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投資范文第1篇
摘要：機構投資者作為公司的外部治理機制，傾向于長期投資和價值發現，其介入將對公司的內部治理水平產生積極的作用，在改善公司業績的同時，穩定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本文通過2009-2011年2985個公司樣本數據分析發現，機構投資持股對公司業績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還發現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業績的差異性影響，持股比例較高的基金持股和保險公司持股對公司業績影響顯著，而持股比例較低的QFII由于近年資本市場的鼓勵和政策支持，同樣對業績產生顯著影響。
關鍵詞：機構投資者 公司業績 公司治理
一、引言
機構投資者是指在金融市場從事證券投資的法人機構，主要有證券投資基金、社?；?、QFII、信托公司、保險公司等持股。在中國資本市場日趨完善的今天，機構投資者進入市場，使得上海證券市場和深證證券市場的波動性發生了明顯的結構性降低，其發揮了穩定市場的功能；機構投資者在參與公司股權投資，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公司起到積極監管的作用，促進了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減少了管理層和控股股東的機會主義行為，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同時，促使企業的經濟業績逐步提高。本文試圖分析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并分析在眾多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過程中，不同類型的機構投資者是否均會對公司業績產生正面影響，進而指出未來機構投資者的發展方向。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機構投資者參與投股，從消極到積極角色的轉換可以強化企業的內部監督和治理機制，通過外部治理機制對公司內部治理的影響來提高公司的業績。機構投資者能夠迫使經理人關注公司業績，并防止產生機會主義的利已行為，Strickland，Wiles and Zenner（1994），Smith（1996）、Carleton et al.，（1998），Daily et al，（2003）通過實證研究，指出機構投資者有動機和能力監督公司管理層，這種監督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績效；Monks and Minow（1995）分析了機構投資者改善公司業績的原因，指出機構投資者擁有充分的信息資源，市場機會和監督、規范、影響經理的能力，這可能是機構投資者可能改善公司業績的重要原因；McConnell and Servaes（1990）指出機構投資者持股和TobinńQ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Chaganti and Damanpour（1991）用數據分析了機構持股和凈資產收益率（ROE）存在一個顯著的正相關關系；Nesbitt（1994）和Del-Guercio and Hawkins（1999）同樣通過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各種不同衡量標準下的企業績效正相關；Shleifer and Vishny（1997）比較了不同國家的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監管和影響管理人員的效用，指出美國機構投資者弱化了代理問題并促進經理人改善公司的業績。
（二）國內文獻 申尊煥（2008）以328家公司為樣本，分析指出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董事會規模、董事會和高管層的重疊人數顯著正相關，與公司的會計業績同樣顯著正相關；李維安等（2008）研究表明，機構投資者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企業業績和市場價值存在顯著正相關性；王雪榮、董威（2009）研究發現：具有較大持股量的機構股東，不僅和公司績效呈顯著正相關，還和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呈顯著正相關；婁偉（2002）、吳曉暉等（2006）、石良平等（2007）、穆林娟等（2008）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對于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與公司業績的關系也有少數學者進行了研究，婁偉（2002）對1998年至2000年的證券投資基金持股比例與公司托賓Q值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指出其比例與公司業績呈正相關性；宋淵洋、唐躍軍（2009）以2003年至2007年在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的2313個企業為樣本，分析了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公司業績的關系，以及不同機構投資者對業績的影響。錢露（2010）指出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者有助于緩解我國上市公司中的代理問題，提高公司業績。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但不同機構類型機構投資者會對公司業績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業績越好
H2：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業績將產生不同的影響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9-2011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數據選取時剔除了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剔除了數據缺失和異常的公司；刪除ST公司。最終得到樣本總數為2985個，其中2009年的樣本數據為1050個，2010年的樣本數據為1258個，2011年樣本數據677個。本文使用數據來源于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和Wind金融數據庫。
（三）變量定義 （1）因變量。衡量企業業績的指標很多，本文在選取企業業績指標時，采用能夠綜合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標，凈資產收益率ROE指標，（如Chagantietal.，1991；Sundaramurthyetal.，2005；石良平，2007；李維安，2008；穆林娟，2008） 均采用此指標來衡量公司的業績。（2）自變量。本文的機構投資者在分類上一共包括主要的基金公司、券商、QFII、保險公司、社?；?、信托公司持股六大類。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選取前十大股東中基金公司、券商、QFII、保險公司、社?；?、信托公司持股之和，利用這一變量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其計算公式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年末機構投資者持股數量合計/總股本。（3）控制變量。在控制變量的選取過程中，參考相關文獻的研究結論（如申尊煥，2008；錢露，2010；宋淵洋，2009；王雪榮，2009等），均選取公司特征的部分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公司規模變量，一般說來公司規模越大的公司，其內部的經營、組織模式越規范，因此業績水平越高；公司資產負債率水平越高，公司的財務風險加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公司的業績水平；公司成長能力指標，我們選取營業收入增長率指標，一般處于成長階段的公司，其業績水平發展速度較快。同時在控制變量中引入年度指標作為虛擬變量，引入2個年度虛擬變量指標。變量定義見表（1）。
（四）回歸模型 本文構建以下模型：
ROE =β0+β1Institution+β3 Size +β4 Lev +β5 salesgrowth+β6
Year10+β7 Year11 +ε
其中，Institution分別用INS，FD，SC，QFII，IC，SS，TC來代替，構成模型（1）-（7），如果持股比例對公司業績有顯著影響，則β1系數顯著，假設H1成立，同時顯示不同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對業績的不同影響程度，檢驗假設H2。在這里以2009年為基礎年，設定兩個年度虛擬變量。
四、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為除了年控制標量外的所有變量的描述統計量表。從表（2）統計結果看，ROE均值（中位數）為0.10382（0.09159），表明大部分公司的業績凈資產收益率為正。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和基金持股比例的均值（中位數）分別為，0.14774（0.09837），0.05938（0.02769），大部分公司持股比例處于平均水平之上，并且其他成分的持股比例形狀一樣，均均值大于中位數的右偏結構。在不同投資者持股比例構成中，從均值看，基金持股比例為0.05938，均遠高于其他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均值，在機構投資者構成中處于主要力量，而QFII的均值水平最低，處于最低的持股份額水平，在機構投資者構成中除了基金持股外，均呈現普遍較小的份額，對業績的作用空間有待提高。公司成長水平變量的最大值（最小值）為464.10049（-1.40602），其標準差為9.98480，表明樣本不同公司不同年度的營業收入增長率存在較大的差異和變動。公司規模變量的均值（中位數）為21.85114（21.68093），公司資產負債率的均值（中位數）為0.46141（0.47514），說明樣本公司資產整體規模較大，資產負債率水平較低。
（二）回歸分析 在對各個回歸模型進行回歸之前，先考察模型的Pearson相關系數和對模型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各個回歸模型中自變量的VIF值均控制在2以下，說明自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較小，可以放入模型（1）-（7）中進行回歸分析，其回歸結果如表（3）。表（3）顯示了機構投資者總持股比例以及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業績ROE的影響。各模型的F值均通過了檢驗，回歸模型有意義，擬合程度較好，可以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上看，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企業業績的系數為0.143，在1%的顯著水平上正相關，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業績越好，機構投資者作為外部治理的有效機制，通過監督公司內部治理機制，達到了提升企業業績的效果；從機構投資者不同構成類型的回歸結果看，基金持股比例FD，QFII持股比例QFII，保險公司持股分別在1%、10%、5%的顯著性水平上與公司業績呈正相關性，相關系數分別為0.717，1.963，1.731，而券商持股比例、社?；鸪止杀壤?、信托公司持股比例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并不顯著，說明在機構投資者的比例構成結構中，起到較大作用的時基金持股、QFII持股和社?；鸪止?，并且從系數關系和顯著性水平上，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公司業績影響系數為0.143小于基金持股對公司業績的影響系數0.717，明顯發現基金持股對公司業績的影響程度更為明顯和顯著，是機構投資者持股的主要力量。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持股對企業業績的影響不同，可能與投資的份額、投資的策略、投資的時間長短有關系?；鸪止墒菣C構投資者實力最強的見表（2），并且基金投資傾向于采用集中的投資策略，有較好的能力參與公司的治理，對公司業績的改善程度較為明顯；保險公司持股處于穩健性和投機性的投資風格，較為特殊的投資目的，以及人們越來越對保險的關注，導致其持股比例上升，對公司業績影響較為明顯；QFII堅持價值投資，有較強的價值選擇能力，隨著2002年我國正式引入QFII機制以來，其在資本市場上的作用日趨顯現，雖然在機構投資者持股中所占份額比例不大，但是對公司業績卻產生了較為明顯的作用，說明QFII引入中國是成功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傮w上看，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其對業績的影響越為明顯。從公司特征的控制變量方面回歸結果看，公司規模對公司業績呈顯著的正相關性，但其相關系數較小，僅為0.04，說明公司規模的大小對公司業績有顯著影響，但其影響程度不大；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對公司業績的影響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呈負相關，說明公司負債比例越大，將增大公司的財務風險，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公司業績的發展水平；而公司發展水平變量營業收入的增長率與公司業績之間并未呈現出一定的相關性。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結論如下：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公司業績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業績水平越好；不同機構投資者對業績的影響程度不同，持股比例越高，越傾向于影響公司業績，如持股比例較高的基金持股、保險公司持股對業績影響程度顯著；持股比例較低的QFII，由于這幾年的逐步發展、特殊特點以及國家政策的傾向性，對公司業績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正相關性?；谏鲜鲅芯拷Y論提出以下建議：（1）為了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和提高公司的業績，甚至于促進股票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可以適當考慮放寬機構投資者在上市公司的投資比例的限制，給機構投資者提供更加寬松的制度環境，降低機構投資者對企業的治理成本，關注公司的長期效益，畢竟中國近三年股票市場的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整體持股比例水平仍然較低（見表2，均值僅為14.77%）。（2）在大力完善和穩定基金持股、保險公司持股比例的同時，適當加強對持股比例較低的QFII的支持力度，支持新興力量對公司以及資本市場的影響，吸引大量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進行投資，帶來新的投資價值理念，同時也要避免其對中國市場的負面影響。（3）在提高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時，加強法制建設，加強對資本市場的監管力度，避免機構投資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生，維持資本市場良性健康發展。這些對促進公司業績乃至經濟的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王雪榮、董威：《中國上市公司機構投資者對公司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中國管理科學》2009年第2期。
[2]婁偉：《基金持股與上市公司業績相關性的實證研究》，《上海經濟研究》2002年第6期。
[3]李維安、李濱：《機構投資者介入公司治理效果的實證研究—基于CCGINK的經驗研究》，《南開管理評論》2008年第1期。
[4]宋淵洋、唐躍軍：《機構投資者有助于企業業績改善嗎？》，《南方經濟》2009年第12期。
[5]石良平、李洋：《機構投資者介入公司治理的作用研究》，《上海經濟研究》2007年第7期。
[6]吳曉暉、姜彥福：《外部機構投資者能否對傳統內部治理機制產生影響》，《經濟管理》2006年第18期。
[7]錢露：《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公司績效關系研究》，《經濟學動態》2010年第1期。
[8]申尊煥、郝淵曉：《機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生產力研究》2008年第11期。
[9]Nesbitt， S？L？.Long-term Rewards from Shareholder Activism： A Study of the Calipers Effect .Journal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994.
[10]Smith， M？P？.Shareholder Activism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CALPERS .Journal of Finance， 1992.
[11]Strickland， Deon & Wiles， Kenneth W. & Zenner， Marc. A requiem for the USA Is Small Shareholder Monitoring Effectiv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6.
[12]Shleifer A&Vishny 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7.
[13]R？Chaganti & F？Damanpour.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Stockholders on Corporate Renewal，The EleventhAnnual 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 Conference， On-tario， Canada， 1991.
[14]McConnell，J.J.，Servaes，H.Additional Evidence on Equity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Valu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0.
[15]Monks，Robert A.G.and Minow. Corporate Governance.BasilBlackwell Inc.1995.
[16]Guercio Diane Del and Jennifer Hawkins. the Motivation and Impact of Pension Fund Activism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9.
[17]Catherine M.Daily，Dan R.Dalton，Albert A.Cannella，Jr..Introduction to Special Topic forum Corporate Governance：Decades of Dialogue and Data.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
國外投資范文第2篇
摘要：研究體育產業集群布局對體育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以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為研，究對象，運用文獻資料法、專家訪問法、數理統計法對武漢體育產業集群的空間布局理論與實踐進行了探討，并依據武漢城市圈各個城市的體育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劃分為“一星、兩翼、四區”，廓清了發展武漢城市團體育產業集群的空間布局，并就如何提升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的競爭力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設。
關鍵詞：體育產業集群；空間分布；武漢城市圈；競爭力
體育產業是指生產體育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提供體育服務的各行業的總和。體育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部門，具有與其他產業相同的共性，即注重市場效益，追求經濟效益，同時又具有不同于其他產業部門的特性。體育產業主要包括：體育競賽表演業、體育用品業、體育制造業、體育健身業、體育休閑業等。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是指以武漢為中心，包括周邊8個城市區域，以體育產業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為原則，以體育相關企業為主體，以相關機構高度集中為支撐的體育產業組織形式。武漢城市圈發展體育產業集群已經具備良好的基礎和條件：一是突出的地理和交通優勢；二是顯著的綜合實力和較強的增長潛力：三是密集的科教和智力資源；四是雄厚的產業基礎。2007年，武漢市文化體育等社會事業投資142.65億元，增長28.2％，增長8.6個百分點，其他8個城市體育產業也有長足發展，如：中國乒乓球隊訓練基地——黃石乒乓運動產業、紅蓮湖高爾夫球休閑產業等。根據有關部門預測，發展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將拉動湖北經濟增長兩個百分點左右。對促進湖北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空間布局原則
1 動態發展原則
動態性原則是指體育產業集群系統的正常運行不僅要受到體育產業本身條件的影響，還要受到其他關聯因素的制約，并隨著時間、地點變化程度而發生變化。由于體育產業集群特征以及開發的外部社會經濟條件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我們以靜態認識為基礎深入考察體育產業集群的本質屬性的同時，還必須有動態發展的眼光，考察不同時間序列體育產業集群所呈現的動態屬性及其變化趨勢，了解體育產業集群資源的長期趨勢、變化特性與過程，從而科學合理地制定出體育產業集群的空間布局。
2 人本發展原則
人本發展原則就是規劃要以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相關利益群體的利益為本，這里的相關利益群體是指影響體育產業組織目標實現的群體或個人，或者是在這一過程中遭受其影響的群體或個人，主要包括政府主管機構、體育企業、周邊居民、體育消費者等。體育產業集群發展戰略規劃的人本價值取向進一步決定了體育產業集群發展戰略規劃的重點內容就是圍繞這些利益群體而展開的，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的發展必須符合人本發展原則，堅持以人為本，處理好發展過程中的各方利益關系。
3 綜合效益原則
體育產業集群建設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預期的綜合效益，包括政策、社會、經濟、環境等四個方面的效益，而不能僅僅只用經濟效益的眼光看待問題，還要考慮周邊居民的想法、國家的宏觀政策、產業結構、環境保護及文化傳承，在進行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開發時，還要充分合理利用體育產業資源，發揮其潛在的資源優勢，以獲得最大的綜合效益。
二、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空間布局的理論基礎與規劃目標
點軸開發理論最早由波蘭經濟學家薩倫巴和馬利士提出。點軸開發模式是增長極理論的延伸，從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看，經濟中心總是首先集中在少數條件較好的區位，成斑點狀分布。這種經濟中心既可稱為區域增長極。也是點軸開發模式的點。點軸理論認為增長極中的極點是點軸開發中的點，點與點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由線狀的基礎設施。特別是線狀的交通干線串聯在一起，點和軸發展到一定時間后會形成圈體，即區域經濟圈。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是區域體育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具有特殊的空間組織形式，其空間組織形式主要包括三個層面。
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是以武漢、黃石、鄂州、黃岡、孝感、咸寧、仙桃、天門、潛江九個城市為中心城市的區域經濟合作體。在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兩型社會”改革試驗區獲批以及三峽大壩建設等巨大推動作用下，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在城市群規模、基礎設施、配套建設、中心城市規模、城鎮體系、城際聯系、產業發展、吸引力等方面擁有一定的優勢。根據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可以將其點軸體系分為以下三級軸線：以潛江－天門－仙桃－武漢－鄂州－黃岡——黃石為一級軸線；以孝感－武漢－咸寧為二級軸線；以209國道(內蒙古－廣西北海)、318國道(上海－聶拉木)、106國道(北京－廣州)、207國道(錫林浩特－海安)、316國道(福州－蘭州)、宜黃高速公路等公路為三級軸線。武漢城市圈從整體上分為核心層、邊緣層、腹地層、擴展層、國內層、國外層等幾個部分(見表1)。核心層、邊緣層、腹地層為內圈，是體育產業集群發展的重點區域；擴展層、國內層、國外層為外圈，是體育產業集群的支撐地區。武漢城市圈各地政府越來越關注區域經濟發展問題，體育產業集群的培育也必將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武漢城市圈層分為核心層、邊緣層、腹地層、輻射層、擴展層等五層，每個圈層是由相對完整的體育產業區構成，由具有當地特色體育產業組成，形成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區域體育產業集群，主要打造“一星二翼四區”體育產業集群布局(參見表2)。
1 “一量”——武漢體育產業集群
所謂“一星”是指武漢體育產業集群，主要以東方馬城、金銀湖高爾夫球場打造泛金銀湖休閑體育區。金銀湖地區包括武漢東西湖區的金銀湖、江岸金銀潭地區以及常青花園和中環線以南部分地區，總用地面積約78平方公里。博彩馬業的引入將導致產生大量公共服務需求，以賽馬場為核心、3.5公里半徑范圍內，商業、商務金融、文化娛樂、旅游住宿等配套服務設施的比重和規模將大幅提高。武漢市規劃部門原則通過泛金銀湖地區概念規劃，武漢擬將該地區打造成繼“鋼城”、“車城”、“光谷”之后的武漢經濟“第四極”——武漢賽馬場。以中體倍力、帕菲特俱樂部、名人國際、英派斯等體育健身俱樂部打造體育健身區。健身娛樂是現代人類實現高品質生活的必要手段，體育與健身娛樂相結合，成為現代人類身體和精神的樂園，豐富了人類的生命意蘊。體現了生而為人的意義和價值。武漢作為現代化都市，眾多居民進行體育健身活動，對健身市場有著巨大的需求。以沌口體育中心、洪山體育館、武漢體育學院為核心打造體育賽事區。洪山體育館地處武漢市洪山廣場西側，占地面積42000平方米，是我省目前最大的綜合性體育
館之一。武漢體育中心是六城會開幕式的主會場，是2007年女足世界杯比賽場地，體育場的中央控制系統被國際足聯的代表稱贊為世界最好的十個體育場館控制系統之一。
2 “兩翼”——黃石、咸寧體育產業集群區
黃石市區人口67萬人，人口數量和建成區面積僅次于武漢，在其他8個城市中規模最大，發展空間最大，這決定了黃石在城市圈中副中心城市的地位。中國乒乓球隊訓練基地——黃石乒乓運動產業坐落于黃石，基地先后16次接待中國乒乓球一隊、二隊，亞洲地區和全國乒乓球優秀選手集訓，集訓運動員有1800余人次。其中，有20多人在奧運會、世界錦標賽、世界杯乒乓球賽中獲得冠軍30多個，為我國乒乓球運動做出了突出貢獻，被稱為“世界冠軍搖籃”、“中國乒乓球隊之家”。咸寧九宮山滑雪度假區位于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九宮山上，依托京珠高速、京廣鐵路等，交通便捷快速。是集夏季避暑度假、冬季冰雪運動為一體、四季皆宜的休閑度假勝地。特別是滑雪度假區集滑雪、滑冰、滑水、滑草、滑翔、滑道(旱地雪橇)等四季動感項目于一體及輔之以住宿、餐飲、會議等配套服務項目，是人們體育休閑度假的勝地。另外，咸寧溫泉在湖北、江西、湖南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也為健身體育旅游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3 “四區”——隨州、黃岡、鄂州、天門、潛江、仙桃體育產業集群區
目前，鄂州市大力發展休閑體育產業，興建了紅蓮湖恒大金碧天下、湖北國際水上運動基地、紅蓮湖高爾夫鄉村俱樂部、梁子島高爾夫俱樂部等體育休閑類產品。通過整合梁子湖生態旅游區體育產業資源，加快了鄂州市體育休閑產業基地和區域性特色體育產業群建設。黃岡麻城打造泛戶外用品產業基地，項目協議投資額達20億元人民幣，將建設華中一流的、集專業市場、產業展貿、商務配套、倉儲物流、旅游觀光、汽車兌技、商住配套等多層次和多文化服務功能為一體的中國泛戶外用品產業基地。仙桃市走出了4名世界冠軍，作為中國唯一的“體操之鄉”，體操成了這座城市一張亮麗名片。在仙桃舉辦的首屆國際體操節上。簽訂了60多項合作項目。協議資金30多億元。
三、提升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競爭力的發展策略
1 產品品牌化策略
體育品牌是體育產品或勞務特有的名稱、術語、象征、記號或設計及其組合。體育品牌是企業、消費者及其他相關組織共同創建的，它不只是商品的外在表現，更有自己的內在屬性，體育產品品牌化是形成體育品牌規劃的戰略過程。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擁有開展體育產品品牌化的優勢資源。在競技體育方面，水上運動、跳水、體操等項目位居全國前列，在世界體壇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武漢城市圈不僅擁有“武漢東湖皮劃艇訓練基地”、“黃石國家乒乓球訓練基地”、“國家體操訓練基地”及“紅蓮湖水上訓!練競賽基地”，而且還產生了不少世界冠軍和奧運冠軍。在體育產業方面。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北京奧運的成功舉辦，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規模不斷擴大，各類健身中心、武術館、保齡球館、網球場、高爾夫球場、水上樂園、垂釣園等各種健身娛樂設施呈現強勁發展的勢頭，特別是出現了二大批在全國有影響力的體育企業。其中最為有名的是武漢東方馬城，涵蓋體育賽馬、旅游、商業和地產四大產業，包括國際賽馬場、馬會俱樂部；馬術學校、神馬樂園，、五星級國際會議中心大酒店、至尊豪宅、高尚住宅小區、智能化寫字樓、東方商業廣場和汽車博覽中心等十多個項目，隨著賽馬市場的需要逐漸增大，核心賽馬產業與配套企業之間的比例也更加協調，集群內的企業之間在產品、市場、技術、銷售網絡等方面交流十分頻繁，企業之間聯系緊密，區域產業集群規模擴大、專業化程度加深、優勢產業競爭力逐漸拓展。
2 區域合作化策略
目前，武漢城市圈不同類型和規模的區域體育合作組織不斷發展，但多年來區域政府間的協作并沒有對跨區域的體育事務進行有效管理，許多地區在諸如區域政策優惠、體育利益共享、體育產業一體化、體育運動員的流動等方面并未進行有效的合作。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是由“1+8”9個城市所組成的體育結合體，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體育企業發展水平有限，各地政府成為實現區域體育經濟協調發展的主角。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未來能夠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使各地政府融人其中，這是由體育產業集群的關聯效應決定的，在體育產業集群開發過程中，各地政府必須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作為依據和保障，約束地方政府在區域體育產業合作中的行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保護參與合作各方的正當權益，建立利益分享機制，使參與方獲得相應利益，激發參與體育經濟合作的熱情。
3 高新園區發展策略
從整體上看，武漢城市圈三大產業積聚帶已初現端倪。一是以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為核心區，整合黃石、黃岡、鄂州、咸寧等地資源，逐步形成以光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及新醫藥等為重點的產業集群。二是以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為核心區，以仙桃、潛江、天門等地為配套生產基地，形成以汽車制造、IT設備、精細化工、輕工食品等為重點的產業集群。三是以吳家灣海峽兩岸科技產業園為核心區，以孝感市為生產基地，形成以汽車零部件、食品加工、農產品加工、鹽磷化工等為重點的產業集群。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武漢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和吳家灣海峽兩岸科技產業園是湖北省經濟發展的增長極，這為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的跨越發展提供了契機和廣闊空間。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依托開發區推進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發展的總體思路是“建設大市場，實施大項目，培育大企業，重組大產業，構筑新格局”。要進一步整合資源，在開發區現有的產業格局中發展體育用品與體育服務兩大產業集群，延長開發區產業鏈，主要以發展體育器械產業、體育電子競技設備、賽車零部件產業、體育服飾產業、體育保健品等五大產業為主，全面提升武漢城市圈的體育產業集群競爭力。
4 多元化投資策略
進入21世紀以來，在政府的支持下，武漢城市圈加強了招商引資的力度，為體育產業集群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較大的資金支持，招商引資已經成為政府的一項日常工作。目前，武漢城市圈已初步形成了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國內民營資本加快進入、金融機構積極參與的多元化、多渠道的體育產業投資格局。但是，政府在體育產業項目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必須認真分析體育產業招商引資的特點及規律，由于體育產業是一項綜合性產業。加上體育產業市場又有較大的彈性，所以投資商對于體育產業項目的把握有一定難度，很容易造成大批項目開發不足或閑置等待。推動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融資多元化主要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建立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渠道多元化的體育發展投融資機制，廣開門路籌集發展資金，發展體育資本市場，同時政府應牽頭不定期組織銀行與圈內體育產業集群的企業對話，項目推介，加強金融機構同企業之間的聯系。第二，針對中小民營體育企業貸款規模小、數量多、貸款成本高的特點，可以采取利息市場化或賦予銀行更多的利息浮動權，為企業的技術創新項目提供專項貸款。第三，積極鼓勵民間資金投入集群的各種項目建設，推進各類風險投資機構的發展?？煽紤]建立體育產業集群投資資金，可通過發行債券、股票等形式在資本市場上籌措資金。
5 聯合營銷策略
聯合營銷是將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作為一個整體，利用各種營銷工具和手段，以使體育產業集群產生經濟溢出，實現價值增值的營銷理念與方法。它把各個獨立的營銷工作綜合成一個整體，以產生協同效應。這些獨立的營銷工作包括廣告、直接營銷、銷售促進、人員推銷、包裝、項目、贊助和客戶服務等。隨著武漢市體育產業集群進一步發展，客觀上要求體育產業集群實行整合營銷策略，更好地促進整個經濟體共同發展。一方面，要構建營銷網絡，整合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資源，發揮政府機構、體育公司、服務公司和交通部門等機構的作用，按照市場規律，開展統一的聯合宣傳促銷，形成密切合作的促銷機制。另一方面，要注重區域產品整合，實施差異化戰略，加強武漢城市圈體育產業集群聯合營銷，進一步打破地區行政分割、部門壁壘和行業壟斷，促進和擴大地區交流與合作，發展體育產業協作，建立統一的市場體系，實行聯合營銷，壯大體育產業品牌。
責任編輯 陳孝兵
國外投資范文第3篇
一、國外風險投資機構類型的研究
Gladstone (1988) 風險通過對風險投資機構資本來源的研究, 將其劃分為私募型、公開上市型、大公司附屬型及銀行附屬型等四類風險投資機構。Abbott和Hay (1995) 同樣根據資本來源, 將風險投資機構劃分為獨立型風險投資機構和附屬型投資機構。其中, 獨立型風險投資機構的公司性質更多的為有限合伙制, 其資本渠道較為廣泛。而附屬型風險投資機構的公司性質大多數為公司制, 其母公司、銀行或保險公司為其提供資本來源, 而不會從其他渠道籌集風險資本。
Sahlman (1990) 則根據風險投資機構的形式, 將其劃分為大銀行或者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型、公共貿易公司型、小企業投資公司型以及獨立風險投資型。Bygrave (1992) 根據資金規模等因素將風險投資機構分為六類, 資金規模達1億美元以上的巨型風險投資機構、資金規模在2500萬美元-9900萬美元之間的主流風險投資機構、資金規模在2500萬美元以下的二流風險投資機構、基金規模在2500萬美元以下且投資種子期和起步期的小型風險投資機構、特定對象型風險投資機構和大企業附屬型風險投資機構。
Thomas Hellmann, Marco Da Rin, Manju Puri (2011) 從組織結構、內部關系、機構所有權、融資戰略和投資策略的不同等方面來考慮, 將風險投資機構分為政府資助型風險投資機構 (GVC) 、企業風險投資機構 (CVC) 、獨立風險投資 (IVC) 和銀行附屬 (擁有) 風險投資機構 (BVC) 。其中, 政府資助型風險投資機構 (GVC) 包括各級政府及國有獨資企業直接設立并管理的風險投資機構, 企業風險投資機構 (CVC) 包括國內股份有限公司 (含上市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以及非金融機構設立的風險投資機構, 獨立風險投資 (IVC) 包括自然人組件的風險投資公司, 以及合伙制的風險投資企業。銀行附屬 (擁有) 風險投資機構 (BVC) 包括發起人為金融機構 (控股) 的風險投資機構。
二、國外風險投資機構特點的研究
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研究將風險投資機構劃分為G V C、CVC、IVC以及BVC四種類型, 這已成為近年來的趨勢。并且, 很多文獻還重點研究了這四種VC的特點。
很多風險投資機構都會從政府取得支持, 我們把各級政府及國有獨資企業直接設立并管理的風險投資機稱為GVC。
國外的相關文獻主要從這種類型投資機構的投資行為是如何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這方面進行研究的, 政府主要是通過一些優惠政策來影響GVC的投資行為, 包括稅收抵免以及給予更多的資本支持等優惠政策。相關研究表明, GVC在進行投資時不僅僅考慮財務回報, 還會考慮其他的政策性目標, 但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些風險投資機構的投資決策還不是很清楚。
有文獻對政府設立的風險投資機構對經濟的影響做了相關的研究, 其主要是通過研究政府設立的風險投資機構的業績表現開展的。Brander et al. (2011) 運用了從2000-2008年有政府設立的風險投資機構的25個國家的數據, 在與其他類型的風險投資機構比較后發現, 與沒有政府出資的VC相比, 由GVC和其他類型的VC混合成立的投資公司有更高的退出率, 同時這種混合成立的投資公司有更多的資金支持, 這也解釋了該類型公司有更高的投資金額的原因。雖然GVC在單獨投資較小的項目時, 其退出率也相對比較低。
也有研究表明政府風險投資機構和私人風險投資機構在融資上補充或者替代對方。Leleux和Surlemont (2003) 研究了歐洲VC的數據, 發現GVC投資后的企業會吸引更多的私人風投對其投資, 政府風險投資機構對于風險資本有一定的引導作用。Cumming和Mac Intosh (2006) 更是做出大膽的假設, 認為由于加拿大政府風險投資機構的參與, 導致了整個VC市場規模的減小。
國內股份有限公司 (含上市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以及非金融機構設立的風險投資機構稱為企業風險投資機構 (CVC) 。
Hellmann (2002) 首次提出了戰略風險投資模式的概念, 并用模型驗證了CVC有戰略利益目標等額外的收益要求, 與只追求經濟利益的獨立風險投資有所不同。Masulis和Nahata (2011) 采用事件研究方法, 通過區分美國共2589個并購案例是被CVC還是被IVC投資的, 發現CVC對投資回報有更多的要求, 驗證了CVC相對于IVC較少關注財務回報最大化。
Masulis和Nahata (2009) 驗證了Hellmann (2002) 的模型, 他們用1996-2001年間在美國上市的CVC投資的177家公司作為樣本, 研究發現初創企業在選擇CVC和IVC投資時, 會更加偏好能帶來技術優勢的CVC;而如果初創企業對于CVC來說是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時, CVC往往會對該初創企業有一個較高的估值, 這也可能是初創企業偏好CVC的一個原因。
Ivanov和Xie (2010) 研究了1981-2000年在美國上市的123家被CVC投資的公司, 發現這些企業在首次公開募股時, 有更高的估值和更高的收購價格, 可能原因是這些創業公司與CVC母公司具有技術互補的優勢。
相對于BVC, 國外對CVC的研究比較多, 這與BVC在VC行業扮演的重要角色多少有些不符。
Mayer et al. (2005) 以德國、以色列、日本和英國這四個國家的不同類型的風險投資機構作為研究對象, 發現BVC比CVC偏向于后期的投資。在美國以外的地區, 銀行在VC行業中似乎也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Hellmann et al. (2008) 將1980-2000年在美國上市的由BVC投資的所有公司與由IVC投資的公司進行比較, 發現BVC更傾向于投資債務杠桿水平更高的公司。另外被BVC投資過的公司也更容易從銀行取得貸款。
獨立風險投資 (IVC) 包括自然人組件的風險投資公司, 以及合伙制的風險投資企業, 其在VC行業中同樣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Gompers (1994) 和Hsu.Kenney (2005) 從VC的發展和變更的歷史角度來研究了IVC的發展。Alter (2009) 收集了美國加州1982-2002年間158家VC的數據對其預測進行了驗證。他認為合作制有助于人員的培訓和更有效的利用時間, 并且高級合伙制比低級合伙制更加穩定。他通過開發一個關于VC規模和結構的模型, 預測風投公司隨著投資規模和數量的增加而越發專業。
摘要：二十一世紀金融業全球化背景下, 風險投資推動高科技的發展, 成就了21世紀全球經濟總體快速發展, 風險投資業被譽為現代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在整個風險投資過程中, 風險投資機構是整個風險投資過程的核心。本文從風險投資機構的類型及特點著手, 對國外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整理總結。
關鍵詞：國外,風險投資機構,類型和特點
參考文獻
[1]Bygrave W D, Jeffry A Timmons.Venture capital at the crossroads[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2]Gladstone David.Venture capital handbook[M].London:Prentice Hall, 1988:6-7.
[3]Leleux, B., and Surlemont, B.“Public Versus Private Venture Capital:Seeding or Crowding Out?A Pan-European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 (1) :81-104.
國外投資范文第4篇
國內外關于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文獻非常豐富。周英章 (2002) 運用時間序列經濟計量技術對我國1952~1999年期間的產業結構變動和實際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 得出結論: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證實產業結構變動是影響我國實際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 而實際經濟增長對產業結構變動沒有顯著的影響[1]。劉偉 (2002) 通過采用考慮不同產業結構對生產影響的函數, 對全國各地區 (1992~2000) 的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 得出第一產業增長1%會導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14%, 第二產業增長1%會導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3%, 第三產業增長1%會導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54%。從而指出, 擴大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會導致經濟的良性增長[2]。葉廣依 (2003) 通過對我國各主要產業部門增長率進行實證分析, 得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年平均在90%以上, 其中僅工業一項的貢獻就達60%左右[3]。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 (Simon.Kuznets) 在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搜集了幾十個國家的統計資料, 從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產業間的分布兩個方面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第一, 隨著時間的推移, 農業部門的國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均處于不斷下降之中;第二, 工業部門的國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體上是上升的, 但是, 工業部門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則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第三, 服務部門的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的比重基本上都是上升的。然而, 它的國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卻不一定與勞動力的比重一樣同步上升, 綜合地看, 大體不變和略有上升[4]。錢納里 (Chenery, 1960) 通過分析部門增長的決定要素出發, 并利用51個國家的經驗數據說明,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發生變化時, 服務行業和農業變化最小, 而制造業增長最大, 由此提出產業增長的模式, 并認為這種工業化模式能使資源得到最優配置[5]。帕西內蒂 (L.L.Pasinetti) 在研究經濟增長過程中, 考察了經濟增長的三種情況:第一, 經濟增長是由人口增長引起的;第二, 經濟增長是由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共同引起的;第三, 經濟增長是由結構變化引起的。在考察了以上三種情況之后, 他認為第三種情況是更一般、更現實的情形。他指出, 由于不同部門 (產業) 之間的生產率提高速度與需求擴張速度是可以不同的, 就會發生資本和勞動在不同部門 (產業) 之間的轉移。這種轉移變化是保證經濟不斷增長的條件, 即使當個別部門就業機會減少和生產增長速度放慢, 只要這些部門的勞動力和資本轉移到相當高的就業增長率和生產增長率的部門, 整個國民經濟仍然能夠隨著資本和勞動力的充分利用而增長[6]。
已有的文獻和研究表明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間有著密切關系。有的學者對二者的關系進行了定性分析, 認為經濟增長是由產業結構變動引起的;有的進行了定量分析, 認為具體產業變動多少單位, 總產出也會變動一定的單位。本文選取劉偉和李紹榮給出的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分析模型[2], 選取江西省1980~2007年經濟指標, 對GDP與三大產業等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定量多元回歸計量經濟研究, 從而為江西省實施產業布局和發展戰略規劃提供參考依據。
2 模型、變量和數據
劉偉和李紹榮認為不同產業結構對生產的影響函數為[2]:
其中Y表示總產出;Xi, i=1, 2…, k表示第i產業的產出量;A表示經濟的制度和技術水平。對上述函數求全微分可得:
上式兩端同除以Y得:
其中表示第i產業的總產出彈性, 記為βi;則 (3) 式可以改寫為:
其中表示經濟制度變遷對總產出的貢獻, 因此可利用以下計量模型計量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選取GDP作為產出, 第一產業增加值為X1, 第二產業增加值為X2, 第三產業增加值為X3;第二產業中的工業增加值為X21, 第二產業中的建筑業增加值為X22。本文中各項變量的數據, 都來自于2008年《江西統計年鑒》。
3 實證分析
3.1 江西省產業結構現狀
由圖1可以得知, 改革開放以來江西省產業結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第一產業比重大幅度的下降, 即由1980年第一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的43%下降到2007年的16%;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快速下降的同時, 江西省第二產業產值所占GDP比重卻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由1980年的36.8%上升到2007年的51.6%;第三產業產值比重整體呈現了上升的趨勢, 但近年來有所下降, 具體體現為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從1980年的19.6%上升到2007年的31.8%。但2001年~2007年間第三產業產值所占比重有小幅下降, 從2000年的40.8%下降到2007年的31.8%。
2001~2007年第三產業產值所占比重的下降可能源自于2001年起江西省推行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發展戰略。該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實施, 導致江西省迅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第二產業中的工業, 第二產業產值所占份額隨之迅速上升, 擠占了一些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從圖2中可以得知, 1980~2000年間的第二產業產值比重一直低于40%, 徘徊在30%~40%, 2001~2007年間第二產業產值比重不斷上升;第二產業中的工業產值比重也一直徘徊在30%左右, 自2001年以來迅速上升。這表明, 江西省推行的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發展戰略收效明顯。
3.2 江西省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析
選取1980年到2007年各變量的值, 并運用計量經濟學軟件5.0可以得到以下計量回歸方程:
該回歸方程的判決系數為R2=0.9998, 而調整后的R2為0.9998, 這說明第一、二、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有整體的解釋意義, 但統計量D-W為0.6791, 說明序列數據存在高度的序列相關。因此, 參數在統計意義上是不可信的, 必須對以上回歸方程進行重新修改, 考慮二階自回歸的方程, 如下:
修正之后, R2=0.9999 R2=0.9999, 可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有整體的解釋意義;變量的t檢驗顯示, 所有的值都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 表明各個解釋變量具有明確的經濟學含義;模型的F值為198637.2, 表明模型整體上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D-W此時變為2.1233, 表明模型的殘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關性。由此回歸方程, 可知江西省第一產業產值增加1%會導致國內總產值增長0.3811%;第二產業產值增加1%會導致國內總產值增長0.4101%;第三產業產值增加1%會導致國內總產值增長0.2545%。這說明: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最大, 其次是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非常的高, 幾乎達到了與第二產業同等的貢獻度, 表明江西還是個農業大省;第三產業產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最小, 說明江西省的第三產業發展還很落后。
為了細化江西省的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利用1980至2007年江西省國內生產總值GDP, 第一產業的增加值X1, 第二產業中的工業增加值X21, 第二產業中的建筑業增加值X22, 得到如下回歸模型:
該模型中的D-W值為0.9055, 不妨再對上述方程進行修正, 考慮二階自回歸的方程, 得到:
該回歸方程的判決系數R2=0.9999, 調整后的R2=0.9999, 可見第一產業、工業、建筑業、第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有整體的解釋意義;變量的t檢驗顯示, 所有的值都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 表明各個解釋變量具有明確的經濟學含義;模型的F值為122458.7, 表明模型整體上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D-W此時變為2.0483, 表明模型的殘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從此回歸方程可見, 第二產業中的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非常的大, 表明了工業對于江西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工業產值增加1%, 國內總產值增長0.3356%;第二產業中的建筑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非常的低, 建筑業產值增加1%, 國內總產值才增長0.0705%, 體現了江西建筑業發展十分落后, 嚴重的制約了江西第二產業及經濟的增長。
4 結論和建議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第二產業的增長對江西經濟增長起著主要的推動作用, 尤其是第二產業中的工業對江西經濟增長起了支撐作用;第二產業中的建筑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比較小;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依然很高, 江西依然是個農業大省;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偏低, 第三產業發展落后。
本文通過引入模型, 并利用江西省國內生產總值、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的工業增加值、第二產業的建筑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數據, 建立了兩個多元回歸模型?；貧w方程顯示:江西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最大, 第二產業產值增加1%, 國內總產值增加0.4101%;第二產業中的工業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工業產值增加1%, 國內總產值增加0.3356%, 體現了江西經濟增長對于工業的重要依賴性;第一產業產值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很高, 第一產業產值增加1%, 國內總值增加0.3798%, 這么高的貢獻度并不是好事, 表明江西的經濟增長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第一產業的貢獻。
劉偉 (1995) 通過發達國家經濟的初期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相比較證明工業化未完成的發展中國家, 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于工業制造業, 工業制造業的結構性擴張 (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上升) 無論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還是科技進步, 或對資本效率及勞動生產率的提升, 都具有首要的意義。彭道賓 (2004) 通過測算, 得出江西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結論。2001年提出了江西“三個基地, 一個后花園”的區域戰略定位, 并于當年的12月明確了“以加快工業化為核心, 以大開放為主戰略”的發展思路, 全面提升綜合競爭力, 實現江西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至此, 江西經濟發展完全擺脫了以農業和基礎資源為依托的戰略思路。江西開始走上一條以城市和工業園區擴張為載體、以大規模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為重點的工業化發展道路, 全省經濟也由此進入了一個高速增長的新時期。通過本文分析, 可以肯定的是:力圖通過促進第二產業中的工業增長來加速江西經濟增長的政策部署, 是合乎江西經濟發展規律的。
對于現階段的江西, 經濟要想實現又好又快的增長, 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1) 要繼續施行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發展戰略, 主攻工業發展, 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加大投資, 完善基礎設施, 辦好工業園, 提高工業產值總量; (2) 發展現代農業, 扎實推進農村產業化經營和農村工業化發展戰略; (3) 同時逐步培養和發展第三產業, 為后工業化時代江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做準備。
參考文獻
[1]周英章, 蔣振聲.我國產業結構變動與實際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J].浙江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 2002 (5) :146-152.
[2]劉偉, 李紹榮.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J].中國工業經濟, 2002 (5) :14-21.
[3]葉廣依, 曹乾.我國產業部門增長效應地區差異的實證分析[J].經濟地理, 2003 (5) :304-307.
國外投資范文第5篇
公司風險投資(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簡稱CVC,也稱公司創業投資),是指非金融類公司的創業投資項目或附屬部門對投資組合企業進行的“直接投資”(NVCA,2001),或是由已建立公司對私人所有的創業企業的少數股權投資(Gompers & Lerner, 1998)。這種投資工具所選擇的投資機會或者與母公司的戰略相一致,或者能夠提供協同效應,或者有助于節約成本。與傳統的(獨立)風險投資(Traditional Venture Capital,簡稱TVC;Independent Venture Capital,簡稱IVC)相比,公司風險投資在資金來源、投資主體、投資動機、投資規模和模式以及與創業企業之間的關系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區別。
經濟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利用CVC這一特殊的創業投資形式。CVC實踐活動的快速發展已經引起了國外研究者的敏銳關注。我們從Elsevier(SDOL)、PROQUEST、EBSCO以及Blackwell等出版商的數據庫進行了檢索,條件為論文名稱、關鍵詞和摘要,三者中至少有一個包括檢索詞“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通過對檢索到的且有效的國際CVC文獻進行分析后發現:近三年,國外對CVC的研究文獻迅速增加,而且研究地位也在進一步加強,這標示著CVC活動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國際學者的關注。需要說明的是:公司風險投資領域方面的研究文獻在上述數據庫中具代表性的是Elsevier(Science Direct Online,SDOL),這里選取了該數據庫的檢索結果進行了分析。在2011年僅Elsevier(SDOL)上的載文就達14篇,高于1998～2008年間的年平均載文3.6篇,而且有越來越多的文章在國際一流刊物發表,如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等。
在研究視角與主題方面還發現,近年來,公司投資者、創業企業這兩個傳統視角下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拓展。早期,國外CVC文獻關注的焦點往往是投資公司(Chesbrough;Dushnitsky 和 Lenox) [1,2],相對較少從創業企業的視角關注CVC,更少關注CVC單元與其他網絡成員的關系,即便是在此類研究相對較多的CVC單元與項目公司(PC)的關系,在分析CVC與PC時,研究者通常采用任意一方的視角,對公司投資者和新創企業的雙重實證分析非常有限(Weber. B, Weber.C,2007) [3]。
然而,更多的新進展主要集中在CVC活動的組織間學習、CVC單元的關系治理機制、CVC單元參與聯合風險投資網絡等方面,這些研究主題很難把它們放在傳統視角下。受多維研究視角以及組織間關系理論的啟發,我們認為CVC單元與獨立風險投資機構(IVC)、項目公司(PC)、母公司的業務單元(BU)之間的雙邊關系、三元組織關系屬于典型的組織間關系,公司投資者和創業企業家都試圖建立和改善組織間的關系、參與更大的社會網絡,并從中謀取更大的價值。因此,我們把這些文獻視作基于組織間關系視角的研究。據此沿著組織間關系理論視角對國外公司風險投資的研究主題、核心文獻進行了梳理和述評,最后做出總結并指出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2 CVC活動的組織間學習、知識創造
與獨立的風險投資家(IVCs)主要或完全追求財務目標不同,公司風險投資家(CVCs)更多地追求戰略目標諸如:接近與公司核心活動相關的新技術、學習潛在的認購目標、刺激核心產品的互補品需求、開發諸如許可證或是聯盟這樣的戰略關系。這些戰略績效的獲取往往是通過CVC活動的組織學習來實現的。這一組織間學習最常見的是CVC單元與項目公司間的相互學習。
2.1 組織間學習機制
學習機制是獲取價值的重要機制,組織間的學習改善了組織間關系,進而提高了公司創新績效。公司大量使用CVC投資來學習新興技術和競爭方法(Keil),而組織可利用兩種學習機制來獲取經驗的積累,即實驗性學習和外部學到的經驗(Zahra 等;Zahra 等)[4]。當知識資產缺乏流動性和非常難以表達清楚和模仿時,外部的經驗則是經驗積累的尤其重要的一個方面。進一步的實證研究,Yang 等基于對VenureXpert數據庫的2110個公司創業投資的案例分析,發現外部學到的經驗(用聯合投資活動的頻率來度量)可克服組織的學習近視癥,提高投資公司對公司創業投資項目的篩選能力,而這一能力可幫助母公司產生短期的財務回報和提高長期的戰略績效[5]。
2.2 組織間學習類型及績效
那么,什么又影響了組織間學習呢?Keil將外部的組織間學習分為探索性學習(Explorative Learning)和應用性學習(Exploitative Learning),前者的學習結果通常與現有的知識相差很遠,而后者是在組織現有的知識庫基礎上進行的相關學習,他進一步指出組織結構、初始資源稟賦、知識顯性化和編碼和知識交換網絡對學習過程的方向和效率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Schlldt 等從組織間學習渠道的角度比較了CVC、非股權聯盟、合資和并購這四種集成度依次遞增的公司外部創業形式對應用性學習、探索性學習的影響,指出管理模式的集成度最低的CVC是更有利于探索性學習的形式。
2.3 三元組織的知識轉移和社會資本
Weber,C 和 Weber,B從動態社會網絡的視角考察了德國12個CVC的三個一組(CVC單元、公司業務單元、項目公司)的案例,探索了影響組織間知識轉移和創造的社會資本、社會債務的前提條件。社會資本、社會債務來自組織內和組織間的網絡結構,這一網絡結構是動態變化的,預投資前的社會資本促進了知識的轉移和創造,但投資的后期,結構和人員的鎖定可最終將社會資本轉化為社會債務,而社會債務不利于知識的轉移和創造[6]。Dushnitsky 和 Shaver探討了組織間知識獲取的局限性,公司投資者與創業企業家的知識、技術的轉移存在悖論:即公司投資者喜歡弱的知識產權保護(IPP),因為他想獲取更多的知識。而創業企業家喜歡強的知識產權保護,他們害怕自己的技術被模仿[7]。
3 CVC活動的關系治理機制
CVC單元與項目公司之間的匹配與合作關系、融資工具選擇、控制權分配以及正式的合約條款是公司風險投資活動及創業企業管理的重要治理工具。
3.1 關系匹配
CVC單元與PC之間的關系匹配(關聯度)對雙方的價值創造具有重要作用,影響著雙方的績效。Thornhill 和 Amit (2001)提出了“關聯匹配”(反映組織文化和結構)和“經濟匹配”(創業企業需要的功能和母公司的資源)的概念,發現母公司與項目公司本質上是動態的,隨時間過去,經濟上的連接傾向于減少,而關聯的紐帶依然或多或少完整保持。Weber, B., Weber, C.利用一個新的理論概念:“關系匹配”(Relational Fit),它由社會資本和知識相關性構成,CVC單元與PC之間的“關系匹配”促進了知識轉移和知識創造,進而提高了項目公司的績效。他們將目前社會資本忽略的意向匹配和情感匹配這兩個方面納入“關系匹配”的框架,擴展了社會資本理論。 Thomas Keil., 等驗證了CVC與項目公司間的關系匹配和CVC投資數量交互影響了創新績效。
3.2 融資工具選擇
Douglas Cumming探討了有限合伙制的風險投資回報被普遍認為高于CVC的投資回報的第四個因素,即CVCs不善于簽訂與被投資者的創業企業家之間的有效契約。CVC的母公司應向激勵CVCs方向努力,盡可能簽訂為了能夠獲取財務收益、戰略方向的并最能反映公司投資者利益的契約[8]。Douglas Cumming證明了可轉換優先股是風險資本融資的最優形式,美國風險投資家經常使用可轉換優先股,而其他國家的VCs較少使用,寧愿使用普通股。但是,在加拿大,美國和加拿大的CVCs有更大的傾向使用非轉換債,而有限合伙制的VCs更可能使用普通股和可轉換證券,因為它產生了比普通股更高的收益。來自歐洲的風險投資契約的相關證據還表明:CVCs契約包含了更大的控制權和較少向上的努力。CVC更可能以收購退出并伴隨低的回報。
3.3 控制權分配
風險投資家與創業企業家之間控制權分配與融資契約存在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系,這一關系在CVC投資者與創業企業家間表現更為復雜。Masulis, R.W., Nahata, R.研究表明:不同類型戰略投資者的融資契約影響公司投資者與創業企業家之間的董事權力(控制權)、創業企業的股價。兩種類型的戰略投資者分別是互補性的CVC投資者和競爭性的CVC投資者,創業企業內部人給予競爭性的CVC投資者以低的董事會席位,而自己保留更大的董事權力。與此相對,在同樣的投資水平下,互補性的CVC投資者得到比競爭性的CVC投資者較高的董事會席位和股權。創業企業是否受益或受損取決于CVC投資者的戰略目標(互補性的、競爭性的),也就是母公司與項目公司的產品市場關系。
4 CVC單元參與聯合風險投資網絡
風險資本聯合投資的比例大約在40%～80%之間,在2001年,歐洲聯合投資的比例在40%～50%之間(Wright & Lockett),而美國接近80%(Jääskeläinen et al.),在公司風險投資領域,有88%的CVC投資是聯合投資(Basu Sandip et al.,2009; Yang,2006)。大公司CVC單元的投資者往往與獨立的風險投資家(IVCs)聯合投資,并傾向于參與更大的聯合組織,而不是與僅有IVCs的聯合投資。因此,積極的CVC投資者嵌入在風險投資網絡中,能夠連接眾多的風險投資者,并從網絡中獲益。
4.1 聯合投資網絡的本質
聯合風險投資網絡是一個以社會資本為紐帶,以互利、交換為目標的社會網絡。Zheng(2004)認為聯合投資網絡是一個以互利為目標的社會網絡,聯合投資有助于形成一個創造社會資本的網絡,高度發達的社會網絡能彌補風險投資中知識資本的不足。通過聯合投資網絡,風險投資公司能彼此從尋找有利可圖的項目中分享彼此的經驗、專業知識以及信息。Matthew S.Bothner (2006)則將聯合風險投資網絡視作一個社會交換網絡,認為以往接受聯合投資項目的公司比發起聯合投資項目數量多的公司更傾向于發起聯合投資。這種傾向并不是出于財務動機,可能是要償還在聯合投資網絡中的債務(接受到聯合邀請),以便在將來能更多的項目資源。
4.2 聯合風險網絡的形成機理
CVC單元參與聯合投資可促進聯合風險投資網絡的形成,提高在網絡中的地位,接近多樣化的項目和技術,從而增加創業成功的可能性。Yang(2006)發現與風險投資公司的更大的聯合可幫助CVC單元發展網絡,這一網絡能夠接近一個更加技術多樣化的項目公司,它正向影響投資者的增加價值。Hochberg 等(2007)驗證了具有較好網絡的風險投資公司的聯合投資的績效顯著好于其它公司,同樣地,具有較好網絡的風險投資家投資的項目公司更有可能存活和得到下一輪的投資并實現最終的退出 [9]。Basu, S., 等(2009)驗證了公司的CVC項目參與投資網絡,尤其是投資不同的業務領域,不僅可以增加投資機會和交易流,而且產生了與IVCs關系的異質網絡、增加了在位企業的網絡嵌入性、形成了投資經驗的多樣化,進而促進了CVC投資績效。
4.3 如何獲取網絡中心性
CVC單元如何獲取在網絡中的中心性?CVC與聯盟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最新的兩個文獻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以往研究認為,處于中心地位的風險投資家主要是與其他具有中心地位的風險投資家共同投資,但是,Keil 等(2010)研究發現過去的中心性與公司資源的負面的交互作用,這一結論意味著公司風險投資家擁有的資源可以替代他們缺乏中心性,使得他們快速贏得在風險投資網絡中的中心地位。Dushnitsky 等(2010)分析了在90年代的372個軟件公司的CVC和聯盟形成,發現CVC與聯盟形成間的倒“U”關系,即CVC投資隨聯盟形成數量的增加,開始時也增加,隨后遞減。而且,當公司投資在他們內部資源,當公司逐漸成熟,當公司更有經驗時,CVC與聯盟間的正向關系變得弱化[10]。
5 結論及展望
國外CVC近40年的研究主要在投資者、創業企業這兩個傳統視角基礎上展開,已經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最近文獻大多是基于組織間關系視角的研究,它進一步推進CVC研究向縱深發展。該視角的CVC最新研究,廣泛吸納了相關學科研究的新成果,如利用組織學習理論、社會網絡、社會資本、不完全契約等理論,從更廣泛的視野、嶄新的見解來理解CVC活動,反映了網絡成員之間復雜動態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然而,這一視角的研究只是起步階段,今后的研究可能在以下方面拓展:(1)CVC單元與網絡成員IVCs之間的聯合投資以及風險投資網絡治理的影響因素、治理方式和治理績效。(2)CVC單元與創業企業間的融資契約(工具)的選擇、設計和安排以及控制權分配。(3)組織間學習機制、知識共享、轉移及知識創造機理。
參考文獻
[1]CHESBROUGH H W. Making sense of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2, 80 (3):90–99
[2]DUSHNITSKY G,LENOX M J.When do incumbents learn from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Corporate venturing capital and investing firminnovation rates[J].Research Policy,2005b(34):615–639
[3]WEBER B,WEBER C.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as a mean for radi-cal innovation-a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based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7(24):11–35
[4]ZAHRA S A, SAPIENZA H J, DAVIDSSON P. Entrepreneurship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a review, 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6, 43(4): 917–955
[5]YANG Y,et al.Developing the selection and valuation capabilitiesthrough learning:The case of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J/OL].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8,doi:10.1016/j.jbusvent.2008.05.001
[6]WEBER C, WEBER B. 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of social liabilities in CVC triads—A dynamic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9,doi:10.1016/j.jbusvent.2009.07.004
[7]DUSHNITSKY G, SHAVER J M. Limits to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e paradox of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10):1045–1064
[8]CUMMING D J.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contracts [J]. Journal of Alternative Investment, 2006(9):40–53
[9]HOCHBERG Y V, LJUNGVIST A, Lu Y. Whom you know matters: venture capital networks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7(62): 25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