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社會論文范文第1篇
堅持“三個一體建設”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內在要求
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確立的治國理政重大方略，全面依法治國既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也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保障。
堅持“三個一體建設”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難點在“全面”，重點在“小康”。就“全面”而言，我們不僅要實現物質文明的小康，而且要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小康;就“小康”而言，不僅要實現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更加殷實，而且要實現“五位一體”全面進步，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要求。只有堅持“三個一體建設”，才能使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堅持“三個一體建設”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改革與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要堅持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只有堅持“三個一體建設”，堅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才能更好發揮法治對改革的引領、規范和保障作用，及時確認和鞏固改革成果，確保各領域各方面改革始終在法治軌道上全面推進。
堅持“三個一體建設”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必須統籌兼顧、把握重點、整體謀劃，在共同推進上著力，在一體建設上用勁。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一定要全面系統謀劃、統籌協調推進。只有堅持“三個一體建設”，實現聯動和集成，才能凝聚起14億中國人民對法治的堅定信仰，匯聚成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磅礴偉力，有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譜寫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壯麗詩篇。
堅持“三個一體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全面從嚴治黨必須用鐵的紀律和制度管黨治黨，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制度事關根本，關乎長遠。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必須建好籠子，全方位扎緊籠子。只有堅持“三個一體建設”，實現國家、政府、社會各層面制度體系全面覆蓋、系統完備、銜接協調、運行有效，才能保證權力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運行，確保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不斷鞏固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
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堅持“三個一體建設”的辯證統一關系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輔相成，是法治中國建設的三根支柱。法治國家是目標，法治政府是主體，法治社會是基礎，三者本質一致、目標一體、成效相關，缺少任何一個方面，法治中國建設都難以有效推進。
法治國家是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目標，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必須服從、服務于法治國家建設。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個總目標反映了我們黨治國理政思想的重大創新，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正確方向，規劃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總體布局，是貫穿全面依法治國工作的主線。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進行頂層設計、完善體制機制、明確工作重點、作出部署安排，堅決貫徹落實實現這一目標所必須堅持的原則，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法治政府是法治國家建設的主體和重點，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先導和示范。在我國，各級政府承擔著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重要職責，是制定實施法律法規規章的重要主體，是人民群眾打交道最多、感受公平正義最直接的國家機關。人民群眾對法治國家的認識和評價，很多來自對各級政府部門的認識和評價。因此，建設法治國家需要把建設法治政府作為主體工程和重點任務，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是法治國家基本建成的主要標志。建設法治政府對建設法治社會具有重要引領和帶動作用。各級政府是否依憲施政、依法行政，各級領導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員能不能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直接影響人民群眾的法治信仰和行為選擇，直接決定法治社會建設的速度和成效。
法治社會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的基礎和依托，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必須筑牢法治社會根基。依法治國的基礎在基層，根基在民眾。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長期性、基礎性工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律要發揮作用，需要全社會信仰法律。只有全面增強全民法治觀念，讓法治成為全民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加快建設法治社會，才能夯實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的社會基礎。要適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采取更多更有效的舉措，推進全民普法，促進全民守法，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推動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充分調動全社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努力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奠定更加堅實的社會基礎。
在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新征程中深入推進“三個一體建設”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更加凸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三個一體建設”。
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黨中央關于全面依法治國的決策部署得到全面貫徹落實，確保全面依法治國始終沿著正確方向闊步前進。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統籌各領域資源、匯聚各方面力量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不斷提高黨領導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水平。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貫穿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各個領域，涵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環節，涉及法律規范、法治實施、法治監督、法治保障、黨內法規各個方面，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緊緊圍繞“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加快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的目標要求，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不斷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向縱深推進。
統籌做好推進“三個一體建設”頂層設計。堅持目標導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統籌做好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頂層設計，切實抓好貫徹實施。堅持發展導向，堅決破除妨礙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頑瘴痼疾，做到穩中求進、守正創新、試點探索、防范風險。堅持問題導向，針對人民群眾意見比較集中的執法亂作為、不作為和司法不公等現象，積極作為，將其作為建章立制、厲行法治的聚焦點和發力點。
堅持法治建設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三個一體建設”既要堅持系統論，做到整體設計和推進;又要堅持重點論，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盡快取得實效。法治政府建設在“三個一體建設”中居于貫通上下、帶動整體的樞紐位置，要在堅持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力度不減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大法治政府建設力度。全力抓好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等重點工作，大力推動行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全面推行行政執法公示、執法全過程記錄、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三項制度”，切實加強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清理和備案審查，著力推進相對集中行政復議權的行政復議體制改革，扎實開展法治政府建設示范創建和責任落實督察，確保黨中央確定的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標如期實現。
堅持在處置重大突發事件中推進“三個一體建設”。越是事態緊急、情況復雜，各級黨委和政府越要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越要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明確任務責任分工，全面依法履行職責。堅持始終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發力，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處置重大突發事件和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推進“三個一體建設”，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水平，提高依法治理、依法辦事能力。
壓緊壓實黨政主要負責人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責任。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黨政主要負責人具體行使黨的執政權和國家立法權、行政權、監察權、司法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方向、進度和成效，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少數”。要嚴格執行《黨政主要負責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職責規定》，強化考核評價和督促檢查，逐級傳導壓力、層層落實責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在相同條件下，優先提拔使用法治素養好、依法辦事能力強的干部。對不認真履行第一責任人職責的黨政主要負責人，及時進行約談誡勉，嚴肅批評、嚴肅問責。
(摘自4月21日《人民日報》。作者為司法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法治與社會論文范文第2篇
一、法治文獻的記錄和傳承離不開秘書
我國從唐堯虞舜夏禹商周至秦漢隋唐宋元明清以來, 就保持著悠久的記史傳統。歷史上的史官, 包括活動在官員身邊的各類文職人員, 實際上都承擔著秘書工作的重任, 他們既要出謀劃策, 輔助領導, 又要記錄歷史, 傳承法治。史料記載, 我國最早的秘書人員是在天子、諸侯身邊活動的史官。在《說文》中, 許慎說:“史, 記事者也。從又持中, 中, 正也。”江永在《周禮·疑義舉要》詮釋“中”是“簿書”, 即案卷。由此可見“史”的本意是手持簡策記事的人員。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所載秦趙“澠池之會”中, 秦王要趙王為自己鼓瑟, 趙王照辦。“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與趙王會飲, 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在“五步之內, 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要挾下, 秦王才勉為擊缶。藺相如于是“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 秦王為趙王擊缶’。”這個史實驗證了史官就是活動在國君和首腦身邊的文秘人員。秘書作為一個社會的人、文化的人、管理的人, 必然有自己的思想意識;同時, 作為一種職業, 秘書必然形成律已的職業道德準則與價值觀念。秘書思想意識中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是價值觀念, 一是思維方式。如“君舉必書”與“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 冒死請諫, 視死如歸的無畏精神;以及“入幕作賓”的做事原則與出謀獻策的鼎助合作僚友態度。據事直書, 是史官的職責, 失職而生, 不如死亡。在齊太史簡, 在晉董狐筆, 在漢司馬遷, 在宋司馬光, 都是秉筆直書的史學巨擘。
用歷史的眼光看, 史官-師爺-秘書是法治的的記錄者和傳承者, 這既是他們職業的內在要求, 同時也是由他們所處的崗位性質所決定。甲骨卜辭一般被認為是中國歷史最早的文字記錄形式, 商代后期刻在占卜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 也是史官保存下來的重要歷史檔案。除甲骨卜辭外, 商代的銅器銘文也被認為是正式史著的源頭, 它們出自史官之手也當是不爭的事實。在西周銅器銘文中, 除了“某人作某器”一類簡單記載外, 比較常見的是記錄君王 (主要是周王) 的任命、賞賜或記功表德的文字。另外, 也出現了一些較特殊的記事銘文。西周銅器銘文的全盛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銘文篇幅加長, 一是銘文內容豐富。不僅百字以上的銅器銘文西周時期已很多見, 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尤其詳細記錄周王對毛公誥命之辭的毛公鼎銘, 是已發現的商、周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 文字多達498個。這樣的法律文獻, 如果不是由專業的史官負責撰寫, 簡直是無法想象的。
縱觀中國歷史的發展, 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中國法治史上, 那些在政治領域有影響、在法治建設上卓有建樹的學人、知識分子, 大都當過史官, 干過秘書工作。倉頡是黃帝時的史官, 我國原始象形文字的創造者, 我國官吏制度及姓氏的草創人之一。“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栗, 夜鬼哭!”有了文字, 人類從此由蠻荒歲月轉向文明生活。他仰觀天象, 俯察萬物, 首創了“鳥跡書”震驚塵寰, 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績。老子作過“周守藏室之史”;子產在簡公十二年 (公元前554年) 為鄭國卿, 公元前536年, 子產“鑄刑書”, 是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李悝是文侯心腹之臣, 參與機密, 作過中山相和上地守, 任相時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制定了《法經》, 進行變法推行新政;屈原曾“為楚懷王左徒,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 應對諸侯”, 也干了不少秘書的工作, 他主張對內舉賢能, 修明法度, 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太初歷”, 改變以十月為歲首的秦代制定的顓頊歷習慣, 以正月為歲首, 奠定了我國農耕社會其后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歷法基礎;賈誼曾是皇帝的高級文秘, 二十多歲即被漢文帝召為博士, 屢獲升遷, “諸律令所更定, 及列侯悉就國, 其說皆自賈生發之”;蘇軾在北宋元祐年間任知制誥, 為垂簾聽政的高太后起草詔令;宋仁宗時王安石擔任知制誥三年, 為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變法積累了經驗。這些人物都是法律領域卓有建樹的大家。
在政治階層內, 秘書的地位一般也比較高, 從歷史的縱向角度考察, 秘書這個職業群體, 是法律的記錄者與傳承者。李斯在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后, 雖然當了宰相, 但是也作了許多秘書工作。秦朝的許多詔令, 包括記載秦始皇巡行天下、展示其功德的碑志、石刻、銘文等, 都出自其手筆;司馬遷接受宮刑以后升任漢武帝身邊的中書令, 這也是個高級文秘的崗位, 但他卻是在這個位子上最終完成了巨著《史記》?，F代社會中, 秘書群體往往也是未來領導的后備隊伍, 這既是歷史法律傳統的延續, 當然也和秘書工作的重要性質分不開。
從當代秘書的職能來看, 秘書在領導者身邊工作, 是領導的參謀和助手, 其職責是為領導服務, 實際也是在間接推動著本領域的各項工作包括法治建設向前推進, 特別是一些高級秘書, 他們的思考、經驗、智慧往往就是領導人科學決策的重要依據之一。秘書做到了與領導在思想上進行交流和溝通, 在工作上的緊密配合與協調, 這樣, 領導決策不僅更能走向科學化, 工作的開展也會更加有效?？梢哉f, 史官-師爺-秘書不僅是法律法規的記錄者, 也是社會文明與法治進步的傳承者。
二、法治素養是秘書的立身之本
從史官到師爺到秘書, 他們大都有較高的法治素質與修養, 并在輔佐上司時體現出較強的法治精神。公文處理、機要保密、來信來訪、信息調研等秘書工作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法規。秘書工作法規既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又有厚重的歷史積淀。當代秘書工作的法規既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反映, 又是遠古以來歷代秘書工作法規的繼承與發展。
奴隸制法律在夏、商、周時期以習慣法為主, 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 滲透了神權思想。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代的法律總稱為“禹刑”。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稱, 是后人為紀念先祖禹而命名的, 是后人追認的。一般認為, 《禹刑》的性質相當于現代的刑法典, 刑與法的含義基本相同, 出現的刑罰條款, 標志著法律制度在夏代已經產生, 它的特點是禮刑并用。商朝在繼夏而起后很快就制定了《湯刑》, 由湯在都城西亳制定, 祖甲時期作了修訂, 這部刑法法典, 是一部初具規模的奴隸制的成文法典。“六經皆史”, 從先秦保存下來的各種經典, “六經”中的《尚書》和《詩經》就記錄了不少周人活動的史實。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詩、書、易等典籍, 語言都非常通俗, 有的甚至就是當時的鄉言俚語。在那個少數人占有文化教育權力的遠古年代, 經典原始資料的形成, 就一定不能缺少文秘人員的撰擬與積累。
我國歷史上的史官, 包括活動在官員身邊的各類文職人員, 實際上都承擔著秘書工作的重任, 他們既要記錄歷史, 又要傳承法治。漢代統帥率軍出征, 設置府署, 可以自行招聘文職僚屬, 幫助處理軍政事務, 稱為“幕府”, 在統帥左右的僚屬, 稱為“幕僚”“幕職”。幕僚種類繁多, “主簿”相當于近代參謀長、“長史”協助統帥部工作、“記室”參議軍機, “參軍”幫助指揮軍事行動, 有的類似近代副官及管理文書和各類檔案的秘書等等。一直到明清時期, 幕僚都是指服務于軍事機構的文職官員。凌蒙初在《奪風情村婦捐軀假天語幕僚斷獄》一節中寫的“幕僚”林大合, 是四川省都指揮使司下屬的斷事官 (一省最高軍事長官及其指揮機構的軍事審判官) , 當時林大合的職位是代理四川成都府汶川縣縣官。
清代的法律極其復雜, 正式的法典為《大清律》, 共有436條, 按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分為七篇。律之外, 又有“條例”, 條例是由皇帝批準發布的刑事單行法規, 大多一條一事, 但也有條例本身包含十幾條條文的?！洞笄迓伞纷詈蟠_定于乾隆五年 (1740) , 定律時將條例分別附于各有關律條之后, 合稱《大清律例》, 共1009條。汪輝祖在《佐治藥言·讀律》說:“神明律意者, 在于避律, 而不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 則懸律一條以比附人罪, 一刑胥足矣, 何借幕為?”汪輝祖主張師爺要精讀《名例律》, 因為《名例律》規定了整部《大清律》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則。他說“一部律例精義全在名例”?！洞笄迓伞返臈l文具體, 各項罪名、具體量刑都規定明確, 無法靈活運用, 也較難規避。而《名例律》多為原則規定, 可以靈活運用于各種罪名的定罪量刑。
師爺精讀、鉆研律例的目的, 不僅在于能夠正確地理解法律、適用法律, 而且還要能夠規避法律, 靈活運用法律。律例不精, 害人害己, 刑名師爺不僅要精通律例, 還得熟悉成案, 在精通律例的基礎上掌握成案。師爺的“避律”訣竅, 是直接運用法律以外的手段, 援引法律之外的規范體系, 堅守原則的一種體現。從現代法治眼光來看, 這簡直不可思議, 但在中國傳統社會里, 它卻是被人們欣賞的一種才智的表現。研究法律、精通法律的目的既在規避法律、活用法律, 自然這種技能才干的運用也就因人而異──正直者可用“避律”減輕無辜者的痛苦;但一些小人也可利用“避律”寬縱罪犯, 最后造成“人治”的結果, 這就需要我們注意認真區別處理。
明清時科舉考試規定考生只讀四書五經, 通過科舉考試當官的人并不懂行政管理, 不懂法律。清朝讀書人不讀律例, 一旦做官, 對于律例茫然一無所知, 而司法又是州縣官的職責, 關系前程, 官員自己的才智有限, 只好花重金禮聘懂刑法、懂財政稅賦收入的師爺為他們出謀劃策。出堂審案的是州縣官, 幕后出主意, 真正辦案, 擬稿定罪的卻是師爺。師爺必須熟讀律例, 輔佐幕主辦案。師爺如果只會正確地運用法律, 不過是刀筆小吏的功夫, 只有會規避和靈活運用、能使法律為我所用, 才是師爺的看家本領。
師爺行里有一句名諺語, 即“多讀一年書, 少讀十年律”。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古代法律本身就是根據儒家禮教原則制定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法律多偏重在刑法, 而屬于民事方面的很多案件, 只能以儒家經義來加以判斷。引經斷獄一直是中國傳統法律所認定的司法審判最高境界。后人評論清代幕學的演變時, 認為“百年以前 (指康、雍、乾三代) 類多引經斷獄, 據理原情, 其文案典雅可誦” , 達到了幕學的最高水準。汪輝祖說:“幕之為學, 讀律而已”, “幕客佐吏, 全在明習律例。”汪輝祖就是因為善以經義斷案而名聞江南, 被尊為“名幕”。
三、依法辦事是遏制腐敗的前提
漢漠拉比法典開創了人類文明之光;秦王用法家嚴律治世, 攻下秦朝一統江山;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 打下漢朝開國基石。古來兵法之首必須嚴明軍紀, 周亞夫細柳治軍, 不難看出法規的重要。而項羽亂封諸候, 引來大亂, 天下叛之。社會管理中的公文處理、機要保密、來信來訪、信息調研等秘書工作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法規。這些秘書工作法規既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又有厚重的歷史沉淀。當代秘書工作的法規既是當代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反映, 又是遠古以來歷代秘書工作法規的繼承與發展。
軍隊的戰斗力來自于鐵的紀律, 企業的競爭力來源于嚴格的行規業紀, 同樣, 機關單位的生命力則來自于嚴格的法規制度。毛澤東同志在1948年秋天為《中國青年》第二次復刊號致詞:“軍隊向前進, 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 革命無不勝。” 時光雖已流逝數十載, 教誨卻不因時而廢。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 那一隊隊威武雄壯的閱兵方陣, 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不正是力量與紀律的體現么?世界要和平, 國家要安定, 百姓要富裕, 離不開社會的穩定、離不開國家制定的法律法規。只有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強制人們該做哪些事情, 不該做哪些事情, 這樣我們才有繁榮昌盛、安定平穩的發展環境。
唐睿宗時期, 竇懷貞為雍州長史, 手下有個司戶 (刑名師爺) 叫李元纮, 竇懷貞當時依附太平公主, 是一位大大的貪官腐官。李元纮恰好相反, 不媚上, 性清儉。有一次, 太平公主霸占寺廟里的一個石磨, 和尚告到李元纮那兒, 竇懷貞企圖包庇, 李元纮堅決不干, 在判決書上寫道:“南山或可改移, 此判終無搖動。”太平公主無奈, 只好把石磨還給了寺廟。李隆基上臺后, 太平公主被誅, 李元纮遷萬年縣令, 積極舉證竇懷貞的貪腐劣跡, 終使其在劫難逃, “投水死, 追戳其尸”。
明清時期的師爺也有不少高手。如明朝嘉靖年間的宛平縣令曹某, 貪婪成性, “滿三年, 金箱玉囊, 動盈千數”。他手下有個師爺叫孔侑德, 跟曹某曾是同鄉同學, 私人關系也不錯。但孔侑德比較正派, 對曹知縣的貪腐非常不齒, 就偷偷記了一本黑賬, 以匿名方式遞給了順天府衙門。這下子曹某可慘了, 做知縣三年間所干的每件貪污事全被曝光。
清代師爺最為活躍, 在官場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極為重要, 有良知的師爺也積極加入到反腐行列?？滴醵? 于成龍受命為兩江總督, 自直隸啟程, 輕車簡從, 微服袖錢數十文, 直赴江寧總督府。時任江寧知府名叫周艮甫, 周艮甫的刑名師爺也姓周, 叫周俞承。那知府周艮甫, 在江寧任職多年, 上下勾結, 又有朝中權貴撐腰, 勢力不是一般的大, 貪賄徇私、強霸民女的壞事沒少干, 甚至揚言:他于成龍再厲害, 恐怕倒霉的未必就是我。于成龍是真的沒有公開針對他, 而是暗中發展了一個“臥底”, 就是周俞承。
原來, 于成龍赴任途中自投旅舍, 做了調查, 這位周師爺在百姓中的口碑頗好, 不吃請, 不受賄, 辦事也竭心盡力, 比較公正。在于成龍的一番激勵下, 周俞承欣然答應, 回到知府衙門就開始收集整理周艮甫的貪腐證據。由于他是周知府的刑名師爺, 知府大人貪腐作惡的故事, 以及和許多貪官之間如何沆瀣一氣的牽連, 他基本都清楚, 很快就完成了“臥底”任務, 把周知府違法犯罪的第一手材料遞送到于成龍的案頭?？滴醵? 江寧知府周艮甫被誅, 周俞承反腐有功, 被于成龍保薦, 在福建按察使手下當副使, 干起了專職反腐工作。
腐敗是人民之敵、政權之敵, 人民最痛恨腐敗, 腐敗對政權穩定威脅最大。黨的十八大以來, 反腐挽回了寶貴的人民信任, 反腐是為了讓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 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現實生活中, 大部分秘書都能潔身自好, 但也存在違法犯罪的秘書案例。腐敗案中影響較大的有“河北第一秘”李真收受賄賂被判處死刑;北京市委原書記陳希同的秘書陳健, 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北京市原副市長黃超的秘書何世平, 受賄被處有期徒刑16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炬的秘書蔡建輝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鄭筱萸的兩任秘書郝和平、曹文莊, 也因巨額受賄分別被判刑5年和“死緩”;上海市寶山區原區長、曾經大紅大紫的“上海第一秘”秦裕被判處無期徒刑;周永康的秘書六人幫相繼殊途同歸;而“全國第一大秘”的令計劃亦被雙開。要杜絕官場和秘書腐敗就必須依法辦事。
通過依法辦事, 規范秘書的權限和職業地位。用法律規范秘書的權限和職業地位, 旨在使秘書工作遵循法定的程序, 保證其工作運行的合法性、科學性、高效性, 更好地實現其輔助服務職能。同時必須清晰界定秘書的工作性質和職業地位, 完成其由“官員”到“職員”的轉變。促使秘書人員在其權限范圍內全心全意地為領導服務, 為人民服務;不能濫用職權, 以權謀私。減少或消除其行使權限過程中的隨意性, 規范其職業地位, 樹立職業化思想, 走職業化、法治化道路。
通過依法辦事, 建立秘書權力制衡機制。權力不僅需要監督, 而且需要制約。在秘書與領導、社會的關系中, 建立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 把權力分散, 讓權力互相制約。一方面, 領導、社會賦予秘書一定的權力;另一方面, 秘書也可對領導的權力進行監督, 使各自只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圍和程序內使用權力。從而保證權力的合理運行, 使權力置于各種監督之下, 為秘書和領導拒腐防變樹立一道有效的屏障。
通過依法辦事, 規范秘書選拔程序, 有效地推進秘書職業化。秘書職業覆蓋面廣, 從業人員多, 因而素質高低不一。因此, 必須對秘書任職資格實行嚴格的統一認證制度, 有效控制秘書崗位的入口, 提升秘書隊伍的整體素質。同時也有利于促進秘書隊伍建設的職業化、正規化及與國際接軌。
秘書應擺正位置, 不能因特珠的工作而自滿自傲, 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甚至“挾天子以令諸侯”, 借領導者名義以權謀私, 以職謀私。而應該對上尊敬、請教, 不卑不亢;對下熱情有禮, 和睦相處, 把自己個人的利益融合到集體的利益當中, 潔身自好, 以清醒的頭腦和堅定不移的態度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的腐蝕和誘惑。秘書群體往往是未來領導的后備隊伍, 這既和秘書工作的重要性質分不開, 也是歷代律法傳統的延續。法治社會對秘書主體意識的期望, 不僅要加強秘書主觀因素的教育, 更需要努力創造一個有利于秘書法治主體意識發展的社會環境。擬采取的措施有:
首先, 各級黨政領導要關心秘書人員的工作和生活, 對秘書人員不但要使用, 而且要教育培養;不但要交任務、壓擔子, 還要教思想、教方法;不但要嚴格要求, 而且要平等待人?？傊? 不但要馬兒快快跑, 還要讓馬兒吃好草, 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其二, 辦公室的領導同志要掌握秘書人員的思想脈搏, 注意秘書人員的心理變化, 及時做好教育疏導工作。特別是在秘書人員情緒消極、低沉時, 要正確加以引導, 使其健康成長。在分配任務時, 要注意秘書人員的心理承受能力, 因人因時制宜, 使秘書人員始終保持熱烈而鎮定的情緒, 緊張而有秩序發工作。
其三, 社會各界要理解和尊重秘書。秘書工作是一項特殊的職業, 工作范圍涉及到各個領域, 離不開社會各界的支持。社會上少數人對秘書工作或毀或譽, 帶有一定的偏見。因此, 希望社會各界能理解秘書的感情, 體諒秘書人員的甘苦, 尊重他們的勞動, 支持他們的工作。
摘要：秘書職業歷史悠久, 自唐堯虞舜夏禹商周至秦漢隋唐宋元明清, 保持著悠久的記史傳統。從史官到師爺到秘書的發展看, 他們具有相互承傳的關系。秘書既是法治的記錄者、傳承者, 同時又是社會群體中有較高法治素養的階層, 既要出謀劃策, 輔助領導, 又要記錄歷史, 傳播法治, 是具有深厚法治內涵的社會職業群體, 依法辦事是遏制官場和秘書腐敗的前提。
關鍵詞：史官,師爺,秘書,法治,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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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與社會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企業是由企業家創立的，但企業的成長和持續發展則依賴職業化管理團隊的形成。本文對農村商業銀行職業化管理的探索實踐，面臨困難進行分析，提出推進職業化管理的思路，認為，農村商業銀行實行職業化管理，對提高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經營管理水平，防范金融風險，為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積累經驗都是一種有益的實踐。
【關鍵詞】農村信用社 農村商業銀行 職業化管理
一、引言
農村商業銀行應逐步走向職業化管理，筆者提出這個問題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認識：第一個認識是，企業是由企業家創立的，但企業要想發展壯大，單靠企業家自身力量是不夠的，必須雇傭職業經理人對企業進行控制和管理。第二個認識是，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前身）近年來的業務取得長足發展，規模不斷擴大，進入了管理的職業化階段，目前正在進行商業化改革，全面組建農村商業銀行，職業化管理變得必不可少。
二、農村商業銀行職業化管理實踐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打擊高利貸，維護農村穩定，根據中央推行合作化運動的指示，農村信用社在中國廣大的農村推開，由農民自愿入股，實行民主管理。農村信用社的成立，為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由于農民金融知識水平和管理能力與其所承擔的職責不相稱，農民管理下的農村信用社，普遍經營連年虧損，甚至年年保支付，業務發展難以為繼。
從上世紀70年代起，農村信用社開始了職業化管理的探索實踐：先是交給中國人民銀行管理，后來交給中國農業銀行管理，1996年與中國農業銀行脫鉤后，由上級行社（主要是省聯社）選派高管人員管理，盡管這些探索實踐不是真正意義的職業化管理，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其間的過程有很多磕磕絆絆，但整體上促進了農村信用社業務發展和抗風險能力提高，為農村商業銀行的職業化管理積累了寶貴經驗。
三、職業化管理及其歷史
究竟什么是職業化管理呢？這個概念很難統一，管理學上認為現代意義的職業化管理具有幾個特征：（1）企業雇傭職業經理人對企業進行控制和管理；（2）雇傭雙方嚴格按契約辦事；（3）企業內部是一個法治的組織，第個崗位都有明確的職責權力邊界；（4）職業經理人靠能力、靠出售知識和服務取到報酬，并承擔過失責任。
現代意義上的職業化管理源于歐美，19世紀后期歐美國家大量大型企業不斷出現，為適應這些企業發展需要，職業化管理應運而生，美國的商學院也是這個時候出現，為企業培養大量職業化管理人才。
但是，如果從歷史觀點來看，職業化管理應該是從我國秦朝開始的。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在如何統治自己的天下的問題上，采納廷尉李斯的建議，推行郡縣制，把全國劃分成36個郡756個縣，所有郡守、縣令崗位在全國范圍內公開挑選，由皇帝直接任命，這就是職業化管理。秦朝以后，中國基本上就邁向了職業化的管理。歷史學家認為，如果沒有官僚的職業化的管理，中國不可能長期維護一個統一的國家。
四、實行職業化管理面臨的困難
農村商業銀行實行職業化管理，面臨很多困難：
其一，農村商業銀行由農村信用社轉化而來，長期偏安一隅，拘泥于地方經濟，習慣了因襲守舊和希望別人為自己做主，厭倦了大刀闊斧式的劇烈變革，沒有太強烈創新愿望，缺少實行職業化管理的動力。
其二，實行職業化管理，一方面，原有的管理模式將要徹底改變，原有的權力將受到極大的約束，既得利益者容忍不了。另一方面，員工更受束縛，原來感覺輕輕松松的工作氣氛變得緊張起來，發現要打卡、要報告、要陳述，非常麻煩，不能容忍，所以更要反對。
其三，實行職業化管理，必須建設現代企業管理模式，而現代企業建設需要一個長期過程，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單個農村商業銀行基礎仍然薄弱，實力有限，本身沒有這個力量去實施，即便個別基礎相對好的機構能成功實行推行，但在多級法人體系下的輻射效應也不明顯。最大的問題是，萬一做不到的話，成本由誰來支付呢？
最后，由誰來推動農村商業銀行的職業化管理？由誰聘請、如何聘請職業經理人？怎樣解決目前多級法人體系下的上下級關系問題？等等。面臨很多實際困難。
五、農村商業銀行職業化管理的思路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推動實施職業化管理：
第一，規范權力的創設。按照公司法人治理要求，由董事會聘請職業經理人。董事會擁有決策權，代表股東利益，對股東負責；以行長為首的經營班子作為職業經理人，在董事會授權范圍內從事經營管理活動，擁有經營權，對董事會負責。董事會與經營班子有相對獨立的權力空間和對應的責任，任何一方都不能越過邊界，違反程序，濫用權利。
現實中，農村商業銀行董事長、以行長為首的經營班子成員都是由上級機構任命的（我們這里講的是實質上的任命，而非形式上的任命），由于他們的權力來源于上級，因此只向他的上級負責，不可能向其他人負責。從銀行角度看，董事長、經營班子成員都是外來的，充其量都是銀行雇員，董事長對經營班子的授權行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職業經理人之間的權力的分配，而更多的情況是，很多機構的董事長集決策權和經營權于一身，經營班子作為董事長的副手存在。權力創設主體的不適格，使得職業化管理從一組織架構開始就舉步唯艱。
我們要徹底改變目前的上級機構不是農村商業銀行的股東，卻可以安排人事，但又不對經營業績負責；農村商業銀行不但不能行使股東的管理職能，反而還要接受上級機構管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對市場主體缺乏應有的尊重，將農村商業銀行股東擺放在一個被動的客體地位，違背現代法治理念。更嚴重的是，上級機構所安排的人事，下級無法監督，某省聯社領導曾經指出，部分農村商業銀行的一把手權力過大，違規放貸、以權謀私，不良貸款幾億、幾十億冒出，經營風險突出，這就是缺乏監督導致的結果。
我們知道，在任何一個法治社會里，最重要的是對統治者和政府的約束，同樣，在一個職業化管理的銀行，最重要是對董事長約束，如果對董事長本身沒有約束，這個銀行就不會真正形成職業化管理。
第二，加強制度建設，規范銀行內部運作流程。制度建設就是用具體的制度去規范銀行內部分工與資源分散。如果內部不分工，資源由一個人控制的話，銀行肯定會出大問題，這是眾所周知的道理。
職業化管理要求銀行內部重要的日常事務必須用程序化、規則化的流程來做。因此，實施職業化管理首先要規范銀行內部運作流程并嚴格執行。規范的流程標準應該包括：銀行內部的經營決策活動有既定的流程，內部決策不受決策人的知識結構、感情因素、價值偏好的影響。管理者的行為有明確的界定，包括如何進行溝通、授權，績效考核和過失責任追究。員工完成任務的多少及好壞有詳細的量化記錄。每個流程都有具體的分工和明確的職責，獎懲有事先的約定，每個人都能預測和知道自己的行為后果。
第三，完善業績考核評判機制。業績有短期和長期之分，短期業績追求短期的現金盈利，長期業績注重長期規劃和企業整體價值。如果銀行注重短期效益，職業經理人就會自覺不自覺抓住幾個重要客戶、幾項重點項目、大筆額信貸業務，在短期之內賺到更多的錢，業績立竿見影；而注重今后長期發展的銀行，職業經理人往往就會從基礎工作做起，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積累實力和文化底蘊，規規矩矩，不羨慕一夜暴富，對不符合企業經營理念的生意絕對不做。這時候，對職業經理人的考核評判，結果導向就很關鍵，反映出銀行對價值目標的追求。
第四，建立信任關系。實行職業化管理，必須由職業經理人對銀行進行控制和管理。因此，董事會要預知自身可能失落地位的結果，要換位認識理解到職業經理人的難處，全力以赴支持職業經理人的工作，只有準備好了這些，才可以請職業經理人進來，否則結果只能是不歡而散。
銀行請職業經理人進來，應給予多大自主權才能實現經營效率與監督效率的最佳平衡，信任問題非常重要。如果給得太小，職業經理人就無法當了，也失去職業化管理的初衷；如果給得太大，銀行會有很大風險。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農村商業銀行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因為真正制約銀行擴展的是“融人”（人的融合），而不是融資，人的融合過程就是相互之間信任關系建立的過程，銀行業務的開展基于市場信心，而市場信心又依賴銀行與職業經理人之間的信任。
出生于日本后來加入美國國籍的經濟學家福山寫了一本書《信任》，他經研究后發現：華人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低，交流成本高，企業進入管理的職業化階段卻不能進行職業化管理，所以企業擴展到一定規模就走向滅亡，形成了所謂的公司不斷產生、發跡、消亡的過程。華人企業為什么沒有世界品牌？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的壽命太短，很難形成出品牌。
第五、充分發揮系統優勢。對于目前職業經理人市場未夠成熟，人員來源不足問題。農村商業銀行可以借助“小法人、大系統”的優勢，由上級行社（主要是省聯社）通過考試等形式在農信系統范圍內物色大批專業人員組建職業經理人人選庫，通過法定程序向農村商業銀行提出職業經理人人選，由農村商業銀行董事會做出聘任決定；如果推薦的人選未能獲得董事會通過，再由省級農村商業銀行提出其他人選。
六、結尾
我國的法治社會建設為農村商業銀行實行職業化管理創造外部現實條件，比如法律對公私財產的保護，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對股東權利的保障，如果職業經理人不按規定履職或者出現過失，侵犯或者損害銀行的合法權益，他們將會受到足夠的懲罰。
在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發展基礎產生的農村商業銀行，具有一定規模實力和管理基礎，相比民營型企業更具實行職業化管理優勢。在民營資本允許鼓勵進入金融市場的今天，農村商業銀行實行職業化管理，對提高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經營管理水平，防范金融風險，為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積累經驗都是一種有益的實踐。
參考文獻
[1]張維迎.《企業家與職業經理人：如何建立信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北京大學出版社，第40卷第5期.
法治與社會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和諧社會是以法治為前提的社會。作為社會主體的公民及其教育是構建和諧社會至關重要的因素,實施公民法治理念教育刻不容緩。實施公民法治理念教育的現實途徑包括,堅持黨的領導,發揮政府在公民法治理念教育中的主導作用;發揮社會整體合力,營造良好的公民法治理念教育環境;他律與自律相結合,將公民意識和法治理念融入公民生活。
[關 鍵 詞] 公民;公民教育;法治理念教育
[作者簡介] 宋戈,天津外國語大學思政部,副教授
構建和諧社會要以法治為前提。作為社會主體的公民是構建和諧社會首要因素。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作為我國當代公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有通過加強法治理念教育促進公民教育,通過發展公民教育落實法治理念教育,才能推進依法治國。
一、公民教育的主要內容
對于正在充分實現民主化的國家,公民教育主要是使公民實現由權威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轉變,包括樹立民主法治理想和價值觀,養成民主法治的態度和行為方式,學會遵守法治規則,行使民主權利,從而推進社會的民主法治化進程。鑒于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我國公民教育的時代內容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權利意識教育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上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文。人權包括人身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必須承認,由于我們長期未進行這方面的教育,公民的人權意識還比較薄弱。我們的一些學生不僅沒有現代的“人命貴于天”的意識,甚至缺乏起碼的惻隱之心。馬加爵事件盡管只是個別事件,但也提醒我們,人文教育亟待加強。真正做到珍惜自己的權利,尊重別人的權利,充滿同情心和寬容,毫無疑問是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
(二)規則意識教育
嚴格意義上講,公民是生活于法治社會的社會成員,與法治社會相適應的是公民的規則意識,也即依照法律、規章、契約辦事的意識。我們有必要在公民意識教育中,特別強調規則的教育。要讓學生懂得,規則是硬的,不能“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人治社會使多數老百姓受社會約束的常常是“人”是“權”而不是法,不是作為一個權責主體的自律。比如交通規則主要是為了大家的安全,但是闖紅燈,不走斑馬線,隨意翻越護欄,這些行為在中國馬路上每時每刻上演著,幾乎人人都認為,闖了紅燈,抄了近路是“占了便宜”,不認為遵守規則是文明人的標志。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意識到這是每個公民的本分,都認為任何規則都是為了“管人”的,與自己無關。所以不少外國人對中國有一個奇怪的感覺,該遵守的,都不在意,甚至任意違犯,不遵循規則,而熟諳“潛規則”。
(三)生態意識教育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世界各國都面臨著生態環境危機問題。培養學生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的高度責任感和珍惜態度,是公民素質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在地球生態和人類命運岌岌可危的今天,要把生態環保教育和對社會、對地球的現代公民責任時時聯系起來,讓公民成為自覺的社會和地球的保護者、關愛者。
(四)公德意識教育
公德是全體社會成員處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的底線道德。社會公德雖然是一些最基本的社會公共生活的道德規范,但它卻是社會道德體系的基礎,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體現。一個國家公民的公德水平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形象,一個人的公德水平能夠體現一個人的精神境界。一些人在公共場所大聲喧嘩,談吐粗俗,亂丟垃圾,損害公物,隨地吐痰。更令人憂心的是人們對這些無視公德行為的習焉不察?！霸斐蛇@種狀況的原因很多我們的教育也有責任。當下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失誤在于重知輕行、重內輕外、重知輕能。因此,我們必須補課。把公德教育納入公民教育體系中,把是否遵守公德作為衡量一個合格公民的標準。講公德與個人、社會、國家乃至世界的關系,講公德與人權意識、國家意識的關系,以及與高層次的道德的關系?！盵1]必須強化公民的公德意識教育。
(五)平等、公正意識教育
平等意識也是公民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民的權利義務是一樣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公民都是平等的。但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官本位國家,官本位思想至今仍有很大的市場,“官”的公權力私化的思想,人們對權力的畏懼,都是公民意識中權利和平等意識欠缺的表現。一些干部“官氣”十足,濫用職權,甚至侵吞公共財產,造成腐敗的孳生和蔓延,也使反腐敗更加困難。因此在塑造人格的關鍵時期,尤其要重視公民平等意識的教育。
二、法治理念教育在公民教育中的實施途徑
黨中央深刻把握我國法治建設的規律,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完成這一任務,必須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這一進程中,應“弘揚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要“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边@個關于公民教育的論斷指明,樹立法治理念是公民教育的主要內容。
(一)堅持黨的領導,發揮政府在公民法治理念教育中的主導作用
我們進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教育和法治理念教育,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公民教育和法治理念教育工作,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充分發揮政府的責任者作用。
為了充分發揮政府在公民教育中的責任者作用,政府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努力。第一,把培育法治理念和公民意識作為政府“執政為民”的要務。要下大力氣提高公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打牢法治理念和公民意識的文化基礎。英國著名政治學家密爾在《代議制政府》中談到好的政府形式的標準時指出“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既然是組成社會的人們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優點,就是促進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2]政府對于法治理念和公民意識的培育,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第二,政府要注重角色定位,做法治的遵循者和示范者。政府及其公職人員的行為方式、角色定位如何,是影響法治理念和公民意識培育效果的重要因素。政府不應僅僅強調公民義務,更應重視和保障公民權利。政府要摒棄把法治看作是治民之策,把法律當作無數統治手段中的一種的“法律工具主義”觀念。法治的對象是治官或治權,是私權對公權的制約,而不是相反。政府要全力杜絕行政執法過程中亂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程序違法、不履行法定職責等違法現象。從一定意義上講,政府及公職人員對法律采取的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將直接影響公民對權利義務和法治的看法。政府要注重與公民的平等對話。政府在培育公民意識和法治理念的過程中,要充分認識到每一個社會活動主體都是自由而平等的。第三,確保公民知情權的實現。公民對行政事務的知情權是發揮社會公眾監督作用的前提,也是鞏固法治理念和公民意識的重要途徑。行政透明公開是確保公眾知情權最為重要的民主價值之一,尊重公眾的知情權體現了對公眾自治和參與權利的承認和保護。
(二)發揮社會整體合力,營造良好的公民法治理念教育環境
創造一個有利于公民教育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融合的社會環境是十分重要的法治建設任務。公民教育和法治理念教育是一個終身教育的過程,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的,受到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要營造良好的環境,社會、學校和家庭教育必須注重協調一致。
第一,強化公民教育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的融合。例如,學校無疑是公民教育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實施的主陣地。在開設專門的公民教育課程中,或在綜合課程中,公民教育與其中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都是重要任務,不僅應當強調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環境意識教育等內容,更應重視法律和法治理念教育,把法治理念作為極為重要的內容融入公民教育中去。
第二,注重社會、學校和家庭教育的銜接和一致。公民教育不僅是學校的責任,同時還要求全社會各種教育力量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地對學生施加統一的教育影響。學校同各種社會環境的聯系是一種有組織的聯系,這種聯系是通過彼此間相互作用來實現的。公民的素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培育,主要來自后天的習得、養成和教育。它們是在家庭、學校和社會多方面的教育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學校、家庭和社會應協調一致,系統地對青少年施加統一的教育影響。其一,要保持學校影響與家庭影響的一致性。學校教育的對象幾乎都屬于家庭成員,學校教育的效果與家庭影響有著多種密切關系。家庭對學校教育的不同態度,會對學校教育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處于社會不同階層的兒童進入學校時,家庭背景的影響表現得十分鮮明,因此,學校要發揮專門教育機構的作用,通過家長會、家長學校等多種途徑,向家長宣傳公民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與家庭協調一致地培育學生的公民素養。其二,要保持學校與社會影響的一致性。學校是置身于社會之中的專門教育機構,學校教育影響與社會影響是互補的關系,如果兩者沿著一以貫之的方向進行,對學生的發展才是最理想的狀態。事實上,社會對青少年的發展存在著某些負面影響因素。這就要求學校要采取相應的措施,抵制來自社會的負面影響,發揮社會教育的正面作用。通過學校與校外各種教育機構、團體加強聯系,安排好學生的課余生活,使校內外的公民教育聯合發揮積極作用。
(三)他律與自律相結合,將公民意識和法治理念融入公民生活
人的行為約束能力的發展是一個從無律——他律——自律的變化過程,即從自然狀態經社會狀態再到自律狀態。自律是公民教育的最高境界。當然,自律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經由一個他律的階段,所以我們強調實施公民教育要堅持他律與自律相結合的原則。第一,嚴格要求,加強教育者的自律,發揮示范和表率作用,并監督制約教育對象的行為。在日常生活中,要把公民教育和其中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內容具體化為日常行為規范,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監督,嚴格遵守,形成良好的習慣。第二,充分發揮受教育者的主體作用,幫助他們實現自我約束、自我教育。教育者要充分認識到“教,是為了不教”。發揮受教育者的積極性,增強他們的自我教育意識,并調動他們自我教育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自覺性。關鍵是幫助其形成“內在的約束力”,也就是要幫助其形成一種內在的約束機制,即自律。第三,在實際操作中,注重他律與自律的有機結合。他律是自律的基礎,只有外部訓練的強化才能奠定自我約束的基礎。但由于他律的訓練只是一種外在的、強制性的、適應性的、甚至是奴性的,所以他律的過度則可能導致人格的奴化。奴化的人格妨礙自律品質的生成,而真正的公民,本質上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自由人。這就要求教育者在發揮他律作用的同時,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體性,促進其朝著自律的方向發展。
法治作為迄今為止人類最好的治國理政方式,是人類在政治文明演進過程中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法治精神是法治國家建設的靈魂,是法治實踐所必須奉行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也是一個國家法律制度體系得以有效構建和運轉的信念支柱和精神動力。法治精神體現了法治的普適性價值,凝結了人類對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的共同精神追求。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脫離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而孤立存在。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既要求我國的法治國家建設吸收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反映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更要求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源于公民生活,法治國家建設最終將服務于公民生活。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需要將法治精神融入公民生活,核心是全體公民必須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并且把這種理念體現為每一位公民的行為,融入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實踐。只有當法律和法治理念成為公民踐行的行為規范與生活方式,并轉化為每一位公民的內心信念,才能形成有序的法治社會狀態,才能邁向理想的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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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慕云
法治與社會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為推進民族地區法制建設，實現民族地區法治社會的建設目標，民族地區高校的法學學科建設應考慮其實際情況，客觀地為法學學科定位，即結合所在大學的辦學定位，與法學學科的特點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法律人才的需要為法學學科定位，進而有針對性地進行學科建設。
關鍵詞 民族地區高校 法學教育 學科建設
1 學科現狀
1.1 主要成績
吉首大學法學學科自1982年創建以來，在學校和社會各界的幫助和支持下，經過全體教職員工的共同努力，法學學科的各項事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辦學思路。法學學科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區，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法治服務，將其建設成為在湖南省同類高校中處于領先地位、在全國有一定影響、武陵山經濟協作區法學教育、研究與服務中心，為地方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2）師資隊伍。法學學科自創立以來，經過近些年來的不懈努力，一支人員穩定，年齡、職稱、學歷、學位、學緣、專業結構合理，有交叉學科優勢，團結協作的學科學術梯隊已經初步形成。目前學科所有成員均由本校教職工組成，畢業于全國各大著名高校，現有專任教師27人，其中高級職稱15人，博士及在讀博士16人。學科的帶頭人為湖南省省級學科帶頭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師培養對象3人、湘西州“132”人才工程人選1人。
（3）科學研究。法學學科自創立以來，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9項，國家留學基金項目3項，教育部基金項目4項，國家體育總局研究項目1項，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及湖南省科技廳、湖南省教育廳等研究項目50余項，科研經費達264.2萬元。近5年來發表科研論文320余篇（其中CSSCI40余篇，CLSCI 10余篇），出版專著5部、高級別教材8部。
（4）人才培養。法學學科瞄準前沿領域，突出地方特色。強調教學、研究和實踐相結合，以培養法律理論功底扎實、掌握科學研究方法的法律專門人才，滿足西部地區、民族地區及欠發達地區法制建設的急切需要。在法學本科教育方面，每屆學生都積極開展法學專業辯論賽、模擬審判、法律援助、普法宣傳、送法下鄉、實習等實踐活動。獲得大學生研究性學習和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省級1項，校級7項，在《法治研究》等專業刊物上發表論文20余篇。英語四級通過率平均在98%，六級通過率平均約35%。司法考試通過率2008年為31%，2009年為35%，2010年為44%，2011年為54%，2012年為64%。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前景喜人，2005年獲得武陵山片區首個法學碩士點授予權，迄今共招收研究生80余人。就業率100%，所有畢業論文抽檢率均達到優良以上。
（5）社會服務。學科組織專家先后參與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條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溪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條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以及由湖南省人大組織的“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修訂案草案 征求意見第三稿）”座談會等立法活動，以專家建議的方式積極參與到立法實踐當中。
1.2 存在的主要問題
（1）區域劣勢。從地緣上看，吉首大學處于湘鄂渝黔四省邊區，這里素有“老、少、邊、窮”之稱。遠離湖南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種在區位分布上的劣勢狀態，對當前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社會對高等法學教育的需求變化，以及學科建設發展面臨的形勢缺乏必要的認識；優質法學教育實施的源頭受到限制，很難確保優質生源和師資隊伍的穩定；利用市場機制籌措經費改善辦學條件的渠道較少；迅速獲取信息的能力等較為欠缺。
（2）學科競爭弱勢。民族地區高校的學科專業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最能凸顯學校的特色和優勢，比如民族學、民族經濟、民族語言文學、民族藝術、民族教育、地方史、高原生態環境以及民族理論和政策等，紛紛被確定為重點支持的特色優勢學科，得到了相應的建設和發展。①法學專業不但進入不了特色優勢學科的范疇，反而受到這些特色優勢學科的擠壓，步履艱難。
（3）物質保障不力。對民族地區高校來說，政府對民族地區高校的投入生均經費只有3000元左右。而國家部委所屬院校，政府則投入經費生均達7000元以上。由于處在市場經濟發展相對比較落后的地區，民族地區高校難以使用通過市場機制籌措必要發展經費這一發達地區慣用的手段，結果導致包括法學學科在內的民族地區高校整體發展受到極大限制。法學學科建設的經費除了用于維持正常的辦公經費外，少有經費用于學科建設和發展。由此導致學科的硬件與軟件建設亟需改進，如法律專業可用圖書很少且陳舊，專業期刊殘缺不全，這給教學科研與研究生培養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2 學科建設的定位
一是類型定位。根據學校的定位，結合我?，F有的專業布局，科研基礎、歷史淵源，學院遠景發展規劃及專業拓展基本思路，法學學科發展定為教學研究型。二是層次定位。以本科和碩士研究生為主體，在法學一級學科下拓展研究生教育，創造條件積極發展法學專業碩士教育（JM）。其中，本科教育以培養適應基層、特別是適應農村鄉鎮和城市社區綜合性法律工作的基層應用型專業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以培養服務于中西部地區（武陵山片區）西部基層應用型卓越法律人才。三是人才培養定位。熟悉國家的民族立法和民族政策；具有公平、公正的民主法治信念；具有扎實的法學理論基礎、較強的法律實踐能力、良好的法律職業道德；具有獲取知識的能力、交流的能力、適應社會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較強的解決實際問題能力。②
3 學科建設的任務措施
3.1 學科方向的建設發展及措施
為了在2015年前獲得法學碩士學位一級學科授予權，學科根據實際情況，本學科將設置四個二級學科方向：理論法學、民商法學、經濟法學、刑事法學。
3.2 學科隊伍的建設發展及措施
至2015年底，在教研團隊建設方面，民商法與理論法學獲得校級教學團隊，刑事法獲得省級教學團。每個學術研究團隊至少打造一名在武陵山片區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術帶頭人。在學科梯隊建設方面每個教研團隊的高級職稱達到3人，博士5名。在雙師型教師建設，聘請武陵山片區實務部門的精英擔任兼職教授，爭取“雙師型”教師達到15人左右。
3.3 科研成果的建設發展及措施
至2015年底，通過立項申報方式，高水平的學術專著方達到15部，CSSCI學術論文達50篇，其中，舉全學科之力，每年發表法學類CSSCI學術論文2～3篇。在科研課題方面，學科力爭新上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10項以上，給承擔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學術選題的團隊成員從事學術研究以充裕的時間保證。在課程建設方面，至少建設好已立項的4門省校級優質課程。在教研成果獎方面，本學科至少應獲得省、校級科研與教學成果獲獎10項以上。
3.4 教研平臺的建設發展及措施
為建好教研平臺，具體措施為：建設吉首大學武陵山片區法治研究中心，使其成為湖南省民族法制建設研究的重要基地，為湘西自治州甚至整個武陵山區的民主和法制建設獻計獻策。力爭在2020年前將該中心成為湖南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成立吉首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和湘西州法律培訓基地，為湘西州司法實務和人才培訓服務。建設吉首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竭力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高質量的無償法律服務。法律援助中心憑借法學學科強大的智力資源，由精通法律理論和實踐的法學專家、學者和一批專業基礎扎實、責任感強、吃苦耐勞的法學高年級本科生、研究生組成。這可將法律援助中心打造成宣傳學校的窗口和服務武陵山片區的民間公益機構。同時也為培養兼具理論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法律人才，形成教學、實踐、服務三位一體的先進的法學教育模式。建設法學學科圖書室，大力購買圖書資料，五年內配齊所有專業期刊雜志。在整個武陵山片區力爭建立5個集教學和科研一體的實踐基地。
3.5 研究生培養質量的建設發展及措施
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的措施為：穩定現有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在“課題培養法”的指導下，加強研究生培養質量，進一步強化研究生學術創新能力的訓練和培養。確保本學科的研究生在獲得碩士學位前平均應至少發表本學科相關學術論文2篇。加強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指導和管理工作，爭取在未來五年內，本學科至少有2～3篇碩士論文被評為湖南省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完善學位課和非學位必修課的設置，使之更加科學、合理，適當減少課程的計劃學時。非學位必修課可以按研究方向設置。加強碩士研究生的教材建設，在選擇優秀教材和參考的同時，創造條件組織本學院的教師編寫部分研究生教材。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南省普通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研究項目（湘教通[2013]37號）、湖南省普通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研究項目（湘教通〔2012〕142號）、吉首大學教學改革研究項目（2012JSUJGA21）、吉首大學實驗教改項目（2013SYJG0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 周繼紅.民族高等院校法學教育之困境與出路.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6）.
② 余成剛.論民族院校法學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廣西教育，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