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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經濟發展對比研究論文 篇1：
2013-2017中印農產品出口結構比較研究
摘 要：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國民經濟中最基本的物質生產部門。中國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國和世界農業大國，兩國地理位置毗鄰，資源稟賦條件相近，近年來，我國農業貿易總額不斷擴大，總體國際市場占有率有所提高，但是從我國農產品出口結構來看，農業部門的國際市場競爭力還需進一步增強。相比之下，印度的農產品出口結構較我國而言更加合理，因此對比研究兩國農業出口情況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主要從中印農產品出口概況、農產品出口結構指數分析、影響力因素和提高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對策建議四方面進行闡述。通過對比研究，來為推動我國農業部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一些思路。
關鍵詞：中國;印度;農產品出口
引言
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人口大國和農業大國，兩國地理位置毗鄰，資源稟賦條件相近。因此，對比研究兩國農產品出口結構對提升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印農產品出口概況
首先是中印兩國農產品出口總額和貿易順逆差。從中國方面看，2013年農產品出口總額為701.59億美元，2017年則為784.38億美元，漲幅近12%，但是五年間連年漲幅逐漸趨于緩和，從6.15%逐漸下降至3.92%;從印度方面看，2013年農產品出口總額為469.54億美元，2017年則為388.33億美元，農產品出口總額有所下降，且從2013年至2016年間農產品出口總額都出現了連年下降的情況，2016年至2017年農產品出口總額才又有所回升。因此僅從出口總額來看，中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優勢要高于印度。（見圖一）但是進一步考察兩國貿易順逆差發現，從中國方面看，2013年至2017年間，中國農產品貿易始終呈現逆差態勢，且逆差總額總體呈擴大趨勢，2013年為953.17億美元，2017年則為1024.63億美元，其數值遠高于進口總額;從印度方面看，2013年至2017年間，印度農產品貿易呈現順差態勢，2013年為225.36億美元，2017年則為58.42億美元，雖然總額有所下降，但其數值仍處在一個較為合理的范圍以內，所以從兩國貿易順逆差來看，印度的農產品出口結構要優于中國（見表一）。
其次是中印農產品出口主要國家。從中國方面看，亞洲國家是中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尤其是日本，原因在于日本國土面積狹小，其農作物基本依靠進口，而中國則依據地理優勢成為其首選目標。有相關數據顯示，亞洲地區占中國出口主要國家的65%左右，其次則是歐洲。整個歐洲地區對農產品的需求較強，而中國在這一地區的農產品出口主要集中在英國、丹麥、挪威和芬蘭等國。從印度方面看，印度農產品出口的主要國家多集中在中東和東南亞地區，根據印度商務部資料顯示，沙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常出現在其農產品出口主要國家的名單之中。除此以外，美國、瑞士和德國也是印度農產品出口的主要國家。因此，由于中印兩國農產品出口對象側重略有所不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兩國農產品出口的競爭性。
最后是中印兩國出口的主要農產品種類。從中國方面看，近年來，中國農產品出口前五名大體是魚、甲殼及軟體類動物及制品、蔬菜水果、雜項食品、紡織纖維以及咖啡茶和調料制品，由此按照農產品的傳統分類習慣可知，中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類別是園藝產品、水產品和其他農副產品。從印度方面來看，近年來印度農產品出口前五名大體是谷物及谷物制品、魚和甲殼軟體類動物及制品、肉及肉制品、乳制品和蛋品以及雜項食品，由此可知，印度農產品出口的主要類別則是糧油產品、水產品和畜禽類產品，對比發現，除水產品以外，兩國農產品出口種類具有較為明顯的互補性。兩國農產品出口之所以會出現較大的不同，從中國一方看，一部分原因在于，相比印度，中國具有更加多元化的氣候和地理條件，因此種植的蔬果產量豐富、種類繁多;另一部分原因則在于，相比于印度，近年來中國農業可耕種土地較為稀缺，普遍存在等級、質量較低等問題，因此糧油類產品出口較少，另外，考察兩國農產品進口結構可知，近年來，中印兩國都對動植物油脂表現出極大的需求渴望，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數據可知，2013年至2017年間，在中國和印度的農產品進口名單中，油籽果實和動植物油脂都名列前茅，由此可知，兩國對油料作物的需求都非常高。
通過對中印兩國農產品出口概況的大致考察，可以發現，第一，雖然僅從兩國農產品出口總額來看，中國比印度更具國際競爭力，但是對比兩國貿易順逆差情況，發現印度的整體農產品出口結構比中國更加優化;第二，由于中印兩國優質農產品出口種類和農產品出口國家有所不同，因此兩國農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性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
二、中印農產品出口結構指數分析
進一步量化研究中印兩國農產品出口結構，可以用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數（MS）、貿易競爭力指數（TC）和顯示性比較指數（RCA）來分析。
首先是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數（MS）。國際市場占有率是一國某產品或服務在世界市場上所占份額的比重，用公式表示為：
MSij=Xij/Xwj×100%
其中，Xij表示i國農產品的出口總額，Xwj表示全球農產品的出口總額，MS取值在[0，1]之間，MS數值越高，則表明該國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越強。由表二可知，2013年至2017年間，中國農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都維持在4%以上，2013年為4.05%，2017年則為4.52%，總體呈現出上升趨勢，表明中國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空間呈現較為良好的態勢。從印度方面來看，五年間印度農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也都保持在2%以上，其均值約為2.34%，但是近年來其國際市場占有率略有所有所下滑，2017年才有所回升。中印作為世界農業大國，兩國出口農產品占據世界農產品市場份額都保持著相對穩定的水平，并且橫向對比兩國的國際市場占有率，發現中國農產品總體更具國際競爭力。
其次是貿易競爭力指數（TC）。貿易競爭力指數表示一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差額同該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通過比較一國的農產品生產效率與國際水平，來衡量農產品的凈出口競爭力。用公式表示為：
TCij=（Xij-Mij）/（Xij+Mij）
Xij表示該國農產品的出口總額，Mij則表示農產品的進口總額。TC指數取值在[-1，1]之間，取值若在（-1，-0.6）之間，則表明該國的農產品劣勢極大，取值在（-0.6，-0.3）之間，則表明該國的農產品競爭劣勢較大，取值在（-0.3，0）之間，則表明競爭劣勢微弱，取值在（0，0.3）之間，則表明競爭優勢微弱，取值在（0.3，0.6）之間，則表明農產品競爭優勢較強，取值在（0.6，1）之間，則表明農產品的競爭優勢極強。由表三可知，2013至2017年間，中國農產品的TC指數均為負值，且長期處于（-0.6，-0.3）的區間范圍內，表明中國的農產品競爭劣勢較大，農產品進口遠勝于出口，而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之所以如此嚴重，主要是由于中國農產品出口種類少于進口種類，出口集中度較高，且出口數量也少于進口數量。此外，中國農產品的出口價格低于進口價格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較為嚴重?？傮w來看，中國對農產品進口的依賴頗深，相較之下，印度農產品的TC指數均為正值，說明印度農產品具有競爭優勢，出口大于進口，表明印度的農產品進出口結構相比于中國而言更加合理，但是TC指數長期在（0，0.3）的區間范圍內，均值約為0.16，由此可知印度的農產品生產效率接近國際水平，具有微弱的競爭優勢，并且近年來TC指數不斷下降，表明這一競爭優勢總體呈下降趨勢。
最后是顯示性比較指數（RCA）。顯示性比較指數是指一國出口的某類商品（或服務）占該國所有出口商品（或服務）比重與世界該類出口商品（或服務）占世界商品（或服務）總出口額比重之間的比率，用公式表示為：
Xij表示i國j類產品的出口額，Xit表示i國所有商品的出口額，Xwj表示世界j類產品的出口額，Xwt表示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額。RCA指數總體取值大于0，其中，RCA大于2.5則表明該國農產品具有極強的競爭力，RCA在（1.25，2.5）的區間范圍內，則表明具有強競爭力，RCA在（0.8，1.25）之間，則表明該國農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力，RCA小于0.8則表明該國農產品的競爭力較弱。由表四可知，2013年至2017年間，中國農產品RCA指數都在0.35上下浮動，表明中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較弱，并且對比近年來中國農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呈上升趨勢可以發現，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部分原因在于中國為制造業大國，農業部門相較于其他部門而言并不具備太大的出口優勢。進一步分析原因，則可能與中國優先發展工業，剝奪農業整體發展戰略以及農業生態環境較差有關。相較之下，印度農產品顯示性比較指數雖然近年來數值有所下降，但都保持在1.25以上，其均值約為1.41，表明印度農業部門在整個商品貿易出口中保持著較為穩定的競爭優勢。
結合國際貿易標準分類進一步對分類農產品進行RCA指數比較發現，第一，在食品及活動物這一大類里，中國除活動物、蔬菜水果以及雜項食品這三類產品較印度而言具有明顯競爭優勢以外，其余類別商品RCA指數幾乎都低于印度，而且在這三類商品中活動物這一類RCA指數也并未高于0.8，表明中國的這一類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也較弱。另外，在谷物這一欄里，中國的RCA指數同印度的相比，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中國的谷物類RCA指數近年來遠低于0.8，其均值為0.12，表明中國的糧油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相當薄弱，而印度的谷物類RCA指數五年間都大于2.5，其均值約為3，表明印度谷物具有極強的國際競爭力;第二，在非食用原料和動植物油脂這兩大類產品里，中印兩國各類農產品RCA指數近年來近乎都遠低于0.8，表明兩國這兩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都較弱，再結合兩國分類農產品的進口情況，從側面反映出中印都比較依賴農作物原料進口，尤其是油料作物。（見表五）
通過以上三類指數分析可以發現，雖然中國在農產品市場占有率方面高于印度，且呈上升趨勢，表明我國的確是農業大國，但是在TC指數和RCA指數上，中國均為負值，體現出我國農產品整體是處于競爭劣勢地位的。相反，印度這兩類指數均為正值，表明我國的農產品進出口結構并不如印度合理，因此，我國還不是農業強國。
三、中印農產品出口競爭力差異的影響因素
分析影響中印農產品競爭力差異的因素可以借鑒波特的鉆石理論，并結合現實性條件，主要對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和支持性產業、農業生產組織戰略以及政府五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是生產要素條件。生產要素條件包括初級生產要素和高級生產要素。在初級生產要素方面，第一，我國的農業可耕種土地較為稀缺，且農業用地質量不高。根據自然資源部2016年公布的全國耕地質量等別數據成果顯示，我國7—13等耕地總面積占全國耕地評定面積的78.37%（全國耕地共有15等，1等最好，15等最差），全國耕地質量平均等別為9.96等，根據等別進一步劃分等地發現，我國的優等地面積和高等地面積占全國耕地評定面積之和不足30%;第二，我國可利用水資源嚴重不足，且時空分布嚴重不平衡，如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耕地只占全國的36%，而水資源量卻占全國的80%;黃、淮、海三大流域，水資源量只占全國的8%，而耕地卻占全國的40%，水土資源相差十分懸殊。在高級要素方面，我國曾長期使用過量化肥，達到土地資源承受極限，而且由于化肥施用量過多，還帶來了土地污染等問題。相較之下，印度的土地資源則比較豐富，其面積雖然不足300萬平方公里，但是耕地面積卻高達1.56億公頃，居世界之首，而且在適宜農業生產的沖積土和熱帶黑土等條件的配合下，大部分土地肥沃且平整，可直接供農業利用，并且由于該國絕大部分地區處于熱帶季風氣候區，水熱條件較好，農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長，因而其農業生產大部分一年兩熟，部分作物甚至可以一年三熟，這也是兩國谷物類產品出口對比非常明顯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需求條件。消費者需求是產業發展的動力?？陀^而言，我國居民的食品消費結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主要農產品競爭力的提高。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對糧食類產品的消費需求總體呈下降趨勢，對蔬菜、水果和水產品等非糧食類產品的需求呈上升趨勢，而國內市場需求的這種變化也對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產生了影響，糧食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顯著降低，園藝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則有所提高。相較之下，印度國內主要農產品的需求相對旺盛則有助于其糧食類產品國際競爭力提高。同其他國家相比，印度的飲食結構較為特殊，肉類和蔬菜類的食用量并不是特別多，所以耕地中用于種植糧食的比例較高。在國外需求市場上，一方面國際市場對糧食產品的需求廣大;另一方面，國際糧食價格水平又比印度國內更高，因此促使掌握耕地的印度富戶努力擴大糧食出口以獲得更多利潤，從而推動印度主要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的進一步提高。另外，從其他糧食作物需求方面來看，大規模出口水稻類糧食作物還有利于其換回其他價格更低的作物，以滿足其國內的工業化需求和農產品需求。
再次是相關和支柱性產業。農產品出口既需要上游產業的要素投入，如種子、化肥和農機制造等，又需要下游產業的支撐，如物流、銷售和農產品加工。在本文中，主要考察的則是同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農產品加工。農產品加工業是現代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產業化程度對一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有直接影響。從中國方面看，盡管近年來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經濟效益逐步改善，但是農產品加工業的國際競爭力仍然較低。具體而言，第一，我國以勞動密集型的初級農產品加工為主，但是近年來隨著原材料價格和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不斷上升，導致這一類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第二，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的產業化水平還有待提高，由于科技投入和成果轉化還不足，導致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的技術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因此農產品加工的增值轉化還較低。相較之下，印度的農產品加工業發展則相對成熟。有數據顯示，食品加工行業是印度最大的行業之一，占該國食品總市場的32%，食品加工部門對制造業和農業的貢獻分別為GDP的9%和11%，分別占印度出口的13%和工業總投資的6%，而且由于印度已經確立了自身的食品凈出口國地位，因此盡管有時會受到相關商品的生產和價格的影響，但是該部門基本能保持8%的年平均增長率。
然后是農業生產組織戰略。土地規模經營有利于促進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一方面，它可以通過集約化經營來獲得規模效益;另一方面也能通過促進農業機械化和生產科技化等影響農業生產的各個方面。從中國方面來看，我國農業的生產經營方式仍比較落后，以農戶分散經營為主，規?；潭容^低，而這種經營方式使得小型生產者在原料采購、生產管理以及收獲后管理等方面難以實現規模效益，使得投入品成本較高，而且受勞動分工缺乏的制約，使得農戶在市場信息流通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相較之下，印度在農業生產經營方面的戰略則顯得更加高效。印度在農業生產規劃方面，形成了以農業合作社為主體的農業合作組織體系。幾乎每一個印度農戶都加入了農業合作社，農業合作社將生產資料供給、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儲存及運輸等各環節緊密相連，在加強商品流通和增強鄉村經濟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最后是政府。政府在產業發展中起著導向作用。雖然近年來我國為推動農業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以及振興鄉村經濟等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規章，例如2017年農業部與財政部共同出臺的強農惠農政策就在給予農民直接補貼、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農業結構調整、綠色高效技術推廣服務等八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但是總體來看，我國政府在農業立法和農業資金投入方面的力度還不夠。具體而言，第一，我國政府在農產品質量監管上的法律法規體系還有待完善。當前，我國的食品標準、食品質量監管制度同國際標準相比都還有一定差距，導致我國出口的農產品和加工食品時常會受到SPS和TBT措施的限制，因此檢疫標準的不達標也成為了阻礙我國農產品出口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第二，我國政府在引導農業科技研發與創新技術方面的財政預算不夠。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產品企業還缺少有實踐經驗的創新性人才，與科研機構的合作較少;第三，我國政府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技術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還須進一步加強。目前，我國農戶有時受市場信息流通條件等方面的限制，并不能有效地對接市場，一定程度上導致我國農產品產銷脫節的現象較為嚴重。相較之下，印度在扶持農業經濟發展與農產品出口方面的政策則顯得相對成熟穩定。例如，印度政府利用本國信息通訊技術的迅猛發展，自1988年起就在全國開展農業信息化建設，逐漸形成了一個地區性與全國性交互聯系的農業信息化技術網絡，并建立農業信息數據庫，從而幫助農民了解國內外市場信息等。
通過以上五方面的分析，可以發現農業生產要素質量不高、農業生產經營規?；潭炔粔?、農產品質量監管力度不夠、農產品精加工力度不夠以及農產品市場信息化建設力度不夠是影響我國農產品出口競爭力的重要原因，因此改進應從這幾方面入手。
四、提高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對策建議
首先是改善我國現有的農業生產要素條件?！笆终湎?、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近年來，我國一直倡導“節約集約用地，嚴守耕地紅線”，穩妥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還應當繼續深化土地資源修復，推動全域土地綜合治理，整體統籌土地利用與管護。在農業用水方面，政府應鼓勵支持節水省肥，例如從國外引進高效用水的灌溉系統和技術。同時，政府也應當利用財政預算鼓勵與支持農業科技創新，引導農產品企業和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對接，自主創新開發高校節能的農業生產技術，切實貫徹“科技支農”的戰略。
其次是提高農業生產經營規?；潭?。政府可以扶持和壯大農業生產合作社體系，通過土地、生產規?；洜I，一方面可以推廣農業機械化生產，節省生產時間，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發揮農業生產合作社和相關龍頭企業的帶頭作用，將生產、加工、銷售、物流與服務等進行一體化聯系，從而實現產業集群，最終提高整個農產品價值鏈的水平。另外，推動農業生產經營規?；?、組織化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遏制國內部分小型農產品生產經營者的惡性競爭與遏制部分小型農產品加工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簡化生產流程，加入違規添加劑現象的發生。
再次是提升我國農產品質量檢疫標準與加強農產品質量監督管理。具體而言，第一，政府應當采用國際通用的標準和質量認證體系，并通過財政補貼等方式支持與引導農產品企業采用綠色化生產方式，加強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提高農產品質量與水平;第二，政府應當在農產品質量審核等方面制定更加嚴格的法律制度，同時也應加強對農產品從生產到出口等環節的質量監管，明確落實相關部門監管責任，對于出現安全問題的農、食產品，嚴格追溯問題源頭，并對相關責任主體進行嚴肅處理;第三，加強食品安全科技體系建設。我國政府可以效仿歐美等發達國家進行食品安全預警系統建設，效仿國外經驗，例如組建相關機構，多部門聯合，明確責任分工，對國內外食品安全信息進行追蹤與研究，從而為我國企業和相關部門提供有效信息。
然后是調整升級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方式。政府應當加大財政預算在農業科技創新方面的投入。具體而言，政府應當鼓勵支持企業在農產品加工技術上的創新，對這類企業予以適當的物質獎勵或政策支持，并對其知識產權給予保護。同時，政府還可以適度擴大對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投資，鼓勵這類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進行農產品項目的創新。
最后是建立農產品市場信息“一站式”服務平臺。我國政府可以建立一個地區性與全國性交互聯系的農業信息數據庫系統，數據庫內容包括天氣與自然災害預警、生產原料市場定價、農產品銷售渠道、國內外農產品需求市場更新等，農戶與農產品企業都可以通過該平臺第一時間了解相關信息動態，實現資源共享與流通。
除了以上五個方面的內容，由于中印兩國農產品的互補性較強，因此對兩國而言，還可以加強雙邊農產品貿易合作，例如相互降低關稅、建立自貿區等，發揮各自農產品出口優勢，進行互補。
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農產品的出口總額雖然高于印度，市場占有率近幾年同印度相比也呈上升趨勢，但是農產品貿易逆差卻相當嚴重，且呈持續惡化狀態，并且由于我國出口農產品集中度較高，因此從各類出口農產品來看，大部分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都需進一步提高。雖然近年來我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來推動農業部門的綠色健康發展，但是由于生產要素的改善周期較長，以及農業部門的相關和支柱性產業仍處于一種“粗加工”的初級狀態，而且各環節之間的聯動效應并沒有充分顯現，現代農業發展所需要的要素并沒有充分融合。因此，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還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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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蔚菡 1995 女 漢 籍貫：四川成都
學歷：碩士研究生（研二在讀）研究方向：國際經濟關系
單位：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
作者：李蔚菡
歐美經濟發展對比研究論文 篇2：
關于漢語國別化教材研發的幾點新思考
摘 要：國際中文教材除應實現立體化、數字化和網絡化外，還應走向多元化和國別化。通用漢語教材相對于國別化漢語教材和專門用途漢語教材具有不同涵義。單憑通用漢語教材無法滿足海外學習者需求，開發國別化教材勢在必行。英語變成國際通用語言具有特殊原因，國際中文教育借鑒英語推廣經驗時需采取靈活態度。開發國別化教材應遵循中外人文交流中“以我為主”原則，除個別發達國家外，開發漢語國別化教材這一任務在當前應由我國負責。開發國別化教材與傳播中華文化并不矛盾。語言對比研究是國別化教材開發的重要途徑和必然要求。
關鍵詞：國際中文教育;漢語教材;文化傳播;國別化;多元化
隨著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國別化教材的建設問題逐漸受到重視，學界就國別化教材的內涵、理據、策略、影響等進行了熱烈討論?，F今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圍繞相關問題也產生了一些質疑，主要集中在：國別化教材和通用教材的內涵及關系，開發國別化教材的主要理據和編寫主體，文化傳播和語言對比的重要性等。厘清這些問題有助于消除誤解，對促進相關工作也具有一定意義。
一、漢語國別化教材和通用教材的內涵及關系
所謂國別化的漢語教材，主要是指針對不同國家，并且根據當地語言文化背景和教學對象需求所編寫的漢語教材。但考慮到現實情況的復雜性，不少國家同時使用多種語言，包含多個民族，所以廣義的國別化教材還應包含面向不同語種和民族所編寫的教材，或曰“語別化”或“族別化”教材。有關漢語教材國別化，學界已有很多論述。李如龍認為：“為了更具概括性和針對性，把‘國別化’改稱‘本土化’或‘在地化’也許會更加準確。當然，如果我們把一國之內的各種具體的地區差異和人群差異包含在內，擴大‘國別化’的內涵，繼續使用國別化這個術語也是可以的?！盵1]姜麗萍指出：“凡是符合國別語言、文化、教育體制、學時安排等國別內容，符合‘三貼近’的漢語教材都可以稱作國別化教材或本土化教材?！盵2]李祿興、王瑞認為，國別化的說法并不限于嚴格意義的國家，它可以指“泛國別化”，如“英語圈國
家”“漢字文化圈國家”“以華人華僑為主體學習漢語的國家圈”等，并不意味著每個主權國家都要編寫自己的教材[3]。
其實，“國別化”不過是個概稱，稱為本土化、本地化等也未嘗不可。漢語國別化教材主要面向海外，歷屆相關主題的研討會也以此為前提，在這個語境下討論國別化，不存在所謂“一型獨大”之說?！盎弊值恼Z義中不含所謂的“一家獨大”之意，正如李宇明、施春宏所說：“‘綠
化’并非使沒有綠色的地方全都變綠?！盵4]我們常說書籍、報刊、博物館、展覽館等要實現數字化、電子化，但并不否定紙質報刊、書籍以及實體博物館、展覽館的存在價值。
那么，應如何理解漢語國別化教材與通用教材的關系？“通用教材”的內涵有兩層。在“通用漢語教材——國別化漢語教材”和“通用漢語教材——專門用途漢語教材”這兩組概念當中，“通用漢語教材”一詞具有完全不同的涵義。在相對于國別化教材時，“通用漢語教材”意為“非國別化漢語教材”，即不分國別、族別和語別的漢語教材，如《成功之路》。而“通用漢語教材”的另外一層含義，是相對于專門用途漢語來說的，指不以專門某一領域漢語（如法律漢語、商務漢語、旅游漢語、科技漢語）為對象所編寫的教材，也可稱為“非專門用途漢語教材”，例如：《漢語會話301句》屬于非專門用途漢語教材，區別于《實用中醫漢語》這樣的專門用途漢語教材。
由以上分析可知，兩個“通用”涵義不同，此“通用”非彼“通用”。換句話說，不管是國別化漢語教材還是非國別化漢語教材，與專門用途漢語教材及非專門用途漢語教材都必然會出現交叉，而這正是多元化的體現方式之一。 例如：《漢語教學直通車》《泰國人學漢語》就屬于國別化的非專門用途漢語教材，《漢教口語速成·酒店篇》就是針對泰國編寫的國別化的專門用途漢語教材。本文所講的通用性教材主要是相對于國別化教材來說的。如不能正確區分這兩種通用性，就可能產生一些誤解。有人說：“漢語走向世界的過程，就是漢語教材編寫多元化的過程，不僅要有國別型，還要有其他類型的教材;不僅要有通用漢語教材，還要有專門用途漢語教材;不僅要有成人使用的教材，還要有青少年使用的教材，等等?！盵5]其實，漢語國別化教材與成人教材、青少年教材、專門用途漢語教材并不存在矛盾，與后三者之間更不處在同一維度。也就是說，完全可以有國別化的青少年漢語教材及成人漢語教材，同時也完全可以有國別化的專門用途漢語教材。多元化與國別化之間沒有根本性的矛盾，二者更不是同一維度上的問題?！皣鴦e化”一詞本身就包含著多元化的內涵，并且多元化有多種體現方式，不管是通用性教材還是國別化教材都應努力做到多元化。
二、漢語國別化教材開發的主要理據
1.漢語國別化教材的針對性
我們所習慣的傳統教材可能會與一些海外學生的文化習俗、生活方式和經濟發展狀況等相沖突，通用性教材主要適用于來華留學生，拿到海外常常會“水土不服”，對此我們需正視[6]。海外情況復雜，對不同情況要區別對待。
我們需要開發主要面向海外學習者的國別化漢語教材雖然有多種原因，但其最主要的理據為：單憑通用性教材難以滿足海外學習者需求，因而針對不同的國家、民族、語種以及文化圈，有必要開發相應的、適合當地使用的教學材料，從而推動漢語教學的多元化、立體化、電子化和網絡化，以便更好地服務于國際中文教育。我們提倡開發主要面向海外的國別化教材，絕非否定現有通用性教材編寫者所做的大量工作，否定通用性教材的價值，而是說通用性教材更適合在國內使用，在國外使用則受到限制，甚至經常產生種種問題。具體教學過程中完全可以采取靈活方式，兩種教材配合使用，通用性教材的缺憾可通過國別化教材來進行彌補。吳應輝指出：“‘本土化’漢語教材則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目標，是提高各國漢語教材針對性的現實出路?！盵7]對國別化進行強調正是因為當前這類教材缺乏，并不是厚此薄彼。相對而言，國別化教材本來就在較小范圍內使用，使用范圍相對不廣也很正常。國別化教材計劃實施時間不長，總體上還不成熟，所以某種教材出現使用時間相對較短、更新較快的情況也可以理解。
以“現有海外教材主要為通用型”來證明通用性教材才最適用并否定開發國別化教材的必要性，邏輯上站不住腳。我們所說的通用性教材主要是指國內編寫并且供來華留學生使用的漢語教材，其中雖不乏精品，有些甚至在海外“較為廣泛使用”，但這往往是一定的歷史背景之下的產物，不能據此推定這就是最佳狀況。也就是說，在缺乏較為合適的國別化教材的條件下，常常暫時以通用的代替。這兩種教材都非常重要，不是非此即彼和水火不容的關系，某些情況下甚至有所交叉。主要適用于國內的通用性漢語教材和主要適用于海外的國別化漢語教材都應視為國際中文教育結出的并蒂蓮花，同時在漢語教學的大家庭當中相映成輝[8]。
2.英漢推廣差異與國別化教材開發
英語作為世界上使用地區最廣的語言以及許多國際組織和英聯邦國家的官方語言，其傳播對國際中文教育具有借鑒意義，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須把握靈活原則，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被假象所迷惑。有種觀點認為，英語不靠大力發展國別化教材也能在全球傳播，因此漢語也理應效仿[9]。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探討一下英語和漢語的語言推廣差異。
英語成為國際通用語可視為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了解一下“英語流通全世界的歷史背景”對說清這一問題是有利的。從英美等國的發展歷史可知，正是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等綜合因素決定了英語能夠擁有當前的國際地位。英語能成為事實上的國際共同語，有五個有利條件：“人口眾、流通廣、科技高、出版多、使用便?！盵10]跨越歐、美、亞、非、大洋洲等五大洲的“日不落大英帝國”從萌芽到結束總共歷時近四百年。在其眾多殖民地中，英語都被用作行政語言用來強化統治。美國脫離英帝國而獨立，卻使英語的傳播范圍更加擴大。聯合國總部設在美國，其80%的原始文件都用英文書寫，好萊塢電影風靡全球，美國的電視節目和計算機技術都在全球范圍產生了深遠影響?；ヂ摼W上90%多的文字使用英文書寫。以上諸多因素都極大地推動了英語的傳播。
由此可見，以“某些英語母語國家并未大力開發英語國別化教材”為由反對開發漢語國別化教材是不恰當的。若將英語傳播的情況直接套用到漢語上面，那更是一種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思維方式。換句話說，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即使不開發國別化教材，英語也照樣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傳播。因此，“許多國家都在進行英語掃盲”，主動進行英語學習的現象大量出現，這確實符合客觀現實，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梢?，英語推廣的成功經驗并不宜生硬照搬，借鑒和運用時需要把握靈活原則，充分結合我國的國情來制定相應的戰略。
不僅如此，《新概念英語》《走遍美國》等通用性精品教材的作用雖不可小覷，但使用時還需大量本土化教材加以配合。所以，上述教材得到廣泛使用與各國研發本土化教材之間并不存在矛盾，英語的本土化（或本地化）教材主要由各國自己主動開發，這也是由英語的特殊地位所決定，而傳播漢語卻主要得靠我們自己。漢語當前的通行程度相對還很低，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使用人數占全球總人口的比例還比較小，盡管學習人數有所上升，但與英語等強勢語言相比仍處于弱勢，距離成為國際語言的狀態還較遠，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11]。
英語和漢語的推廣雖有相似之處，如建立語言推廣機構、政府財政支持等，但由于國情等原因，不同之處也十分明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漢語的國際地位雖然有所提升，但我們不宜盲目樂觀。主要面向海外的漢語國別化教材在國際中文教育中則扮演重要角色，這是國際和國內的戰略格局所決定的。
三、漢語國別化教材的編寫主體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國別化漢語教材應主要由誰來編寫呢？當前情況下，除一些發達國家（如英、法、美、日等國）之外，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目前尚不具備獨立進行本土化漢語教材開發的能力，一些亞非拉小國全國都找不出幾個精通漢語的本地人士。我們應看到，經過各方努力未來有能力獨立開發本土化教材的國家數量一定會有所上升，但在可預見的時間范圍內還無法看出猛增的趨勢，我們還是應面對現實。在這種情況下，開發漢語國別化教材這一任務在當前乃至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只能由中國來主導，由我國的專家學者和一線的外派教師經充分調查研究之后來進行。等將來條件成熟之時，還可考慮中外合作或支持當地學者獨立研發本土化漢語教材[12]。誠如趙金銘所說：“目前，要想在針對性上有所突破，應改變一下教材的編寫方式，走一條‘我編—中外合編—我編’的道路?！盵13]當然，國別化教材任務完成之前，暫用國內優秀的通用性教材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并不能因此就斷定國別化教材開發沒有必要。
從歷史上看，早在17—19世紀西方漢學家編寫的漢語教材就有了國別化（或語別化）的特征，例如，衛匡國的《中國文法》（[意]1653）、萬濟國的《華語官話語法》（[西]1703）、艾約瑟的《漢語官話口語語法》（[英]1857）、甲柏連孜的《漢文經緯》（[德]1881）。由于它們使用其本國語言作為載體，考慮了本國人的學習特點、習慣、困難，一定程度上進行了語言和文化的對比，因而也可視為具備了國別化教材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當時有條件編寫此類教材的漢學家基本上來自當時的發達國家，這一點同今天的情況大體一致。通過歷史看現實，今天如果想在貧困國家或弱小國家傳播漢語，進行國別化教材的開發，主要還得靠我們自己。
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耙晕覟橹鳌痹瓌t是在實踐層面上，基于我國國情和國際形勢所做出的選擇。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應把握寶貴的歷史機遇，以開放的心態、宏大的視野和強烈的時代敏感性來滿足時代對我們的要求。陳榮嵐指出：“作為漢語教學的母語國，不能僅僅依賴于對外來模式的借鑒，我們必須具有國際領先和模式輸出意識，必須首先建立自己的有說服力的品牌。我們責無旁貸地應當占領漢語研究與漢語教學領域的制高點，在漢語教學國際化進程中，掌握制定規則、輸出規則的主動權?！盵14]如果存在“等這些小國將來發展起來之后，再讓他們獨立開發自己的本土化漢語教材”的思想，采取這種“袖手旁觀”的被動態度，就等于放棄大好的歷史機遇。時不我待，莫讓后人“掩卷而長嘆息”。
當今形勢下，漢語國別化教材開發不能等到多年以后，待有關國家經濟發展起來且外語教育成熟時再做。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越位實施”是必要的，而且很多學校早已開始了這項工作。1994年，暨南大學組織編寫的華文教材《中文》經柬埔寨王國教育部審查通過，在該國50多所中文學校發行使用，受到當地師生好評。近年來，廈門大學的國別化漢語教材研發也成效顯著：陳榮嵐主編的印尼國民高中《華語》教材出版后反響強烈;鄭通濤主編的《緬甸初級漢語教程》和朱芳華主編的《老撾漢語教程》也都各具特色，受到了當地師生歡迎。國內相關的國別化教學材料還有很多，如《泰國人學漢語》《越南人學漢語》《新漢泰詞典》等，這些教學材料大都特色鮮明，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提倡編寫國別化教材絕不意味著打壓和否定通用性教材，通用性教材的開發也得到了相關高校重視。例如，李如龍主編的綜合性基礎漢語培訓系列教材《卓越漢語輕松入門》就是典型代表，具有對比教學、常用先學、字詞直通、練習豐富等特點，受到廣泛好評。
至于中外合作，操作起來會遇到一些困難，更加需要知難而進的開拓精神。有關這個問題，盧偉提出的建議很值得參考：“外方編者（專家和/或教師）主要提供漢語學習的需求分析及結果，與中方編者（專家和/或教師）共同制定教材的編寫大綱，進行漢外對比，預測學習者可能出現的錯誤。中方編者側重對語言點進行處理與監控（選擇、編排、復現、講解、練習等），側重對教材的科學性、系統性和規范性進行把握。外方編者主要進行教材的試用與評估，收集反饋信息，評估包括使用前評估（pre-use evaluation）、使用中評估（whilst-use evaluation）、使用后評估（post-use evaluation）。中方編者根據評估結果進行教材的修訂工作?！盵15]
四、漢語國別化教材開發與中華文化傳播
國際中文教育是國家的頂層設計，漢語國別化教材開發則是這一戰略下的具體策略。那么，開發國別化教材與傳播中華文化是否存在矛盾？
國際中文教育與中華文化傳播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國際漢語教學跟國內的語文教學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國內的語文教學是否要“文以載道”可以商榷，國際漢語教學則應無此懸念。我們雖不主張把漢語課上成政治課，但絕不等于放棄文化傳播這項長期的任務，對此應有清晰的認識。對漢語教學持認真態度是正確的，但推廣漢語的最終目的卻一定要弄清楚。漢語教學并非單純的語言教學，孔子學院不使用“漢語學院”的名稱，也明確說明了文化傳播在漢語推廣中的分量。國際中文教育不能脫離國際形勢和中國國情，只關心語言教學不關心文化交流的教師，不是合格的國際中文教育者。
每個國際中文教育工作者都是中華文化傳播的開路先鋒，肩負著傳播中華文化的神圣歷史使命，那種“教好漢語就萬事大吉”的想法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著眼長遠，除語音、詞匯、語法、漢字等教學內容外，需要考慮的東西還太多太多。重要的是通過漢語的學習，使國外學生更多了解其背后蘊含的文化價值和意義，深刻體會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入了解和熱愛中國歷史和現實發展，客觀理解中國的和平崛起[16]。正如陳采嵐所說：“漢語和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需要高瞻遠矚的文化傳播策略。與那些依靠殖民和強迫政策而成為‘國際化’的語言不同，漢語要成為強勢語言，只有依賴于中國的和平發展，依賴于中國影響力的擴散和魅力的吸引……中國向外傳播漢語是立足于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流，立足于維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盵14]
因此，國別化教材開發跟中華文化傳播并不矛盾，關照學習者自己的文化、習俗無疑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文化交流，使學習者更好地學習漢語和理解中國文化。在當前的國際語境中，傳播中華文化很多情況下甚至應更加重視。我們應加強相關工作的主動性，而非被動地去等待機遇。當然，“以我為主”并非是提倡文化中心主義，而是在實踐層面上，基于我國國情和國際形勢所做出的選擇?；蛟S將來條件成熟時，我們可以期望大量外國人在掌握漢語之后，能夠“潤物細無聲”“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地親近中國文化，但現在還不行。我們對此還是要有清醒的頭腦，“漢語教學的最終目標，應該不是培養一個可以說流利的漢語但是對中國充滿很多偏見的‘有用人才’?！盵17]
五、語言對比：開發漢語國別化教材的客觀要求
與國別化教材密切相關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漢語教學是否需要進行語言對比？語言對比研究在漢語國際教育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將對比語言學研究與國際漢語教學相結合是完全可能的，也符合科學規律?！叭绻艹浞掷眠@種對比，漢語學習者的學習速度和效率可以大大提高?！盵3]當然，語言對比研究并非易事，但“難”不是不做的理由，我們需要的是迎難而上的精神。
語言對比研究是國別化教材開發者的必備功課之一。實際上，語言對比研究可以從多種角度進行，除我們熟知的語音、詞匯、語法、語義對比外，還可進行語篇、語用、文體、修辭對比;除微觀研究外，還可進行宏觀研究，包括與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相結合進行的對比;除理論研究外，在應用上還可以同翻譯、詞典編纂、第二語言教學相結合。對比研究方法更是多種多樣，如：表層、中層和深層的層次對比，從微觀、宏觀、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理論、應用、理論與應用相結合等方面進行，其結果也會多種多樣。潘文國提出了包括四個層級（哲學、理論、應用、實踐）、三個層面（結構層、交際層、認知層）的對比語言學體系[18]。當然，任何理論和方法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關鍵在于活學活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開發國別化教材是語言對比研究的成果轉化手段之一，而語言對比研究則是開發國別化教材的重要途徑和必然要求。
陸儉明指出：“鑒于事實上存在漢字文化圈和非漢字文化圈的區別，鑒于漢語跟國外各個語言的差異性，漢語教材‘國別化’這一理念可取。再說，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學總原則?！盵19]漢語國際教育是“搭建金橋的工程”，一端是獨特的漢語漢字，另一端是當地的語文，引導外國人從他們的母語出發走到漢語這一端來。由于漢語和漢字的特點，“字本位”原則在針對海外教學時，特別是在非漢字文化圈學習者的漢語教材中更應得到重視。漢字是形、音、義的統一體，絕大多數漢字為有意義的語素，不少漢字都能夠單獨成詞造句，因而國際漢語詞匯教學說到底關鍵還是漢字的教學，“字本位”的教學法和“字本位”原則的教材編寫具有重要意義。趙元任、徐通鏘、楊自儉、呂必松等語言學家對此已有充分論述，漢語教學專家潘文國、白樂桑、張朋朋、王駿等亦有專門分析，這里不再贅述。
在內容方面，單調的教材不易引起海外學習者的興趣是顯而易見的。有些編寫者偏好古漢語和書面語，為初學者編寫的教材未能突顯口語特征，在海外使用時影響了使用效果。面向日、韓學習者的教材跟歐美學習者的教材在選擇口語和書面語的量上顯然需要有不同考慮。某些教材存在的問題，如“閱讀材料和練習太少”等，在國內尚有其他方式彌補，在國外缺乏漢語語言環境的情況下問題就十分突出。如不考慮充分，則會帶來更大的困難。我們主張本著務實的態度，在面向海外的教材中應對這些問題加以特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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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漢語國際教育視閾下17—19世紀英文載體漢語教育文獻翻譯研究”（編號：19BYY039）的階段性成果，撰寫過程中得到廈門大學李如龍教授的指導，謹致謝忱。]
[責任編輯：陳立民]
于海闊，重慶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
作者：于海闊
歐美經濟發展對比研究論文 篇3：
關于以新型智庫建設推動晉江高質量發展的建議
摘要：[目的/意義]新型智庫建設對地區經濟發展意義重大。以晉江為例，晉江新型智庫在匯聚資源、搭建平臺、提高效率方面促進了晉江高質量發展。但是，還要看到晉江智庫的規模和專業化水平不高、運轉模式欠佳等問題。加大晉江智庫機構的建設力度、完善晉江智庫機構整合的體制機制對晉江發展極具現實意義。[方法/過程]基于對晉江以及同級別百強縣智庫的對比研究，對晉江現存智庫進行調研分析。[結果/結論]晉江智庫快速發展應采取如下措施：承辦高端品牌論壇；研究方向向集成改革轉型；向智庫建設領先的地區學習，進而建立專業化智庫體系。
關鍵詞：晉江智庫 高質量發展 機構 機制 專業化
分類號：G120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5.08
1 引言
當前智庫已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要按照服務決策、適度超前的原則，建設高質量智庫。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將智庫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各地以地方社會實踐為基礎，以研究地方問題為目標，智庫建設蓬勃興起，為推動區域發展和提升競爭力起到了探照燈作用。
2019年3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福建代表團的審議時，再次提到了“‘晉江經驗’仍有指導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對晉江的關心充分體現了重要的智庫思維，作為全國縣域經濟發展的先進縣，晉江有必要強化探索新型智庫建設之路，提升智庫整體建設水平，成為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縣域典范。為此，對照自身與發達地區智庫建設的差距，探尋晉江新型智庫建設可操作的改進方案。
2 晉江智庫建設具有的重要意義和價值
2.1 智庫專家是催生“晉江經驗”，推動晉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因
福建晉江是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的排頭兵，連續19年位居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前10名，連續26年被評為福建省第一縣。在發展動力源上，智庫力量是推動晉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早在20世紀80年代，沈吉慶、羅涵先、費孝通等眾多專家學者就深入晉江調研，研究提出“晉江模式”，使之成為中國鄉村工業化的“四大模式”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同志在2002年總結提煉了以“六個始終堅持”和“正確處理好五大關系”為主要內涵的“晉江經驗”。多年來，專家學者對“晉江經驗”進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意見建議，成為晉江持續轉型升級的“導航儀”，使得晉江經濟社會逐步走向高質量發展道路。
2.2 晉江新型智庫的實踐探索取得初步成效
改革開放以來，晉江黨委政府十分重視專家智庫建設。一是構建多元智庫方陣。目前已經設立60多個不同類型的智庫，建有15個院士工作站，9個公共研發平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高端智庫長期與晉江密切聯系。晉江充分發揮智庫“咨政”“啟智”“聚才”“強市”等新型智庫功能，緊緊圍繞熱點重點難點問題，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把脈晉江，一大批智庫研究成果轉化為黨委政府的決策文件。二是構建智慧交流平臺。相繼舉辦“中國農村發展道路（晉江）研討會”“中國縣域現代化（晉江）研討會”“中國（晉江）新型城鎮化高端研討會暨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工作交流會”“民營經濟創新發展高峰論壇”等幾十個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智慧交流平臺，有效推動晉江新型智庫的建設發展。三是構建智庫運行機制。晉江將加強人才梯隊培育作為智庫建設的基礎保證，努力把智庫建設成為吸引人才的洼地、用好人才的高地、培養人才的基地。持續完善考核評價機制，按照“競爭入選、動態管理、分類考核、以評促建”的原則，以研究成果的實踐應用率、研究活動的社會影響力、研究團隊的核心競爭力等作為重要評價標準，加強智庫管理工作。
3 晉江智庫與發達地區智庫建設存在差距
3.1 智庫人才引進和培養力度不夠大
晉江雖然在海外人才交流和協會、聯合會組建上有智庫咨詢通道，成立了“三創園”等人才引進基地，出臺了全國縣級首份優秀人才和集成電路產業認定標準，以及“1+N”人才政策體系，但人才總體引進力度不大。相比較而言，張家港市在2016年就啟動了千人智庫計劃，從全國各地邀請各行業優秀人才，為張家港市建設出謀劃策，自主引進培育國家“千人計劃”“萬人計劃”專家12名，省“雙創計劃”82名，蘇州“姑蘇計劃”122名；吸引80多名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前來創新創業[1]。465個領軍人才團隊中，有300多個具有海外背景，近250人來自歐美發達國家。在智庫人才引入規模和專業化程度上，晉江市落后于張家港等市縣，大規模、常態化引進人才的時間較晚，有較大拓展空間。
3.2 智庫運轉模式不夠成熟
一是研究成果轉化模式不夠暢通。不少智庫的研究成果在轉化為現實的社會效益時，出現斷裂或承接不順暢的問題。如晉江市統計智庫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為政府決策服務，而忽視對產業發展、企業轉型的引導作用，課題成果傳播面較窄，產生的社會效益有限。二是扶持保障模式不夠多元。智庫經費的籌集渠道較為單一，政府投入是智庫主要的經濟來源和課題研究經費的主要支撐，社會、企業和民眾對智庫的投入較少。三是智庫評估模式不夠健全。尚無正式確定智庫參與政府公共決策全過程的制度安排，對專家咨詢的激勵和責任約束等制度規范基本處于空白階段，決策咨詢的質量難以得到制度性保障。四是智庫合作程度不夠高。不同類型的智庫之間合作的頻率較低，與跨區域、跨國別等高端智庫主動融合較少。如晉江市雖率先成立了全國首家縣級人力資源產業園，但運營方多停留于機構招引、場地運營等淺層功能，機構交流、推廣、扶持以及交易平臺建設、人力資源服務聯盟等缺乏競爭力。
3.3 智庫“大數據”支撐能力有待提高
一是大數據分析研究能力不強。沒有意識到數據的采集、儲存和處理能夠更好地掌握晉江動態和社會熱點，促進智庫研究。面對規模巨大、類型復雜的大數據，缺乏必要的分析方法和模型以及相關性研究經驗，難以把本土大數據資源與符合決策需要的具體政策相銜接。二是大數據平臺建設存在短板。大數據采集分析系統有待完善，符合決策咨詢需要、彰顯決策分析水平的大數據平臺有待建設。三是大數據專業人才缺乏。缺少大數據方面的工程師、架構師、研究員、分析師和首席數據官等人才，也沒有制定大數據人才培養的機制和方案。
4 整合優化晉江智庫建設對策思考
4.1 加強智庫機構建設
4.1.1 推進晉江市黨政智庫機構的建設 健全晉江黨政機關內部的智庫機構。根據智庫建設需要，組建晉江黨政部門獨立的政策研究機構，健全黨政內部決策中專家決策委員會、專家庫等非常設政府決策咨詢機構，加強人員配備，防止職能交叉重疊。推進黨政智庫人才隊伍的優化，調整黨政智庫人才的年齡結構，合理配置黨政智庫人才中的專業結構，促進黨政智庫中官員、學者、民意代表的結合，提高政策研究能力。
4.1.2 加強半官方智庫機構建設 加強高校、科研機構、工商聯的配合與聯動，多向這些機構委托課題，促進半官方智庫多元化發展，切實發揮合力。改革學術考核評估機制，不僅看科研成果的數量，更要看機構輸出政策產品的被采納率，促進研究成果的推廣應用。
4.1.3 鼓勵和支持晉江市民間智庫機構建設 構建晉江市民間草根智庫。政府主導牽頭、媒體和社會公眾參與，成立民間智庫理事會，從各鎮、各社區選舉代表組成理事會會員，積極參與公共政策討論，要舉辦各項匯聚民智的咨詢活動?？梢越梃b溫州市民間智庫采用“視頻專訪”、熱線撥打、BBS討論等形式來匯聚民智的做法，切實發揮民間智庫“取智于民，用智于民”的橋梁作用[2]。
4.2 優化智庫運作機制
4.2.1 完善晉江智庫機構整合的領導機制 一是成立市委直接領導的智庫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及辦公室。智庫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由市領導及市四套班子研究室、市相關部門負責同志組成，負責對智庫的總體研究方向、公共資源配置、項目協作配合等事宜進行統籌協調。領導小組辦公室，由市委政研室牽頭，對全市的智庫機構和工作實施統一管理，建立常態化的信息溝通渠道和事務性問題解決會商機制，實現相關政策、信息和資源的組織領導和統籌協調。建立全市智庫統籌協調專門機構，對全市智庫進行統籌管理，幫助智庫搭建信息獲取平臺，組織智庫活動，落實智庫分工，確保智庫取得實效。二是組建智庫聯盟。成立由市委、市政府牽頭，市委黨校具體負責，吸收統戰、科技、社團、統計、企業等智庫乃至公民個人積極參與的智庫聯盟[3]。
4.2.2 構建晉江市智庫信息資源共享機制 建立以資源共享為目標的資源庫。一是需求庫。反映全市短期決策咨詢研究需求及中長期發展研究計劃，為開展決策咨詢研究活動提供方向性指引。由智庫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統攬，匯總各單位上報的研究需求或建議課題，擬定決策咨詢研究計劃及重點課題，報經智庫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研究通過后多種途徑對外發布。二是信息庫。匯集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及各區域、各行業相關信息，為開展決策咨詢研究活動提供信息支持。由智庫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參與協調、市統計局和市信息中心負責具體運作，建立統一的智庫信息共享平臺，以適當形式載體供咨詢研究機構查詢使用。三是專家庫。形成完善的人才匯聚機制，綜合反映各領域專家學者、業界精英等基本信息。智庫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組織協調，市人才辦及相關部門共同參與，設立智庫專家總庫。四是成果庫。在已有的全市黨政系統優秀調研成果評審跟蹤工作基礎上，進一步集中匯總已完成的咨詢研究成果，并依據成果所屬領域、重要程度、涉密情況等因素，分送市領導或相關部門決策參考，必要時對外發布[4]。
4.2.3 構建晉江市智庫間常態化溝通機制 建立“政府—智庫”協作會議制度。以月、季度、年度為周期，定期召開“黨委政府—智庫聯盟”協作會議，由黨委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向智庫提供決策需求信息，各專業領域的智庫聯盟通過協作會議向黨委政府提供預期成果信息和決策咨詢服務；針對黨委政府中心任務、重大決策或者突發性群體事件，不定期召開協作會議，實現黨委政府與智庫聯盟的雙向交流，由智庫對黨委政府提出的重大問題方針進行探討，促進政策思想的迸發。注重智庫相關刊物、微信及國際網站的編辦，為智庫提供國際發聲平臺。
4.3 支持晉江建設地方新型高端智庫的具體對策建議
4.3.1 針對晉江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支持晉江建立專業化智庫體系 一是面對“加快高質量發展實現趕超”的任務，建立高質量經濟發展智庫。以晉江市委發展戰略咨詢庫牽頭，由“三創園”、統計智庫、院士工作站、中國科學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裝備制造研究所等智庫中涉及經濟發展領域的專家協作組成，提供全面的咨詢服務和智力支持。還可與義烏市政府智庫、廈門經濟學院、阿里研究院等不同性質的智庫聯合，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合力信息與資源[5]。
二是面對“全面建成小康”的任務，成立民生智庫聯盟。借鑒張家港市的做法，成立醫學、教育、商會、法律、就業與創業指導等智庫，為市民提供最優質的生產和生活服務，提供一系列智慧、思想和信息支撐。
三是面對“辦好重大賽事”的任務，成立顧問委員會。邀請多次參與籌劃中學生運動會的專家學者來晉江，全面指導2020年第18屆世界中學生運動會的籌備工作，邀請具有國際大賽籌辦經驗的專家指導國際大體聯世界杯等重大國際賽事。發揮智庫專家顧問委員會的經驗優勢，深入晉江實地調研，做好各項工作的細節籌劃，力爭把各項重大賽事辦出高水平。
4.3.2 支持晉江智庫承辦民營經濟創新發展高峰論壇等高端品牌論壇 總結論壇成功舉辦的經驗，結合晉江市創新發展規劃，在造好“產業生態、營商環境、城市平臺”和統籌做好“產、城、人、新”4篇文章等方面，聚集民營企業家以及相關專家學者、黨政官員等參與討論，形成可操作的改革方案，匯總成幫助政府決策施政的建議，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優化營商環境，深化機制體制改革，幫助民營企業在創新發展上取得新突破。
4.3.3 支持晉江智庫研究方向向集成改革轉型 一是為晉江經濟體制集成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探索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抓住福廈泉科技創新走廊和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的戰略機遇，研究完善的科技管理服務體系。幫助晉江市政府探索建立工業用地保護制度、村級工業企業聚集區改造提升模式、落后產能退出機制。
二是為晉江城鄉融合發展改革提供決策咨詢。由晉江智庫派出專家幫助政府推進“多規合一”的試點工作。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方面，選派專家到農村基層開展調查研究，學習同級別縣域改革成功經驗，為政府提供科學的調研報告。
三是為晉江社會事業的機制改革提供研究方案。幫助晉江探索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財政分擔的制度設計和相關實施細則，協助衛生部門探索制定“三醫”聯動和“服務價格調整備案制”等相關制度的實施細則。
四是為晉江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供人才支撐。智庫當中的行政管理學、公共管理學、制度經濟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和相關政府工作人員，共同為晉江市打破“信息孤島”、落實“四個到”“四個辦”等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提供具體施政細則。
4.3.4 支持晉江向智庫建設領先的地區學習，進入縣級智庫建設第一方陣 一是善于借鑒智庫建設領先地區的先進經驗。充分借鑒義烏、嘉善、安吉等地先進經驗，補齊短板、發揮優勢、形成特色。比如緊緊抓住和用好“民營經濟”“實體經濟”“體育產業”“僑鄉特色”“共享發展”“傳統文化”等自身優勢特點，圍繞特點抓重點，圍繞重點造亮點。義烏主打國際牌，嘉善主打縣域經濟牌，安吉主打綠色發展牌，晉江也應做好頂層設計，以智庫建設思維組織、打造和運營好特色品牌活動，充分釋放晉江經濟社會發展的正能量和正效應。
二是推動優勢資源適度向晉江智庫傾斜。一方面，爭取省里支持晉江與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中國工程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國家高端智庫建立廣泛聯系，柔性引進智庫人才，開展項目合作，提升晉江發展的智力支撐水平。另一方面，推動省內智庫，如省委黨校、社科院以及廈門大學、福州大學等高校，圍繞晉江發展開展專項研究和專題調研，系統總結晉江發展優勢與劣勢、歷程與前景、經濟與民生等，源源不斷形成對晉江乃至全省都有參考價值的經驗啟示和意見建議，為晉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大動能。
參考文獻：
[1] 吳集， 楊筱， 劉書雷. 推進區域高端科技智庫建設的若干思考[J]. 科技中國， 2019（11）： 31-33.
[2] 許婷. 浙江探索統一戰線智庫建設的實踐與思考[N].團結報， 2019-11-12（008）.
[3] 趙魯晉. 新型智庫建設與管理研究： 基于南京、蘇州、廣州和深圳四城市的經驗分析[J]. 山西財經大學學報， 2019， 41（S2）： 6-7， 26.
[4] 陸敏行， 徐宏， 李韜， 等. 決策咨詢委員會在地方新型智庫體系中的定位和作用研究[J]. 決策咨詢， 2019（5）： 1-5.
[5] 陳孝文， 齊延生. 加強地方政府“智庫”建設研究： 以福建泉州市為例[J]. 中國林業經濟， 2016（6）： 39-41.
作者貢獻說明：
黃相懷：負責資料收集、觀點提煉和理論指導；
楊 磊：負責論文撰寫和論文修改；
洪榮福：負責執筆論文修改、參與資料收集；
吳 揚：負責資料收集、參與論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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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National Academy of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91 2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3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ffice of Jinjia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Jinjiang 362200
作者：黃相懷 楊磊 洪榮福 吳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