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法探究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該論文以位于赤峰市的寧城地區作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深入細致的實地調研與考察，在對大量的文獻資料進行整理和綜合分析后，指出寧城的地域文化特色。對當地特有的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古建筑群落、民風民俗、蒙古族餐飲文化、節日慶典等提出進一步挖掘與保護的重要性。
關鍵詞：寧城 蒙古族 地域文化 保護
文獻標識碼：A
一 序言
寧城縣，位于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的南部，地處燕山山脈東段北緣，介于東經118°26″-119°25″、北緯41°17″-41°53″之間，屬于內蒙古高原與松遼平原的過渡地帶。北與內蒙古喀喇沁旗相連，東與遼寧省建平、凌源交界，南與河北省平泉縣毗鄰，西與河北省承德縣、隆化縣接壤。赤峰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境內有8000年的人類文明史，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是草原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紅山文化、草原青銅文化、契丹遼文化、蒙元文化在這里聚集綿延，與中原文化交相輝映，共同筑造了中華文明。該地區發現并命名了紅山文化、興隆洼文化、富河文化等8種考古學文化類型，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
二 寧城縣的古建筑群落
1 遼中京城遺址：在寧城縣西15公里、老哈河北岸沖積平原上。遼宋澶淵之盟后，契丹統治者為便于與中原交往，利用北宋每年所納歲幣，征集燕云地區的漢族工匠，于遼統和二十五年（1007年）建成規模宏大的陪都中京大定府城。城址遺跡現仍明顯可見。除東南角為老哈河水沖刷毀去外，部分城墻仍高有4米。由外城、內城和大內三部分組成。外城南北長3500米，東西寬4200米，周圍15公里許。外城南部為漢族居住區，有坊區、市肆、民居、廟宇、官署、驛館等。內城官署及屯兵區域，原多是搭設氈帳，很少有土木建筑物。大內為契丹貴族居住區域，有宮殿遺跡。金代改為北京路大定府，元代改設大寧路，明初曾在此建立大寧衛和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現通稱作大明城。
2 大明塔：在寧城縣遼中京遺址內。為遼代晚期興建。八角十三層磚砌密檐式，通高8114米，為國內現存第二高塔，僅次于河北定州市料敵塔。
3 黑城遺址：在寧城縣頭道營子鎮四道營子村西。
4 遼盛圣寺舍利塔，位于寧城縣鐵匠營子鎮。
三 寧城縣域的民風民俗
1 訂婚禮俗
訂婚又稱“文定”，昔稱“納吉”及“納徵”，訂婚雖然不像結婚般繁復，但傳統習俗卻非常重視，男女雙方均需準備若干禮品。內容包括貢禮官，俗稱“押箱先生”，專門負責送禮行聘事宜。貢禮官必須控制人數、車輛、聘全、六件禮。家祭，出發前往女方家納采之前，男方先行在家行祭祖儀式，這時將納采所用之“盒仔餅”或大餅，上香祭告列祖列宋，將前往某處女方家下聘，請示列祖列宗保佑這段姻椽美滿幸福。出發，行完家祭后，貢禮官負責將所有聘禮搬上車，新郎與媒人同乘一事，前往女家。紅包，出發前貢禮宮除了打理人數、車數、聘禮外，也得提醒新郎多準備紅包。如前來開新郎車門的舅爹、“壓桌”、六名隨去的親人都需備有新娘見面禮、捧洗臉水的女方新友、媒婆禮。
2 節慶風俗
元宵節：農歷正月十五日，道教稱為上元節，當日各家各戶吃元宵，自十四日至十六日連辦三天元宵燈會。農村用毛邊紙包棉花、鋸末或谷糠，再拌以麻油，稱為包燈。在晚間辦燈會時，由撒燈者點燃遍放各處，燦若群星，稱之為撒燈。還要往祖墳上送燈點燃，稱之為送燈。傳說撒燈是為鬼魂撒的，意在超度亡魂。各鄉村在元宵節前后三天，甚至提前，舉辦各種傳統的娛樂活動，如扭秧歌、踩高蹺、跑旱船、抬歌、背歌等，盡情娛樂。尤其是燈會，到處張燈結彩，燈火輝煌，還燃放煙火直到子時，可謂“火樹銀花不夜天，十五圓月失顏色”。
端午節：又稱端陽節，農歷五月初五。清晨家家窗前掛紙葫蘆，門口插柳枝、艾蒿，并用艾葉浸水洗臉。早飯吃粽子煮雞蛋。小孩子們衣服上掛荷包，腕上系五彩線，中午吃餃子，燉豬肉、粉條、凍豆腐等菜肴。
中秋節：俗稱八月節，農歷八月十五日。是夜，明月高懸，干家萬戶親人歡聚一堂，觀賞月色，品嘗月餅，并將月餅、葡萄、西瓜、蘋果、梨等擺于院內桌上，俗稱貢月，共享天倫之樂，所以中秋節又稱團圓節。
3 蒙古族民族習俗
那達慕：蒙古語是娛樂和游戲的意思。遠在13世紀初，蒙古族的首領們每年舉行“大呼拉爾”時，除了制定法規，頒行獎懲等一些時政內容外，還舉行規模較大的那達慕，至今約有700多年歷史。在那達慕大會上，傳統的“男兒三藝”是必不可少的項目。
摔跤：正式摔跤比賽的儀式很隆重，參加者要穿上傳統的服裝，坎肩多用帆布和皮革做成，上綴閃亮的銅釘、銀釘，猶如閃閃繁星。腰系紅、藍、黃三色綢子做的“希力布格”，下身穿肥大的摔跤褲，還套上有繡花圖案的套褲，這樣出汗不貼身，還可防止傷害事故，腳穿長靴，頸上套五色綢條制成的似項圈的“章嘎”?！罢赂隆睒酥精@取的名次，取勝次數越多，彩條越多。摔跤手蒙語稱“博克”。出場前要唱摔跤歌，也叫出征歌，雄渾高亢，以壯行色。然后“博克”在歌聲中跳著鷹步舞出場，這種舞跳躍高而快，是賽前的準備動作?！安┛恕倍际前驅捬鼒A的彪形大漢。待裁判員發令后，雙方握手致意，然后交鋒開始。爭斗扭結盤旋，恰如蛟龍鬧海、驚心動魄，令人神往。摔跤手每勝—次，就在他脖子上的“章嘎”上面掛一條彩色布條，奪冠的“博克”，被稱為“納欽”；力挫群雄的冠軍稱為“阿布儒古”。
射箭：是蒙古族最古老的體育項目之一。蒙古民族一向以高超的善射技藝而著稱。當年，成吉思汗和他的軍隊，正是憑借這無與匹敵的騎射武功統一中國。蒙古族射箭比賽的射程只有15米、20米，使用的是五彩顏色的“氈牌把”。比賽分靜射和騎射兩種。騎射，射手身穿短袍，身背弓箭，騎馬到起跑線，發令后射手起跑，抽弓搭箭，瞄準射靶。一般規定每人射9支箭，分三輪射完。靜射則是射手在規定的距離內，站立于固定的發射地點，三箭射完，以中靶箭數評定優勝。
賽馬：蒙古族素有“馬背上的民族”之稱。賽馬是他們最喜愛的傳統項目。參加賽馬的人數年齡不限。成人參加賽走馬，男女兒童賽快馬。最短距離是16公里，最長是60公里。按傳統習慣，要往獲得第一名的馬頭上、身上撒奶酒或鮮奶，并朗誦贊頌騎手和馬匹的詩，以示祝賀。
祭敖包：“敖包”是蒙語的音譯，意為石頭堆。內蒙古大草原遼闊無垠，天地相連，難以辨認方位，于是，牧民在游牧的交界處或路口壘石為標記，天長日久，就形成了此風俗。古代，建敖包和祭敖包很簡單，人們在居住地周圍，用石頭和柳條壘成小包，便可祭祀。后來，隨著喇嘛教傳人內蒙古地區，為這種建、祭敖包的形式增添了許多宗教色彩，敖包由原來的一個小包也變成了敖包群，有的7個敖包并列而建，中間最大，兩旁各有3個小的陪襯。敖包的個數以奇數為準，最多的可有13個：即一個大敖包居中，其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有3個小敖包陪襯。祭敖包的時間，多在水草豐美，牛羊肥壯的季節，旨在祝福人畜兩旺。祭祀時，主體敖包上插桿子，掛旌旗，旗用白綢所做，上書經文。小敖包插樹枝，樹枝上掛五顏六色的布條或旌旗。祭祀儀式隆重、嚴肅而熱烈。屆時，方圓幾十里的牧民騎上奔馳的駿馬，坐上“草原之舟”勒勒車，手捧祭品來參加祭祀活動。祭敖包大致有血祭、酒祭、火祭、玉祭四種。祭祀時，祭者圍坐三面，面向活佛，并在蒙古包的地面上擺放—人多高的奶食品、阿木蘇、點心或全羊等供品。當活佛發出祭祀開始的經令，法號奏出深沉粗獷的音調，眾人雙手合十，口中念咒為祭。然后，參加祭敖包的人一起圍著敖包，從左向右走三國，祈神降福，保佑人畜兩旺。人們外出遠行，凡是經過有敖包的地方，都要下馬參拜，祈禱平安，還要往敖包上添幾塊石頭或捧幾捧土，以求吉祥。
蒙古族安代舞：《蒙古秘史》載：“繞蓬松茂樹而舞蹈，直踏出沒脅之溪，沒膝之塵矣”，《安代舞》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珍品。它在民間，最早是以驅邪治病為目的，后來人們在發展過程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成了謳歌新時代、新生活，成為人人會跳的娛樂形式。草原上，每逢喜慶的節日或迎接尊貴的客人，蒙古族同胞便穿起艷麗的民族服裝，跳起安代舞表達他們真誠喜悅的心情。
佛事活動查瑪舞：查瑪，民間俗稱“跳大鬼”，是一種傳承很久的宗教舞蹈。每逢廟會或佛事活動均跳查瑪舞。這種舞蹈在寺廟佛祖宗唁巴的大殿前舉行。跳查瑪舞時，寺廟眾僧頭戴面具，身穿彩衣，法器吹出“哞哞”低沉的吼聲，鼓樂齊鳴，在鼎沸聲中，各角色按序先后出場，腳踏節拍，跳出不同形式的舞蹈。查瑪舞大體可分“跳白鬼”、“跳螺神”、“跳天王”、“跳猴神”和“跳蝶神”等五幕。表演各具特色，白面鬼者舞的活潑幽默；螺神者舞的緩慢穩重；天王者舞的豪放剛勁；猴神者舞的逼真有趣。整個舞蹈表現出驅逐邪惡，祈求平安，與妖魔作斗爭的場面。
四 寧城地區飲食文化特征
手把肉：對于羊肉的食用，蒙古族是真正的權威。蒙古民族吃羊肉，是把洗凈的全羊切成幾大塊，在清水里煮，不放蔥、姜、大料等任何佐料。蒙古族認為，再美的調味品也美不過羊肉的本身，所以他們制作的手把肉是白水下鍋，開鍋即食，肉塊鮮嫩，香而不膩。
烤全羊：是將去皮去膛的整羊架于火上烘烤?；鹗怯眯幽靖泶駸?，火硬無煙。肉在火上左右翻轉，表皮燒焦油滴外滲，香味噴發?？臼旌笮断录茏?，刀割食用，也不加油鹽，不加佐料?？救蛸M工費時，人們不常食用，要等到貴客臨門時，才作為宴客的佳肴。
馬奶酒：醇香而微酸，酒精度不高。不會喝酒的人喝上一兩碗也無醉意，老少皆宜。春夏之交，牧民們將鮮奶盛入盆或鍋內，放置8-9小時后取出奶皮，然后將脫脂奶倒入木桶，先用牛奶釀出酒曲，再用馬奶發酵釀出馬奶酒。
寧城縣山杏：山杏為薔薇科落葉灌木或小喬木，寧城縣山杏品種有遼杏，垂杏和西伯利亞山杏，其果仁可以食用，可入藥，能治療多種疾病，具有較高的經濟價值。
寧城老窖：被譽為“塞外茅臺”的寧城老窖酒為國家銀質獎，1994年通過了國家方圓委質量方圓認證，在市場上形成了南有茅臺，北有塞外茅臺的格局。
五 主要節慶
寧城縣域節慶文化活動很多，包括杜鵑花節、達里湖華子魚洄游觀賞節、召廟廟會、克什克騰山野菜采摘節、紫蒙湖杯釣魚大賽、紅山旅游文化節、蒙古游牧文化與生態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蒙古汗廷文化旅游節、中國巴林石文化節、巴林右旗民族手工藝品匯展、興隆洼文化節、林西內蒙野果采摘節、玉龍沙湖沙漠越野、敖漢溫泉文化節、達里湖冬捕節、達日罕銀冬駝文化節等。
六 結語
寧城縣屬原喀喇沁中旗，是唁喇沁文化的中心地帶，也是保留和傳承喀喇沁文化最好的地區之一。通過對該地區民風民俗、飲食文化、節日慶典、古建筑群落現狀等方面的研究綜述，以引起對寧城縣域內傳承民族文化，傳承蒙古族傳統習俗，全力打造寧城縣民族文化品牌，弘揚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視，對進一步打造唁喇沁文化品牌有重要意義。
產業政策法探究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文化產業作為“十二五”時期河北省大力發展的新型戰略性產業之一，發展勢頭強勁。同時河北省也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期，進入到以提升質量為主的轉型發展新階段。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促進環渤海地區加速崛起的新時代背景下，我省城鎮化推進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文化產業也面臨全新升級的挑戰，在這一境遇下，提出新型城鎮化與文化產業聯動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探討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我省文化產業發展的路徑，科學論證文化產業發展的新思路、新途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文化產業集群；河北省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4.121
1 河北省新型城鎮化與文化產業集群發展現狀
所謂新型城鎮化，是指以生態環保為理念，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約智能、低碳綠色、城鄉一體、四化協同道路的過程。新型城鎮化的實質是人口和生產要素的集中過程，它不僅是物質層面“破舊立新”的發展過程，更是城市文化價值凝練的萃取過程和城市文化特色升華的推演過程，是文化基因的傳承、文化記憶的存留和文化歷史的延續。
當前，我省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正處于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關鍵時期，既面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促進環渤海地區加速崛起的重大機遇，也面臨轉型發展結構調整的艱巨任務，積極穩妥扎實推進新型城鎮化，有利于保持我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利于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有利于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對我省實現綠色崛起具有重大意義。近年來，河北省委、省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全省文化產業發展呈現出良好勢頭。作為“朝陽產業”“綠色產業”的文化產業，正在成為河北省新的經濟增長點。
2 新型城鎮化與文化產業集群的聯動發展機制分析
新型城鎮化和文化產業集群都是文化經濟集聚的結果，兩者相互促進，通過提高中心地帶的競爭力和經濟效率推動區域經濟發展。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加快，未來文化產業在縣域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的發展，將成為實現文化富民的重要途徑，對于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平衡將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在中國大多數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仍集中在城市，城市匯集了文化產業發展所必需的人才、創意、資本等核心要素，擁有文化產業的市場主體，這也使得都市圈、城市群的文化產業發展，依托區域中心城市呈現漣漪狀的分布。但就未來文化產業的集體式崛起而言，必須破解文化產業發展的城市依賴癥，使廣大縣域地區、鄉村地區通過文化產業的發展實現經濟的跨越發展。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核心城市和周邊城市之間的關系，將因為文化產業的紐帶作用而更加緊密，文化產業將有機統領城市群發展。
2.1 文化產業集群在新型城鎮化中的作用
首先，文化產業集群能夠為新型城鎮化建設帶來強大的經濟發展動力。文化產業集群具備明顯的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且涵蓋面大、產業鏈長，在加速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將發揮顯著的帶動作用，釋放出可觀的乘數效應。其次，文化產業集群的發展壯大有利于新型城鎮化中產業水平的整體提升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文化產業集群的發展不僅有利于其產業自身，而且會給更多相關產業帶來新的文化理念，賦予豐富的文化內涵，從而有利于城市整體產業水平的提升。最后，文化產業集群的發展壯大會給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長期的人才支撐。人是經濟活動中最核心、最具能動性的要素。新型城鎮化的宗旨是“以人為本”，這其中文化產業集群會在塑造新型國民精神，推動社會文明進步方面扮演著潛移默化的重要角色。發達、健康的文化產業及其相關產品，能夠作用于人的思維、觀念、能力，并從整體上培育和提升人的素質，通過直接的經濟行為和間接的社會行為作用于經濟發展，為新型城鎮化的長遠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和保障。
2.2 新型城鎮化建設對文化產業發展的作用
新型城鎮化發展為文化產業集群提供了文化創意資源的開發與重塑，推動了文化創意和技術創新等要素的跨界整合，從而實現了文化要素的自由流動與高效配置，有效破解了區域經濟發展瓶頸，打破了區域行政壁壘制約，拓展了文化產業集群的知識寬度。
新型城鎮化加速了文化產業集群對要素結構、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的綜合優化與配置。同時，城鎮化對消費的刺激和擴張，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集群文化生產消費鏈條形成良性循環，重構了城鎮文化產業空間形態。新型城鎮化對空間形態的重塑，推動了文化產業集群基于產業本身知識價值鏈基礎上展開分工與合作，有效節約了文化產業的運行成本、提高了文化產業發展效率、提高了文化產業集成創新能力和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推動了文化產業集群知識產業鏈的升級。
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人口集聚、生活方式的變革、生活水平的提高，促進了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三次產業的聯動以及社會分工的細化，推動了文化產業集群的專業化水平，城鎮化帶來的創新要素集聚和知識傳播擴散，增強了創新活力，為文化產業集群知識創新提供了動力。同時，新型城鎮化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而通過生產性服務業的作用，將人力資本以及專業化和迂回生產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所帶來的隱性知識創新形成了高度背景化和個性化的知識信息，它們在創意設計生產流通等各個環節實現靈活的專業化分工和松散的耦合，形成非線性、多層次、多功能的網絡合作關系，這種多層次的、靈活的網絡關系加速了文化產業集群創新的效率。
3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河北省文化產業發展路徑探討
3.1 科學制定文化產業集群發展規劃，使其融入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嚴格按照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安排部署，將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與特色城鎮化建設同步規劃、聯動實施。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應注重文化品位的提升和文化特色的呈現，為培育壯大文化產業留出位置、給足空間，創造優良的發展環境。在城市總體規劃及土地利用、交通建設、生態保護等規劃方面，都應做到全方位的文化考量、交互性的文化表現，促使文化產業前置引領、多點開花。
3.2 依托地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深度呈現城鎮化建設的特色文化魅力
一座城市之所以能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就在于它總有區別于其他城市的鮮明特征。只有充分依托地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才能打造出具有獨特魅力的“文化名城”。對于地域文化的傳承，應深入挖掘和系統整理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和元素，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地厘清歷史文脈和城市記憶；于地域文化的創新，應緊密結合當地實際，樹立符合世界潮流的生態環保、低碳綠色理念，認真觀察、審慎學習其他地區的先進文化，使之為我所用。應立足自身的生態特質、資源稟賦、文化內涵、經濟水平，以內外兼得、相承相容的文化個性和包容理念實現“美美與共”的文化圖景，打造出更多的城市文化景觀和建筑藝術精品，凸顯特色城鎮化建設的敘事風格、創意特點和美學價值。
3.3 大力發展多種類型和功能的文化業態，形成特色城鎮化建設的產業支撐
近年來，在產業融合發展的大趨勢下，文化產業的規模和邊界也在不斷擴大。2012年，中宣部、國家統計局對《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做了進一步修訂，文化產業已擴充為16個大類、59個中類、120個小類。因此，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中，應加強對文化資源的整合利用，精心培育符合區域發展實際、填補產業功能空白的文化業態，并使其延伸、滲透到其他行業和領域中。如，成都市的“寬窄巷子”就是對歷史遺留的清朝古街道進行改造升級，不僅將其打造成為特色鮮明的歷史文化片區，而且衍生出精品酒店、私房餐飲、演藝娛樂、情景消費等多種業態，以及成都“慢生活”“閑生活”“新生活”等城市文化。此外，還可充分運用現代信息網絡技術，促進文化科技主題公園、特種電影、數字動漫等以科技為支撐，以創意為靈魂的新興文化業態的生成與匯聚，為文化產業發展注入更多活力、帶來更多效益。
3.4 加強對文化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激活特色城鎮化建設的發展動力
應牢牢把握《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政策機遇，在堅持文化產業發展必須與區域經濟社會條件協調適應的前提下，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支持小微文化企業發展”的要求，更多利用市場機制，輔之政府采購、項目補貼、定向資助、稅收減免等措施，在土地、財稅、投融資等領域切實降低文化企業的進入門檻和發展成本，為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激活更多的發展動力。
3.5 構建多元一體的文化產業集群發展格局，增強城鎮化建設的自我造血功能
產業為基、就業為本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應有之義和后勁所在。提升產業的成熟度和貢獻率，需要構建起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全社會積極參與的產業發展格局。在地方政府層面，盡快完成由“辦文化”向“管文化”的角色轉變，依托自身文化資源優勢，引導企業建設一批內涵豐富、關聯度高、帶動性強的文化產業項目，提升區域集約式、聯動化、“智造型”文化產業的競爭實力，融合其他相關產業，創造更多的創業機會、就業崗位。
在社會公眾層面，一方面，發展建立一批代表性強、公信度高、適應市場需求的文化協會組織；另一方面，結合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開展文化宣傳教育、倡樹文明新風等道德實踐活動，提升基層管理水平和大眾人文素質，為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中農民向市民、向產業工人轉變奠定人文基礎。
參考文獻：
[1]劉晰.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安徽省文化產業發展路徑探究[J].科學時代，2014（4）.
[2]花建.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文化產業發展戰略[J].東岳論叢，2013（1）.
[3]吳紅蕾.實現文化產業與新型城鎮化融合發展的探討[J].經濟縱橫，2014（7）.
[4]姜德輝、楊玉娟.新型城鎮化與縣域文化產業發展的融合[J].人民論壇，2014（3）.
[5]齊驥.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文化發展的維度與路徑[J].城市發展研究，2014（3）.
[6]賈舒寧.中小城市區域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策略研究——以河北省為例[J].經濟師，2014（6）.
[7]金江磊.中西部文化產業集群的區域競爭優勢研究[J].中國市場，2015（3）.
產業政策法探究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歐洲央行（ECB）作為超國家層面的歐元區央行，具有為成員國發行共同貨幣與金融政策、監督成員國的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等諸多職能。因此，其貨幣政策始終成為學術研究重點。圍繞ECB貨幣政策，既有文獻大體從五個方面探索，包括：ECB貨幣政策機理研究；ECB常規性和非常規性貨幣政策研究；不同時期ECB貨幣政策研究；ECB貨幣政策的內外性研究；ECB貨幣政策對我國的啟示。文章對現有研究系統梳理，指出現有研究不足之處及ECB貨幣政策領域可能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文獻綜述
一、引言
自1998年7月1日ECB建立、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以來，ECB正式實現歐元區范圍內貨幣、貨幣政策、央行的“三個統一”。其貨幣政策因歐元區經濟狀況的變化而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動，ECB貨幣政策的內在傳導機制是怎樣的？ECB與全球其他幾個超級央行——美聯儲、日本央行、我國央行等相比貨幣政策有何差異？在幾次重大經濟災難——金融危機、歐債危機時期ECB的貨幣政策變化和效果如何？是否達到貨幣當局的目的？QE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緩解金融市場壓力？ECB貨幣政策變化對我國的貨幣政策帶來哪些啟發？這些話題一直受到學者廣泛重視。本文在閱讀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試圖對該領域主要的研究經驗及文獻進行歸納與梳理。
二、關于ECB貨幣政策機理的研究
關于ECB貨幣政策機理研究，多數學者研究側重點都是貨幣政策傳導目標與機制，即ECB既要遵循自身貨幣政策的制定規律，又要考慮歐元區成員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要素價格變動。
ECB貨幣政策機理相對于一國貨幣政策來說要更加復雜：首先，歐元區各國的金融自由化與經濟一體化會作用于ECB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其次，歐元區成員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可能會影響ECB貨幣政策的效果。因而，深入探究ECB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目標很有必要。
（一）關于貨幣政策目標的研究
朱宇方（2001）分析貨幣政策中四大目標之間的關系，認為從長遠來看，貨幣政策各個目標之間總體上一致，但在短期之內，主要是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間互斥。丁欣（2002）、路妍（2004）分別從ECB貨幣政策目標與調控手段兩個方面考察對ECB貨幣政策的傳導路徑。謝光華（2005）認為ECB必須堅持穩定幣值的貨幣政策，同時發現各國商業銀行對于市場利率的變化存在一定時滯。
（二）關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
趙勇（1999）分析影響ECB貨幣政策傳導的因素，包括歐央行體系的“三性”、成員國宏觀經濟政策等。杜莉等（2004）分析ECB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內在缺陷，該機制“兩大支柱”——M3增長目標與通脹目標互斥，在實際運用中時常發生沖突。馬理等（2013）通過建立三方博弈模型，研究完全貨幣交易政策的傳導機制對重債國、購債國以及ECB的影響，ECB可以在穩定整體流動性基礎上推動歐成員國經濟發展。王鋒等（2014）分析ECB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基準利率的調控手段——利率走廊，ECB通過該模式分離利率政策與流動性政策，同時將拆借市場利率調整至走廊之內。
三、關于ECB常規性與非常規性貨幣政策的研究
關于ECB常規性與非常規性貨幣政策的研究，側重分析ECB在特定經濟環境下采取不同貨幣政策，這些政策對促進歐元區經濟復蘇帶來幫助，但是也面臨著問題和挑戰。
ECB貨幣政策包括常規性貨幣政策與非常規性貨幣政策。常規性貨幣政策包括：公開市場操作、最低存款準備金——主要再融資利率、經常融資便利——隔夜存、貸款利率。非常規性貨幣政策包括：強化信貸支持ECS——擴大性長期再融資LERO、資產擔保債計劃CBPP、證券市場計劃SMP、貨幣直接交易OMT以及負利率政策等。
（一）關于常規性貨幣政策的研究
姜超（2016）通過研究ECB最低存款準備金政策，發現其對存款準備金保持長期穩健的趨勢，主要是為維持貨幣市場穩定而非調劑流動性、引導信貸結構。榮剛等（2016）分析ECB結構性貨幣性政策的利弊，認為該政策雖然在短期內促進了歐元區信貸市場復蘇，但并不會在長期內擺脫歐元區集團公司的融資困境。方琦（2013）分析歐債危機時期ECB面臨的諸多挑戰，認為ECB會繼續實施主要再融資操作政策——公開市場操作。吳弦（1999）、閻暢（2015）梳理ECB已實施的常規與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并分析這些政策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二）關于非常規性貨幣政策的研究
謝世清（2016）認為ECB非常規貨幣政策通過擴張資產負債表和改變金融市場利率期限，有效避免了歐元區經濟出現大幅蕭條。宋洋（2013）認為ECB作為管理超主權貨幣的央行，其QE貨幣政策仍以傳統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為主，且存在繼續實施的空間和可能。張紅地（2017）探究ECB非常規性貨幣政策在金融和宏觀領域的政策效果，發現中長期內的貨幣政策并不會嚴重惡化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李若愚（2016）認為ECB推行超寬松貨幣政策，包括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開啟QE等，是歐元區成員國提振經濟的決定因素。但是，也有部分學者并不看好該政策。郭福春等（2015）從政治與經濟方面研究ECB現今QE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發現該政策實屬ECB的無奈之舉，且執行效果甚微。李曉璇（2015）借助與貨幣政策相關的經濟變量分析ECB非常規性貨幣政策措施的效果，發現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存在缺陷，認為其難以作用于實體經濟。張朝陽（2016）認為負利率政策是ECB繼量化寬松后又一非常規性貨幣政策，旨在通過下調歐元匯率來形成通脹預期。
四、關于不同時期ECB貨幣政策評價研究
在每一個特定經濟環境當中，分析貨幣政策是否滿足預期顯得尤為重要，因此ECB貨幣政策評價研究對于經濟快速平穩發展有理論指導與現實意義。關于不同時期ECB貨幣政策的評價研究，文獻主要涉及ECB從建立以來歷經的三個時期所實施的貨幣政策內容及評價等，得到的結論不完全相同，但都基本形成一個共識：危機爆發后ECB實施的一系列貨幣政策效果顯著，不過也存在缺陷。
（一）關于歐元疲軟時期貨幣政策的評價研究
Hansj？rg Herr等（2005）分析ECB在1999～2001年歐元疲軟時期——美元主導時期的貨幣政策，ECB實際實施以匯率為主導的貨幣政策，并非以物價穩定為主。比約恩·費舍爾（2007）對ECB在1999～2006年貨幣政策的兩種分析方法——貨幣分析和經濟分析——做數量化評估的比較研究，發現它們作用同等重要且相互聯系。
（二）關于金融危機時期貨幣政策的評價研究
尹繼志（2012）分析ECB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首次采用非常規性貨幣政策，認為歐元區暫時需要繼續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
（三）關于歐債危機時期貨幣政策的評價研究
魯雪巖（2013）、維克多·康斯坦茨奧（2014）、李曉璇（2015）回顧ECB遭遇歐債危機時實施的非常規性貨幣政策，驗證了歐債危機的根本解決不在于貨幣政策，同時分析ECB所要承擔的突出的、潛在的風險。徐璐玲（2014）對2014年下半年ECB貨幣政策的調整情況進行分析——降低利率、一攬子新寬松政策，發現貨幣政策的調整效果并不明顯——匯率方面市場反應不明顯、歐元區通脹率也弱于預期。普雷特（2016）認為，ECB為應對由低通貨引起的持久性風險，實施一系列新貨幣政策來鞏固寬松的政策立場——信貸寬松計劃等，得到了弱勢成員國的支持。
五、關于ECB貨幣政策的內外性研究
關于ECB貨幣政策的內外性研究，既有理論分析也有實證研究，內部性主要涉及ECB對內部成員國——核心國、邊緣國、重債國、購債國貨幣政策的兼容性；而外部性主要是對比美聯儲、日本央行及我國央行，其中尤以ECB與美聯儲比較的文獻居多，比較內容主要為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
通過探討ECB貨幣政策的內部兼容性與外部比較性特征，可以發現歐元區內部成員國之間的差異以及外部各國貨幣政策的異同點，找到不足之處，便于研究改進途徑。由于ECB貨幣政策僅能通過各國央行來執行，因而ECB貨幣政策要體現各國貨幣政策機制的特點。從2002年ECB掌握貨幣發行與政策決定權以來， 歐元區成員國（NCBs）參與、執行ECB決策，按照ECB的指令管理外匯儲備，并結合各國實際情況開展業務等。
（一）關于ECB貨幣政策內部兼容性的研究
馬理（2013）通過對ECB完全貨幣交易政策的實證分析，發現完全貨幣交易的貨幣政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會對購債國、歐洲中央銀行帶來好處，可使深陷經濟囹圄中的國家緩沖發展。鄒宗森等（2016）從NCBs異質性出發，分析ECB貨幣政策困境，若賦予NCBs貨幣政策權限，則核心國家控制通脹的意圖比邊緣國家明顯；相對于通脹率水平，成員國更關注產出缺口率，同 ECB現有通脹預期、貨幣政策取向不同。
（二）關于ECB貨幣政策外部比較性的研究
這部分主要是ECB與美聯儲、日本央行及我國央行之間的比較。王應貴等（2000）通過比較ECB與美聯儲貨幣政策工具得出結論，在公開市場操作方面，ECB更多采取正向回購交易，而非反向回購交易。而美國的實踐則正好相反；在經常融資便利方面，ECB對經常融資便利的政策比較寬松，諸多金融公司均能使用該便利，反觀美聯儲貼現窗口是限制比較多，且為單方向工具；在最低準備金方面，ECB規定須繳存準備金的交易帳戶流動性較差、期限較長——與美聯儲相比較。魏玲（2007）在介紹ECB與美聯儲貨幣政策目標工具的基礎上，主要比較兩國央行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中介目標、干預措施和操作工具等的不同。白井早由里（2015）探究了ECB與日本央行寬松貨幣政策的異同以及日本、歐元區預期通脹率的情況，發現ECB中長期預期通脹率略低于價格穩定目標。張靖佳等（2016）通過建立增廣向量自回歸（FAVAR）模型，探究美聯儲與ECB的非傳統性貨幣政策“利率約束之謎”和 “價格之謎”的存在性和相似性。周蓉蓉（2016）通過比較分析ECB、美聯儲、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發現在當前全球經濟逐漸復蘇及全球通脹壓力上升之際，各國央行紛紛計劃收緊貨幣政策，ECB卻反其道而行延續量化寬松政策。方琦（2013）以2013年ECB意外降息25個基點為分析依據，發現此舉對歐美之間的分化政策產生了溢出效應，并已逐漸在金融市場彌漫，因此急需ECB有效的監管政策來遏制金融系統風險，否則ECB將會抹殺歐元區經濟復蘇、或者吹漲市場泡沫。
六、關于ECB貨幣政策對我國啟示的研究
關于ECB貨幣政策對我國啟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ECB貨幣政策的操作尤其是歐債危機后實施非常規性貨幣政策，對我國的啟示主要涉及完善我國存款準備金管理政策、完善新三板市場、拓展中小企業股權債權融資途徑等方面。
鄧鳳姣（2009）分析ECB貨幣政策與我國貨幣政策的差異性，從五個方面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出建議。姜超（2016）通過對比我國與ECB存款準備金政策結構，基于利率空間、懲罰處置等角度提出完善我國存款準備金管理制度與政策的意見。榮剛等（2016）探究ECB結構性貨幣政策的優劣性，同時基于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現狀，提出包括加快建設新三板市場、拓展中小企業股權債權融資途徑等方面的意見。謝世清（2016）分析歐債危機以來ECB采取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的運作機制和援助效果，并對提高我國央行的危機管理能力、貨幣政策創新能力、應對經濟危機制定貨幣政策的能力提出了建議。
七、總結
綜上所述，ECB貨幣政策相關問題始終是學術界關注熱點。通過梳理總結可發現，現有文獻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1. 對于ECB貨幣政策的相關研究往往是理論分析較多，實證分析較少。因此以后可以從實證分析角度研究ECB貨幣政策，如ECB貨幣政策有效性，可以選取相關指標構建指標體系，建立“截斷數據計量經濟學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等方法考察ECB貨幣政策效果。如ECB貨幣政策與歐元區國家財政政策之間的關聯程度，可以建立計量模型，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如基于ECB歷年實施貨幣政策的相關財務數據，對ECB發生財務危機的概率做預警研究，利用模型預測ECB發生財務危機的概率。
2. 現有文獻主要從宏觀視角研究 ECB貨幣政策，很少從微觀角度探索相關內容，如可以選取歐元區大型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分析貨幣政策的風險傳導效應等。因此，可以從微觀角度探索ECB當前及未來貨幣政策的相關內容。
參考文獻：
[1]朱宇方，曉瓦.關于歐洲央行體系貨幣政策目標的思考[J].德國研究，2001（02）.
[2]丁欣.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研究.新金融，2002（02）.
[3]路妍.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目標與貨幣政策調控手段的實施[J].經濟研究參考，2004（35）.
[4]趙勇.歐洲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1999（01）.
[5]杜莉，于輝.歐洲央行統一貨幣政策的內外制約與協調改進[J].經濟縱橫，2004（01）.
[6]馬理，廖冰清，李書灝.歐洲央行完全貨幣交易政策的運行機理與實證檢驗[J].國際貿易問題，2013（12）.
[7]王鋒，王兆華.歐洲央行的利率角色與貨幣政策操作[J].西部金融，2014（01）.
[8]姜超.歐央行最低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啟示與借鑒[J].青海金融，2016（03）.
[9]宋洋.歐洲央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研究[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3（02）.
[10]郭福春，潘錫泉.歐洲央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浙江學刊，2015（06）.
[11]李曉璇.歐洲央行應對歐債危機的非常規性貨幣政策措施分析[D].北京外國語大學，2015.
[12]尹繼志.歐洲央行應對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J].宏觀經濟管理，2012（12）.
[13]鄒宗森，劉慶林，張永亮.成員國異質性與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困境[J].財經科學，2016（07）.
[14]王應貴，夏業良.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探析——與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體系的政策比較[J].經濟評論，2000（03）.
[15]魏玲.歐洲央行體系與美國聯邦儲備體系之比較[J].法制與社會，2007（09）.
[16]張靖佳，劉瀾飚，王博.金融危機、非傳統貨幣政策與央行資產負債表——探究美歐兩大央行非傳統貨幣政策之謎[J].經濟學（季刊），2016（02）.
[17]周蓉蓉.歐美國家貨幣政策與我國的比較[J].企業改革與管理，2016（03）.
（作者單位：貴州大學經濟學院）
產業政策法探究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 在我國實施城鄉融合、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背景下，探討區域間基于發展權交易的土地要素互動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以實施地票交易政策構建區域間土地發展權交易市場的重慶市為研究區域，基于2008—2017年重慶市地票交易數據，采用空間自相關檢驗和空間動態面板模型，分別利用地理距離、經濟距離和經濟地理距離三種類型的空間權重，從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探討區域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及土地發展權交易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①重慶市各個區縣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均存在顯著的空間正相關關系，隨著地票交易政策的實施，空間集聚水平不斷提高。②無論在時間維度還是空間維度，重慶市區域經濟增長均呈現出顯著的時間溢出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但現階段，維持本區域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時間溢出效應要強于帶動周邊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③區域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顯著地影響著本區域和經濟地理距離上相鄰區域的經濟發展，對本區域經濟增長貢獻的直接效應大于對周邊區域經濟貢獻的溢出效應，同時，長期效應也顯著明顯于短期效應?；诖?，政府應在建立調節和預警機制的基礎上，以土地發展權交易為紐帶搭建城鄉間、區域間要素互動的有效通道，形成土地、資本、勞動力多要素協同作用的區域融合發展體系，提高要素區域間的配置效率。
關鍵詞 土地發展權交易;重慶地票;空間溢出;經濟增長;空間動態面板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城鎮建設用地計劃管理體系對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支撐作用[1-3]，但由于缺少區域間以市場為導向的要素互動，從而導致城鎮建設用地指標配置效率低下[4-5]。伴隨著我國城鄉融合、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部分地區以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為制度基礎，嘗試在區域內構建可交易的土地發展權市場，搭建了區域間土地要素的互動通道。重慶地票交易政策是構建土地發展權交易市場的典型地方實踐[6]。在該政策下，農民通過復墾閑置宅基地，從而獲得可交易的土地發展權指標即地票[7]，當該指標在重慶市農村土地交易所公開交易后，農民和農村集體將按照85%和15%的比例分享溢價收益，而土地發展權指標則在相應區域落地，從而實現了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在市域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市場配置。截止2018年，重慶市38個區縣中，36個區縣有地票流入，32個區縣有地票流出，年均交易地票4 200 hm2，總成交價款達到482.65億元。伴隨著諸如重慶地票等土地發展權交易政策的不斷涌現，學者們從制度起源[8-9]、典型模式[10-11]及中外政策對比[12-13]等方面對我國土地發展權交易政策的實踐進行了大量研究。但現有研究多以探討政策適宜性的理論分析為主，缺少以經驗數據為支撐對于政策有效性的精準評價。張蔚文等[14]以浙江省為研究區域，探討了土地發展權市場的構建對區域經濟增長和建設用地配置效率提升的積極作用，但已有研究均忽略了土地要素互動通道構建后所帶來的要素外溢，這種靜態分析將會造成模型估計結果的偏誤。也有部分學者以建設用地要素為研究對象，在全國尺度上探討建設用地擴張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15-17]。但由于各省份間缺少城鎮建設用地指標互動通道，因此，探討不存在區域間互動的要素溢出效應缺乏理論支撐。鑒于此，以構建土地發展權市場的重慶市為研究區域，分別從理論和實證層面分析土地發展權交易與區域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重點探討土地發展權交易帶來的空間溢出效應，從而為進一步完善區域土地發展權市場、構建更加完善的城鎮建設用地配置體系提供相關政策建議。
1 機理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土地發展權交易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理
在地票交易政策下，重慶市土地發展權交易通過帶動區域間相關要素的互動從直接效應和溢出效應兩個方面影響區域經濟增長。
1.1.1 土地發展權交易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
依據傳統經濟增長模型，土地、資本、勞動力是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不同要素根據相對價格差異互相替代，從而實現要素的最優配置。重慶市作為我國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地域廣闊，38個區縣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基礎相差較大。渝東南、渝東北片區是重慶市的生態涵養區和自然資源保護區，資源稟賦較好，但農村建設用地閑置、浪費現象嚴重，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渝西和主城片區經濟發展較快、人口密度較高，但面臨建設用地指標不足、耕地保有量限制的發展難題。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不同區域間土地、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相對價格逐步分化，渝東南、渝東北片區與渝西、主城片區的要素價格“剪刀差”逐漸形成。但隨著地票交易政策的實施，以土地發展權交易為媒介的區域間要素互動通道得以搭建，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各區域要素在價格信號的引導下實現重新配置。經濟發達、建設用地指標稀缺地區將流出資本要素以換取相對稀缺的建設用地指標，而經濟欠發達地區則流入相對稀缺的資本要素，實現了區域間要素配置的優化。對于地票流入區，其獲得了計劃外的建設用地指標，當地票落地后，伴隨著資本的投入，進一步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拉動地方經濟增長。而對于地票流出區，農戶、集體和地方政府均可獲得相應比例的地票溢價收益，補充了該區域相對稀缺的貨幣資本，貨幣資本的增加也可拉動消費增長，最終推動區域經濟增長（見圖1）。
1.1.2 土地發展權交易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
通過實施地票交易政策，重慶市搭建了區域間土地發展權的互動通道，從而以土地要素為紐帶實現了資本、勞動力等多要素在區域間的互動?；谛陆洕乩韺W，要素區域間流動必然會帶來相應的空間溢出效應（見圖1）。對于地票流入區，除了傳統經濟溢出效應中基于相鄰區域勞動力、資本要素互動所導致的經濟增長外溢[18]，由于土地發展權交易，地票流入區通過農村土地交易所向地票流出區轉移了大量資本要素，該要素的外溢一方面直接拉動地票流出區消費，進而推動地方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重慶市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聯動，鼓勵參與地票交易政策復墾宅基地的農民進城落戶，并享有相關政策待遇。因此，地票流入區還可通過勞動力要素外溢推動人口城鎮化進一步帶動區域經濟增長。而對于地票流出區，則通過農村土地交易所，向購買地票指標的區域轉移大量土地發展權指標，從而拉動指標流入區的經濟增長?？梢?，由于土地發展權交易市場的構建，重慶市內部形成了以土地為紐帶的要素互動新格局，各個區域間經濟發展通過土地要素的直接貢獻和間接溢出互相影響。
1.2 研究假設
基于以上土地發展權交易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作用機理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1：基于土地發展權交易與區域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一個區域參與土地發展權交易（流入地票或流出地票）將會顯著地促進本區域經濟增長。
研究假設2：基于土地發展權交易與區域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一個區域參與土地發展權交易（流入地票或流出地票）將會顯著地促進相鄰區域和指標交易區的經濟增長。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空間自相關檢驗
一般情況下，在構建空間計量模型探究各個變量間相互作用機理前需要判斷區域間各變量間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主要采用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和局部空間自相關檢驗，分別使用全局Moran’s I指數和局部Moran’s I指數兩個指標進行驗證[18]。在該研究中，采用這兩個指數對重慶市各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進行了空間自相關檢驗。
（1）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臨近區域間是否存在空間相關性，使用Moran’s I指數反映空間鄰接或鄰近的區域單元屬性值的相似程度，公式如式（1）：xi 為區域i的屬性值;n為區域總數;為屬性均值;Wij為空間權重矩陣，代表空間單元i和j之間的影響程度。
（2）局部空間自相關檢驗。全局Moran’s I指數對空間自相關的全局評估忽略了空間過程的潛在不穩定性，因此有必要進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18]，一般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數和Moran’s I指數散點圖檢驗不同區域各屬性值的局部空間自相關情況。局部Moran’s I指數的基本公式如式（2），式中S2為方差，其余字母涵義均與式1相同。
2.1.2 空間面板模型
（1）模型設定。根據變量間空間依存關系的差異，空間計量模型一般分為空間滯后模型（SLM）、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谇拔牡臋C理分析，重慶市區域間的經濟增長可能同時存在時空溢出效應。因此，基于空間計量的基礎模型構建如下更為一般的空間動態面板模型（式3）。其中Growth代表區域經濟發展水平，Land代表區域參與地票交易的決策，X代表相關控制變量，μi為地區效應，φt為時間效應，εit為帶有空間依存關系的隨機誤差項，W為反映區域間相互依存關系的空間權重，α為經濟增長的時間溢出項系數，ρ為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項系數，β、γ為解釋變量系數，λ、 χ為控制變量系數，η為隨機誤差項在空間中的相互依存關系，i、j分別代表目標區縣和空間相關區縣，N為區縣個數，n為控制變量個數。
（2）變量選擇。被解釋變量為Growthit，表示重慶市i區縣t時期人均GDP的對數值，用以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首先以2008年為基期，對重慶市GDP指標進行消脹處理并計算出真實GDP水平，真實人均GDP為GDP與總人口數之比。
解釋變量。為重點分析重慶市各個區縣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其空間互動關系，并捕捉土地發展權交易與區域經濟增長的時空溢出效應，設置Landit-1、Landjt-1兩個Land的滯后一期變量作為解釋變量，其中Landit-1用以衡量目標區域i在t-1時期的地票交易行為即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若i區縣t-1時期有地票流入或流出，則Landit-1取1，若當期沒有地票流入或流出，則Landit-1取0;Landjt-1則代表與i區域空間相關的j區域的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取值原則與Landit-1相同。
控制變量。根據已有關注區域經濟增長的相關文獻，選取以下4個變量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
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Invest）。選取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占GDP比重作為物質資本投資的度量指標，該指標用以衡量區域內物質資本存量的基本情況[19]。
地區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IE）。由于對外開放政策對我國經濟增長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選擇對外開放度作為描述經濟制度條件的變量。而對外開放程度直接反映在進出口貿易水平上，因此，使用人民幣表示的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的比值作為對外開放度的度量指標，該指標用于衡量一個區域的經濟開放程度[20]。
地區勞動力增長率（Labor）。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可為地區經濟增長提供較優的人力資本保障，因此使用地區勞動力增長率這一指標來衡量區域的人力資本水平[4]。
地區存款總額占GDP的比重（Save）。根據已有相關研究，儲蓄對于區域經濟增長常常產生較為顯著的影響，因此，選取地區存款總額占GDP比重來衡量區域的儲蓄水平。
（3）空間權重的設定。在以往針對城鎮建設用地擴張與區域經濟增長空間相關關系的研究中，學者們或關注地理距離權重[15]，或關注經濟距離權重[16]，綜合考察地理距離和經濟距離的研究相對較少。綜上所述，分別采用地理距離權重（W1）、經濟距離權重（W2）和經濟地理距離權重（W3）三種權重來全面地檢驗不同經濟指標的空間作用關系。其中地理距離權重的元素Wij表示重慶市i區縣政府與j區縣政府最近公路距離的倒數。已有文獻對于經濟距離權重的設定存在一定的分歧，部分學者采用區域間人均GDP差值作為權重矩陣中的基礎元素[21]，也有學者采用區域間人均GDP差值的倒數來反映區域間的經濟依存關系[22]?；谇拔牡睦碚摲治?，土地發展權交易更易發生在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的區域間而非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區域，因此借鑒林光平等[21]的方法，選擇地區間人均GDP的差額作為衡量地區間經濟距離的指標。另外，重慶市區域間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既來自于土地發展權交易的空間溢出，也來自于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溢出，而資本、勞動力的溢出則遵循相對臨近原則。因此，為綜合考察多要素的空間互動關系，將經濟地理距離權重設定為W3=θW1+（1-θ）W2，θ介于0到1之間，表示地理距離權重所占比重[22]，為簡化分析，將θ設定為0.5。
2.2 數據來源
選擇2008—2017年重慶市38個區縣地票交易的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該數據來源于重慶市農村土地交易所官網所公布的地票交易及地票價款直撥數據。重慶市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關數據來源于《重慶市統計年鑒（2008—2018）》，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3 實證分析
3.1 空間相關性分析
在三種空間權重矩陣下，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數和局部Moran’s I指數，分別對重慶市38個區縣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Growth）和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Land）進行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和局部空間自相關檢驗。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結果顯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全局Moran’s I指數分布在0.3～0.8之間，并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中地理距離權重下全局Moran’s I指數較高、經濟距離權重下較低、經濟地理距離權重居中（見圖2）。從時間趨勢看，隨著地票交易政策的實施，全局Moran’s I指數總體呈上升趨勢，這說明各個區域間經濟增長的相關性不斷提高。區域間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的全局Moran’s I指數集中分布于-0.2～0.4之間（見圖2）。從圖2中可以發現，在地票實施初期，無論在何種權重下，區域間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的空間相關性及顯著性水平均較低，但2011年后，區域間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的空間相關性逐步增強，顯著水平也不斷提高?？偟膩碚f，在經濟距離權重下，區域間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的空間相關性最強、地理距離權重下最低、經濟地理距離權重下居中。
依據各個區縣的局部Moran’s I指數，基于Geoda軟件計算得出2008—2017年經濟地理距離權重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Growth）和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Land）兩個指標的空間集聚類型，為節約篇幅，下文僅呈現2013年和2017年兩個典型年份的空間集聚情況（見表2）。從表2可以發現，局部空間自相關檢驗呈現出與全局空間自相關檢驗相似的正向空間集聚效果，無論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wth）還是區域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Land）的空間集聚狀態均以高高（H-H）集聚和低低（L-L）集聚的正向空間自相關集聚為主，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正向的空間集聚效果不斷加強。從空間分布狀況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rowth）的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于重慶市主城及渝西片區，而低低（L-L）集聚區則集中分布在渝東北和渝東南地區。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LAND）的空間集聚狀態以高高（H-H）集聚為主，主要分布在主城區、渝東北和渝東南地區。這種空間分布結果說明了重慶市不同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區域間增長強弱分明的空間格局日益顯現。同時，區域間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呈現出較為顯著的空間一體化格局，農村建設用地資源稟賦較好的渝東北、渝東南地區和經濟發展較快的主城、渝西片區都積極參與地票交易，從而區域間土地要素的互動不斷加強。從空間相關性分析可以看出，不論是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區域間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均存在顯著的空間正相關關系，因此有必要進行空間計量分析以探索變量間的相互作用和空間溢出效應。
3.2 空間動態面板估計結果分析
3.2.1 模型識別
由于設定的初始模型同時包含空間滯后和空間誤差效應，因此需要先對兩個競爭性模型進行比較，該工作一般由穩健的LR檢驗和Wald檢驗來完成。檢驗結果顯示，在三種空間權重下，LMlag統計量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LMerr統計量在10%的統計水平下顯著，這說明空間誤差效應和空間滯后效應同時存在，但空間滯后效應更加明顯。在這種情況下，根據Lesage和Pace的觀點，空間杜賓模型（SDM）的估計更加有效[23]。
3.2.2 模型估計結果
使用stata15.0軟件，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方法對空間面板杜賓模型進行回歸，Hausman檢驗結果顯著拒絕了誤差項與自變量相互獨立的原假設，因而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表3匯報了三種不同空間權重下地區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和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偟膩砜?，無論何種權重下，衡量時間溢出效應的系數α以及衡量空間溢出效應的系數ρ均為正值，且均顯著。同時，解釋變量、控制變量對于經濟發展的靜態效應也比較明顯。但在經濟距離權重下，控制變量的空間溢出效應并不顯著，在地理距離權重下，解釋變量的空間溢出效應并不顯著，這進一步說明了土地發展權互動更多發生在經濟水平差距較大的區域之間，溢出效應也在這些區域間反應的更加明顯。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溢出則主要以空間臨近為原則，空間相鄰的區域溢出效應較為明顯。綜合來看，經濟地理距離權重下的估計結果較為有效，因此，下文主要對經濟地理距離權重下的回歸結果進行詳細說明。
（1） 經濟增長的時間溢出效應分析。從時間維度看，在地區、時間和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下，區域經濟增長時間溢出效應系數α分別為0.432、0.512和0.314，且均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這說明，在研究期內，重慶市區域經濟增長并未出現收斂狀態，仍處于慣性較強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基礎較好的區域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增長也將處于優勢地位。這一結果進一步解釋了重慶市區域間經濟發展強弱分明空間格局形成的內在原因。但這一結果與大量學者基于全國尺度的經濟增長收斂效應研究結果相悖，這一方面說明重慶市雖然整體經濟增速較快，但發展結構仍以極化作用為主，出現了優勢區域的“虹吸效應”，另一方面，也從側面反映出全國尺度的研究常常掩蓋了個體的異質性差異，難以反映部分地區的實際情況。
（2） 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分析。從空間維度看，在地區、時間和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下，區域經濟增長空間溢出效應系數ρ分別為0.117、0.165和0.263，且都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進一步驗證了前文空間自相關分析的結果，即研究期內重慶市各個區域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正向的空間集聚狀態，空間溢出效應較為顯著。通過比較可以發現，無論在何種模型下，時間溢出效應系數α均大于空間溢出效應系數ρ，可見，現階段時間溢出效應強于空間溢出效應。事實上，重慶市被納入城鄉統籌改革試驗區后，結合著主體功能區劃定和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的改革，城鄉要素互動通道不斷拓寬，區域間經濟增長的互動效應不斷加強，相鄰地區和經濟往來密切地區間經濟發展聯系日益緊密，這有效地推動了重慶市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但由于經濟發展的慣性較強，區域統籌發展所帶來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仍然較低，時間溢出效應仍顯著高于空間溢出效應，這將導致短期內重慶市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持續擴大。
（3） 土地發展權交易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分析。表3的回歸結果顯示，在時空固定效應模型下，本區域與相鄰區域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124與0.184，分別在5%和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地區經濟增長水平不僅受到本區域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經濟地理距離相對較近地區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的影響，從而說明區域土地發展權交易決策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根據LeSage和Pace的研究結果[23]，可進一步將存在空間效應的各因素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即某地區土地發展權交易決策對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影響為直接效應，其包含了空間反饋效應，即本地區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的變動通過影響鄰近地區經濟發展，臨近地區經濟發展反過來影響本地區經濟增長這一循環往復的過程;而某地區土地發展交易決策對其它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為間接效應，即影響因素的空間溢出效應。由于構建了時空維度的動態面板模型，因此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又可以進一步分解為長期效應和短期效應，分別反映了相關變量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短期即時影響和考慮時間滯后效應的長期影響。
表4匯報了經濟地理距離權重下時空固定效應模型中各個變量影響效應分解的結果。從時間維度看，區域土地發展權交易決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效應均比短期效應明顯，這說明土地要素作為經濟發展的載體對經濟增長的長期貢獻更加顯著。事實上基于地票交易的政策設計，從地票交易到指標落地真正帶動經濟增長通常需要一段過直接貢獻大于對周邊區域的影響，也就是說一個地區流入或流出地票，會顯著地促進本地經濟的增長，同時，由于地票交易帶動了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從而會拉動共同參與地票交易地區的經濟增長。以上實證結果分別驗證了前文理論分析提出的研究假設1和研究假設2，即區域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以直接效應和溢出效應促進了地方經濟的共同增長，但現階段仍以帶動本區域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為主，對周邊區域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相對較弱。
（4） 控制變量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分析。從表3和表4可以發現，固定資產投資、勞動力和儲蓄水平均與地區經濟增長呈顯著的相關關系，而進出口水平與區域經濟增長并無顯著相關性。具體來看，無論是直接效應還是間接效應，固定資產投資與區域經濟增長均呈正向的相關關系，其中短期總效益系數為0.196而長期總效益系數0.121，可見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效應更加顯著，進一步反映了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性和延續性。勞動力水平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均為正值，而間接效應則為負值。這說明隨著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勞動力流動性逐步增強，但現階段勞動力仍集中流向經濟發達地區，從而造成區域發展的“虹吸效應”，降低了周邊區域勞動力水平，抑制了相鄰地區的經濟增長。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4.1 研究結論
以引入土地發展權交易市場的重慶市為研究區域，在理論層面分析土地發展權交易對經濟增長直接拉動效應和間接溢出效應的基礎上，利用2008—2017年重慶市地票交易和區域經濟發展數據，采用空間自相關檢驗和空間動態面板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從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探討區域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及土地發展權交易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研究結果顯示，重慶市各個區縣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均存在顯著的空間正相關關系，且集聚水平不斷提高。無論是空間維度還是時間維度，重慶市各個區縣的經濟發展水平均存在顯著的溢出效應。但現階段，時間滯后效應顯著高于空間滯后效應，這也使得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持續擴大。區域間土地發展權交易行為對于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種作用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相比拉動相鄰區域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現階段土地發展權交易對于本區域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更為突出。
4.2 政策啟示
基于研究結論，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1）引入市場機制，以土地要素為核心構建城鄉間、區域間要素互動的有效通道。在城鄉二元格局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下，如何更多地引入市場機制配置城鄉要素是優化城鄉間、區域間發展格局的關鍵?，F階段應重點以土地制度改革為抓手，通過構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以價格為信號，引導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在城鄉間、區域間的高效配置，從而為區域平衡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礎。
（2）構建土地、資本、勞動力要素協同作用的區域互動發展體系，提高要素區域間的配置效率?；谘芯拷Y果可以發現，土地要素作為資本和勞動力的重要載體，其區域間的流動必然帶動資本和勞動力在區域間的互動?，F階段應以土地制度改革為抓手，消除土地要素城鄉間、區域間的流動壁壘，同時，配合戶籍制度和財政體制改革，進一步發揮多要素的聯動作用，增加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互動性，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增長。
（3）政府應建立相應的調節和預警機制，引導各要素在區域間的合理流動。研究結果顯示，短期內，區域經濟增長的時間溢出效應將大于空間溢出效應，因此土地要素區域間自由流動通道的構建將會在短期內擴大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差距。為避免這種強弱分明的“馬太效應”，政府在進行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基礎上，應建立相應調節和預警機制，從而引導各要素在區域間的合理流動。
（編輯：李 琪）
參考文獻
[1]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張平，劉霞輝.城市化、財政擴張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11，46（11）：4-20.
[2]石敏俊，范憲偉，鄭丹.土地開發對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和傳導路徑——基于結構方程模型的實證檢驗[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27（1）：1-9.
[3]DING C，LICHTENBERG E.Land and urba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1，51： 299-317.
[4]ZHANG W W， WANG W， LI X W， et a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rmland protection： an assessment of rewarded land conversion quotas trading in Zhejiang， China[J]. Land use policy，2014，38：467-476.
[5]譚峻，戴銀萍，高偉.浙江省基本農田易地有償代保制度個案分析[J].管理世界，2004（3）：105-111.
[6]顧漢龍，馮淑怡，王秋兵.市場機制引入對城鎮新增建設用地配置效率的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27（7）：101-110.
[7]楊繼瑞，汪銳，馬永坤.統籌城鄉實踐的重慶“地票”交易創新探索[J].中國農村經濟，2011（11）：4-9，22.
[8]汪暉，陶然.論土地發展權轉移與交易的“浙江模式”——制度起源、操作模式及其重要含義[J].管理世界，2009（8）：39-52.
[9]汪暉，王蘭蘭，陶然.土地發展權轉移與交易的中國地方試驗——背景、模式、挑戰與突破[J].城市規劃，2011，35（7）：9-13，19.
[10]段力，傅鴻源.地票模式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制度的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學報，2011，8（2）：86-92，127.
[11]徐保根，楊雪鋒，陳佳驪.浙江嘉興市“兩分兩換”農村土地整治模式探討[J].中國土地科學，2011，25（1）：37-42.
[12]施思.中國土地發展權轉移與交易的浙江模式與美國比較研究[J].世界農業，2012（10）：133-135.
[13]顧漢龍，馮淑怡，張志林.我國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與美國土地發展權轉移政策的比較研究[J].經濟地理，2015，35（6）：143-148.
[14]張蔚文，李學文.外部性作用下的耕地非農化權配置——“浙江模式”的可轉讓土地發展權真的有效率嗎？[J].管理世界，2011（6）：47-62.
[15]葉劍平，馬長發，張慶紅.土地要素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分析——基于空間面板模型[J].財貿經濟，2011（4）：111-116，124.
[16]譚術魁，饒映雪，朱祥波.土地投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9）：61-67.
[17]王建康，谷國鋒.土地要素對中國城市經濟增長的貢獻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8）：10-17.
[18]MORAN P. Notes on continuous stochastic phenomena[J]. Biometrika， 1950， 37（1/2）：17-23.
[19]邵帥，齊中英.西部地區的能源開發與經濟增長——基于“資源詛咒”假說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8（4）：147-160.
[20]BERTHELEMY J C， DEMURGER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China[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4（2）：140-155.
[21]林光平，龍志和，吳梅.我國地區經濟收斂的空間計量實證分析：1978—2002年[J].經濟學（季刊），2005（S1）：67-82.
[22]邵帥，李欣，曹建華，楊莉莉.中國霧霾污染治理的經濟政策選擇——基于空間溢出效應的視角[J].經濟研究，2016，51（9）：73-88.
[23]LESAGE J P，PACE R K.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M]. Boca Raton，US： CRC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9.
產業政策法探究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國家推行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工作以來，對穩定農業生產和增加農民收入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還存在投保意愿低、經營成本高、理賠程序繁瑣、監管不到位等問題。作者在調研基礎上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農業保險；問題；建議
自2004年中國保監會選取9個省區（市）正式啟動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工作以來，農業保險在我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2015年，我國承保的主要農作物突破14.5億畝，占全國播種面積的59%，三大主糧作物平均承保覆蓋率超過70%，農業保險對穩定農業生產和增加農民收入發揮了重要的“穩定器”作用。但是，農業保險在落地運行中還是出現了一些“水土不服”的問題。本文以湖南澧縣為例，探究農業保險在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幾點建議。
一、基本情況
澧縣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澧水中下游、洞庭湖西岸，擁有湖南省最大的平原——澧陽平原的絕大部分，現有耕地103萬畝。正常年景可產糧食50萬噸、棉花4萬噸、油料10萬噸，是全國商品糧基地縣、優質棉基地縣、油菜生產百強縣。2007年，澧縣作為湖南省首批試點縣啟動了農業保險工作。9年來，各級政府的投入越來越大，參保的農戶越來越多，覆蓋面也越來越廣。以種植業保險為例，2013—2015年共收取保費6522.37萬元，其中各級財政補貼4455.28萬元、農戶自繳2067.09萬元。共上報受災面積50.22萬畝、理賠受災農戶19.5萬戶次，保險公司共支付理賠款3973.12萬元，占收取保費的60.91%。
二、存在的問題
（一）投保意愿低。一是農戶風險意識偏弱。農業生產長期“靠天吃飯”，農民大部分沒有風險防控意識。加上澧縣屬勞務輸出大縣，常年外出務工人數在20萬以上，在家務農的老人居多，這些人群的風險防范意識更加淡薄，投保積極性不高。二是理賠門檻偏高。在基層調研中發現，有很多農戶抱怨賠款門檻過高。以水稻為例，實際損失率在損失超過30%才按比例賠付，70%以上才全額賠償。由于損失三成以上的年景非常少，農民覺得不僅沒享受到財政補貼的實惠，還增加了不必要的支出。三是賠償金額偏低。相對于其他險種來說，農業保險的保障水平較低。以種植業為例，一畝水稻最高賠償金額僅為360元、棉花僅300元、油菜150元、玉米280元，對農戶不具備較強的吸引力，導致農戶不愿參保。
（二）經營成本高。農業保險在經營過程中產生的人力成本遠高于其他類型保險。一是農戶較分散。農業保險面向的是較為偏遠的農村地區，而農戶居住一般都比較分散，澧縣最遠的農戶距縣城100余公里，加上全縣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37畝，戶均繳納保費只有一二十元錢，挨家挨戶收取保費工作量非常大，且收費成本遠遠高于所收保費。二是網點不完善。各保險公司均只在縣一級設立分支機構，沒有延伸到鄉鎮，未建立較為完善的鄉、村服務網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嚴重影響了保險公司承保的積極性。三是技術要求高。農業保險的經營范圍決定了從業人員必須具備較強的專業素質，從開始的標的物測量到最后的定損理賠，要求農險工作人員既要懂保險業務知識，也要懂農業生產，無形中提高了經營的人力成本。
（三）操作難度大。一是勘災難。農業生產過程中，生產對象的生命力比較脆弱，抗災能力較差。不僅受多種災害影響，而且其發生頻率較高，損失范圍較廣，使得農業保險的理賠具有集中性，導致勘災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二是定損難。由于生產經營者的管理水平差異、動植物所處生長階段不同、市場行情變化等因素影響，合理定損本就非常困難。加上在實際操作中，由于線長面廣，一般采取抽樣的方式來核定損失程度，不能全面客觀地反映真實的損失，以致部分農戶對定損結果不認同，出現扯皮的現象。三是理賠程序繁瑣。從投保農戶報案、勘災定損、張榜公示，到最后賠付，有時需要近兩個月的時間，這就使得農戶可能錯過最佳的補植補種時間。
（四）監管不到位。從國家的相關政策來看，目前僅僅明確了國務院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對農業保險業務實施監督管理（《農業保險條例》第四條），并沒有對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相關部門的監督管理職責予以明確，而且省里也一直沒有出臺《農業保險條例》的實施細則。這就導致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縣政府及相關部門沒有權利對保險公司及其業務實施常態化監督，出現監管缺位的現象。
三、建議
（一）完善補貼政策。一方面，實施差別化的財政補貼政策。建議逐步取消經濟欠發達縣特別是糧食生產大縣的縣級財政資金配套的規定，減輕地方財政壓力。另一方面，探索對保險公司給予管理費用補貼。對于經營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可以按照其經營業務量的大小，給予一定比例的經營管理費用補貼（有資料表明，國外一般為5%—10%）。這樣可減輕保險公司經營成本，提高其經營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積極性。
（二）提高保障水平。一方面，改善保險產品。針對農戶的不同需求，按照“少繳少賠、多繳多賠”的原則，提供不同檔次的農業保險產品，政府可按原有比例增加保費補貼，提高農業保險的最高賠付額。另一方面，降低理賠門檻。由于水稻等種植業的利潤很低，一般不會超過20%。因此，建議降低水稻等種植業的理賠門檻，對理賠政策進行調整。從澧縣情況看，保險公司收取的保費只有60%用于賠償農戶損失，還有很大的理賠空間。建議將水稻損失理賠起點從以前的30%下調為20%，也就是水稻損失率在20%時，保險人（農戶）按照保險合同將得到相應的賠償。這樣，可以極大地增加農戶投保的積極性。
（三）健全服務網絡。建議以鄉鎮農業綜合服務管理站為平臺，設立農業保險代辦點，并發展一批鄉鎮農業保險專（兼）干和村級協保員，主要職責包括發放農業保險宣傳資料，讓農戶知道怎么投保、交多少保費、如何索賠等；挨家挨戶收取保費，核對農戶承保信息并登記造冊、發放保險卡；災害發生后查勘災情，上報受損情況等。另外，在健全保險服務體系的同時，進一步簡化理賠流程，切實提高保險理賠效能，讓廣大農戶都能享受到優質快捷的保險服務。
（四）強化監督管理。由于農業保險不同于其他商業保險，屬于政策性保險，強化監督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建議省里盡快出臺《農業保險條例》實施細則，明確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的監督管理職責。在省里的細則出臺之前，縣級政府及相關部門要積極履職：宣傳部門要強化宣傳力度，提升農民自覺參保意識；農業部門要加強培訓和防范措施，及時參與勘損鑒定；財政部門確保保費足額收繳，理賠及時準確，全面實行“一卡通”，并實施隨機抽查；保險公司要嚴格實行“五公開”、“三到戶”等程序，確保農業保險規范運行。
（作者單位：湖南省澧縣財政局）
責任編輯：洪峰
產業政策法探究論文范文第6篇
摘 要：當前，我國產業集群已逐步發展壯大，產業集群對于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支撐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日益明顯。經濟新常態時期是我國推動產業集群發展，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期，也是深化高等職業院校改革的重要轉型期。在產業集群生命周期演化進程中考察高等職業院校發展的規律及其發揮的作用和承擔的使命，對于高等職業院校有效服務支撐產業集群發展，并不斷完善自身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產業集群；生命周期；高等職業院校；院校發展
基金項目：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2018年思想政治工作調研課題“深化產教融合背景下天津高職教育與產業集群協調發展研究”
作者簡介：郭達，男，助理研究員，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職業技術教育基本原理。
《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明確指出：“以促進就業和適應產業發展需求為導向，鼓勵和支持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積極支持職業教育，著力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1]隨著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和治理結構的深刻調整，產業組織形式與空間分布模式發生了新的變化。世界各國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大多以產業集群為發展模式，被產業集群主導的全球經濟版圖布滿了“馬賽克式的空間經濟粘滯點”。[2]一個國家的成功絕非是某一產業的成功，產業集群逐漸成為一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國家經濟競爭主體已經超越了企業的邊界，以產業集群為主體的競爭格局已經形成。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產業集群已逐步發展壯大，一些地區產業集群銷售收入已達到本地企業銷售收入一半以上，產業集群對區域經濟的支撐作用日益明顯?！盵3]“為健全社會服務體系，推動區域經濟發展，需要依托產業集群建立職業技術學院和技工學校，引進國內外職業培訓機構，加強職業教育?！盵4]“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不是單純依靠企業間直接的合作，而是同復雜的關系網絡結構密切相關的?！?[5]高等職業院校是產業集群復雜網絡結構中服務與支撐產業集群發展的重要教育組織?！半S著經濟社會發展、產業進步以及職業教育變遷，兩者之間的關系也逐步由簡單的職業教育為產業提供人才、產業參與人才培養為主要形式的校企合作發展為產教深度融合、互動合作的協同創新，并成為現代職業教育與產業合作的主流形式?！盵6]在產業集群生命周期演化進程中考察高等職業院校發展的規律以及發揮的作用和承擔的使命，對于高等職業院校有效服務支撐產業集群發展的同時，不斷完善自身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產業集群的內涵及其生命周期演化的階段
當前，理論界對于產業集群內涵的界定并沒有統一的說法。邁克爾·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競爭論》一書中將產業集群的內涵描述為：“在某特定領域中，一群在地理上臨近、有交互關聯性的企業和相關法人機構，并以彼此的共同性和互補性相聯結?！盵7]波特在這里重點強調了產業集群內各機構之間的互動關系。產業集群的內涵包含著二個基本點，正確認識產業集群內涵的本質需要重點把握這兩個基本點：（1）地理集中性。產業集群地理集中性是產業集群其它特性形成的基礎，特別是賦予了產業集群地方社會根植性。（2）產業關聯性。產業集群各主體只從事某一產業或相關產業的生產和服務，是產業集群內各主體互動的基礎。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源于集群內各主體之間的互動，如知識溢出效應、網絡效應和協同創新效應等，都是產業集群內部各主體之間互動的結果。最后還需要明晰的是，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與產業集聚（Industrial Aggregation）概念的區別。產業集聚是產業集群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是形成產業集群的必要條件。產業集聚作為動詞，是產業集群形成的過程；產業集群作為名詞，是產業集聚的結果。本文采用產業集群的概念，不與產業集聚的概念作刻意區分，并賦予產業集群以產業集聚的內涵，使產業集群的內涵具有動態性。
產業集群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 of Industrial Cluster）是產業集群形成和演化一般規律的反映。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曾言：“經濟學的麥加是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動力學?！鄙芷谧畛醣闶且粋€生物學概念，是指有機體出生、成長、成熟、衰老直至死亡的整個過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生命周期理論開始被應用到經濟和管理等領域研究產品、企業和產業的生產、發展、消亡的全過程。1966年，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在美國《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著名論文《產品生命周期中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此后，許多學者將生命周期理論應用于產業集群的演化過程。
Ahokangas等人將產業集群的演化過程分為“發生和顯現階段（Origination and Emergence）、成長和趨同階段（Growth and Convergence）、成熟和調整階段（Maturity and Reorientation） ”。 [8]產業集群的發展不一定以衰落告終。當產業集群進入衰落期后，在需求升級和技術變革的推動下，產業集群的生命周期可能會重新開啟新的生命周期歷程，這一過程可以視為產業集群的升級。因此，產業集群生命周期可以劃分為：形成期、成長期、成熟期、衰落期和升級期。探索在產業集群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中，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與發展的一般規律，對于指導高等職業院校在產業集群場域中更好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高等職業院校嵌入產業集群發展的必要性分析
在全球產業結構和布局深度調整的背景下，產業集群模式必定會被各大企業廣泛借鑒，高等職業院校的教學方式針對產業集群發展現狀進行改革創新，是一種必然趨勢。[10]（1）從理論層面來看，產業集群知識溢出視角下，高等職業院校嵌入產業集群的必要性主要是提高與產業集群的地理臨近性以充分吸收知識溢出的需要，以及有效服務產業集群中的企業充分吸收知識溢出的需要。[11]（2）從實踐角度來看，當前，我國很多區域都存在具有一定地區優勢或特色的產業，已經具備形成產業集群的初始條件，并且相應區域的高等職業院校也初步具備了服務產業集群發展的基本條件。以湖南省產業集群和高等職業院校為例，湖南作為制造業強省，重點發展的20個產業集群主要集中在長株潭地區。目前，湖南共有65所高等職業院校，其中公辦院校56所，民辦院校9所。從學校和產業集群在四大區域板塊的分布來看（見表1）[12]，湖南重點產業集群和高等職業院校在四大區域板塊的布局基本一致，為湖南高等職業院校有效對接各區域板塊產業集群協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由上述可知，無論是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高等職業院校嵌入產業集群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與意義。具體而言，在產業集群形成階段，政府應扶持一批契合當地產業集群特色的高等職業院校，或者為高等職業院校提供廉價土地和其它優惠政策，通過直接把高質量的高等職業院校引入產業集群的方式，引領整個產業集群的發展；高等職業院校則需要密切結合產業集群發展的實際，開設以產業集群為導向的專業和課程，為集群的發展提供大量高技能人才及創新創業型人才，為促進產業集群的成長提供堅實的基礎。在這個過程中，高等職業院?？梢允巩a業集群內的企業
得到專業化服務，進而形成一個成熟的專業化服務市場，從而提高集群內企業競爭力，有效服務與支撐產業集群發展，促進產業集群的形成。從高等職業教育與產業之間的關系來看，專業是高等職業教育對接產業發展的接口，直接關系到高等職業教育服務產業發展的方向性和有效性，反映著一定時期內經濟建設、科技進步、產業發展和社會分工對技術技能人才類型和層次的需求。[13]區域產業集群既是高等職業院校專業集群的建設依據，又是高等職業院校專業集群的最終服務目標。因此，高等職業院校應依據所服務的區域產業集群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將相關專業的師資、課程和設備等職業教育資源要素依據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發展規律和產業集群的發展周期進行動態調整，最終實現與產業集群的技術和人才等要素的雙向流通。
三、產業集群生命周期演化進程中高等職業院校的發展
（一）產業集群的形成與高等職業院校的建設
在產業集群形成期，歷史與偶然因素是形成產業集群的重要因素。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將這種偶然因素比喻為“隨風飄落的種子”。[14]產業集群形成階段是一定數量同類和相關企業在特定區域內集聚的量變過程，是一種“集而不群”的組織形式。此階段的產業集群還不具備成長期和成熟期產業集群所具有的各種特征與優勢，馬歇爾所提出的專業技能的勞動市場以及中間投入的共享優勢還沒有充分展現出來。政府在產業集群形成階段中扮演產業集群建設的倡導者、引領者和相關軟硬件環境建設的保障者的角色，初級生產要素是產業集群競爭力的主要來源，該階段相關服務支撐機構還很不完善。
“由于在產業集群形成階段，集群內企業大部分新技術都直接來源于現存企業以外的高校，這意味著高校在該階段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僅限于輔助網絡，有些高校甚至自己開創企業，進而成為集群技術演進的引領者?！盵15]因此，高等職業院?？梢猿蔀橥苿赢a業集群發展的動力源泉，推動產業集群在初期孕育和催生新興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為產業集群開辟廣闊的發展空間。根據高等職業院校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具有的主體跨界性，高等職業院校在產教融合發展過程中涉及的利益相關主體主要包括政府、行業協會、企業以及第三方評估機構等部門。因此，在產業集群的形成階段，高等職業院校要積極溝通各利益主體，搭建多方聯動的專業建設咨議平臺，尤其是需要行業協會將產業集群人力資源等需求納入行業協會職能范疇，對高等職業院校專業集群與產業集群對接進行專業的實踐指導。
（二）產業集群的成長與高等職業院校的發展
“隨著某些企業的集成化技術的市場及未來發展潛力明顯優于其它企業的集成技術出現，標志著產業集群的生命周期將進入成長期?！盵16]在產業集群成長期，產業集群的規模經濟性吸引大量新生企業進入產業集群，使集群規模迅速擴大。產業集群中相關服務支撐機構也開始增多，為集群內企業發展提供全方位支持，比如，科研機構提供技術支持，風險投資機構帶來資金支持，高等職業院校提供人力資本支持。該階段中，產業集群內成功企業的核心技術演進方向在產業集群內部得到迅速發展和快速推廣，成為產業集群技術演進的主要方向。由于產業集群內企業地理上的臨近性，成功企業的核心技術很快被其它企業模仿，集群內企業核心技術的發展開始主要集中于一個技術演進方向，從而導致企業間異質性降低。
在此階段，高等職院校應獲得更多的自主發展權，在地方政府引導下，通過在產業集群中建立產學研基地和實訓基地，積極融入產業集群中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和中介服務機構之間形成的合作網絡，借助產業集群網絡優勢，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知識溢出效應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同時，促進知識和技術在產業集群中的擴散、應用與創新，增強高等職業院校自身的產業集群服務能力與發展活力。以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為例，該院校就充分發揮了寧海區域的產業集群優勢，政府、企業、學校三方在產業集群中共同建立了產學研基地，形成了科學有效的合作模式。
（三）產業集群的成熟與高等職業院校質量的提升
“產業集群內企業異質性降低，產品和技術很快走向標準化。隨著產業集群技術標準完全確立，標志著產業集群進入了成熟期?！盵16]在產業集群成熟期，集群規模達到最大化并趨于穩定。集群內相關服務支撐機構非常發達，政府的作用逐漸減弱。產業集群依賴低成本初級生產要素的程度迅速下降，競爭優勢主要來源于高級生產要素，產業集群的競爭力達到最大。然而，產業集群發展到成熟期，由于集群內技術的趨同性不斷增加，產業集群會逐步喪失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增加了產業集群衰落的風險。尤其是Markusen所定義的“中心——外圍”的集群網絡結構在產業集群成熟階段已經十分常見。[2]這使產業集群對新興技術產生強大的抵制力，導致持有新興技術的企業更愿意加入新興產業集群，而不易擴散到傳統產業集群中，這將導致原有的傳統產業集群進入衰落期。
此階段，高等職業院校肩負的任務是最為艱巨的。這一階段的高等職業院校發展需要獲得更加充分的自主權，逐步擺脫對政府的過度依賴，充分發揮自身結構的開放性、機制的靈活性等優勢。由于產業集群進入成熟期后，對初級生產要素的依賴轉向對高級生產要素的依賴，產業集群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非常強烈。高等職業院校培養的高技能人才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可以有效化解導致產業集群進入衰落期的風險因素，高等職業院校對高技能人才的培養，就成為影響產業集群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而高職對于高技能人才的培養則是以專業建設為主要平臺。因此，不同地區的高等職業院校都應緊密對接產業集群進行專業集群建設，在供給側為產業集群提供所需的高技能人才。例如，“成工職院將裝備制造、軌道交通、電子信息、汽車、現代物流、金融服務、建筑與新材料七個產業集群作為重點服務對象，找準專業集群建設定位，確定品牌專業和特色專業，建成了裝備制造、軌道交通、信息工程、汽車工程、物流工程、財經管理、建筑工程七個專業集群”。又如，“2016年，泉州市加快了服務產業特色的專業群建設力度，提升專業集群對接產業集群的速度和規模，對接泉州市九大產業集群，著力做強特色化專業集群建設（詳見表2）”。
（四）產業集群的衰落與高等職業院校的遷出
雖然在產業集群發展初期，集群內企業的發展要勝過非集群企業，但在產業集群的衰落期，集群內企業和非集群企業相比，衰落卻更加迅速。這主要是產業集群根植性導致集群內部形成僵化的群體性思維、集群技術創新“搭便車”行為的存在導致集群內企業持續技術創新動力的嚴重削弱、集群內過度競爭導致檸檬市場的出現、集群的路徑依賴與技術鎖定等原因造成的。在產業集群的衰落期，若無法實施有效的戰略性調整，集群的集聚力將不斷減弱，離心力不斷加強，導致大量企業遷出產業集群，集群將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原有產業集群將枯萎、凋敝，最終不復存在。此階段，產業集群中的高等職業院校也會遷出相應產業集群，尋求與非集群企業或新興產業集群合作，這一過程會使高等職業院校付出相當大的遷出與搜尋成本。
（五）產業集群升級與高等職業院校創新能力的發展
從價值鏈角度看，產業集群升級是集群企業從價值鏈低端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的過程；而從產業集群類型轉變的角度看，實際上是產業集群由勞動密集型轉型為技術密集型的過程。產業集群升級的本質是創新，其內在機理是產業集群通過創新使新的企業產生、新的市場得到開拓和新技術得到應用，加大了產業集群內知識技術的異質性?！爱a業集群的產生、成長、衰退和重建取決于企業的技術異質性?！盵18]產業集群中，知識技術的異質性是產業集群生命周期演化的主要動力，產業集群發展過程的實質是產業集群知識技術落后、處于邊緣地位的企業向那些技術領先、處于核心地位的企業學習，使知識技術異質性不斷縮小的過程。
產業集群升級的本質是集群本身創新發展的問題，創新能力的獲取和提升是集群升級的內在根本動力?！爱a業集群升級是通過區域內企業、教育組織和研究機構等協同創新，使地方產業集群競爭優勢從低成本轉向創新能力的過程?！盵19]“產業集群升級并不是集群內單個企業的升級，而是集群內眾多相關聯企業和機構的系統升級?！盵20]產業集群升級的動力來源于集群內各主體自身的創新以及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合作創新。高等職業院校作為服務產業集群發展的重要支撐機構，其創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著整個產業集群的創新能力。高等職業院校創新能力的高低，主要體現在是否能夠培養出符合產業集群發展需要的創新型高技能人才。高等職業院校通過為產業集群培養創新型高技能人才，可以與企業形成高效的創新協作關系，協同推動產業集群升級。創新型高技能人才是增加產業集群知識技術異質性的源泉，能夠打破產業集群內技術的路徑依賴，引領產業集群進入新的技術領域，從而將傳統產業集群打造成創新型產業集群，為產業集群升級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
四、結語
產業集群不斷優化升級推動自身人力、信息、技術等資源高度集聚化和規范化，衍生出許多基于產業集群的特色產業園區。這類產業園區是產業集群發展高級化、規范化的產物，也是產業集群發展的主要空間載體和平臺，正逐漸成為我國區域產業空間布局的主流發展范式。高等職業院校應全面對接產業園區對技術技能和創新的發展需求，為產業集群培養具備創新創業素質的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因此，高等職業院校應創新辦學機制，提高產業集群服務能力，圍繞產業園區的產業需求建立特色分院。例如，成工職院積極走進成都市浦江縣、龍泉驛區等產業園區辦學，建立產業園區特色分院。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同產業園區的企業及相關利益主體共同制訂人才培養方案，從特色分院的組織管理到專業、教學計劃、課程體系、實習實訓、教學質量評價、學生就業，以及師資等方面的建設、優化與完善等均由校企雙方共同合作，全程產學一體培養高端技術技能人才?！盵21] 然而，從整體來看，高等職業院校的經濟服務和技術應用研究水平對產業園區創新體系的貢獻還是非常有限，尤其是高職教師科研能力不足等因素導致高等職業院校的創新能力很難滿足產業集群轉型升級的需求。未來，高等職業院校還應在培養教師的專業技能和通用能力的基礎上，重點培養教師的科研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1] 國務院.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國發〔2019〕4號）[Z]. 2019-01-24.
[2] MARKUSEN A.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J].Economic Geography，1996（3）：293-313.
[3]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進一步促進產業集群發展的指導意見[Z].2015-07-10.
[4]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促進產業集群發展的若干意[Z].2007-11-13.
[5] 胡蓓.產業集群的人才集聚效應——理論與實證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9.
[6] 唐智彬，石偉平.論高等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協同創新的邏輯與機制[J].教育與經濟，2015（4）：3-7+29.
[7] 邁克爾·波特.競爭論[M].高登第，李明軒，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210.
[8] AHOKANGAS P，Hyry M，R?s?nen P. Small Techology-based Firms in Fast-growing Regional Cluster [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1999 （2）：19-26.
[9] 張明龍，官仲章.產業集群生命周期運行機理分析[J].天府新論，2007（5）：42-46.
[10] 彭連剛.基于航空產業集群的高職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研究[J].職教通訊，2017（15）：30-32.
[11] 郭達，許艷麗.高等職業院校嵌入產業集群發展研究——產業集群知識溢出的視角[J].教育發展研究，2015（23）：31-35.
[12] 呂蓉.產業集群視角下湖南高職院校校際協同創新的現狀分析與對策建議[J].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17（1）：73-77.
[13] 郭達. 產業演進趨勢下高等職業教育與產業協調發展研究[D].天津：天津大學，2017.
[14] 埃德加·M·胡佛.區域經濟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71.
[15] EISUNGERICH A， FALCK O， HEBLICH S，Kretschmer T. Cluster Innovation Along the Industry Life Cycle [R].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 （JERP）. Working Papers， 2008.
[16] 付韜，張永安.產業集群生命周期理論探析[J].華東經濟管理，2010（6）：57-61.
[17] 陳偉峰.產教融合背景下高職專業群與產業集群對接策略——以福建省泉州市為例[J].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2）：21-27.
[18] MENZEL Max-Peter. Cluster Life Cycles—dimensions and Rationales of Cluster Evolution [J]. 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 2010（1）：205-238.
[19] MARY G，SCHOON M，ELIAC G. C. Assessing the Valu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 [J]. Journal of Knowledge Economy， 2010（1）：48-66.
[20] 李文秀.產業集群升級研究——基于鏈網耦合的視角[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12：10.
[21] 柯玲.產業集群園區化發展下高職院校集群式專業建設模式探究[J].教育與職業，2017（16）：83-88.
Key words： industry cluster； life cycl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colleg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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