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軌匯率調整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二元經濟的實質是農村傳統部門和城市現代部門之間制度結構的差異。受漸進體制改革方式的影響,中國的二元經濟是一種呈現雙二元結構形態的轉型二元經濟,并且在體制轉軌的前后存在兩種類型,即體制轉軌前期的計劃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以及體制轉軌中后期的市場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文章最后構建了一個將經濟結構轉換和體制變遷相結合的分析框架,對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和轉換趨勢進行了較深刻的理論分析。
[關鍵詞]漸進體制改革;二元經濟;轉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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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ive System Reform and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Zhang Weikun
(International Trade Department,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Zhejiang 317000)
Key words: progressive system reform; dual economy; transforming trend
[作者簡介]章偉坤(1973-),男,浙江淳安人,臺州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講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區域經濟學。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存在著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促使二元經濟結構的快速轉化,早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一直是炎黃子孫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然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遲緩,二元結構反差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呈回歸擴大趨勢,它導致了中國現階段許多重要經濟問題產生且難以解決,日益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性”障礙(高帆,2005)。新世紀,中國共產黨站在科學發展觀的高度,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并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改革和發展上的全新思路。要徹底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加快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就必須正確理解二元經濟的實質和內涵,弄清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特殊性,并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方面的經驗教訓。本文試圖從中國經濟體制變遷的角度對以上問題予以理論上的解釋和創新。
一、對二元經濟模型實質的再認識
自1954年經濟學家劉易斯教授在其著名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二元結構”模型以來,關于二元經濟模型實質和適用性的討論就沒有間斷過。在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中,他假定存在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經濟部門:一個是以傳統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低,收入也低的農村傳統部門;另一個是以現代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高,工資水平亦高的城市現代工業部門(譚崇臺,2001)。很顯然,古典二元經濟模型的含義中隱含了兩個劃分標準:一個是強調產業部門生產技術水平高低的“技術”標準;另一個是強調部門之間的制度結構差異的“制度”標準。那么到底按照哪個標準呢?進一步的討論我們會發現,由于分工和社會化程度的差異,任何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是一律的,而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水平的多層次性和不均衡性更為突出,所以僅依據生產技術水平的高低來劃分二元經濟就缺乏統一性和可比性,說明不了問題的實質。那么考察部門之間的制度結構差異又如何呢?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解釋,作為經濟體制層面的經濟運行機制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構成的,有確定的內涵,部門之間的制度結構差異集中體現在經濟運行機制差異或資源配置制度差異上(王樹春,2002)。因此,筆者認為,以部門之間的制度結構差異為標準來劃分二元經濟更準確、更具可比性,也更能反映問題的實質。事實上,這也符合新近興起的新興古典經濟學以及演化經濟學的觀點。
根據上述結論,我們可以將二元經濟的實質理解為農村傳統部門和城市現代部門之間經濟運行機制的差異。按此標準,若以資源配置是否以市場機制起基礎作用為標準,我們可以將整個經濟劃分為以市場機制為資源配置基礎的部門和以非市場機制為資源配置基礎的部門。從整個經濟看,若前一部門占據主導地位,我們可以將這種二元經濟結構形態稱為市場主導型二元經濟結構。同理,若以資源配置是否以計劃機制為基礎,我們可以得到計劃主導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形態或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形態。這樣的劃分具有合理性和重要意義。首先,這種劃分標準統一明確,具有可比性,它保持了與劉易斯等人劃分標準的延續性和同一性。其次,這種劃分包括了世界上所有國家不論其實行何種社會制度業已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類型,因此具有完整性。再次,這種劃分事實上將經濟體制與二元經濟結構聯系起來了,有利于建立轉軌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分析框架。最后,這種劃分并不忽視生產技術水平這一標準的重要性。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一定的生產關系總是通過社會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過程來體現的,這個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性質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生產技術發展的方向,因為這種經濟關系本身包含了生產技術的甄別機制和技術創新機制。因此,沒有好的經濟運行機制就沒有好的技術進步機制?？梢哉f,社會經濟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一種生產方式中生產力發展的動因和限度?？傊?作為二元經濟劃分的技術水平是一個不應忽視的方面,但是與制度層面的經濟運行機制相比則只能是一個次要的因素(羅衛東,1998)。
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殊內涵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具有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要完成二元經濟向一元現代經濟的轉變。與此同時,中國還是一個典型的體制轉軌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首先要完成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因此,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將受到雙重體制的約束。以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和以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變化為特征的工業化將共同影響著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進程(張桂文,2001)。
由于我國采取漸進式的改革方式,市場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有學者將其過程描述為如圖-1所示的簡單路徑(呂煒,2005)。
圖-1體制轉軌路徑
從圖-1可以看出,轉軌前期和轉軌中后期的國民經濟中部門之間的經濟運行機制是有較明顯差異的。另外,從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目標來看,體制市場化的不斷深入與其是一致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近似地把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態變化看作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動態函數。若以Et表示過渡期某一時點例如t時的二元經濟結構形態,以Jt表示相應時點的經濟體制結構,那么就有等式Et=E(Jt)成立(樊綱,2000)。
顯然,二元經濟結構形態E是會隨著J的變化而作出邊際調整。但根據體制轉軌的階段性特征和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實際,可以近似認為t在某一取值范圍內J值近似相等即經濟運行機制未發生質的改變,因而二元經濟結構形態特征相似。這種相似性可用市場化程度、各部門的經濟行為方式以及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特點等來表征。
根據前面關于二元經濟模型劃分標準的分析結論,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應該是一種典型的計劃或行政主導的二元經濟結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這種計劃主導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在邏輯上也應該向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形態轉變。但根據分析,受中國漸進改革方式的影響,二元經濟結構形態E是會隨著體制轉軌變量J的變化而作出邊際調整,并且在一定的階段內表現出比較穩定的形態特征即產生過渡形態,所以中國在經濟結構上與一般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有著本質的不同,它不是古典二元經濟結構,而是一種雙二元結構即由兩個二元結構交織而成的形態結構(陳宗勝,2005)。同時,筆者認為,這種雙二元結構在體制轉軌的前后期有著較顯著的結構差異,即存在以下兩種類型。
1.與轉軌前期相對應的計劃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第一重二元經濟的一元是城市非農業經濟,另一元是農村經濟包括鄉村農業和非農業;第二重二元經濟是鄉村內部的農業與非農業經濟。前者為大二元,后者為小二元(如圖-2所示)。
圖-2計劃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
2.與轉軌中后期相對應的市場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第一重二元經濟的一元是城市非農業和鄉村非農業,另一元是鄉村農業;第二重二元經濟是鄉村非農業與鄉村農業。前者為大二元,后者為小二元(如圖-3所示)。
圖-3市場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
上述大小雙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共同點是把農村非農產業作為一種特殊經濟形態加以獨立認定,較符合中國過渡期的實際,而且大小雙二元經濟結構中的大小二重之間的邏輯聯系緊密,比較符合古典二元經濟結構的本來涵義。
三、漸進體制改革與二元經濟結構的動態轉換
由前述分析可知,過渡期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存在兩種過渡形式,它們分別適宜于體制轉軌初期和體制轉軌中后期的情況,至于它們的形成和演化以及各自內部要素之間的關系并未給予理論描述。接下來,本文在中國二元經濟結構演化的歷史邏輯基礎上,從體制變遷的角度對上述問題予以理論闡釋。
(一)雙重體制背景下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模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實行雙軌過渡。這就意味著,改革過程中不是立即取消舊體制,而是在暫不觸動舊體制的情況下,先發展“新體制”,然后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逐步改革舊體制。這種漸進改革方式必然導致改革初期“雙重體制”并存的格局。就二元經濟結構轉換而言,新體制因素的引入、成長與拓展必然導致計劃主導型二元經濟結構的分化與轉化。從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趨勢或最終目標看,若把市場經濟成分即新體制成分的擴張當作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主要內容考慮,那么按照前面的分析邏輯,這種經濟體制的雙軌過渡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構的邊際調整,這種量的變化隨著改革的推延必然引起二元經濟結構質的轉變。
為了更好地描述新經濟成分的調整對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影響,這里用“技術水平”和“市場化水平”兩個指標來描述漸進改革過程中國民經濟結構的變化。事實上,前者屬于生產力范疇,后者屬于生產關系范疇,兩者的結合能說明改革帶來的生產方式變化。經濟學家杰佛遜和羅斯集(1994)在研究中國轉軌經濟問題時,曾經驗觀察到中國的生產企業具有多種類型,并且它們在技術裝備水平、成本結構以及政府控制程度等方面有著較明顯的差異。如果用坐標(T,I)表示每類企業的技術水平(T)和制度約束或政府控制的程度(I),并且假定數字越小越理想的話,那么依據杰佛遜和羅斯集的判斷,各種不同的企業類型將形成如表-1所示的排序(張軍,1997)。
表-1企業的技術水平與制度約束的排序
資料來源:杰佛遜和羅斯集(1994),轉引自張軍《“雙軌制”
經濟學:中國的經濟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聯書店、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至242頁。
結合杰佛遜和羅斯集的研究,這里把轉軌初期的國民經濟結構近似用圖-4來描述。
圖-4雙重體制背景下的經濟結構格局與轉換趨勢
如圖-4所示,用橫軸代表市場化程度,用縱軸代表技術水平,甲、乙兩條虛線將整個坐標平面分成Ⅰ、Ⅱ、Ⅲ、Ⅳ四個部分,它們各自代表具有不同市場化程度和技術水平屬性的經濟成分或部門。根據轉軌初期的實際情況,用Ⅰ(市場化程度低、技術水平低)近似代表自給性很強的傳統農業部門;用Ⅱ(市場化程度較高、技術水平低)近似代表以鄉鎮企業為主的農村工業部門;用Ⅲ(市場化程度低、技術水平較高)近似代表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城市經濟部門;用Ⅳ(市場化程度較高、技術水平較高)近似代表現代經濟部門,它預示著其他三個部門的發展轉化方向(如圖-4中箭頭所示),當時最合乎標準的就是三資企業。另外,虛線甲的下半區包括Ⅰ和Ⅱ大致屬農村經濟系統,而上半區包括Ⅲ和Ⅳ大致屬城市經濟系統;虛線乙的左半區包括Ⅰ和Ⅲ大致屬舊體制經濟成分,而虛線的右半區包括Ⅱ和Ⅳ大致屬新體制經濟成分?；谏鲜龇治?從圖-4中可以明顯看出,當時占國民經濟比重較大的Ⅱ和Ⅲ兩種經濟成分在技術和制度上是明顯錯位的并且各自屬于不同的區域經濟系統。由于經濟成分Ⅳ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很小,上述特征意味著國民經濟中存在著經濟技術二元結構與體制二元結構的交錯或錯位,可以說這是轉軌初期中國二元經濟的最大特殊性。受這種特殊性的影響,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呈現一種大、小雙二元經濟結構形態(見圖-2)。其中第一重大二元經濟的一元是以Ⅲ為主的城市非農業經濟,另一元是農村經濟包括鄉村農業Ⅰ和非農業Ⅱ;第二重小二元經濟是鄉村經濟系統內部的農業Ⅰ與非農業經濟Ⅱ。從中國轉軌初期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看,小二元經濟主要以市場機制為主導,農村工業化與市場化緊密結合,鄉鎮企業和小城鎮是吸納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的主渠道。因此,農村經濟系統中以農業部門與農村工業部門組成的小二元是最接近劉易斯意義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相對大二元經濟縮小城鄉差距所發揮的作用而言,它也是一種最有效的二元經濟。在大二元經濟中,由于國有企業很大程度上還是計劃化運作,而且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之間的經濟流程和經濟秩序主要還是通過計劃制度下的一套行政管理辦法來建立的,所以從整體上看,轉軌初期這種雙二元經濟結構還是一種計劃主導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陸立軍、盛世豪,1996)。但是,這種雙二元經濟結構形態是不穩定的,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成功推進,這種雙二元經濟結構必然會發生轉化。
(二)市場化改革深入與市場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轉換
黨的十四大對中國經濟改革目標的確定和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框架的描述,標志著中國改革進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轉軌的新階段,同時也意味著進入了經濟市場化迅速展開的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新經濟體制成分即市場經濟成分獲得了快速的成長與拓展。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的力量:一方面來自于非國有制經濟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來自于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即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功推進,導致國有經濟的大發展。尤其是后者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一個產權多元化的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形成,進一步完善了市場經濟的功能(劉偉、李紹榮,2005)。
上述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的發展變革正是中國所有制變化的集中反映。而所有制作為經濟運行機制的基礎,它的根本變化必然引起資源配置方式、宏觀調控機制等體制方面的深刻變化。據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報告(樊綱、王小魯,2001、2003、2004),中國的市場化程度當前已達到68.1%。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就已經完成了60%的市場經濟臨界水平,可以說中國已經屬于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①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正式確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階段。就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而言,由于國有計劃經濟成分很大程度上已轉化為現代市場經濟成分,即圖-4中的Ⅲ已轉化為Ⅳ,所以轉軌初期那種經濟技術二元結構與體制二元結構的錯位特征已基本消亡,原計劃主導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的市場主導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如圖-3所示。其中,第一重大二元經濟的一元是具有相同經濟運行機制的城市非農業和鄉村非農業部門,另一元是鄉村農業部門;第二重小二元經濟仍是農村經濟系統內部的鄉村非農業與鄉村農業。受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和產業結構升級等因素的影響,第一重大二元經濟正面臨著嚴重的“托達羅失業”問題,盡快形成城鄉二元工業的合理分工,理順雙二元經濟之間的關系已是當務之急。由于新體制因素的成長所帶來的城鄉體制和政策的松動,這時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式由以前的就地轉移為主轉向了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的并駕齊驅,但是這種異地轉移方式很不充分,僅限于勞動力在城鄉兩地的往返流動,并沒有形成劉易斯意義上的勞動力轉移。這種勞動力轉移方式的變化,一方面表明了經濟體制市場化深入對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積極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阻礙中國鄉城勞動力轉移的舊制度障礙仍然存在。正如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的那樣,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但“生產力發展仍面臨諸多體制性障礙”,舊體制的核心部位要實現向新體制的轉軌依然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②這里的“諸多體制性障礙”主要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中改革滯后的部分,如城鄉體制分割、金融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宏觀領域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等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農村經濟系統中仍存在由農村非農產業與傳統農業組成的小二元,在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和反哺農業等方面它仍然具有城市非農產業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對中國人多地少的突出國情來說。因此,筆者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雙二元經濟結構已經是一種市場主導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并且在一個成熟、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未建立起來之前,它將一直存在。
四、結論:改革、發展與二元經濟結構轉換
1.二元經濟反差的實質是兩部門制度結構的差異。具體說,是支配兩部門經濟行為主體的經濟運行機制的差異。按此邏輯,我們把以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基礎的二元經濟結構稱為市場主導型二元經濟結構;同理,把以計劃機制作為資源配置基礎的二元經濟結構稱為計劃主導型二元經濟結構。作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將二元結構轉換與經濟體制變遷結合起來進行分析,這有助于認識和分析中國的二元經濟問題。
2.中國二元經濟不同于古典劉易斯二元經濟,而是一種轉型二元經濟。它一方面具有古典二元經濟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中國二元經濟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最主要體現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是在經濟體制轉變或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因此,中國二元經濟的發展轉化過程中必然呈現出一種“雙重演化”的特征,即一重是二元經濟結構的演化轉變,另一重是經濟體制的演化轉變。這一特征決定了中國二元經濟的發展轉化是工業化與市場化兩方面相互制約、共同作用的過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起點和中國漸進式改革方式的選擇決定了上述二元結構和經濟體制的“雙重演化”必然是從原計劃主導性的二元經濟結構中的“二元兩極分化”開始的,并且是在市場和政府的雙向推動下進行非均衡轉化。這與劉易斯模式不同,它可能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路徑和今后應建立什么樣的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
3.改革的政治經濟學表明,為了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而采取的先易后難、邊際推進的漸進體制改革,對中國二元經濟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一方面,新體制因素的引入、成長和拓展導致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形態由原來的計劃主導型二元經濟結構轉向轉軌初期的計劃主導型的雙二元經濟結構,再轉向轉軌中后期的市場主導型雙二元經濟結構。同時,在轉換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工業化和市場化緊密結合、相互推動的二元經濟發展道路。另一方面,漸進體制改革本身會影響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進程。我國二元經濟發展中的結構轉換和體制轉換并行的“雙重演化”特征與“二元繁衍”特征都與漸進體制改革方式的選擇息息相關,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進程。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有利于我們正確看待目前二元結構轉換的形勢,從而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
注釋:
①張曉晶《中國離目標市場還有多遠?》,http://www.neri.org.cn/h_fenxi_b/2004/200403.pdf。
②高尚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需注重制度建設和創新》,載于《人民日報》2003年10月24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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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張軍.“雙軌制”經濟學:中國的經濟改革(1978—1992)[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39-242.
[責任編輯:唐玉萍]
經濟轉軌匯率調整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不同的歷史背景下產生不同的經濟環境，不同的經濟環境造就不同的經濟政策。本文試圖對各國經濟增長時期政府所推行的經濟政策進行綜述，從而分析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經濟政策；經濟增長；周期
一、日本經濟政策
關于日本二戰后經濟增長的階段劃分，已有很多論述。在這里，我們把戰后日本經濟發展主要分為五個階段。經濟重建期（1945～1952）；高速增長前的奠基階段（1952～1960）；高速增長時期（1961～1970）；不穩定增長階段（1971～1991）；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進入持續衰退期（1992～）。而本文提到的兩個重要時期，是指高速增長時期（1961～1970）；不穩定增長階段（1971～1991）。日本在三十年中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與經濟政策的影響不無關系。
1．擴大內需，增加消費。李曉鈺、吳昊（2009）提出，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出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一計劃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經濟達到快速的增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實現充分就業，消除日本經濟所具有的經濟結構不平衡狀況。部分具體措施有：對于工人，明確規定了進一步推行“最低工資制度”，同時擴展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在提高農民收入方面主要有，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通過制定《農業基本法》鼓勵農民購買生產資料，使一般耐用消費品得以在農村普及，這些都為工業品生產創造出了廣泛的市場需求。
2．全民節能，大力開發節能技術和石油替代技術。王越（2009）認為，日本于1974年7月公布的“陽光計劃”致力于開發新能源，如風力發電、水力發電、潮汐能發電、核電等。其中核電在日本發展很快，已占到日本電力能源的30%左右。70年代打下基礎的太陽能發電技術、蓄電池等技術以及其他節能技術已居世界領先地位?！霸鹿庥媱潯睆娀瘜澞芗夹g的研究與開發，提高能源轉換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開發包括高效氣輪機等在內的重點節能技術；研究開發燃料電池、超導技術應用等可在未來推廣的“種子技術”等。
3．技術立國。日本政府于1980年提出“技術立國”，來加速產業結構調整，淘汰高能耗的產業。張景秀指出，日本重視技術對國家發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從模仿到創新的經濟技術發展模式。它一方面大力加強基礎研究，同時努力推進科學技術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在高新技術領域進展迅速，部分領域已領先于美國，在整個高技術競爭中，日本已對美國造成很大威脅。
二、美國經濟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經濟實力驟然增長，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占有全面的優勢。在完成了由戰時經濟向和平時期轉變之后，美國經濟從20世紀50年代起在上述優勢地位的基礎上進一步持續增長。二戰以來美國出現了三次持續時間非常長的擴張階段，即三次非常長的繁榮期：60年代的繁榮時期(1962～1969)、80年代的繁榮時期(1982～1990)、90年代的繁榮時期(1991～2008)。美國戰后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優勢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國聯邦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經濟政策。
1．運用財政和金融手段對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進行干預。宋玉華（2002）認為，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特點是不斷地依靠增加國家預算中的財政支出，依靠軍事定貨和對壟斷組織甚至中小私營企業實行優惠稅率來刺激生產，增加社會固定資本投資。美國聯邦政府在戰后對許多新興的工業部門、重大科研項目、現代化公共設施進行大量的投資，同時為了維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項目下通過國家購買進行出口，另一方面對某些美國產品的出口實行補貼。此外，美國政府還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科研和教育網點，推行社會保障政策等，在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同時，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2.新科技革命帶動新興產業的發展。陳繼勇、彭斯達（2003）認為，新科技革命使美國意識到先進技術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其經濟中心逐漸向高科技轉移。美國傳統的工業區在東北部，隨著戰后新興工業的迅速發展，美國西部和南部由于擁有新興工業的原料——石油而特別適宜于諸如飛機制造業、石油工業等新興產業的發展。與此同時，美國西部和南部的新財團也驟然興起，在經濟乃至政治上與傳統的東北部財團形成激烈的競爭。
3．對現代跨國公司的支持。美國在戰后憑借其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地位，掌握了世界經濟的領導權。通過二戰后出現的第三次企業兼并浪潮形成的混合聯合公司以世界市場為導向，為世界市場設計商品，根據全球資源（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不同分布情況，同時在幾個國家生產，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銷售戰略瞄準世界市場。由此，通過戰后混合兼并的美國大公司紛紛成為現代跨國公司。它們擁有巨額的資本、廣泛的經營范圍，并且其業務經營強調“全球戰略”，因此可以獲取龐大的利潤。
4．反危機政策。范勇（2002）提出，戰后美國經濟并沒有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周期性循環，經濟危機或經濟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時間就要出現一次，所以政府對經濟危機實行了一系列凱恩斯主義的反危機手段，即運用赤字財政，通過膨脹通貨，刺激總需求，從而抑制經濟危機的破壞程度，避免大量的企業在危機中倒閉，同時控制失業率的急劇攀升，穩定社會秩序。
三、韓國經濟政策
韓國經濟發展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45年8月獨立至1962年實施第一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前為一個階段——動蕩與恢復階段；1962年至1992年為第二個階段——高速增長階段；1993年7月公布新經濟五年計劃以后為第三個階段——調整改革發展階段。本文以1962年以后的發展為主線來研究政府經濟政策對其經濟發展的作用。
1．與時俱進的產業政策。金善女（2005）指出，韓國產業結構政策是隨工業化發展的不同階段而及時變化發展戰略，通過政府的產業結構政策，協調各產業間的關系，扶持新興產業和支柱產業。從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轉變為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進而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過程，老的產業迅速讓位于生產率高的新興產業，這是韓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2．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力求達到企業結構均衡發展。童書興（2007）認為，從80年代開始，政府開始既逐漸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政府利用市場的力量，積極采取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措施。在這種有利條件下，韓國的中小企業在產業結構調整(包括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在70年代末，中小企業在重化工業中的地位與參與程度就在加強，而在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中，中小企業的參與程度也在擴大，1987年，在高技術產業領域，中小企業占到企業總數的94.6%，其銷售額占總銷售額的19.5%。中小企業的地位和作用顯得日益重要。
3．關注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趙利濟、金贏亨（1996）指出，根據產業結構變化的規律，韓國政府決定將產業政策的重點轉向高新技術產業。為此政府制定了五年科技發展計劃，有計劃地發展以半導體、計算機等產品為主的高級電子工業和新材料工業，同時加強生物工程、人工智能、新能源方面的研究。為了實現上述計劃，政府在產業政策上進行了具體調整。第一，對高新技術產業投人大量的人力和資金；第二，為了鼓勵企業進行科技開發，政府設立了“風險投資基金”；第三，重視科技人才；第四，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給予優惠。
四、中國經濟政策
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中國經濟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計劃經濟時期（1956～1978年），第二個時期是經濟改革初期（1978～1990年），第三個時期是深化改革時期（1990年至今）。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缺乏發展經濟的經驗，缺乏進行決策的正確方法，加之連年的政治運動對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使得當時經濟運行極度不穩定狀況。而改革開放后，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我國經濟周期的波動性較弱，增長性和穩定性較強，尤其是市場機制建立以后，經濟基本持續高位運行，波動幅度保持在較低的區間內，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波動性逐步減弱。
1．制度改革。制度是經濟體系運行的基礎，并決定經濟運行的效率。賀強、陳靈（2004）提出，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過程中，有兩次比較重大的制度變遷。第一次是1979～1992年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首先是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快速發展，然后是市場機制的引入以及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改革措施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資源配置激發了市場活力。第二次是1993年至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建設時期。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正式確立，這次制度變遷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使經濟再次進入擴張期。賈俊雪，郭慶旺（2008）認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包括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推進了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的制度基礎、作用機制和作用工具不斷完善。
2．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影響。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得到很大發展，與此對應，這一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穩定性明顯增強。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出現的重大政策變動可以發現，政策變動與經濟發展及經濟周期演變存在明顯的相關性。比如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央調整了經濟計劃指標，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當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4.2%，連續幾年經濟增長率維持在兩位數以上。后來，政府為了抑制過快的經濟增長速度，抑制通貨膨脹，又采取了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實現“軟著陸”。1997年下半年，針對亞洲金融危機造成中國出口下降以及國內需求不足，中央采取了以擴大內需為主的宏觀政策：銀行連續6次降息，財政擴大國債規模，增加基礎設施投入。這些政策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我國經濟沒有出現大的衰退。我國政策的變動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外貿政策來體現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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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軌匯率調整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和擴大導致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因此也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科學的分析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文章從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要原則出發，論述了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并詳細的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主要對策。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宏觀經濟；影響；政策
匯率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政策，其也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期下我國經濟飛速發展，需要利用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來有效的進行干預與引導，以保障我國市場經濟的穩定增長，同時有效的監管與調控也可以實現勞動就業、抑制通貨膨脹、拉動內需、穩定人民幣價值、維護國際間的收支平衡。貨幣政策的穩定與增長對宏觀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人民幣匯率在外匯市場的波動會抑制宏觀經濟的良性化發展，因此我們要對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的分析和論證，以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本文從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要原則出發，論述了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并詳細的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主要對策。
一、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要原則
（一）主動性
人民幣匯率關系到我國的經濟政策、金融政策、宏觀經濟發展，因此在人民幣匯率調整過程中，要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和經濟環境來有針對性的進行調整，要把握匯率調整的方式、內容、周期，同時匯率調整也要積極主動，在宏觀經濟調控的各周期都要主動采取調控措施，以減少宏觀經濟的波動。
（二）可控性
人民幣匯率調整會引發宏觀經濟指數的各項變化，在宏觀經濟管理上要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有效的控制，在保證經濟穩步發展的同時，推進市場經濟發展的進一步改革，同時對人民幣匯率加強控制避免金融市場出現較大的波動。
（三）漸進性
人民幣匯率調整是一項周期性的工作，在逐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和調整的同時，還要考慮到宏觀經濟的長遠發展。從現階段我國經濟的發展態勢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回歸市場的基本需求，從供給側的角度出發，加強浮動匯率的階段性管理，逐步的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和靈活性。
二、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一）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宏觀經濟的有利影響
1. 人民幣匯率有利于降低成本
現階段，我國經濟正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原材料的購買量和消耗量巨大，而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能夠極大的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同時也能夠減少進口環節的支付費用。我國進口行業主要包括：天然氣、造紙業、化工業、鋼鐵、航空、電子設備等，在人民幣升值時購買這些材料會大大的減少成本支出，同時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例如：我國國內的天然氣用量越來越多，我國政府和我國石油企業開始向土庫曼斯坦進口天然氣，2017年土庫曼對我國天然氣日出口量增加了1/3左右，2017年12月27日對我國的輸氣量達1億立方米，比前一時期增加了約3000萬立方米。
2. 人民幣匯率上升有利于技術引進
發達國家掌握著較為先進的技術，如：計算機技術、污水處理技術、節能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生物醫學技術等，這些技術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助推作用，我國要通過技術引進來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先進技術，這也能夠幫助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和產業結構升級，因此需要提升人民幣的匯率，通過匯率的調整來提升我國貨幣的價值，以此來收購國外附加值高的企業和引進高新技術。
3. 人民幣匯率有助產業結構升級
我國的制造業和輕工業已被世界所認同，同時我國出口的產品多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源集中型的低附加值產品，由于成本支出少、技術含量低、人工成本便宜，在走向國際市場時主要以價格為優勢取勝，但這種經濟模式只是暫時的，雖然通過競爭的企業也得到了一定的利潤，但資源的過渡消耗、人工成本的增長、產品更新周期限制、技術創新的遲緩等因素也給相關產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因此需要通過人民幣升值來促進產業升級，只有產業升級才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才能夠為我國產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
（二）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的不利影響
1. 出口壓力增大
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是投資、消費、出口，在這三個主要力量中出口的力量占經濟增長指數的大部分，并且出口行業的發展也要與時俱進，中東歐鐵路的通車與“一帶一路”的發展極大的促進出口行業的發展，同時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會使我國的出口產品價格上漲，這會制約我國的出口量，同時也會使出口低價格產品的企業倒閉，因此人民幣匯率的上漲會給我國出口行業帶來壓力。
2. 影響外商投資
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外資上擁有較大的優勢，并且投資環境良好，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相對便宜，因此吸引了大量外商來華投資，并且這個系數還在不斷的增長，如果人民幣匯率提升，會造成外商在華建廠、設備購置、人工勞動成本、稅收成本、運輸成本等費用的增加，這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會提高失業率。
三、人民幣匯率對宏觀經濟影響的主要對策
（一）減少誤區
人民幣匯率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但調整人民幣匯率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要減少人民幣匯率調整的誤區，不能把人民幣匯率與國家形象、金融體制、宏觀經濟政策相提并論，不能一味要求人民幣升值，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出發進行分析和調整，確保經濟發展與國家實力的增強，過分強調人民幣匯率對經濟發展無益。
（二）強化意愿結匯制
我國要強化企業的意愿結匯制，主要是通過國家允許來出售收入的出口外匯，出口企業在經營中除了專項外匯可保留外，其他外匯主要出售給國家指定的外匯銀行，這種模式下會造成市場匯率的扭曲，因此企業出口意愿結匯是人民幣匯率發展的重要問題，所以應改革匯制。同時，意愿結匯也有極大的好處，筆者認為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意愿結匯有助于企業的經營管理，出口企業可通過保留外匯來降低匯率的風險；其次，意愿結匯可以促進中央銀行的貨幣獨立性，傳統情況下匯率會產生波動，這時中央銀行對匯率市場進行干預與引導，這會使中央銀行對匯率的控制較為被動，強化意愿結匯有助于提高中央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三）外匯市場的擴張
我國應加強對外匯市場的擴張，并且要提高外匯市場的容量，這有助于我國國有銀行機構的進場交易，同時能夠使市場的參與主體增多，范圍逐步擴大，有助于金融體系的完善。另外，市場機制是匯率定價的主導，我國應減少中央銀行核定外匯的結算余額，幫助外匯市場進行擴張以提高匯率的市場化管理。
（四）改進匯率
匯率的改進主要是指浮動匯率，因浮動匯率是以市場供需關系為導向，形成過程也是復雜多變的，包括：經營主體對外匯的供求關系和銀行交易價格的市場化，如果市場匯率偏離了宏觀經濟發展的要求和中央銀行對匯率的預期值，這時中央銀行會進行有效的干預。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會成為市場價格的決定者和主導者，而經濟價格主體則成了被動的接受者，這類方式和做法不利于經濟市場的良性化發展，因此有必要參照國際通行的做法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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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鞍鋼集團財務有限責任公司住房資金管理部）
經濟轉軌匯率調整論文范文第4篇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條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之路，這一時期呈現了以下一些特點： 首先，企業由被政府控制逐漸轉向被市場影響。新中國成立之后，為了更好、更快的發展經濟,我國采用了政府控制企業的方式，其目的是實現全民的共同利益。然而，伴隨著這種方式也帶來了國有企業的效率不斷下降，資源并沒有被有效的配置，并創造出最大的價值。為此，政府轉變了對國有企業的直接控制，代之以市場為影響手段，對經濟發展進行有效協調，激勵企業選擇真正有能力的經營者，做出最優選擇。
其次，非國有企業發展迅速。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引進了制度競爭，推動了國有體制的改革。在封閉的環境中，沒有比較，沒有競爭，低效率的體制可以產期存在。但在開放的經濟中，效率成為檢驗企業優劣與否的重要標準，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的弊病暴露無疑，使得市場經濟和非公有制企業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截至2007年6月底，全國實有企業876.1萬戶，內資企業327.6萬戶，占企業總戶數的37.4%;外商投資企業28萬戶，占企業總戶數的3.2%;私營企業首次突破500萬戶，達到520.5萬戶，占企業總戶數的59.4%，注冊資本(金8.3萬億元，從業人員6927.5萬人，個體工商戶2621.4萬戶(沈莉，2007)。
再次，企業所面臨的競爭環境更加嚴峻。全球化和技術的創新使中國企業所面臨的競爭前景更為嚴峻。以前備受保護的中國國有企業所控制和影響著的中國國內市場受到了非國有企業的強烈沖擊，而對于那些有著預見性的企業，市場化也出現了許多機會。事實上，中國的市場競爭依然存在著行政壟斷，這給國內的競爭環境也帶來了巨大破壞;同時，中國企業的市場競爭還具有“血拼”色彩，這種競爭雖然是對計劃經濟的徹底否定，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綜上所述，由于改革的不斷深化，短缺型經濟類型成為歷史，中國企業的競爭開始不斷加劇，利潤越來越薄，持續增長更加困難，企業將面臨更加不確定性的環境。
隨著中國整個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和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企業在這一階段正經歷著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是對傳統的計劃經濟下的管理體制的變革，也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日益形成的競爭環境的適應，因此對于中國企業而言，目前正處以一個非常重要的管理轉軌和管理創新期。中國企業的發展與壯大不但已經成為影響經濟局面的核心因素，更進一步地成為影響到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問題。為此，對企業的關注和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企業作為經濟體系中微觀，但同時也最活躍的組成部分，其生存與發展的首要問題在于明確自身的前進方向，確定自身前進的步驟。換而言之，就是要確定企業的發展戰略，為企業自身的存在確定價值意義，向各種利益相關者通告其持續、堅定的發展前景。因此，對企業戰略導向的選擇就成為了關鍵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對中國的企業來說更特殊的問題在與中國企業面臨著劇烈變化的制度環境和任務環境，企業自身的能力也在隨之不斷起伏波動，它們因此更加需要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選擇企業的戰略導向，從而能夠適應整體改革和國際化的需要，實現企業科學、有序的戰略變革，進行科學、有效的戰略導向選擇。因此，本書希望能夠在中國轉軌時期這一特殊的背景條件下，從行業管制到逐步放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政治體制的逐步改革等外部環境和中國企業的現實狀況等角度來分析外部環境與內部能力是如何影響中國企業的戰略導向選擇，又是如何影響企業績效的。
在這個轉軌以往的特點時期，中國企業也呈現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特點，這些特點體現了中國企業所處的環境特點和時代特征。
首先，從企業 內部制度環境來看，企業內部制度因素主要表現在企業產權制度和治理結構上，具體體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特點(樊燕萍)，2005)：
(1) 產權制度改革沒有突破性進展。在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
原有國有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就是沒有明確產權邊界的國家所有制和要求有明確產權規則的市場經濟的不適應。產權制度主要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它能經濟活動中的交易費用，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產權制度是所有制的具體化，影響著企業以及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發揮，對企業的運行機制和企業行為規范與否起著決定行作用。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實際進程就是產權不斷變革的過程，但是這些改革始終沒有在理順國有企業產權關系、建立現代化企業產權制度上取得明顯突破。國有企業改革已經走過了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轉換經營機制等階段。這些改革措施對于擴大企業自主權，減少政府的行政干預，激發企業經營的積極性等方面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但是由于在產權制度改革方面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把國有企業改革成為真正的市場競爭主體仍面臨很多困難，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和市場經濟運行不融合，國有企業仍無法成為真正的自助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經營主體。
(2) 企業治理結構尚不完善。企業治理結構是指企業在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條件下，對各利益主體之間對的利益關系所進行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說，通過一種制度安排，建立利益主體之間的權力、責任和利益的相互制約，從而實現利益關系的 合理化。經濟轉軌時期由于政企沒有徹底分開、產權改革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以及市場機制不完全等問題的存在，企業的委托代理關系極不規范，出現了政府行政干預下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其實質為“企業家缺位”，就是說，在現在的治理結構中，還不存在真正的企業家。我們仍然處于官員決策和企業家決策并存的階段，在很多企業，我們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資，并且政出多門、政策多變使得企業家忙于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經濟轉軌中的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從內部制約著企業行為目標的實現，導致企業長期處于低效益狀況。
其次，從企業行為特征來看，經濟轉軌時期的企業行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特點: (1) 企業行為趨于市場化又受制于政府。經濟轉軌時期的企業生產經營行為趨于市場化，但轉軌時期的過渡性特征以及政企不分、行政干預、政府行為不規范等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企業行為政府化的特征依然很明顯，特別是國有企業行為受到政府和市場的雙重約束和限制。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原有的“雙軌”價格已大部分退出，大部分生產資料的價格被市場價格取代，其他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也在不斷提高。企業大部分生產經營活動更多的考慮市場需要，并根據市場提供的各種信號做出經營決策。但是，由于政企沒有真正分開，許多國有企業身在市場卻心系政府，國有企業并沒有按照市場規則運行，并不積極參加競爭，而是更指望政府，按照政府的邏輯辦事。因為對國有企業而言，在政企不分開的情況下，從政府處爭取壟斷地位而獲取壟斷租金比從競爭中獲得利潤更容易，更合算，也更持久。此外，企業從銀行獲得遠低于市場價格的資金，實際上也是政府對國有企業的一種隱性財政補貼。從政府部門來講，由于國有企業一直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政府從其自身收入角度出發，也必然十分重視國有經濟的發展水平，并對國有企業進行嚴格的控制和扶持。這使得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對政府半依半賴，依然無法擺脫政府部門的干預(劉培堂，2004)。所以，企業的行為就表現出既趨于市場化又受制于政府的特征。
(2) 企業的行為短期化傾向突出。經濟轉軌時期企業外部環境的過渡性特征和內部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造成了企業經營中的短期化傾向非常突出。所謂企業短期化行為，是指企業只注重短期盈利而不注重盈利的投資成本;只關心企業留利水平，不關心資產價值(張維迎，2003)。經濟轉軌時期，經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是企業獲得了一定的經營決策自
主權和剩余權，對企業行為產生了一定的激勵效應。但這種經營決策和剩余權是極不完全的。政府作為國有企業出資者不僅對企業的許多重大決策保持控制，還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的人事權和干部任免權保持控制，形成了經營者對政府的依附感，經營者在任期內不僅要算經濟賬，還要算政治賬、社會賬。因此，在經營時，追求短期利益也就成為必然。
此外，過渡性制度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也加大了企業追求長期利益的資本投資的風險，使得企業更加注重短期利益。而市場調節的不完全、法律規范不利、企業信用缺失，又加劇了企業行為的短期化傾向。
(3) 企業失信行為泛化。經濟轉軌時期市場機制的初步建立，使得企業行為目標轉向自身利益最大化。但當時經濟轉軌時期特有的外部環境約束失效時，企業的失信行為就不可避免了。經濟轉軌時期本身具有的過渡性政策不穩定，行為規范不健全、政府行為不規范等特點，首先造成了政府不講信用的形象，政府的失信使得企業對政府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預期，企業著眼于經濟轉軌中短期利益的追逐，熱衷于中國政府變化之間和法律漏洞之中的利益契機，來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會使企業的失信行為越來越嚴重(張亞勛，2003)。而企業普遍而大量的失信行為，會產生強烈的示范效應，這就更加堅定了其他企業強烈的投機心理，使得經濟轉軌時期出現了普遍的企業失信行為(董玲、陳新國，2004)。
(4) 企業行為預算約束趨于硬化。由于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深化，銀行行為的市場化，銀企關系的變化，是企業的投資行為趨于理性，即企業必須面對自負盈虧的預算機制，從而改變過去在無約束或軟預算約束的條件下進行生產經營的局面。但是，對于國有企業來說，由于缺少產權承擔者，缺少真正承擔財產風險的主體，國家和銀行很難對企業形成有效的約束機制，從而使得企業投資的硬預算約束并不能有效實現。
最后，從企業內部能力和核心競爭力角度來看，目前我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觀念薄弱，大多數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這與經濟轉軌中， 企業轉軌的行為密切相關。核心競爭力首先要能為用戶提供根本性的好處或效用。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成產單位的產品設計、生產和銷售，主要是聽從政府指令而不是顧客的聲音;目標是完成產量而不是滿足顧客的需要。這種封閉式經營的文化背景使大量企業更多地注重產量的繁衍，重復生產類似的產品，堆砌出一個繁榮的“買方市場”。而轉軌時期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力量，是消費者需求的數量和偏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相當多的產品沒有跟上時代發展，相對于消費者需求來說是無效供給;大量的重復模擬復制產品，與一些國外廠商的最新功能產品相比，更是缺乏競爭力
綜上所述，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制度變遷過程。由于我國經濟轉軌采取漸進的方式，所以新舊體制交替的過程較長，“在計劃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之間不僅有一個時間間隔，而且有一系列介于兩者之間的制度形態構成的中間地帶”(盛洪，1994)。也就是說，“破舊立新”不可能一步到位。
轉軌時期，國有企業能夠獲得國家、當地政府乃至金融機構的大力支持，而其他企業由于規模較小，并且沒有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所以最終導致盡管非國有企業的勞動效率明顯高于國有企業，但是資源的大部分還是被國有企業所占有。為此，非國有企業只能提高資源利用率，從而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資源使用效率的帕累托改進。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中，可見轉軌初期的戰略導向選擇并沒有得到推進，許多企業只是進行了簡單的組織結構方面的創新，更多的注重組織結構的調整、業務流程設計、崗位
職責重新整合等，而在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企業對新產品的研發、對外部能力的借用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色彩，致使轉軌后的企業并不能很好地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企業戰略能力缺乏。因此，持續的戰略能力的構建是轉軌時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轉軌時期的國有企業改革比任何成熟的市場經濟更加需要企業家精神，需要承擔企業成長和發展壯大所遭遇的環境部確定性風險。由于在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的過程之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對領導者的選聘和激勵呈現不同的機制，資本市場對國有企業領導者的激勵是有限的，因此，這也給國有企業引進優秀的職業經理人，進行市場化運作帶來了較大的障礙。
從經濟運行機制來看，中國顯然已不再是一個計劃經濟國家，但也不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而是處于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這種體制格局幾乎表現在一切方面，從企業體制、市場體制甚至國家管理體制。伴隨著外部環境的變遷，企業自身的行為和特點也發生了變化，經濟體制的過渡性特征使得處于這樣一種體制下的企業既不同于傳統計劃經濟時期，也不同與成熟市場經濟時期，從而具有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代特征。
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本單位，在國民經濟的運行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同時又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之一。企業是構成宏觀經濟活動的微觀基礎，它每一項市場活動都直接或間接地關系到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國家宏觀經濟的各項政策也要通過企業的市場活動來實現，所以企業是否能健康運轉直接關系到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和國家經濟的總體發展。目前，由于正處于轉軌期，整體上我國企業的運行效率并不高，生產經營過程中還存在諸多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從而保證企業和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就必須了解處在這一轉軌時期企業的特點，從而對癥下藥，有針對性的解決企業存在的各項問題，引導企業適應這一特殊環境的特點，因勢利導，使企業走上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從而也保證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