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中美貿易摩擦;貿易制裁手段;應對策略
1 中美貿易摩擦的大環境背景
1.1 中美貿易摩擦的發展歷程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雙方打破僵局，正式開始各方面合作。在中美展開貿易交往的初期，由于中美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美方占據絕對優勢地位，故中美貿易摩擦僅發生于個別行業，且貿易摩擦的數量較少。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中國經濟實現了飛速增長，在中美雙邊貿易中更具有話語權。通過加入WTO等多邊貿易機制，中國在貿易保護、貿易主動反擊等領域的經驗日益豐富，為中國貿易飛速增長和穩健發展提供契機。日益增大的中美貿易摩擦差額使美方深陷貿易逆差陷阱，對中國貿易的“敵視意味”不斷增強，以“進出口配額、經濟制裁、反傾銷、反補貼、禁運、301調查”為主的貿易制裁手段層出不窮。
1.2 中美貿易摩擦的現狀
自上世紀中美正式開展貿易交流以來，雙邊在貿易上的摩擦就不斷升級。2017年，特朗普將中美貿易的焦點聚集在雙邊巨額的貿易差值上，企圖以此為切入點挑起中美貿易戰爭。2018年7月以來，美國分別對中國價值340億美元和160億美元的商品加增關稅，中方在此情境下也給予同樣反擊，對美方產品加等值關稅，雙邊貿易戰正式拉開序幕。
2 中美貿易摩擦的特點
2.1 貿易摩擦模式多樣，傷害性較大
中美貿易摩擦的模式多樣，制裁模式較多，且實質性傷害較大。上世紀中美貿易摩擦多采用通用手段解決，如反傾銷、反補貼、技術壁壘等模式。但隨著近年來中美貿易局勢的日益緊張，中美貿易制裁手段逐漸多樣，且美國根據中國實際貿易情況制定針對性制裁方案，以達到“直擊要害”的目的。在中美貿易的制裁手段下，部分中方企業由于缺乏基本貿易經驗、對特殊貿易規則不熟悉從而在巨額的貿易賠償中遭受巨大的損失，不利于企業的發展。
2.2 貿易摩擦領域差異明顯
中美貿易存在著較大的互補性，在開展雙邊貿易時可較好地滿足對方國家對部分特殊產品的需求。中方進口大量的農產品，美方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則多集中在初級加工制品、金屬制品、生活用品等方面，故雙邊在開展貿易摩擦的領域有明顯差異，針對貿易摩擦采取的保護措施差異較大。
2.3 貿易摩擦頻次數較多、頻率較快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就運用貿易保護手段對中國實施制裁。隨著近年來，雙邊貿易差距逐漸增大，美國深陷貿易逆差漩渦，貿易制裁的數量在同等時間長度內不斷增多。在中國加入WTO時期內，美國主要借助“特保”措施，短時間內提高對中國貿易制裁的頻率，以實現降低中國貿易優勢地位的目的。除此之外，美國又混合采用反傾銷、反補貼、“337調查”、“301調查”等手段，在短時間內提高對中國貿易制裁的頻率。
2.4 貿易摩擦涉及領域廣、影響程度大
中美貿易牽一發而動全身，所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中美貿易摩擦不僅是經濟領域的活動，其產生的效應波及政治、文化和社會民生。中美貿易戰的貿易制裁引發了雙方政治領域的緊張，觸及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等方面。在文化領域，由于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的主要領域觸及高科技產品，中國學生留美學習高新技術的權限將會受到較大影響。中美雙邊的貿易摩擦極易引發企業破產、企業重組、投資減少等問題，從而造成工人失業、薪資下降、物價上漲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3 中美貿易摩擦的特點
3.1 制裁手段日漸多元化
在2001年中國入世之前，中國所受到來自美方的貿易制裁手段主要有技術性貿易壁壘、反傾銷、配額限制等，美國限制中國進口的主要手段有“337調查”、反補貼、特別保障措施等。截至2018年，中國已遭受了356起來自美國的反傾銷調查;在2002年，美國首次對中國實行特別保障措施;2006年，美國對來自中國的銅紙板進行反補貼調查，成為對中國反補貼調查的首例。由于中國的綜合實力日漸強大，逐漸成為全球主要的貿易國家，中國與美國的交易次數逐漸增多，所以中國便成為了美國的主要的制裁對象。
3.2 摩擦所涉及產業廣泛化
隨中國經濟結構的改善，中國的出口貿易結構也逐漸的升級轉型，不斷有新的產業和商品成為美方的制裁對象，近年來，美國對中國制裁的產品由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高附加值產品，由對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制裁轉向制度層面，中國受美國制裁的重災區主要集中于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
3.3 摩擦產生的后果深化
中美貿易摩擦若演變升級，將成為影響中國經濟和全球貿易發展的最大障礙。于中國而言，貿易摩擦的加劇將降低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從而降低中國總體貿易順差規模，從而會打擊出口導向性產業的生產積極性。
3.4 貿易摩擦歧視化
中國受到來自美方的反傾銷大部分帶有極強的歧視性和故意性，在美國對中國提起的反傾銷案件中，世界貿易組織做出肯定裁決的案件高達66%，而對其他國家的反傾銷案件中只有大約40%會被認定為反傾銷。美國曾在其商務部單獨增設中國辦公室，以便能夠監督中國對于世界貿易組織所做判決的執行情況。上述種種做法都具有極強的歧視性。
4 中美貿易摩擦的應對策略
4.1 建立雙邊協商解決機制
針對于中美貿易摩擦，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雙邊協商解決機制，通過進行定期的磋商，可以及時地解決雙方在交往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從而有助于良好合作伙伴關系的建立。2017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應習近平總書記的邀請首次訪華，在特朗普訪華期間，兩國領導人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戰略性協商，促進了兩國的交流與合作。
4.2 充分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
當中美兩國無法通過協商談判方式解決時，可以通過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加以處理。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在處理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時，處于不可或缺的地位。WTO的爭端解決機構能夠做出比較公正的裁決，從而能夠有效地保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截至2012年3月，美國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出的114個案件中敗訴107次，歐盟向其提出的70個案件中敗訴67次，敗訴率分別達到了93.9%和95.7%，據統計，除去新興市場經濟體，發展中國家的勝訴率達到100%。
4.3 促進出口產品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
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不應當通過低價策略來維持，而應當通過增加出口產品的技術投入，從而創造核心競爭力。所以，政府應倡導從單一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向含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品過渡，促進出口產品多元化，可以降低遭受反傾銷的可能性。促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轉型升級對于我國貿易的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可以改變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以低價取勝的形象;其次，可以提高出口產品的核心競爭力，避免給發達國家提供對華制裁的借口;最后，可以激發國內出口企業的創造力，從而達到激發全民創造力的目的。
4.4 加大對創新型企業的扶持力度
中國企業應當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著力打造一些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從而提高出口產品的核心競爭力。而這就要求政府應當加大對創新型企業的扶持力度，同時完善有關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減少由于知識產權糾紛所帶來的貿易摩擦，以實現對創新型企業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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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論文范文第2篇
近來隨著中美貿易強硬派人士加入特朗普團隊，2017年1月底特朗普上任后的中美貿易前景似乎更加難料。筆者2016年11月28日曾在《財經》雜志發表《警惕特朗普沖擊》一文已經判斷，國內輿論對于特朗普沖擊并未有充分預期，而在筆者看來，憑借“讓美國再次強大”口號勝選的特朗普上任后對中國未必有利，需要警惕其沖擊。
特朗普組閣提名不少對中國強硬的鷹派人士，特別是提名曾出版兩部專著專門抨擊中美貿易關系、并支持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簽的彼得·納瓦羅新組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凸顯了日后中美貿易關系可能出現的緊張局面。
如何評價中美貿易戰的可能性前景與雙方的成本?貿易戰一旦爆發，具體以哪種形式體現?對哪些行業影響最大?在筆者看來，仔細研究這些問題，做好“應戰”對策，方可爭取主動權、防范貿易風險擴大。
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可能帶來的損害
從中國方面來說，中美貿易戰一旦出現，短期內難免會給中國經濟增長和勞動市場穩定帶來直接的負面影響，同時還可能給中國施加通縮壓力、人民幣進一步貶值壓力。
首先，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依賴體現在多個方面。2016年，中國對美商品出口占中國商品總出口的18%以及GDP的4.4%。對美商品出口不僅集中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如玩具、家具、紡織的對美出口均占該行業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并且隨著中國制造業的升級，資本密集型產業如電子機械等對美出口也大幅增加，出口量趕超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對美出口為中國創造的就業機會也不可小覷。根據商務部、海關、國家統計局和外匯管理局共同發布的《全球價值鏈與我國貿易增加值核算報告》顯示，2012年每100萬美元的對美商品出口可為中國創造59個工作崗位。
此外，2015年中國香港對美國整體出口貨值為3422億港元，其中轉口貨值達到3383億港元，考慮到香港轉口來源地主要以中國內地為主，2015年占據總轉口額的67%，預計內地通過香港轉出口到美國的份額約300億美元。
其次，中國對美國在技術進口以及融資上也有一定依賴。例如，中國進口的許多高科技產品，關鍵技術只有美國持有，一旦美國停止此類核心技術的對華出口，可能會對中國的產業供應鏈產生沖擊。例如，因特爾和AMD在個人電腦CPU使用中非常普及，中國手機絕大多數亦安裝GPS全球定位系統，一旦爆發貿易戰，中國在尋找此類技術的替代時需要一定時間。
除此之外，直接投資方面，過去十年美國對華的直接投資占中國全部FDI的3.3%，筆者估算，十年內美資在華企業雇傭人數累計超過100萬。同時，中國香港由于稅收、法制等軟環境，使得有相當一部分中美投資是通過香港作為“超級聯系人”進行的，包括中資企業對外投資與并購，考慮到2015年中國香港與美國直接投資頭寸高達約400億美元，其中包括很多中資企業對美企業投資以及其反向，因此，真實的中美雙項投資額度可能會高于中國官方統計數據。并且，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美國資本市場融資，貿易戰的爆發亦會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產生不利影響。
最后，估計難以找到美國市場的替代市場。理論上中美爆發貿易戰后，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會轉向其他國家地區，但筆者研究發現，中國主要出口商品中在其他幾大出口國所占的比重已相當之高，進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場占有率的空間極其有限。例如，對美國出口量最大的電子機械與設備，日本從中國的進口占全部進口的49.6%，韓國從中國的進口占全部進口的40.7%，德國占23.0%，英國占22.7%，消化更多的中國進口相對困難，而非主要貿易國市場的自身需求又相對有限。
基于以上理由，如若中美之間當真爆發貿易戰，短期內可能會給中國造成需求側的巨大沖擊。而經濟增速放緩、失業增加等或許會迫使政策更加被動，也將增加人民幣更大的貶值壓力。而更悲觀的一種情況是，穩增長壓力加大使得政府不得不出臺進一步寬松措施，錯失結構性改革良機。
貿易戰對美國經濟可能的損害
貿易戰顯然對雙方不利，一旦引起中國方面的反擊，對美國而言，可能導致“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結局。
首先，中國是美國繼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國。據美國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高達1161億美元，占美國商品總出口的7.7%以及GDP的0.7%。美國對華商品出口不僅包括高附加值的工業產品，如飛機、汽車、電子設備，也包括資源型商品，如原木和谷物。此外，美國2015年對中國香港出口約270億美元，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內地需求。事實上，美國絕大多數的大型跨國公司都視中國為重要市場。
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美國對中國的商品出口為美國創造至少67.8萬個就業崗位，占全部出口創造就業的10%。
中國服務業的出口對美國也十分重要，2015年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額高達484億美元，順差為333億美元。根據美國商務部數據，對華服務業出口在2014年為美國創造了27.3萬個就業崗位。
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也是連年增長，2015年錄得80億美元。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創造了1.3萬個工作崗位，中國所有對美國投資則創造9萬個工作崗位。同時，誠如上文提到，如果考慮到香港“超級聯系人”的角色，每年有相當多的中資利用香港作為并購和投資平臺，真實的影響會更大一些。
綜上，中國對美出口以及中國對美投資，總計為美國創造了至少100萬個就業崗位，占美國非農就業總人數的0.7%。
其次，美國同樣依賴從中國的進口。美國從中國的商品進口占美國商品總進口的21.3%。其中，從中國進口的機電設備占此類產品總進口的40.8%，從中國進口的機械及機械設備占此類總進口的32.4%。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進口占比更高，部分行業甚至高達80%。從這個角度來看，短期內找到中國制造的完全替代品相對困難，貿易戰將會推升美國人民的生活成本并提高通脹風險。
最后，雖然全球化對美國勞動市場造成了兩極分化的沖擊，但除非美國對全球所有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否則低端制造業的美國回流將難以實現。
日美貿易戰鏡鑒
一旦貿易戰爆發對中國有負面影響，美國也未必能得到實在的好處。但從現實來看，如今特朗普重用對中國的鷹派人士，顯示對貿易戰的可能性不可小視?？赡艹霈F的情況與路徑則是需要討論的重點。以史為鑒，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與現今中美貿易摩擦十分相似，對其進行研究可以為了解中美貿易戰爆發可能導致的后果提供借鑒。
日本在1955年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后逐步實行“走出去”戰略，并隨著日本制造業的迅速崛起，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與美國頻繁發生貿易摩擦。
第一輪貿易摩擦起始于紡織品爭端。由于日本紡織品的快速發展，其對美國出口及市場占有額逐步提高，對美國本土紡織品制造業形成威脅。為了回避矛盾，日本接受美國政府要求，實施了對美國出口的自愿限制，并且在1971年簽訂“日美紡織品協定”，以1969年為基準設置限制對美出口增長的范圍。
然而，日美貿易摩擦并未就此止步，在進入上世紀70年代后，日美在鋼鐵領域開始爭端不斷。1974年，美國政府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對美鋼鐵出口量;1976年，美日簽訂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1977年，美國對日本五種鋼鐵提出傾銷訴訟;直到1978年，美國實行鋼鐵起動價格制度，即對低于一定價格的日本進口鋼鐵自動啟動反傾銷訴訟，使得日美鋼鐵摩擦降溫。
最為激烈的貿易摩擦發生在汽車行業。1978年，日本對美汽車出口超過150萬輛，在1980年達到192萬輛。美國從日本進口的汽車占汽車總進口的80%，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高達20%。來自日本的競爭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為本國汽車行業提供10億美元的補助。1979年，美國政府要求日本完全開放日本的汽車市場，日系汽車制造商在美國建廠以及自愿接受出口規模限制。1980年5月，日本政府統一減少對美汽車進口關稅，并在1983年同意將對美出口汽車輛數設定上限，1981年的出口上限為168萬輛，1991年為230萬輛。
1985年，為了減少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美國要求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同意日元兌美元升值。雖然日元應聲大漲，但其減少美國對日逆差的效果只體現在簽訂后的頭幾年。1990年，美國對日本的汽車出口逆差占美國對日本總逆差的四分之三，以及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的二分之一。1992年，布什總統訪日后，日本將對美國汽車出口上限從230萬輛下調到165萬輛。1993年，克林頓政府要求日本更加全面地開放本國汽車市場，1995年，美國根據《1974年貿易法案》對日本汽車征收額外關稅。
除了汽車領域的貿易摩擦，1970年到1980年，彩電、半導體、電腦、電話等電子產品也被卷入日美貿易紛爭。美國不斷對日本實行貿易限制的同時，日本也同樣限制來自美國的農產品進口，包括牛肉、有機食物等。
日美貿易摩擦延綿近30年，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貿易逆差的GDP占比開始下降，日美貿易關系才有所改善。2000年以后，大部分貿易摩擦都在WTO的框架下得到解決。
然而，被征收高關稅及被實行出口限額等措施，對日本整體經濟的影響相對有限。實際上，上世紀70年代-9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相較于1930年美國實施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帶來的沖擊要小許多。例如，1992年，日本被要求將汽車出口上限從230萬輛下調到168萬輛，但日本對美國汽車出口金額在當年僅減少1%。
同時，通過日元升值調整對美貿易順差的做法并未見效。日元兌美元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已經大幅升值，但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只是擴大未見減少。
但貿易戰無疑對日本該行業的產業布局造成了影響，例如，日本汽車制造商被要求在美國建廠生產，出口限額也促使日本將高端產品的制造更多地轉移到美國。
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廣場協議”的簽訂。由于日元大幅升值導致日本央行不得不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釋放大量流動性，加之日元升值吸引大批熱錢流入日本，日本國內一時流動性泛濫。隨之而來的是資產價格飆升，泡沫形成。而上世紀90年代初的泡沫破滅則將日本帶入“失去的30年”。
研究上世紀7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發現，如果貿易戰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開放市場似乎是個積極表態，對美國進口的增加類似于一種自愿性對美出口限額，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高科技公司、服務類公司以及中國的高端產品出口公司會有一些獲利，把握此機遇，配合改革，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與改變國有企業壟斷局面也是有好處的。
日美貿易摩擦的經驗還表明，中國應該避免通過匯率大幅波動來調整貿易。廣場協議是日本危機出現的一個重要事件。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存在困境，如果中美貿易戰無法避免，中國出口短期受損嚴重，中國政府也應避免用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尤其是在現今資產價格過高的情況下，不然只會推遲結構性轉型，催生泡沫，甚至引發經濟危機。
此外，如果中美貿易戰爆發，體現形式也不會是全面提高所有行業的關稅，調整幅度也未必會提升至45%，10%、15%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根據以下三個標準來判斷最可能被制裁的行業，即一是美國國內生產所占比重低的行業;二是美國有相對優勢的行業;三是中國對美出口量大的行業。筆者預計，電腦、電子設備和機械設備行業最可能成為貿易戰火力集中行業，應該重點防范。
(編輯：王延春)
貿易戰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 湖南省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強省，農產品貿易的發展對湖南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的爆發將對湖南農產品的貿易產生怎樣的影響已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谥忻蕾Q易戰背景下，以湖南農產品貿易格局為基礎，探討中美貿易戰可能對本省農產品貿易產生的影響以及應對之策。
關鍵詞 中美貿易戰;農產品貿易;潛在影響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13.068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Study o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SinoUS Trade War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in Hunan Provinc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SinoUS trade war;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Potential impact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我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研究”（15BJY112）;湖南省大學生研究性學習和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中美貿易戰對湖南農產品貿易的影響與對策研究”（cx1816）。
作者簡介 肖黎（1968—），男，湖南洞口人，教授，博士，從事國際貿易、農業經濟管理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
收稿日期 2019-02-02
1 中美貿易戰的爆發
1.1 中美貿易戰爆發的背景
2018年3月，特朗普簽署對華貿易命令，以中國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為借口對中國商品征收達500億美元關稅。中國政府對美方的行為做出了強硬回應，計劃對包括水果、豬肉、葡萄酒、無縫鋼管等100多種美國產商品加征關稅，公布了同等金額的反制清單[1]。
5月份，美國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就中美貿易摩擦進行有關進出口、勞務貿易、保護知識產權、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等方面的談判，已達成基本共識協議，但部分問題仍存在較大分歧[2]。
7月6日，美國正式對34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并同時對160億美元左右的商品加征關稅征求公眾的意見。中國也采取了強力反擊，宣布了500億美元的征稅清單，其中300億美元商品已于7月6日生效，剩余160億美元商品將根據美國行為實時推進。
1.2 中美貿易戰的形成原因
1.2.1 經濟原因。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中美兩國的合作逐漸加深，但貿易摩擦也隨之而來，在中美雙方的立場上分析，中美貿易摩擦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1.2.1.1 中美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貿易逆差。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嚴重威脅到了美國的主導地位。中國GDP從2006年的2.75萬億美元到2017年的12.20萬億美元。10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從占美國的19.8%迅速增長到63.7%，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國，與美國經濟實力差距迅速縮小。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憑著廉價的勞動力和較高水平的生產力，承接了大量輕工消費品、機械設備的加工貿易，以此向美國出口了大量低附加值的產品，導致兩國的貿易差不斷擴大，并且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3]。
2015年，中美兩國貿易逆差達到3 656億美元（中國發布的數據為2 600億美元），2017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3 752.3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美國無法接受這樣的現狀，以中美兩國貿易存在巨額貿易差為由，引起了爭端。
1.2.1.2 中國出口結構不合理，出口產品核心競爭力弱，對美依賴程度高。
中國產品結構不太合理，粗放型增長方式導致對美國市場有較大依賴性，美國通過限制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使中國貿易結構愈加不合理。中國出口商品中，20%銷往美國，加大了對外貿易的不確定風險。
中國以大宗產品出口為主，包括大量農副產品、低廉加工品、組裝產品等低附加值產品。在高新技術產品領域缺乏核心技術，企業結構不合理，產品質量不高，對美核心競爭力不夠的缺陷下，美國使用各種手段，在對華貿易中以提高關稅為由，制定貿易保護政策，提高進口標準，非關稅壁壘等方式提供了方便，無形中減少美國對外負債和我國的外匯儲備，使美國國內經濟得到提高，減輕了國家財政赤字。所以，中美貿易摩擦不能忽視反傾銷手段，中國企業在遭受技術性貿易壁壘后往往愛莫能助。
1.2.1.3 中國內需不足，對外依賴程度高。
中國經濟雖逐年增長，但國內需求水平還未跟上經濟增長速度，導致國內需求過大，不得不迫使企業將業務擴大到海外國家，導致了中國對外市場的依賴。根據數據顯示：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平均占比為30%～60%，有相當一部分份額，有些行業也已經離不開美國市場。
另外，受傳統的消費觀念和儲蓄習慣的影響，消費的謹慎觀念非常強，大多數人都是在有足夠收入保障下才考慮消費，儲蓄率高，消費率低是普遍存在的現狀。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更加遏制了人們的消費欲望，但生產能力的增加需要找到出口，所以不得不增加出口量，由此，中國的貿易順差進一步增大。
除此之外，居民可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機制不公、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因素抑制了中國的消費水平，居民可實際得到的財產性收入低，從而使得消費率低，因此，保證中國經濟經濟平穩運行，使之較快增長刻不容緩。
1.2.2 政治原因。
特朗普希望通過發動貿易戰，贏得美國公眾的選票，獲得連任，回應了社會中下層和底層的需求，實現他在競選時對保護國內市場、增加就業和擴大出口的承諾。他強調中國產品奪走了美國人的工作崗位和收入。發動貿易戰可使美國的內部需求增加，進而增加美國的就業率。
中國GDP近10年來以6%的增速穩定增長，與美國差距逐年縮小，并且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在科技領域也得到了發展，美國對中國產品征稅，是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擔憂，目的是想削弱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使中國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以穩定其全球地位。
2 湖南農產品貿易發展現狀
2.1 湖南農產品GDP的發展狀況
2017年，湖南省GDP達0.35萬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凈值增值為3 689.96億元，上漲3.6%。2018年湖南省前三季度GDP累計值為25 321.58億元，第一產業增加值為3.1%，與上年同期持平，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3.0%，拉動經濟增長0.2百分點。2017年，湖南省GDP占全國GDP的4.2%，第一產業占比5.64%。農產品進出口方面，2017年湖南省農業出口總值為0.21億美元，進口總值為1.0078億美元，進口與出口在全國的占比不到005%。湖南省2018年前三季度農業進口總值為1.44億美元。湖南省農產品進出口對全國農產品進出口貢獻很小[5]。
2.2 湖南農產品貿易的基本格局
總體概括來說，湖南省農產品貿易的基本格局是貿易規模、貿易范圍逐年擴大，貿易結構不太協調。
2.2.1 湖南農產品貿易規模。
根據表1可以發現，近幾年湖南省農產品貿易規模持續擴大，貿易額大大增加，不論是出口額還是進口額，2017年與2013年相比，額度都上升了很多。尤其在2014年，“一帶一路”的提出與建設，該省與沿線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量增多，出口額由原來的8.8億美元直奔67.2億美元，接下來的幾年出口額均超過65億美元，在該點上下浮動。進口額隨出口額同步變化，表現出上升趨勢，2015年也稍有所下降。從2014年開始，該省農產品貿易順差在不斷縮小，貿易順差可能不會長久維持。
2.2.2 湖南農產品貿易的產品結構。
湖南省生產的農產品種類豐富多樣，產量高，但出口種類較為單一。主要農產品保持了較高的產量水平。農產品貿易著力解決內部需求問題，國際貿易在我省農產品貿易中所占比重很小，農產品出口居弱勢地位。在出口的農產品中，大多是粗加工的初級產品，比如活豬、冷凍豬肉、茶葉等。而活豬、茶葉、大米三大產品出口也是湖南省農產品出口創匯的支柱。該省主要進口農產品為大豆、木薯淀粉。
2.2.3 湖南農產品貿易的國際市場結構。
由于農產品市場不斷開放，各地區需求不斷上漲，該省農產品出口貿易市場也逐漸擴大。根據長沙海關統計數據，2017年湖南省農產品產銷地多達17個國家和地區，如香港臺灣地區、東盟10國和歐盟28個國家。其中，香港地區、美國、東盟、歐盟位居前列，是該省主要出口地區和國家。香港地區出口額達到543 518萬美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出口額。就出口增長速度而言，東盟同比增長了45.2%，遠超主要出口地區與國家26.5%、28.0%、29.3%的速度，主要得益于“一帶一路”的建設。值得注意的是，該省農產品貿易貿易國雖多但分布偏斜程度較大，出口目標地以亞洲國家為主，美國是主要貿易伙伴國之一。而進口市場主要是日本、澳大利亞、歐盟、美國、韓國等少數國家[6]。
3 中美貿易戰對湖南農產品貿易的潛在影響
自2018年來，中美貿易品被加稅幾輪，直至7月6日美方宣布對中國進口的340億商品征稅商品生效，貿易戰正式打響。中美貿易戰對中美雙方及湖南農產品貿易的影響目前不敢妄下定論，只能根據已有數據等資料從進出口量和市場結構兩方面分析其潛在影響。
3.1 中美貿易戰對湖南農產品進口的潛在影響
通過察看近幾年湖南省農產品進口數據，筆者發現豬肉及雜碎、牛肉、大豆、奶粉、糧食占很大比重。湖南省農產品進口絕對額在全國農產品進口絕對額中所占比例極小，農產品進口排名始終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變動幅度不大，且增速低，排名靠后。2017年，該省共進口豬肉及雜碎2.66 t，價值14.252萬人民幣，從2018年初截至目前，大豆進口數量為51.15 t，價值1412萬人民幣，糧食64.75 t，價值17.02萬人民幣。中美貿易產生摩擦后，根據已公布的數據，短期內，對我省進口農產品影響有限。一方面，湖南省農產品進口規模小，且進口農產品征稅在總征稅清單中比例不大。另一方面，部分進口農產品對美國依賴程度不是很大。從湖南省進口農產品的比重和產品分類來看，農產品的進口占了非常小的比重，進口農產品的需求較少。該省進口牛肉、奶粉集中于澳大利亞、新西蘭、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對美進口不多，貿易戰對湖南農產品進口的影響非常小。
從貿易結構來看，湖南省農產品進口貿易伙伴以澳大利亞、歐盟、美國和新西蘭為主。2017年1至6月湖南省從澳大利亞進口農產品合計2 671萬美元，同比增長5.9%，占2017年上半年湖南省農產品進口總額的27.8%;歐盟進口總額達1 878萬美元，同比增長7.6%，荷蘭進口總額為1 329萬美元，下降11.8%;美國進口總額為1 847萬美元，增長461%，占比19.2%;新西蘭進口總額為1 221萬美元，下降15.2%，占12.7%。該省對澳大利亞、歐盟和東盟一直保持著較平穩的增幅，因此，該省從澳大利亞、歐盟、美國和新西蘭進口的數量和產品種類不會受到貿易戰的影響而減少。長遠來看，中美貿易戰對該省大豆進口將產生一定影響。美國大豆在湖南省的進口比例較高，如果對美國對中國大豆進口持續加征關稅，會在一定程度上波及該省大豆進口情況。
3.2 中美貿易戰對湖南農產品出口的潛在影響
通過分析近幾年湖南省農產品出口數據，可以發現，肉食出口占絕對地位，包括鮮凍豬肉、凍牛肉、豬肉及雜碎等湖南特色產品。湖南省農產品出口絕對額在全國農產品出口絕對額中所占比例極小，農產品出口排名始終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變動幅度不大，但出口增速較高，增速排名靠前。2008年湖南省農產品出口絕對額占全國農產品出口絕對額的1%，居第22位，2018年湖南省1—5月份出口絕對額居全國第19位，增速居第3位，達33.2%。在出口的農產品中，又以凍豬肉、豬肉及雜碎，茶葉為主。2016年，該省出口農產品總額為13.76億美元，同比增長21.3%。該省出口茶葉30 340.07 t，出口同比增長8.2%。出口茶葉中，邊銷茶的產量與銷量占據了全國茶葉總量的半壁江山。該省出口罐頭5 8551.63 t，出口總額為8 088.18萬美元，重量同比下降1.03%，價值同比增長3.22%;卷煙出口總額為8 725.49萬美元，同比增長2843%[7]。中美貿易產生摩擦后，根據已公布的數據，短期內，對該省出口農產品影響有限。一方面，該省農產品出口份額小，并且美方對中方加征關稅主要意圖是打壓“中國2025制造”，農產品征稅在總征稅清單中比例不大;另一方面，部分農產品的出口對美國依賴程度不大。此外，該省還在繼續開拓新的國際市場，茶葉出口在進一步地發展。2018年1—5月份該省豬肉出口量雖然持續下降，但并非貿易戰引起。湖南省豬肉出口集中在港澳等亞洲市場，對美出口不多，貿易戰對豬肉出口影響極小。
從對外貿易結構來看，日本、美國、東盟、澳大利亞以及東歐地區是該省農產品對外貿易的主要伙伴。香港地區是該省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美國、韓國緊跟其后。2018年第一季度，湖南省對香港雙邊貿易額為73.3億元，同比下降94%;與美國貿易額為63.8億元，增長56.3%;與韓國貿易額為28.8億元，增長24.8%。同季度內，湖南省與歐盟28國的貿易額為73.9億元，增長72.9%;與東盟十國的貿易額69.7億元，增長62.9%。但對比2017年1—8月份與2018年同時期的出口情況來看，出口至美國的產品金額比重大，僅低于香港地區，但同比增長從去年的72.5%下降至25.5%。由圖可知，該省對俄羅斯的出口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速，出口至日本的同比增長幅度很大。由此推斷，該省出口至日本、東盟、俄羅斯的數量可能會增加。站在長遠角度看，中美貿易戰對該省農產品的出口是有影響的。如果對該省主要出口產品繼續加征關稅，其他主要貿易國家或地區需求又基本穩定的話，湖南省對外貿易將會受到很大創傷。
4 中美貿易戰背景下湖南農產品貿易應對之策
4.1 湖南農產品貿易的進口對策
4.1.1 優化農產品進口結構。
湖南省在大豆、糧食、牛肉、肉及雜碎等農產品的進口需求量較大;其余農產品進口量極少，農產品進口總量趨于增長，但同比增長放緩，大豆和糧食的進口波動較大，糧食，肉及雜碎較為穩定。
以大豆為例，湖南省大多數的大豆需求依賴進口，并對國外的依賴性很高。2018年前3個季度湖南省大豆進口數量為51.15 t，占農產品進口總額的較大比重。目前，進口大豆只能在巴西和美國中選擇，且南美大豆難以在短期內滿足我國的需求。另一方面，巴西的大豆收割時間是每年的4—5月，而美國則是9—10月才收割，收割時間的差別將會導致大豆因供給時間不同而難以完全替代。此外，該省大豆消耗主要是豆粕、豆油的生產，但是畜牧類產業的飼料主要原料是豆粕，價格的連鎖效應將會影響下游肉類和油脂的價格，從而一定程度提升國內通脹。
美國是湖南省的主要貿易國之一，若中美貿易戰持續發酵，湖南將會繼續減少其進口，主要進口農產品可能會轉向巴西、印度等市場。有資訊稱印度預利用中美貿易戰機會向中國出口農產品，俄羅斯、歐盟等國家也希望能擴大對中國肉類的出口。從結構來看，由于加征關稅，成本過高的商品進口稍有減少，進口商也發生偏移。那些征稅過后成本過高而不能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中國加大了從其余替代市場的進口力度。
4.1.2 充分利用進口優惠政策。
該省應充分利用優惠政策紅利和區域性貿易協定關稅優惠待遇，從優惠國進口農產品，降低進口成本，從而減輕對主要進口國家的依賴程度。比如，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中，鮮、冷牛肉、以及其他凍豬肉在菲律賓的協定稅率為5%，而在老撾、柬埔寨則不征稅;豬大腸頭、其他動物腸衣在老撾的協定稅率為5%，在菲律賓和柬埔寨為0%，這些農產品的進口稅率在與中國無貿易協定國家或地區低很多，該省便可選擇從這些地區進口。湖南省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以大豆為主，目前采取的措施是部分轉向巴西市場。實際上，巴西進口大豆的價格高于未征稅前美國大豆的價格，該省可以考慮從已簽訂貿易協定地區進口，進而分散甚至消除中美貿易戰對湖南省進口大豆的影響。
4.2 湖南農產品貿易的出口對策
4.2.1 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分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
提高農業的對外開放水平，必須要堅定地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近年來，中國農業對外投資明顯高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能夠分散中國農業“走出去”的壓力，減少對單一國家進出口的風險。湖南雖然不是一帶一路沿線省份，但可以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充分挖掘發展稍滯后沿線國家巨大的市場需求潛力，拓展省內商品市場空間，協調湖南省較為單一的出口結構。2018年第1季度該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達22.62億美元，同比增長66.1%。對非洲地區的貿易額增長了95.3%。該省要抓住機遇，深化“一帶一路”戰略，加大“農業走出去”力度，加快整合優勢資源，重點開發，各地區平衡發展，不能僅省會城市一枝獨秀[8]。
4.2.2 優化農產品出口結構。
湖南省在凍豬肉、豬肉及雜碎、茶葉、煙草等農產品的出口量較大，占該省出口農作物的相當一部分比重。其他種類農作物如柑橘、種子、蔬菜、食用菌、罐頭等出口量較少，導致了該省出口農產品的種類結構不平衡。從出口市場來看，該省農產品貿易的國際市場主要是日本、東盟、美國和東歐地區。在全球范圍內的占比非常少。國際貿易市場的過分集中大大削弱了農產品抵御風險的能力，同時也會增加對外貿易的成本。
湖南省農作物種類少、質量不高，農產品市場尚不健全，效率較低，優勢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且目前湖南省農業發展現代化、機械化水平較低，跟世界上其他出口農作物相比，質量和價格上都不占優優勢、花費的加工成本和流通成本較高，高質量產品需求不足，一般農產品需求飽和，難以適應市場上對不同產品的細化要求[9]。擴寬貿易渠道，建立多元的對外貿易市場格局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但可以幫助我國對外貿易企業規避風險，還有利于建立一個穩定的對外貿易市場。
4.2.3 努力克服貿易壁壘障礙。
加入WTO后，中國遭受的關稅壁壘逐漸減少，但遭受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愈發嚴峻，美國、歐盟和日本是主要實施國家，所涉及的商品主要包括農產品、紡織服裝、輕工、機電。有資料表明：中國大約40%的出口商品遭受到了技術性貿易壁壘[10]。由此可見，減少貿易壁壘擴大出口有很大的必要。該省農產品出口的主要障礙來自美國與歐盟的綠色貿易壁壘，比如中國茶葉只有通過指定口岸才能出口到歐盟市場。
湖南省應當加大人才培養和農產品技術投入，爭取將農業與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納米技術等高新技術融合，以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動植物的產量和質量，從而培育出優良的品種。加大研發投入，降低農藥殘留量，提升農業產品質量，增加該省農產品的競爭力。提升農業機械化與信息化水平，提高效率的同時又可以保證農業信息的及時接收，既保證了農產品的穩定產出，又可以針對市場引導農業生產，發揮出市場對農產品的結構調整作用。
4.2.4 提高產品知名度，打造國際品牌。
湖南省農產品有著規模小、知名度不夠、企業品牌意識不強以致自主品牌培育動力弱等缺陷，許多農產品企業技術設備落后、產品檔次較低、產品結構單一，且涉及范圍小、輻射低、競爭力小。企業之間、企業與農戶之間、企業與生產地之間聯系不緊密，凝聚力不強，進而使得該省農產品的國際化程度不夠，產業結構失衡。進出口企業應當通過新品種的研發、新技術的加工、新設備的引進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國際知名度和聲譽，提高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部分產品采用中性包裝、貼牌生產的方式出口，沒有獨特的品牌特色，不僅影響了經濟效益，而且不利于新市場的開發。
4.2.5 完善對外貿易法律法規體系，提高應對摩擦的積極性。
湖南省應從本省情況出發，制定符合湖南省特點的法律法規體系，并與國際性的對外貿易法規體系相接軌，形成具備體系化、程序化的應對策略。同時，根據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特點，制定出符合世界性貿易的對外貿易法律法規體系與標準，提高抵抗貿易摩擦的抗風險能力。此外，還要提高對待中美貿易摩擦的積極性，從貿易摩擦過程中，不斷吸取教訓積累經驗，合理利用WTO的相關貿易規則，維護該省在貿易摩擦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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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業;貿易保護體系;政策;對策
鑒于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依存性正在不斷強化。在全球經濟體系之中，雖然農業所占份額相當小，但是卻具備了無法取代的重要功能。農業作為人類得以維持生存以及物質資源之重要來源，同時也是最為基本的社會保障門類。農業所具有的基礎性作用也就決定了其在政府決策過程之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相當多國家的基本社會目標與政治目標均建立于保護農業基礎的穩定性發展之上。所以，一部分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往往將農業貿易保護視為政府決策之中優先予以考慮的事項。我國作為全球農業大國，積極發展與保護本國農業貿易對于推動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維護本國經濟體系的穩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貿易保護體系擁有非常悠久的發展史，所以通過研究其農業貿易保護的寶貴經驗，對于健全完善我國的農業貿易保護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性意義。
一、農業貿易保護政策解讀
貿易保護事實上是對某一產業實施保護。因此，一般來說可將農業貿易保護稱作農業保護，也就是對農業部門所實施的保護。一國的農業貿易政策主要包括了以下內容：首先是對農產品貿易具備直接影響力的本國農業政策，包括農業市場流通方面的政策、農產品價格支持方面的政策以及農業收入支持方面的政策等。其次是相關農產品貿易所采取的邊境措施，主要包含各類關稅和非關稅政策等。最后是積極推動農產品出口的相關措施，主要包括出口補貼方面的政策、農業貿易促進方面的措施等。當然，在農業貿易政策中最重要的依然是農業貿易保護政策。雖然如今農業在全部生產部門之中所占比例非常小，但是農業生產者和代言人還是有能力繼續得到政府給予的保護的。農業貿易保護政策是指在上述政策范圍的前提下提供的相關保護措施。
二、完善我國農業貿易保護體系的重要性
1、從政治經濟學視角考慮
一是農業具有弱質性。農業生產往往會承受自然風險以及市場風險的雙重考驗。同時，農產品的供給和需求缺少足夠的彈性，供需變化在周期循環上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我國的農業生產以及農民群眾的收入。這樣一來，農產品市場就會出現蛛網式的波動，同時還會影響到國民經濟體系中別的產業，進而引發本國國民經濟的極大波動。當然，還要考慮到農業部門的比較效益相對較低，缺少對于投資的足夠吸引力。二是農業具有極大的貢獻性。農業產業能夠從糧食、原料、勞動力以及市場等四個組成部分支撐起本國的國民經濟，并且通過為國家納稅以及輸出農產品產生足夠的資金積累以及外匯儲備。同時，農產品還是解決人民群眾溫飽與維持其生命的最重要能量來源，是十分重要的戰略性資源，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所以，全球各國均不約而同地將農產品尤其是糧食自給與糧食安全視為十分重要的農業產業發展目標之一。三是農民處于弱勢地位。農業勞動力資源具備不可儲藏性，導致農業勞動力要想實現轉移，不管是在空間上、還是在技術上均具有較大的難度，所以，為確保農業產業實現更加平穩的發展，讓農民能夠得到更為穩定的收入以及就業之機會，這也是全球各國政府一定要認真考慮的問題，尤其是伴隨著國際農產品貿易競爭程度的不斷加劇，農產品的價格在持續下降，其中大量受到高額補貼的低價農產品大批量地涌入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收入不斷下降。為此，政府一定要對農產品貿易開展合理保護，從而切實保障農民群眾的就業以及收入。
2、從自由貿易以及保護貿易的視角考慮
鑒于我國市場機制的進一步建立健全，國際農產品市場中的農產品價格和國內的農產品市場會變得更為息息相關，從而影響到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農產品價格。由于我國的農業補貼支出比較少，對于農業扶持的力度不夠大，在工農業產品價格出現剪刀差的極大沖擊之下，我國農產品價格幾乎沒有提升，甚至還在下降，所以對農業實施全面扶持的政策顯得勢在必行。
三、完善我國農業貿易保護體系的對策選擇
1、形成良好的農業貿易保護政策環境
農業問題絕不可能只在農業自身范圍之中就得到較好的解決，一定要從根本上切實改變農業傳統體制所產生的不利于我國農業資源合理分配的局面。有鑒于此，不能只在農業的內部來做文章或者是依賴于政府經常性變化的政策，而是一定要形成一個能夠有效保障各項政策得到合理實施的外部環境，不僅能夠讓農業參與到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中，而且還能在競爭過程中得到國家的積極支持和保護。這就需要合理地降低工業發展的速度，提升農業效益增加的速度，切實調整工業和農業發展上的速度比。西方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實踐經驗證明，在工業化的初期，農業主要是為工業化提供初步的原始資本上的積累，在進入到工業化中期之后，工業必然會反哺農業，這一階段工、農業的發展速度比達到了2∶1—2.5，而到了工業化后期則達到了1.5∶1—2∶1。如今，我國工業化已經持續實施了四十多年，從而建立了獨立而又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中國工業的大發展建立于侵占農業利益的前提下。對于農業實施保護也就代表了工業一定要反哺農業，這就需要工業持續不斷地提升效益，強化自我積累的能力。如果無法解決好工業粗放與低效化發展的問題，農業保護戰略自然也無法真正實現。因此，農業貿易保護體系不可能單獨實現，而是一定要建立于工業高速與高效益、集約化發展前提之下。
2、明確農業貿易保護的對象
農業所牽涉到的部門十分廣泛，絕不可能實施全方位保護。在選擇保護對象的過程中一定要將比較優勢以及重要性結合起來考慮。此外，不具備比較優勢，同時還是極為重要的產品，也是應當進行全面保護的對象。和國際市場比較起來，我國糧食如今已經失去了比較性優勢。但因為糧食對于國家的穩定具備特殊的重要意義，一定要將保護糧食的生產視為農業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除了糧食之外，別的并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品可適當地讓出一些國內的市場。與此同時，還應當調整我國國內的農業生產結構，將有限資源集中投放至相對比較重要并且具備顯著比較優勢的農產品生產之中，以求擴大此部分產品所擁有的國際市場，進而實現我國國內資源的科學化配備，這也是農業發展戰略更好地適應于農業國際化趨向的一個重大選擇。
3、農業貿易保護的具體政策運作方式
(1)要更加合理地運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綠箱政策。絕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以及地區運用價格干預或者直接補貼等傳統的方式予以保護本國的農業，但是以上政策并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之貿易規則，最終還是將會被取消。所以，我國農業貿易保護應當也只能是運用非價格保護的辦法，尤其是要運用世界貿易組織所允許的綠箱政策。和價格保護導致國家出現巨額財政負擔以及阻礙當地市場經濟的改革相反的是，綠箱政策常常只需要少量的財政資金投入。例如，加大農業科技研究等方面的投入以促進農業技術的推廣，強化農民群體的職業培訓，提升農產品的技術含量，進一步推動農業發展方式之轉變，切實保護我國的基本農田和當前的農業生態環境，推動結構的調整，并且間接降低農民群體在成本上支出等。以上舉措均不需要太多財政上的支出，但是外部的經濟效益卻相當大，能夠通過有效降低農業綜合生產成本的方式來提升生產力發展水平，進而提升農產品所具有的國際競爭力，實現持久保護之成效。
(2)要積極培育與發展當前的市場體系。市場體系可以說是發展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政府進行農業保護的重要中介與載體。我國農業歷經數十年的市場化改革，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實現了各個方面的市場化。然而，市場體制尚遠遠未能確立主導性地位，特別是市場體系之發育顯得最滯后。有鑒于此，政府部門要積極建立健全市場化的新機制，從而確保市場交易能夠公平、公正和公開。在此基礎上，還應當制定出合理的市場進入法則，應用法律法規來約束各市場主體行為，并且強化軟件建設。
(3)要健全完善我國農業的社會化服務機制。因為農民大多處于小規模的分散化經營狀態，生產上缺乏組織性，決策也比較盲目，缺少足夠的市場競爭力，同時也不利于國家進行保護。所以，如果能夠把原本較為分散的農戶通過股份聯合等形式組織成為全新的市場化主體，那么其競爭實力與抗擊風險的能力必然會得到極大地提升。同時，還要通過完善農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以及專業化合作組織，為廣大農民切實解決一些只靠自己的力量難以解決的各種問題，進而為我國農村經濟實現新發展提供更加健全完善的服務。在此基礎上，要建立起全國統一的農村信息網絡體系，從而為廣大農民群眾提供超前性、指導性的信息，并且讓農民依據以上信息決定自身的生產計劃以及銷售方式。
(4)要進一步建立健全我國的農業貿易立法體系。整體而言，我國當前農業領域的反傾銷制度、反補貼條例制度和與之相配套的農業貿易立法舉措比以前有了相當明顯的進步，然而，我們在聽證會機制、提升執法的透明度、政府機構的協調等方面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有鑒于此，我們一定要在農業貿易立法實踐中不斷加以摸索與探究，從而更好地維護我國農業經濟領域的安全，有效維護我國農業產業的各項利益不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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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瓊芳)
貿易戰論文范文第5篇
【內容提要】二戰后，GATT/WTO框架下所構建的國際貿易體系，為推動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發揮了的巨大作用。但隨著貿易格局、經濟實力等各類因素的變化，國際貿易體系的發展也出現諸多矛盾及問題，這也成為新一輪貿易體系改革的根本原因。中國作為貿易大國和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代表，積極地參與并協調了國際貿易體系的進一步深刻調整，促使國際貿易多邊合作體系的框架構建更為健全、完善。而且，中國“反貿易保護主義”的斗爭形式與推動貿易自由化的積極姿態，擴展了貿易體系的改革內容，也進一步拓寬了新貿易體系的發展目標。此外，中國的參與是實質性地將多邊共謀機制引入國際貿易體系改革的協商機制，并對新機制給予創造力和影響力，同時也從政治的高度幫助確立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具體地位?？傊?，在合理、公正的新國際貿易體系中，中國的地位及作用將更為穩固、重要。而且，中國價值的顯現并不是對傳統制度的革命性顛覆，而是在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下，推動貿易體制有序、高效、平等、和諧地改革，并實現“內外并重、善內促外”的發展過程。
【關鍵詞】國際貿易體系改革 貿易保護主義 多哈回合 發展中國家 中國
【作者簡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
二戰以后，作為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重要支柱之一，GATT/WTO基本框架下所搭建起來的國際貿易體系，為推動戰后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發揮了基礎性及功能性的關鍵作用。得益于此，國際貿易體系長期有序地運轉，國際貿易的整體環境大為改善，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的總體規模也實現了幾何級數的巨幅增長。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及地區參與并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的整體構建與發展中，對世界政治、經濟、貿易格局的調整變化發揮了全方位、多層次的革新作用。而且，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入調整以及一大批新興國家的迅速崛起，進一步催化了國際貿易體系的改革進程。其中，中國作為當前國際貿易的主要國家和貿易體系改革的積極參與方，在不斷加強與發展中國家溝通與合作的同時，積極謀求國際貿易體系有序、良性的改革成果。
一、國際貿易體系的現狀及主要問題
首先，必須承認的是，現行的國際貿易體系是一個不斷變革、不斷發展的結果，隨著貿易內容、貿易形式、貿易工具以及與貿易相關的支付方式等發生深刻變化，貿易體系的改革也在繼承、發展、創新的過程中不斷取得階段性的突破。同樣，國際貿易的發展也緊密依附于是否存在與其相適應的國際貿易體系。因此，一旦貿易體系的改革與國際貿易的發展之間出現脫節現象，就會創造出體系改革的原動力，推動體系改革的良性發展。
從當前國際貿易的規模及內容等來看，相比戰后至上個世紀的末期，其都已發生了巨幅變化，但與此相對，貿易體系內部的運作機制、決定機制等均沒有發生相應的調整，而且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也越發尖銳，逐漸演變為新一輪貿易體系改革的推動力。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參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成員數量不斷擴張，促使貿易體系的結構、層次在廣度和深度上都發生了深刻調整。因此，當前來看，國際貿易體系自身的調整、發展是不夠的，并不能滿足其體系內各利益集團的多樣性及復雜性的需求，最終導致矛盾頻發。換言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存在巨大差異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發展階段的差異性導致其利益衡量和價值判定存在著偏差，這就客觀地加劇了彼此同在一個貿易體系內實現利益均衡的困難度。而且，這種困難是多元化、多層次的，既包括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對立，也包括發達國家內部及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矛盾。
其次，現行貿易體系的決定機制、標準設定、目標建設等基本取決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處于被動接受的從屬地位，體系內格局分布的落差導致話題主導權和發言權迥然不同，由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兩陣營間的利益沖突就成為現行貿易體系內最為主要的矛盾落腳點。
再則，農業出口補貼、市場準入等傳統敏感性問題不僅涉及彼此利益的協調和分配，而且關乎各成員方的國家安全與穩定，始終都未能在貿易體系自身的發展和進化過程中得以充分的消化。這類問題所表現出的失衡，突顯了貿易體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此外，地區性經貿合作化的全面展開加速了國際貿易體系的改革，而且地區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的締結成為多邊貿易體制（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MTS）內容擴充的主要新特征。根據WTO的統計，截至2010年7月底，地區貿易協定總數高達474件，其中283件仍在發揮效力。 但是實際上，地區性貿易協定是把“雙刃劍”，既可視作是對WTO自由貿易體制的補充與完善，推動某一特定區域內自由貿易的升級發展，也可視作是對全球性貿易體制的顛覆，因為只有地區性貿易協定的參與方才能享有局部區域內的貿易同盟所產生的貿易利益，排他性的特征導致外部經濟體失去了分配體系內部利益的機會。
除此之外，也是至關重要的，就是現行的貿易體系并沒有很好地抑制保護主義的滋生與蔓延，導致其自身的改革與發展反被一些國家及地區的保護主義所牽制。這里必須搞清楚保護主義與一般產業政策的區別?？梢哉f，幾乎所有的國家及地區為了維護某一特定產業的生存與發展，都會或多或少地融入具有一定傾向性的產業政策。但是，實施這些產業政策必須是僅停留在市場層面的操作行為，其運用的對象必須具備普遍性、平等性的特征，實施的時間范圍也必須存有一定的限界。貿易保護主義則迥然不同，完全脫離了商業行為的簡單思維模式，是被特定的目標和意志所具體化的意識形態，其作用的目標對象上具有特定性的特征，且不存在時間范圍上的特定限制。
綜上所述，現行的國際貿易體系存在著諸多的矛盾與失衡，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的懸而未決是其真實、客觀的反映，因此改革現行的國際貿易體系已成為刻不容緩且勢在必行的重要任務。
二、國際貿易體系改革的新跡象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步伐在新世紀中進一步的加速，世界貿易的總體格局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據IMF的統計顯示，2002年世界貿易總額約為13萬億美元，2008年此數字猛增至32.5萬億美元，增長了近兩倍（參見圖表1）。 貿易量的急速膨脹帶動了貿易格局、貿易結構、貿易功能、貿易實力等的深入調整，也催生了貿易體系的內在變革。
注：表中的數據為發達（新興及發展中）國家進（出）口額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百分比。資料來源：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9, pp.4-5.
如圖表1所示，從2002年至2008年的7年間，發達國家從世界貿易格局的顯著地位逐漸隕落，占世界出口貿易的比重出現大幅度下滑，而與其相對，新興及發展中國家的進出口貿易步入迅猛發展的“黃金期”，所占比重的大幅增長帶動其在國際貿易體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升，并促使世界貿易總體格局發生實質性的深刻變革。由此而言，多哈回合談判屢次無功而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貿易體系的改革嚴重滯后于貿易結構的發展，造成參與體系構建的各成員方無法公平、公正地實現利益均衡，最終導致嚴重的、根生于體系內部的結構性矛盾。
其次，10多年漫長而無進展的多哈回合談判逐步陷入僵局、死局，客觀上也說明貿易體系內部正不斷釋放著改革的能量，各參與方之間的博弈、競爭也擺脫了過去傳統的發達國家發號、施令，發展中國家妥協、讓步的初級非平等階段。換言之，國際貿易體系對成員國實際義務的約束力在于貿易伙伴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度，而初級的非平等階段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依存關系是單向的，就造成發展中國家在現存的世界貿易體系中處于不利的、被動的地位”。 發展中國家完全處于被動接受的從屬地位，主導體系運行及相關改革的始終是以歐美為核心的發達國家集團。而且，發達國家利用其強大的綜合國力和貿易競爭力的比較優勢，并依賴經濟全球化運作體系的不斷擴張，實現了對發展中國家各類資源的直接掠奪。更近一步而言，上述的初級階段中，發達國家構建國際貿易體系的戰略目標，是希望依托國際組織和多邊貿易體制來進一步撬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與其相對，發展中國家參與世界貿易體系的戰略目標則是通過廣泛且全面地參與國際貿易體系的運行，實現自身經濟增長的發展目標。因此，新一輪多哈回合談判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關系到發展中國家的權益能否公平且充分地體現在新構建的國際貿易體系中，同時也為發展中國家真正參與并影響國際貿易體系的改革及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再者，多哈回合談判的長期僵局從另一側面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貿易自由化的訴求，而曾作為自由貿易倡導者和捍衛者的歐美發達國家卻在此次貿易體系的改革中成了自由化的“屏障”。由于發展中國家實力的增長，逐漸改變了發達國家一統全球貿易的傳統格局，由此發展中國家要求獲得與其貿易地位更為匹配且更加有力的發言權，同時也堅持要求發達國家作出更大的制度讓步。雖然貿易談判的僵局暴露出利益均衡過程的復雜性和困難度，但發展中國家意識到維護與其承擔義務相對應的權利，并爭取與發達國家均衡享有權益的努力，可視為是本輪貿易體系改革中所表現出的顯著特征。
這里，我們可以注意到，處于國際貿易體系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通常選擇“抱團”的合作方式以擴大自身的同盟優勢，增加談判的要價力度，力求實現貿易體系改革過程中的“力量分布再平衡”。具體來看，多數新興及發展中國家為了增強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對抗的實力，通常自發性地組成具有共同特定目標的利益集團，從而促使國際貿易體系的改革由國與國、地區與地區的博弈，轉變為新興及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利益集團與歐美發達國家間的抗衡。通過與以往單純的“大國壓小國”、“強國壓弱國”的競爭模式相比較，新顯現的格局模式更為合理、平衡。在多哈回合談判中，美歐國家的漫天要價和強攻死守，給發展中國家制造了一定的壓力，但也激發了發展中國家采取“抱團應對”的有效舉措，由此20國集團（G20）、33國集團（G33）、90國集團（G90）等發展中國家的聯盟就成為某一特定領域的新興談判力量（參見下頁圖表2）。
另一方面，由于組成集團的各成員方也存有國內經濟基礎、貿易結構等方面的差異，導致集團內部也存有部分的分歧，最終反應為集團內部的凝聚力不強、意見不統一。具體而言，20國集團（G20）是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集團，但其成員巴西、阿根廷、泰國等原是凱恩斯集團的成員， 是開放農業市場的積極支持者，但印度、墨西哥等其他成員卻始終希望保護本國的農業市場，反對進一步開放。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33國集團（G33）、90國集團（G90）等。
圖表2 多哈回合談判中的多股集團勢力
資料來源：根據各種資料，筆者編制。
注：與其他主要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談判集團不同，“10國集團”是由挪威牽頭的10個農產品凈進口國組成，成員包括保加利亞、冰島、以色列、日本、列支敦斯登、韓國等，該集團旨在對其農產品進行高度的貿易保護。
三、中國貿易實力的和平崛起與相應作用的產生
當今的國際貿易體系正經歷著深層次的改革，但多哈回合的屢次無功而返真實、客觀地反映出此種改革的艱難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擴展到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毫無疑問，推動貿易體系的改革勢必將成為繼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之后，又一次國際層面的改革重頭戲。而且，“盡快結束多哈回合、保持世貿組織的活力和權威，對于推動貿易自由化、促進世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這其中，中國貿易實力的和平崛起將良性地幫助此次改革進程的有序推進，并對其產生深遠、積極的影響。
首先，作為貿易大國和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代表，中國的參與促發了國際貿易體系的進一步深刻調整，并健全和完善了國際貿易多邊合作體系的框架構建。 中國是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重要組成和改革的積極要素，作為世界級的貿易大國，自然而然地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參與者。但由于中國的綜合國力和貿易競爭力仍處于發展階段，還不具備引領國際貿易體系改革的充足實力，需要與更多的貿易伙伴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進行合作，以共同推動國際貿易體系的改革與發展。不可否認的是，作為現行貿易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和改革的積極參與方，中國因素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不僅重新詮釋了貿易自由化所創造的“互惠、共贏”的巨大效果，同時也為體系改革的漸進性推進發揮了穩妥的協調作用。 另一方面，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的源頭——美國，在國際關系中長期處于強勢地位，被公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代表和大本營，其內部問題的外露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重創了其在國際政治、經濟、貿易體系中的國家信任度，同時也促發了體系中的其他成員方對于現行國際貿易體系進行改革的強烈呼聲，其主要代表就是以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為首的發展中國家集團。盡管如此，我們并不能單純地將此次金融危機定義為改變世界貿易體系的根本原因，貿易體系實際的改革和發展，始終依賴于與貿易相關的各類因素的綜合變化以及此種變化所產生的結果，其中包括貿易結構、貿易內容、貿易競爭力以及參與國家的綜合國力等多種因素。
其次，中國“反貿易保護主義”的斗爭形式與推動貿易自由化的積極姿態，擴展了貿易體系的改革內容，也進一步拓寬了新貿易體系的發展目標。2007年8月17日，世貿組織總干事帕斯卡•拉米在吉隆坡發表講話稱，“今天面臨的挑戰是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致力于建立一套政策，保證各個國家都受益于全球貿易”。 中國的和平崛起無疑是對拉米總干事所期盼的有力回應。作為參與多哈回合談判的主要成員方之一，中國是遏制貿易保護主義發展、促成多哈回合順利結束的關鍵力量之一。眾所周知，中國是受貿易保護主義侵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反傾銷、反補貼、特別保障措施等“合理的”貿易救濟措施，儼然成為抑制中國產品的出口、制造市場準入壁壘的“合法”手段。因為中國外向型經濟的比重較大，貿易依存度也較高，所以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都會對中國的產品出口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經過多年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斗爭與實踐，中國逐漸熟悉并適應了貿易體系的運轉規律，豐富并充實了自身的貿易經驗。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了WTO，標志著中國與國際貿易體系的全面融合上升至新高度。中國國內一系列貿易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與完善；積極地運用合理的貿易救濟措施，保護自身貿易利益的不受損；積極參與并主辦與貿易相關的國際性論壇，增加在國際貿易談判上的話語權等，通過諸多主動出擊式的工作及努力，實現了中國與國際貿易體系的“無縫接軌”。而且，為了促進全球自由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加速貿易體系自由化的改革進程，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政策背景下，積極敞開國門，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 可以說，中國全面地融入國際貿易體系改革與發展的進程，并成為穩定國際貿易體系有序運轉、推動國際自由貿易進一步深化、發展的主要力量。 中國的大市場開放政策，不僅為全球自由貿易的量化增長和理念推進提供了堅實的平臺，也為自由貿易創造財富和價值貢獻了豐富的現實素材。2010年3月18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在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世界貿易組織及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高級別特別會議上發言時，呼吁各國共同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為世界經濟的復蘇創造良好條件。 由此可言，有中國參與的國際貿易體系改革，論據更為飽滿，內容更為充實，范圍更為廣泛，目的也更為明確。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中國的參與是實質性地將多邊共謀機制引入國際貿易體系改革的協商機制，并對新機制給予創造力和影響力，同時也從政治的高度幫助確立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具體地位。作為全球范圍內新興崛起的談判、議事的平臺之一，G20機制的啟動對于重新構建全球政治、經濟、貿易秩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為了更為積極、有效地活用G20談判機制，盡快促成多哈回合談判的圓滿結束，G20成員國必須在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談判中給予更加優惠的承諾，同時通過技術和金融的支援，實現并擴大欠發達國家在新貿易體系中的利益。 中國作為G20機制化的有力推動方和積極參與者，始終強調通過積極的多邊協商，穩妥、有效地解決國際性的公共事務，這其中也涵蓋了抑制貿易保護主義、改革國際貿易體系等內容。2010年6月27日，胡錦濤主席在G20多倫多峰會上提出：“為推動世界經濟盡早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應促進建設開放自由的全球貿易體制”。 我們從胡主席的發言中，可以解讀出中國對于改革貿易體系的決心和信心，同時也從另一角度理解了中國對于未來國際貿易體系有序運行的愿景。因此，多哈回合談判的圓滿完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僅象征著貿易技術上的難題突破，而且也意味著改革后的國際貿易體系將繼續有效、均衡地支撐國際貿易和全球經濟合作的有序運轉。
小結展望新國際貿易體系內的中國
在合理、公正的新國際貿易體系中，中國價值的體現并不是對傳統制度的革命性顛覆，而是在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下，推動貿易體制的有序、高效、平等、和諧的改革。多哈回合談判久拖不決的主要背景，就是發達國家長期主導著多邊貿易體系的運作和貿易談判目標的決定權。尤其是“選擇性貿易自由化”導致了該體制在歷史發展中存在著較為顯著的不平衡和不完善。 中國的參與將打破傳統的力量制衡，更多地偏重于保護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利益。換言之，在GATT/WTO框架要求所允許的范圍內，中國將盡可能地給予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欠發達國家更多貿易制度上的優惠，幫助實現在同一體系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公平競爭。
其次，中國在新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及作用將更為穩固、重要。中國將不再是制度改革的被動參與者，而轉變為深化多邊機制改革、引領貿易話語權的積極協調方，甚至是局部領域的主要領導者。貿易體系的改革是不斷優化、逐漸完善的過程，新貿易保護主義希望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引入環境問題等新議題，給發展中國家制造貿易競爭的新壁壘，減緩貿易體系改革的進程。如何與此類新矛盾、新困難作斗爭，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核心利益不受損，是中國參與國際貿易體系改革的重要責任之一，也是鞏固、擴大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重要途徑。就此意義來看，中國的參與將促使貿易體系改革的內容進一步深化，從結構調整等宏觀層面一直延伸至與國際性貿易保護主義作斗爭等具體的微觀細節。
當然，中國參與國際貿易體系的改革也是一個“內外并重、善內促外”的改革過程。在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受到嚴重挑戰的情況下，中國必須高度重視發展國內市場，推動經濟結構成功轉型。應該說，中國是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方，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果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貿易自由化的實施和發展，但中國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其主要支撐是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加工貿易，這就導致了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不強，易成為國外貿易保護主義的攻擊對象。中國“促轉型，保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模式的大調整，也是促進世界貿易格局結構型轉變的重要轉折。而且，中國大市場的開發與開放，將為世界自由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堅實的平臺支撐與動力保證，也將為世界貿易體系改革的順利進行平添穩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