京式-查韋斯式“威權政體”→壓制自由化或者導致經濟衰退→人民不滿而呼喚自由化……
如何安頓躁動的自由之心脈，又如何撫慰不安的民主之靈魂，讓自由與民主成為和諧共處而不是相互傷害的一個“心靈”，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大課題大挑戰。以“競爭性選舉”為根本標志的“自由民主”理論不是好的答案，俄羅斯以及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故事本已給了否定性回答。遺憾的是，悲慘的故事并沒有結束，第三波民主化余波未了，有“第四波民主化”之稱的“阿拉伯之春”又來了。
“阿拉伯之春”：水火不容的“自由”與“民主”
如果說第三波民主化中“民主”已與民族分裂主義結盟而變成了“民族民主主義”，“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主”則與宗教聯姻而變成了“宗教民主主義”——而伊斯蘭教義的一個核心就是平等。明白了民主身份的嬗變，西方人期許的“阿拉伯之春”變為“阿拉伯之冬”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平等理想蓋過自由，民主政體就會再度滅亡。
2011年春天起始于突尼斯的中東劇變，是自由派即城市中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沒有互聯網，突尼斯事變就不會迅速地波及也門、利比亞、埃及和敘利亞，這是城市中產階級作為革命主力的最鮮明例證。但是，發生在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卻印證了佛教教義的“因正因而生變果”：伊斯蘭民主派或者說是鄉村平等派最終竊取了革命的果實；同時，長期被世俗強權壓制的伊斯蘭勢力在“春天”后迅速崛起，成為各自國家的最重要的民主政治力量——摩洛哥出現了第一個這種宗教黨以及宗教黨派推薦的首相；在突尼斯第一次大選中，剛剛組建半年的“復興運動”成為第一大黨；把卡扎菲趕下臺的利比亞以極端宗教武裝派為主體力量，一上臺就宣布要靠伊斯蘭法治理國家；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贏得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宗教黨派成為最大的贏家，這是自由派始料未及的。
埃及的故事最為典型。穆斯林兄弟會雖然長期被納賽爾、薩達特、穆巴拉克打壓，但基層組織良好，基本由農村村民和窮人構成，成員遍及全國，而且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關系密切。這樣，在軍事強人突然倒臺后的一系列重要選舉中，在其他政治力量還不及組織起來并進行政治動員的情況下，穆斯林兄弟會及其盟友完勝自由派政黨。
2011年11月28日開始的議會選舉，被認為是埃及歷史上第一次自由公正的選舉，拉開了埃及民主的序幕。由于埃及國內的反對派力量中，幾乎只有穆斯林兄弟會有強大的基層組織能力、雄厚的資金和從事政治活動的長期經驗，這次選舉仿佛就是專門為它量身定制。選舉結果是：革命主力軍即城市自由派年輕人只贏得了有限的幾個席位；占埃及一半多的女性在議會中得到的席位不足2%；占埃及人口總數約10%的科普特基督徒只拿到了少于2%的席位；而連同穆兄會和薩拉菲派的“光明黨”在內，伊斯蘭主義政黨贏得了壓倒多數的70%席位。讓人錯愕的是，選舉所拉開的民主序幕卻成了后穆巴拉克時代流血政治的新篇章。
按照軍政府的政治路線圖，2012年6月舉行總統選舉。曾號稱不參加總統選舉的穆斯林兄弟會在選舉日前7天決定派候選人參選，結果并不困難地拿下總統寶座——穆爾西以51.7%對48.3%的微弱得票率優勢擊敗軍方支持的候選人、穆巴拉克時代的最后一任總理艾哈邁德·沙菲克，成為埃及歷史上首位民選總統。
拿下所有重要選舉并完全掌控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穆斯林兄弟會開始有恃無恐，其作為甚至比軍事強人穆巴拉克更蠻橫：很快更換國防部長；出臺“擴權令”，規定在過渡時期政府不受司法審查，這事實上賦予了總統及其所作決定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無限權力；通過公投強行通過了強化伊斯蘭主義的新憲法草案；不經議會批準而將總檢察長免職，而這卻是穆巴拉克都不敢干的事，無疑是將行政權、立法權（絕對多數控制議會）和司法權集于一身。在經濟社會政策上，穆爾西政府政府甚至試圖規定將“扎卡特”（zakat）——即伊斯蘭教徒每年一度的慈善捐款——規定為強制性的而非自愿的，招致城市自由派的恐懼。在文化領域，國家電視臺開始改變風格，播出的政治節目與愛國歌曲越來越多，電視劇和情愛視頻越來越少，一些規定禁止褻瀆神明和進行侮辱，并允許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媒體實施審查，思想鉗制毫不遜色穆巴拉克時期。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長、教授）
責編/張瀟爽 美編/石玉
延伸閱讀：西方的自由與民主關系簡史
自從“自由民主”在冷戰中以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人民民主”的面目出籠以后，尤其是打贏冷戰以后，“自由民主”在全世界成為最流行也最具有道德優勢的概念和觀念。
應該說，二戰后美國社會科學的最偉大成就就是把自由與民主這對兩股道上各自運行、甚至相互沖突的概念揉和在一起、而成為一種流行的觀念。但是，即便是“自由民主”理論的締造者之一薩托利也曾清楚地表述過：自由與民主不是一回事?！白杂擅裰鳌逼鋵嵤亲杂芍髁x的民主，即基于財產權的或者保護財產權的民主，否則民主將危及自由；危及自由的民主是“不自由的民主”，和暴政無異，是多數暴政。這不但是西方國家的歷史，更是轉型國家正在發生的情景。
自由與民主之間的張力貫穿了西方近代政治史。我們無需深究自由與民主各自不同的歷史淵源及其相互之間的恩怨情仇，簡單地說，坊間流行中的“自由”就是洛克式自由主義，即以財產權為核心的各種個人權利，而當洛克提出財產權時，他正參與販賣奴隸，顯然所說的財產權絕不是眾人之事，屬于英國式特殊階層的“自然權利”。與此相對應，流行中的“民主”就是盧梭提出的“人民主權”，即自古就有的、體現為“公意”的多數人統治，而直接傳承盧梭思想的馬克思的民主思想更多是平等主張。因此，自由與民主的關系必然涉及自由與平等的關系。如果說自由與民主之間的緊張關系還多少有些讓人費解，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張力則很明了，二者具有與生俱來的緊張關系：個人權利與多數人意志之間的張力，少數人擁有財產權是常態，主張平等的多數人覬覦少數人的財產特權也是常態。
也就是說，盡管判斷自由和民主的標準很多，區分自由與民主的最簡單也是最原始和最適用的標準還是財產權，由此才能真正厘清二者的或合作或緊張或你死我活的關系。正是因為基于財產權上的分野，有財產權的少數和無財產權的多數之間的博弈歷史幾乎成為人類文明史的最基本線索，從國內政治史到國際關系史到世界文明史，都可以從中找到最發人深思的脈絡。
其實，直到20世紀之前，從古希臘先賢到開近代思想之先的洛克以及其后的西方主流思想家，都排斥民主而或明或暗地偏愛自由——盡管存在法國思想家貢斯當所說的古今自由之別。思想家是有身份意識的，說到底是在捍衛自己的或自己認為“正當”的利益，而財產權的自由是等級制和貴族制的基礎。
到了近代，自由必然帶來民主，這是因為自由的資本主義擴張的一個必然后果就是產業工人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大眾權益的出現。就這樣，在西方資本主義革命以后的200年歷史上，仍出現了自由與民主之間的緊張關系而導致西方世界的危機四伏。然而，經過一波又一波的危機轉型，最終結果似乎還不錯，那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和諧共處。
但是，在政體意義上西方和諧的“自由民主”被熊彼特-薩托利-達爾簡單化為“選舉式民主”，很多人對此也全盤接受。但正是因為將自由民主等同于或簡單化、簡明化為“選舉式民主”，在正在發生轉型的國家才進一步導致了自由與民主之間的緊張關系。
其實，即使二者之間是“和諧”的，也不是二者本身之功，而是憲法政治所設定的基本行為準則而使得民主的主體即大眾即使有了投票權以后，也不得不按憲法政治的游戲規則去玩。有了基于自由權之上的憲法政治的秩序保障，洛克式自由主義者突然發現，原來大眾政治來了也沒有什么可怕的。
但是，我們描述的這種心態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思想現狀，而在此之前兩個世紀的大危機中，思想家們最怕的就是民主，視大眾政治為洪水猛獸，怕民主侵害了自由。因此，薩托利才說自由與民主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其實，薩托利說的還不準確。自由與民主應該是一股道上跑的兩部賽車，你追我趕，有時會會車，有時則會猛烈地撞擊在一起，同歸于盡。
在早發達國家，盡管存在這種糾結，但總體上是在同一個民族國家即“國家認同”的前提下發生的碰撞，自由與民主之間的斗爭有時表現為激烈的階級斗爭，但斗爭本身不涉及另起爐灶問題，大家還要在一個爐子里吃飯，還要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
對于國家建設的后來者而言，情勢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夾雜著或裹挾著民族分裂主義與宗教對立，自由與民主之間的沖突足以摧毀一個國家。第三波民主化以及隨后的“阿拉伯之春” ，不但在事實上重蹈西方國家那段長達兩個世紀的血與火的歷史，還因為民族分裂主義這個重大變量的出現，經濟嚴重落后而導致的社會分裂型結構，以及不妥協的教派政治的活躍，決定了轉型國家的自由與民主之間的博弈夾雜著更多也是更嚴酷的變量，轉型之路更加艱辛，甚至因轉型而導致治理上的國家失敗和國家分裂。（楊光斌教授提供）
自由主義政治綜合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標志著人類社會政治生活進步的政治文明是人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國民的政治心態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具有明顯的雙重性?，F階段，對國民的政治心態進行分析和研究，提出能夠不斷滿足人民的政治參與愿望和政治利益需求的有效措施，對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提供可靠的政治制度保障，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政治心態；民主政治
自政治學興起以來，學術界對政治學的研究已經逐步由重視宏觀政治的研究轉向重視微觀政治的研究，從重視整體的國家政治研究轉向了重視個體政治行為、政治心理的研究。無疑，個體、群體抑或社會不同階層的政治心態對于維護政治穩定、政治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對其加以研究對于當前堅持科學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具有重要的現實針對性和理論前瞻性。相對于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社會各個利益群體的生活境遇和社會地位發生的巨大變化，國民政治心態也逐步呈現出多元化的明顯趨勢，筆者以為，在現階段加強國民政治心態的針對性研究，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來說，意義十分重大。
一、關于政治文明與政治心態的解讀
所謂政治文明(political civilization)，簡單地說就是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進步狀態。政治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政治智慧的結晶，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財富，“從靜態來看，它是人類社會政治生活過程中全部進步成果；從動態看，則是指人類社會政治生活進化發展的具體過程。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識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為文明等三個部分的有機整體”?？v觀人類社會發展史，政治文明不僅是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人類社會進步狀態的重要標志。早在1844年，馬克思在《關于現代國家的著作的計劃草稿》中就已經有“集權制和等級制”、“集權制和政治文明”等相關表述。馬克思恩格斯還說：“隨著城市的出現也就需要有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等，一句話，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機構，也就是說需要一般政治?！睆倪@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不僅認為政治是因社會需要而產生和不斷發展的，而且在他們的論述中還涉及了國家、政黨、政治制度、人民主權、民主、自由、平等、憲法、憲章及立法權力、執行權力、選舉權等內容。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政治文明就是與野蠻的集權專制相對立的現代國家的政黨、政治制度，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民主法制的制度。顯然，這為我們理解政治文明的內涵提供了基本線索和基本思路。在我國，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對于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和諧社會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政治文明的建設居于主導地位，發揮著重要的導向、規范和整合的功能。
對于政治心理層面的研究源于西方政治理論界。最早對政治心態(political mental attitude)進行研究的是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他在1929年首先對政治心態進行了界定。認為政治心態是由政治認知、態度情感和政治行為取向所共同組成的一種心理或生理組織，用以引導或影響個人對政治目標、政治情感的反應。20世紀50年代，我們所熟悉的政治文化理論的創始人、美國著名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在《政治學》雜志發表的《比較政治學體系》一文中首次使用“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這一概念。在他那里，政治心態是政治文化的核心。那么，根據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對政治文化核心層面——公民的政治態度的理解，結合我國辭典中的相關解釋，可以將政治心態簡單表述為政治心理的態度，其主要表現為政治取向方面的認知、情感、評價與動機對人們的政治行為起著支配性作用的政治心理取向。政治心態的積極與否直接受現實中政治環境的影響。
毫無疑問，較好的政治心態有助于擴大政治參與，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發展。從心理層面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離不開國民具有積極良好的政治心態與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識。我們根據阿爾蒙德關于政治文化的定義就可以知道政治系統(Political svstem)的和諧本身就涵蓋了國民積極主動的政治心態，更離不開國民一定程度與一定范圍的政治共識。在我國，政治制度的穩固、政治機制的協調、執政黨的執政能力等都離不開人們在政治心理上的支持，當然，政治制度與國家政治活動對國民的政治心態也同樣具有著直接的影響。因而，在和諧社會下人們更應該有著廣泛的政治共識，能夠準確把握人們政治心態與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我們黨更好地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選擇和政策調整的優先順序，從而有效地擴大社會各群體之間的政治共識，以達到和諧政治所需要的社會心理狀態。
二、國民政治心態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雙重影響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同時，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也有著巨大的反作用。作為觀念心態的上層建筑的政治心態對國家政治生活的發展同樣具有較大的反作用力。當然，這一作用也是通過影響與指導人們的政治行為起到影響社會政治發展的作用。新形勢下，由于目前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正處于轉型時期，國民的政治心態也較為復雜，而且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它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影響的雙重性也是十分明顯的。
積極主動的政治心態能夠推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毫無疑問，積極主動的政治心態能夠推動現代政治的發展，因為國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關注程度、參與程度等都影響國家政治生活的發展。首先，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與發展，政治參與型的公民愈來愈多，這對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從總體上看，人們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愿望變得日益強烈，對政治生活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政治參與的實現程度也達到了一個空前的水平，主要表現為：參與主體的廣泛性、參與內容的多層次性、參與渠道的多樣性、較高的參與深度m。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不斷發展不僅有利于擴大政治民主，實現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而且還能夠把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實踐中創造的好經驗好做法上升為政策，把成熟的政策上升為法律法規，不斷提高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水平。其次，有利于維護政治的穩定。我國的政治發展是在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性的前提下進行的，是對現行體制中某些不合適的地方加以改革，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這樣一來，各種政治資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和開發，人們不斷增長的政治參與需求也會被有序地整合進政治體制內，從而有效地避免社會動蕩。試想一下，一個國家的政治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如果得不
到國民的積極回應與擁護，就很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運行機制，而在運行過程中甚至會引起各政治階層、集團、團體之間的疏遠與沖突。再次，有利于提高政治效率。在當代中國，屬于政治文化地域型的公民已經很少見了，但是受傳統政治文化和現實政治參與效能的影響，“順民”依然占相當一部分。如果大多數國民認同統一的國家共同體，國家就能夠維系統一狀態，如果大多國民認同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模式就能得到穩定，從而認同政治合法性。而國民的政治心態同時也是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基礎，國家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與推行離不開人民群眾對理想社會的理解和向往，所以國民的積極主動的政治心態更加有助于提高政治效率。最后，有利于推動法治的建設。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社會各種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整個社會生活表現出以法治代替人治、依法辦事代替行政命令的大趨勢。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人們越來越依靠法律去解決生活中的各種糾紛，人情關系的作用在不斷淡化，而人們的法治觀念愈來愈強，這對推進法治建設有著重要的積極作用。
消極被動的政治心態嚴重制約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國民的政治心態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影響具有明顯的雙重性，它既能夠推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也可能制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發展。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迅速推進，各社會階層、群體的政治心態出現了明顯差異，一些邊緣群體還產生了對政治的疏離感，有些群體的政治認同感、政治信任感也有下降趨勢。如前所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不能夠得到國民的積極響應，總是受到“冷眼旁觀”，那就只能帶來消極的負作用。例如：如果政策制定者自以為是、忽略民眾，民眾政治態度冷漠、對政策置之不理，民眾抵制政治體制的實施，就會最終導致無法執行政策。因此，國民消極的政治心態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健康發展。新世紀以來，社會階層分化日益明顯，特別是近年，人們對于收入分配的認識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分歧，因此客觀上要求國家的政治決策必須對社會各群體的不同利益要求進行重新的調整，以達到大致上的利益平衡，從而維護社會整體上的穩定。而社會各群體的利益整合又取決于國家的宏觀政治決策，國家的宏觀政治政策的正確制定，又必須在制度規范的程序內通過社會各利益群體的政治參與和利益的博弈才能實現。由此而知，如果沒有制度化的社會各利益群體政治參與渠道和利益表達的機制，要保證各利益群體的平衡，促使社會各階層共同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是很難實現的，這勢必會對當前堅持科學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帶來不良影響。
三、把握國民政治心態，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總體性社會”，這種“總體性社會”的特征在于“強國家、弱社會”，即國家具有強烈的自主性，幾乎控制著社會的全部資源，有著獨立的目標，在制定國家政策時往往是作為自主的行動者而存在，在維持社會穩定、維系社會道德方面也起著重要作用，有著極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因此，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政權通過對社會政治心態的塑造，使得國家能順利地進行各項政治社會運動，同時各項政治運動又反過來強化了社會的政治心態。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社會特征發生的變化主要表現為社會的自主性增強，國家占有、控制絕大部分社會資源的情況發生了改變，獨立擁有社會資源的主體呈現多元化，個體、私營、集體、“三資”企業等擁有的自由流動資源產生并發展起來。依賴減少，社會成為一個相對獨立提供資源和機會的源泉。國家的控制在減弱，控制范圍在縮小，社會的獨立空間在增大。市場經濟以強大的滲透力按照市場的邏輯和需求改變著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同時也極大地改變著中國人原有的政治意識，進而影響到人們的政治心態。由此，社會的政治心態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在這一時期，社會的政治心態不僅僅受到國家政權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社會經濟狀況和個人的生活狀態對個體的政治心態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當然，各個社會群體雖然同處于一個特定歷史條件下，但由于職業、文化、所處的社會地位等不同，或是不同的利益所制約，它們各有不同的政治心態。例如工人、農民、管理人員、知識分子、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者、企事業單位一般職員等，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的政治心態既有共同特點也有很大的相異之處。比如工人，由于勞動分工的不同引起的收入差異越來越大，而且與之伴隨的是資本權利從元到有并迅速擴張。這樣的結果導致了企業的經營者與勞動者的地位與收益具有了較大的差異。這個差異的產生使得很多工人感到社會地位日益下降，并由此引發了對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上的一些措施感到困惑和不解，甚至對國家政治持冷漠的態度。比如農民，他們的文化低、收入低等的實際情況導致了他們對于許多政治活動熱情不足。其他的群體也有多種情況。由此可知，國民的政治心態與他們的工作崗位、文化水平、經濟收入具有很大的關系。而事實上，在現代政治生活中，各種不同群體的不同利益要求反映到國家政治生活中，必然要照顧到各階層心理與要求的不同傾向。因此，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發展所要求的政治體制改革，同樣也應隨著社會階層的變化、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穩步推進，比如利益分配政策的調整，這些調整必須能夠反映社會各個階層的不同的利益訴求與心理期望，從而達到“以人為本”的價值訴求。在我國，20世紀90年代以后，曾經被當做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本主義而一直遭到批評的“以人為本”再次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強大聲音。到了2l世紀，“以人為本”的觀點終于融入了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形態，成為黨的改革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叭说娜姘l展”與“以人為本”正式被宣布為中國政府的重要政治發展目標，并且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前提。這標志著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人再次確立了馬克思的一個根本性的觀點——“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并把它視為人類理想社會的根本目標。
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內容，必然會涉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設等許多的方面，是一個內容廣泛的系統工程，我們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但在這一系統的工程中，其核心應當圍繞著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這一重中之重。因為“在政治文明的主體地位上，社會主義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數人對于多數人的統治，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推行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使人類政治文明的主體性擴展到了大多數民眾”。事實也正是如此，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黨和政府提出了建設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這兩大基本目標；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理論界又提出了應該在兩個文明之外，加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20世紀90年代末，政治文明終于成為理論界與思想界的重要話語；新世紀以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黨的十六大、十七大上又得到了重要
的論證。這說明了黨和政府對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始終是高度重視的。幾十年來，我們黨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的基礎上，把民主與專政聯系起來、把民主與集中結合起來，致力于政治體制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完善，使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程度在法治化、制度化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方面，充分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方面，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在完善村民自治方面培育農村居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引導和規范他們的政治參與行為，為農民個人的發展提供平等的機會；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問題上緊扣“人的全面發展”的終極目標開辟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生活的無限廣闊的前景?！叭说娜姘l展，總是與一定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同時，人民群眾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主體，是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決定性力量。這就決定了人的全面發展的活水源頭還在于人自身，在于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與巨大潛能的有效釋放。社會主義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基本價值功能恰恰在于：實現、維護、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主人翁地位，營造自由、平等、寬松、和諧的政治氛圍，確認人的價值和存在，優化人的生存環境，提高人的生活質量，促進人的自由、全面、持續發展?！备鼮橹匾氖屈h和政府近些年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保障體系，不斷調整收入分配的政策，這些對于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維護社會的穩定，形成民主團結、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我國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提出了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奮斗目標，明確指出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大歷史任務，對于現階段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勝利具有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覃乃昌，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客觀要求[N]，廣西日報，2004-10-21(9)
[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_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f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黃國滿，當前我國公民政治參與問題分析[J]，社會科學戰線，2004，(3)：22-25
[4]曹麗，改革三十年國民政治心態的嬗變——理論探索[J]，政工研究動態，2008，(19)：57-59
[5]王錫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定位與建設[J]，社會主義論壇，2004，(7)：27-30
[6]楊洪江，凌勝銀，怎樣理解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意義[N]解放軍報，2002-08-22(6)
責任編輯 呂學文
自由主義政治綜合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新制度主義是西方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經濟學中興起的一種思想流派，在80年代又從經濟學領域擴展到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概括了西方新制度主義的主要三大理論流派，包括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并由此總結了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方法論特點。
關鍵詞：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
新制度主義是西方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經濟學中興起的一種思想流派，在80年代又從經濟學領域擴展到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
西方新制度主義者是在對行為主義、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基礎上，否定了舊制度主義用靜態的眼光看制度及其忽視對制度的動態分析。新制度主義者反對行為主義者只注重過程，不注重制度的研究，批評、修正了行為政治學，倡導政治學與現實政治相關聯，以加強應用性研究為宗旨。
新制度政治學的“新”體現在：新制度政治學創新了“制度”的內涵，包括了傳統的正式制度，如法律、組織等，也囊括了人類生活中所形成的習慣、風俗，這就深化了我們對政治制度的理解；新制度政治學打破了舊制度主義從整體主義觀研究政治制度，而且從制度和行為兩個方面來分析政治現象。新制度政治學沒有像行為主義那樣否定政治價值對政治制度的積極意義，而是將各種形式的價值進行分析，認為制度支撐著政治價值觀；新制度政治學也借鑒自然科學定量分析、動態研究的方法，并結合傳統政治制度學的定性、靜態。規范理論的研究方法，豐富和完善了西方政治學方法論體系。
目前，對新制度主義流派的劃分有七分法、四分法、二分法，學術界公認的是彼得·霍爾和羅斯馬麗·泰勒的三分法，他們在美國《政治學研究》雜志上共同發表的“政治科學與三個新制度學派”中將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分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三個主要流派。
一、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學派
政治學中所謂研究方法，是研究政治現象的基本策略，研究法可以提供概念框架，還可以成為政治理論形成的動力，
奧爾森提出，當一個人應用他認為“既有效率又有效果的手段追求其目標”時，他的行為就是理性的，可以看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吸收了古典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但是認為“理性人”也是受制度約束的，認為政治分析的核心是個人在制度約束的情形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凸顯了制度在個人行為選擇中的激勵和約束作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三個特征：
1.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以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為前提，認為個人效用最大化是個體的基本動機，個體的目標在制度運行中以算計的策略來有效實現，也就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是以個體作為政治分析的邏輯起點。
2.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傾向于將政治看成是一系列集體行動的困境，制度是理性行動者解決集體困境時的產物，制度之所以產生是行動者為達到自己目的而用算計性途徑達到的結果，也就是“結果性邏輯”。所以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分析的核心內容是制度與行為的互動關系。
3.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運用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理性人假設、產權和交易成本等理論來分析政治問題，它主要受到威廉森的交易成本理論、諾斯的制度發展理論、米爾格羅姆和普拉特等人的委托-代理理論等的影響。
從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特征中可以發現，前提假設體現了個體主義的方法論，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的基本假設：（1）個體是政治活動的核心行動者，個體展開理性行動的目標是個人效用最大化[1]；（2）制度是形塑個體行為的規則或非正式實踐模式；（3）大多數個體對于制度的制約或激勵能夠做出理性的反應。
二、社會學制度主義學派
社會學制度主義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運用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中的一種分析路徑。該學派所要解釋的重點是組織采取某種特定的制度或實踐模式來提高組織的效率，也即從文化層面來解釋社會和政治現象。
1.社會學制度主義的三個特征。首先，社會學制度主義將更為廣泛的文化因素界定為一種制度，這就顛覆了僅僅將文化看成是與情感相關聯的價值趨向或態度，這樣將文化看成是為行動者提供認知模板。其次，制度影響著個體的基本偏好和自我身份的認同。社會行動者的自我印象和身份認同是由社會生活所提供的社會形式所賦予的。社會制度主義者堅持認為，當我們面對某種情況時，個體必須要找到一種方式來認識這種情況并做出相應的反應，而制度所提供的行動模板就為完成這兩個任務提供了手段。最后，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某一組織之所以會采用某種特定的制度形式，是因為該制度提高了組織或其參與者的社會合法性。
2.社會學制度主義的基本演變。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自建立之日起，就與社會制度的研究和制度變革的比較分析密切相關。從歷史上看，最豐富的制度主義傳統存在于社會學中，社會學制度主義學派傾向于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界定制度，認為制度不僅包括正式規則、程序和規范，而且還包括為人的行動提供的認知模式和認知標準。這就使制度的界定顯得更為廣泛。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個體在面對某種情勢而采取行動時，制度提供認知模板來完成這一過程，制度塑造出的認知模板使個體受到規范的約束，從而遵循社會規則的要求。社會學制度主義者認為，個人并不能單純視為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而應當把個人看作是出于各種不同制度背景下的社會人。例如政治家出于自利的目的采取行動贏得選票，他們之所以那樣是因為他們的職責所在，公共利益和集團利益驅動著他們。社會學制度主義者認為，個人行為更多的是基于“認知模板”采取行動的，而不是從計算結果回報的角度規范行為。制度與個體行為之間的關系是通過算計途徑和文化途徑解決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所持的是結果性的邏輯，個體行為者的行為是受對于結果的期望和偏好而驅使的：社會學制度主義所持的“適合性邏輯”，強調人們在共同的規則下來規范行為。這兩種邏輯并不沖突，一般情況是，結果性邏輯和適合性邏輯是相聯系的。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政治制度是規則的集合體，遇到新環境時，制度便與環境結合起來，所以政治制度在實現了預期性結果時也使得行動者在特定環境中履行了義務和責任。
三、歷史制度主義
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路徑主要體現在它的結構觀和歷史觀上。在結構觀中歷史制度主義強調了政治制度對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在歷史觀上，歷史制度主義重視通過追尋事件發生的歷史軌跡來找出過去對現在的重要影響。歷史制度主義的四個特征：
1.歷史制度主義傾向于用相對廣泛的視角來界定和闡釋制度與個人行為之間的關系，同時使用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算計途徑”和社會學制度主義的“文化途徑”。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的變遷是通過制度和行為的互動關系來推進的。
2.強調權力在制度運作過程中及不同集團間的非均衡分配狀況，認為制度框架本身是在一種資源不平等的格局下形成的，所以在制度運行中更傾向于制度給予某些集團或個人更多的決策權和利益分配的機會，不傾向于采用一種使人變得更好結果的制度，而傾向于強調政治結果對某一集團的損害和對另一集團的好處。
3.歷史制度理論強調新制度經濟學中的路徑依賴現象在歷史中的作用。路徑依賴強調制度形成在歷史上具有強烈的慣性作用，行動者選擇了某一路徑后，再很難改變道路。所以歷史制度主義認為既定對歷史演變的“無效性”，除非在這一連續性歷史過程中出現一個“斷裂節點”來擺脫原有的路徑依賴，如經濟危機或軍事沖突等重大事件可以打破原有的制度平衡，促使新的制度產生，而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變遷必須是個體對某種認知性框架獲得充分認同后的制度化產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則認為現存的制度不能給行為者帶來更大的利益時，制度變遷將會發生。
4.歷史制度主義認為“觀念”性的東西可以和制度結合在一起來分析某種政治結果，制度與觀念存在著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差異會對不同國家同一觀念產生不同的影響。
四、三大流派的交流與整合
歷史制度主義將文化、理性對行為的塑造納入具體歷史情境中進行分析時，對新制度主義進行了交流和整合，歷史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都認為，新制度的建立和運作是在現存制度中進行的，它們使我們注意到新制度在建立初期權力在不同利益主體和利益集團間的不均等分配，它們也讓我們看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都解釋了個體行動者的“經濟人假設”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政治行為者非理性的一面也一定程度上體現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中，這三大理論流派已經存在共同的交流與混合的基礎了。今天我們重新審視新制度主義的發展狀況時，我們已經不重視它們之間的區別了。它們實際上共同分享了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即政治行動者的有限理性，制度的路徑依賴和觀念的重要作用。
五、整體的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特點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研究的重點是個體行為、環境、理性間的互動關系，通過研究這種互動關系來考察制度的產生與變遷。在個人與制度的關系上，新制度主義不僅關注個人偏好和行為對社會的影響，而且關注制度對在特定社會中個人的行為產生的結果。制度受到個人行為的影響，但同樣影響和塑造個人的偏好、行為方式和觀念，制度也和更為宏觀的社會環境是相互影響的，制度影響環境，環境也影響制度的產生和變遷。
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研究中，我們不僅要重視憲法和法律為核心的正式制度，還應看到非正式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僅關注個體行為與制度的相互作用，重視習慣、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等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正力圖改變過去研究中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隔離狀況，并探索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間的功能互補。
參考文獻：
[1]蓋伊·彼得斯.理性選擇理論與制度理論[C]//何俊志，等，編譯.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譯文精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科斯，諾斯.財產權力與制度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3]詹姆斯·馬奇，約翰·奧爾森.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M].何俊志，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蓋伊·彼得斯.社會學制度主義[M].何俊志，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5]戴揚.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C].制度經濟學年會征文，2007.
[6]李建廣.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主要流派及其整合述評研究[J].大連理工大學社會學學報，2009，（12）.
[7]吳曉文.政治學視野中的社會學制度主義學派[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8，（3）.
[8]何俊志.歷史制度主義[EB/OL].百度文庫，（2002-05-22）.[2009-08-22].
[9]揚龍.新制度主義理論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學[J].教育與科學，2005，（7）.
自由主義政治綜合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20世紀后期興起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席卷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在引入西方民主制度后，并未實現和平發展、繁榮穩定的預期目標，而是各種問題層出不窮，普遍深陷民主化困境。分析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困境的原因，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困境；啟示
20世紀70年代后期興起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席卷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改革雖風起云涌，但大多數國家并未實現和平發展、穩定繁榮的預期目標。相反，各種問題層出不窮，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嚴重倒退，普遍深陷民主化困境。審視發展中國家民主化進程中的問題，剖析深陷引發問題的原因，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發展中國家民主化進程中的問題
縱觀20世紀后期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轉型，并不盡如人意，普遍出現政局動蕩、國家分裂、經濟衰退、社會混亂、民生凋敝、腐敗叢生、恐怖勢力猖獗等問題。
（一）政局動蕩、國家分裂、社會混亂
發展中國家在推進民主化進程中，主要效仿的是西方的多黨制、競爭性選舉。為爭奪權力，朝野政黨展開激烈角逐，導致政局的持續動蕩，國家分裂，民族凝聚力散化，社會陷入嚴重混亂之中。亞洲的菲律賓、印尼、孟加拉、斯里蘭卡等發展中國家，在推進民主化過程中，危機頻發，動蕩不止，尤其是泰國，政治紛爭不斷，自2006年至今，已更換多位總理，2013年12月后，反對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沖突一度導致嚴重的社會混亂。中亞的烏克蘭，在“橙色革命”后，國內矛盾叢生，武裝沖突不止，國家面臨分裂，社會陷入混亂之中。非洲發展中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發生政變更是司空見慣，僅20世紀90年代，就先后發生近10起政變。2003年，非洲的科摩羅、中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幾內亞比紹、毛里塔尼亞、幾內亞等國，一年內陸續發生8起軍事政變，有人稱之為非洲的“政變年”。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爾等國，都曾在民主化進程中發生過軍事政變，其中厄瓜多爾最為頻繁，僅1997至2007年的十年間，先后更換了七位總統。
（二）經濟衰退、民生凋敝、腐敗叢生
發展中國家希望引入西方民主模式能給他們帶來經濟的繁榮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但事實并未能如其所愿。相反，民主轉型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導致經濟的持續衰退，甚至停滯不前，民眾生活日趨貧困。如中亞的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坦，2003年起先后爆發了所謂的“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但“顏色革命”并未能促進其經濟發展，使百姓生活因此而好轉，卻普遍陷入通貨膨脹、經濟衰退、民生凋敝的漩渦中；爆發“阿拉伯之春”的西亞北非國家，同樣陷入經濟困境，其中利比亞損失尤為慘重，國家的經濟活動基本停止。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同樣深陷經濟衰退或停滯的泥沼，人民生活較民主轉型前更加貧困。此外，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轉型，不但使經濟陷入困境，而且也未能有效遏制腐敗，相反腐敗問題更加嚴重。如菲律賓被稱為亞洲“民主的窗口”，但腐敗已成為其標簽；印度被視為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典范，但印度的腐敗舉世公認；而印度尼西亞的腐敗幾乎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西亞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被民主化”后更是迅速腐敗，在“透明國際”2013年腐敗程度排行榜上，這些國家均排在全球最腐敗國家的后十名之列。從透明國際公布的2013全球賄賂地圖看，腐敗最嚴重的仍然是非洲、中亞、東南亞、拉美等實行民主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1]。
（三）民族仇恨、暴力沖突、恐怖活動猖獗
發展中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政局持續動蕩，政府公信力下降，社會秩序失控，導致部族、教派及利益集團之間暴力流血沖突不斷，恐怖勢力頻繁制造事端。2008年9月，印度佛教和基督教發生連續數周的暴力沖突，造成約20人喪生。2009年11月，菲律賓因家族爭奪省長引發政治仇殺，57人殞命。2010年6月吉爾吉斯斯坦南部爆發種族暴力沖突事件，傷亡逾千人。2010年尼日利亞不同利益集團及宗教派別流血沖突，致使數千人死亡。2011年6月，埃及發生大規模流血沖突，使千余人受傷。2014年2月18日，烏克蘭政局動蕩，引發暴亂，首都基輔沖突區域成為一片火海，官方確認示威者與警方在激烈沖突中造成至少26人死亡[2]，至今仍處在持續動亂中。泰國自2013年11月30日至2014年2月23日，由于政局動蕩，發生暴力襲擊，據其公共衛生部官方統計，已造成17人死亡、739人受傷[3]。此外，布隆迪、盧旺達、肯尼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國，不同宗教信仰派別之間經常發生殘酷的暴力沖突事件。持續動蕩的發展中國家，也成為恐怖主義滋生的溫床。從亞洲到非洲、拉美，恐怖勢力活動最為猖獗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國，恐怖事件頻發，猶如家常便飯。
二、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困境的原因
發展中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在推進民主化過程中產生問題的原因較為復雜。但從宏觀視角考察，普遍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經濟發展緩慢，埋下社會動蕩的禍根
民主化改革應與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雖然窮國也有可能實行民主，但一般來說，民主更有可能在富國獲得成功。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請促進經濟增長?！盵4]從發展中國家來看，民主化改革之前，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民眾生活窘困，因此，人們期望通過劇烈的社會變革來改變生活狀況和自己的命運。但發展中國家在推進民主化進程中選擇了“以民主促發展”的道路，期望通過民主化改革，促進經濟的發展，民生的改善。結果事與愿違，民主化不但沒有帶來廣大民眾生活質量的改善，反而使之不斷下降，讓民眾陷入絕望，引發強烈不滿，產生對抗情緒。這就很容易被政客蠱惑和煽動，成為政黨角逐的工具，使社會陷入持續動蕩之中。此外，由于經濟低迷，民眾生活困苦，又往往易于導致饑餓的民眾以選票換面包，政客則以金錢換取選票，出現嚴重的政治賄選。而政客們一旦當選，則又利用手中的權力，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恣意揮霍，激起民眾更大的憤怒，使整個社會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二）“激進式”民主化策略，違背民主發展的客觀規律
民主化策略方式的選擇不是任意的，需要遵循民主發展的客觀規律，從本國的現實條件出發，準確把握民主的時機和方式，才有可能獲得成功。但從發展中國家來看，大多選擇的是“激進式”民主化道路，這與其客觀現實條件并不相符。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但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缺乏民主的歷史傳統，而且社會結構呈現為“啞鈴形”，權貴階層與貧苦農民階層兩極分化，各自利益訴求的巨大差異，往往更易于產生矛盾和對立，甚至爆發沖突。如東南亞的泰國，農民選舉出來的總理，中產階級選民并不認同，而中產階級選出的領導人，農民不承認，由此，政府與反政府之間沖突不斷，惡斗不止。此外，民主需要公民普遍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夠充分理解和認識民主的意義，形成對民主的廣泛共識。但從發展中國家看，教育普遍落后，各階層民眾受教育程度較低，政治素養不高，政治認知能力有限，民主意識普遍淡漠，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訴求，也未形成對民主的統一共識，往往被政客操縱、利用，成為其玩弄政治手段的工具，導致政權合法性危機?？梢?，不顧客觀現實條件，違背民主發展的客觀規律，急于求成的“跨越式”“激進式”民主，最終可能導致民主的挫折或失敗?！霸诤芏喟l展中國家，民主政治出現了問題，主要是那里的激進民主化所致”[5]。
（三）“移植”西方民主模式，脫離本國國情
任何民主都有其適合的條件，西方的選舉民主制度不是民主的唯一方式，一些發展中國家不顧及本國國情，一味簡單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和政黨制度，注定難逃失敗的厄運。因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其思想文化條件、歷史傳統及其經濟發展水平等基礎之上的，是歷經幾百年的發展逐步形成的。西方民主制度雖然符合西方國家的國情，但并不與發展中國家的國情相適應。從發展中國家來看，大多既無民主的歷史傳統，也缺乏西方民主所必備的思想文化、經濟社會條件，民主的土壤貧瘠。如果在這樣的土壤上，“移植”、推行西式民主模式，其結果或者難以存活，或者導致“劣質民主”?！懊裰鞯姆N子不是任意撒播都可以生長開花的，只有適合于本國的國情，并深深扎根于本國國情的深厚土壤中，才能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6]123。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馬基雅維利早就指出，不可能在那不勒斯建立和佛羅倫薩一樣的政體，這是政治體制本身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不同所決定的。美籍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皮特也認為，他所主張的競爭式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路徑。
三、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困境對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啟示
盡管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傳統、經濟狀況、思想文化條件、民族價值觀等與我國存在巨大差別，但發展中國家在推進其民主化進程中的問題與教訓，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應始終注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發展中國家在推進其民主化過程中，之所以引發群眾的強烈不滿，產生對抗情緒，出現嚴重的社會動蕩、秩序失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經濟發展的持續低迷，民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這啟示我們，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始終注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始終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展開，要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大局，從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出發進行民主政治建設，通過制度、體制創新來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因為只有促進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才能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獲得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同和真誠擁護，才能筑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群眾基礎。如果經濟發展緩慢，甚至不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就很難被廣大人民群眾認同，即使建立了某種形式的民主，也難以保證長治久安。當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并不是要忽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相反，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使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鄧小平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盵7]尤其是當今時代，人們的思想日益活躍，獨立性、自主性、選擇性日漸增強，民主意識彰顯，維護自己權益的要求更加強烈。要通過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來不斷滿足廣大人民的民主權益，彰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優越性。概括地說，就是要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與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機結合起來，走以發展促民主的道路，實現二者的科學發展，協調推進。
（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應立足現實，循序推進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政治之路充滿了坎坷和曲折，甚至遭遇‘民主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民權利的急遽擴大超過了政治制度和體制的最大承載能力，形成了權利超速現象”[8]。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必須立足我國的現實國情，循序推進。
立足我國的現實國情，就是要從我國的歷史傳統、思想文化條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民族價值觀等實際出發，來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既要從中國傳統優秀政治文化中吸取營養，又要以人民群眾鮮活生動的實踐為源泉，創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形式，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民主化道路。循序推進，就是要在保證社會政治環境穩定的前提下，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懊裰鞯膶嵭谐艘幸欢ǖ慕洕A外，還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在動亂的社會里，無法實施真正的民主”[6]124。堅持從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總布局出發，精心謀劃，科學部署，采取切實可行的步驟，分期、分階段有序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我們應當認識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不能無所作為，但也必須考慮社會的實際承受能力，不能急于求成，草率行事，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災難。此外，應注重培育人民群眾的主體意識、平等意識、參與意識，形成科學的民主價值觀，達成對民主的廣泛共識，并逐步提升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拓寬參與途徑，暢通群眾利益表達渠道，穩妥、審慎地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可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發展中國家推進民主化，之所以會落入“民主陷阱”，其直接原因是由于脫離實際，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懊裰鞑⒎且豁棾隹谏唐?；它不能像棵玫瑰一樣從一片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片文化土壤。它需要得到與當地條件相適應的細心照料和調整”[9]。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要堅持走自己的路，可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堅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在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前提下，遵循民主自身的內在發展規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發展道路。民主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我們可以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包括西方發達國家民主政治中的積極有益的成分，如西方的權力制約機制、監督體制以及司法制度中的合理做法等。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通過博采眾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自信。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本質的區別。西方民主模式雖有其歷史的進步性，但也有其適用的條件和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并非具有什么“普世價值”，不應把西方民主作為標準范式，用以衡量、評價本國民主。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輸出民主的實質是推行新殖民主義，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其霸權地位，獲得壟斷利益。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要吸取發展中國家推進民主化過程中的教訓，既要堅決抵制任何外部強加的民主，又防止“移植”外來民主。
參考文獻：
[1]“透明國際”公布2013全球賄賂地圖：四分之一的人曾行賄英美腐敗增加[EB/OL].[2013-07-11]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3_07_11_1574
32.shtml.
[2]張喆.基輔廣場血腥一日：烏克蘭騷亂致死26人，俄全力助烏維穩[N].東方早報，2014-02-20（4）.
[3]馬勇幼.暴力讓泰國局勢更加惡化[N].光明日報，2014-02-25（8）.
[4][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聯書店，1998：4.
[5]鄭永年.反思民主是為了中國更快、更好的民主化[EB/OL].[2008-02-27]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鄄yong？鄄nian/story20080227？鄄55460.
[6]邱慧青，鄭曙村.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失靈”表現、原因及教訓[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2（2）.
[7]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8]房寧.從實際出發推進中國民主政治建設[J].求是，2013（23）：36.
[9][美]霍華德·威亞爾達.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7.
責任編輯：鄧小龍
自由主義政治綜合論文范文第6篇
摘 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是重大的歷史課題，也是當今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任務。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要求，并提出了新的戰略思想和理論觀點，內容主要圍繞著黨領導的核心作用。除此之外，還要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不斷豐富實踐特色，實現理論特色、民族特色與時代特色，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實踐提供有力理論指導。并要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正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面臨的困難，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主體地位。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地位
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有利于我國堅持用新的發展理念推動經濟發展，有利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地位，有利于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因此，完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針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進行研究，將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入手，結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面臨的問題，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進行探討。希望本文的研究，能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的應用實踐提供參考。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部分，也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必修課。我國的政治路線，一直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重視其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研究和實踐運用。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奠定基礎。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改革開放實踐相結合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理論成果包括科學發展理論、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等。在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的道路中，人民群眾的生活發生了改變，社會逐漸走上新型城鎮化道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因此成為保障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1]。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學科基礎薄弱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雖然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踐與發展中仍然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對理論性的經濟學來說，還具有一定的差距。首要問題就是學科基礎的弱化。改革開放取得成果之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呈現出被淡化的趨勢。尤其是在學科建設進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更追求與國際趨勢相結合。有些國家照搬了西方經濟學的學科體系，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標準與理論觀點傾向于普遍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及教學的邊緣化，使其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某些人才隊伍也變得青黃不接[2]。
（二）理論的運用和實踐不足
理論的運用和實踐不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中，不少干部缺少該理論研究的自覺性，缺乏研究問題的基本功。大多研究者更習慣于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以西方理論作為框架來思考問題、探尋答案。更有甚者，完全照搬國外流行一時的理論體系，導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呈現出混亂的畫面。不少情況下，國家與學者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視為一種標簽，使其單純地成為一種口號，太過于形式化[3]，最終使一些錯誤的理論和思想流傳開來。除此之外，理論性不足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面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理論能力不足，趕時髦、追風潮現象嚴重，理論基礎較為薄弱?；隈R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水平較低，缺乏戰略性和全局性。
三、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
（一）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主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的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占有主導地位，不僅是由于其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還由于其特有的理論內涵。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以人們大眾的利益為主。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出現開始，就已經確定了其革命目標，就是為了解放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將其從壓迫剝削的環境中解救出來，從此過上幸福自由的生活。直到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馬克思主義仍然以人民利益為先，以人們的幸福為一些政治行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根本立場，是真正能夠給人民群眾帶來福祉的理論，能夠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拉近貧富差距，實現人人平等，不再有剝削和壓迫。經過多年來的指導與實踐，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也向人們證明了其不可或缺的意義。正是有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升，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有所保障。因此，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具有著帶動經濟發展的主導地位[4]。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與真理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與真理性，也是使其處在當代經濟發展中主導地位的重要原因。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體現出了科學的真理性，還能夠反映出當代經濟運行規律。從資本主義制度誕生開始，到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滅亡，再到社會主義的誕生與發展，無論是多么復雜的經濟現象與背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具有十分準確的科學預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預見了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和革命方向[5]。歷史結果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正確的。我國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我國國情相結合，勾畫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路線。隨著該理論的不斷完善，再加上社會主義的本質論、基本國情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支撐，歷經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終于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梢哉f，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其中發揮著巨大作用，這才使我國經濟不斷發展上升，逐漸跨入世界經濟實體的前列。這是中國的奇跡，而奇跡的見證者，不是西方經濟學，而是一直作為指導，引領我們的馬克思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與真理性，奠定了其當代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6]。
（三）與時俱進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還源于其與時俱進的特性，以及頑強的生命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貫穿了對人的思維的管理，具有結合實際情況的變通性。正如恩格斯所說，每個時代的理論與思維，都應根據歷史形勢，產生不同的內容。當今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為了適應時代的需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要根據時代要求，逐漸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體現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是將其政治經濟理論不斷創新的過程[7]。30多年的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同樣遵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將其融入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形成了創新型理論成果，適應了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創新理論為創新實踐指明了方向，在我國的改革開放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靈魂，其時代化與現代化，也充分顯示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8]。
結語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要求我們從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國情出發，通過歷史實踐不斷總結經驗，根據我國的實際需求，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科學化、實踐化。只有這樣，才能夠創造出更新更有效的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提供理論支持，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發展中發揮出更多的能量與智慧，使我國早日成為現代化強國。本文針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地位研究，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入手，結合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面臨的問題，如科學基礎薄弱、理論與實踐不符等，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展開探討，包括以人民大眾的利益為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與真理性、與時俱進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等的探討。希望本文的研究能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更好地應用于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一份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