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商品混凝土；質量管理；要點
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建筑行業隨之迅猛發展，使商品混凝土的需求日益上升。商品混凝土的出現，成為建筑工業化的顯著標志，對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節約原材料和施工用地、保護周邊環境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炷良夹g的不斷提高，促進了商品混凝土的產量和質量提升。
一、商品混凝土質量管理存在的問題
1.生產供應商存在的問題
（1）商品混凝土的配合比是生產過程的關鍵，科學合理的比例直接影響商品混凝土的質量。專業技術人員要么身兼多職，精力分配不足，要么專業知識不過硬，使產品的質量缺乏基本保障。
（2）針對選擇原材料，廠家所采用的砂、碎石等一般來源穩定可靠，即使質量有波動，目測就可以發現，所以，其質量可保障。但混凝土的關鍵組成部分外加劑、水泥等質量難以保證，有些廠家選用的水泥及其它材料未進行質量檢查，有時存在強度不足、凝結時間偏差大的問題。對于商品混凝土即配即用的方式，質量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大。而在銷售環節，部分生產供應商為獲取更大的利潤，有意改變水泥和摻合料的比例，沒有遵照規范的配合比。通過降低水泥摻量和提高摻合料量進行生產，導致了出售的商品混凝土質量低下。
（3）生產供應商與建筑工程施工單位缺乏積極有效的聯系和溝通，在實際應用中出現了各種不同的關于商品混凝土的問題。許多建筑施工人員對于商品混凝土的認識還比較淺顯，特別是有些施工管理人員對商品混凝土的相關規范和規程存在認識上的偏差，給商品混凝土的質量管理造成了不利影響。
2.施工單位存在的問題
商品混凝土是一種半成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生產單位不能完全決定其最終產品混凝土構件的質量。建筑施工單位在使用混凝土的過程中，一些不規范的操作和管理，同樣導致了商品混凝土出現較嚴重的質量管理問題。
（1）在施工現場，施工人員在使用商品混凝土時，不具備科學完善的配置知識又為簡便省事，擅自加水調整商品混凝土坍落度，導致強度不合格等嚴重問題。
（2）商品混凝土在交接完畢后，坍落度是雙方經常爭論的一個問題。因為在某種條件下，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影響混凝土強度及工作性能，甚至影響整個建筑工程的質量。商品混凝土的現場交接和驗收在整個使用過程占有重要的地位。當施工單位發現運到的混凝土和易性、坍塌度等不達標，并未及時將不合格的商品混凝土退場，而是繼續施工應用。有些施工單位甚至直接對混凝土不進行驗收和質量檢查便直接使用，隨后一系列質量問題接踵而至。
（3）混凝土是一種非勻質性的建筑材料，使用后出現裂縫是最常見的現象。雖然產生裂縫的原因很多，但混凝土澆注后不養護或養護不到位，是混凝土出現干縮裂縫最主要的原因。大部分的施工單位在實際應用時，會對商品混凝土進行振搗及養護等工作，以提高混凝土的綜合性能，保證工程質量，但仍有一部分單位并未嚴格執行。商品混凝土應用效果缺乏樣本參考，使工程整體出現潛在的安全問題。此為，在商品混凝土澆筑成型一段時間后，建筑施工單位未及時采取養護措施，造成收縮開裂等問題。
二、商品混凝土質量管理的針對性對策
面對商品混凝土在生產和實際應用中出現的質量管理問題，為切實提高其應用質量，必須加強監督管理工作并進一步完善質量管理體系。
1.生產供應商的資質審核和產品質量監管
根據混凝土相應的規范和法律法規，建立完善的商品混凝土生產供應資質審核機制。建立嚴格的質量管理體系，在生產供應商企業內成立質量監督管理部門，實現對商品混凝土生產的全面質量監管，原材料質量檢驗、配合比科學化、設備及時校準、計量的準確性等，避免配合比不合理、計量設備不準導致的商品混凝土質量不合格的問題。最關鍵點在于有無偷工減料，實際生產是否能夠按照對外提供的配合比進行。若檢查出當中發現了個別商家混凝土出現了質量問題，應該公布公開，并記錄其不良行為，做出相應的處罰，落實相關單位責任。
2.施工單位強化商品混凝土質量監督
建筑施工單位及監理單位共同強化商品混凝土各施工環節的管理控制。建筑施工單位在設計具體施工計劃時，根據商品混凝土的特點及供應企業提供的數據和相關信息，詳細制定有序的施工計劃并交予監理單位審核，批準后嚴格貫徹落實。有些情況下需要專家來對施工方案論證其可行性。施工單位要規范其行為，對澆筑和振搗工作以及澆筑混凝土之后的養護等環節嚴格要求。對商品混凝土工作性作出科學的判斷后，測試其坍塌度，確?；炷恋臐仓?，滿足施工標準。在運送到現場時，不能隨意加水增加流動性，改變商品混凝土的坍塌度。嚴格按規范的規定隨機取樣，制作試塊，如實出據報告，以真正起到指導生產的作用。
3.完善商品混凝土質量監督管理體系
除進一步完善商品混凝土質量管理監督機構的監督體系，應逐步完善建筑施工單位、監理部門以及政府三位一體的質量管理機制，以行業協會作為媒介，有效推動體系的日益完善，提高實際工程效益和社會信用度。逐步推進商品混凝土生產供應企業誠信規范、行業自律和社會政府測評監管的全方面質量管理建設。
三、結束語
商品混凝土的質量優良和強有力的施工技術直接影響著建筑工程的質量好壞。商品混凝土的質量控制需要生產供應商、施工單位以及政府的多方合作，嚴格控制，相互監督，完善相關質量監督管理機制，才能實現商品混凝土質量整體性提高，對進一步規范市場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協調好各方面的因素，使商品混凝土達到最優的使用狀態，滿足社會及工程的全面要求，從而促進商品混凝土事業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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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曹春龍（1976.02～），男，漢族，籍貫：江蘇省興化市，本科，學士學位，工程師，研究方向：主要從事混凝土技術、商品混凝土生產質量管理。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市場問題；泰山平安文化；設計審美原則；具體表現
一、泰安市旅游商品市場的發展狀況與制約因素
現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把旅游業培育成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和人民群眾更加滿意的現代服務業”作為兩大戰略目標的要求，山東省實施游客滿意度調查。2012年第四季度山東省泰安市游客滿意度調查課題組按月通過現場問卷、游客網絡評論和旅游投訴與質監等三種渠道收集游客滿意度信息。調查結果顯示，2011年第四季度泰安市游客滿意度指數為71.89，在全省17個城市中排名第14為，處于“一般滿意”水平。在游客網絡評論滿意度指數為70.39，全省排名第15位，購物、性價比和旅游行業管理低于山東省平均水平。
作為泰安市旅游商品，要承載著泰山自然與人文特色內容，更重要的是承載著泰山文化精神的核心——泰山平安文化，將“泰山平安文化”以旅游商品為載體，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發揚光大。
二、泰安市旅游商品市場發展概況
據統計，2011年來泰旅游多達3700萬人次，如此豐富的旅游資源，為整個泰安旅游業帶來了無限的商機。近幾年，泰安比較重視發展旅游窗口產業，旅游商品業把握住旅客資源，旅游商品的設計、研發、生產和市場主體培育都取得了長足進步。據資料顯示，旅游商品生產經營企業已發展到600余家，開發的旅游商品涉及8大類（旅游紀念品類、工藝品類、民俗文化與民間藝術品類、旅游食品與保健品類、旅游裝備與紡織品類）200多個系列3000多個品種。2011年全市旅游購物收入達到68.8億元，占旅游總收入21.6%，連續兩年位列“食、住、行、游、購、娛”旅游六要素之首，旅游商品行業成為引領全市旅游業的龍頭產業。
在這幾年的發展過程中，旅游商品行業以《規劃》為藍本，逐漸重視了對泰山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泰山文化旅游商品相繼出現，以泰山玉、肥城桃木、泰山皮影、泰山女兒茶、泰山石敢當等為代表的一批具有泰安、泰山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并成為了旅游商品市場上響亮的品牌
三、泰安市旅游商品設計開發存在的問題分析
“物質決定意識”在這一哲學理論下，現實社會存在著一種現象：從60年代的連年饑荒，物質缺乏，生活貧困，到當今的生活富裕，物質豐富，但是五花八門的物質世界難以提起人們的興趣，精神狀態不佳。造成“意識不能根據物質的轉變而轉變”。這種現象在旅游商品行業也是如此，游客的精神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人們行為方式的改變，促使他們厭倦了固定不變的旅游景點，唯一可變的，也可提起精神興趣的就是旅游購物。所以就要通過旅游商品，來吸引游客的眼球，滿足游人的精神需求和審美需求。
泰安市的旅游商品工作起步較早，成立專門的辦事單位，為泰安市旅游商品行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服務與指導。在政府的引導下，現已有不少成熟的旅游商品品牌，并形成了一定的產業優勢，再加上當地豐富的旅游商品資源，為旅游商品的開發與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是旅游商品的知名度不高、工藝簡單，文化性和創意性不夠等方面現象普遍存在，旅游商品的設計與開發還存在不少外界制約因素，影響著旅游商品產業的發展。
四、泰山的歷史演變過程彰顯平安文化的普遍性
泰山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是數千年來帝王封禪的圣地；是百姓祈福平安的祥地；是自然與文化雙遺產的名山，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泰山從一座自然山，到政治山、宗教山、民俗山、文化山，再到精神山的演進過程，凸顯出了泰山平安文化的精神內涵與現實意義。泰山逐漸演化成為人民心中的“國山”，從而聞名世界。
五、泰山平安文化的源頭——大汶口文化
遠古時期，人類對“大”物體有著畏懼與崇拜的特殊情感，距今約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時期的人類也是如此。這個時期的人類對大山的崇拜，再加上對水資源的生活依賴，決定了這一文明在泰安大汶口地區的繁衍與發展。巍巍泰山，滔滔汶水，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據考古發現，人類從簡單的石器工具制造，逐漸豐富到自身的生活用品或飾品制造。人類意識到自身的價值觀，說明人類文化有了很大的進步，這一意識的提升不斷促進生產發展和文化的發育與繁榮。
六、泰山道教平安文化——登山祈福文化
在封建帝王文化發展的同時，泰山宗教文化也悄然的傳播開來。泰山是儒釋道三教并存的大山，其中道教是泰山上最為彰顯文化的宗教，它以登山祈福的思想引導人們登臨泰山祈求平安，所以在登山途中，道觀香火鼎盛的現象處處可見。傳說釋迦牟尼在和元君老母的千年斗法中最終處在了下風，佛教后來被道教勢力逐出了泰山的主要區域之外，只能在山之陽或山之陰的山麓邊緣覓到幾處院落，頑強地顯示著它們的存在。儒教仰仗著國教的地位，又有著孔子遠在泰山名揚天下之前的歷史性登臨，才得以獲得了與道教分庭抗禮的平等地位。
七、泰山平安文化的重要性
泰山平安文化對社會的影響：往遠了說，北京的天壇、地壇以泰山石為基；往近了說，全國很多城市的政府、單位、酒店、廣場等，門口或建筑物前立泰山石，目的都是為了辟邪擋煞。泰山平安文化是泰山文化的核心，是民族文化的精髓，體現了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其表現的特點為：寓意性文化深入人心，泰山平安文化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地域性文化特點突出，以泰山為中心，以大汶口文化為源頭，泰山平安文化影響范圍廣泛；延續性強，泰山平安文化跨越了5000年的歷史長河，至今影響力深厚。
八、從設計審美原則角度分析泰山平安文化旅游紀念品
旅游紀念品作為與游客接觸最密切的旅游商品，也是旅游商品最大的門類，在整個旅游市場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此，就以旅游紀念品為研究對象，從設計的審美角度分析其開發的原則。
九、審美主題性原則的內容美與形式美
主題是旅游紀念品設計開發的核心，是旅游紀念品設計開發的關鍵。有明確的主題，所設計的產品才會有內涵，才能實現真正地產業價值和文化價值。鮮明的主題可以對游人產生強烈視覺沖擊感，提升視覺感官，觸動心靈感受，加深視覺印象，從而引起的購買欲望。想要達到旅游紀念品的主題美，必須要以內容美和形式美為前提。
（一）審美工藝性原則。旅游紀念品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藝術、工藝技巧和物質資源相結合的產物。對于旅游紀念品的工藝性審美原則，不單只是制作工藝美，還包括質感美和造型美?，F在旅游紀念品的生產不但要具有傳統工藝的“精”，也要有現代工藝的“新”。重視傳統工藝保護的同時，也要更多的使用綠色、環保、可再生的新興材料，實現工藝與材料的新結合。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來彌補傳統工藝無法克服的困難和約束。在制作技法、材料質感、形態塑造上得以發揮出旅游紀念品的工藝性美。
（二）審美功能性原則。功能作為任何產品滿足人的需要的特性，也應該成為旅游紀念品設計的核心概念。同時，要與地域文化內涵緊密聯系在一起，切實把握好人、設計、文化三者之間緊密相關的聯系。旅游紀念品的功能就是旅游紀念品的作用。旅游紀念品作為承載了特定功能和意義的商品，其根本作用就是起到紀念目的。一種旅游紀念品本來就是一種藝術品，已經具備具體可感的悅人形象，即成了審美對象，但是如果它又具有積極的功能，那么它就更能激起人們的美感，更能成為人們所喜愛和珍惜的審美對象。因此，功能美也就成為旅游紀念品美的一大要素和一種審美特征。人的需要是多層次的，功能概念本身也是多層次的，旅游紀念品的功能美可以劃分為紀念性功能美、審美性功能美、實用性功能美這三大要素。
十、結語
任何城市和地區都存在旅游行業，任何旅游城市和地區也都存在旅游商品。如果在此基礎上加入“平安”二字，那么非泰安泰山莫屬。平安是一種文化，平安文化是泰山文化的核心，是泰山的精髓，更是提旅游商品升物質價值的必要條件。無論是旅游業的縱向發展還是橫向發展，以泰山平安文化為主題，都是泰安地區旅游商品行業發展的主要方向，有著不可估量的發展潛力和美好的發展前景。將泰安旅游商品與泰山看齊，從旅游商品角度完美的展現出泰山的獨特魅力。在這條漫長的道路上，還需要更多更好的設計人才和設計作品的積極參與，來實現非物質文化的物質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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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眾所周知建筑中所用的材料是組成建筑中的工程實體和建筑中的工程管理內容的十分重要的成分，也是工程管理中所必經的十分重要的一個步驟。重要的是，建筑施工過程中的材料管理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以合適的價格買到好的質量的施工材料來滿足建筑施工的需要，也就是所謂的物美價廉，而且在施工過程中能夠掌握施工材料的數目和質量，盡量將建筑工程和產品材料所用的費用控制在最低區域，從而提高企業的效益。本文，就建筑企業施工過程中的材料管理問題進行了淺要探討。
關鍵詞：建筑企業；材料管理；成本控制；提高效益
引言
建筑中所用的建筑材料是是組成建筑的工程實體和建筑管理的十分重要的部分，也是建筑中工程管理的十分重要的一個步驟。在建筑工程過程中，如果管好了建筑中的建筑材料，就對建筑的成品的質量有一個很好的保障。那么相應的建筑施工所使用的成本也必然會降低了。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建筑市場中，怎樣加強建筑過程中的風險的管理已經成為建筑企業所面對的又一個相當嚴重的話題。建筑材料的管理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用合適的價格買到質量很好的建筑材料，從而滿足建筑施工過程和生產過程的對材料的需要，而且將在施工和生產過程中很好的控制建筑材料的質量和數目，進而將在建筑工程所需要的材料的費用掌控在最低的范圍，從而提高建筑企業的效益。
1建立非常健全的關于材料管理的體系
因為現在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物品的價格的差異很大，建筑材料的質量也不同，而且供應建筑材料的商家也非常多，為了使在建筑施工過程中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如各種原材料、構筑物的配件以及半成品的質量有保障，還有在不同的施工的時段內的建筑材料能夠及時的進行供應，保證將工程總的投資費用控制在預測的范圍里，而且盡量減少建筑施工總的投資費用，對于建設方來說，他們常常建立一個部門，這個部門專門負責材料采購和管理，設立對應的小組，有收集材料信息的小組，采購材料信息的小組，還有質檢小組和庫房管理小組等。
這些小組收集建筑工程中不同階段的建筑材料信息、采購建筑材料、檢測質量信息以及現場監測材料的質量、材料的運出庫房以及對庫存的材料進行整理和保管工作。但這要求所有建設單位的在現場的管理人員的業務能力很高才可以，而且要求現場的管理人員的道德操守比較良好，能夠不被利益而打動。
2對建筑材料的供應和管理工作
2.1了解建筑材料方面的有關的法律和法規
對于大部分建筑材料的采購和使用我國的政府都有相應的文件規定，比如說有的條例有規定，有的建筑材料要實行備案證明管理，像鋼材、水泥、砂石、石材、膠合板，還有商品混凝土以及砌墻的材料都要進行備案證明管理。依據條例規定，每天進入現場的主要物料都要讓建筑工程的項目部按照規范進行填寫臺賬，并要由建設單位進行簽字，而且交易的數量一定要將實際的使用數量覆蓋。
2.2通過在市場進行調研從而認準合格的建筑材料
在市場中生產經營廠商首先應該是考察的對象。首先，對建筑材料的生產經營主體的各種生產經營的手續是否完備齊全來進行審核與查驗；其次，對企業的生產規模的大小、經營理念、銷售業績的評價以及售后服務的好壞等情況進行實地考察；最后，要對企業對質量的控制體系是否具有國際及行業的產品質量認證證明進行重點考察，檢查建筑材料在同類的產品中是歸屬于一般的、中檔的還是高檔的等等。
建筑業界是考研調查的又一個對象，依據對建筑業界進行深入的了解，從而獲得更加準確、更加細致、更加全面的材料信息。整體來講，建筑界的人們普遍會認可真正的質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相反，質量非常低劣的建筑材料就會受到所有建筑界的唾棄。所以說，通過很好地知道和了解到建筑業界的這些內容，就可以十分精確地掌握一些情況，比如說會掌握材料生產廠家的企業信譽情況、場頻質量問題、價格的狀況以及售后服務等情況。
2.3對于材料的進場一定要把好檢驗關
當建筑材料經檢驗入庫時，應嚴格要求材料供應商出示“防偽備案證明”。同時，對于建筑材料驗收單而言，一定要具有相應的檢測條件與性能，而且需經過升級以上質量監督部門或其他授權部門考核以后，才能負責檢驗工作。而對于重點的建筑工程項目而言，建筑材料應由各級質量技術監督部門的認可或授權單位來負責開展檢驗工作。
2.4建筑施工過程中的材料管理工作的一些要點
建筑施工的過程是對建筑材料加工、改造的過程，是消耗建筑材料的過程，被稱為建筑材料使用的過程。在建筑材料使用的過程中，建筑材料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檢查鍵入場地的施工材料的質量并能夠對質量問題作出保證，并且很好地管理好進入場地的所有物資，而且要嚴格、適當地使用各種建筑材料，減少消耗、能夠保證很好的實現材料管理的目標。在建筑企業施工過程中建筑企業應該做到分配專門的人去管理建筑材料，并且必須要認真負責地做完材料管理的任務。
2.4.1建筑施工以前進行的準備工作
準備工作是現場的建筑材料管理工作的開始，這為建筑材料的管理工作創造了很好的環境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其中準備工作的主要內容如以下方面：（1）掌握所要求的建筑工程的進度，了解所要求的各類建筑材料所需要的數量和質量；（2）對材料的供應方式要進行了解；（3）對于現場的建筑材料的平面的布置規劃要做好準備；（4）對于場地、倉庫、道路等建筑設施以及有關的任務要做好準備；（5）對于建筑材料庫房的管理工作和管理制度要進行完善，引進科學化的管理工作。
2.4.2建筑施工過程中的進行的組織管理工作
組織管理工作是現場的建筑材料管理進行的實的階段，其中的主要內容列于下：（1）對于鋼筋、水泥等主要建筑材料影響到建筑工程的質量時，應該對建筑材料的質量做好調查并且記錄，從而確定做好工程的質量；（2）遵守建筑材料供應簽訂的合同，從而保證建筑施工的需要；（3）很好地掌握建筑施工的進度和進度的變化，從而及時調整建筑材料的配套供應的計劃；（4）對于建筑材料的使用應該進行合理組織。
2.4.3建筑施工的收尾階段的管理工作
建筑企業施工進行到將要結束時，在現場的管理工作的主要內容如下：（1）依據建筑施工的收尾工程而對料具進行清理；（2）對于多余的料具要組織退庫；（3）對臨時設備要給予及時的拆除；（4）對于廢舊的物資做好回收和利用。
結語
從以上分析得出，建筑企業施工過程中的材料管理工作中，要合理堆放現場的建筑材料，對于建筑材料的進入場地的驗收和領料制度一定要嚴格進行。同時，要合理的使用建筑材料，節約使用材料并制定一些節約使用材料的措施等，從而切實提高建筑企業的綜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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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2008年的“金融海嘯”起因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經過華爾街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效應，由一個局部、典型市場的危機，演化成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對于次貸危機的起因，目前有兩種比較流行的解釋：一種解釋認為，太多“沒有還款能力”的購房者涌入房地產市場，給金融機構和房貸市場埋下隱患；另一解釋是，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刺激并放大了“地產泡沫”。所有經濟體的房地產市場波動，都同市場參與者的支付能力和貨幣政策有關，把次貸危機的根源歸因于此，將問題過于簡單化。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起伏波動，同實體經濟變化緊密相關：房地產繁榮同經濟復蘇、居民購買力提高直接相關；房地產市場衰退，則因為其居民實際購買力下降、消費結構失衡。這兩個階段中，都有著中國低價出口商品的因素（筆者已有另文探討這個問題）。本文試圖從中國商品低價格的制度和市場機理，來分析中國經濟與世界（美國）經濟的關系。
中國出口商品廉價的機理
2001年，中國加入WTO；其時，美國正經歷網絡泡沫破裂。美國原本希望通過中國的“入世”，來打開中國市場，但中國商品涌入美國市場的速度，顯然超過了中美兩國政府的預期。1998年之后，為刺激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經濟，中國政府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出口商品的生產基地。從沿海深入到成本更低廉的內地，進一步提高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力；為迎合WTO談判并解決國有企業困境，政府實施“國退民進”戰略，允許民營企業進入鋼鐵等規模性行業。這些因素，給中國出口作了產能上的準備，并在2002年后集中釋放。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以生活必需類輕工產品為主，且比重很大，因此足以對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產生影響。低價是中國商品占領美國市場的關鍵因素。中國的低價商品使得美國消費者產生財富效應，并最終提高其購買力，成為美國房地產市場繁榮的基礎條件。
低價格是中國出口商品最主要的競爭要素，帶來中國外貿及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同時也成為中國和全球經濟失衡的關鍵。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之所以低，除了國內企業相互競爭的壓價因素外，還有兩個更重要的原因：
一是美元在貿易結算中的定價權。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商品（特別是工業制成品）出口到美國后，只能以美元定價（也被看作是美元霸權），出口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難以影響到出口商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價格。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出口商品在美國市場形成競爭，價格成為重要競爭因素，商品提價，就意味著退出美國市場。2007年，在人民幣匯率、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都提高的情況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卻漲不了價。
二是中國的自身因素。構成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的國內因素，包括設備投入和折舊、政府稅收、財務費用、原料成本以及勞動力和土地及環保費用。前四項是剛性支出，階段性的優惠（包括出口退稅），難以根本上影響企業的成本。影響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的變動因素是人工成本及土地和環保費用，這兩個變動因素構成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的競爭力。由于存在非貿易要素及不同經濟體之間在環境等政策上的差異，理論上的一價定律并不能體現出口商品的所有制造成本（費用），從而造成同類貿易品在不同經濟體生產時的巨大成本差異。即使考慮了勞動力成本差異因素，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大部分的工業制成品），土地和環保費用作為非貿易要素構成生產（或社會）成本，卻要么沒有計價，要么沒有經過市場化的定價，其直接結果是提高了中國商品的價格競爭力以及海外投資向中國的轉移。
另外，中國扭曲的消費價格指數（即CPI，目前，中國CPI構成中，食品權重為33%～35%）通過制度化的安排，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勞動力成本的上漲，進而壓低了出口商品的價格。中國的出口企業，主要以沿海加工企業為主，就業者多是來自內地的農民工。低成本勞動力的穩定供應，除了供求關系因素，更取決于打工收入在其日常支出之后的節余，是否高于其離開農業產生的機會成本，而決定這個機會成本的，是農村的糧食生產?！胺€定糧價”（也就穩定了CPI），并讓糧價長期處于低水平（低于國際市場價格），使得外出打工者獲得的現金收入，遠高于在農業生產上的現金所得，這促使農民工前赴后繼。
打工者就業期間的主要消費是食品，食品價格低而平穩，可以保證這些從業者收入節余的相對穩定。能在所處城市買房、購車的打工者比重不高；同時，長期以來，這些打工者在醫療和教育方面無法奢望同城市居民相當（成為城市居民的打工者，在子女入學時就會明顯感覺到收入的相對下降）。而收入在回流家鄉后的消費，主要發生在農村市場，充斥假冒偽劣商品的農村市場價格要遠低于城市，這符合打工者的支付能力。因此，城市中食品之外的商品和服務價格漲跌，對打工者影響很小。城市食品價格的穩定，可以降低打工者提高工資的要求，進而降低用工企業調整工資的壓力，最終達到“降低企業的負擔，提高競爭力”的效果。這種格局，在中國1993年允許農民工全國范圍流動以來，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據統計，1992～2004年的12年里，農民工平均工資只增加了68元。
如果食品價格上漲（CPI就會上漲），打工者的食品支出勢必增加，這種情況下，打工者要么要求增加工資，要么回鄉種糧。而如果打工者的消費結構發生變化，如80后年輕一代步入勞動力市場，他們追求時尚消費，勢必改變其父輩“吃飽即存錢”的習慣，這必然會帶來加薪的要求。2007年，沿海地區就出現“年輕人放棄就業加劇民工荒”的情況。這種狀況將成為未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常態，利用控制CPI的手段來控制勞動力成本，將越來越難。
通過控制CPI來壓低勞動力成本，似乎是政府和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企業在其間獲得的好處不多，其發揮的作用是解決就業、保障社會穩定、創造稅收，解決了政府關心的問題。理論上，打工者創造的價值中包含其社會保障，如果工資定價機制合理，他們拿到的現金工資收入就應該包含這些社會福利。但是，2008年之前，沿海打工群體的社會保障部分，要么被企業轉化為利潤，要么以稅費的形式進入了政府的口袋，或者以利息的名義進入銀行的收入中（代表中國優秀企業的很多上市公司，其財務費用要遠高于員工工資支出）。但是，從中國出口加工企業的利潤水平看，進入企業利潤的比例不大，如果讓企業來解決保障支出（包括追溯補償），企業倒閉就難以避免。
在中國市場經濟價值的分配過程中，存在著政府、銀行及企業之間的不合理局面，同時，存在商品出口價格的不合理——產品定價過低。而在這個不合理的分配過程中，創造“剩余價值”的打工者處于最底層，且獲利最少。
現行價格體系的弊端
這種制度安排，在外貿加工企業導致的結果是，讓勞動者長期處于低工資狀態；而扭曲的CPI體系，卻沒有讓打工者明顯感覺到收入的相對下降，這保證了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社會、經濟和諧穩定。但其負面效應同樣明顯。最大的負效應，是全社會福利的凈損失。為穩定CPI，政府通過行政措施控制食品價格，結果是食品質量的下降。在原料奶的價格比礦泉水還低的時候，消費者按照政府指導價買到不攙假的奶制品，在現代社會是不現實的。牛奶行業的“三聚氰胺”，可以放大到所有食品領域。在農村和城市之間，會交替上演彼此傷害的樣本：農村購買工業品，會出現大頭娃娃、偽劣藥品致死案；農民生產自己不吃，專賣城里人的注水肉、毒韭菜、催熟西瓜。持續性的環境破壞和食品安全問題，降低了社會的生活質量，進而影響到全社會的健康水平。全社會要為此支付即期的醫療費用，及潛在的（遠期）健康成本，這將嚴重制約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CPI的缺陷及政策性的物價穩定措施，只是使得通貨膨脹隱性化，卻不能控制全社會的實際通脹率，進一步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增長質量和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城市居民從住房價格上體會到物價上漲，顯然接近于真實的通脹水平；食品“標簽”價格的穩定，伴隨著食品真實價格的上漲，這實際上意味著食品質量的下降，也就是說，要買到貨真價實的東西，需要支付溢價或者根本買不到，“專供”、“特需”應運而生。理論上，商業社會中，低值易耗品和快速消費品的支出費用，已經包含了使用效應和質量安全的保證。如果買一支鋼筆需要準備維修費、喝一杯牛奶要準備好住院費，這些商品就已經不是易耗品，而是耐用品，其實際價格，已經遠遠超出在商場付款處支付的政府指導的“標簽”價格。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3.94倍，其中城鎮上漲4.33倍，農村比1985年上漲2.69倍。同收入增長幅度相比，通脹率還算溫和（1985年后，農民收入實際增長幅度落后于CPI增長幅度），但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如此。仍以“三聚氰胺”為例，科技因素提高了生產效率，但“化工原料”則掩蓋了通脹真相：CPI構成中，豬肉和雞蛋占據最重要的比重，但30年間，豬肉、雞蛋發生了很大變化。1978年的豬肉和雞蛋，在2008年，要以“有機豬肉”、“土雞蛋”的名義，高出CPI統計構成中的樣本豬肉、雞蛋（飼料豬肉和飼料雞蛋，甚至“三聚氰胺”雞蛋）幾倍的價格?！巴瑯印钡臉颖?，不同的質量，實際通貨膨脹率遠不是政府公布的水平。
第三，中國為維持經濟增長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扭曲的勞動力成本，使得社會財富在中國與世界及中國內部的分配嚴重失衡。勞動者收入不能提高，無法形成穩定的國內消費市場，“刺激消費”只能是不斷被提出的口號；勞動者和企業都無力做到必需的技術投入，人力資源素質難以提高，進而制約產業升級。
外貿就如一劑“毒藥”，中國全社會的積累，要不斷依賴于它，進而形成惡性循環。外貿依存度越來越高，使得中國（2007年GDP全球第四位）越來越像一個外貿中的“小國”。在出口商品價格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出口企業（當地政府）在勞動力成本之外，尋找降低成本的空間，如上述的環境等非貿易要素。尋租難以避免，從而進一步增加企業成本，企業積累困難，始終掙扎在生存邊緣。這部分解釋了很多外資企業在享受完“三免五減”后迅速轉移關閉的現象，因為其目的也只在賺取中國的政策優惠。出口加工企業及所在地區和整個中國，最終難以形成創新動力和行業領先優勢。大量出口產生的貿易順差，造成了進入WTO之后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進一步削弱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中美兩國經濟的依附和未來
中國以現行CPI為核心的價格體系和政策，造成了兩個結果：第一，使得美元的實際購買力要高于其對人民幣的匯價，因為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包含環境溢價。如果CPI政策進行調整，中國出口商品的生產成本就會大幅上漲，人民幣也會相應貶值。目前的價格政策，造成整個中國對美國及其他出口市場的補貼，這些經濟體，成為中國價格體系最大的受益者。第二，中國的城市化只能是一個不斷被討論、卻始終難以變現的話題。所謂的產業工人，不過是根據國際市場變化在就業地與家鄉之間不斷遷徙的候鳥；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最終也取決于美國消費者的荷包和消費信心。
除了美國等經濟體的消費者之外，中國中央及沿海發達地區的各級政府，大城市里的高收入人群，則是中國現有價格體系的國內受益者；而受到負面影響最大的，是那些城市里的無業和低收入者。前者的受益，主要通過稅收、各種政府規費、銀行等服務機構的中間費用實現。在那些候鳥失去工作之后，國內曾經的獲益者也發現，“高端服務業”也需要樸實的基礎——隨著農民工大量返鄉，城市的白領也加入到失業的行列。CPI控制了食品價格，但無法制約住房和服務價格，這增加了城市低收入和無業者的現金支出壓力，但政府對低保對象支付的補貼，則會因為穩定的CPI水平而實際上減少。
如同全世界只能有一個美國一樣，中國也不能有太多的北京和上海，因為通過價格手段從農民工身上獲得剩余價值，不足以支持那么多的高端行業和人群。美國爆發危機之后，中國人開始明白美國這種消耗全球補貼的模式不可持續。
農產品價格低于國際市場價格，形成了農村對城市的補貼；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在工業化進程中，對城市形成二次補貼，同時也補貼了美國。取消農業稅及對種糧農民補貼，可以看作是過去幾十年農村對城市補貼的返還。而中國被全世界覬覦的1.9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可以看作是農民工及非貿易要素為支持外貿行業而完成的積累，應該用于補償打工者（打工期間的社會保障）和環境破壞，以及因工業化失去土地的農民。只是，這些儲備與積累無關，而且已經變成人民幣進入了國內金融市場。而真正的補償，已經被國內的政府和城市消耗。
調整CPI為核心的價格體系，打工者的工資會大幅上升并縮小社會收入差距，但這是加工業主無法承擔的。因此，必須伴隨稅收、金融的同步改革，減輕全社會的運營負擔，并在政府、企業、消費者和金融機構間合理地分配利益。
WTO之后，中美兩國經濟上的依附關系越發明顯：中國越來越需要美國的市場和貿易順差，美國則需要來自中國的廉價初級加工品和回流美國資本市場的貿易“黑字”。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外匯儲備的處理方式，一直以持有美元資產為主。隨著外貿順差累積的儲備越來越多，中國回流美國市場的美元資產也越來越多。這些資產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金融衍生品市場，中國美元也因此成為次貸市場和石油衍生品市場的參與者。這形成了中國官員對兩國關系的結論：誰都離不開誰。
但顯然，中國更需要美國，美國在全世界的經濟地位和市場廣度無法替代；而中國產品可以替代，且中國支持廉價出口品的條件不可持續。如果美國居民減少消費支出，居民消費占其GDP的比重（2003年～2007年該比重一直維持在70% ）和貿易逆差都必將下降（2007年商品貿易逆差占GDP比重為6%，較2005年和2006年有所下降 ），這對中國來說絕不是一個好消息。
對中國而言，因為人口眾多、初級加工業產能龐大，中國必須有足夠的“出口和通路”來消化這些產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外貿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國內需求（包括投資和消費）不足以替代外貿出口的作用。
中國2002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是加入WTO后對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大規模出口的結果。外貿出口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因為一半以上的進口（典型如鐵礦石）是為出口作準備（即“兩頭在外”的模式），而不會沖擊國內的產能和產業（美國的進口以最終消費為主，因此會沖擊競爭部門），甚至提高產能和就業。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遠高于依據順差計算出的貢獻率。
繁榮的房地產和民間產業投資，是以外貿出口的繁榮為前提。很難想象，2004年作為抑制投資過熱典型的“鐵本”案例，會發生在1998年或者2008年。沒有外貿行業產生的現金流和繁榮預期，房地產投資及主要面向海外市場的生產制造業會迅速降至冰點（2008年之后的兩年內，中國房地產市場下跌幅度超過美國會很快變成現實）。而如果去掉房地產和生產制造業的投資，中國2007年超過13萬億的全社會投資將下降近一半。希望政府投資來填補社會投資空缺，“兩年內4萬億”的規模顯然如杯水車薪，效果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同時，因為沒有了收入預期，即使完善了社會保障，居民消費也不會增加。有著比中國完善得多的社保體系的歐洲、美國和日本，也正在經歷消費萎縮的痛苦。另外，中國農村東西部的發展差距巨大，且大部分地區仍然處于溫飽和爭取現金收入邊緣，希望農村市場來緩解百年不遇的危機沖擊，只是一個幻夢。
一個或許有些無奈的現實是，如果不作出制度性的調整，中國經濟要走出危機影響，只能等待著美國先行從危機中復蘇，再通過出口來制造國內繁榮。
（作者單位：東兆長泰投資集團投資發展部）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我國經濟市場格局的不斷優化，使得商品包裝設計革新迫在眉睫，而在市場商品包裝設計中應用視覺傳達的方式，有助于促進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工作的創新發展，也能促進商品包裝設計行業科學化和合理化發展。同時，在視覺傳達角度分析中，符號設計是設計商品包裝的主要基礎，通過結合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的工作需求，可以將其分為視覺媒介表現、印刷印制媒介、現代商業服務等方面的設計方式。而加強視覺傳達觀念和方式的應用，也可以促進商品包裝設計工作的合理開展。
關鍵詞：視覺傳達角度;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和現代文明不斷發展，經濟市場商品包裝作為一種新的產物，對于推動商品效益提升產生了重要作用，還能給人一種美和視覺方面的享受。在視覺傳達視角下，推動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工作創新，有利于充分發揮視覺傳達信息設計的作用和優勢，提升經濟市場商品在包裝等方面的競爭能力，為經濟市場環境革新和優化奠定良好基礎。
一、基于視覺傳達角度分析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的意義
基于視覺傳達角度分析經濟市場商品的包裝設計，有利于商品包裝設計革新，也有利于展現商品的多樣性。首先，加強對視覺傳達的深入分析和了解，可以使商品包裝設計的視覺沖擊力增強，這不僅能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欲，也能以獨特的外包裝提升自身競爭力。例如，商品外包裝不僅能體現商品的獨特性，也能體現自身品牌與其他同類產品的區別，這更有利于商品快速占據市場，也能吸引消費者目光。同時，當消費者目光被吸引后，會進一步了解商品的品牌價值，這更能促進消費行為的形成，也能為市場營銷工作的展開奠定良好的基礎。其次，基于視覺傳達角度對商品包裝設計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也能凸顯商品的文化性和獨特性，這更有利于商品價值的凸顯，也能在商品包裝設計中，充分體現品牌文化的多樣化。同時，不同的商品包裝設計，能體現同一種商品的不同風格。一般設計師在設計商品包裝時，會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和時代審美。因此，基于視覺傳達角度加強商品包裝設計研究，也有利于提升商品的審美性和藝術性，這不僅無礙于商品基本的實用功能，也能滿足人們審美和文化需求，同時也使得其具備較深層次的文化內涵。由此可見，商品包裝不僅能提升產品檔次，也能促進產品功能的拓展，這也符合當下人們對商品的多元化需求。最后，經濟環境下，商品包裝設計的積極革新，不僅有利于設計與技術創新，也能加強對生態材料的使用。
二、基于視覺傳達角度分析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的價值
不同設計方法所產生的商品宣傳特點也各不相同，采用各種不同符號組合、構建成特殊符號系統等形式，可提升其美觀性和功能性，進而可更好地吸引消費者購買商品，并以此突出設計符號的不同，對于經濟市場商品銷售和發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在視覺傳達與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工作的結合中，也能將不同消費群體的消費方向反映出來，因為其會結合不同消費群體的消費方向、審美情趣、品位格調等內容，對消費群體進行有效的符號設計。在時代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消費者對于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就意味著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工作在新時期背景下，只有合理運用視覺傳達的方式，提升商品包裝設計方面的美感以及吸引消費者的購買欲望，才能更好地突出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工作的價值?；谝曈X傳達角度的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工作也有助于提升其整體包裝設計的水平和效果。比如，在商品包裝設計工作開始之前，相關人員會充分和完整地研究商品內容，然后根據色彩、文字、編排等方面的視覺要素需求，進行有效的商品包裝設計工作。讓商品包裝設計在傳播信息的同時，散發藝術氣息，提升商品包裝設計的有效性和藝術性。
三、基于視覺傳達角度分析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現狀
當前基于視覺傳達的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工作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和不足，這些問題影響著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工作的合理發展。首先，未能結合視覺傳達設計理念，構建完善的包裝設計方案。在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中，部分人員缺乏對視覺傳達理念、方法的應用，也未能結合受眾對于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的需求，發揮視覺傳達對于商品包裝設計工作的重要作用。同時，還是以傳統的商品包裝設計方式為主，未能運用多樣化的、多維度的視覺傳達效果，提升商品包裝設計水平，這給突破傳統商品包裝設計工作局限性帶來了不利影響，還會降低商品包裝設計方面的效果。其次，商品包裝設計中的包裝圖形缺乏創意性。視覺傳達中包含豐富多樣的圖形、文字、結構等內容，在運用視覺傳達理念和方法時，還必須結合混搭的包裝圖形創意方式，為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工作注入新鮮血液。從目前情況來看，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在視覺傳達的應用方面過于單一，未能充分挖掘視覺傳達在包裝圖形創意和結構設計等方面的優勢，給推動商品包裝設計的合理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再次，忽略活化圖形的有效傳承和應用。通過視覺傳達進行商品包裝設計工作，可以帶給消費者和受眾一種視覺上的體驗和美感，這就需要設計師積極結合活化圖形，發揮信息技術對于商品包裝設計工作的作用，提升其視覺傳達效果。目前，商品包裝設計中缺乏一定的靈活性和生動性，沒有結合活化的圖形合理推動商品包裝設計工作的開展，降低了其包裝設計的效果。最后，商品包裝設計結構不完善。
總之，在視覺傳達角度背景下，優化和創新經濟市場商品包裝設計方式，需要有完善的商品包裝設計方案作為依托，還要結合混搭的包裝圖形創意方式、加強對活化圖案的傳承和應用，并優化商品包裝設計的結構，才能強化其設計的效果。同時，加強對視覺傳達的關注和研究，可以加強對商品包裝設計的拓展和創新，也能促進商品包裝設計多元化發展，這更有利于完善經濟結構，也能推動生態環境發展，還能為經濟市場環境革新和優化奠定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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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文范文第6篇
引言
2010年，美國著名文化理論家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以新著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文化研究的未來》），拉開了新一輪形塑“文化研究的未來”的大幕。時隔僅僅一年之后，2011年，美國文化研究專家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出版了基于他2006—2007學年在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主持的“Cultural Studies：The Way Ahead”（文化研究前行之路）系列講座的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的重建》）;同一年，澳大利亞文化研究開拓者之一格雷姆·特納（Graeme Turner）出版了聚焦文化研究教學的專著What’s Become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怎么啦？》）2012年，穿梭在英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文化研究專家約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出版了關注數字媒體的力作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文化和媒體研究的數字化前景》）。這些旨在規劃和展望文化研究未來的著作的集中出現，引起了托比·米勒（Toby Miller）等知名文化研究學者的極大關注，紛紛出手撰寫評論文章，聯袂造就了文化研究共同體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1]于是我們不禁要問，造就這番風景的動力何在？
對體制化的再反思
相較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等英國文化研究奠基人，格羅斯伯格、特納、哈特利等后生可謂是純粹的學院中人，即他們幾乎是在學院中度過職業生涯的，與文化研究體制化、學科化有著復雜的糾纏，在積極推動文化研究體制化、學科化的同時，對之保持高度的警惕與持續的反思。1990年前后，文化研究贏來了形塑“文化研究的未來”的第一次熱潮，見諸一系列深度檢視和反思漸成趨勢的體制化、學科化的著述與活動，包括但不限于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的未來》（The Future of Cultural Studies）、霍爾的《種族、文化和傳播：文化研究的回顧和展望》（Rac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looking backward and forward at cultural studies），以及格羅斯伯格等人1990年籌辦的“文化研究的現在與未來”（Cultural Studies：Now and in the Future）大會。這些著述與活動證明文化研究體制化的風險已經引起關注，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降的文化研究的發展。比如，國際文化研究協會會刊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曾在1998年發?？懻撐幕芯繉W科體制化的問題。所以，聯系到格羅斯伯格等作者首先是大學體制內的文化研究教授，聯系到他們的著作面世之際幽靈般回蕩的“文化研究已經壽終正寢”等“雜音”，我們不妨大膽設問，這些原本志趣各異的具有世界影響的文化理論家，在大致相同的時間段不約而同地致力于消除“雜音”的未來形塑，這是否是他們思考文化研究體制化、學科化的結果？
毋庸置疑，答案是肯定的。特納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在全球大多數地方，文化研究被視為一個合法的教學和研究領域”[2]16，呼應了霍爾之前的判斷：20世紀6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以“伯明翰的中心”為起點，開始了其體制化之旅。體制化為文化研究贏得了“一間自己的房間”，但史密斯發現，體制化的訴求已然讓文化研究變得一如幻肢。[3]245這里姑且不論有人基于“文化研究是別樣政治”這一浪漫想象反對文化研究學科化、體制化，但我們既要知道英國文化研究孕育于戰后成人教育運動的文學課堂，顯影于作為一個實體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其發展和播散更是直接聯系著“新時代”高等教育改革的產物，公司型“新大學”，又要深知“倘若文化研究沒有被體制化，它便已然消失，但體制化過程本身卻在某種程度上讓它失去了鋒芒”。[4]體制化、學科化固然不是每個文化研究學者的追求，甚至也不是他們所擅長之事，但我們必須承認：一方面，體制化、學科化之于文化研究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這里的成功本身或許就是一個問題，沉重地壓在文化研究的頭上，有阻礙文化研究進一步發展之虞。一旦被賦予學科合法性、獲得制度性空間，文化研究便成為整個學術景觀拼圖的一部分;這在本質上是一種收編行為，其間既有對文化研究作為新學科的吸納和承認，更有對它的“規訓”，讓它遭遇同質化處理、被制度結構化。
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研究體制化、學科化的成功會讓大學（體制）認識到其事業的正當性，獲得形成新知識產品的場所和地位，最終危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地位。就英美的情況而言，文化研究成功經受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強烈打擊和猛烈攻擊之后，得到了體制的深情擁抱，但它獲得體制成功的那一刻恰恰是它遭遇“權力”毀滅的開始，日益為所有學科都必須面對的制度性壓力所左右：教師晉升和任期的門檻越來越高、學生數量激增、師生比陡降、業績標準不斷提高、用于處理證明業績成果的文書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每個人都在為晉升東奔西走;同行從患難與共的朋友變為狹路相逢的冤家。一如伯明翰大學以科研水平低下為名關閉文化研究專業所暗示的，既然大學需要充當利益生產的實體，而不是為社會、國家或民族提供基本服務，既然大學已在工具主義邏輯的驅使下，變為公司實體的形式，大學教師不得不受制于會計量化制度，受支配于教學效果考核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門學科的文化研究難免會遭受體制化之害，即使它是“賺錢機器”。
另外，文化研究學者大多自詡其工作具有政治維度，但事實是，隨著文化研究越來越被理所當然地接受為一門學科，其政治視域卻變狹隘了。這一情勢的出現部分在于文化研究的因襲的、復制的研究范式，雖然它最初的研究范式確曾幫助它開辟一隅之地，后來居上，尤其是在性別、種族、性事（sexuality）、族群、流散群體、身份認同等“前沿”領域，但不可否認的是，相關研究并未引發運作于其中的社會和文化語境的顯著變化，比如，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者和其他群體依舊無權享受平等待遇，尤其是在美國。一如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文學教授、《文化研究的審美》（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Studies）主編米歇爾·貝呂貝（Michael Bérubé）借《文化研究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Cultural Studies？）一文所言：
文化研究改變了人文科學諸學科嗎？文化研究改變了知識傳播的手段嗎？文化研究讓美國大學變成了更加平等或者進步的機構嗎？在我看來，這些是需要提出來的有益的問題，而一個回答它們的有益的辦法是難過地說，沒有。文化研究尚未產生太多影響。[5]
正如“文化轉向”所暗示的，“文化研究尚未產生太多影響”這一觀點是有待商榷的，但想必不會有人反對的是，這一觀點的形成關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學者在大學內部的位置。一如新時期以降的英國高等教育改革所證明的，國家在懷疑大學的同時，依賴大學機構來使自己存在并長盛不衰。這種情勢讓文化研究學者日益處于一種霍布斯主義的自由競爭境地：純粹為保住職業和飯碗而混戰不休，讓他們因為自感未盡職守而怯懦畏縮，擔心下一輪評估、任職到期、職稱晉升、退休金和福利的積累。這樣一來，一切個人的當下時刻都被延宕，去追求在將來的某個時候才能實現的某個更大更遠的目標;目標總是“將到來的”，其未來的維度既使我們得到解放，也讓我們變得衰弱。我們必須以敏銳的批評眼光關注問題何以至此;或許，這就是格羅斯伯格等“學院派”學者勉力形塑文化研究的未來動機之一。
研究范式突圍
眾所周知，文化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的聯姻是一項“重要和富有成效的工作”[6]。馬克思主義促成了英國新左派的形成及新左運動的開展，而英國新左派及新左運動則直接聯系著英國左翼知識分子基于自己在“二戰”前后的“活生生的經驗”、“二戰”后的社會情勢對斯大林式馬克思主義的反思，有效地為英國文化研究的形成和顯影所不可或缺的文化主義研究范式提供了社會和政治資源。威廉斯能夠實現從左翼利維斯主義者到文化主義者再到文化唯物主義者的蛻變，《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能夠成為“專業歷史學家圈外的一個政治靈感之源”[7]，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發現了“馬克思身上的真正沉默”——價值系統及文化的作用。雖然受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影響，文化研究曾一度大大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美國文化研究尤其如此，但2008年金融危機有效地促成了馬克思“騎馬歸來”，引發了如下觀點的流行。
重新整合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是有某種急迫性的。一方面，研究文化不考慮政治—經濟基礎的影響或者文化活動的政治—經濟后果，這無疑是極為天真的。這些忽視可能讓人把壓迫曲解為多元主義、把勸說曲解為民主、把精英主導曲解為大眾自由。它們也可能需要從生活狀況轉移到語言或者話語的安全港，因此使得對比如社會正義的追求成為不可能。另一方面，過分強調政治—經濟的決定因素而忽視人的意志和自由同樣是有害的。否認或者貶低人的能動性等于貶損人的尊嚴，宿命地淡化社會改革的可能性。[8]
既然“如今的情勢已經大為不同。在很多領域，或許尤其是在文化理論領域，馬克思主義已然在經歷意義重大的復興的同時，經歷了理論發展上相應的開放性和靈活性”[9]，重新思考文化研究與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找回它們之間“失去的聯合”，通過跨越它們之間的鴻溝而實現研究范式突圍理應是文化研究的一種必需。正是基于這一認知，格羅斯伯格回顧了他曾深度參與的20世紀90年代文化研究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論爭，繼而受霍爾的“耦合”概念的啟發，呼吁文化研究以一種“激進語境化的價值理論”，接受并探討經濟問題，以期實現對“復雜性、偶發性、爭議性和多重性”的追求。[10]54與此類似，史密斯等《文化研究的重建》的作者大多認為，文化研究忽視了勞動和經濟因素，對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雖然“英國文化研究是一種日漸懷疑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敘述”，或者說文化研究“極不愿意被視為馬克思主義”。[3]252比如，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認為，在文化研究中，“顯而易見，勞動、工作和職場政治一直被人忽視”[3]252，而尼克·庫爾德里（Nick Couldry）對此則深表贊同。
經過30年的新自由主義話語與基于不平等、排斥異己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全球化，羅斯所凸顯的勞動問題顯然是重要的。人們在經濟和社會條件下工作（或者求職），或者投票，當然還有消費;很難想象從政治和社會的角度來看，任何有意義的文化研究項目不處理人們如何體驗經濟和社會等更加廣泛的問題。[11]10f
或者借用馬可斯·布林（Marcus Breen）的話來講，在新自由主義盛行和資本主義危機不斷的時代，對文化研究而言，“重申政治經濟學的優先地位的時機已然來臨，其辦法是重新耦合經濟與文化，而不是假裝某種不確定性將魔法般地賦予文化研究可信性”[12]。由于勞動問題依然是文化研究的盲點、文化研究沒有給予經濟以足夠的重視，加之體制化等因素的影響，當下的文化研究雖然依舊抱有“追求某種形式的政治效能的殘存欲望”，但已經“日益脫離實踐”，[11]10不知道“能夠和應當做什么？”[13]3所以，史密斯等人認為，文化研究唯有經過重建才能擁有未來，抑或說未來文化研究的任務即“幫助文化研究重新界定身份”[13]2。
哈特利在認同文化研究正遭遇危機這一判斷的同時，進一步提出了耦合文化研究與經濟學的觀點。哈特利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固然對文化經濟學有所關注，但其方法太具挑戰性，而且假定“整個體系是由單一因素所決定的”，[14]55其結果是文化研究因為“沒有與經濟學展開持續對話”，“在動蕩的經濟學變革中置身事外”，[14]35最終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和開拓精神，迷失在“無限擴展的微觀”之中，沒有“將足夠注意力放在宏觀層面”。[14]28所以，哈特利指出，鑒于媒體與文化研究建基于并且總是堅持媒介的傳播模式，這種模式發現“日常文化實踐……全方位地受制于更為隱蔽的力量，這種力量似乎正在同時為迥然有別的政治和企業目的而剝削尋歡作樂的消費者”[14]1，未來的文化研究應該更加重視數字媒體和以“人人都是生產者”為特征的“傳播的對話模式”。
不難發現，在格羅斯伯格等人看來，當下的文化研究已處于必須重建的情勢之中，而文化研究重建的不二選擇則是它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重新結合，重新思考它與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比如，格羅斯伯格宣稱，文化研究需要更加認真地對待經濟問題，更加有效地區隔價值概念與勞動概念，更加廣義地闡釋價值概念。史密斯認為，一些文化研究學者為“回避經濟問題”而使用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化約論”和“經濟決定論”的修辭，其結果是文化研究“對研究對象的無政府主義或者虛無主義態度”，因此走進了死胡同和危機，無力“實現其至高的智識和政治抱負”，[15]所以，“進一步重視政治經濟學問題是重建文化研究的必要條件”[16]。哈特利提出了他所謂的“文化科學2.0”（Cultural Science 2.0），一個他希望可以借助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來實現的目標，旨在強調當代文化產業的價值源自大眾和社交網絡用戶的共同創造。
可見的未來
當然，格羅斯伯格等人形塑“文化研究的未來”的實踐之所以能夠引起廣泛關注，并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準確診判了文化研究的危機現狀，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體現出了一種創造未來的責任意識，讓人看到了文化研究的一種未來圖景。比如，透過《文化研究的未來》，我們可以看到格羅斯伯格何以通過“對令人沮喪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歐式現代性傳承傾向的反叛”，有效地“創造一種足以反映和力圖解析當代世界的文化研究”。[10]3在他看來，歐式現代性或者自由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美國和大部分北大西洋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但就像中國、南非等非歐式現代性體系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證明的那樣，歐式現代性實則已然陷入諸多危機之中，尤其是“在反殖民主義和反種族主義運動、在新生的青少年文化、在女性主義和其他社會運動，以及在各種宗教運動和新保守主義的發展之中”[10]69-70，因而正遭遇各種質疑與批評，于是出現了混雜的或者可選擇的現代性。然而，“可選擇的現代性的理論事實上將‘現代’視為理所當然，并且更重要的是，它們將這種對現代的理解視為其他可能現代性的邊界”[10]90，可選擇的現代性不過是歐式現代性的一個補充，束縛了人們對現代性的想象。正因如此，格羅斯伯格提出了一種走向本體論的現代性，而認識這種現代性的基礎則是情勢分析;情勢存在于由多種要素所共同營造的瞬時性空間之中，是多種變化、接合與沖突彼此交織形成的一種暫時性平衡的結果。所以，情勢分析，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激進語境化，不僅能夠在理論的層面上讓我們看到復雜情勢之中的多重現代性，而且可以在現實的層面上促成人們更加有效地認知文化經濟之類的新經濟。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這些著作孕育期間發生的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2020年年初暴發、至今沒有消退跡象的全球新冠疫情，我們可以看到階級關系、無保障的勞動和失業已然構成當下社會，尤其是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貧富懸殊、工資水平與利潤的差距、工作時長與失業人數之間的反差，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節節攀升。所以，對旨在揭示文化與權力之間關系的文化研究而言，關乎文化生產的經濟問題理應從背景中顯影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加漢姆的觀點尤其值得注意。加漢姆于1990年指出，雖然不乏媒體與文化研究學者致力于分析和考察媒體大亨及其公司，但“令人愕然的是，有關文化生產者的個人背景卻是匱乏的”[17]。然而，在10年之后的2000年，加漢姆發現這一問題依然如故：“因為普遍的語言學轉向以及與之相伴的所謂的作者之死，在近年的媒體與文化研究中——實際上在所有社會理論中，媒體生產者的問題是被忽視的。倘若作者并不存在或者完全沒有意圖力量（intentional power），為什么要研究她或者他呢？”[18]所以，當形塑文化研究的未來再次成為熱點的時候，《文化研究的重建》的作者之一、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痛陳“勞動依舊是傳播和文化研究的盲點”的同時，大聲疾呼“在文化研究創建的議事日程或者規劃中，勞動需要被優先考慮”。[19]
誠然，這一情勢近年來有所好轉：一如富克斯等批評家所注意到的那樣，勞動尤其是數字勞動已然成為若干批評性研究的主題，集中見諸媒體與傳播研究之中。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凸顯了出來，被作為理論資源挪用于勞動問題的研究之中。這既是因為馬克思第一個把勞動概念的歷史性視作理解政治經濟學的關鍵，也是因為他迄今最為詳盡地分析了何為工作與勞動，可以有效地啟發人們對經濟和文化構成因素的理解。比如，就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所分析的鋼琴制作和鋼琴演奏的區別而言，當下最為重要的不再是勞動是否具有生產性，而是到底是什么構成了經濟和文化。倘若經濟與文化是彼此分離的，那么制作鋼琴就是勞動，因而是經濟的一部分，而演奏鋼琴則不是勞動，因而只屬于文化。但毫無疑問，馬克思是同意演奏鋼琴是在生產使用價值的，它因為滿足人類的耳朵而成為一種形式的勞動。所以，音樂的生產一如鋼琴的生產，是一種經濟活動。[20]
眾所周知，數字媒介已然構成當下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日益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比如，學者、專家、企業家和政治家;他們雖然選取了不盡相同的視角，但大多都認為臉書、推特和視頻網站等社交媒體的興起意味著民主經濟和參與式經濟的興起，并大加贊美，因為在這些平臺上，用戶可以操控傳播手段和知識產品，消費者可以自主和有創造性地形塑經濟。但是，從一種動態的勞動價值論來看，企業型社交媒體實際上是對用戶無償勞動的剝削：首先記錄并分析用戶在平臺上的時間，然后據此制造出數據商品賣給廣告商，而廣告商則基于這些數據，制造針對特定用戶的定向廣告;用戶的勞動是無償的，其勞動力的價格為零，資本因此獲得了利潤最大化的可能。在當下這個資本全球化的時代，因為世界工廠的出現、全球性勞動者的出現，基于這樣一種勞動價值論的認知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它可以促成我們認識到互聯網用戶被剝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計算機網絡這一龐大價值鏈的一部分：非洲的奴隸開采原材料，發展中國家的無償勞動者組裝硬件，歐美的高薪工程師開發軟件，各地客服中心的不穩定勞動者提供技術支持。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可以讓人看到資本主義的價值是降低人的地位的價值，讓人成為附屬在機器上的一個只能受剝削的無聲的齒輪，雖然他們自以為一直在發聲，但實際上他們的聲音并不產生任何效用。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可以達成消解經濟價值的目的，讓它不再成為居于支配地位的道德價值。
結語
特納指出，如今的文化研究已然從一個政治項目演變為一種“僅僅是自我服務”的“學術表演流派”。[2]128這一情勢的主要誘因包括文化研究的學科體制化，以及文化研究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復雜關系;威廉斯、湯普森、霍爾同是文化主義者，但威廉斯和湯普森更多是受所謂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霍爾則喜歡自由地穿梭在馬克思主義內外。所以，文化研究學者有必要、有責任借助文化研究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重新結合來實現對文化研究的重建，從而完善和深化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講，形塑文化研究的未來所表征的不僅是對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重申與拓展，而且是基于一種創造未來的責任描繪一份承諾;文化研究是否會壽終正寢不是取決于未來的缺失，而是缺失的未來，以某種方式誕生于此時此刻的未來。所以，我們需要在未來這個問題上很堅定，而不是猶豫不決。因為我們本身注入到了它之中，我們自己對它將走的方向的感受，將構成所產生之物的一個很有意義的部分。因為一種規劃與一種構成之間的關系，始終是決定性的;文化研究的重點恰恰在于它要與這“二者”打交道，而不是把它本身限定在這方面或那方面。[21]
格羅斯伯格等學者形塑文化研究未來的努力毋庸置疑將有助于文化研究重返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文化研究，但我們必須知道，他們的一些觀點依然有待商榷。比如，按照哈特利的“文化科學2.0”，文化研究的“批評性”將演化為“非批評性”，而他對互聯網作為“民主的自組織網絡”的分析，則暗示他不但沒有考慮到并非人人都可以進入這個“民主的自組織網絡”，而且缺乏對被拋棄者、被遺忘者起碼的同情。所以，格羅斯伯格等學者形塑文化研究的未來的努力所能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的與其說是這樣或者那樣的一種觀點，哪怕是令人信服的觀點，毋寧說是一種創造未來的責任意識。
注釋
[1]專題文章《文化研究的未來：和格羅斯伯格對話》.周憲，陶東風主編.《文化研究》第13輯[J].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305-339;郎靜.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文化研究：勞倫斯·格羅斯伯格教授訪談[J].中國圖書評論，2017（7）;“特約書評人專欄”——“我們所面對的文化研究”[J].中國圖書評論，2018（12）：9-53.
[2]Graeme Turner.What’s Become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11.
[3]Andrew Ross and Paul Smith.“Cultural Studies：A Conversation”，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45.
[4]Colin McCabe.“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Critical Quarterly，50 （1-2），2007：12-42，28.
[5]Michael Bérubé.“What’s the Matter with Cultural studies？The Popular Discipline Loses Its Bearing”，in The Chronicle Review，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tember 14，2009：1.
[6]Colin Sparks.“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in David Morley and Chen Kuan-Hsing，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2]1996：98.
[7]R.Smauel and G.Stedman Jones，eds.Culture，Ideology and Politics：Essays for Eric Hobsbawn.London：Routledge，1982：378.
[8]Robert E.Babe.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Toward a New Integration.Lanham：Lexington Books，2010：5.
[9]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978：1.
[10]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11]Nick Couldry.“The Project of Cultural Studies：Heretical Doubts，New Horisons”，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
[12]Marcus Breen.“Do the Math”，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08.
[13]Paul Smith.“Introduction”，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
[14]John Hartley.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Oxford：Wiley-Blackwell，2012.
[15]Paul Smith.“Looking Backwards and Forwards at Cultural Studies”，in Toby Miller，ed.，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Malden.MA：Blackwell，2006：338-339.
[16]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6.
[17]Nicholas Garnham.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London：Sage，1990：12.
[18]Nicholas Garnham.Emancipation，the Media，and Moder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84.
[19]Vincent Mosco.“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Labour”，in Paul Smith，ed.，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Philadelphia，P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1：230.
[20]Christian Fuchs.“Karl Marx and the Study of Media and Culture Today”，in Culture Unbound，2014（6）：64.
[21]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of Modern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 2007：151.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理論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