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行政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服務型政府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特別是隨著管制型政府的弊端在我國經濟大力發展的背景下越來越突出，構建服務型政府更是成為了我們的共同目標。而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是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影響因素，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開發對構建現代化的服務型政府有著十分深刻的現實意義。本文將就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開發與服務型政府構建的相互關系以及開發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具體措施進行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公共行政人力資源 開發 服務型政府 構建 相互關系
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開發與服務型政府構建的相互關系
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開發與服務型政府構建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開發促進了服務型政府的構建，反過來，服務型政府的構建又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分別表現如下。
（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開發促進服務型政府的構建
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通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決策能力以及依法行政的能力來促進服務型政府的構建，具體如下。
1、開發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政府所有的行政事務都離不開人的操作，因此，開發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這是因為，開發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有利于政府廣泛吸收文化素養更高、辦事能力更好、服務意識更強以及思想道德水平更高的優秀人才為政府工作，讓這些優秀人才為政府服務，增強政府的業務水平，從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2、開發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決策能力。政府大多數的決策都通過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實現，所以，政府的決策能力與行政人力資源的水平息息相關，開發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隊伍的知識與技能，從而對政府決策能力的提高起著強大的促進作用。3、開發公共行政人力資源促進政府依法行政。優秀的公共行政人力有利于貫徹落實政府依法行政，工作人員既能通過自身對法律的堅持與信任來促進政府依法行政，又能給全社會起到帶頭作用，配合政府依法行政的過程。
（二）服務型政府的構建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綜合素質
服務型政府的構建反過來對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有著極大的正面影響，具體表現如下。
1、構建服務型政府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文化修養。在構建服務型政府的過程中，政府需要加大對公共行政人員的培訓，加上工作人員需要通過不斷學習以獲得更多的 知識和管理技巧來適應政府的新要求，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人員的文化修養。2、構建服務型政府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道德修養。服務型政府重視公共行政人員的服務意識和道德水平，因此，政府會通過各種普法宣傳教育，來促進行政人員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意識，把實現廣大人民的利益作為重中之重，這將在不知不覺中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道德修養，是促進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開發的一種表現。3、構建服務型政府有利于提高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業務水平。公共行政人員在參與構建服務型政府的過程中，得以吸收更多的經驗，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尋找更好的辦事方法來提高自己的辦事效率。在不斷的積累中，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
二、開發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具體措施
開發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具體措施如下。
（一）科學合理地配置公共行政人力資源
為了讓公共行政人力資源更好地為服務型政府服務，我們需要科學合理地配置公共行政人力資源，調整好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結構。這就要求我們，將行政人員按不同的專業領域和專業水平以及不同的年齡特點分門別類，讓每個崗位都有合適的工作人員，讓每個行政人員都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從而促進服務型政府的構建。
（二）完善公共行政人員的管理機制
完善公共行政人員的管理機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具體如下。
1、完善獎勵制度。獎勵對員工起到的激勵作用不言而喻，我們要善于借助獎勵來提高員工的信心和對政府的認同感。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完善獎勵機制，對業務水平突出的工作人員進行一定的物質獎勵，可以是獎品、假期獎勵或旅游獎勵等。通過肯定行政人員的付出來滿足他們的工作成就感，從而促使他們以更大的熱情參與到構建服務型政府中來。2、完善考核制度?？己擞欣谡玫亓私鈫T工，我們要完善考核制度，對所有的行政人員包括領導階級的人士都進行適當的考核，分類將“得、智、體、美、勞”和考勤等進行考核。通過考核，激發行政人員更用心地工作與學習，為服務型政府的構建貢獻力量。
（三）加大對公共行政人員的監督力度
監督有利于政府發展公共行政人員存在的問題并及時進行糾正，也有利于公共行政人員提高對自身的要求，防止出現消極怠工的現象。更重要的是，監督有利于政府和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透明度，防止貪污腐敗等惡劣行為出現，使政府樹立起更好的形象.所以，我們必須加大對公共行政人員的監督力度，對一些惡劣現象進行曝光，同時借助群眾的力量，鼓勵廣大人民群眾對行政人員的不良行為進行舉報，維護政府的形象，為服務型政府的構建做好準備。
總之，服務型政府是時代發展給我們提出的新要求，各種細節還處于不斷的完善中，很多問題還有待解決和改善，這就要求我們，要提前做好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開發工作，通過提高公共行政人員的綜合素質以及提高政府的辦事能力來構建服務型政府。相信通過我們的不懈努力，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能構建出優秀的服務型政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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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行政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公共性是一個歷史地生成的概念。它是隨著公共領域的出現而出現的。具有公共性的公共行政是晚近才出現的#對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性的概念是與合理性，合法性和代表性聯系在一起的。并需要通過這些概念來加以理解。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質。 它決定著政府的目標和行政行為的取向。當代公共行政需要在對維護公共利益$提高公共服務的品質$鼓勵行政人員的創新意識和加強責任感之中來表現公共性。
關鍵詞：公共性，公共行政；公共利益；合法性；代表性
在我國，80年代中期恢復和重建行政學的時候，我們是在行政管理學的名義下來進行學科規劃和理論建構的。 近些年來，由于公共行政概念的引入，關于公共性的概念以及其所指稱的內涵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討論。 這一討論不僅是有理論意義的，而且具有直接的實踐價值。 因為,它關系到對行政的性質的認識和界定，如何認識和界定行政的性質又對政府目標的實現，政府行為的規范以及行政體制和程序的設計,都有著直接的指導意義。 或者說公共性這個概念所標示的是最為基本的行政理念, 是整個行政體系和行政行為模式建構出發點和原則。在行政發展史上，公共性的概念是與公共行政這一行政模式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對于公共行政來說才有公共性的問題。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混亂，往往使我們在考察行政管理歷史的時候誤用公共行政的概念。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學術界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亂是驚人的，人們甚至談論所謂奴隸社會的公共行政封建社會的公共行政。 在這些社會歷史階段中，有行政是毫無疑問的。但這時的行政在多大程度上屬于公共的( 顯然應當作出否定的問答。 同樣，人們對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也不加區分.要么將兩者都稱作為公共行政,要么將兩者都稱作為公共管理.這實際上是在橫向的維度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與公共領域的公共性加以混淆了，而在縱向的維度上則把不同的社會治理模式的公共性混淆了.如果我們在這些概念上經常出現誤用或亂用的情況的話，說明我們的理論是缺乏系統性和一致性的.說明我們關于現實的認識是混亂的，說明我們提出的行政改革方案在目標上是不明確的或有著錯誤導向的可見，需要對“公共性”的概念進行討論。
一、公共性問題的由來
哈貝馬斯是一位在公共性問題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學者，它在《公共領域中的結構轉型》這部著作中對公共性的生成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考證根據哈貝馬斯的研究，公共性的問題并不是歷來就有的，而是與近代社會一道成長起來的，在公共性問題的早期存在中，只能到咖啡館、信息欄、俱樂部小報中去發現公共性的雛形至于人們對公共性問題的認識則更晚得多就“公共”(Public)這個詞語來看，在英國，大致是從17世紀中葉才開始使用雖然英國這個時候使用了。公共。這個詞語，卻往往是在。世界?；蛘?。人類。這個意義來使用這個詞語的，也就是說，它尚不具有現代語匯中“公共”一詞的內涵在法語中，“公共”(lepublic)一詞最早是用來指稱“公眾”，這與現代語匯中的。公共。一詞已經有了一定的相近性，考慮到“公共”一詞與“公眾”一詞在現代社會的一定程度上的相關性，應當說，法國人是較早開始覺知到有著公共性問題的存在的大約17世紀末，法語中的。Publicity。被借用到英語里，變成了。Publicity。在德語中，直到18世紀才開始出現這個詞當這個詞被移植到德語中的時候，主要是從屬于批判的目的，大概是指“公眾典論”。這也就像當代中國有人使用“善治”這個詞來達到批判目的，即批判某種治理是“惡治”一樣至于法語中的。公眾典論。(opinion publique)和德語中的“公眾典論”(ffentliche Meinung)一詞，則是到了18世紀下半葉才被造出來。
正如哈貝馬斯在考察公共領域時回溯到14世紀一樣，對公共行政的考察也可以回溯到近代政府的出現，即回溯到根據啟蒙思想家的設計原則而建立起來的政府。有了國家，也就有了政府。在人類文明史的早期歷史階段中，國家與政府并沒有得到分化，而是合為一體的，以至于直到今天，人們還會在國家的意義上使用政府的概念或在政府的意義上使用國家的概念或者，人們為了把國家和政府區別開來而把國家稱作為廣義的政府，而把實現了與國家分化的政府稱作為狹義的政府其實，國家與政府未分化狀態下的政府是近代社會出現以前普遍存在的政府形式，對于這種政府和國家的關系，我們己經沒有必要在今天的學術語境中來加以嚴格區分了，因為它已經失去了作為建構對象的學術探討價值但是，對于這種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質進行定位卻是有意義的，它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近代以來的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質，也有益于我們需要致力于建構的走向未來的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質。
近代社會，隨著資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出現，國家與政府開始分化政府對公共事務關注的程度也在逐步地得以提高。但是，在西方剛剛進入近代社會的時候，資產階級的首要日的是鞏固新生的政權，資產階級政府需要在兩個戰場上強化暴力職能，一方面，它需要防止舊勢力的復辟;另一方面，又需要應對新生的無產階級的挑戰所以，其重點就放在階級鎮壓和政治統治上，對社會事務的管理就相應地顯得薄弱和有限畢竟，資產階級的政府是在啟蒙思想家們的設計原則下來進行建構的，特別是國家的權力制衡原則決定了。這種政府包含著統治職能弱化和管理職能強化的可能性。到了近代社會發展的中期，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性加強，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政府逐漸開始了用社會管理職能取代政治統治職能的進程。雖然這個時候的政府行政還不能被看作為公共行政，但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擁有了公共性。當然，由于“政黨分肥”等政治操作上的原因，阻礙了行政公共化的進程，但行政管理化的歷史趨勢必將要求結束“政黨分肥制”因而，在19世紀80年代前后，英美等國開始了政治與行政分化的歷程，最終出現了不同于“統治行政”的“管理行政”模式。
管理行政就是公共行政，但是，還只是工具性意義上的公共行政，這種行政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卻是形式上的公共性，而實質上的公共性，則是比較薄弱的。所以，公共行政進一步發展的前景，就必然是形式上的公共性與實質上的公共性相統一的。公共行政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行政改革，在其深層動力上，可以看作是公共性的踩動也就是說，人類歷史到了這樣一個時刻，公共行政形式上的公共性已經不能適應社會治理的需求，人們也不再滿足了公共行政只在形式上擁有公共性。從全球范圍來看，行政改革在每一個國家都有著獨特的路徑選擇，彼得斯在《政府的未來治理模式》一書中就概括出了四種行政改革模式但是，在如何根據走向實質公共性的要求來建構公共行政方面，都遠遠沒有達到6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運動”在公共性問題上完成的理論自覺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各國行政改革下一步的目標必然會朝向更加逼近實質公共性的獲得，自覺地去圍繞著如何增強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問題而進行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如果一個國家不能走向這個目標的話，那么它的行政改革就必然是走了彎路甚至歧路。
二、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價值
吳瓊恩認為，由于威爾遜提出了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原則，對行政人員提出了堅持價值中立的要求，從而出現了一次行政典范變遷，實現了從傳統的行政管理到公共行政的歷史性轉換，公共行政開始強調“公共性”結果，行政不再以服務于階級統治和黨派政治為宗旨，而是像威爾遜所說的那樣，積極地考慮。首先，政府能夠適當地和成功地進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樣才能以盡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費用或能源方面盡可能少的成本完成這些適當的工作?！赀@就是行政的效率主義化或管理化，從而突出了行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問題。
出于合理性的目的，行政學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行政學的一個中心問題，若離開了效率，則行政學亦將無法成為一門單獨的學問了。然而，僅僅關注效率的合理性還是一種形式上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只有實現了與合法性的整合才是公共行政所具有的特征。不論是否向國家意志負責與否，只要是肩負公共目的責任的組織，皆是公共行政關注的對象然而是否存在有一種責任機制或者是否有能夠達成公共同意的方法，來決定這些組織的功效(fficacp)與合法性(Legitimacp)，這才是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所隱含的意義。界合理性與合法性是公共行政的兩個必要向度，正是這兩個向度的統一，才賦予了公共行政以公共性的內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性的涵義應該超越管理的技術層面，更加關注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問題。
關于合法性，《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的:這一概念意指某個政權及政權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個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它是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不是來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未自由有關規范所規范的，‘下屬’據以(或多或少)給予積極支持的社會認可(或認可的可能性)和‘適當性’討論的焦點在于兩個方面;第一是統治、政府或政權怎樣及能否—在某一社區或社會范圍內，以價值觀念或建立在價值觀念基礎上的規范所認可的方式—有效運行;第二是這種有效性的范圍、基礎和來源。根據這種解釋，公共行政的合理性是包含于合法性之中的，是作為合法性的一項指標而存在的。然而，合法性又是在很好地回應社會的需求和滿足環境的需要中獲得的可見，對于公共行政來說，公共性、合理性與合法性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它們之間互為前提、基礎和手段，只有三個方面實現了統一，才能形成公共行政的整體所以，對公共行政公共性概念的認識，需要同時在合理性和合法性概念的探討中進行，如果離開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概念，公共性的概念也就成了空洞的抽象，對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質也就無從把握。
但是，公共性并不是關于公共行政的解釋性概念，對這個概念的理解，還需要有著規范性的視角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公共行政是在工業社會的歷史階段中為適應社會治理需要而產生的一種基本的社會治理途徑，工業社會的治理體系為它確定了總的目標，它從屬于這個目標，擔負起主要的社會治理責任在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公共行政的基本任務就是處理個人與集體、不同的社會團體、不同的利益階層等之間的關系，以求在多元的利益沖突中發現共同的基點。這個基點就是公共利益對公共利益的追求，又使公共行政獲得了公共性對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利益是它的目標，公共性是它的實質，其他方面則都是手段，即作為工具體系的手段目標決定性質，性質則規范著手段所以，公共性的問題，對于公共行政的全部過程及其行為主體，都有著規范的意義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對公共行政的制度、體制和行為模式，都有著終極性的規范意義。公共行政既是實現公共性的行政也是公共的行政。
城市公共行政論文范文第3篇
內容提要: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是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直接反映。然而,公民有效參與公共政策不是自發形成的,需要政府和公民的積極培育。本文從公民參與基礎、參與者素質、參與方法和認知標準四個方面探討了培育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途徑和方法,同時指出有效的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必須避免的誤區。
關鍵詞: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培育
1.引言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公民開始越來越多地借助于公民團體的力量進入到公共決策制定、執行過程,積極表達自身的利益傾向,影響政府公共政策決策。同時,在經歷了“政府失敗”和“市場失敗”后,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顯露出來。政府逐漸認識到,要在公眾面前重新建立可信度并構建公民與政府的合作關系,就必須把公民納入到政治程序中,把公民參與作為社會治理的一部分。公民參與已經成為西方各國地方政府治理的一種重要工具,形成了好的地方政府必定是參與的政府的觀念,公民參與的方法由是日漸成熟。當前,日益明顯的公民參與地方政府決策如聽證會、專家咨詢、社區自治、政務公開等在我國方興未艾。但是,公民參與不是一次性的事件,或者說是一種包含了很多方法和步驟的單純的技術,而是連續不斷的過程,是一種制度化的安排,是公共行政的一種日常行為。有效的公民參與更是一個信息分享,公民授權,公民教育,強調責任與合法性的過程。
公民參與是指公眾(包括公民個人、公民團體、利益集團、非政府組織)通過各種方式,自發地或是在地方政府引導下進行的,參與公共事務,在公共政策決策程序中的有序的利益表達以及對政策決策的影響。有效的公民參與則是指公民與政府信息共享,影響政府公共政策導向,加強公民與政府之間的聯系,建立公民與政府及公共管理者之間的溝通機制、協商機制,促使政府成為一個負責、透明、民主的組織。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面臨的困境主要表現在:作為公民個體,他們更關注身邊的切身利益,更愿意通過私人的行為去求得利益的實現,集體行動的困境也使得搭便車行為大量存在,公民參與的意愿不高。作為政府部門,官僚的本性把公共政策過程看做是其履行職責的一部分,同時,政策過程的專業性使得公共管理者對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能力有著深切的懷疑,參與造成的行政成本增加和行政效率的降低讓政府部門對參與活動產生抵觸。同時,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度的缺乏,使得參與在公共行政過程中變成了一件可有可無的事件。因此,有效的公民參與不是自發形成的,需要政府及公共管理者與公民的積極培育。
2.培育良好的參與基礎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過程是公民對其社會責任的高度認識,是政府治理活動的一部分,對于公民個體和政策制定者,公民是否能有效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并對政策制定產生良好的影響,需要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確定參與對象。參與對象的選擇是一個兩難的命題。是沒有民族之分,沒有貧富之差,沒有城鄉之異,沒有接觸政府多少之別,是一個多文化的,多民族的盡可能廣泛的參與還是有代表性地選擇參與者?是產生更多樣性的代表,還是只針對目標群體來選擇參與?是參與者眾還是縮小參與規模給予每個參與者充分的時間和資源來參與?參與是有組織的群體,是單個的個人,還是這兩者的結合?參與活動的計劃者要決定好參與者是個人參與還是代表參與,界定好哪些公民個人和公民組織可能對政策問題感興趣,并了解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對公民進行不同的分類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公民群體參與的好處是把更多的人群吸引到參與活動中來,給予更多的人表達觀點的機會,給予公民更多的授權,但是在意見整合和政府回應上有相當的難度;經過選擇的小群體參與的優點是,更能發展出具有創新性的解決方案,且意見容易達成一致,但是也要冒被沒有代表性的危險。因此,在不同的背景下確定不同的參與者,區分誰是真正對相應政策問題感興趣的人,關注不同參與者的特點,弄清楚什么是不同的參與者能夠貢獻給決策者的,平衡公民參與的代表性與政府決策的效率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有效公民參與的前提。
明確參與內容。即什么領域是可以開放給公眾的。參與是不是適合所有政策制定?是不是適合所有的政府部門?參與是象征性的還是實質性的?在公民社會浪潮的沖擊下,公民的社會價值提升,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開展公共行政,公民精神和社會公平觀念使得公民重新開始擁有政府這條船,公民由消費者或顧客,轉而成為公共服務的共同生產者。這促使政府更多地承擔起在全新的范圍內把管理領域開放給公眾的任務,如財務預算,經濟發展,多樣性的服務提供等。同時,在公民與政府之間建立一個類似于“合約”的規范,明確潛在的因素和參與的限定性,應該讓參與者明白,哪些內容是可以協商的,哪些是在目前條件下沒有能力達成的,以便于讓人們決定是否值得投入到參與過程中去。
選擇參與時機。即在什么情況下參與,在政策的哪個階段制造參與活動。參與時機的掌握是相當重要的,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讓公民參與到決策程序中來,由于準備不充分,程序設計不完善以及信息不能及時提供與溝通,導致在參與中爭論不休,不能產生一個一致的結果,容易使參與活動流產;太晚的參與則讓公民感覺參與不過是走過場,并且政府部門不能從參與中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來改變決策,公民參與在政策決策上不能產生任何有意義的影響。只有當公眾確實存在一個與政策決策者所持的決策所不同建議,當政府準備好了充足的時間和資源去創造一個有效的參與時,參與活動才是合法且有效率的。參與是一個花費時間,精力和金錢的活動,如果政府的一項政策需要很快出臺,或者政府沒的足夠的資源可以調動,或者政府不愿意開放參與所需要的信息,那么參與就變得沒有意義。
確定參與組織方式。即如何組織參與活動。公民參與并不是適合政府部門特征的一種活動。傳統的官僚機構是建立在層級制基礎之上的,權力的運行自上而下,保密、專業、理性是其最大的特點。而公民參與要求開放、靈活、有彈性及具有回應性。因此,有效的公民參與幾乎不能在傳統的官僚制下實現。通常政府會采取建立由專家組成的專業的隊伍或雇用咨詢機構來承擔這項工作。這些專家或機構不是幕后的組織者,而是與參與者直接接觸的一線人員。值得注意的是,當參與活動由這些專家隊伍或是咨詢機構實施時,參與的計劃者——政府官員不能游離與參與活動之外,領導參與計劃和程序的人與最終撰寫報告的人必須始終活躍在參與活動中,才能保證參與活動的合法性,保證參與的結果最終影響公共政策制定。
3. 培育高素質的參與者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過程是公民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需要公民和公共管理者的共同行動。公民參與是政府行政管理活動的一部分,而不是單次的、零散的活動或者演化成一種運動的形式。只有當公民參與滲透到公共管理者和公民的觀念中,當參與成為一種自覺的行動時,有效的公民參與才會形成。公民參與決策的組織者——公共管理人員及參與者——公民個體,都需要在觀念轉變和能力提升上做出努力。
成功地參與有一個重要的因素:盡量減少公眾與政策決策者之間的距離。毫無疑問,公共管理者在參與程序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掌握了整個過程:從具體的發展參與途徑,到約定參與細節,參與計劃的制定及程序的設計,參加所有的工作會議,出席與公眾有關的直接會面和交談。作為公民參與政策的組織者的公共管理人員要組織好公民有有效參與,一是要轉變行政理念,把公民參與公共政策視為行政過程的一部分,視為管理的責任。積極創造合作和信任的氛圍,幫助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活動,使公民在參與中尋求公正、平等的價值意義,培養公民的參與意愿。二是始終處于參與程序的最前沿和中央,而不僅僅是參與活動的計劃者。公民參與最終是一個廣泛的政治程序的一部分,必須對參與方向,參與程序,參與組織,參與評估進行控制,因而,公共管理者必須從始至終地處于參與活動中。三是公共管理者必須認為自己是程序的所有者,投入到公民參與并直接接觸參與過程而不是把參與推給專業人士或是咨詢機構去做。如果不這樣,公民參與的作用是很小的。公眾不會浪費他們的時間參與到沒有公共管理者掌控的程序中去。公民參與是一個公共管理者與公眾伴隨著參與程序而不斷地互相協商,適應,妥協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調整利益關系的微妙繁雜的政治環節。公共管理者不是參與的觀望者,而是參與活動的參與者及管理者。公共管理者越多地進入參與活動,參與就會越成功。
公民在很多情況下被假設為是一個簡單的,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做有用的決斷的個人,因此,對公民是否具備參與的能力,公民參與是否有助于提升公共決策的質量,公民參與是否有助于改善政府與公民的關系等問題產生了疑問。因此,作為參與主體的公民的參與意愿的強烈與否,參與的素質的高低,對政策對話的理解能力以及推動參與活動能力成為公共有效參與政策活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公共政策參與中的公民教育應圍繞著激發公民參與意識,提升公民參與的能力而展開。首先,公民個體應轉變觀念,把參與公共政策制定作為公民權的具體體現,作為公民的一種社會責任。其次,在傳統的行政模式下,公民參與的意識受到壓抑,公民被動地接受政策,當政策不能代表和表達公民的利益和意愿時選擇抱怨而不是改變。服務型政府治理理論認為真正的社區問題專家是公民自己。政府部門不能因為擔心公民的素質和能力而取消參與或縮小參與的范圍,而是應該認識到公民參與政策議程的教育是在政府與公民的不斷對話和協調中產生的。通過不斷地與公民對話,不斷地協商問題,不斷地開展公民調查來提升公民參與的素質和能力。其三,把公民帶入公共政策程序之中,鼓勵公民參與政策決策,引導公民在爭論中解決他們在中心問題中的不同主張,在問題中表達自己的利益和觀點,在爭論中積累參與的經驗。提高公民參與的能力,僅僅提供參與的機會是不夠的,更多的且更難的工作是保證產生有意義的參與。
4.培育科學的參與程序
公民參與的有效實現,需要依賴具體而操作良好的參與程序和方法。
清楚地設置目標:參與程序的目標必須被政府部門與公民清楚,明白地寫下來,目標必須是清晰而透明的。
參與的方法與目標相匹配:當目標明確后,方法的選擇至關重要。個人參與與群體參與不同,各群體的風格不同,參與者的利益不同都會對參與產生重要的影響。比如,在征求專家意見時需要的是正式的,有效率的會談,需要政府部門提供更專業的資料來佐證;在開展居民調查時則需要更多的具體觀點的解釋,以及親近的態度;在經濟發展戰略參與中,商業群體更關注的是具體的細節,遠景的描繪。合適的方法的設計應遵循的原則是:與參與的目標相匹配,與參與的過程相匹配,與參與所使用的技術相匹配。
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信息:越多的信息被提供給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就越高,越高質量的信息被公眾獲得,公民參與的有效性,即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越好。值得注意的是,公眾很難得到足夠的,可以接受的信息去完全領會潛在地影響他們生活的問題。政府部門要以公眾能夠接受的形式開放公共信息,并對公民要求進一步的信息提供給予及時的回應。公民從互動回應中獲得重要的、有用的信息,從而在對信息進行分析甄別中改變他們的觀點,而使一致意見的達成變得相對容易。在信息提供中會出現的問題是,政府提供的信息往往是由專家制定出來的規范,對公眾來說,那些規范更會限制他們的思想,從而把參與限定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范圍內,達不到參與的效果。因此,高質量的信息首先應該是促使參與者掌握參與活動全貌的信息,能夠使參與者通過分析信息,掌握參與的重心。其次,高質量的信息應該是開放參與者人思維的信息,促使他們從多方面考慮分析案例,不局限在狹小的范圍之內。其三,高質量的信息應是活躍的信息,形式多樣,隨著參與的發展而推陳出新。
公民調查: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程序與參與政治程序,如選舉是完全不同的,公民參與政策決策過程更像一個公民調查。通過公民調查,政府部門獲得公民參與的基本資料及背景知識,提供縱向分析的基礎信息,建立一個基本的數據庫,用先進的方法來進行統計分析。同時,公民調查更具有代表性。因此,良好的公民調查一是要使調查程序透明,使參與者清楚地知道參與的原因和結果,提升參與熱情和參與程度。二是調查的內容可接受度高,促使早先不明確的,新的東西逐漸浮現出來。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調查不僅無助于有效有公民參與的形成,甚至會導致失敗。三是調查的方法易于操作,復雜的數據統計工作應該留在后臺,展現給公民的是觸手可及的簡單操作。
建立起直通的渠道:良好的公民參與取決于信息網絡和溝通渠道的暢通,在公民與決策者之間建立起直通渠道。首先,網絡是目前最便捷,也是最好的日常聯系通道,政府部門的網站應該設立直接連通公民的通道,更為重要的是,公民能通過網絡得到最及時的回應。其次,媒體可以在政府部門與公民的連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在政策理解上建立信息庫,在爭論中扮演公告板,在公眾表達和政府回應之間建立路徑。第三,社區的發展給政府部門與公民的連接制造了很好的機會。社區是集中民意的理想之地,社區領導者有很深的社區血統,他們由居民選舉出來,有義務為社區的發展和利益積極活動,因此,他們既能高度代表其社區的特殊利益又能很好地反饋信息給居民。
5.培育正確的認知標準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活動是不是有效并不是指有多少人參與了公共政策制定活動,不是指在多大范圍內組織了參與活動,而是指公民參與的過程設計是否有助于參與,參與是否真正影響到政策決策,公眾是否感覺他們得到了公平的機會參與進來。同時,并不能因為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而判定參與的失敗。因為參與者背景的不同,以及問題的性質不同,群體需求的差異,有時大多數人的意見并不具有決定意義。因此,對公民參與的認知就基于以下三個標準:
接受性標準:公民對參與公共政策的態度和接受程度。公民參與并不一定總是能產生與公民意見完全吻合的結果,政府部門不是對公民意見的盲從。有效公民參與的接受性標準表現在:公民參與是否滿足了公民對其受到關注,對其需要和利益得到滿足的期望;公民是否發現從參與活動中實現了對他們對自己生活環境的控制;公民是否在參與活動中增加了對政策的理解,產生了對政策的共識,有助于政策的執行;公民參與提供給政府部門的信息和觀點是否是政府部門不能以別的方式或途徑得到;公民參與是否彌補了公共政策的缺陷,改進了政府決策的質量,促進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公民參與是否保證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促進社會公平。
成長性標準:公民參與對公民社會的形成和對社會發展的貢獻。有效的公民參與有成長性表現在:是否激發公民的參與意識和熱情,提升參與的能力;是否促進公民意識的覺醒,提升公民的社會責任感,促使公民群體意識的形成;是否改變了政府在社會生活中的角色和責任,增加了公民對政府的公共信任度;是否真正影響到政策決策和規劃過程,對長期和短期內社會發展有貢獻;是否增強了公共政策決策領域里政府部門與公民的互動,促使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新型合作關系的建立。
靈活性標準:參與程序與參與活動的匹配程度。公民參與是否促使政府部門建設具有高度彈性的組織結構,有適應變化環境的能力,促使政府部門建設靈活性,機動性的反應能力。隨著參與活動的進行,對政策問題的了解,對分歧觀點的理解,對不同利益的調和都會改變,因此,參與程序的靈活和適應,對計劃的不斷修正,政策的可選擇性變得更為重要。參與的程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要根據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目標來選擇和設計不同的參與途徑。公民參與不是強迫性的與公民的對接,而是政府部門與公眾的合作,不斷地修正和發展程序,來進行最合理的政策決策。
6.有效公民參與應避免的誤區
首先,公民參與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一門專門技術。調查研究的技術、目標群體的劃定、公民委員會、網絡技術、公民會議、公民面談等是公民參與中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技術。但是這些技術的最終目的是給決策者一個判斷的方法,判斷是基于事件發生的背景,受到不同的群體參與的影響,與客觀現實相關聯的一種主觀行為,而不是一種具有標準的科學活動。雖然公民參與活動需要有合適的技術支持,但這種技術只是作為參與活動的基礎支持。如果把參與作為一種專門的技術,作為社會發展的一門科學來看待,則會發展到與參與的本來目的相去甚遠之地。公民參與是在政治系統下進行的,是治理的一種工具,面臨著各級政府不同的觀點和視角,復雜微妙的政治環境,公民群體的不同特征,公民利益訴求的多元表現形式,因此,公民參與公共政策過程是一個尋求公民、公共管理者和政府之間協商、溝通以及妥協、平衡利益關系的過程。參與是公民對社會治理活動的關注,是對自身利益和權力的一種表達,是作為社會治理的主體主動投入社會服務的一種貢獻。因此,公民參與更多是的對參與程序的設計,對參與過程的管理,對行政權力的分享。公民參與要求行政管理者與參與者在不斷的對話與協商中增進相互的了解,達成一致的見識,共同對參與的結果負責,是民主和價值的一種回歸,而不是參與技術導致的一種結果。
其次,公民參與不是一種“專業化”的活動?！皩I化”是指公民參與不是公民與公共管理者的直接對話,轉而由掌握專門技術的專家或機構掌控的一種專業性的調查或是測量。即參與成為一種專業化的行為,成為組織參與活動的專家的獨家飯碗。由于參與是一項繁雜的工作,是面對公眾最多的一線員工的日常工作,因此,在參與的過程中,很容易形成公民參與的“專業化”傾向。同時,政府經常用有多少人參與來測量參與的效率,而不管這種參與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有效的參與,更促使參與成為一種“專業”。公民參與的“專業化”的后果有二:一是參與的組織者和專業機構獨家占有參與信息而不愿意分享,他們自己掌握了參與的過程和結果。專業化的人員醉心于制造參與工作,而不是把之視為政府治理的一種工具。 “專業化”使大量的公民參與失去了促進治理的理念向民主的社會公平方向發展和改變社會生活的本性,而使參與成為一種專門的技術。二是這種參與的“專業化”使政策制定者與參與程序隔離,公民參與的實際過程中發生的事情不為政策制定者所掌握,通常,一些新浮現出來的觀點,及參與者態度的轉變因為專業人員和專業機構的原因而被大大地削減掉了,而這恰恰是對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潛在影響的因素。公民參與成為一個簡單的專家完成的報告,甚至成為一種程序性的工作,成為一種假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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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行政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新公共服務理論不僅為中國公共行政改革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而且啟示中國公共行政改革務必明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主次與辯證關系。在中國行政改革面臨現代化和后現代化的雙重夾擊下，結合登哈特教授的觀點，應該從憲政主義與管理主義兩種取向、國內與國外兩種資源、戰略與戰術兩種安排三個均衡點入手，實現中國公共行政改革的均衡之美。
關鍵詞：新公共服務；憲政主義；管理主義；中國行政改革；均衡
登哈特教授在其著作《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一書中詳細闡述了新公共服務的基本精神和七個基本原則，將民主、公民權和公共利益的價值觀重新肯定為公共行政的卓越價值觀。盡管該著作的觀點是建構于美國公共行政實踐的基礎之上，且中美兩國國情存在很大差異，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公共行政改革能夠逃離憲政主義和管理主義關系的合理界定。一方面，政府需以最大可能的效率提供服務；另一方面，政府及其政策運行應以公共利益為指向，必須對公眾的需求和愿望做出回應。如何定位政府的作用與職能?如何在實踐中不喪失政府的公共價值指向?新公共服務理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一、西方公共行政之三種模式
在介紹新公共服務理論之前，登哈特教授先回顧了西方公共行政學的發展歷程，著重比較了老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的異同，在追溯、比較各種理論淵源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模式——新公共服務。
（一）老公共行政
在20世紀前六七十年的時間里，伍德羅·威爾遜、弗雷德里克·泰羅、盧瑟·古力克和赫伯特·西蒙等人確立了公共行政學的主流模式，并力圖將公共行政描述為價值中立，盡管事實上并非如此。這一模式把政府視作一個封閉的系統，其以實質性權威的單一“控制型”行政長官為主要特征，并且以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運作，工作效率是評價政府工作績效的首要標準。盡管遭到了“增加自由裁量權、提高回應性和加大開放程度”等觀點的反對，但該模式還是在當時的理論和實踐中占據主導地位。登哈特教授將老公共行政的主流觀點歸納為八個方面：1.政府工作的中心在于通過現存的政府機構或授權的政府機構直接提供服務；2.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所參與的是設計和執行政策，這些政策集中于一個政治上規定的單一目標；3.公共行政官員承擔執行公共政策這樣一種有限角色；4.行政官員要對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領導負責；5.實施公共項目的最佳途徑是等級制組織，其中的管理人員主要是從該組織的頂部施加控制的；6.公共組織的首要價值觀是效率和理性；7.公民參與是有限的；8.公共行政官員的角色主要被界定為計劃、組織、用人、指揮、協調、報告和預算[1](p.8)。即便老公共行政并非完美，但它還是為當時的行政管理實踐做出了顯著貢獻，即使是在今天，老公共行政模式的許多方面仍然在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新公共管理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西方許多國家為了應對財政危機以及提高政府績效而進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如美國的“重塑政府運動”、英國的“公民憲章運動”和“競爭求質量運動”。針對這一嶄新的實踐，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試圖對其進行闡述和解釋。歐文·休斯將這種變革表現視作是從官僚模式向市場化模式、從行政模式向管理模式的典范變遷[2](p.256)。凱特爾也持類似的觀點，這些改革措施試圖以市場和競爭的機制去取代官僚制[3](p.73)。甚至，有部分學者將其歸結為各級政府活動中的“3E”，即追求經濟（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能（Effectiveness）。后來，西方學界將這一系列思想和實踐活動稱為新公共管理，其目標是通過在公共部門中引進市場化的競爭機制以及私營部門的管理理念、技術和方法，來塑造一個更具服務效率和品質的“企業家”型政府。
依據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思路，政府及其官員被要求去尋找新的途徑和方式來實現政府職能或者將原來屬于政府的服務供給進行外包甚至民營化，他們的工作是“掌舵”，而不是“劃槳”。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可以不親自去承擔提供服務的責任，盡可能地通過外包或其他方式由其他主體去具體實施項目。新公共管理如同它前面的老公共行政一樣，不只是涉及一些新管理方法的實施，而是含有一套來自市場經濟和企業管理的新的價值觀，更有學者稱其為“與傳統管理途徑、政治途徑以及法律途徑并駕齊驅的新研究途徑”[4](p.20)。
（三）新公共服務
效率優先于公平嗎？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嗎？是顧客還是公民？新公共管理自其誕生之日就遭到了學者們的非議與詰難。在登哈特教授看來，新公共管理實際上與老公共行政一樣依賴和信奉理性選擇的模式并強調效率原則，如果一味地吹捧新公共管理理論而不辯證地看待甚至加以反思，必然會錯置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不管政府的職責是“劃槳”還是“掌舵”，那僅僅是用一個“行政中心論”觀點替代了另一個“行政中心論”。目前，公共行政官員更傾向于成長為日益私有化的新政府企業家，并將公共服務的提供和政府績效的評價過于集中在經濟、效率、效能三個方面，從而容易忽視甚至損壞諸如公平、正義、參與等民主和憲政價值。登哈特教授將這些現象形象地形容為“在忙于‘掌舵’的時候是否忘記了是誰擁有這艘船呢？”[1](p.16)公共行政官員的工作重點和職責既不是為政府這艘船“掌舵”，也不是為其“劃槳”，而應該是要幫助公民表達并滿足他們共同的利益需求，建立一些明顯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應力的公共機構，使相關各方坐到一起，為促進公共問題的協商解決提供便利?；趯π鹿补芾淼姆此己蛻椪髁x精神的推崇，登哈特教授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并直言強調公民權利、政府責任、公共利益和公民精神的新公共服務理論將會成為未來公共行政發展的方向和趨勢?！靶鹿卜绽碚摗敝傅氖钦捌湫姓賳T在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它主張將公民置于整個治理過程的中心，強調政府的角色是服務而非“掌舵”或“劃槳”；強調為公民建立一套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推崇公共精神，旨在提升政府公共服務的價值與尊嚴；重視公民身份和公民社會，重視政府與公民、社區之間的對話、溝通、協調和合作治理；主張用一種基于民主精神、公民權和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新公共服務模式來替代當前的基于現代經濟理論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為主導的行政模式[5]。登哈特將其概括為七個方面[1](p.31)：1.服務于公民，而不是服務于顧客；2.追求公共利益；3.重視公民權勝過企業家精神；4.思考要具有戰略性，行動要具有民主性；5承認責任不簡單；6.服務，而不是掌舵；7.重視人，而不只是重視生產率。從中可以發現，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價值的重新考量，是公共行政中諸如公平、民主等理念的重新回歸，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出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獨特之處。
縱觀西方國家公共行政發展史可以知道，從老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務的轉變，實質上源于管理主義和憲政主義兩大范式的鐘擺效應。從哲學基礎和主導價值來看，兩大范式存在著從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的鐘擺式效應，即從以效率、經濟、效能為主導的管理主義價值向以公平、公正、民主為主導的憲政主義價值的轉向[6]。西方公共行政就是在憲政主義和管理主義鐘擺效應過程中行進而演變為老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務三種模式。
二、新公共服務理論對中國行政改革之啟示
在《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一書中，登哈特教授通過回顧西方公共行政的基本發展歷程，比較了老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務三種標準模式，對時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時，以民主社會的公民權理論、組織人本主義理論、組織對話理論等理論資源作為基礎，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七項基本原則。其中最突出的原則就是公共行政官員的首要作用是把社會公眾帶到“桌子旁邊”，幫助人們闡述并實現其共同利益，而不是試圖通過“掌舵”的方式去控制、駕馭社會?？v觀全書，作者的基本目的有二：第一，嘗試對公共行政自產生以來的種種思考和呼聲進行整合，這些思考和呼聲要求將公共利益的民主價值觀、公民權等重新確立為公共行政的規范性價值基礎。第二，試圖圍繞一定原則將這些想法組織成為一個框架，進而為這些想法與理念提供一個便于理解和交流的名稱。
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建構是基于對新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的批判與反思，可以說，它解決了在新公共管理中難以解決的公共利益問題、人本問題、公平價值問題以及民主問題。從理論視角來看，新公共服務本質上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一種揚棄，它在承認新公共管理理論對于推進當代公共行政實踐具有重要價值的同時，主張在擯棄新公共管理理論特別是企業家政府理論的固有缺陷的基礎上，建構一種更加適合于現代公共行政實踐和公民社會發展、更加關注公共利益和民主價值所需要的新理論。如何思考公共行政的效率與回應性之間的張力，以使政府能真正反映公共利益?這可以說是公共行政改革與發展的“元問題”。在政府治理過程中，效率固然不能忽視，而公共性卻是政府存在的根本。如何處理這個“元問題”？登哈特教授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回答，“即使在一種思想占據支配地位的時期里，其他思想也從來不會被完全忽略。然而，在民主社會里，當我們思考治理制度時，對民主價值觀的關注應該是極為重要的。效率和生產力等價值觀不應喪失，但應當被置于民主、社區和公共利益這一更廣泛的框架體系之中。在這里面，其他價值觀或者是有價值的技術（比如傳統公共行政理論或者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價值理念和核心思想）都能夠獲得‘粉墨登場’的機會。伴隨公共行政改革的行進，這個爭論肯定還會持續若干年。但新公共服務理論為公共行政的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提供了一個振奮人心的觀點，圍繞該觀點，我們可以展望公共服務的前景。未來的公共服務和政府治理將會是以公民對話協商以及公共利益為基礎，并與后兩者充分結合”[7]?？梢哉f，登哈特教授在看到管理主義與憲政主義兩種價值取向對立的同時，還看到了兩種價值取向之間的統一、融合之處，而且在未來的發展中二者變動不居，相互影響。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登哈特教授所描述的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揚棄，體現出公共行政改革應該持有一個開放、包容的態度和姿態，而不是試圖用一種極端去替代另一種極端，在改革時務必明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主次與辯證關系。所以，這是我們從新公共服務理論中能夠獲得的重要啟示。
三、中國公共行政改革之三個均衡點
“均衡”原本是一個經濟學概念，主要用以描述供給與需求之間的變動關系。當某一種產品在市場上供過于求或者供不應求時，價格會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動。當這種產品的供給量等于需求量時，那么該產品的供求關系就是處于“均衡狀態”，這種“均衡狀態”就是我們一直追求的理想狀態，此時產品價格才會平穩，市場交易才得以順利、持續地開展。同樣，其他領域也是在追求各自的“均衡狀態”。例如，溫度的均衡才能適宜人類生存繁衍，物種的均衡才能維持光怪陸離的世界?？梢哉f，均衡就是一種美。在極其復雜的公共行政領域，“均衡狀態”一直是人們努力的方向。如何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實現均衡，是中國行政學界面臨的一個一般性問題，中國公共行政改革亦是在這一試錯中不斷行進。在面對新公共服務等西方理論的“強勢入侵”之時，我們應該采取何種策略方能幫助中國的公共行政改革取得成功？易言之，在中國公共行政改革進程中應該如何實現多方均衡？筆者認為需要從兩種價值、兩種資源以及兩種安排三方面入手，均衡這三方面的關系。
（一）憲政主義與管理主義兩種取向的均衡
西方行政發展史就是由以效率、經濟、效能為主導的管理主義價值與以公平、公正、民主為主導的憲政主義價值的鐘擺式效應所描繪而成的[7]?？梢哉f，西方公共行政就是在憲政主義和管理主義相互交替的過程中行進并演變為各種不同模式。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給我們一個重大的啟示就是絕對不能簡單地用一種極端代替另外一種極端?；趦纱蠓妒礁髯缘娜毕菀约皟炄被パa的特質，實現兩種范式的價值整合是公共行政發展的趨勢。因為公共行政既是管理問題，又是憲政問題。只有把兩種認知結合起來，才能理解公共行政，進而有效地解決公共行政的現實問題。登哈特教授批評新公共管理以效率為導向的工具理性只會引導人們過度關注實現既定目標的手段，而忽略對目的本身的關切。易言之，在以效率為基礎的工具理性的指導下，政府及其行政管理工作只會越來越遠離社會需求和社會價值，只會褪變成“斤斤計較”而片面壓縮行政成本，這樣，強調效率的工具理性就衍變為公共行政運轉的動力，以致行政體系行動本身的“道德脈絡”完全散失[8]。針對這一弊病，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將理論焦點從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轉移到價值重塑上來，更進一步說，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就是公平、公正。效率和生產力等價值觀不應該在公共行政中喪失，應該要被置于民主、社區和公共利益這一更廣泛的框架體系之中。憲政主義和管理主義孰主孰次的問題更是一個國家公共行政改革的焦點問題。從《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一書給讀者透露出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必然是強調公平、正義、民主為主導的憲政主義價值，而強調經濟、效率、效能的管理主義價值只能是作為工具性手段服務于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憲政主義和管理主義的關系就是目的與手段的關系。這是我們應該積極借鑒和學習的地方，絕不可將管理當作目的本身，忽視公共行政本應有的“公共性”。憲政主義和管理主義孰主孰次的問題也是中國公共行政改革無法回避的，如何將二者均衡處理？從目前中國政府提出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制度安排觀之，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憲政主義在公共行政改革中的核心位置，只不過在當下中國，不僅是公平、公正、正義等價值有待加強，而且經濟、效率、效能等工具理性也同樣需要提高。換句話說，就是中國公共行政改革既要增強政府對公眾的回應性，體現公平、公正、正義，還要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中強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中國公共行政改革面臨著憲政主義和管理主義，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雙重任務。未來的公共行政理應是強調管理主義和憲政主義的高度融合、均衡發展。任何偏執于某一種價值而忽視另一種價值的策略都會使公共行政學走向無底深淵。因此，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實踐和理論研究中，如何實現兩種價值之間的融合、均衡是擺在學者和實踐者面前的當務之急。
（二）國內與國外兩種資源的均衡
在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趨勢下，我們面對的是“西方社會治理的多種模式”與“西方學術理論的強勢地位”，如何待之？行政學大師羅伯特·達爾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忠告人們，從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總結出來的經驗，不能夠馬上給予普遍化，或直接應用于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與改革中去。一種理論能否適用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必須先把產生那種理論的特殊場合和情境加以研究之后方可判定。先哲的忠告道出了公共行政改革的關鍵之處，凸顯國家差異性的重要性。因此，要實現公共行政改革的穩定發展必定離不開國內國外兩方面學術和實踐資源的合理汲取，正確處理“國內與國外兩種資源”的均衡問題。
新公共服務理論是基于美國的社會歷史文化傳統和民主價值理念以及憲政制度，結合美國公共行政改革之實際情況而建構的。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誕生隱含著美國社會的三個重要背景:第一，市場經濟已經發展成熟，能夠獨立有效地調節經濟生活，一般情況下政府可以不用為經濟領域而操心。第二，建立以保護公民權利為基礎的憲政制度并實現良好和持續地運行。第三，擁有較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數量眾多的社會自治組織，并逐步形成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體系。這樣，有了公民的廣泛參與，政府提供服務的動力很足，提供服務的質量也能得到有效的監督。同時又能夠在政府之外承擔起社會自治的職能，減輕政府負擔，政府就能更好地發揮作用。然而，中國現在還不具備這些條件。這說明中國公共行政改革和研究面臨的是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環境。
在現實的社會治理中，西方社會發展所積累的理論常常是我們模仿的主要對象，因為它是最為直接的對于西方社會治理成功經驗的總結，也是實現趕超發展的最便捷手段。殊不知，任何一種理論都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而且，它是生長于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與價值文化之上的東西，“拿來”是最方便的，也是最有風險的。借鑒西方國家公共行政的理論資源不是意味著對西方相關研究成果的照搬照抄，而應該是把握理論的來龍去脈，找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異同點，結合實際情況有選擇地吸收，為我所用，實現行政學研究的“中國化”。對此，何艷玲曾呼吁，行政學研究的本土關懷，不僅需要對中國本土經驗給予足夠的關注，更需要對源自西方國家的行政學概念和理論進行重新檢驗，并構建中國本土化的概念與理論。事實上，只有面向中國的本土經驗，了解和解釋中國的公共行政實踐，才能夠找到分析中國公共行政實踐的合適工具[9]。在借鑒西方國家的理論資源的同時，還要善于利用國內的資源。這里的“國內資源”主要是指中國古代政治體制與行政管理的思想精髓?？v觀世界各國成功的政治經濟改革，無一不是充分尊重本國歷史的。毛澤東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豹10](p.547)的確，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就是一筆寶貴的遺產。在公共行政改革遇到障礙的時候，我們需要回顧歷史，尋找國內寶貴的歷史資源，均衡國內國外兩種資源，而不是一味地迷信西方國家的經驗。
（三）戰略與戰術兩種安排的均衡
戰術是指當有可為時知道如何為之，戰略是指當無可為時知道如何為之。一般來說，戰略與戰術主要是全局與局部，目的與手段的關系。戰略是指為達到戰略目標及達到目標的途徑和手段的總體謀劃，而戰術是指為達到戰略目標所采取的具體行動。
西方國家的行政改革進程明顯快于中國，所以西方國家行政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對中國而言具備借鑒之處。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迎來了后現代社會之氣息，在現代社會和后現代社會的雙重夾擊下，中國在行政改革中既需要追趕已經步入后現代社會的西方國家，又需要為現代社會“補課”。那么，中國到底是先實現了現代化，再步西方國家的后塵進入后現代社會呢？還是基于現實和未來的考慮，以一個更為長遠的戰略安排，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積極應對后現代社會？顯然，我們選擇了后者，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實現對西方國家的趕超。面對現代化和后現代化的雙重要求，我們就必須要恰當地處理戰略與戰術兩種安排，實現兩種安排的均衡。
這里的戰術安排是指我們要積極解決當前中國公共行政改革所出現的問題，如何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務，如何提升政府對公眾的回應性，等等。戰術安排固然重要，但是缺乏戰略指導的戰術安排必然是短淺的。假如中國只顧埋頭解決公共行政改革實踐所遇到的種種細枝末節而忽視公共行政改革的戰略安排，那么中國的公共行政改革與發展只能永遠落后于西方國家，而無法實現對它們的趕超。新公共服務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是后現代公共行政。傳統方法下的官僚機構缺乏生氣，甚至死氣沉沉。應該采用何種方法應對呢？登哈特教授認為需要通過增進政府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公共對話來幫助公共官僚機構消除“死氣沉沉的格局”，使公共行政領域恢復生氣和合法性的意識。?？怂购兔桌照J為在“獨白式的溝通中，沒有任何互動，沒有任何機會從言語上努力界定問題并且決定應該就此問題采取什么措施”[11]。相比之下，后現代公共行政主要信奉“對話”的理念，信奉公共問題通過對話要比通過“客觀”測量或理性分析更有可能解決的觀念。毫不夸張地說，后現代公共行政的對話理論已經成為未來的發展方向。廈門的PX事件、躲貓貓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接連發生顯示出中國已經出現了后現代公共行政的跡象，但面向現代社會的公共行政并加快實現現代化的步伐依然是中國行政改革的重點。
因此，我們既要積極發現、解決中國當前行政改革中的種種難題，又不能鼠目寸光，僅將著眼點停留在解決步入現代社會所帶來的各種問題當中。中國公共行政改革的戰略安排應該立足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向，把脈現代社會和后現代社會的雙重要求和發展規律，才能夠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追趕上西方國家發展的步伐。這種戰略和戰術安排是基于中國在現代社會和后現代社會雙重夾擊的背景而提出的，也是從《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一書中挖掘出來的。從登哈特教授的專著中，我們不僅需要理解作者的核心觀點，更要從里面挖掘所隱含的信息，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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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健]
城市公共行政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鄉鎮 依法行政 綜合行政執法
鄉鎮行政執法是國家基層行政機關在基層管理活動中依照法定權限、條件和程序，實施行政處罰，履行行政職責。鄉鎮行政執法作為政府依法行政工作最基本的環節，鄉鎮行政執法是落實“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點。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中心環節是行政執法 ，而鄉鎮行政執法又是行政執法的重點，它直接關系到基層人民群眾的權利能否得到切實保障，關系到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各方面的管理活動能否順利進行。
一、L縣鄉鎮行政執法現狀
2021年7月15日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的正式施行，依法賦予鄉鎮、街道綜合管理權、統籌協調權和應急處置權，推動“放管服”改革，推進執法重心下移，解決過去“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的行政執法弊病。
以L縣為例，全縣下轄1個街道、10個鎮、15個鄉，為推進行政執法權限和力量向基層延伸和下沉，強化鄉鎮綜合行政處罰權有效承接。一是要求鄉鎮必須堅持“職權法定”和“公開、公正、公平”原則，建立行政執法責任、行政責任追究、內外部行政管理監督等各項制度。二是加強對鄉鎮綜合行政執法機構、執法人員的業務指導和培訓，行政執法人員每年學習培訓的課時不得少于40課時，新從事行政執法人員必須進行崗前培訓，經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崗。三是規范鄉鎮行政執法檢查、受立案、調查、審查、決定等程序和行為，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實現全程留痕、可追溯、可追責。四是全面推行行政執法公示制度，做到依據公開、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結果公開、過程公開。五是嚴格確定行政執法責任和責任追究機制，加強執法監督，堅決懲治執法腐敗現象，確保權力不被濫用。
二、L縣鄉鎮行政執法存在的問題
L縣鄉鎮行政執法機構的鄉鎮政府全覆蓋設立，鄉鎮行政執法基本制度建設發展迅速。但由于鄉鎮行政執法處于發展初期，配套保障政策尚未建立，鄉鎮行政執法活動現狀仍然不容樂觀，鄉鎮行政執法在下放行政職權、綜合行政執法人員保障、行政執法文書等方面存在現實問題。
(一)下放行政職權方面
1.下放行政執法事項過多。L縣首批下放鄉鎮行政處罰事項清單多達59項，其中鄉鎮直接辦結事項3項，授權事項47項，委托事項9項，共涉及城管局、市監局、環保局、交通局、應急局、農業農村局等較多縣直部門。鄉鎮綜合行政執法隊伍處于設立初期，短期內無法對下放鄉鎮行政處罰事項進行有效承接，部分下放職權將會流于形式，無法形成強有力的鄉鎮綜合行政執法。
2.部分下沉職權專業性太強。尤其是食品安全、施工現場作業、安全生產監管等要求具有大量的從業知識及經驗，鄉鎮綜合執法隊的基層執法人員無法通過短期培訓熟練掌握各種操作規范，很難應對實際執法問題和操作相應執法程序。
(二)行政執法人員保障方面
1.鄉鎮行政執法人員嚴重不足。L縣各鄉鎮總編制控制在40-60人之間，鄉鎮作為最基層的人民政府，我國行政管理的最基本單元。鄉鎮工作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工作多、任務重。L縣鄉鎮行政執法隊編制為7-10個，全縣統籌調配使用，其中3萬人以下鄉鎮7個編制，3-5萬人8個編制，5-10萬人10個編制。以M鄉為例，綜合執法隊伍應有編制10人，實有人員為2人，而且這2人都兼任其他站所業務。其中1人為自收自支編制，無法辦理執法證，按照《行政處罰法》第42條第1款規定“行政處罰應當由具有行政執法資格的執法人員實施。執法人員不得少于兩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M鄉開展相關行政執法業務的基本條件都不具備。
2.鄉鎮行政執法裝備保障不足。以N鄉為例，鄉鎮行政執法車輛和制服未配備，執法記錄儀僅有2臺，無法應對多點位同時執法等緊急情況。
(三)行政執法文書方面
鄉鎮行政執法文書過于繁冗。以L縣為例，在2020年版的基礎上，2021年版制作、修訂的文書樣式共8類64個，具體包括：立案1個、調查取證20個、事先告知9個、審核決定5個、送達執行15個、結案2個、其他環節9個及立卷歸檔3個。鄉鎮行政執法適用于違法事實清楚、證據充足的小額處罰案件，在不損害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情況下，完全可以統一鄉鎮行政執法文書，使行政執法人員和行政相對人“兩免其苦”，避免陷于執法文書“旋渦”之中。
三、解決L縣鄉鎮行政執法存在問題的對策
(一)加快下放行政職權改革，建立聯席工作交流制度
1.下放行政職權必須遵循科學合理的原則。推進下放行政職權改革，應當成立專項工作小組，進行大量的調查和分析研究，并邀請社會學者、基層群眾代表、縣直部門行政執法人員、鄉鎮行政執法人員參與充分論證，必須按照國家行政管理的要求辦事，而不應當局限于狹義經驗或為了追求政績而違背科學精神“亂折騰”。如在下放行政職權方面，必須是鄉鎮管理迫切、急需的行政職權，不能搞盲目的求廣求多，而應當按照科學行政管理的要求，著眼于實際需要和提高行政效能，注重鄉鎮綜合行政執法整體運行的質量。人的精力時間是有限的，首批下放行政執法事項多達59項，要求鄉鎮綜合行政執法人員在短時間內熟悉、掌握并運用，明顯有悖于科學合理原則。應當采取“小步快走”的方法下放職權，將下放職權事項按照急需程度進行分類，分成多批次下放。每1批次下放8-10項，將每1項下放事項執法責任落實到人，按照每1名鄉鎮綜合行政執法人員每批次主要掌握2項，提高行政執法深度，避免行政執法淺嘗輒止、浮于表面。
2.下放專業性強的行政職權必須建立聯席工作交流制度，增強執法合力。綜合行政執法是工作基本要求，縣鄉聯合執法是行政執法的有力補充，縣級政府要著眼于建立科學、合理、有效聯席工作交流制度，加強縣直部門和鄉鎮行政執法隊伍之間的銜接與協調。通過建立周聯席工作會議制度，解答鄉鎮綜合行政執法過程中遇到的專業問題，在縣鄉部門間形成科學有效互補，增強執法合力，從而解決目前鄉鎮綜合行政執法專業性不足的問題。
(二)打造合格鄉鎮行政執法隊伍，做好鄉鎮行政執法保障工作
1.建設一支政治堅定、敢于擔當、履職盡責的鄉鎮綜合行政執法隊伍。鄉鎮綜合行政執法人員應當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較高的法律知識素養，并且具備業務專業知識。因此，行政執法隊伍建設應做到：一是要嚴把入口關，按照政策配齊鄉鎮綜合行政執法人員，保證執法隊伍成員編制均為行政編和全額事業編，對于行政執法人員有缺口的鄉鎮，堅持“逢進必考”的選拔原則，挑選優秀的人才進入鄉鎮行政執法隊伍。二是敞開出口關，鄉鎮行政執法隊伍應當每半年組織一次考核，督促行政執法人員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學習，在實踐中不斷提高業務能力和水平。對考核不合格的，停職學習，連續兩次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轉崗，退出行政執法隊伍，促使鄉鎮行政執法隊伍永葆生機和活力。三是加強對鄉鎮行政執法人員的學習培訓，既要包括各有關行政執法部門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知識 ，還要包括行政執法的基本理論和一般原理，從而提升鄉鎮行政 執法人員的法律素養和理論水準 。鄉鎮行政執法證的有效期設為1年，證件的申領和換發，要按照規定參加縣政府組織的統一考試，考核不合格者不予發證。四是鄉鎮行政執法人員工資津貼福利待遇要高于同級別其他所、站工作人員，并按照實際下村天數足額報銷下村補貼，讓鄉鎮行政執法工作實現良性循環。
2.做好鄉鎮行政執法裝備保障工作。一是縣政府按照每個鄉鎮至少一輛的標準統一集中采購鄉鎮行政執法專用車輛，由于L縣地形以山地為主，地勢崎嶇，應當采購底盤高越野性能較好的車輛。二是保證鄉鎮行政執法車輛專車專用，車輛統一安裝北斗導航系統，并接入公車使用平臺。三是對鄉鎮行政執法車安裝車載取證設備，簡化執法流程，提高行政執法效能。四是按照2020年12月《綜合行政執法制式服裝和標志管理辦法》統一為鄉鎮行政執法隊員配發制服，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清晰表明身份并傳達其執法的嚴肅性。五是按照每2名鄉鎮行政執法人員1臺執法記錄儀的標準增配，方便執法取證，提高執法效率。六是為鄉鎮行政執法人員配備便攜式打印機，讓鄉鎮行政執法人員可以在現場打印執法文書，提高執法成效。
(三)統一鄉鎮行政執法文書，提高鄉鎮行政執法水平
統一鄉鎮行政執法文書，是鄉鎮綜合執法法治化的重要保障。依法行政是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載體，使用規范的鄉鎮行政執法文書是實施依法行政的前提。統一規范的行政執法文書，既體現了按章辦事、依法行政、依法執法的法律規定，也體現了司法公開、透明和規范的行政執法理念。一是以鄉鎮行政執法流程作為分類標準，將鄉鎮行政執法文書分為外部文書和內部文書，涵蓋執法立案、調查取證、證據保全和處理、處罰告知、處罰決定、執行、案卷歸檔等執法階段的主要行政執法文書類型。 二是盡可能簡化鄉鎮行政執法文書篇幅長度，減少執法人員填寫內容，設置可選項內容，方便鄉鎮綜合行政執法人員快速出具行政執法文書。三是盡可能貼近鄉鎮政府基層管理的工作實際，結合不同行政執法事項的差異性，滿足鄉鎮行政執法復雜性和專業性需求。
1.統一鄉鎮行政執法的外部文書，有利于進一步規范鄉鎮行政執法行為，加強鄉鎮行政執法行為的公開透明性，提高鄉鎮行政執法水平。對鄉鎮行政執法人員而言，統一的外部文書有利于鄉鎮行政執法人員快速了解和掌握各類行政執法文書的要點，有利于快速、便捷、規范制發行政執法文書，有利于提高鄉鎮行政執法辦案效率。對行政相對人而言，統一的外部文書有助于行政相對人了解鄉鎮行政執法的主要流程，知道自己的主要權利和義務，有助于保護其自身合法權益。
2.統一鄉鎮行政執法的內部文書，有助于加強對鄉鎮行政執法行為的內部管理。鄉鎮行政執法的內部文書對內使用，不需送達行政管理相對人。但是在干部考核和行政責任追究中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對統一鄉鎮行政執法的內部文書的督查，可以迅速查找問題，對發現的問題根據有關規定予以處理，對發現違紀違法問題線索的，移送紀委監委處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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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1.柴坤(1990.10-)男，漢，山東新泰市，中級經濟師，本科，行政法;
2.劉志華(1974.4-)女，漢，河北承德市，副教授，本科，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