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扶貧動員講話范文第1篇
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持大扶貧格局，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深入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1]
“精準扶貧”顧名思義就是要讓扶貧工作更精確、更準確，對此王思鐵曾下過一個更為詳細的定義。他認為精準扶貧是“指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2]貧困問題不是鐵板一塊，往往會因致貧原因的不同，呈現出多維度與周期性的特征。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漫灌式扶貧”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其成效已漸顯疲弱。早先的貧困大多是因為生產條件落后、地方經濟欠發達所導致的普遍性貧困，以保障生活、提高地方經濟水平為主的扶貧手段適應當時的歷史環境。當下，在大規模的“漫灌式扶貧”之后，涌現出了新的問題，由于導致貧困發生原因繁雜多樣，從而導致無法徹底根絕貧困的現象出現，這不僅使得返貧壓力驟增，還可能導致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面脫貧的目標難以實現?，F在的情況是常規型“一刀切”的扶貧手段在當下也難以繼續發揮理想的效果，而扶貧成果在返貧的壓力下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亟須注重扶貧工作的“靶向性”，有針對性應對不同的貧困發生原因，更加注重貧困戶的個體需求，關注貧困戶的致貧原因，因地制宜地推行下一步工作，是實現精準扶貧目標的必然要求。
能力扶貧與產業扶貧的發展現狀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提出分批分類的扶貧理念，并概括為“四個一批”，即“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移民搬遷安置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過醫療救助扶持一批”?？傮w來看，“四個一批”反映了精準扶貧的兩個基本面向，即“民生面向”與“發展面向”。前者主要通過政府引導的產業扶持政策，創收增收，以地方經濟發展為引擎，加速脫貧步伐，也稱為“產業扶貧”。后者則通過完善既有的社會救助制度，通過為貧困群體編織社會安全網，保障其生活、醫療、教育、養老等基本需求，改善其自身的生存環境，通過降低貧困群體所應對的必要支出與健康風險，促使貧困群體擁有能力自發的擺脫貧困，也稱“能力扶貧”。
能力扶貧一詞源自于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論，而這套理論已成為世界諸多學者研究能力扶貧時所引用的理論依據。森認為即使在基本必需品集合和貧困線被確定下來之后，貧困的定量化分析似乎也需要把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結合起來考慮，絕對貧困度量必須由相對貧困來補充。[3]換言之，即便在保障貧困群眾基本生存條件的貧困識別標準訂立后，仍需要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地對貧困發生的原因進行甄別和判斷，從而達到根治貧困發生的效果。“可行能力扶貧”理論的提出，為分析貧困發生原因及扶貧手段提供了新的方向，傳統觀念認為，導致貧困的原因主要是生產力的落后，即“外部條件”不足所導致，生存物資的匱乏導致貧困個體無法改善自身生活條件，在他們辛苦勞動后的支出僅能果腹，沒有盈余，甚至還可能負債累累，從而導致貧困的發生。近現代大多數的扶貧都在“給予物資救助”這一方向上下功夫，通過滿足貧困群體的物資需求以期他們能夠逐漸擺脫貧困。然而，扶貧的根本問題不是扶“物貧”，而是“扶人、扶能力、扶創新、扶創造”，[4]“可行能力扶貧”理論更關注的是貧困個體的特殊需求，如求學、就醫、工作能力、公平競爭能力等等，這套理論認為，如果無法保證貧困群體的特殊需求能夠得到滿足，就很難獲得較好的扶貧效果。這就意味著，對于貧困群眾的扶助不僅需要關注其“外部”需求，還需要解決其“內部”需求，通過二者的相結合，綜合性地解決貧困問題。外部條件可能表現為由地域經濟條件落后而引起的貧困，地理位置不佳、自然條件不好而導致的貧困等，這類“外部”條件通常指向貧困的表層共象，即物質資源的匱乏。以“外部”條件作為識別貧困成因與解決貧困的“線頭”，容易導致一種錯誤的思維，即通過不斷增加其物質資源、不斷改善其生存條件，通過“給”的方式，就能夠徹底擺脫貧困。而可行能力導向型扶貧則與傳統的扶貧理論不同，其更為關注貧困發生的“內部”因素，例如，工作能力的有無，受教育權利的有無，生存競爭能力，應對風險的能力有無等等，強調扶貧不僅需要從改善“外部”條件著手，要想徹底擺脫貧困，杜絕返貧現象的發生，更需要的是從導致貧困的“內部”因素著手。通過關注扶貧對象的差異性，針對其特殊需求對癥下藥，確保扶貧對象擁有實質性的自身權利保障與扶助，有較強的能力應對或抵御各種風險沖擊，最終達到幫助扶貧對象擁有內源性脫貧能力的目的。但是，僅強調能力扶貧，則有可能導致大量的扶貧資金投放在為貧困戶的特殊需求“買單”上，陷入了“兜底買單”的誤區，能力扶貧的目的是幫助貧困群體以其自身能力擺脫貧困，而非在政策的投入下減輕負擔，仍需要與地方經濟條件等因素相結合，地方與地方間財政所能負擔的能力扶貧支出并不一樣。同樣，僅強調產業扶貧，不斷提高地方經濟條件，增加就業崗位與創收，如不能保障貧困群體有相應的工作能力、公平競爭的能力、解決其就醫、求學支出等特殊需求，又可能使貧困群體陷入一個循環怪圈，無法脫貧，也可能導致已脫貧的群眾重新返貧。因此，必須注重能力扶貧與產業扶貧的相結合，有目的性地幫助貧困群眾脫貧，達到“精準”的扶貧效果。
據國務院扶貧辦建檔立卡統計的數據顯示，所有致貧原因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貧困戶占建檔立卡貧困戶總數的42%，整個陜西省因病因殘(合并統計)導致貧困的比例也達到48%，特別是患大病和患長期慢性病的人口疾病負擔沉重。2017年，陜西省衛計委出臺了一系列相關健康扶貧新規，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參保率和新農合大病保險覆蓋率均達到100%;對貧困人口住院報銷比例在2016年的基礎上再調高5個百分點、大病保險起付線由2016年的5000元下調到3000元;為全省農村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購買重大疾病補充保險;實行貧困人口就醫“一站式”即時結算。而在未來的工作部署中，加強貧困地區醫療人才的培養、加強貧困地區醫療人才的招聘，對健康扶貧政策的普及，等等。這些新規進一步提高了陜西省貧困地區醫療保障水平和醫療服務能力，提高了貧困戶應對因病致貧、返貧風險的能力，以保障扶貧成果與確保如期脫貧。
但是，地方政府在推行精準扶貧的具體過程中，往往不能正確處理二者關系，存在著較為普遍的“重產業扶貧，輕能力扶貧”的工作傾向。究其根本在于“產業扶貧”能夠顯著提高貧困地區的經濟增長，更便于在短期內“交成績單”。能力扶貧作為對貧困群體兜底性的權利保障(如健康、教育、公平競爭能力)，以期促使其具有自發型的脫貧能力，呈現長期性、穩定性等特征，對于一項任務而言，效果并不“顯著”。更重要的一點在于，產業扶貧更多的表現為“收入”，而能力扶貧更多的表現為“支出”，產業扶貧與能力扶貧沒能打通其中間的壁壘，無法形成對貧困群體有利的扶助循環，能力扶貧的效果在預期上顯得更不穩定。“產業扶貧”作為改善貧困地區經濟條件、增加貧困群眾收入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適用于許多因經濟條件落后、收入不足而引發貧困的地區。實踐證明，在大力推進“產業扶貧”的工作后，不少貧困地區、貧困群眾擺脫了貧困并因此得益，從而形成一種示范效應，大規模效仿。但是，若僅以經濟收入、物質條件保障作為識別貧困的標準，則容易引發“數字脫貧”的風險，效果并不穩定，一旦產業扶貧停止，一切又可能回到原本的模樣，而當下的產業扶貧工作中還存在一個典型的現象，那就是扶貧工作對形式重視有余，對效果卻關注不足，大家更關注的是將該項目進行落地實施，但是至于項目的最終結果如何，則少有人關心。[5]在產業扶貧所能產生的效益逐漸進入平緩階段時，單一的產業扶貧所能帶來的收益并不如從前。
能力扶貧與產業扶貧相融合的必要性
產業扶貧能夠改善貧困地區的經濟條件，增加部分貧困人口的收入，卻不能增加其抵抗風險的能力，也不能惠及所有的貧困人口。因病返貧、因學返貧、因市場風險返貧因、無工作能力無法脫貧等等現象成為了導致貧困發生的新難點、新問題。返貧與脫貧的壓力都集中在了一個點上。況且，在實際的產業扶貧開發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現象，如扶貧資金在管理過程中的擅自挪用、漏出率高、效率低下等問題仍舊突出，[6]依然一味地在“產業扶貧”上下功夫，或許會產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在進入脫貧攻堅戰的新時期，能力扶貧更成為不可忽視的扶貧工作切入點，從精準識別貧困人口到精準甄別貧困發生原因，從注重提高貧困人口收入到增強貧困人口抵御風險的能力，鞏固扶貧取得的成果。將“產業扶貧”和“能力扶貧”二者相輔相成，能有效地應對貧困成因多元化問題，有助于形成長效、動態的扶貧機制，防止返貧現象、數字脫貧現象的進一步蔓延，確保真脫貧，脫真貧。
賦權提能，是基于阿馬蒂亞·森的權利貧困理論，強調以“機會均等”和“公平共享”為核心反貧困理念，要求減少與消除權利和機會的不均等，提高貧困人口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來治理貧困。精準扶貧政策是對這一理念的發展，強調采取教育培訓、產業發展、制度創新等措施賦予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個體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好的發展能力，讓貧困人口共享經濟增長成果，實現脫貧致富。[7]近年來，“能力扶貧”即注重加強對貧困群體的人力(健康、教育)保障與建設，日益引起國際政策與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在拉美地區精準扶貧的實踐經驗中，已通過“綜合各類因素識別貧困人群”“根據可行能力的缺失情況進行分類救助”“設置領取救助的附加條件以激勵可行能力的發展”等手段展開扶貧工作。[8]在我國，受傳統“救濟”觀念的影響，地方政府長期將保障貧困群體基本生活定位在“溫飽線”(也稱兜底扶貧)的低水平上，忽視了對貧困群體健康與教育能力的保障與投資，也沒能重視這方面支出對貧困群體造成的影響，使得貧困甚至非貧困群體的健康與教育支出風險成為誘發“致貧”、“返貧”危機的斷層線。
首先，“能力扶貧”不到位會極大弱化貧困群體抵抗“災難性支出”風險的能力，不僅使來之不易的扶貧成果因龐大“藥費”“學費”開支而付諸東流，還會導致貧困邊緣群體不斷擴大，增加目標人群精準識別的難度，一場自然災害，一次市場風險，一次疾病支出都有可能導致貧困邊緣群體一夜之間回到赤貧狀態;甚至可能形成“黑洞效應”，貧困群體將自身僅有的資源、精力大量投入在抵御“災難性支出”的風險上，由此形成惡性循環。龐大的“生存成本”蠶食著貧困群體、貧困邊緣群體僅有的資源，不斷削弱其生存能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最終導致這類群體返貧或阻其脫貧的可能性，使得貧困在代際間流動。
其次，忽視“能力貧困”，會降低扶貧工作目標定位的精準性。以陜西為例，全省貧困戶中普通勞動力占絕大多數，達到62.61%，喪失勞動力和無勞動力的分別為5.95%、30.53%。其中，對于喪失勞動力和無勞動力的群體，可通過既有的低保及社會救濟制度“瞄準”兜底，降低他們對家庭的負擔和生存的成本。但對于更大一頭的普通貧困勞動力來說，改善其人力資本(健康、教育)的投資與保障狀況，通過能力扶貧使得這部分困難群體能夠有穩定的收入與社會的保障，使其逐漸具備內源性的脫貧及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無疑對于解決此類困難群體的貧困問題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三，根據調查經驗，在西北落后地區，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比例很高，陜西省貧困戶中，因病致貧的比重高達40.91%，居各項致貧原因之首。不可忽視的還有部分邊緣性群體，如患慢性病的群體，他們長期承受著高昂醫療費用的支出，因病返貧的可能性很高，卻難以被精準識別出來。如果在這些地方片面強調產業扶貧，往往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最后，從長遠來看，產業發展歸根到底是要依靠人的發展，精準扶貧凸顯“以人為本”，如果貧困群體自身健康水平與教育水平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與提升，那么產業扶貧就是“無本之木”，扶貧成果也將大打折扣，不僅無法充分調動貧困群體脫貧致富的能動性，且更容易受到貧困群體個人或家庭健康與教育風險的沖擊而難以為繼。
能力扶貧與產業扶貧的融合對策
針對上述問題，建議如下：
首先，增加中央特別是省級財政對“能力扶貧”的支持比重與力度，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社會安全網對貧困與弱勢群體“災難性支出”的預防和保障水平。截至2012年，我國已普遍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醫療救助和社會救濟(五保供養)為主要內容的基本社會服務體系。落實精準扶貧目標，強化貧困群體的“能力建設”，需要高度重視精準扶貧與既有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效銜接。牢牢鎖定以“低保群體”為基礎的貧困基本面，完善目標定位動態調整機制，逐步覆蓋貧困邊緣(脆弱)群體，并通過醫療救助、教育救助、災害救助提升其自身的健康與知識水平以及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特別是在醫療救助領域，一方面要通過資助貧困人群參加新農合(資助參合)的方式，促進醫療救助與新農合的制度銜接，讓貧困群體能夠享有更好的門診與住院服務。另一方面，要將精準扶貧救助資金與大病救助有效結合起來，逐步降低或取消大病救助起付線，提高資助水平，增強貧困群體抵御“災難性支出”風險的能力。
第二，推動“產業扶貧”與“能力扶貧”的有機結合，突出產業培訓在整個產業扶貧工作鏈條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推動產業扶貧的過程中，應充分尊重市場規律，動員社會資源，完善管理機制。對于那些產業發展稟賦較好的地區，要結合產業投入、運營、銷售等環節的具體需求，建立較為系統的技能與管理培訓辦法，提升貧困群體的自主意識，增強其產業自主組織與管理的能力，真正讓符合地方發展需求的特色產業扎下根去;對于那些自身不具備產業發展條件或產業開發成本過高的地區，可根據周邊產業發達地區勞動力市場需求，由政府牽線，有針對性地為符合條件的貧困勞動力提供技術培訓，輸出勞動力。另一方面，加強教育救助與精準扶貧的有機結合，特別是對貧困家庭中的青少年或在校學生，通過教育救助，資助其就讀職業技術學?；蚋叩冉逃?，防止出現代際間的貧困流動。
第三，創新精準扶貧資助與服務遞送模式，減少扶貧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福利病”問題。精準扶貧不僅要求對貧困群體實現精準“覆蓋”，同時還要形成動態管理，實現對已經脫貧的或自身實際不符合救助要求的群體的精準“退出”。根據調查發現，在很多地區，由于被納入扶貧范圍的“困難戶”能夠得到來自各級政府及社會的現金資助與信貸優惠，使得扶貧政策成為一種“變相福利”，致使不少人已經脫貧卻不愿摘帽，不少家庭將本應履行的法定義務(贍養與撫養)轉嫁政府，甚至出現因貧困資格認定不公而聚眾鬧事上訪等群體性事件。對此，我們建議一方面，完善檔案卡登記制度，逐步探索有效的貧困退出機制，對于已經脫貧或不符合救助要求的要及時摘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創新精準扶貧資助與服務遞送模式，建立能力扶貧為導向的扶貧“服務包”制度，即除強化低保兜底功能外，針對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應減少對直接的無條件現金轉移項目，改為按人頭補貼供給方(比如公立機構、民營企業、個人、社會組織等)的形式，動員社會力量與社會資本，向貧困戶發放服務券，提供以能力建設為導向的“扶貧服務包”(醫療保健、技術培訓、信息咨詢等)，根據目標群體服務包使用情況及效果，評估其能力貧困狀況與脫貧意愿，并作為是否提供進一步救助的重要依據。
參考資料
[1]宋揚.堅持扶貧大格局，堅持打贏扶貧攻堅戰[EB/OL].http：//theory.gmw.cn/2017-10/24/content_26592249.htm，2017.10.24.
[2]公衍勇.關于精準扶貧的研究綜述[J].山東農業工程學院學報，2015，32(03)：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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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邢成舉，張森.當前扶貧工作面臨的九個突出問題[EB/OL].www.snzg.cn/article/2017/0809/article_41909.html.
[6]徐龍順，李嬋，宋娜娜，黃森慰.精準扶貧：理論內涵、實踐困境與對策研究——基于山東菏澤兩個村莊的調查[J].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6)：41-45+61.
[7]王介勇，陳玉福，嚴茂超.我國精準扶貧政策及其創新路徑研究[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6，31(03)：28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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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江海 陜西省健康管理協會副會長，西安北大助企商會副會長，陜西愛普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產業扶貧動員講話范文第2篇
--石人河村精準扶貧產業發展紀實
從昔日精明的煤礦小老板到如今敢想敢做的產業能人，在人們的印象里王大平一直在忙碌操勞著自己的事業。不過在人群中，王大平倒也親切可愛，身材肥胖的他顯得憨態可掬，認識他的人對他無不翹首稱贊。王大平說，借著國家精準扶貧的東風在家發展，既有明顯的經濟效益，又照顧了家人，也免受奔波之苦，還能惠及鄉親們。
現在王大平的200畝油牡丹育苗基地已綠意盎然，300余畝種植基地早已一片花海，規?；б媸置黠@，形成石人河村一道獨特靚麗的風景線。不少此輪建檔立卡貧困戶通過流轉土地并幫助管理大大拓寬了經濟收入來源。據了解，油用牡丹是多年生木本油料作物，兼具食用、藥用、觀賞等價值?，F在王大平正在充分開發利用油牡丹花觀賞旅游價值，同時通過養蜂獲取蜂蜜、采籽榨油等獲取經濟價值，切剝根皮等獲取藥用價值，預計豐產期基地年產值可達千萬元。
王大平是鄖西縣河夾鎮石人河村村民，前些年憑著自己的精明能干在山西的小煤礦發展，由于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淘汰落后產能、傳統產業升級浪潮提前到來了，他不得不放棄那個曾經無限風光的煤炭行業?；氐郊亦l的他總想做點事業，然而面對凋敝的農村現狀卻又沒有任何思路。
2014年底，隨著國家新一輪扶貧開發政策的實施，鄖西縣發改局精準扶貧河夾鎮六個重點貧困村之一的石人河村，這讓王大平看到了希望。在鄖西縣發改局扶貧工作隊的悉心指導下，他迅速理順思路，隨同鄖西縣發改局考察了安徽、山東等地的油用牡丹產業，看到國家、湖北省、鄖西縣出臺的相應政策支持，他隨即下定決心抓住機遇一定要把油牡丹產業做大做強，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帶動村民脫貧致富。
為節約成本并最大程度降低經營風險，王大平流轉村里一百多戶的五百余畝閑置土地注冊了鄖西縣眾幫生態農業家庭農場，與鄖西縣昌暉木本油料專業合作社共建種植基地。合作社提供種苗和技術指導，農場具體負責經營管理，雙方協議按照實際投入比例分配收益。資金方面，縣發改局扶貧工作隊主動協調對接銀行，幫助農場解決資金難題。
產業扶貧動員講話范文第3篇
自治縣人民政府：
按照2017年11月27日召開的全縣農業產業結構督查工作會議要求，結合相關文件精神，全縣成立4個督察組，對全縣農業結構產業情況進行督查檢查，第三組由自治縣政協副主席李正超為組長、自治縣委、縣人民政府督查專員宋志鵬為副組長、自治縣委組織部、自治縣農牧局、自治縣林業局、自治縣畜牧局相關人員為成員的督察組于2017年11月28至12月4日，對草海鎮、五里崗街道、小海鎮、羊街鎮、大街鄉、兔街鎮、云貴鄉、龍街鎮、雪山鎮、哈喇河鎮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督查檢查，現將督查結果匯報如下：
一、基本情況
各鄉鎮(街道)積極按照自治縣委、縣人民政府相關安排部署，對轄區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認真研究、精心謀劃。一是強化組織領導。及時成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領導小組及工作專班，對轄區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做出科學安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調減玉米種植，在主要公路沿線、25度以上坡耕地及旅游景點、馬鈴薯種薯及商品薯板塊區、商品蔬菜板塊區、中藥材板塊區合理安排種植經果林、蔬菜、烤煙、馬鈴薯、中藥材等產業。二是加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培訓力度。各鄉鎮(街道)由農民講師、
產業扶貧動員講話范文第4篇
黟縣農友種植專業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12月，是一家專業從事優質糧油種植、社會化服務、加工、銷售為一體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經濟組織，黟縣供銷社持股40%，目前擁有社員2473戶，優質糧油種植基地2.1萬畝，各類農業機械90多臺套，實現了山區糧油種植全程機械化，建立了專業的農機社會化服務隊伍，形成了育種、種植、倉儲、加工、銷售的全產業鏈式經營。
一、主要做法
合作社積極實踐，探索解決了“種糧如何出效益，山區規?；瘷C械化如何管理，產量與質量如何兼顧，一二三全產業鏈如何打造”等一系現代農業發展問題，構建了優質糧油產業產銷一體化體系。
一是堅持創新發展。用工業理念、共享發展的思維發展現代農業。整村流轉“屏山模式”。在屏山、龍江、宏村、橫崗等村整村流轉土地4600余畝，每年每畝以國家稻谷收購價格乘500斤計算支付農民租金。同時，按每畝60元支付村集體管理費，實現了農民、村集體、合作社共贏發展。土地托管“碧山模式”。由碧山村村集體將2170畝土地全部流轉，委托合作社代耕代種，提供從育秧到烘干的全程社會化服務，稻谷按最低高于國家收購價格每斤0.1元進行收購，病蟲害采取生物農藥統防統治，測土配方施肥，實現了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和產業發展的雙贏。土地入股“田川模式”。在田川村成立土地股份制合作社，農民以430畝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龍頭企業以現金、管理入股，村集體以管理入股，村民組以閑置土地入股，6戶建檔立卡貧困戶以扶貧資金入股，實行保底分紅，發展優質糧油。2016年田川合作社每股分紅610元，村集體增收1.16萬元，實現了農民變股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并有效解決了土地拋荒問題。2017年對田川模式進行了復制推廣，先后在黟縣汪村、柏山、湖田、馬道及黃山區等11個村建立了分社，土地股份合作基地達6000余畝。在糧油種植的基礎上，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中推廣效益更高的中草藥、菊花等經濟作物種植，不斷提高農民收入。
二是堅持共享發展。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實現利益共享、風險同當、共贏發展。實現抱團發展。依托合作社社會化服務體系，及龍頭企業加工銷售服務體系，吸納了26家家庭農場成立“有農優質糧生產油聯合體”，實行“統一生產資料供應、統一種植安排、統一機械化服務、統一收購、統一品牌銷售”。目前共發展優質糧油基地2.1萬畝,2017年實現糧油產量1.1萬余噸，聯合體也被評為全省首批示范聯合體。在2018年國家稻谷收購價格大幅下調的情況下，合作社堅持發展優質糧油，抱團取暖，以高于國家稻谷收購價0.1元/斤——0.5元/斤價格回購成員稻谷，保障了成員的種植效益。建立服務平臺。組建機械化服務隊，制定服務標準和《優質糧油規?；N植手冊》，為種糧大戶提供從育秧、耕種、植保、收割、烘干的全程機械化服務。2017年開展水稻工廠化育秧、機耕、機插秧、無人機植保、收割烘干等全程社會化服務面積達1.5萬多畝。提供社員金融互助幫扶。與黟縣供銷社資金互助部共同開發有農聯合體專項貸款，為聯合體成員提供規?；Z油種植專項擔保貸款。2017年在柏山分社社員分紅大會上，社員將分紅存入資金互助部，實現社員互助發展。同時，合作社與上海宋慶齡基金會合作實施農民創業接力棒計劃，以現金和物資的形式向合作社內20戶相對貧困家庭提供總計100萬元免息無抵押貸款，每戶可獲得5萬元資金支持。
三堅持差異發展。樹立品牌興企、突出產業融合，提高產出綜合效益。在品牌經營上。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綠色生態為主攻方向，以胚芽米系列為主打產品，嚴把品質、安全關，精心打造優質農產品區域品牌形象。在產業鏈打造上。推進一產、二產、三產融合發展，目前合作社已與微笑草帽(上海)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簽約合作，以農民土地、資產入股的形式，正在計劃實施南山小鎮項目，發展參與體驗游，組織消費者親身參與糧油種植、生產、收割、加工全過程，感受田園風光，著力打造以休閑農業產業為核心的農業休閑旅游，帶動更多的村民收益。。在現代流通體系上。搭建電商銷售平臺，促進產品線上線下同步銷。同時，加快農業物聯網建設，實現從生產到加工全程可監控、可追溯，讓消費者吃上安全放心的優質大米。
四是堅持科技發展。注重科技創新，和中國水稻研究所、安徽省農科院、黃山學院、黃山市農科所等科研單位建立了長期產、學、研合作關系，開展技術協作。合作社專門建立了200畝的科技試驗田，開展各種農業新品種、新技術、農藝結合等各項試驗，召開現場會，向社員推廣。不定期召開各項農業種植、管理、農機操作等培訓，舉辦“種糧標兵”、“農機競技”等各項農業技能比賽，增加科技興農意識，促進生產發展。
五是發揮基層供銷社“為農、惠農、姓農”作用。合作社在發展過程中，利用土地股份合作社各分社場所、人員優勢，正在逐步把基層供銷社向各個村發展。把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通過土地入股，把土地集中起來，開展規?；洜I;在分社建立統一的標準化服務場所，提供生產資料統一采購銷售、全程社會化服務，技術服務，農產品就地銷售，物流代辦，電子商務，社員資金互助等一系列服務;讓更多的農戶在現代農業產業發展中受益，也促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二、扶貧模式
一是土地流轉幫扶。通過合作社自身產業經營發展，發揮引導帶動作用，通過土地流轉，發展規?；洜I，幫助貧困戶增收。合作社四年來累計支付田租和分紅1325.8萬元，農民工工資580余萬元，涵蓋2854戶農戶，平均每戶每年增收2200余元。其中貧困戶 171戶，支付貧困戶租金 97.5萬元，貧困戶平均累計增收6600元。
二是幫扶貧困村成立土地入股合作社。幫助貧困村村集體成立農民土地入股合作社，依托全程社會化服務，建立優質糧油種植基地，實現貧困村村集體、貧困戶增收。
三是對接慈善基金幫扶。與上海宋慶齡基金會合作，合作社提供擔保，基金會對合作社內20戶相對貧困家庭提供總計100萬元免息無抵押借款，每戶平均可獲得5萬元創業發展資金支持。
四是直接捐贈。對口幫扶重點貧困村——柯村鎮湖田村發展產業脫貧。結合湖田村實際情況，幫助湖田村成立了農民土地入股合作社，發展黃山貢菊和有機水稻規?；N植。向湖田村捐贈水稻秧苗345萬株、菊花苗8.1萬株、生物有機肥15噸。
產業扶貧動員講話范文第5篇
實施“支部+產業+貧困戶”產業扶貧模式。充分發揮基層黨支部在產業幫扶中的組織保障和橋梁紐帶作用，結合資源稟賦，通過支部引領，財政扶貧資金直補到戶方式，扶持貧困戶發展主導、特色產業，配套實施農田水利和基礎設施，提升貧困戶產業發展能力，加快貧困戶脫貧步伐。通過扶持，打造出了澄城縣柏門村冬棗產業扶貧園、寺前鎮和家樓村現代農業產業園、吉安城村蘋果產業示范基地、段莊村金銀花示范基地等。截止目前，發放產業直補資金3063萬元，扶貧10000余戶貧困戶發展蘋果、生豬、設施大棚、特色產業等。
實施“財政+銀行+貧困戶”扶貧模式。成立了扶貧小額信貸工作領導小組，出臺《澄城縣扶貧小額信貸實施辦法》和《澄城縣扶貧小額信貸風險補償金管理辦法》。通過財政資金擔保，撬動銀行貸款，對有勞動能力、技能素質和個人信用良好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每戶發放1-5萬元限期三年的全額扶貧貼息貸款。截止目前，全縣風險補償金達到1400萬元，累計發放到位扶貧小額貸款資金1.2億元，扶持和引導貧困戶發展蘋果、生豬、設施農業等特色產業。
實施“貧困村+互助協會+會員戶”互助運作模式。在貧困村建立互助協會，既填充、壯大了村級集體經濟，又解決了貧困農戶脫貧致富資金短缺問題，促進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通過支部引領，協會資金支持，對有勞動能力、需求資金少、年齡偏大、在金融機構貸不到款的貧困戶發放5000-10000元小額借款，解決生產發展資金難題。截至目前，全縣建立1個縣級互助協會和105個村級互助協會，入會農戶達7278戶，其中貧困戶4615戶，貧困戶入會率達62%?；ブY金總規模達到4858萬元，累計為4100戶會員發放借款7962萬元。扶持設施大棚420座，標準化圈舍260座，發展庭院式養殖1840余戶，新栽蘋果8500畝，雜果5300畝，種植中藥材6600畝，有效解決了農村低收入家庭特別是貧困戶生產發展資金不足難題，促進了貧困村產業發展，助推了貧困戶脫貧致富步伐。
實施“合作社+銀行+貧困戶”產業帶動模式。按照“政府扶持、企業帶動，利益聯結”思路，采取貧困戶貸款，合作社擔保的方式扶持貧困戶發展產業。在澄城縣新農富專業合作社，選定40戶貧困戶發展生豬產業。利用貧困戶貸款，合作社擔保，每戶貸款5萬元交由合作社管理，合作社一次為其提供30頭仔豬(每年二個批次)，同時搞好生豬的防疫、飼料配送、育肥豬保險等服務，確定出欄保護價和保底利益保障(100元/頭)，使貧困戶徹底擺脫市場風險和疫病困擾，在無需投資的情況下，保證戶均最少2萬元利潤收入，幫助帶動貧困戶發展生豬產業，實現脫貧致富。
實施“光伏+貼息+貧困戶”分紅扶貧模式。采取企業貸款、財政貼息、群眾分紅的辦法，投資10億元建設了拓日新能農光互補項目，對3418戶貧困戶進行扶持，每戶每年可獲得3500多元分紅。項目建成后，貧困戶可以在土地流轉中受益，可以得到入股分紅，可以在農光互補項目中打工，實現了多層次收益，確保了穩定脫貧。
實施“支部+三變改革+園區+貧困戶”帶動模式。通過村支部組織村民確定產業，主導“三變改革，成立村級經濟合作社流轉土地建扶貧園，吸納本村所有貧困戶入園參與經營。全縣共有27個村1082戶貧困戶依托園區有了增收產業。
產業扶貧動員講話范文第6篇
編號：
甲方(項目管理單位)：
乙方(項目實施單位)：
為切實落實州委、州政府“精準扶貧，竟進小康”的戰略目標，通過生豬養殖產業帶動轄區內貧困戶脫貧致富奔小康，甲乙雙方經友好協商，一致達成如下共識：
一、產業扶貧項目由甲方負責組織、管理、協調，乙方負責實施。項目實施年限從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項目主要實施內容：
乙方積極參與“精準扶貧，竟進小康”項目，并通過“公司+能人大戶(含合作社、小微企業)+貧困戶”的模式，在甲方的領導和組織協調下，扶持轄區內能人大戶(含合作社、小微企業)、精準扶貧戶實施生豬養殖產業脫貧項目，加快推進轄區內貧困戶脫貧致富。
三、項目完成目標：
在 年 月--- 年 月期間，甲乙雙方本著落實州委、州政府“精準扶貧，竟進小康”的戰略，共同完成轄區內本項目貧困戶全面脫貧的目標。
四、項目實施地點及扶貧措施。
1、行政村共 個。(詳細名單附后，并為本協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貧困農戶 戶。(詳細名單附后，并為本協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扶貧措施。詳見恩施華硒正虹飼料科技有限公司關于在恩施州實行《公司+能人大戶(含合作社、小微企業)+貧困戶為模式的生豬養殖“精準扶貧、竟進小康”》的工作方案。以下稱《方案》。
五、各方責任
1、甲方責任：
① 甲方應在轄區范圍內積極組織貧困戶參與生豬養殖扶貧項目，并成立以相關部門、村委會為主體、能人大戶及華硒正虹公司參與的“生豬養殖扶貧小組”，專門負責本項目的實施。
② 甲方應嚴格落實轄區內貧困戶的資格審查工作，在貧困戶自愿的前提下實施生豬養殖扶貧項目，同時經甲乙雙方共同確認項目扶貧戶名單。
③ 甲方應嚴格執行國家財政扶貧資金管理辦法的規定，專
2 款專用，按照“精準扶貧、竟進小康”的要求，在轄區內全面實行“創新發展扶貧小額信貸”，建立精準扶貧專項資金管理及使用辦法，成立資金使用及監管機構，確保資金高效、合理、準確使用。
④ 甲方應及時足額向確定的扶貧對象提供“創新發展扶貧小額信貸”，保證提供精準扶貧戶3萬元、能人大戶20萬元、小微企業50萬元以內的銀行貸款，該筆款項必須在項目正式實施前到位。
⑤ 甲方應保證“創新發展扶貧小額信貸”?？顚Ｓ?，即10%用于豬欄的改擴建、40%用于仔豬購買、50%用于飼料購買及周轉。
⑥ 甲方應協調縣鄉畜牧獸醫部門積極參與生豬養殖精準扶貧項目，為生豬養殖場、精準扶貧小型養殖戶提供全方位技術支持，主要是提供養殖技術培訓、防疫措施，每年定期舉辦養殖技術培訓會議。
⑦ 甲方應協調保險公司為項目養殖戶提供相關牲豬保險，以降低生豬養殖場、精準扶貧小型養殖戶的飼養風險，主要是能繁母豬保險、商品育肥豬保險、牲豬價格保險，其標準遵照國家及相關部門規定執行。
⑧ 在項目具體實施后，甲方應建立相應監管體系并負責具體實施，同時協助乙方回購項目扶貧戶牲豬，降低項目資金風險。
2、乙方責任：
3 ① 乙方應按照甲乙雙方共同確定的能人大戶及貧困戶名單，并根據《方案》細則為貧困戶提供圈舍修建指導方案、組織能人大戶提供健康仔豬、會同相關部門提供養殖技術指導、供應合格飼料、落實生豬收購等扶貧措施。
② 乙方在甲方轄區內項目貧困戶購買飼料資金不足時，每年按扶貧戶貸款額的10%--20%資金予以周轉，周轉周期為一年。
六、各方應嚴格執行本合同，中途不得無故撤銷或終止合同。 合同執行過程中，如需修改合同內容，甲乙雙方共同商定后修改。如確實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甲乙雙方不能履行合同時，經甲乙雙方告知、協商、同意后，可以終止本合同。
七、為完善本戰略合作協議的補充協議、附件等均應作為本戰略合作的有效內容之一，甲乙雙方均應遵照執行。
八、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雙方各二份。
(甲方) 年
月
日 (乙方) 年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