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行政改革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我國正處于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提升政府形象的關鍵時期，研究契合我國國情、能有效支撐中國特色的公共行政文化建設的標準體系，是指導公共行政文化建設、推進公務員隊伍素質提升、提高公眾對政府滿意度的現實要求。本文以公共行政文化標準體系建設為主線，在對公共行政文化的概念及內涵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借用標準化的理念和手段，提出將公共行政文化中可固化要素作為標準化對象的技術路徑。
關鍵詞：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技術路徑
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是標準化原理在公共行政領域內的應用。根據\"標準化\"的定義，\"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可以理解為：為了在公共行政管理范圍內獲得最佳秩序，對現實問題或潛在問題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復使用的條款的活動。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活動主要包括編制、發布和實施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并對公共行政文化標準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的活動。
一、公共行政文化的要素分析
公共行政文化究竟由哪些要素構成的，目前也無定論。有學者從公共行政文化的形成階段將其要素界定為\"行政心態、行政意志、行政規范和行政評價等\"[1]；也有學者認為公共行政文化的要素包括\"以理論形態出現的行政思想，以態度、情感、動機等表現的行政心理，以評價、判斷乃至決定為其表現的行政價值\"[2]。通過比較分析和研討，筆者認同朱新林、魏小文等在《建設有中國特色行政文化的路徑選擇》中的觀點，即行政文化的要素包括\"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在行政管理活動中逐漸培育、生成的行政觀念、行為模式、制度規范以及物質形態要素的總和\"。
1、行政思想文化
行政思想文化是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孕育出來的心理意識、倫理道德、理論思想、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因素。根據其穩定性、固定化程度又可分為行政心理文化，包括認知、情感、意志、信念、思維方式等因素；行政倫理道德文化，即政府工作人員在行使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中所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行政理論與價值文化，包括管理理念、管理哲學、行政理論方法、行政價值觀等因素。
2、行政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層是文化結構的中間部分，建立行政制度文化，要以現行的法律法規為基本依據，以公正透明、運轉協調、務實高效為目標，力求體現創新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3、行政行為文化
行政行為文化是指行政機關和公務員在行政管理及人際交往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習慣、行政作風、行政禮儀等。
4、行政物態文化
行政物態文化主要是指政府依法行政依附的載體，包括政府機關提供行政服務的場所滿足節約、便民、廉潔的要求等。這是行政文化的表層部分，是形成制度層和觀念層的條件，往往能夠折射出行政機關的價值觀念、管理哲學、工作作風、環保意識和審美意識。
綜上所述，公共行政文化的構成要素豐富且多樣，經過比較分析將以上四個要素作為本研究的重要理論支點。
二、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的范圍
1、公共行政文化建設的范圍
公共行政文化建設涉及思想層、制度層、行為層及物態層四個層面（見圖1），這四個層面相互聯系、彼此影響，共同支撐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設。
思想層--即行政人員的思想建設方面，包括行政人員的心理、道德、理念、價值觀等，是行政人員從事行政工作的精神依托，是行政文化建設最核心的層次；
制度層--即行政管理制度方面，包括行政組織制度、機構建設制度、公務員管理制度等。公共行政文化建設較為抽象，必須落地到比較具體和客觀的制度建設上，通過制度訂立、操作約束行政人員的行為，保障行政工作的規范運行；
行為層--即行政人員的工作作風、態度、禮儀、服務規范等。行政人員在精神思想和管理制度的影響下，對自身工作行為進行規范；
物態層--是公共行政建設的物質保障，包括行政辦公建筑、設施設備和手段等。
圖1 公共行政文化建設范圍和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范圍
2、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的范圍
標準化在從基礎技術、工業產品領域向貿易、信息、物流、能源、環保、安全、服務等領域發展的過程中，表現出標準化是從實物層面開始，向無形性的管理層面發展的趨勢，但標準化并不涉及思想層面的規范和管理。
公共行政文化建設中的\"思想層、制度層、行為層、物態層\"的四個層面中，\"思想層\"是對公務人員的思想、心理、精神加以引導，通常是以法律法規和社會道德予以規范和引導，不適合以\"標準\"的形式進行規范，因此不屬于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的研究范疇。而公共行政文化建設中的\"制度層、行為層、物態層\"屬于實物層面和管理層面的內容，可以用標準化形式進行規范，是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的主要研究內容。
三、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的特征
1、系統性
\"最佳秩序\"賦予了標準化\"科學管理\"的內涵，要求標準化工作必須通過整體考慮、系統設計的路徑才能充分發揮標準互相協同和促進的集合效應。例如，\"神舟\"計劃就是標準系統性體現的典范，飛船從設計、生產、檢測、發射到在軌監控，每一個環節都由眾多標準組成規模宏大的保障體系作為支撐。公共行政文化的建設也需要由層層遞進、相互支撐的眾多標準組成公共行政文化標準體系，在規范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發揮整體性作用。
2、統一性
\"共同使用\"決定了標準的\"統一\"屬性，是對同一事物或活動所設定的各方\"共同遵守的準則\"，其目的是去除不必要的由多樣性引起的混亂，為正常的活動建立共同遵守的秩序。比如，秦始皇在我國歷史上首次以政令統一貨幣、文字，推行\"車同軌、書同文\"，就是標準統一屬性的典型案例。圍繞公共行政管理開展的標準化活動，從公共行政制度、行為、物態等方面進行標準化的統一，在公共行政管理建設范圍內實現最佳秩序。
3、實踐性
標準來源于實踐，并在指導實踐的過程中持續改進、優化實踐。比如，清朝的《工程做法》，作為一部全面的建筑工程作業指導書，既是工匠建造房屋的標準，又是主管部門用來驗收工程、核定經費的依據，既是當時實踐經驗的提煉和升華，也直接規范了各類建設活動。同理，公共行政文化標準來源于公共行政文化建設，由公共行政文化建設過程中形成的理論和經驗綜合而成，反過來又對公共行政文化建設的發展起指導性作用。
四、推進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的路徑
利用標準化手段來推進公共行政文化建設，從某種程度上依托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務標準化，即運用標準化的原理，對政府在行政管理和服務的實踐中出現的具有常態性和重復性的活動進行科學總結并形成規范，促使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行政管理職能，提供行政服務。推進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的路徑如下：
1、明確職責、優化行政管理和服務流程
政府在提供行政管理與服務的過程中，其方法和流程還沒有擺脫傳統行政管理的模式，工作職責不清、辦理流程冗長拖沓、部門之間互相推諉的現象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政府部門嘗試將標準化手段引入政府自身工作管理，在提供行政管理與服務的過程中，對重復性的服務和活動建立標準、實現規范化操作：按照減少工作交叉、明確管理職責的原則，梳理和確定各機構、各部門在提供行政管理與服務過程中的職能和職責，從而可有效地減少相互扯皮和工作脫節的現象；通過優化行政管理和服務流程，從而提升行政管理效率、縮短辦事時間、提高行政管理與服務的水平和質量。
2、規范行政管理與服務公開透明，保證行政相對人的知情權
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提高和網絡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暗箱行政\"不僅不再適應我國政府行政管理的實際，還往往會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社會問題。同時，政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的不透明也不利于對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科學考核和有效監督。這就要求政府在提供行政管理和服務的過程中實現管理和運作的透明化，不斷擴大政府信息公開程度，減少暗箱操作：一是政府要將必要的政務信息和行政審批辦事指南向社會和公眾公開；二是政府部門之間要實現信息的公開透明和數據共享，減少部門之間的工作推諉和權力摩擦。通過制定行政管理信息公開編碼規范、數據規范、業務規范標準，以及制定行政審批辦事指南規范等方面的標準，為行政管理與服務的公開透明提供技術支撐。
3、規范行政審批，壓縮自由裁量尺度
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指行政主體在法律授權范圍內，在法律規范對行政行為的內容、形式、辦法沒有具體詳細規定的前提下，根據對實際情況的判斷和自由選擇，作出適法適當處理，決定行政相對人履行一定義務或賦予行政相對人一定權利的權力。在現代行政中，政府既可通過連續的行政立法及準立法，給行政自由裁量權予以界定，也可將行政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原則和判斷用標準化的手段給予規定。在立法尚未完善時，先利用標準化的形式，對自由裁量尺度進行明確化，如行政機關制定和實施行政審批業務手冊等，對行政人員的行政自由裁量權進行壓縮。
4、利用系統工程和綜合標準化的理念
我國在推進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建設過程中，宜利用\"大標準\"概念、系統工程和綜合標準化的理念，而不能囿于傳統標準范圍的禁錮。應與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務的實際環境有機結合，與行政管理中的檔案管理、文件管理、職能管理、人事管理以及事項管理等規章有機集合，而不可生硬切割，為\"標準\"而\"標準\"。此外，不同地區或部門之間，由于其提供的行政管理和服務的不同，因此不能完全照搬一個標準化模式。應結合具體地區或部門的實際情況，選擇目前急需的、具有一定基礎的行政管理和服務事項先行先試，總結經驗，然后再由點到面逐步擴大標準化范圍。
5、持續改進標準，不斷提升行政管理與服務水平
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建設是一項非一勞永逸的長效工程，應根據行政管理和服務實際，通過標準的制（修）訂、發布和實施，提高行政管理和服務水平，反過來根據標準實施情況的反饋再對標準進行修訂和完善，不斷提高行政管理和服務水平。如此往復循環，標準只有在一次次的改進中得到不斷完善，更加貼近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服務實際，才能更好地發揮標準的作用，更好地提升行政管理和服務水平。
五、結語
盡管標準無法在思想、政制、文化層面發揮作用，但作為公共行政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之一，行政管理與服務標準化日益成為規范公務人員行為、決定公務人員價值觀取向、引導行政組織產生正面的價值認同的有力抓手。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公共行政文化標準體系，在行政管理與服務層面進行一系列標準化嘗試和探索有助于創新審批機制、實施流程再造、簡化審批環節、提高行政效能、規范行政行為、促進廉政建設，符合公共行政文化\"法治、責任、服務、效率、廉潔\"的核心價值。行政管理與服務標準化試點工作可行政管理與服務地方標準和國家標準涉及公共行政文化建設、管理、服務、評價與信息化方面的標準，分別對應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的制度層、行為層和物態層建設方面的內容。我國行政管理與服務標準化系列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績為構建公共行政文化標準體系、推行公共行政文化標準化建設積累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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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韓晶（1982-），女，山西太原人，上海市標準化研究院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人事行政改革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村民自治在我國的出現，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后國家與社會權力關系調整的制度結果。但村民自治在實施過程中體現出了一定的制度限度與困境，其背后所反映的是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權力格局中多元主體間的結構性張力。在此背景下，建構多元治理主體的制度性合作關系，實現其合作共治是農村基層善治的重要途徑。在我國傳統協商治理以及西方協商民主理念下建立起協商參與機制，則是實現這一制度性合作關系的現實選擇。
關鍵詞：村民自治；多元主體；合作共治；協商治理
一、村民自治：發展與困境
中國鄉村傳統治理結構有兩個不同部分，其上層是中央政府，并設置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統，其底層是地方性的管制單位，由族長、鄉紳或地方名流掌握。地方內部的共同利益關聯，須以傳統中國的兩個治理系統——地方權威和官府權威的分離為條件。在通常情況下，這兩個系統互有關聯，但基本各司其職，并沒有管轄權意義上的相互糾纏。1949年建國后，這一治理結構遭到了顛覆性的重構?；谧陨韽姶蟮膭訂T能力，通過自上而下發動的“人民公社化”、“四清”等一系列社會運動，中央政府成功地將國家權力滲透到了農村社會的最基層——行政村甚至是自然村，形成國家同構社會的局面。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為我國農村“全能主義”社會重要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在下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逐漸解體、衰落和終結。這些因素包括：人民公社制度自身制度績效的低下，具體表現為“沒有發展的經濟增長”；中央政府工作重點由“階級斗爭”轉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以及農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欲求與沖動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直接動搖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土地產權基礎，而此后在我國農村全面展開的鄉村經濟改革更是賦予了農民更多的“自由活動空間”和“自由流動資源”。集體經濟不再像人民公社時期那樣壟斷著農村全部的經濟生活，農民可以名正言順地規劃和掌控自身的生產行為、追求個體的私利。經濟體制與結構的深刻變遷在農村催生了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并由此影響到了農村基層社會的治理架構。建國后所建立起來的那種黨政權力或者說國家權力全面滲透到農村基層社會、控制和分配一切社會資源并以此實現對每一個農民的控制和對社會統治的權力模式難以維系。利益多元化之后的基層社會和農民“自下而上”地尋求農村權力結構的改變，以滿足他們在經濟地位改變后對決定自身事務權力的訴求；國家和政府也“自上而下”地積極謀求農村治理結構的變遷，以化解經濟體制變遷之后政府在農村基層社會所面臨的治理壓力、重塑國家基層政權的“合法性”。如此一來，村莊領導人由上級政府指派逐漸改變為村民自由選舉產生，“村民自治”登上了我國農村社會治理的舞臺。
此后，村民自治不管是在實踐方面還是在學術研究方面都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按照沈延生的說法，村民自治的繁榮是因其承載著功利主義、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三重期望。功利主義者期待“村民自治”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樣板；理想主義者期待“村民自治”能夠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中國民主建設的微觀社會基礎”，至少也要成為“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訓基地”；浪漫主義者把村民自治制度視作是“為萬世開太平”的“制度創新”，他們追求的是“理論創新”，是形成“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經驗范式，并對由西方國家經驗中產生的西方民主理論構成挑戰”。
然而，“村民自治”發展至今，在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帶有共性的矛盾與問題。這些矛盾與問題充分體現了村民自治的制度限度與困境，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其在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路徑以及拓展基層民主發展的空間。這些矛盾與問題大致包括：1.在村委會選舉方面，村民對村莊選舉的興趣和參與度都不夠高。比如張靜在對吉林梨樹縣村委會換屆選舉的觀察中發現，“由于對選舉以后的改善懷有疑慮，相當部分村民缺少對選舉的投入和興趣，它表現在，村民對競選演講的參與率不高(但私下的串聯不少)，對競爭者的公開提問相當有限(但私下的議論卻非常多)，一些村的棄權票很高(達到200張以上)，代家人投票的情況也相當普遍，不少村干還有動員、命令和對付上級檢查的行為”。村民在選舉過程中普遍地對候選人是誰和把票投給誰并不關心，有的村民是誰給的“出場費”高就把票投給誰，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類似于“黑金政治”的選舉過程。2，在上級政府(主要是鄉鎮)與村委會的關系方面，縣及鄉，鎮，黨委，政府仍然對村莊領導者的產生以及村莊公共事務的管理發揮著重要甚至是主導性的作用，客觀上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形式化，造成嚴重的“制度侵權”。3，在農村“兩委”關系方面，按照《村組法》的規定，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工作，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依照憲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開展自治活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第3條)。顯然，這一規定自身即賦予了村民自治實踐內在的組織張力。一方面需要堅持村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村莊公共事務又由村委會自治管理，那么到底村務最終由誰來決定呢?“兩票制”、“一肩挑”、“兩委合一”等作為解決兩委矛盾的權宜之計，在暫時解決了農村治理中的多頭管理問題的同時，是否也擔負著“用混淆黨務與政務、黨組織與政權組織(或者準政權組織)、黨員與非黨員的不同權利義務的辦法來替代清晰明確的黨政分開、各司其職”的風險呢?
二、結構張力：農村基層治理的
權力關系格局
“村民自治”的實踐出現上述矛盾、對立與問題，其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農村基層治理各權力主體間的關系，尤其是以鄉鎮政府為代表的國家和以農民為代表的社會之間的權力互動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方面?！盁o論是在世界歷史還是中國歷史上，國家行政與鄉村自治都曾經是兩個不同的治理系統和理論概念，但是，發展到現代，二者已經相互交融，成為一體?！贝迕褡灾伪旧淼闹贫仍O計，以及學術界對村民自治合法性、其拓展空間與路徑，以至于對經濟制度變遷后中國農村治理轉型的探討，都可視為是對農村治理實踐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思考與設計。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框架下考察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實踐中的權力關系，我們發現，多元權力主體間的利益分歧與結構張力在現有的制度設計中難以消除，這成為制約村民自治實踐與發展的關鍵因素。
當前我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的利益分歧與結構張力的第一個來源是以縣及鄉鎮政府為代表的國家行政權力與以村委會為代表的社會權力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按照《村組法》的規定，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工作上的指導與被指導、協助與被協助的關系，而不是直接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然而，鄉鎮插手村莊選舉以及村莊日常事務管理的情況卻相當普遍。鄉鎮政府已經習慣
于將村級治理組織作為自身的下屬單位，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國家需要依靠縣及鄉鎮政府完成對農村社會的“汲取”；而在稅費改革之后，多元化的利益與權力格局之下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與政權建設的需要使得國家并沒有放松行政權力對農村自治權力的影響。從村委會的角度來說，由于政府行政權力依然掌握著村莊發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資源，造成了村委會名義上是獨立于鄉鎮政府的自治組織，而實際上兩者卻存在著一種依附關系。因而村委會在面對行政權力的越位或制度侵權的局面時，也只能主動或者被動地接受。另外，“村民自治”實施以來就存在的兩委關系問題，反映的也正是農村基層治理實踐中國家行政權與社會自治權之間的張力。
當前我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的利益分歧與結構張力的第二個來源是村委會組織的內在緊張關系。從“村民自治”的制度設計上來說，村委會由全體村民選舉產生，對全體村民負責。但《村組法》在賦予村委會自治地位的同時，還賦予村民委員會許多國家的職權，如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宣傳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動村民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等?！按迕褡灾巍蓖菩兄?，國家在農村的糧食收購、農業稅收、計劃生育等任務都比此前完成得更好。因而有學者認為村民委員會實際上并不是純粹的自治組織，它具有“準政權”(semi-regime)的性質。如此一來，村委會一方面是村民投票選舉產生的、代表村民利益的自治機構；一方面又對上級政府部門具有依附關系，需要扮演準政府組織的角色來幫助國家完成在村莊的各種治理活動。也就是說，從授權來源的角度看，村委會的合法性來源于村民的信任與委托；但村委會的實際運作卻大多時候是對上級政府負責，成為國家在農村基層社會的“代理人”。一旦國家與社會之間出現利益分歧與互爭的時候，這樣一種內在的緊張與矛盾在村委會的運作中體現得更為清楚，造成其在“村民自治”與農村社會治理實踐中的左右為難、不知所措。
而村委會與村民之間的緊張關系則是當前我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利益分歧與結構張力的第三個來源。如前所述，村委會的授權與合法性來源是村民的信任、投票與委托。村民在投票之后理所應當地認為村委會應當代表他們的利益，包括在與上級政府出現利益分歧的時候。但村委會在承擔部分政府職能的同時，實際上對縣及鄉鎮政府存在一定程度的依附關系。在國家與社會的利益分歧與權力互爭中，村委會更多時候表現出的是“準政府”的性質。這導致的后果是作為授權方的村民對村委會的不信任，村民對選舉村委會領導人的投票活動沒有興趣、參與不高，以及村民對村委會日常治理活動的質疑、不合作甚至是抵抗。一些地方出現了一些鄉鎮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不太好管的人被選為村委會的領導人，而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在推行了一段時間之后，出現了一種社會自治的初級形態向地方自治的初級形態的回歸，出現了一種新形勢下的“紳治”，都可以視為是村民對村委會“準政府”化的反應。如果說經濟能人、民意領袖成為新的“紳治”的組成部分為村莊的發展注入的是某種活力和動力的話，那么一些農村的家族勢力、甚至黑惡勢力也抬頭并參與到村莊的治理實踐中來，則顯然與“村民自治”制度的設計初衷大相徑庭。
“村民自治”在治理技術層面的設計因客觀上忽視了其背后國家與社會權力分配關系的制度關懷而導致其內在緊張和張力。因此，必須對此進行反思并作出新的設計，克服“村民自治”的內在矛盾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行政權力在政府層級(如縣和鄉鎮)中的收或放的分配，而在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分配關系，尤其是這種權力分配關系的制度化建構。
三、合作共治：權力主體
多元化背景下的治理選擇
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框架下具體分析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場域，其多元化主體主要包括：第一，鄉鎮政府。盡管農村稅費改革使得擁有獨立“定稅權”的鄉鎮政權在財政上出現了“空殼化”，但不可否認的是，鄉鎮政府作為國家在農村的行政末梢，依然憑借行政權力掌握著基層社會治理所需要的絕大部分資源及其分配，鄉鎮政府的工作人員“分片包干”甚至直接到其所轄的行政村駐村工作進行管理，并不是個別現象。其實，無論是基層社會治理還是“村民自治”，均不可能獨立于國家宏觀的現代化與民主化進程而展開。正如我國近30年的“村民自治”實踐本質上是國家自上而下所動員和發動的一場農村基層社會治理變遷運動一樣，在接下來我國農村基層治理過程中，以鄉鎮政府為代表的國家權力仍將扮演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角色。第二，村黨支部?！洞褰M法》實施以來，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矛盾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并且至今也沒有從制度和實踐層面得出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案。村黨支部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領導核心，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國家在基層社會的延伸，其領導人大多由上級黨委任命，代表和體現的是上級政府(國家)的治理意圖與利益。稅費改革在客觀上導致了鄉鎮一級政府財政“空殼化”和權力的弱化，因而村黨支部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陀^地說，村級層面的政治性和政權性事務并不多，大量的治理事務屬于“村民自治”的社會權力范疇。那么，如何從制度層面規范和體現村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是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重要內容。第三，村委會。村委會在村莊治理中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這種重要性不僅源于村委會是村民利益的組織代表和“村民自治”的現實載體，更為重要的是在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的權力格局中，村委會實際上兼具行政與自治的雙重權責，處于國家(政府)與社會(農民)之間的緩沖地帶。通過村委會的“村民自治”實踐不僅會對基層社會的治理績效產生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它還有可能“對更高層次的競爭型民主提供一個循序漸進的擴張平臺和民主操作技術的擴散機制”。第四，其他權力主體。隨著鄉村權力格局變遷過程中國家權力的相對退出與社會自主性的相對發育，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導致了權力主體的多元化。各種形式的利益組織在基層社會出現，并逐漸獲得制度化的渠道和途徑表達利益訴求、影響公共政策，甚至個體化的利益表達與滿足也成為可能。家族勢力、經濟能人及各種類型的經濟組織等都構成村莊權力格局的組成部分，這些權力主體不僅已經成為當前農村日常生活與公共秩序的基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村民自治”與基層社會治理的進程。
多元化權力格局下各權力主體的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走向如何，在理論上有如下兩種代表性的觀點與設計：其一是市民社會的理論框架；其二是法團主義的理論框架。市民社會的理念與多元主義關系密切。多元主義假定權力的分布是分散的、非單一集團控制的，社會中包含許多在利益和價值方面相互沖突的群體，它們由個體組成，個人通過參加群體集中利益，影響政策。市民社會理論強調要確保國家與社會的明確邊界，要確保市民社會獨立于國家的運作，同
時也強調市民社會對日益強勢之國家權力的制約。法團主義認為國家是影響利益構成和團體作用的決定性力量，應當尋求在利益團體和國家之間建立制度化的聯系通道，重視利益團體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協調作用。法團主義可以分為國家法團主義和社會法團主義，前者更加強調國家權威，強調國家對社會政治與制度整合的意義；后者更突出社會的自主性，強調行政權力、市場權力與社會權力之間的溝通與制衡。
就當前的實際而言，市民社會理論框架對我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所具有的規范效應是有明顯限度的。盡管有不少學者認為“村民自治”是中國市民社會在基層成長的突破口，并因此預言“村民自治建設和發展將構筑起社會主義民主的微觀社會基礎”，但從當前我國農村基層的權力格局來看，政府依然掌控著主要的治理資源，如市民社會意義上的那種能夠抵抗和限制行政權滲透的非國家權力暫時還沒有制度化。我們沒有理由期待中國短期內能夠在基層社會出現和發展起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并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形成國家行政權與市民社會自治權相互制衡的局面。相反，法團主義框架盡管也未必能準確地用于解釋當前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但法團主義在堅持“國家中心主義”同時還強調國家與市場、社會之間的聯系、中介與制度化溝通渠道的認識，卻為我們反思和設計當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結構提供了重要的參照框架。
中國農村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然改變了“國家同構社會”的治理格局，但這樣一場自上而下所發動的變遷同樣也被認為是國家行政權在基層社會的有限退出?，F實的情況是：國家依然掌握基層社會治理的主動權和大部分資源的前提下，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市場力量的興起以及政治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社會力量的興起都在劇烈地重構著農村基層社會的治理格局，這決定了多元權力主體中某一單極的治理無法實現善治。農村治理結構變遷的政府動員特征決定了國家(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居于這一治理體系的領導和核心地位；日益加強的市場化程度也決定了市場因素毫無疑問地將在基層治理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隨著逐漸發育和成長，社會力量也逐漸對地方公共事務產生著越來越重大的影響。因此，建立基層社會治理格局中各權力主體的合作關系，建立各主體間制度化的聯系與溝通渠道以及具體合理的合作機制，形成多元權力主體合作治理的格局，是我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進程的必然。
四、協商治理：制度化共治的可為路徑
建構多元治理主體間的制度性合作關系，是實現農村善治的制度方向。而如何在具體的治理實踐中形成和實現這一關系，本文認為，傳統中國社會的協商治理實踐以及上世紀末西方興起的協商民主理論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
歷史地來看，中國的政治傳統無疑是以封建專制為主要特征，但中國也不乏協商政治的思想資源。比如，儒家就強調利益主體的多元共存和發展，通過協商達到和諧；在政治制度上，諫議的安排也是一種協商實踐。而現代革命“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就是協商。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組織與制度，更是將協商治理在宏觀層面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事實上，無論是傳統還是近代，國家權力從來沒有真正深入影響基層治理秩序。在一般情況，如果沒有基層干部的“邀請”或雙方“合議”，國家很難單獨越過基層直接同個體發生關系，基層農村的生產生活秩序主要經由基層權威(包括行政授權權威和民間權威)聯結，由國家、地方權威、村民三方“合議”得以形成。這種合議也就是協商。這也就是說，在傳統上我國農村基層社會的治理實踐中，一直有著多元主體協商合議的治理習慣；而且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國傳統社會結構“超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只不過在建國后，隨著農村基層治理結構的顛覆以及傳統治理習慣的拋棄，協商治理被行政控制與管理所代替。也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說，今天破解我國村民自治與農村基層治理中的難題，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向傳統治理復歸，而協商應當成為其中的重要內容。
無獨有偶，同樣基于協商的精神，1990年代以來在西方興起的協商民主與我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理念與實踐也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出于對自由主義和自由民主盲目樂觀情緒的回應，西方一批知識分子轉而尋求一種更好的民主體系，引發了民主理論與實踐中的“協商轉向”，揭開了協商民主研究與發展的帷幕。協商民主的核心是必須對任何公共決策或集體行動做出能讓所有受此影響的人接受的解釋，它承認多元文化與多利益的社會結構，強調對于公共政策與集體行動的多元、平等參與。這里所說的參與者不僅包括作為公共政策制定者與公共行為主導者的政府或公共機構，同時也包括那些受公共政策與行為影響的社會組織與個人。協商民主強調對于公共議題與信息的公開度，強調具有責任心的、充分理性的協商參與者在充分掌握相關信息的基礎上，對特定公共議題平等和充分地討論、爭辯、協商。協商過程中，參與者將提出自己的觀點及理由，同時也將接受其他參與者對自身觀點的質疑并做出回應。協商參與者可能會在協商過程中形成、堅持以及轉換其偏好。協商的最終目的，是基于偏好聚合的共識與一致，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利益。
因而，無論從復歸我國農村基層協商治理傳統，還是從引入西方協商民主理念的角度出發，建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協商機制有助于有效協調各權力主體的關系、增進公共利益，落實多元治理主體間的制度性合作關系以及促進善治的實現。
1，建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協商機制，要進一步理順農村治理主體間的關系，確立各主體合作的制度化路徑。具體而言，首先需要改變鄉鎮黨委、政府對村級自治干涉過多、影響過大的現狀，積極尋求行政權力與社會權力的良性互動。要通過立法及政治改革進一步改變行政權力侵蝕社會權力的局面，明確鄉鎮一級黨委政府的職責范圍在于涉及全鄉(鎮)的公共事務與公共服務。通過規范如人事、財務等治理資源的制度化分配方式，減少鄉鎮干涉影響村級自治的空間和可能性。同時，還應當完善對其權力運作的監督機制，除了常規的人大監督之外，還可以綜合新聞傳媒、網絡輿論、信訪制度等，建立立體化的權力監督體系。其次，還需要大力加強以村委會為代表的社會權力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通過制度建設保障村委會的治理資源和治理空間?？梢蕴剿魍ㄟ^縣級政府直接對村級公共事務治理進行資源分配，鄉鎮一級僅對下進行業務指導，從而弱化鄉鎮對村民自治的直接干涉。再次，要進一步明確村委會的職能、規范村委會的運作，明確村級黨組織與村委會的關系，既要避免村級黨組織與村委會職能不清、又要避免村委會出現“準政府”的趨勢。要通過制度保障村委會代表全體村民的利益，核心是要保證村委會的選舉和日常運作真正體現村民的意愿——顯然，就目前我國實際而言，我們并不缺少制度，而是制度沒有得到有效執行。
2，建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協商機制，要改
變觀念意識，以協商代替命令和競爭的治理理念。就縱向結構來看，當前我國村級治理體現出濃厚的命令色彩。各行政層級逐級通過行政命令進行所謂的治理——其實這本質上還是一種管理。不僅造成治理體制的僵硬，也損害了其權威性、合法性，降低了公共政策的執行力。而從村級治理的橫向結構來看，村級黨組織、村委會、體制外治理精英、村民等在治理實踐中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基于互不信任的競爭態勢。村級黨組織與村委會爭奪村治權力，損害村莊公共利益；體制外治理精英發動村民，與村委會爭奪村莊治權；村民認為村委會成員為己或為上謀利，公開置疑、反對村委會的治理，或對村委會陰奉陽違、置之不理，等等。上述現象在我國農村治理實踐中并非個案。要改變這一現狀，須在縱向和橫向治理結構中均引入協商理念，強調多元主體在公共利益的框架之下，通過協商機制與協調過程，表達利益訴求、解決利益糾紛和獲得利益滿足。具體而言，縣及鄉鎮黨委、政府在村級治理事務上要尊重村委會等村級治理主體的權力，要盡量減少對其的行政干涉，多與村級治理主體協商，而不是一味地訴諸僵硬的行政命令。就村黨組織、村委會等村級治理主體而言，基于選舉制度的競爭關系雖能選賢與能，但在競爭選舉之后，要避免因“官本位”意識觀念所導致的惡性權力競爭。無論是我國傳統的治理實踐還是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均表明：協商是競爭的有益且必要的補充。各村級治理主體間就村莊公共事務的協商，而非競爭，才有可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3，建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協商機制，要創新治理制度，探索切實有效的多元主體協商參與村級治理的形式。農村基層治理主體間的合作關系以及協商的理念，最終要通過具體的協商治理形式來體現。目前我國農村基層治理中的參與、監督機制主要體現為形形色色的“上墻制度”和“監督舉報制度”等。表面上看，這些制度一方面加強了群眾對治理主體及治理過程的監督，并且能夠收集村民反饋意見，實現了其利益訴求在治理過程的滿足，體現了協商的理念與意涵。實際上，通過上述制度，村民并未真正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決策的協商和制定，而僅僅是在決策已經做出之后被告知而已。由此所實現的監督，也是一種“事后監督”，其效能遠不如村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決策過程的協商。
五、結語：協商共治、多贏與善治
我們欣喜地看到，在我國一些地方的農村治理實踐中，已經出現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協商治理形式。比如河南鄧州的“四議兩公開”和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會”等。這些協商治理實踐的具體表現形式有所差別，但其最為重要和關鍵的是：在治理過程中，多元主體——尤其是村民等比較弱勢的治理主體——直接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中來了，公共治理不再僅僅局限于特定的強勢權力主體。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說，農村基層協商治理機制的具體形式可以不同但其本質一定是包括鄉鎮政府、村黨支部、村委會、市場組織、社會團體、村民個人在內的所有受到決策影響的村莊公共事務參與者在充分掌握相關信息的基礎上，就特定公共事務自由、公開地表達和傾聽各種不同的觀點。經過彼此討論與協商，最終做出具有合法性和權威性，并最大限度實現公共利益的決策。因而，一種涵蓋多元權力主體的協商機制將有助于農村基層的制度化共治、各治理主體多贏局面的形成以及善治的實現。
首先，從社會的角度看，盡管社會權力已經成為農村基層治理的重要一極，但不可否認，村民受長期以來依附國家的影響，一方面有在村莊公共事務上依賴國家治理的文化和心理傳統；另一方面則缺乏參與公共治理的意識與能力，這也是導致“村民自治”過程中社會參與不足，出現所謂新“紳治”的重要原因。只有當個人在當前的社會中有機會直接參與決策過程和選擇代表，他才有希望控制自己的生活前景以及自己周圍環境的發展。協商治理機制恰恰在“投票選舉當家人”的間接方式之外，為村民提供了一條直接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自治之路，從而逐步培養起村民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意識和能力，逐步完善以村民大會和村委會為代表的社會權力的運作。其次，從市場和其他組織的角度看，無論是經濟能人、私營業主以及普通村民欲圖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治理，還是家族關系在一些地方表現出對村莊權力格局的影響，都是社會利益多元化后的正?，F象。不僅沒有必要片面否定其作用，反而應當積極地進行引導。通過協商治理機制的運作，為其提供制度化的聯系、溝通其他權力主體和參與治理的渠道和途徑，發揮此類治理主體在諸如農村公共設施建設的市場化參與、農村社會動員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這將會對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提供必需的治理資源，形成多贏的局面。最后，從政府的角度來說，通過協商治理機制建立鄉鎮政府，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等其他各權力主體的制度性合作關系，一方面有助于基層黨委在發揮領導核心地位的同時，動員和協調來自市場與社會方面的資源和力量，在國家權力有限退出農村后實現基層社會的善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政府在“委托一代理”的統治模式退出歷史舞臺的背景下更好地完成由“掌舵”向“服務”的角色轉變，以及在基層政府(鄉鎮)“法團化”之后，重建基層政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責任編輯：楊嶸均
人事行政改革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結合事業單位財務人員業務技能和教育培訓現狀，分析會計人員對教育培訓的需求，并對財務人員知識更新方式進行探討，以滿足部門事業單位尤其是公益性事業單位改革環境下部門對部門內財務會計工作的要求。
關鍵詞：事業單位財務人員培訓
從1995年全國事業單位機構和人事制度改革會議算起，事業單位改革已進行了近二十年時間，2011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又印發了《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事業單位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是要推動我國公益事業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益服務需求，從而形成新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而伴隨著機構部門改革深入、規模發展，財務人員培訓不足，知識結構老化，與機構改革發展環境脫節等現象逐步凸顯，財務工作對部門事業發展提供的支持力度隨之下降，無法滿足部門事業單位尤其是公益性事業單位改革環境下部門對部門內財務會計工作更高要求的需要。
一、部門事業單位財務人員培訓現狀
1.培訓形式及開展情況
目前大多部門對財務人員的職業教育主要通過以下幾種途徑開展：
第一，學歷學位及繼續教育形式的教育培訓。財政部繼2006年11月20日發布《會計人員繼續教育規定》（財會[2006]19號）（已廢止）后，2013 年8月27日，又印發《會計人員繼續教育規定》（財會[2013]18號）。按照財政部規定，財務人員以參加財政廳下屬培訓機構面授或網上授課方式完成每年24學時的繼續教育培訓。近年來，還有一些部門單位與中央財經大學聯合舉辦本科及研究生課程進修班。
第二，財務會計人員為通過會計系列職稱、資格統一考試而自行參加針對性極強的社會教育培訓或自學。為通過統一考試取得任職資格，部分財務人員參加了針對考試內容的社會職稱考試培訓，或采用自學的方式進行自我培訓。
第三，部門內針對特定事項組織的實用性培訓、競賽。為貫徹各項財政政策，圓滿完成包括預決算、國庫支付等各項工作任務，保障各項改革、制度新增修訂推廣實施，通常會在工作任務下達、新制度規定下發的同時，為不斷適應國家財政體制改革的發展，組織財務人員進行培訓或競賽，進一步貫徹落實會計法、會計準則和部門企事業單位內部控制規范，提高部門財務人員的業務技能和服務效能。
2.培訓內容及普及情況
以完成會計證年檢課時要求為主要目的的繼續教育培訓缺乏深度，流于形式。財務人員所接受的培訓課程也缺乏系統性和針對性，培訓內容比較單一，與事業和業務結合不緊密。教育形式過于單一，無法適應大規模培訓干部的需求，各種培訓形式也沒有形成交叉互補結構。同時，所有教育培訓形式中均缺失了財務人員之間的交流、研討環節，無法發揮部門內業務內容相近，可以互相借鑒、互補的優勢。
職稱考試培訓可以夯實、提高財務人員理論水平，但該類培訓主要針對理論考試，對實務的實際操作要求并不高。尤其部門對職稱資質提升并沒有強制性要求，自主選擇接受此類培訓的財務人員不占多數，尤其是兼職財務人員通常具備行政職務或其他技術系列職稱，對財務類職稱資質沒有需求，導致主動通過職稱資質考試提升業務素質能力的人員所占比例并不高。
部門內針對特定事項組織的實用性培訓班型不多，培訓形式和培訓方式手段落后，大多是以會代訓，無法滿足業務發展需求。而組織專題競賽，以賽代訓的方式過于偏重自學，缺乏系統性、方向性的指引，也難以保證各個年齡梯隊財務人員在每個工作年度中都能保持連貫、持續的自學狀態。
二、不斷發展的部門業務對財務人員綜合素質提出新的要求
按照《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的整體謀劃和系統安排，結合部門事業單位的特點和事業改革發展方向，不斷發展的部門業務對財務人員綜合素質提出新的要求：
首先，針對性的開展財務人員崗位常規業務操作技能培訓。針對部門省市縣各級財務崗位工作內容和業務流程，設計契合出納、核算統計、管理分析、審計稽核等崗位財務人員日常工作的教學方案，以案例教學為主，立足實用性和普及型，將各崗位操作培訓常態化，形成基礎培訓主要模式。
其次，將工作任務布置會議型培訓專業化、體系化。依托計財、監審等部門工作任務布置，將調查、統計、分析、精神傳達等財務工作會議納入干部培訓體系中，使以會代訓成為常態基礎教育的補充培訓。
再次，建立對新增、修訂政策，財務理論研究新進展，新業務技術、系統籌備推廣的專題培訓體系。應對國家財稅政策變化，財務理論研究進展，及時更新知識對財務人員尤其重要。將政策變化、國內外經濟財務理論研究成果作為主要內容的專題培訓，對于提高部門財務人員理論層次，同時學以致用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而面對為提升管理效率所推廣使用的政務GRP、網銀及各類信息管理系統，更需要將其納入專題培訓體系中，跟進財務行業信息化發展趨勢。
同時，開展各類職稱、資格考前培訓。設計針對財務人員職稱、資格考試的課程，滿足財務人員在任職資格、職務職稱提升方面的需求。
最后，嘗試組織針對中高層管理人才的綜合素質提升的培訓。通過課程設計和案例實踐，使財務人員能夠學習從戰略的角度去審視財務問題，開闊管理視野，將財務工作融入業務運行流程中去，提升效率和控制風險。
三、幾點思考
第一，財務人員知識更新和培訓觀念需要提升。受傳統教育思想和社會現狀的影響，目前教育大多過于看重文憑和學歷，忽視業務技術人員的能力和內在素質。財務人員對新知識、新業務、新技能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上需要進一步提升。
第二，業務技術類培訓方式有待改進。例如可增加培訓中的研討環節理論課程比例，增加實踐操作課程比例個例分析環節，增加財務應對個例分析實踐，加大培訓過程研討互動環節。
第三，專業性培訓質量有待提高。大多非專業性的部門主體培訓機構處于部門總體培訓需求，往往沒有完全適合部門實際情況的財務類大型輪訓的教學大綱和教材，因此培訓講義中缺乏針對部門業務的實用操作及分析內容，且科學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尚有待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財政部.會計人員繼續教育規定.（財會[2006]19號） .
[2]王芬.財務人員由專業技能型向綜合素質型的轉變.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2-06-30.
[3]趙寶珺.教育類事業單位財務會計制度研究.現代教育科學，2012-02-20.
人事行政改革論文范文第4篇
收稿日期：2017-03-06
作者簡介：吳合文，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博士。（西安/710062）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協同創新的高校內部治理變革研究”（項目編號71303144）、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高校本科專業動態調整的組織阻力與動力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2YJC880116）及陜西師范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13SZZD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高校智庫是附屬于高校的政策研究中心的統稱。明確高校智庫的政策定位是順利推進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的基礎工作。在政策價值方面，高校智庫要實現研究范式上學術性和政策性的統一、研究立場上客觀性和公正性的統一以及研究地位上依附性和獨立性的統一。在提供政策建議上，高校智庫要依據時效性、簡潔性、可接近性、針對性等特征開發更加靈活的政策建議載體。在開放政策進程模型中，高校智庫可以通過參與和影響議程設定、引導公共爭論和對話、創新政策行動等方式影響政策進程。在高校智庫與政府的互動中，除了用自身的專業知識服務于決策，還可以運用啟迪模式、人員交流、理性批判等方式促進政府科學決策。最后，高校智庫還需要堅守公正立場服務公共利益。
關鍵詞：高校智庫；政策定位；政策建議；政策進程
一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獨立于政府及公司之外開展公共政策研究并提供政策建議的智庫作為一種組織現象主要存在于美國，少量存在于加拿大、西歐和日本。20世紀80年代冷戰結束以后，隨著跨國問題的凸顯，智庫作為全球化力量的結果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增長。今天三分之二的智庫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建立，超過一半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建立。[1]在一個復雜、相互依賴和信息豐富的世界里，政策制定者需要社會運轉、政策運行、解決問題的方案、政策實施的成本和效益等信息。對這些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需要專業知識作為基礎。智庫可以基于自身的專業知識給政策制定者提供決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系統分析。智庫在決策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隨著政府治理的延伸，智庫的影響范圍也在逐步擴大?！爸菐臁边@一術語沒有精確的定義，它們在規模、法律形式、政策范圍、存在時間、組織結構、調查標準以及政治重要性上呈現顯著變化。[2]許多學術研究從智庫分類角度對智庫進行界定和研究，并主要提出了如下幾種智庫類型：學術型智庫、政府智庫、合同研究智庫、政策倡導智庫、政黨智庫等。
高校智庫是附屬于高校的政策研究中心的統稱。我國目前可以初步被認定為高校智庫主要是那些高校自主設立或政府委托高校設立的以研究某一個、某一類或某一領域的政策問題為核心的研究組織，在名稱上體現為“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基地”“戰略中心”等。決定高校智庫屬性的核心是其運行過程中的政策定位，而不是名稱、宣稱任務、資金來源等。政策定位是這些存在于高校內部的研究組織能成為智庫的身份象征。由于長期以來我國沒有專門界定高校智庫的屬性，許多高校智庫在運行過程中以學術性為主偏離了政策這一定位。在當前我國強調高校智庫為政府決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的背景下，理解高校智庫運行中的合理政策定位尤為必要。
一、正確認識高校智庫政策價值
從我國高校智庫的實際運行狀態來看，其主要任務是從事政策研究，同時也肩負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的職能；主要以某一學科為基礎建立，但逐漸走向以問題為中心的跨學科研究；主要承擔政府的委托研究，但智庫成員也追求自主研究；資金來源主要是各類政府撥款，但也從事培訓、有償授課、橫向合同研究等營利行為；主要向政府建言獻策，但也開展學術研究和大眾傳播等活動。中國高校智庫在實際運行中的多維狀態使其呈現出與其他類型智庫或歐美高校智庫不同的政策價值。中國特色高校智庫的政策價值涵蓋了研究者、高校、政府各自不同的偏好、愿望及目標。為了更好地服務于決策和社會，高校智庫的政策價值應該圍繞政策定位融合研究者、高校、政府以及社會不同的偏好、愿望及目標，實現研究范式上學術性和政策性的統一、研究立場上客觀性和公正性的統一以及研究地位上依附性和獨立性的統一。
高校智庫在政策過程中首先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學術性和政策性的統一。高校智庫是一種學術智庫，主要致力于承擔和傳播科學研究，并在此基礎上促進公共政策討論。[3]高校智庫研究成果的主要使用者是政策制定者。為了贏得政策制定者的青睞，提高其研究成果的采納率，高校智庫雇傭的主要是某一領域的學術專家。但高校智庫在決定是否雇傭這些學術專家時通常運用的還是高校傳統學術評價體系。當這些學術專家成為高校智庫成員時，其主要使命是促進政策制定者對當前出現的重大問題有更深的理解。這要求高校智庫成員從關注學術旨趣轉向關注政策問題，對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需求更加敏感，其成果表達方式從論文專著轉到政策制定者更能接受的形式。但是高校智庫的競爭優勢還是源于其政策分析的學術深度、廣度和遠見。一些智庫是通過綜合和重新包裝現有知識和信息來影響決策，而高校智庫的立足之本是基于科學調查和理性分析的原創研究。高校智庫一般是以學科為基礎組建的，并以學科優勢為基礎在一個或少數幾個政策領域實現專門化和影響力，這樣很容易構建智庫的聲譽基礎。隨著政策問題的復雜性和交互性增強，高校智庫逐漸開始探索多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模式。高校智庫依托高校多學科特征擁有天然的優勢，但問題在于如何實現跨學科融合。這要求高校智庫在選擇研究方向時，需要從政策問題出發而不是從學科出發。也就是說，高校智庫受政策問題驅動，但是在研究過程中運用的是學術定位的研究方法和程序。高校智庫不再是生產研究而是定位研究，不再是僅僅關注自己的學術生產，而是在學術生產和政治政策之間建立交互，鏈接理念和政策。
·教育管理·中國特色高校智庫運行的政策定位
客觀性是智庫基本的研究立場?？陀^性主要指智庫在研究政策問題時運用的是科學和技術的方法，而不受政黨立場或意識形態所左右，也不是主觀臆斷。高校智庫通常被認為是公正的、無黨派的研究組織，通過科學研究探究問題提出結論，通過知識辯論和分析影響決策而不是直接的游說，更不是為資助者提供合法性和辯護。保持客觀性要求高校智庫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進行科學探尋，而不是基于教條或教義。高校智庫是圍繞政策問題提出某種理念，而不是由理念限定研究問題。雖然高校智庫強調研究立場的客觀性，但在具體實踐中沒有絕對的客觀，特別是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高校需要在公正性的前提下實現客觀性。首先，在涉入當前一些有嚴重爭議性的議題時，高校智庫應在客觀分析的基礎上，引導公共討論，教育民眾，進而實現社會改善。其次，在涉入一些“零和博弈”的政策問題時，高校智庫要站在客觀立場上提供多項政策方案，由政府基于自身的考量去決定最優選擇。第三，在公布一些研究成果時，高校智庫不要預設某種價值立場，但要關注現實可行性以及更大的政治政策背景。
獨立性一直是歐美國家界定智庫的主要標準，但是各類智庫在組織隸屬、資金來源、研究傾向的某些方面體現了一定程度的依附性。西方的觀點認為智庫要與政府、公司或其他利益群體保持獨立或自治，為了做到自由思想。[4]思想獨立是智庫的必要條件，假如智庫的觀點不是新的或有所不同，它就沒有聽眾。如何實現和維持其獨立性使其能夠給決策者講真相是所有智庫面臨的共同挑戰。事實上不是所有的智庫都擁有財政、知識和法律上的獨立性使其能夠活躍于政策領域。我國高校智庫也是這種獨立性和依附性的結合體。高校智庫的獨立性主要體現在其在知識來源上擁有獨立性，它可以自主生產知識。我國許多高校智庫可以依托高校自由申請各類項目并獨立開展研究，智庫成員也可利用個人渠道開展政策分析，也就是說高校智庫在設定研究議程上是獨立的，可以做到自由思想。歐美國家一些政黨智庫往往和一定的黨派結盟，一些倡導智庫也和利益群體或游說組織結盟。我國高校智庫則很少和某些利益群體、游說組織以及類似西方的政黨結盟，它不是為了這些群體謀取利益，而是懷有改進政府治理、促進社會發展的理想。但是我國高校智庫在組織隸屬和資金來源上又同時依附于政府。高校智庫從政府那里獲得許多委托研究項目，即使是自由申請的各類項目也是在政府的統一規劃下。政府既是高校智庫的資助者，也是高校智庫的消費者。這種雙重身份使得高校很容易在具體政策研究上投合政府所需，進而喪失其思想的獨立性。要實現高校智庫組織上依附和思想上獨立的統一，需要在高校內部保持智庫在資金分配、研究議程、組織管理上的相對獨立性，實現一種“受保護的獨立性”。同時政府也要在委托研究之外投入一定數量的資金用于高校智庫的自主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是，高校智庫的具體研究過程不能受到外部干擾，特別是要避免受到政府或其他資助方的干擾。
二、開發多種載體提供政策建議
提供政策建議是高校智庫的核心職能。囿于高校智庫在研究范式上的學術性傾向，開發多種政策定位的載體是提高高校智庫研究成果采納率和使用率的重要途徑。即使是最好的研究成果，如果沒有抵達它的目標受眾那里，它也是沒有價值的。高校智庫需要意識到營銷其政策研究成果是其組織運行的一個重要部分。高校智庫在開發政策定位的載體時需要了解政府的需求。對當前的政府治理而言，問題不是缺乏信息而是信息泛濫。政府需要在繁雜的信息中遴選出可資利用的信息，并快速做出決策。高校學者擅長于專著、論文等形式的研究成果，在有效信息之外有大量的專業術語、嚴密的推理和論述。政策制定者很少有時間和不愿意去讀這種形式的研究結果，他們更需要的是那些及時、易理解、可靠、可接近的有用信息。學者的政策研究成果很有邏輯和思想，但缺乏政策定位，因為難以被理解和采納。對高校智庫而言，這種狀況很常見：我們的書是為政策制定者而寫，但最終閱讀的卻是學院學生。[5]高校智庫的政策研究成果的直接效用沒有得以體現。高校智庫的研究與一般學術研究不同，智庫研究往往圍繞具體的政策問題展開，最重要的是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有一個答案或結果。高校傳統學術研究看重的是學術影響，而高校智庫則看重其研究成果的政策影響。因此，在那些有深度和長度的著作、論文之外，高校智庫要在與政策制定者對話溝通的基礎上開發一些即時、簡潔、精煉、可靠的表達政策研究成果的載體。
高校智庫開發的政策建議載體需要具備下列特征：（1）時效性。高校智庫雖然也可以自主決定其研究議程，但這些研究議程仍然是受政策制約的，高校智庫必須尊重政策議程的時效性。高校智庫研究需要緊跟政策問題進展、政治進展和社會進展，在一定的時間框架內提出政策建議。高校智庫成員在很多議題上不可能花費數年去精心打造。（2）簡潔性。高校智庫在政策研究過程中會有復雜冗長的分析，但它提供給決策者閱讀的應該是剔除了繁瑣論證后的清晰和簡潔的概要。（3）可接近性。高校智庫要將科學分析的知識轉化為讓政策制定者和民眾容易理解和閱讀的形式。這需要高校智庫學會將學術語言轉化為政策語言，將一些學術用語轉化為政策用語，在行文邏輯上考慮到政策制定者的閱讀習慣和查找重點的方式。（4）針對性。研究成果要在正確的時間講給正確的人聽。高校智庫要運用適切的載體有效影響對應的受眾。高校智庫政策建議的主要受眾是決策者，但是不同的決策者在不同的場合需要的信息會有很大差異，有時需要分析的深度，有時需要分析的廣度，有時需要確證的信息，有時需要簡單的理念。那么，選擇傳遞這些不同信息的載體要有一定的科學性。在當前信息公開、傳播快捷的時代，高校智庫政策建議的間接受眾還包括普通公眾、媒體和其他專家。在給決策者提供政策建議后，高校智庫還要為公眾準備更形象更易懂的成果表現形式，為媒體提供具有導向性的成果表現形式，為其他專家特別是批判性專家提供更具體分析過程的研究表現形式。
高校智庫應該基于上述特征開發承載政策建議的載體。除了最常用的政策報告之外，還可根據情況開發更加多樣的載體，比如簡報、活頁、年度報告、專家建議、藍皮書、政策定位的期刊等。簡報、年度報告、專家建議等可以使高校與政府建立一種互動關系，而不是高校被動接受政府的政策咨詢任務，這些載體可以使高校智庫獲得影響政策制定者的主動權。年度發布的藍皮書和政策定位的期刊是持續影響決策者和公眾的有效途徑。為了提高影響，智庫還可通過主流媒體散布其政策研究成果。西方一些政策倡導智庫通常在主流報紙上開辟專欄發表簡短的社評類論文。高校智庫雖然不需要有意去倡導某種政策理念，但也可以通過與主流報紙合作發布其政策研究成果來教育公眾，提高公眾的政策參與意識和能力。與報紙、電視等主流媒體的合作也是引起決策者關注、提高組織可見度的簡易方法。對高校智庫來說，政策建議載體不僅僅是那些直接遞交給政府的報告，也包括其他將其研究成果傳遞到決策者那里的渠道，這也是高校智庫保持獨立性不至于過度依賴政府的途徑。最新和最有權利的發展是基于網絡的工具。高校智庫需要建立自己的微博發布研究摘要，通過官方網站發布詳細報告。微信這種媒體逐漸成為新興一代的主要信息來源和閱讀渠道，高校智庫也可通過這種方式建立促進受眾及時閱讀其研究成果的渠道。不管高校智庫開發何種載體，內容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最為重要，這是高校智庫贏得決策者和公眾信任的核心優勢。
為了更加高效地開發這些政策定位的載體，高校智庫可以在內部設立專門職位負責研究轉化工作。雇傭專門人才負責營銷智庫研究成果，將科學研究轉化為政策制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將研究成果帶入公眾領域。許多學者不屑做這些事情，高校智庫要建立人事分類管理模式激勵部分研究者專門從事這項工作。從長期來看，高校智庫需要建立與院系不同的科研評價原則，其評價指標主要包括這些政策定向的載體，以此鼓勵其成員形成政策定向意識。
三、探索多元途徑影響政策進程
早期智庫的最初目標是關注于解決社會問題的科學探究和知識生產。[6]隨著智庫作用的凸顯，其任務和功能也在擴展。智庫可以積極參與政策進程的所有階段，從議程設定、草擬政策建議、制定政策執行規劃到評估現有政策。[7]這與政策進程從封閉模型向精英模型最終向開放模型的轉變直接相關。在封閉的政策模型中，政策從制定到執行都是統治集團的內部事務，這種模型很少給智庫留有空間。在精英模型里，有限的精英社會組織被整合進政策進程，智庫作為一個精英組織參與政策進程。這種參與是單向被動的，主要是政府向智庫提出需求，智庫拿出方案。在開放政策進程模型中，更多的群體和組織都可參與政策進程，智庫可以利用這些群體和組織來影響政策進程。在開放政策進程模型中，并不是所有智庫都有能力或必要參與政策進程的所有階段，但可以尋求更多的途徑影響政策進程。政府智庫和政黨智庫有更多的政治資源直接參與到政策進程的所有階段。高校智庫缺乏必要的政治資源直接參與政策進程的所有階段，但它要尋求在更加廣泛意義上影響（而不是參與）政策進程。目前我國政策進程正在從精英階段向開放階段轉變，雖然主要是精英群體和組織直接參與政策進程，但公眾對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越來越直接。在轉型時期，精英群體和組織有可能形成利益集團使政策為其服務，公眾的理性參政能力有限，精英和公眾之間的分歧較大。這時就需要高校智庫運用科學研究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影響政策進程。
參與和影響議程設定是高校智庫影響政策進程的主要途徑。羅斯把議程的設定定義為“把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轉化為（議程上的）項目，以及爭奪公共官員注意力的過程”[8]。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很多，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政府采納進入政策程序。高校智庫應從主動和被動兩個方面影響政策議程。被動方面就是高校智庫響應政府需求將議案從政府轉移到社會，這種情況下政府對議案已經有一定的預期，但需要經過社會動員形成官方議程，這可以被界定為動員模式的議程設置。在動員模式里，確定一項議程后，決策者會千方百計引起民眾對該議程的興趣，爭取它們對該議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議程，后有公眾議程。[9]在動員模式中，高校智庫可以運用科學專長更加精確地論證該議案，從科學、專業、客觀的角度在受眾中進行宣傳教育，動員民眾參與議程設置。主動方面就是高校智庫自主進行問題調研和輿情分析，將議案從社會轉移到政府。我國目前處于社會問題爆發的時期，媒體宣傳和直接利益人表達的不一定是真實的，高校智庫通過科學分析將最真實的情況描述出來，形成政策議程可以采用的直接證據。高校智庫還可建立輿情分析程序，就一些一旦明顯化就會產生嚴重后果的問題提出預警。
引導公共爭論和對話是高校智庫影響政策進程理性發展的途徑。從議程設定、政策制定、規劃到執行，爭論和對話都不可避免。有些政策會因為理性的爭論和對話走向良性發展。有些政策則因為無序、感性的爭論走向失敗和崩潰，在這種情況下公共爭論和對話變成私人利益的宣泄。在政策所有階段社會和政府需要的都是一個公共對話。公共知識分子是依靠自身的學識和良心進行公共對話，但是在當前社會問題復雜的情況下，其觀點的說服力和影響力都在下降。政府智庫、政策倡導智庫和政黨智庫由于其代表一定的利益也不能承擔引導公共對話的功能。高校智庫站在政府和利益群體之外可以在公共爭論和對話中實現中立化和合理化，并憑其長期積累的科學專長引導公共爭論和對話走向有序和理性。高校智庫可以就一些社會問題、政策議案、政策執行、政策效果等舉辦公共論壇、研討會、講座、沙龍等。高校傳統的學術會議相對封閉，而高校智庫在舉辦這些公共討論和對話活動時，需要與外部互動，在政府和公眾之間建立一個互聯渠道。這些活動的參與對象或聽眾包括政策制定者、其他學者、公眾、媒體記者等。
高校智庫還可通過首創政策行動的方式影響政策進程。這種現象被稱為“行動中的智庫（think-and-do tanks）”，也就是智庫發起并支持一些社區項目、政策實驗、項目評估、監測等事務的貫徹實施。[10]這種高校自發的活動，規模較小，還沒進入政策進程，可以說是一些項目而不是政策，但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給政府制定執行類似的政策提供經驗。這種活動還可以成為高校智庫給政府提供前瞻性政策的基礎，打破高校智庫研究往往滯后于政策的情況，實現研究走在政策前。實際上高校智庫因其靈活性，以及依托高校雄厚的學科和專家背景，還有更多的途徑來影響政策進程。
四、拓展組織視野促進科學決策
國家政府管理體系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科學的公共決策系統，進而促進和改善社會發展。政府智庫及政策倡導智庫主要是對即時問題和具體政策問題做出反應。高校智庫在知識儲備上更加多元和豐富，能在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下看待政策。同時高校智庫與政府保持相對獨立的地位使其有一個相對獨特的視野?；谶@些優勢，在政府決策走向民主化和科學化的過程中，政府對高校智庫越來越倚重，政府與高校智庫互動的頻率會逐漸增多。在高校智庫與政府的互動中，除了用自身的專業知識服務于決策，還可以運用啟迪模式、人員交流、批判精神等方式促進政府科學決策。
啟迪模式是說高校智庫在和政府互動的過程中通過其科學探究精神和政策研究技能潛移默化地影響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高校智庫運用一套政策分析方法界定問題、收集信息、設計選項和建議、評估效果，開展政策研究。在這一過程中體現的是科學的探究精神和嚴謹的專業素養，這對政府決策者來說才是最有價值的知識。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高校智庫要將這種政策分析方法、科學研究精神和嚴謹的專業素養傳遞給決策者。這種傳遞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此，高校智庫不能僅僅將政策研究結果呈現給決策者，還應該吸納決策者加入其政策研究的關鍵環節。另外，高校智庫成員多數來源于傳統的教授學者，這些教授學者的一大特征是在政策研究過程中偏好總結提煉出學科范式和學術理論并形成教材或專著，這些產出可以以培訓方式向政府官員傳遞科學決策的倫理、原則和程序等。
高校智庫可以依托其人才資源優勢和社會資本優勢與政府交流人員，形成一個學習共同體。這種人員交流通過一種“旋轉門”機制實現?！靶D門”機制是美國思想庫最具特色的顯現，其產生和運轉根植于美國的政治體制，即卸任的官員很多會到思想庫從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庫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擔任要職，從研究者變為執政者，這種學者和官員之間的流通就是美國的“旋轉門”。[11]我國也存在這種“旋轉門”現象，但還沒有成為一種機制，主要是一些在任官員或退休官員到高校從事教學、研究及管理工作。這種現象引起了一些學者和媒體的質疑。實際上，這些官員的政策實踐經驗毋容置疑，但是其教學和學術管理經驗不足也是客觀存在的。由此，這種“旋轉門”現象最好限于高校智庫和政府之間。這些官員進入高校智庫從事政策研究，一方面可以為高校智庫的政策研究提供豐富的經驗和現實視角，提高高校智庫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采納率，另一方面這些官員的影響力也可增強高校智庫的政策影響力。我國也存在學者向政府流動的現象，學者可以直接運用其知識專長來影響決策的科學化。這種人員交流還可通過更加靈活的方式實現。高校智庫邀請決策者參與政策分析會、研討會以及一些政策研究項目，籍此提高決策者的科學決策能力。智庫成員也可到政府部門掛職，了解政策實際運行，進而在將來的政策研究中更加關注現實可行性和政治復雜性。高校智庫還可通過培養掌握政策科學和專業知識的畢業生來為政府提供人才。
批判精神是高校智庫與其他智庫相比的一個特質，這是因為高校智庫的人員主要來源于具有批判精神的教授和專家。雖然在常規的政策研究中或委托研究中，這些研究者以建設性意見為主，但他們還會以其他形式承擔批判角色。一些高校智庫成員撰寫一些批判性的著作，從鞭策的角度刺激政府官員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高校智庫就成為變革的代理人，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催化劑。但由此高校智庫成員會在建設和批判之間產生角色沖突。為此，高校智庫可以通過一種“內部旋轉門”機制解決智庫成員的這種角色沖突。這種“內部旋轉門”是在高校智庫與大學內部其他院系之間形成的內部轉化機制。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中有80%以上由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學其他院系聯合聘任，由胡佛研究所和其他院系分別支付相應的聘任費用，使這些研究人員可以在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學其他院校之間相互轉換。[12]這種“內部旋轉門”可以轉化為一種常規機制，智庫在組織結構上與院系保持獨立。研究人員在高校智庫內從事一定期限的政策研究后必須回到院系，用來總結反思形成累積性知識，撰寫具有批判精神的政策論文和著作，從批判的角度促進政府決策科學化。
五、堅守公正立場服務公共利益
責任是建構行政倫理學的關鍵概念。[13]高校智庫從事的事務不是直接行政，但其任務是改善行政，其倫理的中心問題也是責任。有一種觀點認為，政府與高校智庫之間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代理人（高校智庫）向委托人（政府）負責。如果高校智庫僅僅將對政府負責看作其責任，那就可能出現高校智庫按照政府喜好和意愿提供建議的情況。這實際上縮小了高校智庫的責任范圍。高校智庫在運行中面臨兩種責任：客觀責任和主觀責任?？陀^責任產生于委托者的期望和要求，主觀責任基于一種信仰、價值和癖好組成的內在驅動來指導我們如何去做。[14]從政府委托任務來看，其直接目標是為了解決政策問題，但根本目標是為了社會發展和民眾生活改善，也就是公共利益。我國高校智庫沒有西方國家其他類型智庫需要承擔為利益集團服務的責任，從事的是公共知識工作，其基本信仰和價值也是公共利益。所以高校智庫的主觀責任和客觀責任最終都表現為公共利益。在復雜的政策問題上，公共利益有時很難界定，甚至會分裂為各種具體的利益。這時高校智庫需要以科學論證為基礎，堅守公正立場服務于公共利益。
堅守公正立場服務公共利益，首要要求高校智庫提供全面、開放的信息。這是高校智庫做到公正的第一步。有些智庫為了支持資助者利益，會在隱藏部分信息的情況下向公眾呈現一個客觀公正的假象。一些智庫在隱瞞部分信息或信息不全的情況下向決策者推銷其政策觀點。這都不是客觀公正的立場。高校本身是一個以榮譽為資本的組織，聲譽對依托高校的智庫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一旦高校智庫存在這種欺騙行為，就會被政府和公眾所拋棄。失去榮譽就失去一切，再想重新塑造客觀公正的形象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高校智庫要堅守發現事實、促進社會進步的承諾。要在信息盡可能全面的情況下提出政策方案，即使信息不全的情況下也要加以注明，不能為了贏得決策者認可而喪失客觀性，更不能為了組織或個體利益誤導公眾。有一些信息不全是因為知識本身的缺陷所致，比如單一學科思維下的政策建議和方案也可能出現不客觀的情況，為此高校智庫要保持多學科的立場，特別是當要處理復雜和跨領域問題的時候。從高校智庫的公共利益導向來看，高校智庫構成了公民社會的一個重要子集。高校智庫的存在有助于創造一個堅定的公民社會，一個堅定的公民社會相應也會加強高校智庫的存在。高校智庫在不涉及保密和安全的情況下，向社會公開其研究的信息，包括研究結果和研究過程，由此促進公民社會建設。這樣也可避免資助者試圖從自身立場影響研究結果或終止研究項目。
其次，在難以形成一致的公共利益或存在利益沖突時，高校智庫要呈現科學研究，而不是預設立場。（政策分析家）不宣稱他的價值和利益對每個人都有好處，換句話說就是承認它們會對一些人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傷害。[15]這種誠實的態度既可贏得公眾的認可，也會給政府提出預警。公共知識分子作為捍衛公共利益的代表已經衰落，高校智庫成為表達公共利益的一個出口。但是高校智庫政策研究人員本身不能像公共知識分子那樣公開隨意行事，他們代表的是智庫，個體的不當行為很可能危害整個組織的聲譽。所以只能是智庫作為一個組織對外謹慎表達政策觀點。
第三，高校智庫要用更加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復雜的政策問題，不能短視。公眾可能短視，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政府可能短視，只想解決眼前的危機。而高校智庫則需要扮演啟明燈的角色，用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問題。在提出政策建議時，既要考慮政府的眼前需求，也要從長遠發展角度啟發公眾和政府。
第四，高校智庫要多元化收入來源，在研究議程上增強自主權和支配權。組織生存是一個優先于榮譽的關注點。組織不安全、競爭壓力以及財政不確定性已經成為智庫發展的常態。[16]這種局面使得智庫走向與利益集團聯盟，從利益集團那里獲得生存穩定性。高?？梢源碇菐鞆恼?、私人贊助者、公司、非營利組織那里以及從商業化活動中吸取資金，為高校智庫自主從事政策研究提供資金，而高校智庫則通過服務公共利益贏取聲譽回報高校。
在推進中國特色新型高效智庫建設的政策背景下，我們要在明確高校智庫的政策定位基礎上，從制度保障、組織管理、質量評估等層面維護好這一定位，著力建設高水平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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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第紅）
人事行政改革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企業發展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建設對提高干部管理水平有著重要意義，新時期干部管理呈現多樣性、創新性、嚴密性等特點，在工作中還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做好管理工作。文章以此為基礎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建設提出一些建議。
關鍵詞：干部人事;人事管理;管理制度;人事制度
引言
近些年來，為進一步完善企業干部人事管理體制的多項改革正在逐步進行，但改革就意味著取舍，在舍棄一些傳統的不適應現代發展需求的根深蒂固流程和制度時，推進較為困難。首先暴露在外的問題是企業干部選拔的通道不夠清晰，企業干部人事檔案管理滯后，企業干部培訓效果不理想以及企業的干部組織架構太多繁雜等。只有結合實際進行改革，企業的干部人事管理體制才能夠更好的發展。
1新時代企業干部管理的特點
第一，多樣性。在新時代的環境背景下，企業的類型越來越多，而且發展規模比較龐大，對于干部來說，管理空間就更廣泛。每個企業的各個階層的領導干部都要編制到管理范圍內，需要對所有部門有一個統一具體的了解，了解部門工作的職責和領導人所需要負責的內容，在此過程中要橫跨多個行業的多個類別，因此，對于不同類型的干部要采取不同形式的管理和考核模式，這都是需要相關工作人員去收集整理的。因此，新時代的企業干部管理具有多樣性。第二，更新速度快。在企業中，隨著社會體系的不斷變革，其內部組織形式也在產生著不同的變化，企業內部干部的更新換代速度過快，都會給干部管理造成一定的影響。內部人員的下調和上升，也會導致干部管理的不同程度的調整。同時，不同會議的召開也會對企業內部的領導階層造成影響，所以相關人員應該隨時對企業干部的信息進行跟進，防止造成錯誤管理，影響其他工作的進展。第三，嚴密性。針對企業的干部管理，要有一套獨特的管理模式，還要對其薪資和待遇等方面進行考察，保證其現在的福利與干部級別相匹配，不能出現貪污舞弊的現象，接受社會人員的投訴，如發現作風問題，一定要嚴加處理。因此，企業干部的管理具有嚴密性。
2企業人事干部管理體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2.1干部檔案管理方式較為落后
在當前的企業中，干部檔案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比較多的問題，其中的主要問題就是所采用的檔案管理方式比較落后，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檔案管理工作的水平。同時，傳統的干部檔案管理工作模式已經無法滿足企業改革與發展的需求，無法更加深入地挖掘干部的個人信息、資料，更加不能結合實際情況對干部的綜合能力、性格等進行有效分析。另外，在管理的過程中無法將資料進行妥善保管也是傳統干部檔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從而降低了檔案信息的完整性。所以，企業必須要采用更加有效、科學的干部檔案管理方式進行檔案管理工作，強化管理水平與管理效果[1] 。
2.2干部績效管理不到位
在企業的實際發展過程中，由于所面對的市場競爭較大，自身所承擔的壓力也比較大，這導致企業在干部人事管理體制中所出現的問題較大，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穩定性發展。在以往，企業在干部績效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方法為情感激勵，主要是通過思想政治工作來調動相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但這種激勵機制存在著很大的片面性，不能實現長久有效的管理。一旦出現利益驅使，部分干部缺乏強烈的責任意識，則會出現危機。與此同時，干部績效管理不到位還會導致企業內部的工作效率難以得到提升，這主要是由于在市場經濟運行體制下，人的工作原動力問題的解決主要是基于利益，如果在現實生產力水平上企業缺少合理、有效的績效管理，不僅會導致相關人員在實際工作過程中積極性受挫，還會使一些企業經營者心理失去平衡，這很容易導致非法謀取私利現象的出現，從而對企業的后續發展造成阻礙。
2.3干部培訓的效果不夠理想
企業在定期對干部進行培訓時，培訓的課程主要以管理為主。在傳統的培訓模式下，干部管理效果未得到顯著提升，干部間的不和諧現象也偶有存在，班子不團結的工作情況也部分存在?？v觀企業干部培訓方式、內容和效果，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理論學習脫離實踐。大多數人反映，在課堂上聽的課程雖說有益，但面對實際工作中的問題，依舊是習慣性地用老辦法去解決問題，就算是時候細想用理論去聯系實際也無法做出相應的舉動;第二，課程內容單一，針對性不強，無法做到學以致用，導致學習積極性不高。第三，受訓對象主觀上對培訓態度流于形式，有一些人認為培訓可有可無，沒有仔細地去聽課，認真去消化。
3企業干部人事管理體制改革的有效策略
3.1強化干部檔案管理工作
企業的發展與運營過程中，干部人事檔案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價值，其對整個企業的發展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所以，企業內相關的管理人員必須要提高對干部人事檔案管理工作的重視程度，彌補傳統干部人事檔案管理工作中的不足，創新管理方式[2] 。
3.2改革激勵機制和薪酬制度
要將企業內部優秀的管理者、工作人員留下來，實現干部人事管理機制的價值，企業還需要注重改革激勵機制與薪酬制度，在實際的制度建立過程中要注重運用價值規律的杠桿作用，其主要是用于調整企業領導干部的價值取向，實現工作積極性的提升，進一步發揮出個人的作用，實現自身的價值。在實際的激勵機制與薪酬制度改革過程中，企業要充分分析現行的評估體系，在此基礎行推行年薪制、持股經營與晉升制度，通過合理、近遠期的考核目標來為管理者提供發展的平臺，以年薪制來激勵管理者。對于一些對企業做出突出貢獻的經營者要進行期股獎勵，以此來保證其經濟效益的獲得。針對一些表現優秀的管理者可以依據晉升制度來予以肯定，以此來實現對企業領導班子建設，建立體現科學發展理念的業績考核評估體系，維護企業內部的穩定。
3.3創新人事管理方式
分運用現代智能辦公技術手段，創新人事管理新平臺分為以下模塊：招聘管理、檔案管理、才輪崗培訓學習管理、人才聘用制管理、績效考核、晉升管理、激勵機制、文件及資料下載和職工信箱。把人事管理發展九個模塊與智能辦公信息平臺有機結合，做到整個內部人事管理發展新平臺全面系統、科學規范[3] 。
3.4建立完善的干部培訓效果反饋制度
根據調研的部分企業干部培訓結束后的反饋，謹提出了如下幾個建議：第一，保證企業干部培訓定期化和定量化，培訓內容應以溝通、管理和思維創新為主。個人認為溝通在企業管理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個好的領導應具備良好的談話技巧，善于溝通，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思維創新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一個優秀的管理人才應具備在長期相對固定的工作后去接觸新的知識、新的概念、新的理念的學習能力。第二，加強與培訓講師的溝通，通過增加更多的案例將理論應用于實際，同時也采取現場模擬的方式還原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同時在學習完之后，應要求培訓講師持續跟蹤一段時間，讓干部們將理論實實在在地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
結語
綜上所述，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企業的改革工作也在持續深入，而企業干部人事管理機制作為管理的重要構成部分，在日后工作中還需要結合企業實際情況，健全干部人事管理制度，采用爭取的獎勵機制與考核策略，提高干部人事管理的整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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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政改革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在社會公共信息中，人事檔案屬于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對于人才管理和人才信息資源的有效利用具有重要的作用，人事檔案管理是人事管理的重要組成內容，兩者相互依托、相互統一。文章從以往人事管理下人事檔案管理的職能與性質入手，從理念、管理方式等多方面研究人事管理改革內容與人事檔案管理改革對策。
【關鍵詞】人事管理；人事檔案管理；社會公共信息
人事檔案管理與人事管理兩者屬于相輔相成的關系，其中一個發生改變，另一個也要隨之發生改變。人事檔案管理屬于人事管理的一部分，要做好人事檔案改革工作就需要從理念與管理方式等方面入手，只有這樣才能做好改革工作。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人事管理改革與人事檔案管理改革。
一、以往人事管理下的人事檔案管理
（一）以往人事管理職能
以往的人事管理職能通?？梢詮囊韵氯矫婕右愿爬ǎ菏紫?，從部門角度講，主要傳達決策者制定好的目標，同時檢查應聘者自身情況與所應聘職位是否相符，需要與應聘者與部門負責人相溝通，這樣一來就導致科學性缺失；其次，盡管有時讓員工接受組織紀律等方面的培訓，但卻很少能夠達到預期效果；最后，在管理評價中不具有科學性，只是一味地找毛病。在工資與社保管理上只計算其中的一部分。以往的人事檔案中，將工作作為中心內容，所做工作一直圍繞檔案管理、工資調配、人員分配上，這些條框方式難以激發人的創新能力。
（二）以往人事檔案管理性質
以往人事檔案管理具有封閉性質，能夠閱讀檔案工作的人員十分有限，僅局限于領導級別，外人幾乎看不到檔案。這樣的管理方式具有有利存在，也有不利存在，對于有利因素來說主要體現方便管理人員收集與管理，便于領導人員使用，保護人事檔案不外泄。不利因素也體現在擴大了人事檔案功能，影響到了檔案使用，使人事檔案成為約束人的工具，使人難以發揮自身作用。
二、人事管理改革主要內容
（一）將市場競爭機制應用到人才資源配置中
首先，轉變以權力為中心的形式，將市場規則作為中心，因此政府部門應適當地拓寬人力資源開發與競爭途徑，使政府成為制定規則人員，強化規則和透明性。同時，政府部門要成為規則的監管者與維護者，對于人力資源流動中所發生的違規行為一定要做好制裁工作，注重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工作；其次，重視現有機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為人才創設良好的流動環境，確保人才市場具有機制靈活性與功能完備性。
（二）構建完善的人才評價機制
對于人才評價應注重科學合理性，使人才樹立起良好的人生目標，促進人才資源結構優化，設立良好的科學規范機制，保證人才在競爭上具有公正、公平、公開性。
（三）強化公務人員培訓
要提升公務人員素質應通過教育培訓實現這一目標，真正構建服務型政府。通常情況下，政府服務質量的高低與公務人員綜合素質有直接關系，因此政府部門一定要做好公務人員培訓工作，使公務人員認識到自身所承擔的責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為人民服務中。
（四）確立問責機制
人事管理所針對的對象是人民大眾，這就需要在工作中始終將人民需求放在第一位，工作人員應真正為人們辦事，平等看待每一名來訪人員，對于在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要實行誰犯錯誰負責，確立問責機制，減少問題發生互相推諉情況出現。
（五）重視人才保障機制的完善
構建人才權益保障機制一定要做好法制嚴明、完備法制，發揮其應用作用，真正保護人才合法權益，尤其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應作為重點，防止他人創新成果被竊取情況發生。
三、人事檔案管理改革方式
（一）更新人事檔案管理觀念
人事檔案被創建出來的主要目的是被人們使用，這就需要做好人事檔案資源開發工作，通過人事檔案可以了解到一個人的成長經歷，不僅可以為本單位人事部門服務，還可以為其他相關人事部門服務。首先，應認識到國家對創新人才的重視，提高人事檔案利用率；其次，將科學發展觀作為人事檔案管理核心觀念，通過利用人事檔案為人們創設良好的生活環境；再次，認識到人事檔案服務對象為人們，通過人事檔案帶動人才進步；最后，從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現狀入手，轉變工作理念，強化人事檔案管理。
（二）重視人事檔案管理機制改革
在人事檔案管理機制改革中，應注重分段改革，充分發揮人事檔案作用，將現代信息技術應用其中，強化載體管理與信息管理。同時用人單位在做好人事檔案實體保護時，也要通過數字化做好數據庫處理工作，以便供單位使用。流動的人事檔案，應交由人才交流中心管理，保證人才信息的真實有效。
（三）構建完善的人事檔案管理機制
要做好人事檔案管理工作，應通過權限制完成人事檔案管理，使具有權限的人都可以應用個人檔案，無論對方是本單位人員還是流動人員，這樣也可以展現出對人的尊重。
（四）轉變人事檔案管理方式
以往的人事檔案管理以紙質檔案為主，現階段已經進入信息時代，人事檔案管理也要注重數字化的實現，將信息技術與網絡技術應用其中，通過密匙等調取檔案信息，既可以保證檔案信息安全，還減少了對信息使用者在空間與時間上的限制。
（五）強化人事檔案利用方式
首先，轉變人事檔案內容，對于檔案從收集開始就做好管理工作，嚴禁將虛假信息融入到檔案中；其次，提升人事檔案社會效能，將以往的控制管理轉化為服務管理，充分發揮人事檔案的作用；再次，為強化利用效率，應適當拓寬編研范疇，逐步完善檔案信息內容；最后，做好人事檔案的動態管理工作，完備人事檔案數據系統。
四、結論
通過以上研究得知，人事管理與人事檔案管理兩者之間聯系密切，兩者的改革要同時進行，因此本文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希望能為相關人士帶來參考，做好人事檔案管理改革與人事管理改革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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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建華（1981-），男，吉林白山人，任職于中共白山市委組織部，研究方向：檔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