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1篇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 但是他們并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 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每一個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 都離不開它所處的時代背景。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 (以下簡稱“預校”) 的成立, 就是在與近代中國不能割斷的社會發展中應運而生的。
清同治七年 (1868年) , 清廷開始派遣幼童赴美留學。蔡元培執掌民國政府教育部后提出的“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育”的新教育方針, 得到河南教育界同人的積極響應。時任河南教育會長的李敏修、教育司科長林伯襄等, 紛紛上書當局, 力陳辦學為當務之急。
1912年4月29日, 林啟鎬、王敬芳等人聯名在《大中民報》刊登《籌備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公啟》。隨后河南省臨時議會議定, 籌備設立一所培養留學生的預備學校, 委派林伯襄為校長, 擇定七朝古都開封市鐵塔以南, 原河南鄉試場所的“河南貢院”東半部舊址為校址。從此, 在“河南貢院”這處興建于清朝雍正年間并舉行了全國最后一次科舉考試的文化圣地, 開始了引領、見證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新式學堂的建設進程。1912年8月25日的《自由報》首次刊載了《河南提學司招考留學歐美預科學生廣告》。同年9月25日, 首屆新生140人入校上課。預校這所別具一格的新型學校在古城開封誕生。
民國十二年 (1923年) , 預校改成中州大學。從1912年至1923年不足12年間, 預校共招收七屆十班學生, 畢業學生近300人。這所培養出國留學預備生的學校是當時國內少見的, 在中國獨樹一幟。它既不同于尊孔讀經的書院, 又不同于近代中國的其他新式學堂。作為近代中國一個重要的新型學府, 它在教育理念方面遠遠走在了時代前列。
二、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的現代教育觀
(一) 民主治校
民主治校是現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則。作為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學的京師大學堂, 盡管引進了西方辦學模式和西學課程, 但仍然沒有擺脫封建的舊式教育模式, 因為其學生幾乎全部是京官和八旗子弟。預校在這一點上則走在時代前列。學校的招生條件表明, 學生無論貧富、出身, 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 有同等的機會進入這所學校學習。辛亥革命后, 主張男女平等, 國內才開始有女子學校的創建, 而預校從創辦之初即以同等的報考條件招收女生。在每屆招收的學生中, 都有相當比例的女生, 且不乏在校學生中的佼佼者。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的確立, 是民主教育理念逐步替代封建專制教育觀念的過程, 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在與封建舊式教育斗爭中逐漸吸收、接納西方文化教育理念的過程。預校的民主治校理念, 改變了中國傳統封建教育體制中的專制作風, 成為中國近代教育體制替代封建教育體制的助推劑。
(二) 尊師勵教
近代中國新式學堂的校長擁有絕對的教師任免權。在首任校長林伯襄看來, 學校不是對學生販賣知識和獲取功利之所, 而是要培養有志有識、有技有藝的優秀人才, 因而必須有一大批積學深厚、德才兼備的專家。為此, 他把對任課教師的選聘視為學校生存和發展的第一要素。他極力聘任高水平的優秀教師到校任教, 組建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 包括海外留學歸國人士、國內知名人士, 以及多位外籍專家, 其中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教師不在少數。以林伯襄為代表的歷任校長尊師勵教的治學理念, 無私無畏、以誠待人、以勤律己的個人魅力, 營造了善于養賢用賢的教學環境, 繼而吸引著當時國內許多優秀學者, 構建了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 這也成為這所新式學堂走在近代新式教育前列的關鍵因素。
(三) 變革封建教育體制
盡管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端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 但中國傳統封建教育體制的變革以民國政府的成立為開端。民國二年, 教育部頒布了“注重道德教育, 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針, 取代了清末欽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預校的創立成為履行新式教育方針的積極嘗試。預校借鑒西方高等教育的教學模式, 設置的課程涵蓋中、西、古、今方方面面, 構建了比較合理的知識結構, 有助于學生形成良好的基礎知識體系。學校一改中國傳統封建教育中讀死書、死讀書的做法, 特別重視學生實踐和動手能力的培養。學校不惜重金購置大量教學設備和實驗儀器, 為提高學生實際動手能力和分析能力創造條件。學校還統一實行百分制, 并規定:每科總成績=考試成績×每周授課時數, 學期成績=各科成績總和÷各科授課總時數, 更真實地反映了學生的學習情況。預校的學生從入學到畢業需經過多次嚴格的考試, 同時實行嚴格的淘汰制, 使學生對待學習不敢有絲毫懈怠。這是對清末民初以來教育制度千古未有之巨變的積極回應。
(四) 注重切中西文化交流
實現與西方文化交流是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這意味著對中國封建道統名教的巨大挑戰。盡管中西文化的交流最早可追溯至16世紀, 但把文化教育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題, 起步則較晚。預校的做法在這方面成為先行者。學校將外文作為學生主要的學習科目, 且安排學時最多、內容最多、程度更深。學校聘請了外籍教員, 采用明顯不同于傳統教育的方式進行教學。外籍教師一改填鴨式授課, 注重知識的活學活用, 注重課堂上與學生的互動和課堂氣氛的活躍;給學生介紹了大量西方著作, 介紹西方科學和文化, 并引導學生勤于思考、關心時政、探求學術, 開闊了學生的眼界。外籍教師的課余時間也常常和學生一起度過, 通過組織文體活動、茶話交流, 關心學生的思想成長, 中西方教育文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這里進行交流。
三、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F代教育觀的借鑒價值
中國是世界高等教育產生較早的國家之一, 但現代意義上的中國高等教育并不是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延伸和發展, 而是在中國近代社會深刻變革的基礎上, 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的。
辛亥革命勝利后, 國內形成了高等教育發展相對寬松的環境。預校作為倡導新式教育的先行者, 在教育理念、辦學宗旨、課程設置等方面的大膽革新, 對傳統封建教育制度和體制形成了有力沖擊。預校提出的培養“專才”的目標, 將中國傳統文化和教育價值體系中所鄙夷的“技”和“藝”從西方移植過來, 走出校門的學子不再只會熟讀研習儒家典籍, 而是掌握了改造社會的知識和技能。
預校培養了一大批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優秀專業人才。這些學生刻苦奮勉, 成績優異, 成為理工農醫方面的優秀人才。預校的學生大都通曉中西文化, 在許多領域成為領導者和佼佼者。人才方面的優勢和突出成就, 使預校在十一年多里一直扮演著新式教育先導者的角色。
從嚴格意義上講, 預校并不是一所正式的高等學府, 但它的創建和發展不僅是中國近代教育發展史上輝煌的一頁, 還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它所崇尚的民主治校、引進外教等先進的教育理念, 打破了中國封建體制下長期閉關自守的局面, 為青年學子接觸、學習國外先進科技文化提供了便利, 為中國教育體制從傳統封建教育向現代教育的民主化轉型提供了借鑒, 開啟了河南乃至近代中國高等教育之先河。
歷史如鏡, 鑒往知來。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就是這樣一面鏡子。漫步在青磚綠瓦、飛檐走獸構筑的近代建筑群中, 洞悉這所百年學堂散發的氣息, 品味這個百年學府展現給眾人的風采的同時, 將不難發現, 這所百年前創辦的學校留給后人的除了意味深長的建筑群和讀不盡的歷史, 還有它作為中國高等教育創辦和發展的見證, 帶給人們更多的是深深歷史烙印所留下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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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現代文學教學中“怎么教”問題是教師們在教學改革中實驗最多、用力最為集中的方面，本文試圖總結近三十年教學實踐和有關教學論文作以梳理歸納，以期對現代文學教學的實踐與改革有所啟迪和幫助。
【關鍵詞】現代文學 教學法
如果說“教什么”是教師們在具體的教學中首先考慮的問題，那么，“怎么教”這一為了達到既定目標、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則是教師們在教學改革中實驗最多、用力最為集中的方面。這既如黃修己所反復“呼吁”的——“現代文學教學也要百花齊放”[1]，也如范志強所認定的——“相對于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改革更為重要”[2]，更多的現代文學教師的探索與實驗已經在他們的教學論文中留下了充分的證明。
就近三十年的主要教學論文來看，現代文學的教師們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繁雜而又多樣。據初步統計，大約有啟發式教學、討論式教學、發現式教學、開放式教學、研究型教學、創造型教學、比較教學法、教師講述分析法、師生共同分析法、學生講析教師小結法、學生獨立分析法、舞臺演出法、詩文朗誦法以及電化教學、影視劇的播放、多媒體與網絡的利用等20余種。如果按照它們在論文中出現的頻率和教師們論述的深淺度來考察，比較具體、常見的則有如下六種：（一）啟發式教學。它在楊占升的《改進教學漫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3期）、周筱華《以學生為主體探索中國現代文學教學新思路》（《黃山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等論文中曾經被多次提及，而又在曹安娜的《現代文學啟發式教學的探索》中（《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得到了詳盡的論述。而總括他們的觀點，這種方法強調師生間的雙向互補與互動，主張以疑問、詢問、設問、反問或者課堂討論的方式開展教學。（二）討論式教學。這種方法與啟發式教學緊密相連，它除了在上述曹安娜、周筱華的文章中被同時論述外，衛奉一的《中國現代文學教學改革之淺見》（《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論文則給予了明確的界定，即它在包含啟發式教學的師生間互動的情況下，更加強調學生之間的互動和交鋒，并且，這種方法還要求教師應有對討論內容的統籌安排，學生則要提前做好充分的準備。（三）比較教學法。這種方法在王志明的《電影電視與現代文學教學》（《廣西高教研究》1999年第2期）和上述衛奉一的文章中被從一般比較的意義上進行理解，他們要比較的是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改編前后的異同、《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版本差異、同一時代不同流派的社團及其作家作品、同一流派不同風格的作家作品以及同一時代不同作家的作品等等;而田玲華的《比較文學方法與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寶雞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4期）、蘆海英的《文學比較介入現代文學教學探析》（《淮海工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則把比較文學中的一些方法和思路借鑒到現代文學的教學中來，她們所強調的是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中外作家作品之間、同類主題不同作家的創作之間以及不同的人物形象之間的比較。（四）開放式教學。這種方法曾經在陸嘉明的《開放型交叉系統教學法初探——現代文學教學方法改革的探索性思考和實踐》（《蘇州教育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中較早地得到了系統的論述，而后的梁丹譯、姜彩燕等也都分別著文進行了大力肯定與提倡。從他們的表述來看，無論是“教學內容實行開放”，還是“思維方式實行開放”，抑或是“教學形式實行開放”，其實最根本的就是把多種教學方法“綜合”起來。（五）電化教學。從一般意義上來講，所謂“電化教學”，其實就是通過放電影、電視、錄象或錄音的方式來輔助教學，它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現代文學教學中被普遍地運用。王圣杰的《現代文學課的形象思維教學》（《黑龍江農墾師專學報》1999年第4期）、宋鳳英的《中國現代文學教學方法初探》（《云南財貿學院學報（經濟管理版）》2002年第3期）等論文都認為電化教學具有形象、直觀的特點，它既能夠擴大學生的知識面，也能夠加深對現代文學原著的理解，同時還能夠使課堂教學向課外延伸。（六）多媒體教學。多媒體教學是一種比電化教學更為先進和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它主要是利用以錄音機、幻燈機、投影儀、電影、電視錄像、計算機等設備所構成的“多媒體”制作課件進行教學。由于它能夠集聲音、視頻、圖像、文字、動畫等各種信息于一體，因而在中國的計算機和因特網得到迅速發展的90年代末期以后，便很快被包括現代文學在內的各科教師所使用。對此，李柏青的《運用多媒體課件優化〈現代文學〉教學》（《瓊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姜彩燕的《現代文學教學中的美感教育與歷史認知》等論文都結合自己的教學進行了總結和探討，并且，他們都認為多媒體課件具有簡便快捷、內容豐富和形象生動的特征，既解放了教師，也解放了學生。
參考文獻：
[1]黃修己：《現代文學教學也要百花齊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3期
[2]范志強：《從創新教育談現代文學教學改革》，《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歐美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3篇
2014年10月，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和文化學者吉狄馬加獲南非“2014姆基瓦人道主義獎”，并被授予“世界性人民文化的卓越捍衛者”稱號。頒獎詞中稱，這是為了表彰他在詩歌藝術領域的卓越造詣和在文化傳播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此獎曾授予納爾遜·曼德拉和勞爾·卡斯特羅。這是亞洲人第一次獲得這個獎項。吉狄馬加幾十年如一日，堅持“為土地和生命而寫作”，致力于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在引領和推動國際詩歌創作發展和世界各國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許多艱苦卓絕的工作，其奠基性、開拓性和創造性貢獻世人公認，獲此殊榮，當之無愧。他在頒獎儀式書面致答辭中強調：“我將把這一崇高的來自非洲的獎勵，看成是你們對偉大的中國和對勤勞、智慧、善良的中國人民的一種友好的方式和致敬，因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南非人民對抗殖民主義侵略和強權的每一個時期，都堅定地站在南非人民所從事的正義事業的一邊，直至黑暗的種族隔離制度最終從這個地球上消失?！比绻f榮獲“姆基瓦人道主義獎”能充分說明吉狄馬加與非洲最緊密的精神聯系，那么他的獲獎答辭則清楚地指出了自己獲獎的基礎和前提，是我們考察他與非洲緊密精神聯系時應當深思的。
情系非洲“黑人兄弟”
吉狄馬加1985年24歲時出版的第一部詩集，即獲得國家級詩歌大獎的《初戀的歌》，就有不少直接或間接書寫非洲的篇什，其中1983年寫的《古老的土地》，30多年來一直受到國內外讀者和詩人的高度評價?！拔艺驹跊錾饺悍遄o衛的山野上，/腳下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這是一片埋下了祖先頭顱的土地。/古老的土地，/比歷史更悠久的土地，/世上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土地。/……我仿佛看見黑人，那些黑色的兄弟，/正踩著非洲沉沉的身軀，/他們的腳踏響了土地，那是一片非洲鼓一般的土地，/那是和他們的皮膚一樣黝黑的土地，/眼里流出一個鮮紅的黎明?！边@首詩真實生動地描繪了非洲人民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活力，把他們生活的沉重、不屈的奮斗和美好的夢想表現得淋漓盡致。作品的最后寫道：“古老的土地，/比歷史更悠久的土地，/世上不知有多少這樣古老的土地。/在活著的時候，或是死了，/我的頭顱，那彝人的頭顱，/將刻上人類友愛的詩句?！睙釔凼澜缟纤小肮爬系耐恋亍?，不論生與死都在頭顱“刻上人類友愛的詩句”，當然會打動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包括非洲“黑人兄弟”。作品問世不久，吉狄馬加在接受埃及《十月》雜志記者澤西拉·比耶利博士訪問時，又應比耶利的要求，專門朗讀了這首詩，于是埃及和非洲各國人民迅速地聽到了中國詩人的心聲，感受到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靈犀相通，中國夢和非洲夢有共同性。進入21世紀后，這首詩在國外以不同的語言文字傳播，引起了更廣泛更強烈的反響。亞非拉和歐美詩人不時提到這首詩，因為詩中不僅表達了對“黑人兄弟”的深情厚誼，還表達了刻骨銘心的“人類友愛”。正是這種博大的“人類友愛”，縮短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心靈距離，這首詩才引起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普遍共鳴，并成為世人公認的經典。
非洲人杰地靈，對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墒乾F在非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也面臨不少本土性和全球性問題。吉狄馬加始終情系非洲的和平與發展及“黑色兄弟”的福祉，并寫詩分享其歡樂，分擔其憂愁。
非洲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在現代化過程中一直面臨著精神信仰的缺失和物質主義的侵蝕，許多獨特的本土元素逐步消失了，吉狄馬加為此曾再三寫詩表達憂思。如《最后的酒徒》：“你的血液中布滿了沖突/我說不清你是不是酋長的兒子/但羊皮的氣息卻彌漫在你的發間/你注定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因為草原失去的影子/會讓你一生哀哀地嘶鳴?！?007年8月《南方周末》記者問他：“酋長”、“羊皮”、“精神病患者”這些詞對一個彝族詩人意味著什么？他說，“精神病患者”是一個象征，指人類現代化過程中“自身的精神失衡”，“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恐怕全球都如此，彝族也不例外，很多值得留存的東西、個性的東西開始泯滅了?！苯又衷郀柣脑捳f：“非洲死一個部落酋長，相當于在歐洲毀掉一個博物館，這無疑是一件最叫人心痛的事?！敝袊腿艘灰环侵奕艘灰蝗祟?，都面臨“精神失衡”，這是被美國評論家稱為“中國西部一位偉大靈魂”的詩人無法消除的心結。2007年吉狄馬加寫的另一首詩《我聽說》，也心憂如焚：“我聽說/在南美安第斯山的叢林中/蜻蜓翅膀的一次震顫/能引發太平洋上空的/一場暴雨/我不知道/在我的故鄉大涼山吉勒布特/一只綿羊的死亡/會不會凍醒東非原野上的獵豹/雖然我沒有在一個瞬間/看見過這樣的奇跡/但我卻相信，這個世界的萬物/一定隱藏著某種神秘的聯系……”前面一首詩擔憂非洲精神“失衡”，文化個性“泯滅”；后一首詩則以自己故鄉綿羊的“死亡”和東非獵豹能否“凍醒”為喻，同樣沿著中國彝人一一非洲人一一全人類的詩學思維路線，表達是對中非和全球物種消失、生態失衡的焦慮。非洲戰火綿延，暴力不止，饑餓和瘟疫時刻威脅著人類，因此吉狄馬加在《科洛希姆斗獸場》、《鹿回頭》、《回望二十世紀》、《那是我們的父輩》等許多詩篇中不斷吶喊，呼吁結束戰爭、停止暴力、解救被饑餓、瘟疫和艾滋病逼到死亡邊緣的人們?！拔抑揽坡逑Ｄ范帆F場/可以容納六萬觀眾/他們在那里欣賞/殺人的歡暢/我知道這不是遠古的神話/喪盡天良的殺戮/亙古以來就從未消亡/從波蘭平原庫特諾的焚尸爐/到如今黑種民族/在南非遭受的屈辱”，“我將我的臉龐/貼在科洛希姆斗獸場的/老墻上/當刀劍的撞擊停息/當呻吟再沒有回響”；“……非洲的饑餓直到今天還張著絕望的嘴/我曾相信過上帝的公平，然而在這個星球上/還生活著許許多多不幸的人們/公平和正義卻從未降臨在他們的頭上?！边@類讓人讀后難以抑制驚悚、震撼、憤懣的詩性畫面，蘊藉著博大的人類之愛，也顯現了對非洲人民無比強烈的兄弟之情。
高度評價非洲現代文學及“黑人性運動”
原始、奇異、破碎、危險等，是世人對非洲的基本想象；非洲文明、文化、文學落后于世界潮流，幾乎是包括文學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共識。由于長期受西方文學中心論的影響，中國當代作家對非洲文學所知甚少乃至無所知者比例較大，知之較多認識較深者比例很小，因此在“中國作家談外國文學”這類圖書里，談西方文學者比比皆是，談包括非洲文學在內的非西方文學者寥若晨星，報刊上關于非洲文學的文章歷來罕見。吉狄馬加進入中國作家協會領導層之后有意改變這種狀況。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他已成為中國文學創作領域對非洲現代文學最關注、最了解，也對介紹和評論非洲現代文學最熱情、最給力的作家和文學領軍人。在吉狄馬加大約20部著作中，詩集里有許多關于非洲的詩歌，詩文集、演講集、訪談及隨筆集里有大量介紹和評論非洲文學的文章，其中介紹和評論非洲現代作家作品的文章最多。因為他的評論是在全球化演進、現代化嬗變和世界文學潮流起伏消長的大背景上立論的，所以話語中表現了吉狄馬加特有的大視角和大氣度。他的評論全面、新穎、深刻，給人以聞所未聞的感覺。這對糾正當代文壇漠視非洲文學的錯誤傾向，扭轉眾多作家對非洲文學認知缺失的局面，引導廣大讀者閱讀非洲文學作品和擴大世界文學視野，以及推動中外文學交流與對話，都具有重要意義。
新世紀伊始，吉狄馬加在2001年第三期《世界文學》上發表重要文章《尋找另一種聲音》，立即引起廣泛關注，外國文學出版社2003年9月以此文題目為書名，推出“我讀外國文學”專集，收錄文章37篇，作者有莫言、賈平凹、劉心武、余華、張煒、蘇童、馮至、袁可嘉、鄭敏、海子、王小波、于堅等36位，無一不是名家。他們文筆從容，文章質地厚重，反映了當時中外文學交流的最高水平。但是名家們大多談的是讀西方文學的體會，談非西方文學者少，談的內容也不過三言兩語。莫言、殘雪談及拉美文學，吉狄馬加之外，沒人談非洲文學。36位作者中既談西方文學又談非西方文學，而且從根本上和整體上評論非洲文學與拉美文學者，是吉狄馬加。吉狄馬加文章中表現的世界文學觀念和文學價值觀念，以及對非洲文學的評論，在新舊世紀之交中國文壇上堪稱空谷足音。其要點有三：第一，吉狄馬加認為，世界文學“是世界不同國度、不同種族的文學”，不同國度和種族的文學大師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文學奇跡”，使人們“真正認識了這個世界”。他們不朽的作品，也成為人們“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吉狄馬加對世界文學這種認識超越了西方文學中心論，他對文學認識價值和精神意義的把握也是十分正確的。第二，吉狄馬加高度概括了黑人現代文學對非洲大陸劃時代的貢獻和對世界不同文明應當共存互鑒的啟示作用。他說：“黑人現代文學，是二十世紀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不少黑人作家的作品，今天已成為世界人民“公認的經典”，這些作品“把一個真實的非洲和黑人的靈魂呈現給世人”，使人們懂得“這個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可替代的”，從而“更加關心別人的命運，關心不同文明和文化的共存?！钡谌?，吉狄馬加特別推崇出生于馬尼提克島的詩人塞澤爾和出生于塞內加爾的詩人桑戈爾，盛贊他們提倡的“黑人性”運動，認為他們擺脫歐洲文化中心主義影響，從黑人文化中吸取靈感，把源于他們祖先流傳的神話歷史，神圣語言以及殘酷的現實生活，都完整地融入自己的創作世界，在短暫的時間內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創造了一個現代神話”，對世界上一切弱勢群體的文學如何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示范”。他說，自己閱讀桑戈爾充滿祖先的精神，語言仿佛是非洲祭祀夢囈和祈禱一樣既感親切又感有無窮生命力的文學，“就像一股電流穿透了我的全身”；他還說，閱讀被稱為“非洲現代文學之父”的阿契貝和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索因卡的作品，也曾給他“難以估量的影響”。顯然，吉狄馬加對于誤解非洲但不固執己見的人們來說，仍舊有不少啟示性。
近十年間，吉狄馬加的非洲情懷上升至更高層面，他同非洲的精神聯系更為緊密，推動中國和非洲文明、文化、文學的交流互鑒更加不遺余力。單看其演講，就能證明這種趨向。他2005年11月9日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漫談我的文學觀與閱讀生活》，2008年10月16日在“當代世界文學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當代世界語境下的中國詩人的寫作》，2009年7月10日在中韓作家對話會上的講演《中國西部文學與今天的世界》，2009年11月23日在魯迅文學院的演講《多元民族特質文化與文學的人類意識》，2012年8月10日在國際土著民族詩人圓桌會議上的演講《我們的繼續存在，是人類對自身的救贖》，都一再談論非洲，對非洲文明、文化、文學的論述比以前更全面、更充分、更深入。他談論非洲現代文學，是站在21世紀這個時代的高度，以全球視野和人類意識觀察思考問題的，不像一般作家和詩人那樣局限在寫什么、怎么寫、寫得怎樣等層面；而身為作家與詩人，他評論非洲現代文學，又特別看重黑人精神和黑人心靈的創造性表達，關注文本的精神性、心靈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從上述演講中可以看到，他對非洲現代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的感悟和認知，特別是對非洲現代文學世界意義和人類學民族學價值的分析、理解與評說，不少方面超越了有關文學理論家和文學史家。其中在國際土著民族詩人圓桌會議上的演講就是典型的例證。這篇演講題為《我們的繼續存在，是人類對自身的救贖》，為會議的主旨演講，中心內容是論證世界土著民族、土著文化和土著文學的“繼續存在”對當今人類解救危機和世界減少災難的偉大意義。其中，最關鍵的話語就是從非洲詩人艾梅·塞澤爾說起的：“偉大的馬提尼克詩人和政治活動家艾梅·塞澤爾呼吁以‘歷史權利’，來進一步關注土著民族的文化傳承，他所提出的‘黑人性’，無疑是非洲以及世界黑人文化復興運動的最為重要的理論基石。艾梅·塞澤爾給了我們一個寶貴的啟示，那就是我們必須找回屬于自己的‘歷史的權利’，為真正實現和保護我們的地球家園文化多樣性而付諸行動。從21世紀開始以來，將多樣性當做一種現代性的象征來用已經成了人類的普遍共識，或者說成了絕大多數人所認同的一種具有道德精神的基本原則?？梢哉f，今天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域的各個古老民族的存在和文化延續，將是人類對自身的救贖，因為我們曾長時間缺乏對不同文化和傳統的理解及尊重?！敝袊氖澜缥膶W史，有的根本沒有論述塞澤爾，有的只作了簡單介紹，吉狄馬加在一個國際學術會議的主旨演講中對塞澤爾及其倡導的黑人性文化復興運動作如此崇高的評價，可以說“史無前例”，是多重意義上的超越。如果我們知道吉狄馬加2012年還創作過專門獻給塞澤爾的詩篇《那是我們的父輩》，讀過“塞澤爾，我已經在你的黑人意識里看見了/你對這個世界的悲憫之情/因為凡是親近過你的靈魂，看見過你的眼睛的生命個體/無論他們是黑種人、白種人、還是黃種人/都會相信你全部的詩歌/就是一個離去和歸來的記憶……”讀過這種充滿崇高詩情和深邃歷史哲理的詩句，我們對非洲現代文學的認識，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認識，當然還有吉狄馬加與非洲精神聯系的認識，就必然更全面更深刻了。
獻給納爾遜一曼德拉的詩蘊藉著高尚而深邃的精神意義
在世紀之交有關非洲的詩歌中，吉狄馬加的《回望20世紀——獻給納爾遜·曼德拉》是一首大詩、奇詩，富有探索性和獨創性的好詩。它在人類幾千年歷史的坐標上，書寫當今世界100年的歷史，向世界發出了黃鐘大呂般的聲音。作品以“你（指20世紀）好像是上帝在無意間遺失的一把鋒利無比的雙刃劍”為總體隱喻，通篇都是“世界太息”和“世紀太息”，其中也包括對非洲人民遭受殖民統治時期悲慘命運的感喟，對非洲黑人土著文化相繼消失的嗟嘆。此詩的副標題“獻給納爾遜·曼德拉”，寓有深意。曼德拉是世人公認的非洲黑人解放運動領袖，非洲各族人民反抗新老殖民主義斗爭的偉大旗手，也是20世紀人類精神的代表。納爾遜·曼德拉這個名字已經是一個不朽的符號，以“獻給納爾遜·曼德拉”為副標題，增添了詩的內涵，擴大了詩美空間，既凸顯了非洲人民數不盡的歷史災難和艱苦卓絕的抗爭，也彰明了當今世界的時代主潮和人類的崇高精神?！痘赝?0世紀》70多行，用“我們”10余次，把“你”作為“20世紀”代稱用了30余次，這種寫法讓時間獲得了生命，在詩里形成了對話機制，同時也激活并貫通了文路，使全詩情思浩蕩、大氣淋漓?！澳銥榱笋R丁·路德·金聞名全世界/卻讓這個人以被別人槍殺為代價/你在非洲產生過博卡薩這樣可以吃人肉的獨裁者/同樣你也在非洲養育了人類的驕子納爾遜·曼德拉/你叫柏林墻在一夜之間倒塌/你卻又叫車臣人和俄羅斯人產生仇恨/還沒有等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真正和解/你又在科索沃引發了新的危機和沖突/你讓人類在極度縱欲的歡娛之后/最后卻要承受艾滋病的痛苦和折磨/你的確認人類看到了遺傳工程的好處/卻又讓人類的精神在工業文明的泥沼中異化而死亡……”這首詩內容與全球五大洲相關，與非洲的現實困境和精神危機當然也有切實聯系。其文本的話語系統蘊藉深厚，極富張力，表達總在顯現與隱藏、有解與無解之間，藝術天地極大。作品并沒有舍棄形象意象隱喻象征，同時又把20世紀眾多矛盾對立的人或事并置，構成歷史悖論，在真善美和假惡丑的對抗對撞中呈現百年的歷史哲學，從而激發人們的想象與思考，使讀者在情感和理智上得到提升。把非洲“吃人肉的獨裁者”博卡薩和非洲養育的“人類的驕子”曼德拉比較對照，其思想沖擊力和藝術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認識非洲和世界的復雜性，正可由此進入。面對20世紀數不清的歷史悖論，如果讀者深入思索，從曼德拉身上就可以找到不少解惑的突破口，看到人類歷史的光明面，并且以正確的姿態面對21世紀。
2013年12月5日，納爾遜·曼德拉逝世，全世界都為他逝世而哀傷，用各種各樣的形式深切地悼念他，幾十億人民以數千種語言表達著自己的悲痛。吉狄馬加的方式是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漢語在幾天之后寫出了出于自己靈魂深處的詩句。這是一首長詩，2013年12月10日，即世人向曼德拉遺體告別之前問世，題目是： 《我們的父親》。在吉狄馬加心中，曼德拉是我們在精神上永遠不會死去的父親，他偉大的人格和巨大精神力量超越國界、種族以及不同的信仰，深刻地影響著人類對自由、平等、公正的價值體系的重構，從而為人類不同種族、族群的和平共處開辟出更廣闊的道路?！拔已鲋^——想念他！/只能長久地望著無盡的夜空/我為那永恒的黑色再沒有回聲/而感到隱隱的不安，風已停止了吹拂/是在一個片刻，還是在某一個瞬間/在我們不經意的時候/他已經站在通往天堂的路口/似乎剛剛轉過身，在向我們招手/臉上露出微笑，這是屬于他的微笑/他的身影開始漸漸地遠去/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他要去的那個地方，就是靈魂的安息之地/那個叫古努的村落，正準備迎接他的回歸……”這是長詩的開篇，用高視角和大視境，寫非同尋常的悼念：仰著頭長久地望著無盡夜空的想念。然而“永恒的黑色再沒有回聲”，不經意間“他已經站在通往天堂的路口”，出神入化的描述，凸顯了一種中外詩人都在孜孜追求的“神性”，但是吉狄馬加追求的這種“神性”，不是屬于上帝們的那種“神性”，而是人類尊崇的一種“精神”或“精神性”。你看，那個已經站在通往天堂路口、我們無限想念的人在向我們招手了，而且臉上還露出了我們非常熟悉的“屬于他的微笑”?？梢哉f，這樣開頭是神性、人性、詩性的變奏與交響，匯合著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億萬人民群眾的無比悲傷與無限崇敬。法國一位文學評論家說，“吉狄馬加是一位偉大的講故事的人。我們信他的故事，我們跟隨這些故事，盡管它們是悲劇性的。也正因為它們是悲劇性的。在今日詩歌中擁有故事的敏感，這是一種極其罕見的天賦?！边@段話在吉狄馬加《我們的父親》中，也得到了印證。在富有神性的開篇之后，吉狄馬加就開始給我們“講故事”了——從“一個黑色的孩子，開始了漫長的奔跑”講起，講“這個有著羊毛一樣有著卷發的黑孩子”怎樣“沿著他選擇的道路”百折不撓地前進，怎樣面對“監禁、酷刑、迫害以及隨時的死亡”，怎樣“帶領大家去打開那一扇名字叫做自由的沉重的大門”，怎樣“九死一生從未改變”、“始終只有一個目標”，怎樣堅信“愛和寬恕能將一切仇恨的堅冰溶化”，最后達到目標時又怎樣“用平靜而溫暖的語言告訴人類——忘記仇恨！”這的確是一個故事，不過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一個頂天立地受到全人類敬愛的人類精神領袖的故事，而吉狄馬加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也極為充分地運用了他已操練、創造了30多年的“吉狄馬加詩學”，把這個故事從頭至尾由外到內徹底地精神化、心靈化、審美化了。應當說，30年來每一階段都有不少“標示當代詩歌等高線”、“寫得足夠大氣、誠摯、靈動，充滿抒情汁液”（唐曉渡語）的吉狄馬加，這些年來還有不少“超越”了“當代詩歌等高線”的好詩、奇詩和大詩，本文論及的《回望20世紀》、《那是我們的父輩》和這首《我們的父親》，都是這樣的詩篇。
詩歌閱讀廣泛的讀者，讀吉狄馬加悼念曼德拉的詩時，也許會聯想到美國詩人瑪雅·安杰盧同一時期悼念曼德拉的詩。安杰盧是一位有傳奇色彩的黑人女性，美國民權運動的知名人士，卓有成就的美國作家和詩人。作為美國黑人女詩人的杰出代表，她1993年曾在克林頓總統就職典禮上朗誦詩歌，轟動一時。2013年12月6日，即曼德拉逝世第二天，美國國務院公布了一段時長四分四十秒的錄像，內容就是安杰盧“代表美國人民致納爾遜·曼德拉的頌詩”。此詩題為《他的日子結束了》，開篇為“他的日子結束了”。/結束了。/消息乘著風的翅膀而來，/不愿馱起這份重負。/納爾遜·曼德拉的日子結束了。//消息傳到我們美國，/不意外，可還是不想聽到。/我們的世界突然變得黯淡，/我們的天空鉛一般沉痛。//他的日子結束了。//我們看見你們，南非的人民，無言地站立，當那最后的門猛然關閉，/再不會有旅人歸來了……”全詩也歌唱了曼德拉的偉大人格和精神力量，贊頌了他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歷史功績，表達了對人權、自由、和解、寬容的肯定和熱望。兩首長詩各有千秋，然而兩位詩人在歷史觀、文化觀、世界觀和價值觀上的差別也明顯或隱蔽地活躍在字里行間，甚至同用“人權”、“民主”、“自由”等詞匯，所指也大為不同，需要細心解讀。要而言之，安杰盧是以美國為中心視角的，吉狄馬加采用的卻是中國——非洲—世界共同視角。詩的標題《他的日子結束了》和《我們的父親》，差異是極為明顯的。詩行中的話語差異更明顯。按血統說，黑人安杰盧與曼德拉同源，但其詩“他”字連篇，“這里，在美國，我們……”成為標準句型；而吉狄馬加筆下，“我們的父親”卻不曾離口，這不是故意做作的稱謂，不是矯情，與“黑人兄弟”、“我們的父輩”稱謂一樣，都表現了特殊的親情，帶有詩人的血溫。稱呼之內，有文化身份與寫作立場問題?！奥吕俏覀冊诰裆嫌肋h不會死去的父親”，是說曼德拉精神不僅屬于他個人和南非，也屬于我們中國人和全人類，不僅屬于過去和現在，也屬于未來?？傊?，吉狄馬加《我們的父親》是吉狄馬加創作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很有可能成為世界詩壇悼念曼德拉詩歌中的經典，因為它不僅表現了中國詩人吉狄馬加與非洲的精神聯系，也表現了中國人——非洲人——全人類之間的精神聯系。
歐美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4篇
[收稿日期] 2013-04-21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研究”（02BWW005）
[作者簡介] 黎躍進（1957— ），男，湖南資興人，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外國語大學講座教授.研究方向：東方文學與比較文學.
[摘要] 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橫跨兩大洲，縱貫一個半世紀，它既有作為社會思潮的“東方民族主義”的全部復雜性，又有“文學思潮”自身特有的復雜因素。時間上，它長達一百多年，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態；空間上，它跨越洲際，不同區域的民族主義文學有不同的傳統和特點；內容上，在“民族國家的生存發展”這一主題的統攝下，不同作家具有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其現實表現形態也豐富多樣。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一個復雜的、開放性的綜合體系。
[關鍵詞] 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開放性
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19世紀后半期和整個20世紀一百五十余年間在亞洲和非洲地區盛行，以民族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為創作宗旨，以功利性、現實性和民族性為創作原則的文學思想、創作潮流。它是現代世界文學中與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雙峰并峙的文學思潮。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而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本文試圖拋磚引玉，對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復雜性略陳管見。
對文學思潮考察“應當建立起‘社會學的’和‘文學的’雙重視野。所謂社會學的視野就是把文學思潮同社會的變動、社會的一般意識形態背景、社會集團的精神沖動和價值取向等等聯系起來予以考察，簡言之，就是社會既被視為文學思潮的發生學背景，又被視為文學思潮的宏觀語境，通過社會去發現和闡釋文學思潮產生和形成的緣由及其社會內涵。這是大多數文學思潮史和文學史著述都沿用的傳統方法。所謂文學的視野就是從文學的‘內部’（如美學原則、寫作常規、話語構型等方面）去考察文學思潮生成、遞嬗的文學緣由，即著眼于文學和文學思潮演化的自律和動勢，去分析文學思潮如何建立或改變關于它自身的普遍意識，并以其特殊的意識形態形式去作用于社會?！?sup>[1]（p38）用這“雙重視野”來審視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它橫跨兩大洲，縱貫一個半世紀；它既有作為社會思潮的 “東方民族主義”的全部復雜性，又有“文學思潮”自身特有的復雜因素。具體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東方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產生和發展與東方現代的社會歷史進程相伴相隨，兩者緊密相連，東方民族主義思潮是東方民族主義作家共同的精神沖動源泉，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東方民族主義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縱向發展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19世紀后半期到20世紀初與啟蒙主義文學合流的早期階段；20世紀60年代前的發展成熟階段和20世紀后半期的演變階段。這幾個階段與東方現代民族主義的民族自我意識啟蒙、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獨立后的民族國家建設和發展幾個明顯的階段相應。這樣，長達一百多年的文學思潮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態。
湖南大學學報（ 社 會 科 學 版 ）2013年第5期黎躍進：略論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復雜性
第二，東方現代的民族主義作家批評家生存于東方復雜矛盾的社會文化中，他們的創作或理論在“民族國家的生存發展”這一主題的統攝下，呈現出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思想傾向，或不同的思考重點。有的著眼于民族的政治前景、有的著眼于民族的文化建構、有的著眼于民族的宗教復興、有的著眼于民族的經濟發展；對于民族前途有的充滿信心向往未來、有的悲觀消極滿懷傷感、有的立足現實探索道路；在題材選擇上有的沉迷民族歷史或傳統題材、有的放眼域外跟蹤世界風云。這不同的思想傾向和不同的興奮點，使得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異彩紛呈，各具千秋。
第三，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現實表現形態豐富多樣，既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主義文學理論，也有各種各樣的文學運動和流派，更有大批優秀的民族主義作家的創作。這里我們僅就東方民族主義文學理論稍作議論。東方現代文學理論在我國的研究基本上是個空白，民族主義文論更是沒人做過清理。事實上東方現代文學理論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屬于民族主義文論。一些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著述和文章中，常常涉及文學問題，一些詩人、作家、批評家在談論文學的本質、功能、目的，或對具體作品評論時，也經常論及文學對現實、對社會、對民族的建設和發展的能動作用。他們倡導文學的民族性，從理論的層面推動民族新文學的確立和發展。我們列舉一些東方民族主義重要的文論著述：印度賽義德·艾哈邁德·汗被稱為“烏爾都語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2]（p93）的《印度民族起義的原因》，穆罕默德·侯賽因·阿扎德的《詩與詩學》，阿爾塔夫·侯賽因·哈里的《詩歌導論》等論著，泰戈爾的《孟加拉文學的發展》、普列姆昌德的《文學在生活中的地位》等論文；埃及穆罕默德·阿布杜在《金字塔報》刊發的評論，塔哈·侯賽因的論著《論蒙昧時代的詩歌》、《埃及文化的前途》、《談詩論文》、《文學與批評》，穆斯塔法·薩迪克·拉斐儀的論著《筆的啟示》，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學藝術》；黑非洲一批留學或旅居西方的詩人、作家和評論家也留下一批著作，如桑戈爾的《自由一集：黑人性和人道主義》、《行動的詩歌》、《非洲性的基礎；或“黑人性”和“阿拉伯性”》，艾梅·塞澤爾的《殖民主義話語》，弗蘭茨·法儂的《黑皮膚、白面具》和《地球上不幸的人們》，希努亞·阿契貝《非洲的一種形象——談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種族主義》等；還有20世紀80、90年代活躍在西方的后殖民理論，實際上也是一批旅居西方的東方學者、評論家所為，他們的論述是東方民族主義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新的理論表述。
第四，亞非地域遼闊，包括眾多的民族和國家，每個民族都有他們各自的文化和文學傳統。東方各民族雖然在現代有著歷史類型的相似和大體相同的歷史遭遇與命運，但在前現代時期，各自的文化、文學傳統差異甚大，各有各的價值觀念體系、社會管理模式、宗教信仰、語言系統、文學表達樣式……從社會進程看，有的已進入高度成熟的封建社會，有的還處于原始部落時期；在文學方面，有的經歷數千年的發展，成就輝煌，有的還停留在口頭文學階段。
東方社會經過長時期的演變，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交流與融合，到公元7世紀左右，形成了幾個文化圈，各以一種古老文明為核心，向四鄰周邊輻射而成，即儒家文化、漢字和佛教為標志的東亞文化圈，以印度教、佛教為標志的南亞文化圈，以伊斯蘭教、阿拉伯語為標志的西亞、北非文化圈。圈內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學有其相同的共性，但也有各自的民族個性。
除了上述三大文化圈外，現代東方還有幾種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和文學。一是東南亞地區的文化和文學，這里是三大文化圈延伸的邊緣地帶，因而是多種文化彼此交錯滲透的地區；二是黑非洲地區的文化和文學，這里沒有統一的文化聯系，各種部族文化并存；三是日本文化和文學，日本本來是深受中國文化、文學影響的典型東亞文化，但它是東方唯一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國家，很快發展為侵略擴張，其民族主義是東方民族主義的另類；四是以色列文化和文學，歷史上的猶太人長期流散世界各地，備受欺凌與屈辱，是一個沒有民族實體的民族，19世紀末開始“猶太復國運動”，到1948年建立以色列國，才結束民族整體的流散漂泊。
第五，東方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一個可以識別和描述的結構，但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體系。社會和文學的變動，各種思潮（文學的和非文學的）、觀念，都會對它產生影響，從而改變它的“形式”，這種變化最敏感、迅捷地表現在其具體的表現形態中。這既表現為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縱向演變的階段性（前已述及），也表現在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思潮整體中有最能代表其各方面特征的典型形態，還有具有某些異質因素的變異了的具體表現形態。比如說作家，現代東方有一批典型的民族主義作家，他們的思想觀念和主要創作可以作為民族主義文學的范本（如：菲律賓的黎薩爾，塞內加爾的比拉戈·迪奧普、烏斯曼·桑貝內、利奧波德·桑戈爾，尼日利亞的欽努阿·阿契貝，喀麥隆的斐迪南·奧約諾，埃及的巴魯迪、塔哈·侯賽因，印度的帕勒登杜·赫利謝金德爾、般吉姆·查特吉、邁提里謝崙·古伯德、納茲魯爾·伊斯拉姆、蘇比拉馬尼亞·巴拉蒂、普列姆昌德，印度尼西亞的迪爾托·阿迪·蘇里約、穆罕默德·耶明、魯斯丹·埃芬迪、阿卜杜爾·慕伊斯等）；有的作家具有民族主義文學的部分特質，同時又有其他思潮的深刻印痕（如：泰戈爾、陶菲格·哈基姆、馬哈福茲、赫達亞特、紀伯倫等）。他們有些作品是民族主義創作，有些作品則不是民族主義創作，或者在一部作品中多種思潮的因素并存。
人們一般認為“思潮”（社會思潮、文學思潮）具有時代性和易變性，它是隨著社會矛盾運動的發展變化和具體條件的改變而改變，一種思潮在一定時期可以迅速形成和傳播，但也可能很快地又被另一種思潮所取代。一種思潮不可能是穩固不變的，而是變動易逝的；并會由于條件或社會的變化而為另一種社會思潮所取代，呈現潮起潮落的景象，這也是思潮之“潮”的比喻意義。尤其是20世紀中國和日本文學思潮的發展，走馬燈似的一波接一波，令人應接不暇。這樣的文學史實強化了研究者對“文學思潮”變化迅捷的印象。
但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歷經一百五十余年，在新世紀還在以新的形態繼續發展，這有悖于人們對文學思潮的一般印象?，F代東方在西方的沖擊下不得不打開國門，西方文學歷經幾百年的各種思潮幾乎一起涌入東方文壇，啟蒙主義、人文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古典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象征主義、表現主義等等都在東方文壇匆匆上演一遍?，F代東方文學在借鑒中來不及好好消化，這些外來的文學思潮顯示出東方現代文學浮泛躁動的一面。但東方社會的現實問題不能在這種浮泛躁動中解決，東方民族的生存發展與建設必須是多少代人長期努力才能獲得成功的大事業。因而立足于東方本土社會需求的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一直綿延縱貫。
一個半世紀，甚至幾個世紀，以有限的人生來衡量，是很長的時段。但擺到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看，那只是其中的一小段。東方社會的現代化肯定不會一蹴而就，但人類歷史在向東、西社會平等對話、交流融合的勢態發展。當然，真正平等的前提是東方民族的自身富強和人類一體意識的自覺。
國內有學者論述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它與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雖然近百年來根據‘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社會主題賦予了民族主義以新的內涵，但在文化層面上仍承續了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這不能不帶來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復雜性。具體來說，既有狹隘的民族主義又有開放的民族主義，前者如辛亥革命時期尊漢排滿的文學思潮，后者如五四時期的民族自省意識或民族反思意識及反帝愛國主題，都體現了現代型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這種思潮蔓延至抗戰時期形成高潮，演化為獨特的戰爭文化思潮，出現了一代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戰爭文學；如果從政治上看既有反動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又有進步的民族文學思潮，前者的突出代表是30年代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后者主要體現于40年代文藝民族化大眾化的討論、抗戰時期的救亡文學潮流乃至新時期的尋根文學思潮等?！?sup>[3]（p5）雖然論者不是專論中國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但這段文字至少表明了幾點：（1）中國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以“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為基本宗旨；（2）中國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復雜的，有“狹隘的民族主義”，也有“開放的民族主義”；有“反動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也有“進步的民族文學思潮”；（3）中國民族主義文學思潮貫穿整個20世紀文學，從世紀初的“尊漢排滿的文學思潮”，到世紀末的“尋根文學思潮”。要補充的是：中國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時間要往前推，應該是19世紀中期開始。19世紀后半期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國粹保存運動，都是民族主義思潮的表現形態。在這樣的普遍的精神沖動之中，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在19世紀后半期的中國文學中是重要思潮。比如鴉片戰爭中的詩歌潮流，有論者論述：“不斷加深的民族災難和民族危機，逐漸喚醒中國人的生存危機意識，在一種避害自衛、報仇雪恥心境的支配下，探求民族自信和富強的道路，中國近代歷史正是在這樣一種邏輯順序上逐漸展開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民族災難和民族自信的起點，人們還無法預料戰爭將給中國帶來何種結果，只是從西方的船堅炮利中感受到生存的威脅，從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品味到民族的恥辱，從清政府的軟弱行為中認識到東方帝國正在走向衰微，由睥睨一切到忍辱簽約造成的心理落差，由盛衰巨變所帶來的滄桑之感，以及悲天憫人、救國救民、殄敵雪恥的情懷，構成了戰爭詩潮的情感基礎。寫史意識支配著一代詩人的心胸，他們以手中的詩筆，記錄了鴉片戰爭時期民族情緒的初潮與喧鬧?！?sup>[4]（p112-113）筆者曾將印度和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詩歌作比較研究，得出結論：“中印近代詩人在民族壓迫與反抗、侵略與反侵略的現實背景下，自覺承當民族解放‘號角’的使命，‘詩人’的身份被‘民族成員’的身份壓倒，使詩歌工具化，為民族的痛苦而痛苦，為民族的災難而悲憤，為民族的前途和命運而擔憂?！?sup>[5]（p20）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組成部分，當然具有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一般共性。
在世界文學史上，時間跨度大的文學思潮不是沒有先例。歐洲的人文主義文學思潮與文藝復興運動相依相隨，一般認為始于14世紀，終于17世紀初，長達300多年。歐洲社會從中世紀的神權統治中解放出來，確立起人的自我意識。掙脫封建等級制的枷鎖，樹立平等人權的價值觀念不是短時期能完成，經過幾個世紀的努力才初見成效，這一目標的真正實現是18世紀啟蒙運動的事情。與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幾乎并行發展的西方文學思潮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崛起于波德萊爾的《惡之花》（1857）[6]（p7），隨后經歷唯美派、象征派，到20世紀成為西方文學的主潮，一直到至今還在發展的后現代主義諸流派（正像東方的后殖民主義是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一個發展階段一樣，西方的后現代主義也是西方現代主義的一個階段）。東方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與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雙峰并峙，這是為東、西方現代社會文化的現實需求和歷史進程所規定。
總之，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一個復雜的、開放性的綜合體系，對它的把握必須以宏闊的視野做多層面、多角度的審視，要作彈性的理解，容許邊緣地帶的模糊性，不要過于剛性和僵化，不能只做靜態的、封閉的、定型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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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國現代文學在沿襲中國古代文學的自然精神方面具有開創性，植根于受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熏陶和受西方反現代思潮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血液里，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對于自然精神進行了很好的融合。本文就自然精神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的表現進行分析和討論，這種討論有助于從整體上了解現代文學的特征，把自然精神有效融合在現代文學中，從宏觀上認識現代文學乃至人類進程中的綿延不絕的自然精神。
關鍵詞：現代文學；精神立場；自然精神
本文主要探討現代文學自然精神中的道家自然精神、酒神自然精神、女性自然精神、后自然精神。中國現代文學自然精神是植根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獨特的精神取向，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結束了兩千年的帝制，開啟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道路的歷史時期、科學民主的啟蒙思想開始盛行的思想背景下產生的獨特的精神取向，它既延又革，既不脫中國古代文學精神母體，又增加了新的內容，在融合和割裂中尋找平衡，因此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自然精神取向的豐富多元化、紛繁復雜性。其中道家自然精神主要表現在現代作家對于道家的“無為”思想、張揚個性、崇尚自然、提倡天道合一的自然精神取向；酒神精神強調自然人性中強大的生命力，具體表現在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強烈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女性自然精神體現在兩個方面，分別是母神崇拜和女性自然精神，母神崇拜最早來源于古代神話中的女性崇拜和圖騰崇拜；女性的自然精神是源自西方的女權運動，具體體現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女性思想解放為立場的文學創作；中國現代文學后自然精神是建立在現代文明的廢墟上，人在無家可歸之后尋求的人類靈魂的第二故鄉——即自然精神故鄉的基礎上的自然精神，現代文學后自然精神是中國現代作家在進退失據中尋找靈魂家園的集中表述，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色彩。
一、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立場綜述
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學拉開了帷幕，它是繼古代文學之后出現的獨特的文學思潮。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等學者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論述。研究思路多種多樣，主要集中于文學思潮、外圍文化類型、文化意象的角度。對中國現代文學整體研究的過程中，對于精神立場的研究至關重要，只有全方位把握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立場，才可以深刻認識現代文學的總體特征。
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的精神立場分屬兩個不同的領域，二者產生的社會環境、歷史背景決定了它們之間的迥異和分歧，另一方面，文學精神立場的傳承性又決定了他們之間的同構、繼承關系。中國現代文學產生的土壤決定了它的豐富多彩、新鮮生動、別具一格的特征，中國古代文學主要集中于儒釋道思想，以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這樣的意識形態決定了中國古代幾千年文學精神立場的單一性、持久性、穩定性。中國現代文學誕生的歷史背景決定了它的不同于前者的精神立場。面對著古老帝國的解體，西方文化的入侵，西學東漸時代的來臨，傳統文化、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進行分裂和重新組合，這些因素導致了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復雜性、包容性、豐富性。同時歷史理性、實用理性、虛無主義、自然精神、超自然精神等多種綜合因素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舞臺上粉墨登場，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立場，影響著中國現代文壇的精神格局。
二、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道家自然精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旗手魯迅的作品《故鄉》中的文字，主要融入的是作者對故鄉的精神寄托，這也是道家有關隱逸情懷的基本表現。還有《社戲》，作者回憶的視角轉向了童年時代在外婆家看戲的生活場景，展現了童年時代美好的生活畫面，構建起了那代知識分子的心靈的家園，這個家園的最核心的思想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道家自然精神。另外，中國現代文學中體現道家自然精神的作家作品不勝枚舉。郁達夫的作品《遲桂花》、蕭紅的小說《呼蘭河傳》、汪曾祺的小說《受戒》、沈從文的小說《邊城》等都集中體現了作家陶淵明式的無為超脫和隱逸情懷。
三、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酒神自然精神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對酒神精神進行了闡述：“酒神祭作為一種洋溢的生命感和力量感，在其中連痛苦也起著一種興奮劑的作用，它的心理學賦予我們理解悲劇情感的鑰匙”、“生命意識在其最高類型的犧牲中，為自身的不可窮竭而歡欣鼓舞——我稱這為酒神精神，我把這看作通往悲劇詩人心理的橋梁?！?/p>
中國現代文學酒神誕生的社會背景是：推翻滿清帝制，辛亥革命帶來了社會的變革和思想的變革，國門大開，西學東漸，西方思想開始走進中國。文化界的思想啟蒙運動開啟，現代文學選擇了酒神自然精神?，F代文學作家的作品很多都體現了這種酒神精神，例如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出現的左翼文學和革命文學、解放區文學、延安文學都表現了酒神自然精神。魯迅的小說《野草》、《鑄劍》、郭沫若的詩集《女神》、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保衛延安》等是現代文學作品中酒神自然精神的集中體現。
四、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女性自然精神
女性自然精神中的“女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母親形象的女性，主要來源于最初的人類對母親的崇拜；二是相對于兩性之間的女性。母性以及兩性關系中的女性是人類原生態、自然的體現。
當時現代文學中有很多文學作品體現了女性自然精神，其中有曹禺的《蛻變》、莫言的《豐乳肥臀》、魯迅的《補天》、冰心的《超人》、沈從文的《邊城》、《繁星》等，這些作品體現的是女性崇拜，它們洋溢著或低沉或激昂的基調。魯迅的《補天》借鑒了上古神話中女媧的形象，上古神話蘊含著最早的女性崇拜意識，魯迅賦予她很高的形象；沈從文《邊城》中對秀秀的描寫，是人類原始女性美的描寫，是建立在兩性關系上的女性自然精神的描寫。
五、中國現代文字中的后自然精神
尋求出世、清靜無為的道家自然精神，洋溢著生命熱情激越的酒神自然精神、母神崇拜的女性自然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學自然精神的母題，同時也影響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的創作。如果說前三種精神直接指向人和自然的和諧，指向人類最初的自然母題，其中容納了傳統文人的靈魂復歸，隱世遁逃的內求精神，那么隨著五四前后社會體系、思想思潮的改變，崇尚科學、民主，反封建、反傳統，反對舊思想、提倡新思想的思想運動的開展，都市文明走向急速前進的道路，在都市文明世俗化轉變的過程中，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問題，文人的厭世情結隨之出現，于是文學摒棄了世俗的價值取向，走向了崇尚自然的道路，走向古代文人桃花源式的精神探索之路，中國現代文學開啟了后自然精神。隨著都市文明的異化對心靈造成的挫傷，越來越多的文學創作將會走向后自然精神。
六、中國古代文學審美立場和中國現代文學審美立場的區別
如果認為中國古代文學中所體現的文學精神立場是在道家自然思想和儒家思想之間展開的，那么現代文學精神立場則呈現出了多種可能性，多種精神立場相互激蕩，相互補充，相互抵觸，形成了現代文學史上多元的精神立場。受不同的精神立場的支配，中國古代文學的審美精神和中國現代文學的審美精神是不同的，中國古代的審美精神穩定、單一、內斂、沉靜，凝滯，中國現代文學的審美精神體現在激越、噴薄、動蕩、流動。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在現代性不斷激化的歷史進程中，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始終是激進變革的先驅，它既是一面鏡子，也是歷史中最內在的那種躁動不安的情緒和精神。在那些劇烈的變革時期，在那些猛烈發生的歷史斷裂過程中文學都扮演一種推波助瀾的角色?！睔v史背景決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部開天辟地蕩氣回腸具有顛覆性的思想文化史，體現在文學作品中就是多種思想相互碰撞、相互交匯，散發出永久的光芒。中國古代審美特質被消解在了蕩氣回腸、噴薄欲發、激越反抗、重新構建、推舊出新的文學進程中。
總結：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自然精神取向是五四時期文學現象的重要體現，多元文化因素的交匯，產生了文學現象中的多種自然精神，它以層出不窮、色彩繽紛的形式閃爍在現代文學文壇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是以古代儒家孔孟精神為主體的價值體系的繼承和再創造，最后拋棄了傳統文學精神，構建起了多元的獨特的文化精神。自然精神的出現，是現在文學史的坐標和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1]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論（下）[J]. 王富仁. 天津社會科學. 2015（05）.
歐美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東北近現代文學以其獨特的地域特點為基礎,在20世紀初開始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文類建設承載并具體體現了這一轉型和相應的文學成就,在一些功能相對穩定的類型或范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變化。這些范式質素的變化,在一個向量上體現著東北社會、文化面向現代性的轉變;在另一向量上,指向東北文學內部:這些質素的消長轉化,聚集了東北文學的現代之變,這些改變聯結成東北文學的現代性進程,據此可以考察東北文學新的生態和成果。
關鍵詞:文類;東北近現代文學;現代性
作者簡介:薛勤(1962—),女,遼寧大連人,遼寧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從事文藝學、東北近現代文學研究。
基金項目:遼寧省社會科學聯合會課題“東北現代文類建設與文學意識”;遼寧社會科學院2009年課題“清末民初東北報載文學的文類研究”
文類是文學研究的重要范疇之一,文類意識的覺醒是文學進步的重要標志。中國傳統的文類意識和理論是文類研究的重要的歷史財富,如《文選序》稱:“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分類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毙鞄熢凇段捏w明辨序》中說:“蓋自秦漢而下,文愈勝;文愈勝,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眾;體愈眾,故辨當愈嚴?！蔽念愑^念的形成與編輯、研究活動關系密切,強調具有相同的類特征的文本的集合,具有類型學意義。在西方傳統文論中,文類是有特指的對文學作品作的史詩、抒情、悲劇的劃分,是充滿了等級意識的嚴囿于創作作品的文本分類。杜威·佛克馬所說,“歌德也為抒情詩、史詩及戲劇間的區分做出貢獻,并使其經典化。這種區分現已被廣泛接受,但卻又相當有彈性?！饕念愰g差別的彈性表明文類的概念有助于閱讀和寫作,既約束了也開拓了我們選擇的可能性”[1]。
文類意識提供了我們考察一地、一個時代的文學在傳統進程中的生動形態和主要成就的可靠視角。在文學研究本體化特征日益顯著的當下,文類研究作為文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逐漸展示出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空間。東北現代文學以其特別的地域特點為基礎,在清末民初開始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具體呈現為文類方面的顯著改變,文類建設承載并具體體現了現代性轉型內涵和相應的文學成就。通過對東北現代文學的文類意識的研究,可以較為深入地、本體化地考察東北現代文學的現代文學意識的形成軌跡、特點和成就。
文學在長期的歷史運行中形成傳統,由于文化、物質條件的不同,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學種類,進而聯結成各個獨特的文學體系,相沿發展,蔚成傳統。這就是T.S.艾略特所說的:“一個人寫作時,不僅對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感覺到從荷馬開始的全部歐洲文學,以及在這個大范圍中他自己國家的全部文學,構成一個同時存在的整體,組成一個同時存在的體系?！辛诉@種歷史意識,一個作家便成為傳統的了。這種歷史意識同時也使一個作家最強烈地意識到他自己的歷史地位和他自己的當代價值?！盵2](P2-3)對文學現實而言,這一傳統是生動的長期的文化選擇的結果,無論是處于顯性還是隱性的狀態,都是富有活力的,“傳統具有一種廣泛的統一性和連續性,其內部相對穩定的因素,并非是僵化的而是具有永遠鮮活的生命”[3](P129)。
文學傳統不是抽象理念的集合,而是由種種文學類型聯結而成。各種文學傳統的不同正在于它們所擁有的文學類型不同,這些文學類型中所含有的相對穩定的質素決定了傳統的內容。因此,韋勒克指出,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種類特性都是由它所參與其內的美學傳統所決定的。在他看來,文學的各種類別可被看做慣例性的規則,這些規則強制著作家去遵循它,反過來又為作家所強制[4](P256)。于是,“對于每一類型內部而言,都有一套基本的慣例與規約”,“無論作者是違背或是采用這些慣例,它們總是在這類作品的創作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3](P129)。所以,任何一想文學活動都無法憑空進行,正如加拿大學者弗賴在《批評的剖析》中所說的:“詩只能從別的詩中產生,小說也只能從別的小說中產生”;“混淆獨創性與自然產生的東西,設想一位很有創造性的詩人坐下來,拿起筆和紙,終于在一種特殊的創造狀態中完成一首新詩,這種批評觀點是很難讓人接受的”[5](P168)。
從文類的視角看,東北現代文學在這一時段的轉型內容豐富,形式質素有較多的消長更替。近代中國社會的歷史行程較為獨特,呈現為“動態的、新陳代謝迅速的社會”,即與古代中國社會的“靜態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會”不同,與西方“從中世紀到近代是通過自我更新機制來實現社會變革”的模式也不一樣,“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來的外力沖擊,又通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變為內在,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回曲折地推陳出新”[6](序,P3)。這是一個內部已有著激烈躍動的自體新陳代謝質素的社會,這些質素在外力的促動下生變尤速,這也就是陳旭麓先生考察出的作為近代中國社會演進特征的“迅速的”“新陳代謝”,也即近代中國社會演進成果是內部結構急切演進與外力迅猛壓迫共同構成的,由是呈現出社會、文化被迫進行迅疾的現代化轉變在文學領域引生的一系列現象。東北文學文類的現代性分化集中于20世紀初年,粗略地劃分,有舊體詩詞向現代新詩的演變,評話、故事、白話等舊體敘事文學向現代小說的演變,各種詩文戲評為主的舊體文論與批評向現代文藝理論與批評的演變。用“演變”指稱這一階段的變化,只是約略切近的;這一時段發生在東北文學傳統內部的變化異彩紛呈,有傳統內的繼承、裂變,也有外部移植,有延續發展、發揚光大,也有在不斷的邊緣化過程中消失。
從舊到新,哪些關鍵內容發生了變化?哪些舊質素退出了,其退出的意義何在?哪些新質素出現了,如何出現的,作用、功能是什么?其間的進與退作為文學現象對于文學史有著深刻的含義;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社會思想、文化、話語的變化。比如,從創作的視角回溯東北新文學發軔初期的情形,就會發現,當時的文學潮流由兩種力量匯聚而成,一股來自舊文學域,作品出自在傳統文化、文學教育中定型的舊文人。如《盛京時報》初年,“小說”欄連載《德皇赴法被執下獄》、《俄滅波蘭記》、《法國盛衰記》等長篇作品,與當時社會政治中的立憲變革要求隱有呼應,“文苑”更多地為舊氣派籠罩,是舊體詩、詞、文應酬唱和、抒懷記傳的平臺,其情感特征、言說類型一仍其舊,“如是樓稿”的《范牧之小傳》[7](1907年5月12,16,17日),神追魏晉以來的文人品藻之作,品評標準和語言表述均仍舊體,是十足的傳統的延續與表達。詩詞作品中,夢石瘦人的作品居多,訒蓭、陶太均、空空道人等也偶有發表,傳達的均是傳統文人的生活內容,友朋間的唱和,行游宴飲、觸景生情的感受成為詩詞主題,如《出京感賦》[7](訒蓭,1907年5月31日)、《漫興為雪儒賦》《二十五夜殘月》[7](訒蓭,1907年6月1日)、《病中》[7](未署名,1907年6月2日),夢石瘦人的《有感》[7](1907年6月8日)、《詠史》[7](1907年6月20日)、《禱佛》《拜月》[7](1907年7月5日)、《小聚》(二首)[7](1907年7月18日)、《夜宿青巖寺》[7](1907年7月25日)、《感懷》(七首)[7](1907年7月19,20,23日),《蜨》《雞》《蠏》[7](1907年6月13日)、《春燕》(四首)[7](1907年6月22日)、《團扇》(六首)[7](1907年7月2,3日)等詠物詩,以及“用杜子美秋興原韻”的《沈陽八景詩》及“續”、“再續”共十數首[7](1907年7月7,9,14,16日)。這些詩作應屬舊文學體系,舊體詩詞的類型特質尚無改變,其內容對于當時的社會、政治變革的初步欲求也屬滯后。但這一文學現象仍隱含了東北文學朝向現代性的改變,即當時在文學體系內率先起了變化的是傳播環節,現代報刊作為有償發行的現代性傳播媒介開始改變文學生活,首先是形成新的創作-接受文學關系、生產-消費的經濟關系,進而影響文學意識的改變。上列夢石瘦人作品目錄并非他1907年6—7月間刊發在《盛京時報》上的全部詩作,但無可置疑的是夢石瘦人不到兩個月間在同一媒體上發表了數十首詩詞,這顯示了詩詞創作中另一值得關注的質素變化,即文學傳播媒介的改變及其效應。文學傳播機制中,現代報紙的介入對文學生產產生了影響,這一周期短且固定的介質提供了迅速、頻繁出版的可能,成為文學創作的一種動力;在當時,現代報紙對于信息發出者和接受者來說都是距離最短的介質,因此以其對社會生活的迅疾影響帶動了舊文學對現代社會、生活的介入,作為外力作用促動舊文學向新文學的改變。另一股力量來自新文學,是接受了新的文化特別是教育范式后的創作。這里就有一些問題值得關注,比如,舊文人的社會生存依據(物質的和精神的)、社會階層位置,這些對其文學活動的影響,他們的文學活動是否存在功利性,這些外部因素對文學文本發生了哪些作用。對于新式知識分子的生成同樣值得關注,東北現代文學社團成員很多是新式教育模式下的大中學生,他們的文學實踐和成就體現著現代教育對于社會變革的功能、特點和作用。文人的職業,比如報館的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狀態(全職、業余、兼職),文學創作是否足以成為一種謀生手段。但一些傳媒的實體化使之發生了巨變,即商業化。商業化對作者、文本、媒介、讀者都有影響,而且是有著非同以往的巨大影響,其力量足以使文學與社會發生雙軌演變。這也是文類出發的文學研究要回答的。
在文論研討中,一些功能相對穩定的類型或范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變化。這些范式質素的變化,在一個向量上體現著東北社會、文化面向現代性的轉變;在另一向量上,指向東北文學內部:這些質素的消長演變,聚集了東北文學的現代之變,這些改變聯結成東北文學的現代性進程,從中可以考察東北文學新的生態和成果。在此,選取文論、新詩研討文本,分析其類型特質的變化。
1907年5月15日,《盛京時報》“論說”欄內刊載《論小說急宜改良及其改良之辦法》一文。由于此文篇章結構的特殊意義,全文移列于下:
日昨值中歷四月朔,正逢禮拜休息日。消閑無事,獨坐小窗下,披閱歷史。忽一人投刺求見。刺上面署三字名,曰賈次鈞。迎入室,略敘寒暄畢,未及坐,即含笑問曰:昨閱貴報所載,有演劇急宜改良一題,論說演劇之事,關于人心風俗,殊屬重大。披閱之下,令人開啟心思,增益識見。操政柄者,果能本此說而行之,其裨益于國家社會者,良不少也。但論文中,有引用英人言小說為國民之魂一語,適有觸于予心。因思小說不過為稗官野史之談,其關系何如是之重乎?且關系既如是之重,中國之小說,亦宜改良否乎?愿先生明以告我。予應之曰:善哉君之問也。君且坐,予試與君言之。但予才識劣下,不能道其詳,請為君姑言其略。予嘗游于書肆矣,見其架頭所置,正書之外,則有綠牡丹、紅樓夢、升仙傳、九巧傳、說唐、彭公案、施公案、雙釵記、三俠五義、永慶升平,等等各名,屈指難數。及一披覽之,其中所言,非詳寫男女之私情,即多夸盜賊之智技。致令閱之者,印入腦筋,受其影響。而桑中淇上之約,幾遍塵寰;殺人行劫之風,流行全省。其為害,誠非淺鮮矣。此何以故哉?蓋中國文法艱深,其經傳鑒史、倫常道德諸書,最難講解。非有十年功候,不能望其門墻。而小說則詞意粗俗,明白易曉。但能識字者,皆可因其事而讀其文,因其文而知其義。故有草野農夫,雖然無識,迨談及野史,乃于其事之初終本末、結果原因,竟能娓娓而陳,津津以道。雖老師宿儒,亦無如其淵洽者。在作是書者,或僅為假托之詞;而愚民則信以為真,牢記之而終身弗諼。且一人目睹而演說之,則耳食者而,不啻百人矣。百人耳食而又演說之,則承受者,不啻千人矣。浸至婦人孺子,罔不聞知師說一尊,遂同氣同聲,深信焉,而牢不可破。英人謂小說為國民之魂者,蓋此意也。今中國小說之腐敗如此,是亦非改良焉不為功。賈君又曰:小說之宜改良,予又聞命矣,敢問改良之道奈何。予應之曰:此易易而,不過去不善而化為善,一轉移間而已矣。夫衣之敝者必改為,器之窳者必改造,室之破者必改修,法之弊者必改訂。改也者,亦除舊更新之謂,非一掃而空之之謂也。且聞蕓草者必鋤其根,止沸者必撤其火。治結癥者,必施以攻伐,而后進以參苓。醫瘡瘍者,必刮其腐膿,而后可敷以藥物。今欲改良小說,勢必斂舊有之小說而焚之,聚其版而毀之。飭令書肆賈人,勿得重翻,再行滋蔓。一面于省城,設立一白話報館。內附編輯小說一門。擇古今英雄豪杰、孝子忠臣,并東西洋之各種學理、各種藝書,凡有關于人心世道,足以開通風氣,可以裨益于社會者,編輯成書,并報紙一同售賣。俾閱報者,皆得隨便而閱小說。此因勢利導,順水行舟,必易收其成效也。并責令各處巡警,留心保護,注意考查。若仍有以舊日之腐敗小說,妄為講演者,則重加懲辦。如此則不過一年,民之腦筋所印,必將煥然一新。當于新政學堂,不無補助也。此改良小說之法,實為當今之一大端也。賈君聞之,乃起立而言曰:先生之論誠至美至善,吾將告于執政者,請行君之言。語畢辭去。
這是一則放在敘事格架里的文論文章。作者立意在論說自己改良小說以新民救世的識見,但表述本身卻大費周章,其中的形式選擇和內容旨歸為新舊文學體系混合形成,頗富時代特色。首先,文章在致思路徑上完全承襲了傳統文學的真實觀,具體地在結構上就選擇了以敘事體為基本框架的問政問事套路,這是一個經典而完整的問答格式,許多關節點的轉承語句都是千年不易的,如“善哉君之問也”、“君且坐,予試與君言之”,等等。從來訪、迎迓、客套,到進入正題的兩問兩答,再到言畢送客,在預設的具有日常性特征的與訪客的問答中完成作者學術觀點的表達與論證,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取信于讀者,不足以呈示其理論的真實性。由此傳遞了一個信息,即在作者的文學觀念中,文學無法獨立成就其自身的真實性,文學的本質仍是現實不可撼動的指涉和摹仿的次生文本。在中國主流文化傳統中,“興、觀、群、怨”是對文學功能的基本定位,文學因此獲得了虛假特質,一直處于由于無法直接生成現實、缺乏日常言語所具有的現實意義而時時需要自證真實的境遇中。這一地位直到現代性確立之后才有根本改觀。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文學觀念沒有發生根本的現代性轉變,文學不是獨立的自足的現實世界而是現實的摹本;在這一功用的延展和引申中,文學及其文本可以借用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工具或載體。
至少在觀念上,這一語境仍然維持了文學與哲學、虛構話語與日常話語之間二元對立的等級關系,現實仍然是文學不可撼動的指涉物和摹仿對象,文學、戲劇中的語言由于其非日常性特征或曰“無用、空洞的特征”決定了它們無法生成現實,因而也就缺乏日常言語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奧斯汀,J. L. Austin)。塞爾則認為,文學雖然不是欺騙行為,卻是“不帶欺騙目的的偽述行”,它將嚴肅話語中連接語詞與現實的“縱向規約”懸置起來,而代之以一套“超語言的、非語義的”“橫向規約”,因此只有與正常的(也是正確的)斷言行為相聯系,虛構話語才與世界發生關系。所以,文學是對日常言語行為的摹仿,而且這種摹仿正如低級序列、簡單行為常常摹仿更高級的序列和復雜的行為一樣。于是,虛構話語要想有意義,作者又必須佯裝實行命題行為和言外行為。虛構話語的言說行為和非虛構話語一樣具有同等的意義,而且這種意義不是來源于對存在的或曾經存在的事物的指涉,而在于話語產生的言后行為[8]。在解決文學與現實關系這一基本問題上,世紀初的觀念仍沉迷于視文學為對現實或日常語言的單向摹仿,而非對外在世界的再現或作者內在世界的表現,文學仍無法創造自己的現實。
世紀初的東北小說較多地承繼了中國傳統小說由古史演義而至明清通俗文體的品質,語言體式轉為白話文,但主題學視閾則體現為對政史、政事主題的延續,題域有所擴大,他國政史、政事成為熱點,主旨往往鮮明地表現出對于專制暴政的鞭笞和對憲政的推褒,這與當時的政改吁求形成了直白的呼應。但文學自身的現代性尚無從顧及,在對理想的國家和理想的國民的追求中,文學仍是一工具性中介。
《盛京時報》自創刊不久即連載小說,幾十年不斷, 客觀上為小說藝術實踐提供了場域。1906—1919年間刊載小說三百多篇, 短制較少,主旨涉及政治、歷史、俠義、偵探、言情、狹邪、譴責、神怪、探險等諸多類型。1906年10月31日第8號“白話”欄首刊《靴子李》,兩續乃竟。之后“白話”一欄連載《張超》,凡八續;《外交實話 英法條約與坤角之關系》,凡十一續,均頗成篇幅。至1907年新設“小說”欄,《德皇赴法被執下獄》、《不倒翁》、《俄滅波蘭記》、《法國盛衰記》等魚貫而出, 而后偵探小說、鴛鴦蝴蝶派小說也有大篇幅的連載,市井生活,維新變法,異域風情,提倡科學,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主題令人目不暇接,體現出20世紀初東北小說的迅速發展,東北社會生活的豐富色彩和東北民眾漸趨開闊的視野。此時期東北小說藝術特點基本呈示為對傳統白話小說美學理念的繼承,文類上著重體現為主題類型的繁復?！皥蠹堉徊贿^是書籍的一種‘極端的形式’,是一種大規模出售,但只有短暫流行的書?！M管報紙在其印行的次日即宣告作廢——奇妙的是最早大量生產的商品之一竟如此地預見了現代耐用品容易作廢的本質——然而也正是這個極易作廢之特性,創造了一個超乎尋常的群眾儀式:對于作為小說的報紙幾乎分秒不差地同時消費(‘想象’)?！盵9](P34-35)在現代媒介的作用下,人們對外界的了解和想象獲得了大幅度的延展,在列強的堅船利炮解構了天朝中心論之后,報刊的迅速繁榮為人們具象化了他們正置身的世界,此即安德森所發現的現代小說、報紙催生民族主義“想象社群”,更多更廣闊的區域、國家和人民走進了世紀初的東北的視聽地理,成為他們身邊的具體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此期的東北小說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寬廣的集體心理想象,并由此制約了社會意識的形成和內容,成為對于時代文化的獨特奉獻。
詩構成了中國文學最為豐富、深厚的傳統資源,在20世紀初東北文學中,現代新詩以裂變方式呈現,在關內原創新文學成就和翻譯文學的雙重影響下,東北現代新詩以全新的文類特征出場,日后則有與傳統文學、文化資源的新一輪吸納、融合。
現代新詩是世紀初文學文體變革中最為顯著的文體,從形式到內容都承載了新文學脫胎換骨的新氣象,同時也以其文體的全新面貌成為諸方探討爭論的對象。1921年1月1日,《盛京時報》首刊新詩,題為《偶像》,不久即開設“新詩”專欄,將關內新文學運動中涌現出的許多知名詩人的作品介紹到東北。伴隨著么生的《牧童歌》、金光耀的《問牽?；ǖ自挕返仍娮鳜F諸報端,新詩登上了東北現代文壇。同時,對新詩的研索占據了較為醒目的位置。1923年8月,吳裔伯以羽豐為名在《盛京時報》上發表《論新詩》一文[7](1923年8月23日),主張新詩不可無韻,否則與散文無異,并認為即便中國的新詩以西方詩歌為借鑒,后者也并非一味排斥用韻,只不過不甚嚴格罷了?？傊?詩必須借音韻之助才能顯出其美。這一研討持續至10月,陸續有王蓮友、王大冷等人著文發表不同見解。在《論新詩兼致孫百吉君》和《對于論新詩諸公的幾句閑話》中,吳裔伯再次集中申明自己的觀點,其一,“新詩必有韻,方有詩的真精神,真風味”,但此處所講的用韻“說的并不是做新詩必須效法排律、試帖”,也即不同于古典詩詞的葉韻[10](P78);其二,“詩是表現自己的,并且達到美的。即是我們的情緒,借音韻的幫助而表現于外面的一種文學”[10](P81);其三,作為中國新詩借鑒的西洋詩,“創造新韻律,表現新情緒”,只是不用古式的格律,“用韻不似從前那樣拘了,并沒有絕對排斥不用的”[10](P81);其四,區分格律與韻,認為前者為做詩的格式,似形式上的公式,后者為“自然之音響節奏”,新詩各句長短不同,是格律上的解放,而隨情用韻,則是韻的解放[10](P82);其五,認為自己論新詩之作是“主張公道出之以新體文”,亦是贊同新文學之舉[10](P79)。王大冷在《讀吳裔伯先生的〈論新詩兼致孫百吉君〉》一文中認為,詩的藝術價值和美感所系,在于“詩的情感與聲調,而不在有韻與否”;“情感豐富,聲調自然,就是無韻,也是很好聽的”;“如情感不濃,聲調不好,就是葉韻,也不能好聽”。堅持突破格律與平仄,甚至“那無韻的韻,比有韻的韻,更動人了”[10](P32-33)。在《讀羽豐先生的〈論新詩〉》文中,王蓮友從探討新詩的本質著眼,認為新詩的創作多“用自然的音節,表自然的情緒”,“不多用韻了”,皆因為就本質而言,用韻與否與詩的本質無涉,所謂做新詩,“固不能禁止用韻,但決不可限制一定用韻的”,否則將有損于情感的表達[10](P38)。這是一場富于建設性旨趣的爭論,透過雙方情緒色彩頗濃甚至互存誤解的言辭,可以見出在新詩用韻這一問題上,論爭雙方對新詩這一新文體并不否定,雙方總的出發點與努力方向是基本一致的。論述所及,探討了中國的新詩與古典詩詞、外國詩歌的關系,并引入關內先期新詩的創作經驗與理論研討成果,客觀上對東北新詩的成長是大有裨益的。
圍繞著新詩創作這一題域, 1930年東北文壇出現了關于胡適《嘗試集》的評價問題的討論。1930年4月15日,郭濂薰在《盛京時報》學術欄發表《批評胡適之博士〈嘗試集〉的謬點》,對《嘗試集》中的數首詩提出批評,后有李季等人附議。郭氏針對《蝴蝶》、《贈朱經農的詩第六首》、《病中得冬秀書》等數首新詩逐一點評,認為這些新詩不合邏輯,用詞不妥,有的詞意隱晦,一般民眾難以理解,等等。與前番新詩用韻問題的探討不同的是,郭氏等人對詩歌藝術中虛與實的關系、夸張手法的運用、俗詞俗語入詩以及詩歌乃至文學與大眾的關系等方面的討論中引入文學傳統資源,從而反思新詩這一新文體。對此,赤顏阿生、花禪等人堅決抨擊這一致思取向,逐點駁斥其有悖詩歌藝術規律之說,堅持了東北現代新詩健康的發展方向。他們指出,詩歌創作中可以存在不合理性邏輯的夸張、想象與比喻,且自古有之,而一些特殊情境中的俗言俚語入詩也并非現代新詩的首創,至于“文言不文言,白話不白話,渾穆深沉,民眾看不懂”之說更是苛責,這種對新文體的批評幾近無稽之談。他們認為東北新詩的發展已顯示出這一新文體在內容、形式、功能諸方面的先進性,它的存在和發展是時代的要求,是伴隨社會進步而生的,因而是不可抹殺,不可逆轉的[10](P84-89)。如果說“新詩用韻”問題的爭論是在努力方向一致的大前提下的建設性論爭,那么關于《嘗試集》評價的論爭則使東北新詩體乃至東北新文學在新與舊、前進與復古的文學觀念的斗爭和磨礪中堅定了前行的路向,明確了新文學的時代要求。
追溯文類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勾勒文學傳統演進的行程,傳統的內部總是存在著許多富有創造力的活躍因子。同時,對于當下之“現代性”而言,吸收傳統也不可能是一種簡單的直線移植,傳統作為一種根源性力量在它的衍化、變遷過程中,能夠不斷地調整自身的存在方式,以使自己獲得“現代性”的價值結構。如現代解釋學所稱:“如果傳統不只是人們知道的東西,并且還意識到它是自己的起源的話,傳統就無法保存在一個充分的歷史意識中。改變已經確立的形式像捍衛已經確立的形式一樣,也是一種同傳統的聯系。傳統只存在于不斷的變更中?！盵11](P166)上世紀初期東北文學的類質素的現代性的呼喚下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一變化總體上包括了現代性質素的介入和傳統質素的消長轉化。在社會思想觀念上倡導科學、理性,孜孜于個體意識、獨立意識的構建;文學觀念相應經歷了脫魅歷程——從打造新民治世工具到創筑屬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質欲求。
作為東北近現代文學轉型實踐的一部分,東北近現代文學創作中各類文體在由舊文學向新文學的轉變過程中都表現出具有鮮明的主體性的美學追求。文類意識自來有之,但隨文學意識的變化而不同。傳統中國文學的各類文體負載了中國文學的傳統意識,從先秦諸子的作品開始,便形成了獨特的美學風格,在整體的發展脈絡中一直潛隱了由載道而載情的美學追求路徑。東北近現代文學創作中各類文體近半個世紀的歷程雖然短促,但其間遇合的迅猛多元的社會變革和文學轉型使其內涵異常豐富,時代精神和文學自身的發展同時滲浸了其時其地的作家作品,形成了其頗具特色的美學品格。作為社會變革的發起者和記錄者,東北近現代文學創作中各類文體表現出強烈的時代精神,成為東北社會由封建半封建向民主、現代化社會脫蛻過程的生動載體。關內五四新文化精神、本土地域文化的約制和俄、日、歐外來文化文學思潮的影響共同鑄就了東北近現代文學創作中各類文體關注社會民生、剛烈粗獷宏闊的美學風范。由文言文到白話文,它們經歷了舊文類的轉型和新文類的創構,多種文化的浸潤和沖突則衍現出文類發展歷程的豐富與復雜。其勇于嘗試開拓的探索意識和創新精神,善于學習與吸納的寬宏氣魄,強烈的批判意識,尤其推動了東北現代文學的加速成熟。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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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桂萍]
Modern Evolu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of
Northeas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ategory
XUE Qin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Liaoning 110031, China)
Key words: Literary Category; Modern Literature of Northeast China; 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