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考古論文題目范文第1篇
前輩考古學者是把考古調查發掘報告當做考古學論文的。
前輩考古學者是把考古調查發掘報告當做考古學論文的。1987年出版的《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收錄12篇文章，其中新石器時代的3篇《甘肅史前考古報告》《中國西北甘肅走廊和青海地區的考古調查》《雁北三處史前遺址調查》，均為考古調查發掘報告。1984年出版的《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收錄23篇文章，第一篇《斗雞臺溝東區墓葬》(節選)和第二篇《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布》為考古調查發掘報告。1959年出版的夏鼐《考古學論文集》收錄的10篇文章分為三個部分，夏鼐先生在《編后記》中講：“第一部分是關于我國原始社會遺存的調查和發掘報告”，這一部分共收錄3篇文章，為《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臨洮寺洼山發掘記》和《蘭州附近的史前遺存》。1959年出版的《梁思永考古論文集》收錄的7篇文章中，至少《昂昂溪史前遺址》《后岡發掘小記》和《熱河查不干廟林西雙井赤峰等處采集之新石器時代石器與陶片》3篇屬于考古報告。
更早的例子可舉1946年出版的《六同別錄》，此書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慶?？箲饎倮?，即將離開四川南溪李莊時石印一部三冊的論文集。傅斯年所長在《編輯者告白》中講：“這一冊何以名《六同別錄》呢?其實這里面的論文，都可以放在集刊里的，因印刷技術之故，單提出來，故曰別錄。六同是蕭梁時代的郡名，其郡治似乎即是我們研究所現在所在地——四川南溪的李莊鎮——或者相去不遠。其他的古地名，大多現在用在臨近處，而六同一個名詞，頗近‘抗戰勝利’之意，所以就用了它。”傅先生在這里除了解釋文集名稱的寓意外，還講到收錄的文章性質是屬“論文”。這些論文如不刊在此“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中，都是可以收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發表的?！读瑒e錄》3冊共收錄27篇文章，于此僅舉數例：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屬于語言學，張政烺《奭字說》屬于古文字學，勞幹《論漢朝的內朝與外朝》屬于歷史學，芮逸夫《伯叔姨舅姑考》屬于人類學，屬于考古學的則收入石璋如的三篇：《小屯后五次發掘的重要發現》《小屯的文化層》《河南安陽后岡的殷墓》。
考古報告完全能夠體現考古人的學術水平，也能充分體現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考古報告完全能夠體現考古人的學術水平，也能充分體現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讀過宿白先生執筆的《白沙宋墓》的人，都不會說此考古發掘報告不是學術著作。該報告內容是1951年底到1952年初河南禹縣白沙鎮所發掘的三座宋代趙氏家族墓。徐蘋芳先生在2002年文物出版社再版《白沙宋墓》之際，寫有一篇《重讀〈白沙宋墓〉》的文章，客觀準確地對該報告作出介紹和評價。白沙這三座北宋中晚期的仿木建筑雕磚壁畫墓，屬于新發現的墓葬類型，在編寫報告的時候，沒有可資沿用的同類考古發掘報告體例?！栋咨乘文埂穲蟾娴恼w安排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資料，一個部分是論述。資料部分以墓葬為序，詳細介紹發掘經過、墓的構造、墓的裝飾、人骨和隨葬品;論述部分包括三座墓葬的年代、三座墓葬的關系和墓主人的社會身份、三座墓葬的墓室構造和布置。這樣的結構安排兼顧到考古報告的兩大特性——資料性和著述性。歷史時期考古學主要方法就是用傳世文獻解釋考古遺存，《白沙宋墓》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大量的、超出正文字數的文獻注釋，讀者無不欽佩作者在注釋中表現出的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將闡釋考古遺存的文獻從正文中移出放在注釋中，徐蘋芳認為：“考古報告本身便是一種學術研究的形式。為了達到學術研究的目的，我認為只要是符合學術研究的科學準則，有利于闡述論證意見的任何一種表達方式都是可行的。”以大量注釋史料方式寫成的《白沙宋墓》，可與裴松之注《三國志》及伯希和《馬可波羅行紀》的注釋相媲美?！栋咨乘文埂肥褂梦墨I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以當世文獻闡釋當世歷史，報告引用最多的文獻一是講建筑的李誡《營造法式》，一是講葬俗的王洙《地理新書》，這兩部著作均為北宋時期的著作。
史前時期的考古發掘報告可舉張忠培先生執筆的《元君廟仰韶墓地》?！对龔R仰韶墓地》報道的是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陜西分隊華縣隊于1958年秋至1959年夏，在華縣元君廟全面揭露的一處由57座墓葬組成的史前時期的墓地。故宮博物院新編《紀念張忠培先生文集·學術卷》收有陳雍先生撰寫的《認知“元君廟模式”》一文，該文對元君廟墓地的發掘及發掘報告創建的以墓地材料重建史前社會的模式做出客觀準確的介紹和評價。層層遞進的邏輯論證可以稱得上《元君廟仰韶墓地》最突出的體例特點。陳雍以階梯式的形式表述了《元君廟仰韶墓地》一書的三個遞進論證邏輯：“從一種炊器/認識了/一組器物的/演變邏輯/一種文化的/序列維系/一片墓地的/時空關系;從一種墓葬/認識了/一片墓地的/類型含義/一種社會的/組織結構/一種社會的/形態性質;從一座墓葬/認識了一群男女的/生活差異/一種制度的/存在真諦/一種社會/與另一種社會的/內在聯系。”第一個邏輯鏈講的是報告從弦紋夾砂罐入手，推導出尖底瓶、夾砂罐、缽盆組合的演變，進而認識了墓地的形成有三個階段，墓地的結構布局是六排兩片;第二個邏輯鏈講的是報告從合葬墓為家族墓的認定入手，進而得出墓區為氏族墓、墓地為部落墓的人群性質，墓地的人群組織為兩個氏族構成的一個部落;第三個邏輯鏈講的是報告從M420成年女性與未成年女性的合葬墓入手，看出社會對女性的重視，因男女社會分工不同導致男女的社會身份地位不同，元君廟社會處于發達的母系制階段。三個邏輯論證鏈自身是遞進的邏輯論證，三個邏輯鏈之間也是一個遞進的邏輯論證，即從墓地的分期認識墓地的布局，從墓地的布局認識人群的組織形態，從人群的組織認識社會的發展階段。史前時期考古學是最能體現考古學方法的斷代考古，《元君廟仰韶墓地》的墓地分期和空間布局是用考古層位學和考古類型學方法研究得出的，社會人群組織的認識則是用民族考古學的闡釋方法得出的。
朱乃誠先生最近在文章中批評《元君廟仰韶墓地》報告的編寫體例，認為報告作者出于公布研究成果的目的，將本應寫在最后的著述性的《墓地范圍、分期與布局》一章放在了《前言》之后、資料性的《墓穴與葬式》《隨葬器物》《遺址》各章之前，此與大多的考古報告編寫體例不合。資料性和著述性是考古調查發掘報告的兩個特性，兩者在一部考古報告中如何安排，是否一定是資料部分置前，著述部分置后?其實，考古發掘報告的編寫體例是多樣化的，采取何種體例，要視編寫內容而定，正像上文講到的徐蘋芳看待《白沙宋墓》闡釋文獻安排位置一樣，“只要是符合學術研究的科學準則，有利于闡述論證意見的任何一種表達方式都是可行的”。
殊不知正是由于人們過分強調考古發掘報告的八股式編寫體例——資料在前著述在后，才有了一些人——包括其他學科的人也包括考古學的人——產生了對考古發掘報告的厭讀;也正是由于過分強調考古發掘報告的資料性，才有了一些人對考古發掘報告不屬于學術成果的認識。
根據田野考古活動的形式和內容，考古報告包括發掘報告和調查報告。
根據田野考古活動的形式和內容，考古報告包括發掘報告和調查報告。我曾寫過一篇導讀蘇秉琦《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布》調查報告的文章，在此，僅重復一下該文對調查者于開瑞莊北清理的一處剖面的層位學意義：1.繼梁思永發掘河南安陽后崗遺址之后，再次發現仰韶、龍山、歷史時期的“三疊層”。2.揭示出遺跡堆積與地層堆積在考古層位學上具有相同的意義，兩者在遺址的有序堆積中，均屬獨立的堆積單位，具有相同的分期意義。3.給出在層位堆積中，除疊壓、打破兩種地層關系外，還存在第三種地層關系——“平列”的啟示。
在中國考古學文獻中還有一篇經典調查報告，即徐旭生先生的《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該報告的重大學術意義，當首推揭開了考古學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并且發現偃師二里頭遺址。二里頭遺址自1960年代發掘至今，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考古學界大多人認定該遺址就是夏王朝都城的廢墟。報告的研究方法是據文獻記載確定夏氏族活動的區域，徐氏排查梳理與夏氏族相關的先秦文獻史料后，“覺得有兩個區域應該特別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穎水谷的上游登封禹縣地帶;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約自霍山以南 )一帶”。這種以文獻記載為線索的調查方法，頗類海因里希·謝里曼相信《荷馬史詩》尋找和發掘特洛伊城的做法。該報告還使用了一個方法，即考古遺存的“區域認定法”。晚期商文化的中心分布區在安陽殷墟所在的豫北，早期商文化的中心分布區在鄭州二里崗所在的豫中，周代早期文化在豐鎬所在的渭河流域，而在商文化和周文化分布的區域之外的豫西尋找夏文化。這種歷史時期族文化考古遺存的探尋方法，不同于“系譜追溯法”，即如從商代晚期的小屯文化追溯商代早期的二里崗文化，再向前追溯先商文化。
考古學業內對考古報告性質的認識。
《白沙宋墓》《元君廟仰韶墓地》《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布》《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這樣的考古調查發掘報告不僅是學術著作，而且是經典學術著作。
前不久，《大眾考古》上發表賀云翱先生一篇講考古發掘報告的文章。作者從考古學的立足之本、考古學理論方法的產生和運用、考古人對考古遺存的認識過程、考古人揭示考古遺存的工作過程、考古報告的成果性質、考古發掘報告為社會服務的屬性、考古發掘報告出版的費用等七個方面闡述了考古發掘報告的重要性，認為“考古發掘報告”是考古學的核心成果。
曾有一個時期，國家社科基金考古學項目只是資助重要發掘、重大發現的考古發掘報告的編寫和出版，這說明考古發掘報告在國家項目層面上受到的重視?！读瑒e錄》中收錄的石璋如的三篇考古報告，傅斯年將其與語言學、古文字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論文一視同仁。與此相同，考古報告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也享受了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相同的待遇。
鑒于文物資源不可再生的特性，有人講考古發掘也是一種破壞，尤其是那些品質不高的考古發掘和那些挖完以后不報道材料的考古發掘。我們欣喜地看到，在國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視和干預下，在考古發掘單位的積極配合下，一些延遲報道的重大考古發掘材料也已陸續以大部頭的專題報告形式發表?？脊虐l掘材料未能及時報道的原因有很多，諸如原始記錄不存，發掘人過世等。其實，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本應負責報告編寫的人對報告重視不夠，未能把考古報告理解為學術著作，熱衷于寫作“學術論文”，考古材料還未報道，相關的研究文章早已充斥紙端;一個是把考古報告的學術含量看得過高，總想把自己負責的考古發掘報告寫成像《白沙宋墓》《元君廟仰韶墓地》《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布》《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那樣的學術經典，卻眼高手低，遲遲拿不出來。
張忠培在《還是要向鄒衡學習》一文中說：“田野考古是現代考古學所以成為考古學的本質，考古發掘既是對遺存的保護又是對遺存的破壞，所以，考古報告既是檢驗考古工作者學術研究水準高下的著作，又是保存、保護遺存的必需的重要平臺，也是測試考古工作者職業道德的試金石，故入道的考古工作者都將編寫好考古報告作為其考古人生最重要的追求。”
中國的傳統史學有著史、考史、論史之分，若論重要，當首推著史，次為考史，而論史居后。依此衡量考古學，考古發掘報告的編寫性質與著史相同，其重要意義當在編寫學術專著和學術論文之上。對于考古人而言，真正能夠傳世的著作只能是考古發掘報告。
歐洲考古論文題目范文第2篇
前輩考古學者是把考古調查發掘報告當做考古學論文的。
前輩考古學者是把考古調查發掘報告當做考古學論文的。1987年出版的《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收錄12篇文章，其中新石器時代的3篇《甘肅史前考古報告》《中國西北甘肅走廊和青海地區的考古調查》《雁北三處史前遺址調查》，均為考古調查發掘報告。1984年出版的《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收錄23篇文章，第一篇《斗雞臺溝東區墓葬》(節選)和第二篇《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布》為考古調查發掘報告。1959年出版的夏鼐《考古學論文集》收錄的10篇文章分為三個部分，夏鼐先生在《編后記》中講：“第一部分是關于我國原始社會遺存的調查和發掘報告”，這一部分共收錄3篇文章，為《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臨洮寺洼山發掘記》和《蘭州附近的史前遺存》。1959年出版的《梁思永考古論文集》收錄的7篇文章中，至少《昂昂溪史前遺址》《后岡發掘小記》和《熱河查不干廟林西雙井赤峰等處采集之新石器時代石器與陶片》3篇屬于考古報告。
更早的例子可舉1946年出版的《六同別錄》，此書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慶?？箲饎倮?，即將離開四川南溪李莊時石印一部三冊的論文集。傅斯年所長在《編輯者告白》中講：“這一冊何以名《六同別錄》呢?其實這里面的論文，都可以放在集刊里的，因印刷技術之故，單提出來，故曰別錄。六同是蕭梁時代的郡名，其郡治似乎即是我們研究所現在所在地——四川南溪的李莊鎮——或者相去不遠。其他的古地名，大多現在用在臨近處，而六同一個名詞，頗近‘抗戰勝利’之意，所以就用了它。”傅先生在這里除了解釋文集名稱的寓意外，還講到收錄的文章性質是屬“論文”。這些論文如不刊在此“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中，都是可以收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發表的?！读瑒e錄》3冊共收錄27篇文章，于此僅舉數例：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屬于語言學，張政烺《奭字說》屬于古文字學，勞幹《論漢朝的內朝與外朝》屬于歷史學，芮逸夫《伯叔姨舅姑考》屬于人類學，屬于考古學的則收入石璋如的三篇：《小屯后五次發掘的重要發現》《小屯的文化層》《河南安陽后岡的殷墓》。
考古報告完全能夠體現考古人的學術水平，也能充分體現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考古報告完全能夠體現考古人的學術水平，也能充分體現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讀過宿白先生執筆的《白沙宋墓》的人，都不會說此考古發掘報告不是學術著作。該報告內容是1951年底到1952年初河南禹縣白沙鎮所發掘的三座宋代趙氏家族墓。徐蘋芳先生在2002年文物出版社再版《白沙宋墓》之際，寫有一篇《重讀〈白沙宋墓〉》的文章，客觀準確地對該報告作出介紹和評價。白沙這三座北宋中晚期的仿木建筑雕磚壁畫墓，屬于新發現的墓葬類型，在編寫報告的時候，沒有可資沿用的同類考古發掘報告體例?！栋咨乘文埂穲蟾娴恼w安排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資料，一個部分是論述。資料部分以墓葬為序，詳細介紹發掘經過、墓的構造、墓的裝飾、人骨和隨葬品;論述部分包括三座墓葬的年代、三座墓葬的關系和墓主人的社會身份、三座墓葬的墓室構造和布置。這樣的結構安排兼顧到考古報告的兩大特性——資料性和著述性。歷史時期考古學主要方法就是用傳世文獻解釋考古遺存，《白沙宋墓》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大量的、超出正文字數的文獻注釋，讀者無不欽佩作者在注釋中表現出的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將闡釋考古遺存的文獻從正文中移出放在注釋中，徐蘋芳認為：“考古報告本身便是一種學術研究的形式。為了達到學術研究的目的，我認為只要是符合學術研究的科學準則，有利于闡述論證意見的任何一種表達方式都是可行的。”以大量注釋史料方式寫成的《白沙宋墓》，可與裴松之注《三國志》及伯希和《馬可波羅行紀》的注釋相媲美?！栋咨乘文埂肥褂梦墨I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以當世文獻闡釋當世歷史，報告引用最多的文獻一是講建筑的李誡《營造法式》，一是講葬俗的王洙《地理新書》，這兩部著作均為北宋時期的著作。
史前時期的考古發掘報告可舉張忠培先生執筆的《元君廟仰韶墓地》?！对龔R仰韶墓地》報道的是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陜西分隊華縣隊于1958年秋至1959年夏，在華縣元君廟全面揭露的一處由57座墓葬組成的史前時期的墓地。故宮博物院新編《紀念張忠培先生文集·學術卷》收有陳雍先生撰寫的《認知“元君廟模式”》一文，該文對元君廟墓地的發掘及發掘報告創建的以墓地材料重建史前社會的模式做出客觀準確的介紹和評價。層層遞進的邏輯論證可以稱得上《元君廟仰韶墓地》最突出的體例特點。陳雍以階梯式的形式表述了《元君廟仰韶墓地》一書的三個遞進論證邏輯：“從一種炊器/認識了/一組器物的/演變邏輯/一種文化的/序列維系/一片墓地的/時空關系;從一種墓葬/認識了/一片墓地的/類型含義/一種社會的/組織結構/一種社會的/形態性質;從一座墓葬/認識了一群男女的/生活差異/一種制度的/存在真諦/一種社會/與另一種社會的/內在聯系。”第一個邏輯鏈講的是報告從弦紋夾砂罐入手，推導出尖底瓶、夾砂罐、缽盆組合的演變，進而認識了墓地的形成有三個階段，墓地的結構布局是六排兩片;第二個邏輯鏈講的是報告從合葬墓為家族墓的認定入手，進而得出墓區為氏族墓、墓地為部落墓的人群性質，墓地的人群組織為兩個氏族構成的一個部落;第三個邏輯鏈講的是報告從M420成年女性與未成年女性的合葬墓入手，看出社會對女性的重視，因男女社會分工不同導致男女的社會身份地位不同，元君廟社會處于發達的母系制階段。三個邏輯論證鏈自身是遞進的邏輯論證，三個邏輯鏈之間也是一個遞進的邏輯論證，即從墓地的分期認識墓地的布局，從墓地的布局認識人群的組織形態，從人群的組織認識社會的發展階段。史前時期考古學是最能體現考古學方法的斷代考古，《元君廟仰韶墓地》的墓地分期和空間布局是用考古層位學和考古類型學方法研究得出的，社會人群組織的認識則是用民族考古學的闡釋方法得出的。
朱乃誠先生最近在文章中批評《元君廟仰韶墓地》報告的編寫體例，認為報告作者出于公布研究成果的目的，將本應寫在最后的著述性的《墓地范圍、分期與布局》一章放在了《前言》之后、資料性的《墓穴與葬式》《隨葬器物》《遺址》各章之前，此與大多的考古報告編寫體例不合。資料性和著述性是考古調查發掘報告的兩個特性，兩者在一部考古報告中如何安排，是否一定是資料部分置前，著述部分置后?其實，考古發掘報告的編寫體例是多樣化的，采取何種體例，要視編寫內容而定，正像上文講到的徐蘋芳看待《白沙宋墓》闡釋文獻安排位置一樣，“只要是符合學術研究的科學準則，有利于闡述論證意見的任何一種表達方式都是可行的”。
殊不知正是由于人們過分強調考古發掘報告的八股式編寫體例——資料在前著述在后，才有了一些人——包括其他學科的人也包括考古學的人——產生了對考古發掘報告的厭讀;也正是由于過分強調考古發掘報告的資料性，才有了一些人對考古發掘報告不屬于學術成果的認識。
根據田野考古活動的形式和內容，考古報告包括發掘報告和調查報告。
根據田野考古活動的形式和內容，考古報告包括發掘報告和調查報告。我曾寫過一篇導讀蘇秉琦《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布》調查報告的文章，在此，僅重復一下該文對調查者于開瑞莊北清理的一處剖面的層位學意義：1.繼梁思永發掘河南安陽后崗遺址之后，再次發現仰韶、龍山、歷史時期的“三疊層”。2.揭示出遺跡堆積與地層堆積在考古層位學上具有相同的意義，兩者在遺址的有序堆積中，均屬獨立的堆積單位，具有相同的分期意義。3.給出在層位堆積中，除疊壓、打破兩種地層關系外，還存在第三種地層關系——“平列”的啟示。
在中國考古學文獻中還有一篇經典調查報告，即徐旭生先生的《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該報告的重大學術意義，當首推揭開了考古學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并且發現偃師二里頭遺址。二里頭遺址自1960年代發掘至今，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考古學界大多人認定該遺址就是夏王朝都城的廢墟。報告的研究方法是據文獻記載確定夏氏族活動的區域，徐氏排查梳理與夏氏族相關的先秦文獻史料后，“覺得有兩個區域應該特別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穎水谷的上游登封禹縣地帶;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約自霍山以南 )一帶”。這種以文獻記載為線索的調查方法，頗類海因里希·謝里曼相信《荷馬史詩》尋找和發掘特洛伊城的做法。該報告還使用了一個方法，即考古遺存的“區域認定法”。晚期商文化的中心分布區在安陽殷墟所在的豫北，早期商文化的中心分布區在鄭州二里崗所在的豫中，周代早期文化在豐鎬所在的渭河流域，而在商文化和周文化分布的區域之外的豫西尋找夏文化。這種歷史時期族文化考古遺存的探尋方法，不同于“系譜追溯法”，即如從商代晚期的小屯文化追溯商代早期的二里崗文化，再向前追溯先商文化。
考古學業內對考古報告性質的認識。
《白沙宋墓》《元君廟仰韶墓地》《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布》《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這樣的考古調查發掘報告不僅是學術著作，而且是經典學術著作。
前不久，《大眾考古》上發表賀云翱先生一篇講考古發掘報告的文章。作者從考古學的立足之本、考古學理論方法的產生和運用、考古人對考古遺存的認識過程、考古人揭示考古遺存的工作過程、考古報告的成果性質、考古發掘報告為社會服務的屬性、考古發掘報告出版的費用等七個方面闡述了考古發掘報告的重要性，認為“考古發掘報告”是考古學的核心成果。
曾有一個時期，國家社科基金考古學項目只是資助重要發掘、重大發現的考古發掘報告的編寫和出版，這說明考古發掘報告在國家項目層面上受到的重視?！读瑒e錄》中收錄的石璋如的三篇考古報告，傅斯年將其與語言學、古文字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論文一視同仁。與此相同，考古報告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也享受了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相同的待遇。
鑒于文物資源不可再生的特性，有人講考古發掘也是一種破壞，尤其是那些品質不高的考古發掘和那些挖完以后不報道材料的考古發掘。我們欣喜地看到，在國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視和干預下，在考古發掘單位的積極配合下，一些延遲報道的重大考古發掘材料也已陸續以大部頭的專題報告形式發表?？脊虐l掘材料未能及時報道的原因有很多，諸如原始記錄不存，發掘人過世等。其實，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本應負責報告編寫的人對報告重視不夠，未能把考古報告理解為學術著作，熱衷于寫作“學術論文”，考古材料還未報道，相關的研究文章早已充斥紙端;一個是把考古報告的學術含量看得過高，總想把自己負責的考古發掘報告寫成像《白沙宋墓》《元君廟仰韶墓地》《西安附近古文化遺存的類型和分布》《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那樣的學術經典，卻眼高手低，遲遲拿不出來。
張忠培在《還是要向鄒衡學習》一文中說：“田野考古是現代考古學所以成為考古學的本質，考古發掘既是對遺存的保護又是對遺存的破壞，所以，考古報告既是檢驗考古工作者學術研究水準高下的著作，又是保存、保護遺存的必需的重要平臺，也是測試考古工作者職業道德的試金石，故入道的考古工作者都將編寫好考古報告作為其考古人生最重要的追求。”
中國的傳統史學有著史、考史、論史之分，若論重要，當首推著史，次為考史，而論史居后。依此衡量考古學，考古發掘報告的編寫性質與著史相同，其重要意義當在編寫學術專著和學術論文之上。對于考古人而言，真正能夠傳世的著作只能是考古發掘報告。
歐洲考古論文題目范文第3篇
1 引 言
馬的馴化極大地推動印歐語系人群和文化的分化與擴張，擴大了草原青銅文化的影響范圍，并大大提高了人類的運輸和戰爭能力。因此，馬的馴養和開發被認為是歐亞草原文明快速演進的核心條件，也深深地影響著古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1）。世界范圍來看，家馬的馴化最晚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紀中葉;之后，家馬遺骸在中亞草原地帶及歐亞大陸地區諸多考古遺址多有發現（2）。大約在商代晚期，家馬突然大量出現于中原地區，并被用做犧牲埋葬于高等級祭祀坑及貴族墓地（3）。
《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4）。作為祭祀禮儀中高等級的犧牲及戰爭中出奇制勝的法寶，家馬對于統治者來說無疑具有極高的宗教、政治和軍事意義，對早期家馬的研究也成為認識先秦禮制、軍事及社會變革的重要手段（5）。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針對考古遺址中出土的馬匹的年齡、性別及骨骼形態學等問題，鮮有對家馬飼養策略的分析（6）。這一現狀限制了對古代家馬極其功用的深入了解。近年來，隨著考古學理論和技術的發展，通過對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骨骼中的相關穩定同位素組成的測定來研究動物的食物結構，已經成為研究家畜起源及飼養策略的主要方法之一。利用這一方法，國內學者業已對史前豬、狗、黃牛、綿羊等動物的飼養策略進行研究（7）。然而，一直以來，缺少對家馬飼養策略的科技分析。因此，本文通過對陜西淳化棗樹溝腦遺址西周中晚期馬坑（MK1）出土馬骨進行C、N穩定同位素分析，研究這些馬匹的食物結構和飼養策略。
2 材料與方法
2.1 出土背景概況及樣品選擇
棗樹溝腦遺址位于陜西淳化縣潤鎮鄉梁家行政村轄區，以先周文化遺存分布范圍最廣。2006至2010年，西北大學考古學系與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合作進行了四次發掘，發掘總面積近3000平方米（8）。馬坑（MK1）位于發掘區西南部，平面大致呈圓形，其年代為西周中晚期?？觾仍狁R4匹，編號為馬1、馬2、馬3、馬4。此次樣品選自這4匹馬，包括牙齒3例（均為牙本質部分），骨骼5例，具體取樣部位見表一。
2.2 樣品預處理
機械去除樣品表面污染物，超聲清洗并干燥。選取約0.5克樣品，加入0.5摩爾/升鹽酸于5℃下浸泡，每隔2天換新鮮酸液，直到樣品酥軟無氣泡。去離子水清洗至中性，加入0.125摩爾/升氫氧化鈉室溫下浸泡20小時，再洗至中性。置入pH=3的溶液中70℃下明膠化48小時，濃縮并熱濾，冷凍干燥得膠原蛋白。最后稱重，計算膠原蛋白得率（骨膠原重量/骨樣重量，結果見表一）。
2.3 測試與數據統計分析
樣品膠原蛋白中C、N元素含量和穩定同位素的測定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分析測試中心完成，測試儀器為熱電公司生產，配備有Vario元素分析儀的Isprime 100 穩定同位素質譜儀。C、N穩定同位素比值分別以國際標準USGS24標定碳鋼瓶氣（以PDB為基準）和IAEA-N-1標定氮鋼瓶氣（以AIR為基準）為標準，分析精度分別為±0.1‰和±0.2‰。C同位素的分析結果以相對美國南卡羅萊納州（Caroline）白堊系皮迪組箭石（Cretaceous Belemnite）碳同位素豐度比（PDB）的δ13C表示，N同位素的分析結果以相對氮氣（N2，氣態）的δ15N表示。樣品的C、N含量以及C、N穩定同位素比值見表一。
3 結果與討論
3.1 骨骼污染判斷
利用C、N穩定同位素進行食譜分析基于一個重要假設，即骨骼的結構和化學組成在埋藏過程中基本未受外界環境的影響，仍能保持部分生物學特性（9）。然而，土壤的酸堿度、溫濕度、微生物活動等相關因素不可避免要改變骨骼的化學組成，從而導致其結構的破壞，造成骨骼污染。因此， 鑒別污染， 篩選出未經污染或污染甚輕的樣品并剔除污染嚴重的樣品， 是穩定同位素分析的首要任務。研究表明，骨膠原C、N含量分別在15.3%～47%和5.5%～17.3%范圍內，且C/N摩爾比值介于2.9～3.6時，可視為無污染的樣品（10）。送檢的8個樣品C、N含量分別為33.4%～43.1%、11.7%～15.5%和C/N摩爾比值為3.2和3.3，均在此范圍內，說明樣品中的骨膠原保存較好，可以用于食譜重建。
3.2 馬的飼養策略
C、N穩定同位素分析原理，國內學者已曾詳細介紹，此處不再贅述（11）。4匹馬肢骨的δ15N值為4.0～5.8‰，這符合暖溫帶陸地食草動物的δ15N值為3～7‰的特征（12）。與肢骨相比，馬2和馬4右上第二乳前臼齒（dP2）均高于相應肢骨的δ15N值，差值分別為1.2‰和2.1‰;而馬1右上第三前臼齒（右上P3）則與其肢骨的δ15N值基本相同。我們認為，這種情況與馬在不同年齡階段的食物結構及骨骼和牙齒的營養代謝有關。研究表明，哺乳動物的牙齒本質生長是由齒尖開始，由外向內層層相繼地生長，這也被稱為牙本質生長線。牙本質生長線一旦形成，其化學組成便基本不再與外界交換（13）;而骨骼在個體死亡之前始終參與新陳代謝，其化學組成也隨之變化（14）。因此，牙齒的化學成分記錄了該個體牙齒發育階段的食物信息，骨骼同位素則記錄了個體死亡前若干年內的食譜概況。dP2從出生之時已經開始發育，主要記錄了家馬斷奶之前的食譜信息。此時，馬駒主要通過母乳獲取營養，母乳效應（Nursing Effect）會導致其骨骼和牙齒δ15N值比母馬高3‰～5‰（15）。斷奶之后（16），小馬所采食植物的δ15N值比馬奶底約3‰～5‰（一個營養級），這種變化最終會反映在骨骼的δ15N值上。因此，馬2和馬4乳齒的δ15N值高于骨骼。相比之下，馬1右上P3發育的時間則始于2.5歲左右（17），因此其δ15N值與骨骼幾無差異。
淳化棗樹溝腦遺址所在地屬于半濕潤氣候區，自然景觀為森林草原地帶（18），這種環境并不利于野生C4植物的生長（19）。因此，野生或放養狀態下食草動物的食譜中應基本為C3植物。針對棗樹溝腦遺址的農業考古工作雖暫未開展，但據周鄰同期遺址的情況可知此處位于北方旱作農業區，其典型作物是以粟和黍為代表的C4植物。如在鄰近的周原遺址王家嘴地點（年代為廟底溝二期至東周）的出土谷物以粟最多，達6437粒，占出土谷物的92%（20）。因此，我們可以根據δ13C值來判斷該遺址馬的食譜已被人為干預，即向其飼料中添加粟、黍及其副產品。
從棗樹溝腦遺址馬的δ13C來看，分布范圍為-17.1‰～-12.9‰，明顯大于完全以C3植物為食者的同位素值（如鹿和草兔，δ13C基本在-20‰左右或更低），而又小于完全以黍或者粟類產品為食的動物（如豬，約為-7‰或更高）（21），說明這些馬與野生食草動物食譜并不相同，其食物部分來自粟作農業產品。這一結果肯定了其家馬的屬性，與動物考古研究結果相符（22）。同時，不同的δ13C反映了其生前不同的食物結構和飼養策略。馬1、馬2、馬4的δ13C集中分布在為-12.95‰～-15.5‰，體現出以C4食物即粟黍等為主的食譜類型，飼養策略可能以人工飼養為主;而馬3的δ13C為-17.1‰，反應它的食物來源以C3植物為主，含有少量粟類食物，我們據此推測其飼養策略應以野外采食的放養為主，并在冬季及早春等不適宜放牧的時候為其提供粟類食物作為飼養。事實上，這些推測也得到了先秦史料的支持?！对娊洝ば⊙拧x鴦》：“乘馬在廄，摧之秣之”（23）。 鄭玄注：“摧，莝也;秣，粟也”?！对娊洝L·周南·漢廣》：“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其秣駒（24）?！笨梢?，粟在當時是飼養馬匹的主要飼料。此外，《周禮·夏官·圉師》中也有關于馬匹飼養方式的記載，如 “春除蓐，釁廄，始牧”。即春天除去馬廄中鋪墊的草，行釁禮，然后開始放牧（25）?！蹲髠鳌でf公二十九年》：“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倍蓬A：“日中，春秋分也。（26）”顯然，周代牧馬的時間主要集中在草木繁盛的夏季。如此，喂養與放養結合，應該是當時飼養馬匹的主要方式。
4 結 論
通過對陜西淳化棗樹溝腦遺址西周中晚期馬坑1（MK1）出土馬骨進行C和N穩定同位素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 馬2、馬4年齡dP2的δ15N值高于其肢骨，這與其斷奶之前的母乳喂養有關。
（2） 棗樹溝腦遺址馬坑1出土馬骨的δ13C值大于完全以C3植物為食者的同位素值，表明這些馬生前食用較多的C4類植物即粟黍等，它們的食物明顯受到人類的干預，這一結果一方面肯定了其家馬的的屬性，與動物考古學研究成果相符;另一方面，也為今后開展中國古代家馬起源與飼養策略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3） 4匹馬中馬1、馬2、馬4的δ13C值反映出以C4食物即粟黍等為主的食譜類型，其飼養方式可能主要為人工喂養，并輔以放養;而馬3的δ13C值表明它的食物來源以C3植物為主，同時含有部分C4食物，因此其飼養策略可能以放養為主。這種情形是否代表了馬匹犧牲來源的多元化，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
受所選取樣品數量和屬性的限制，上述結論還有待進一步的檢驗。我們今后會繼續關注并開展相關研究，以便于深入認識中國古代家馬起源及飼養策略。
致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員、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王建新教授對本文予以悉心的指導，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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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考古論文題目范文第4篇
摘 要 云南省內有8個人口較少民族，他們都是典型的山地農耕民族，土地是他們的生活重心。從古到今，在對土地的利用方面，他們從生產活動中摸索出一套適合當地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以基諾族為例探討了人口較少民族的土地利用智慧，從不同的角度說明生產活動、宗教信仰對約束人的行為、保護土地生態的重要性。
關鍵詞 人口較少民族；基諾族；刀耕火種；輪歇栽培
1 民族概況
我國人口較少民族是指總人口在30萬人以下的28個民族，云南地區有8個，分別為：獨龍族、德昂族、基諾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景頗族，總人口42.1萬。從地理位置來看，這8個民族普遍分布在邊境地區、偏遠山區和峽谷地帶，有6個直接從原始社會末期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8個民族至今都以農業為主，土地是他們生活的重心。
土地利用是指人類對土地自然屬性的利用方式和目的、意圖，是一種動態過程。土地利用既是個技術問題，又是個經濟問題。因為隨著人類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對土地自然屬性的利用方式也不斷的發生變化。說它是個經濟問題，是指技術水平的提高會帶來土地更多的產出和更高的經濟效益。云南地區8個人口較少民族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在土地利用方面也一直不斷變化。從原始社會的采集漁獵到山地農耕時期的刀耕火種，解放后在國家的幫助下，從原始氏族經濟進入社會主義經濟，精耕細作的多種經營模式代替了刀耕火種。在國內各地區的橫向比較之下，云南人口較少民族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然較低，但在國內土壤大面積污染的今天，他們對待土地的方式卻是值得借鑒的。
2 土地利用智慧
從采集漁獵到今天的現代化經營，這些人口較少民族摸索出一套適合云南山地的土地利用模式，使他們在滿足生活需要的同時，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當地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較完整的生物多樣性體系。杜玉亭教授和尹紹亭教授都曾經以基諾族為例，指出刀耕火種與毀林開荒是兩碼事。人口較少民族的刀耕火種，有著比較嚴格的“輪歇”制，在某些方面已具有相當高的發展水平[1]。尹紹亭教授對基諾族刀耕火種的民族生態學研究表明，傳統基諾族社會的刀耕火種，不僅沒有破壞其生存環境，而且形成了生態保護的一整套良性循環機制，是基諾族人民一種獨特的生存智慧[2]。
2.1 刀耕火種，既利用自然又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
從砍地、燒地、檢地到播種、收獲，刀耕火種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滲透著基諾人適應大自然、敬畏大自然的樸素思想。根據植物的長勢判斷土壤的肥力，砍地之前先砍伐3～5 m寬的防火帶，以防山火過大引發森林火災?？车貢r，要避開珍稀樹木，砍掉樹干之后，樹樁要留的高一些，以確保拋荒后能很快長出新枝。燒地一定要等林木曬透之后，這樣才容易焚燒，燒地時有嚴格的規范和儀式，以防止山火蔓延。焚燒之后還要檢查是否燒干凈了。根據當地的地理條件，種植適合的農作物，或是茶葉。根據地勢。在播種時采取點種或是撒種的方式。使用點種棒時要確保不傷害林木的根部，以利于植被的恢復。收獲時一定要舉行一定的祭祀儀式，這是感謝大自然的饋贈。既開墾了土地，又防止自己的行為引發不必要的自然災害，在能力范圍之內提高作物的產量，這些都是在交通不便，基諾族幾乎與世隔絕的年代里，他們依靠自己常年的勞作總結出一套適用于基諾山區的土地利用智慧。
2.2 輪歇栽培中的土地休養生息智慧。
輪歇栽培是基諾族刀耕火種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這種古樸的傳統文化蘊含著基諾族在長期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土地修養生息智慧。
2.2.1 根據生活需要，把土地劃分面積不等的地塊，以利于拋荒耕種同時進行
根據杜玉亭等專家學者的調查研究，各村寨的輪歇地都被“規劃”為許多塊，比如巴亞寨分為13塊，每塊耕種1～2 a便拋荒，輪歇使用，十幾年一個輪回，經過十余年休耕，最先耕種的土地已恢復植被和肥力。通過這樣的方式既解決了基諾人生活上的需要，又使土地得到足夠的修養生息。
2.2.2 根據地力判斷土地休閑時間長短
一塊土地究竟休耕多長時間，不是隨意決定的?；Z族在常年的耕種中獲得了豐富的土地分類知識，他們按照林地海拔高低和土壤肥力，把土地劃分為不同的類型。根據土地類型種植不同的農作物。
3.3 采集和狩獵活動中的生物多樣性管理智慧
以從古到今，采集和狩獵都是基諾族的重要生活方式。不同點在于，原始社會時期，采集和狩獵是人們的主要生活來源，山地農業發展起來后，它是基諾族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補充。在長期的采集和狩獵活動中，基諾族總結出一套既滿足日常生活需要又保護了生態環境的生物多樣性管理方式。
3.3.1 食用植物的鑒別智慧
基諾山食用的植物很多，但山林中有毒的植物也很多，在數千年的發展中，基諾人民摸索出切實可行的食用植物鑒別方法來。據統計“基諾族采集利用野生食用植物（含菌類）有119種，基諾族常用的野生藥用植物種類60～70種?！盵3]他們根據植物的生長周期來安排農業活動，既保證了農作物的栽培，有保證了足夠的采集時間。
3.3.2 狩獵中的生物多樣性和環境保護智慧
基諾族獵人主要采用燒山打獵和攆山打獵兩種方式。燒山打獵與“燒地”同步進行，年長者控制好火候，年輕人狩獵。燒山時獲得的獵物較多，但燒山不能隨意進行，只有開墾新的土地時才會采取燒山打獵的方式。攆山打獵是經常性的活動，但對動物的破壞力較小，因此對當地的生物多樣性環境不會造成破壞。
基諾族有采食昆蟲的傳統，“基諾族至少采集食用23種昆蟲、3種蜘蛛、4種甲殼動物?！盵4]基諾族人民通過采食昆蟲，減少害蟲數量，客觀上起到了保護農林植物、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作用。
3.4 通過信仰約束自我行為、保護土地的智慧
3.4.1 祭祀活動彰顯用地智慧
基諾族的祭祀活動并不僅僅是儀式的展演，還伴隨有實際耕作的行為?？车刂耙苑N姜和芋頭，因為據說這兩樣東西有驅鬼辟邪的作用。撒種前由村寨長老先舉行祭祀儀式，念禱詞，意思是請地神保佑莊稼長得好，請已逝去的父母守衛著莊稼。雖然現在刀耕火種已經退出了基諾族的實際生活，但這些祭祀活動卻被保留下來，成為基諾人曾經愛護土地的見證，也提醒今天的基諾人更加珍惜土地、珍惜自然。
3.4.2 日常禁忌蘊含對土地的敬畏
基諾族的很多禁忌習俗無形中保護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在現代農業發展的初期，國家很多地方的土地被農藥大肆污染的時候，基諾山因為這些禁忌的存在，使土地保持了最初的形態。神林是嚴謹砍伐的，所有的大榕樹都是神樹，決不能破壞?；Z族的這些日常禁忌看似繁瑣，卻最大程度地保護了當地的土壤環境和生物多樣性。
3.5 不墨守成規，與時俱進的生存智慧
基諾族歷史悠久，刀耕火種占據了其大部分的發展史，但解放后，基諾族在政府的幫助下，迅速從原始社會的農村公社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Z族在20世紀80年代跟隨國家改革開放的步伐，走出了一條符合本地區特色的農業發展之路。旱稻因其產量過低，種植面積逐步縮小，棉花則早已退出基諾人的農業種植領域，很多村寨從經濟效益出發不斷擴大茶園和橡膠林的面積，以獲得更多的收入。
4 結語
基諾族從其民族起源的傳說中就開啟了以土地為中心的生活方式，他們敬重自然，從自然界中尋找最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他們從基諾山區的實際情況出發，通過采集漁獵、刀耕火種，滿足了基諾族的生活需要，發展出較完整的民族傳統農耕文化。雖然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科學的發展，刀耕火種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但輪歇栽培作為調節地力的有效方式仍然保留著，并使基諾山區的土壤避免了現代化肥農藥的大面積傷害?；Z族一直堅持著他們樸素的保護生態環境的思想，進行著他們并不自知的生物多樣性的管理方式。他們通過原始宗教信仰和日常禁忌習俗約束人們的行為，使基諾山在現代化的浪潮中保留著古樸的生活方式。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又使很多地方片面追求發展的速度，造成環境的進一步污染。長三角、珠三角、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部分區域土壤污染問題突出，中南地區和西南地區重金屬超標，在土地問題頻發的今天，基諾族對待土地的方式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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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中正）
歐洲考古論文題目范文第5篇
摘要:距今8200年至7400年的大地灣一期文化,是我國北方發現的最早的原始農業文化之一。但大地灣一期文化不是中國新石器農業文化的源頭,它處于原始農業向“刀耕火種”農業的過渡階段,僅僅是漫長的農業起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大地灣一期文化所在的渭河上游也不是中國北方旱作農業的唯一起源地,僅僅是黍作、粟作農業起源地帶的一部分。不過,從史前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看,渭河上游應該是西北地區黍、油菜等農作物和羊等家畜的重要培育地;考古亦發現大地灣農業文明向四周傳播的證據。
關鍵詞:農業考古;大地灣一期文化;農業起源
渭河上游地區是我國北方旱作農業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脊虐l現,距今8200年前后,本區就已經出現了以種植黍(糜子)、粟(谷子)和油菜等旱作農作物,飼養豬、狗、羊和雞等家禽家畜為標志的定居、半定居的農耕經濟。大地灣[1]和西山坪大地灣一期新石器遺址[2]230-238,是我國北方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原始農業遺址的中的兩個,它們的發現,為探索北方旱作農業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但學術界有人將大地灣一期文化作為中國新石器早期農業文化的源頭[3],這不利于對中華文明源流的深入探索。筆者不揣淺陋,欲對大地灣一期文化(6000BC-5400BC)在農業起源中的地位及意義進行一番新的檢討,以就較于大方。
一、大地灣一期文化透露的農業信息
1980年,在大地灣遺址大地灣一期遺存H398中,發現了少量人工培養的黍、油菜等植物的種籽[1]。1991年,應用浮選法選取的孢粉分析結果表明,西山坪遺址大地灣一期文化層中禾本科花粉個體為中等大小,常成團狀出現,判定為早期栽培的農作物花粉[4],趙邡先生判定為谷子的花粉。[2]342說明至遲在8200年前,渭河上游已經出現了黍、粟和油菜等糧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
考古還發現,距今8200-6900年,渭河上游原始先民已經開始了養殖豬、狗、羊和雞等家禽家畜。在1979年清理的大地灣遺址大地灣一期文化層的M15和M208中有豬下頜骨隨葬[5];師趙村、西山坪遺址中師趙村一至七期都有豬骨出土。[2]335-339何雙全先生認為“當時家庭以飼養豬為副食,而養豬是以農業為后盾的,所以從事養豬證明農業是比較發達的”。[6]盡管當時的農業沒有像何先生認為的那么“發達”,但至少說明這時原始畜養業已經出現了。西山坪遺址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存中有家雞發現,距今8000年左右[7],是迄今為止所知的中國飼養家雞的最早的年代記錄,為探討家雞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以及年代依據。在大地灣遺址大地灣一期文化遺存中出土了10多個幼羊頭骨,為國內新石器考古中的首次發現。有學者認為,野羊有可能是由大地灣先民馴養的。[8]大地灣遺址大地灣一期文化層和西山坪遺址大地灣一期文化層[5]中都有狗骨發現。[2]333
以上考古發現中,黍、油菜、家雞和羊在國內尚屬首次發現,因此,大地灣一期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將大地灣一期文化作為中國新石器早期農業文化的唯一源頭,確實有值得商榷之處。
二、大地灣一期文化在農業起源中的地位
中國農業博物館的徐旺生先生認為,探索農業起源問題必須回答六個問題:(1)農業產生的原因;(2)農業產生的地點;(3)農業產生的時間;(4)農業發明于何人之手;(5)農業產生的方式;(6)農業的對象,即最初的農業是以什么為種植對象的。他還認為,農業的起源不等于栽培植物起源;某一早期遺址并不能代表農業的起源地,它僅僅是漫長的農業起源過程中的一個小小的環節;農業獨立起源包括農耕方式獨立起源和種質獨立起源,粟和水稻可能分別起源于黃河和長江流域,但農耕方式可能起源于華南地區。[9]根據徐旺生先生的論述及作者個人的初步研究,對大地灣一期文化在農業起源中的地位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大地灣一期文化不是中國新石器早期農業文化的源頭,它僅僅是漫長的農業起源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石興邦先生將我國粟作農業發展階段分為五個時期:
1.采獵文化時期。人類不定居或穴居。
2.采集農業階段或高級采集時期。在生產工具、知識、技術和經驗上為原始農業的產生準備條件。
3.原始農業階段。這時初級聚落形成,在聚落或居住地附近小面積點播種植。馴養家禽在這個時候也開始了。
4.鋤耕農業階段或“刀耕火種”農業階段。前期為初期鋤耕農業,后期為發達鋤耕農業,間歇性地更移住址,采用“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
5.犁耕農業階段。前期由鋤耕向犁耕過渡,后期人們在同一個地方較長時間種植和定居,較大的聚落和聚邑形成,最后進入文明時代。[10]大地灣一期文化經濟形態以采集、狩獵經濟為主,種植業和家庭畜養業為次[11],耕作方式可能為灰坑點播[12],相當于石興邦先生所說的原始農業階段或由原始農業向“刀耕火種”農業的過渡階段。
第二,大地灣一期文化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黍、油菜的栽培地,但并不意味著是黍和油菜的唯一起源地。研究表明粟類和黍類為原產熱帶的C4型植物[13]27,可能是在寒冷的更新世氣候相對溫暖濕潤期沿著河谷、平原躍遷至北方;十字花科的油菜為全北植物區古地中海亞區的伊朗—土蘭地區的特有種屬,為鹽生和旱生類型[13]91-92,可能在寒冷的更新世期間東擴至青藏高原—黃土高原南沿—蒙古高原中東部一線。野生的粟、黍和油菜在遷入地不是呈點狀分布,而是呈帶狀分布。因此,探索黍、粟和油菜等農作物的起源地不應該局限于個別地點,而應該將目光投向黃土高原東南邊緣的溝谷、山前坡地和臺地,秦嶺山地的河谷階地,淮河上游山地和平原,山東丘陵南部的河谷和臺地等適宜于粟類作物生長和培育的地帶;投向青海東部、甘肅中東部、寧夏、陜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內蒙古中東部和遼寧中西部等適宜于黍類作物生長和培育的沙性黃土地帶。目前,學術界根據原始農業的發現地提出的黃河流域起源說、華北起源說、寶雞渭水流域起源說、太行山起源說、西遼河流域起源說和關中地區起源說等點狀起源學說是值得商榷的。[14]關于羊的來源,郎樹德先生認為從中亞傳入的可能性更大。[8]家雞的來源有待繼續探索。
第三,大地灣一期文化所在的渭河上游地區可能不是農耕方式的獨立起源地。盡管早在舊石器時代末期,就有隴山以東文化向隴山以西傳播的傳統,但考古發現的大地灣遺址大地灣一期文化似乎有更加復雜的文化背景。安志敏先生認為,起源于華北、由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細石器傳統工藝,很可能是陶器產生和新石器出現的基礎。不過細石器傳統不是唯一來源,“也會有相當于中石器的其它遺存,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繼續探索”。[15]位于清水河二級階地的大地灣遺址大地灣一期文化共發現墓葬15座,這15座墓葬,墓葬頭向不同,其中11座頭向東北,4座頭向西北或北。[16]居民墓向多反映其遷徙方向,大地灣居民分屬早晚不同的族群,可能是在不同的時期從西南、東南或南方溫暖濕潤地帶遷入的。2005年10月,作者至大地灣考察時,有幸見到大地灣二期文化時期的一枚原產華南的鉆孔短褶矛蚌骨牌照片,這說明渭河上游和華南地區很早就有交往,其年代不會晚于距今6500-5900年的大地灣二期。從地理分布特點看,本區前仰韶文化的分布區與舊石器晚期遺存的分布區不重合,與后者相比,前者緯度偏南。由此我們推斷,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的農耕方式可能起源于長江流域或華南地區,或者至多是北方干寒地帶與南方溫暖地帶兩種文化交匯的產物,這與馮繩武先生的本區新石器早期農業文化源于隴山東側的推斷[3]有所不同。正如徐旺生先生所言,“農業獨立起源包括農耕方式獨立起源和種質獨立起源,粟和水稻可能分別起源于黃河和長江流域,但農耕方式可能起源于華南地區?！贝蟮貫骋黄诰用窨赡軄碓从谀戏綔嘏貛?在距今6500-5900年的大地灣遺址大地灣二期文化層發現的原產華南的鉆孔短褶矛蚌,啟示我們大地灣一期文化農耕方式可能與華南有密切的聯系。
三、大地灣一期農業文化對農業起源的啟示
雖然大地灣一期農業文化不是中國農業文明的最上源,也不是中國北方旱作農業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但從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看,可能是西北黃土高原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等作物的培育地。
(一)自然條件
1.氣候條件。黍、粟等作物適宜于年積溫(≥10℃)1600-3000℃、年降雨量在400-600毫米的氣候條件下生長。今天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10℃年積溫在2000-3400℃,年降雨量在400-650毫米,最適宜于喜溫涼干燥的黍、粟和油菜等生長。不僅現在如此,史前時期也是如此。早更新世本區氣候溫暖濕潤,以后趨于干燥,至晚更新世更加寒冷干燥。全新世以來,氣候變得溫暖濕潤,但基本上未脫離半濕潤半干旱氣候[17],因此適宜的氣候條件,為黍、粟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的生長提供了優越的自然條件。
2.植物區系條件。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處于東亞、中亞和喜瑪拉雅物種的交匯中心,在全新世大暖期間,這里還處于北亞熱帶物種的分布邊緣。這里是一個豐富的動植物基因庫(reservoirofgenes),有孕育家庭畜養業和旱作農業的條件,是探索農業起源的值得關注的地方之一。
3.地形條件和土壤條件。與溝塬地貌為主的隴東黃土高原相比,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地形地貌復雜多樣。這里既有土石中山,又有黃土丘陵;既有串珠狀的河谷盆地,又有階梯狀的黃土臺地,特別是黃土臺地,因其獨特的地理條件,成為西北黃土高原旱作農業的搖籃。
第一,河谷階地地勢高燥、排水良好、結構穩定,有利于營建居室。如大地灣遺址位于清水河南岸二至三級階地,兩面臨溝,具有良好的排水條件;西山坪遺址位于耤河南岸的黃土臺地上,離河高度50-100米,地勢高燥,不易受洪水威脅,而且臺地結構穩定,不易滑坡,可長期安全居住;師趙村遺址位于耤河北岸二級階地上,二級階地之上有更寬闊的三級階地,且兩面臨溝,便于防洪、防御進攻和自由遷移。
第二,河谷階地背倚大山,面臨河水、溝溪,宜于采集、狩獵和捕魚。大地灣遺址背靠長蟲梁,面臨清水河,當時山坡上草木叢生,野生動物出沒林間,河中水生的魚蚌游弋其間,是一處理想的采集、狩獵、捕魚的場所;環境考古亦證明,史前時期師趙村與西山坪一帶山坡與山地森林茂密,水中魚、河蚌、龜等生息繁衍,為另一處采集、狩獵和捕魚的理想之地。
第三,高階地黃土層深厚,不宜于大面積生長森林,地面被草原植被覆蓋,再加上這里土質疏松,因此,在工具落后的原始農業時代,僅僅用簡單的工具(如石斧、石鏟)就能清除草莽、松土播種。
從考古資料看,早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及后來的眾多考古學文化絕大部分為河谷階級型遺址。而且,原始文化的演進也是沿著河谷階地展開:在隴東黃土塬區,新石器文化從早到晚,由河谷階地向塬邊、塬面中心推進;在隴西黃土高原,從早到晚,原始文化由低階地向高階地推進。
第四,河谷階地處于山地和山坡林地邊緣,森林植被與草原植被易于雜交,改變遺傳性狀,因此這里是天然的旱作農業的試驗地。
第五,河谷階地土壤條件有利于旱作農業。研究表明,谷子(包括糜子)最適宜于在壤土、砂質壤土或黏質壤土等土層深厚、結構良好、有機質含量較高和質地松軟的土壤中生存;地勢高燥,排水良好的土地比地勢低濕,積水不暢的土地更宜于種植谷子。[18]在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地區低階地廣泛分布有土層深厚、質地疏松、土質肥沃的草甸褐土和淤灌土,高階地分布有質地疏松、土層深厚、保水性高、土質干燥的黑壚土。所以本區河谷階地是最宜于從事旱作農業的地方。
正如美國文化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者卡爾•奧特溫•蘇爾(CarlOrtwinSauer,1889-1975)在他的《農業的起源與傳播》一書中認為的那樣,一個地形多樣、氣候復雜、動植物種類豐富的地方,應該是農業的馴化中心之一。[19]
(二)社會經濟條件
1.舊石器時代晚期,渭河上游發達的采集經濟,為原始農業的產生準備了條件。章钘文先生認為,與黃河中游的山西大同盆地相比,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涇渭流域植被覆蓋率低,前者為森林草原,后者為草原,因此,前者狩獵經濟發達而后者采集經濟發達。[20]發達的采集經濟成為本區原始農業經濟產生的歷史背景之一。
2.渭河上游原始農業經濟產生的另一個歷史背景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石器工藝的進步和石器類型的多樣化。章钘文先生認為,與中國北方總的形勢相同,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涇渭流域亦出現了典型的細石器傳統工藝,石器類型向多樣化方向發展,區域性特征更加明顯。[20]如莊浪雙堡子地點(2.55萬年)打制石器種類達10多種,其中刮削器種類最多。[21]石器工藝的進步和石器類型的多樣化,使人類有可能制造出在木柄或骨柄上鑲嵌細小石刃的復合工具,而復合工具的出現為原始農業經濟條件下砍伐草莽、整地掘土的工具,如石斧、石鏟的發明準備了條件。
(三)考古印證
在新石器時代早期至青銅時代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原始旱作農業文明以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為中心向四周傳播的證據。
1.向東傳播。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北方前仰韶文化分東、西兩大區系,即東為磁山-裴李崗區系,西為白家-李家村區系。后者分布于陜西、甘肅境內,其中白家文化分三期,即早期為大地灣類型(7800aBP-7600aBP),中期為北劉類型(7300aBP-7000aBP),晚期為北首嶺類型(7600aBP-7355aBP)。大地灣類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北劉類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下游地區;北首嶺類型擴大到整個渭河流域。另外,在漢水上游地區還發現了與白家文化相似的李家村文化,年代與白家文化晚期類型相同或稍晚。[22]從以上陜甘境內新石器時代早期考古文化序列可以看出,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新石器文化年代最早,其次為渭河下游地區,漢水上游出現最晚。由此我們推斷,陜甘境內新石器時代早期考古文化可能起源于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地區,然后沿著渭河谷地和西漢水谷地向東傳播,分別進入渭河下游地區和漢水上游地區。
2.向西和向北傳播。據研究,仰韶文化中期,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地區以大地灣仰韶中期文化為代表的農業文化開始分為兩支:一支為以大地灣F901、F405、F411為代表的大地灣上層文化,另一支為以大地灣九區為代表的石嶺下文化。前者以涇渭流域為中心,發展為大地灣上層—常山下層—甘肅東部齊家文化序列;后者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并擴展至西漢水流域,此后向西轉移,以洮、湟流域為中心,發展為石嶺下類型—馬家窯諸類型—甘肅西部(包括青海東部——筆者注)齊家文化序列。[23,24]因此,馬家窯文化被認為是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地區新石器農業文化向西傳播的結果。馮繩武先生推斷,傳播路線大致西過洮渭分水嶺與黃河,再循莊浪河谷至河西走廊與南疆綠洲。當然應該還有進入青海東部和西藏的一條,此處不贅。馮繩武先生推斷向北路線大致沿葫蘆河北上,經固原、同心的清水河谷至銀川平原與河套平原。[3]考古已證明,葫蘆河上游和寧夏南部清水河流域的農業文化(包括馬家窯文化、常山下層文化)是由葫蘆河中游向北傳播的結果;至于馮繩武先生推斷的更北的傳播路線,還需考古學的進一步印證。
3.向南傳播。仰韶文化早期,原始農業文化由西漢水上游地區進入白龍江流域。[25]仰韶文化中期,白龍江(嘉陵江支流)流域的仰韶文化順嘉陵江南下,進入岷江上游地區。仰韶文化晚期,白龍江流域受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同時影響的農業文化繼續南下,與四川盆地的土著文化相混雜,然后南進四川盆地西北部和西部地區,對當地文化造成較大影響。[26]相當于中原龍山文化晚期,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分兩支遷徙,一支東進今綿陽地區,一支南遷大渡河下游地區。相當于中原商周時期,大渡河下游新石器文化南下四川西南、云南西北地區,形成“大墩子—禮州類型”新石器晚期文化。[27]馮繩武先生推斷向南傳播的路線從秦安南至天水,循西漢水和嘉陵江谷地及綦江谷地,經四川盆地至云貴高原。[3]考古證明,渭河上游和西漢水上游地區的原始農業文化是循西漢水和嘉陵江谷地—岷江上游—大渡河下游—云貴高原西北這一條路線傳播的,與馮先生的推斷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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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考古論文題目范文第6篇
摘要：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是實現西部資源枯竭型城市鄉村振興的重要途經。本文以陜西省銅川市為例，分析鄉村發展中存在的產業發展困難、環境污染嚴重、旅游資源亟待整合等問題，提出文旅融合發展的路徑及對策，包括大力發展紅色旅游、推廣瓷器文化、延伸佛教文化旅游產業鏈條、發展特色工業旅游、借助新媒體手段等，為助力西部資源枯竭型城市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借鑒。
關鍵詞：文化;旅游;資源;融合;鄉村振興
中圖法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 A
資源枯竭型城市是指產業構成中資源型產業占據主導地位，但礦產資源的開采量已超過可采儲量70%以上的城市。資源枯竭型城市普遍面臨著資源消耗殆盡、第二產業比重偏高、經濟發展速度緩慢甚至發展阻滯等問題。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孕育興起，轉型升級已經成為資源枯竭型城市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高質量發展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西部資源枯竭型城市普遍歷史文化厚重、旅游資源豐富多樣。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是國家做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推動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重要途徑。以農村發展為重心，以文化和旅游業融合發展作為主要抓手，帶動鄉村地區經濟、生態、社會、文化、科技等的振興，積極促進資源枯竭狀態下鄉村地區的發展，實現鄉村現代化，可以為西部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發展提供有利支撐。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陜西省銅川市為例，分析銅川市鄉村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探索文化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路徑，為助力西部資源枯竭型城市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借鑒啟示。
一、銅川市概況
陜西省銅川市位于陜西省中部，關中盆地和陜北高原的接交地帶。銅川曾是以煤炭開采為主的資源型老工業城市，因煤發展、因礦成市是其成長特色。隨著以能源和建材工業為主導的產業不斷發展，過度開采的弊端不斷呈現。2009年，銅川被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型城市，2013年被確定為全國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規劃城市。銅川市邁入了資源型城市的艱難轉型之路。
銅川市具有文化和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良好基礎。銅川地處陜北文化和關中文化交匯處，自古人杰地靈、人文薈萃。以藥王孫思邈故里為核心形成的中醫藥及養生文化、匯聚千年瓷器制造史的耀瓷文化、璀璨絢麗的釋教文化、照金紅色革命文化、近現代工業遺產文化等，資源匯聚一地，使得銅川借助文化進行旅游開發潛力巨大。文化旅游資源已經成為銅川市除煤炭資源外的第二大優勢資源，鄉村地區充分利用區位和交通優勢進行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能有力地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穩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二、銅川市鄉村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深入，銅川市產業結構不平衡的發展弊端不斷顯現，嚴重制約了鄉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農村產業發展困難
自然條件是農村發展的基礎。銅川市鄉村地形復雜多樣，先天發展條件受限，導致農業生產達不到規?；?、集群化發展，農業經濟體量在國民經濟結構占比較小。農村發展緩慢，本地勞動力技能較為單一，加上鄉村地區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度較小，使得鄉村可利用人才較少，難以為農村產業發展提供新鮮血液，難以適應新發展形勢要求?；A設施建設滯后，發展觀念得不到更新，又進一步限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銅川市農村產業轉型發展迫切需要新的理念思路。
2.鄉村地區環境污染嚴重
銅川市發展長期依靠煤炭開采業，粗放式的開采雖然促進了當地的經濟騰飛，但陷入“資源詛咒”，生態環境嚴重惡化。過度的礦產開發，破壞了礦產資源的合理布局性，采空區和沉陷區面積擴大?；?、崩塌、地裂、沉陷等地質災害頻繁發生。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氣污染等一系列問題不斷出現。資源開采造成的污染，既給人民的身體健康帶來危害，造成農村勞動力資源銳減，又影響鄉村地區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最終不利于當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旅游資源亟待整合
銅川市旅游資源雖然豐富，但較為分散，彼此無緊密聯系，沒有進行統一品牌推廣。對鄉村地區優秀資源的推廣力度較小，市場知名度低，鄉村旅游產業的發展一直不慍不火。對當地文化資源的挖掘程度不深，鄉村旅游經營方式滯后于新技術手段的發展。產品規劃單一且不完善，鄉村旅游發展配套設施也不夠健全，不能很好地滿足游客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诋數氐奈幕Y源，鄉村旅游產業發展亟待整合升級。
三、銅川市文旅融合發展路徑及對策
依托中醫藥歷史文化、制瓷歷史文化、佛教文化、紅色文化、工業遺址等特色資源匯聚一地，促進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有利于推進銅川市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1.大力發展紅色旅游，帶動鄉村知名度提升
陜甘邊照金革命根據地位于銅川市耀州區照金鎮，是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革命先輩建立的西北地區第一個山區革命根據地，見證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的成立。照金精神是大革命時期西部地區中國工農革命根據地得以發展和中國革命繼續前行的動力源泉，也為中華民族精神提供了養分，對建設文化強省，提升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深入挖掘陜甘邊照金革命歷史，通過紅色文化與照金香山景區開發的深度融合，形成以照金為主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圍繞激發愛國熱情、凝聚人民力量、弘揚民族精神、傳承紅色基因，努力提高鄉村特色旅游的知名度，帶動鄉村地區與城市的同步發展。
2. 推廣瓷器文化，推進鄉村建設深度發展
耀州瓷是中國古代八大名窯之一，陳爐古鎮坐落于銅川市東南方向15千米處，其制瓷的爐火一千多年來一直存在且永不熄火，形成“爐山不夜”的獨特美景，是特色美景。促進銅川市鄉村產業以現代瓷器文化為中心發展，推動當地的進一步發展振興。深度開發陶瓷旅游產品和文化項目，大力推動特色古鎮鄉村建設，促進耀瓷文化的傳承和興盛。引導鄉村地區居民利用地域優勢，創辦陶瓷工藝作坊、開展陶瓷制作文化體驗，打造特色民宿，推動陶瓷文化與旅游產業的深度融合。利用現代的科學與技術促進先進陶瓷產業發展，利用網絡等現代科技手段，支持個性化定做，不斷完善產品體系。
3.依托佛教文化資源，延伸鄉村旅游產業鏈條
深入挖掘佛教文化內涵，創造出一系列與當地有關的旅游項目，延長旅游產品產業鏈，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通過舉辦觀音文化古廟會、香山寺祈禱擁有幸福等活動，建設香山禪修小鎮等，形成以佛教文化為主的金色旅游產業，帶動鄉村地區商業、飲食、住宿、交通運輸等第三產業多元化發展。大力推進玉華宮考古遺址公園等項目建設，形成以綠色為主線，以春季觀賞游、夏季避暑娛樂游、秋季爬山賞葉游、冬季雪上歡樂游等四季主題旅游活動為特點的旅游休閑勝地。
4.加強工業遺址保護利用，發展特色工業旅游
銅川是老工業城市，煤礦、水泥、“三線”建設等工業遺址分布在廣大的鄉村地區?？梢愿鶕I遺產資源現狀和內在規律進行科學保護利用，形成各具特色、相輔相成的工業旅游資源整體優勢。鄉村地區人民在不改變整體風貌和布局的前提下，將工業老建筑打造成特色博物館，利用新型媒體打造網紅打卡勝地。同時加強當地的基礎設施的建設，提高第二產業剩余資源的利用率，給游客帶來不一樣的體驗，帶動鄉村第三產業的逐步前進，促進鄉村的產業轉型。
5.借助新媒體手段，帶動文化旅游業全面發展
利用數字技術，深入挖掘各種信息，擴大傳播范圍，豐富用戶娛樂方式，已經成為一種嶄新的媒體發展態勢。抖音、快手、西瓜視頻等新媒體短視頻平臺的不斷成熟和持續發展，給農村產業發展帶來了更多更方便的機會。因地制宜，依托銅川市鄉村目前的資源現狀和國內外旅游市場的需求，打造出一批具有銅川鄉村特色的個性化商品和紀念品，培育品牌文化。結合自身資源的個性化特點，積極利用新媒體平臺等展開宣傳，提高知名度。通過銅川鄉村旅游資源的有效傳播，形成有個性化特色的鄉村旅游形象。同時進一步完善旅游服務功能，營造出便捷、舒心、安全的旅游環境和旅游氛圍，給游客帶來全新的鄉村旅游體驗。
四、結語
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可以優化當地產業結構，是推動產業轉型發展增質提效的重要途經。以文旅融合發展助力西部資源枯竭型城市鄉村振興，一定要立足地區資源優勢，結合鄉村地區地理優勢，善于利用各項先進技術。只有適應產業升級發展的要求和趨勢，將資源優勢轉化為地區競爭優勢，才能實現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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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文為陜西科技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西部資源枯竭型地區鄉村振興路徑研究”課題（ 編號： 202100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