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生態農業范文第1篇
關鍵詞：農業水災,受災率異常指數,成災率異常指數,變化趨勢,湖南省
李楊, 王琴, 王丹陽.湖南省農業水災演變特征及預測分析[J].農業現代化研究, 2014, 35 (6) :793-799.
Li Y, Wang Q, Wang D Y.Evolution characters and predictive analyses of the agricultural flood disaster of Hunan Province[J].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4, 35 (6) :793-799.
在我國影響最大、最常見的氣象災害就是旱澇, 對其研究和預測已成為當前熱點之一。黃榮輝等[1]分析了暖化背景下中國旱澇氣候災害的演變特征及趨勢, 提出21世紀中期亞洲夏季風將增強, 這會引起中國華北地區夏季降水強度明顯變大, 洪澇災害增多;羅隆誠等[2]對中國2010-2020年汛期的旱澇進行了預測研究, 提出未來10年中國在每年的汛期都會發生旱澇災害;Zhai等[3]和Fischer等[4]利用標準化降水指數 (SPI) 對中國十大河流未來旱澇的情況進行了分析。Hrdinka等[5]和Plum等[6]研究了旱澇災害帶來的損失以及對動物的影響?？梢? 旱澇災害都會給各個流域所在行政區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對人們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
湖南省位于長江中游南岸, 由湘、資、沅、澧四水及洞庭湖區組成, 行政區域上包括14個地州市, 是我國重要的農業生產區, 素有“魚米之鄉”之稱。境內環流背景受控于副熱帶高壓、西風帶環流、東南季風和西南季風等環流系統的輻合影響, 副熱帶高壓的北跳南移, 季風帶環流的南侵北退, 以及東南季風與西南季風的輻合交匯, 形成了不穩定的氣候系統[7]。因而降水量年際變率大, 年內分配不均, 春夏之交的雨季 (4-9月) 降水量約占全年的65%以上, 且暴雨過程多, 常釀成流域性或局地性水災[8]。據統計, 湖南省1990-2013年間平均每年有1562萬人受到水災影響, 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33.42億元, 其中農林牧漁業經濟損失達到95.62億元, 占總損失的71.67%。鑒于此, 本文根據湖南省1950-2013年農業水災統計數據[9,10,11], 運用數理統計分析、移動平均等方法分析了湖南省農業水災的演變特征, 并采用最優氣候均態模型 (optimal climate normal, OCN) 對歷年統計數據的擬合和檢驗, 預測未來10年農業水災變化趨勢, 以期為相關部門制定新時期的減災防災規劃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農業水災又稱農業洪澇災害, 是一種因洪水沖擊或淹沒農業承災體, 而造成農作物絕收或減產的一種農業災害[8]。關于湖南省歷年農業水災損失狀況, 在歷史災情統計資料中, 各時期的災情指標都不相同。為保證災情指標值統計的系統性、連續性和一致性, 本文采用了湖南省水旱災害編輯部編寫的《1950-1993年湖南省水旱災害》、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編寫的《1994-2003年湖南省水旱災情匯編》和《2004-2013年湖南省防汛抗旱工作總結報告》等資料, 提取其中的農業水災受災面積、成災面積、當年農作物播種面積、農作物減產量等指標作為本研究分析的數據資料。
1.2 數據處理
水災受災面積是指洪澇致災因子影響農作物的范圍;水災成災面積是指在受災范圍內有部分或大部分農作物因受到洪澇致災因子的危害而減產或絕收的范圍。前者與洪澇致災因子的強度、頻率和農作物播種面積、農業承災體的抗災能力有關;后者除了與洪澇致災因子強度、農作物播種面積和農業承災體的承災能力有關外, 還與流域內河、湖、庫防洪標準, 以及當年各級政府實施的防、抗、搶、救應對措施有關[12]。鑒于此, 本文使用水災受災率和水災成災率表征湖南省歷年農業水災狀況。為便于分析, 把水災受災率定義為當年農作物受災面積與當年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值;把水災成災率定義為當年農作物成災面積與當年農作物受災面積的比值。這一定義與之前學者的定義[13,14]有所不同, 其優點在于方便比較在同一時間尺度上成災與受災的農業經濟損失程度和農業承災體的抗災能力。同時, 為了客觀實際地揭示60多年以來湖南省農業水災損失程度及其變化特征, 需對歷年農作物受災面積與成災面積進行適當處理。
基于受災率和成災率的定義, 水災受災率異常指數或成災率異常指數計算方法為:
式中:ζi為第i年農作物受災率異常指數或成災率異常指數;Mi為第i年農作物受災率或成災率;M軓為農作物多年平均受災率或成災率;δ為農作物受災率或成災率標準差。
1.3 農業水災等級劃分
為了揭示湖南省不同時間尺度下不同等級的農業水災發生疏密程度及其變化, 首先以農業受災率與成災率異常指數為依據, 將該省近64年發生的農業水災劃分為輕災、重災和特大水災3個等級。其劃分標準為:當ζ≤0時為一般洪澇災害;0<ζ<0.5時為輕災;0.5≤ζ<1.5時為重災;ζ≥1.5時為特大農業水災。然后, 根據各個時段的農業受災率異常指數、成災率異常指數和農業水災頻率 (即在水災系列樣本中, 某一等級水災出現的次數與水災系列年數的比值) , 分別計算出湖南省不同時間尺度下不同等級的農業水災頻率。
為了便于比較不同時間尺度下農業水災頻率變化特征, 根據湖南省降雨量的變化及水利工程建設時間的不同, 將1950-2013年農業受災率異常指數和成災率異常指數時間序列劃分為8個時段:1950-1957、1958-1965、1966-1973、1974-1981、1982-1989、1990-1997、1998-2005、2006-2013年。
1.4 移動平均方法
在當時間序列沒有明顯的趨勢變動時, 使用一次移動平均就能夠準確地反映實際情況, 直接用第t周期的一次移動平均數就可預測第t+1周期之值。但當時間序列出現線性變動趨勢時, 用一次移動平均數來預測就會出現滯后偏差。因此, 需要進行修正, 修正的方法是在一次移動平均的基礎上再做二次移動平均, 利用移動平均滯后偏差的規律找出曲線的發展方向和發展趨勢, 然后才建立直線趨勢的預測模型。根據水災數據變化規律, 本文選取周期為2, 即移動平均項數為2年。計算方法為:
設一次移動平均數為Mt (1) , 則二次移動平均數Mt (2) 的計算公式為:
再設時間序列y1, y2, …, yt從某時期開始具有直線趨勢, 且認為未來時期亦按此直線趨勢變化, 則可設此直線趨勢預測模型為:
式中:t為當前時期數;T為由當前時期數t到預測期的時期數, 即t以后模型外推的時間;為第t+T期的預測值;at為截距;bt為斜率。
根據移動平均值可得截距at和斜率bt的計算公式為:
1.5 未來10年農業水災變化趨勢預測方法
按照世界氣象組織 (WMO) 的建議, 氣候平均值基于一個特定的30年, 如1951-1980年, 1961-1990年, 這樣使得世界各地均在一個統一標準下。事實上, 許多研究表明, 用最近k年 (k<30) 平均值作為預測, 其預測效果要比用30年平均值好。把WMO推薦的均值作為下一年預測評分的一個標準。于是根據OCN的理論與方法, 建立農業水災年份OCN預測模型, 預測湖南省未來10年內可能發生的農業水災年份。假設原始變量序列xi, i=1, 2, …, n, 構造序列為:
式中:n1為統計基本樣本量, 通常取為30年;k代表所計算的氣候平均的年數;L為試驗樣本量;n=n1+L。上式表示分別求出1, 2, …, n1年的平均值, 以這些平均值依次作出n1+1, n1+2, …, n1+L時刻的預測值。再以預測值與實況值最接近為標準, 得出實驗預測的每個時刻“最優”平均數。以某種準則確定出下一時刻預測的平均數[15]。
在向DPS數據處理系統輸入變量和樣本之前, 需對指標值進行歸一化處理, 將數據處理為區間[0, 1]之間的數據, 本文采用如下公式:
2 結果與分析
2.1 農業水災的頻發性
農業水災頻發性不僅反映了不同等級的農業水災在時間序列上發生的稀密程度, 而且反映了各個階段災情的大小變化。湖南農業水災頻率的演變特點主要表現為, 從長時間尺度上看, 不同等級的農業水災連年發生, 其中以輕災的頻率最高, 重災和特大水災多發生在1982-2005年間, 為4-5年一次, 且主要集中在每年的6-9月 (表1) 。這主要是由于降水年際變率大, 年內分配不均的影響所致。同時, 還與湖南省復雜多樣的地貌類型、防洪水利工程調洪能力有關。從各時段上看, 20世紀5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以及21世紀以來, 無論是輕災、重災還是特大農業水災頻發率均相對較高, 其中特大水災受災年份出現最多的是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 成災年份多集中在1990-1997年, 占總成災年數的50%。
農業水災受災頻率和成災頻率在演變過程中呈現明顯的同增同減特點, 受災頻率和成災頻率相關系數為0.977, 也就是說, 在一般情況下, 受災年份出現, 成災年份也出現, 發生受災重災年份, 成災重災年份也發生。出現受災特大水災年份、成災特大水災年份也出現, 只有個別年份出現異常狀況。例如1983和1989年水災受災率為重災, 而成災率年份卻未發生, 這說明這兩年農業承災體的承災能力處于較高水平狀態。反之, 1988和2007年農業水災受災年份分別顯示為重災和輕災, 而成災年份卻分別達到特大災害、重災。這意味著本階段農業承災體承災能力又處于較低水平狀態。2005年后重災受災頻率與成災頻率呈明顯下降趨勢, 而特大災害受災年份與成災年份均未發生一次。
2.2 農業水災演變的波動性
從整個演變過程中看, 在1950-2013年湖南省農業水災受災率異常指數和成災率異常指數在時間序列上表現出類似的波動性, 即谷、峰相間交替的演變特征 (圖1) 。
就農業水災受災率異常指數而言, 在1950-1953年受災率異常指數保持相對穩定狀態, 且一直低于近64年的平均值 (0.368 0) , 1954年出現一個峰值 (1.534 0) , 遠高于平均值。在1955-1963年、1965-1968年、1970-1979年、2004-2013年間, 農業水災受災率異常指數出現四個低值, 分別是-0.773 6、-0.751 9、-0.817 2、-0.793 7;而在1980-1984年、1987-1999年、2001-2004年間農業受災率異常指數出現三個峰值, 分別是0.845 0、2.150 4、2.316 5, 都高于多年平均值, 且峰值隨時間序列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受災率異常指數在2005-2013年處于低谷期, 即受災率異常指數在-1.565至0.423之間, 這與21世紀以來湖南省重大農業水災和特大農業水災發生頻率的變化趨勢完全一致。
就水災成災率異常指數而言, 其成災率異常指數出現6個低谷期, 即1950-1953年、1955-1987年、1988-1990年、1996-1998年、2000-2001年、2008-2013年, 其多年平均成災率異常指數分別為-0.657 1、-0.747 8、-0.262 3、-0.600 9、-0.324 8, -0.327 6, 均低于近64年的平均值 (0.2850) ;同時呈現5個峰值, 即1953-1955年、1987-1989年、1990-1995年、1996-1998年、2001-2004年, 其多年平均成災率異常指數分別為0.757 8、1.888 2、1.100 7、2.730 1、2.862 4, 不但均遠高于成災率異常指數多年平均值, 而且均高于平均受災率異常指數;在2005-2013年間, 多年平均成災率異常指數下降到-1.695 1, 這表明, 在此時段內湖南省多以局部性的輕災為主, 農業承災體的整體抗災能力有所提高。
2.3 農業水災演變的趨勢性
湖南省水災受災率異常指數和成災率異常指數在1951-2013年間具有類似的演變趨勢性 (圖2) 。主要表現為, 1952-1960年、1976-2008年間分別出現峰值;1955-1987年則呈現較為平穩的狀態, 且均在平均值以下;1987-2003年間波動較大, 表現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 其中1996年和2003年出現兩個大峰值, 其受災率異常指數分別為2.013 8和2.693 0;成災率異常指數分別為3.650 4和2.512 7。2005年以后成災率異常指數與受災率異常指數的波動趨勢完全一致, 即呈明顯的下降趨勢。這意味著湖南省自2005年以來重災、特大農業水災發生頻率及經濟損失均呈明顯減少趨勢。其主要原因是湖南省進入21世紀以來, 一方面全省多年降水量由1980-1990年的14 850 mm減少到2000-2012年13 830 mm;另一方面各地州市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 加大了防洪減災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的建設力度。據2013年《湖南省防汛抗旱總結報告》顯示, 到2012年止, 全省修建各類水庫14 087座, 總容量達496.62億m3, 防洪大堤總長度為6 329 km, 且80%以上的堤防達到50年一遇標準, 這就在較大程度上提高了全省農業承災體的抗災能力。
綜上所述, 湖南省農業水災演變分析結果與李景保等[16]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由此表明兩點:其一, 農業受災率異常指數與成災率異常指數在長時間序列的演變過程中, 既具有無規律的波動性、又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還有同步上升或同步下降的演變規律。在通常情況下, 受災面積廣, 成災面積大, 農業經濟損失大, 反之受災面積小, 成災面積小, 農業經濟損失值相對較小。其二, 出現了受災率與成災率兩異常指數相反的變化狀況。這一方面說明了湖南省農業水災演變過程在一定時間尺度上具有同步變化的規律性,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個時期在水利工程建設投入、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用地類型和農作物復種指數、農業產業結構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組合差異性, 從而導致了受災率與成災率兩異常指數相反的變化狀況。此外, 也說明了農業水災的發生發展具有復雜性與多變性。再一方面, 在2005-2013年間受災率異常指數與成災率異常指數均呈明顯下降趨勢, 說明目前人類盡管不可能完全控制災害的發生發展, 但可通過采取有效的防災減災措施, 從整體上提高農業承災體自身的抗災能力, 即可把農業水災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4 未來10年農業水災變化趨勢預測
農業水災變化趨勢預測即是對未來農業水災變化進行模擬預測分析, 以把握湖南省農業水災長期變化的傾向。根據 (1) 式計算得到的1950-2013年湖南省農業水災受災率異常指數和成災率異常指數, 進行歸一化處理后, 將其指數輸入DPS數據處理系統。然后, 將湖南省1950-2003年農業水災受災率或成災率異常指數作為樣本, 建立OCN模型, 經DPS計算得出:最優均值年數=14, 擬合情況見圖3。再用OCN模型對2004-2013年進行檢驗, 其結果見表2。
農業水災受災率異常指數在1950-1955年、1957-1958年、1962-1965年、1968-2003年與實測觀察值非常接近, 而1959-1961年期間的擬合程度相對較低;水災成災率異常指數OCN模型擬合也顯示出類似的結果, 除1956、1966、1967年擬合值與實測值誤差較大外, 其余年份擬合程度較高。通過OCN模型對2004-2013年實測數據的檢驗結果表明, 農業受災率異常指數平均誤差值為0.006 1;成災率異常指數平均誤差值為0.001 7。這是由于在各個時期的災情資料統計中, 播種面積不穩定, 受災面積與成災面積無明確劃分標準, 以及計算操作技術差異等因素所致。從總體上講, 這一結果不僅與龔日朝等[17]運用殘差檢驗法的誤差 (0.3) 基本一致, 而且在同類時間序列趨勢預測模型中 (表3) , 也是最為接近的數值, 表明該模型預測精度高, 完全可用于湖南省農業水災長期變化趨勢預測。
根據上述時間序列模型擬合情況和檢驗結果, 采用OCN模型對湖南省未來10年水災受災率異常指數和成災率異常指數進行預測, 并對預測值進行反歸一化處理 (公式7) , 于是得到2014-2023年預測數據 (表4) 。
由表4可知, 湖南省在2014-2023年間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農業水災, 且以輕災為主, 而發生重災和特大災害的可能性較小。其中, 水災受災率波動較大, 受災率異常指數最小的是2015年 (-0.381 7) , 這一數值高于1950-2013年最低值 (1960年, -0.8812) , 低于歷年平均值 (0.368 0) , 最大值出現在2023年, 為2.400 7, 高于歷年平均水平;成災率異常指數波動幅度較大, 處于-0.253 5至2.272 8之間。由此表明, 在未來10年中2023年受災率異常指數達到最高值, 成災率異常指數也到達一個較高水平 (1.374 7) ;而農業水災成災率異常指數最高的是出現在2018年 (2.272 8) , 遠高于多年平均值。由此可以推測, 如在目前農業承災體承災能力情景下, 湖南省在未來10年間很有可能出現一個重災受災和成災年份即2023年, 以及一個重災成災年份即2018年, 其余年份預測結果顯示為輕災年份。但由于人為統計數據誤差和計算誤差等原因, 此次預測結果僅供參考。因此, 相關部門應突出抓好水毀工程的修復、病險水庫除險, 加快湖南省的綜合治理工程建設以及防御農業水災的預警預報設施建設, 從整體上提高全省農業承災體的承災能力。
3 結論
近64年來湖南省農業水災在時間序列上的演變特征表現為以農業輕災的頻率最高, 重災和特大水災多發生在1982-2005年間, 約4-5年一次, 且主要集中在每年的6-9月。農業水災受災率異常指數和成災率異常指數在時間序列上表現出類似的波動性, 即谷、峰相間交替的演變特征;受災率異常指數和成災率異常指數的演變趨勢性, 主要表現為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從2005年到2013年受災率與成災率兩異常指數呈同步下降趨勢。這主要是境內降水量年際年內變化、農田水利工程數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在不同時期組合差異的結果。經過OCN模型的初步預測顯示, 如不進一步加大防洪減災工程建設力度, 在2018和2023年可能出現重災, 其余年份發生嚴重農業洪澇災害的可能性均不大, 但輕災時有發生。
湖南省生態農業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業科技成果,成果轉化模式創新
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指農業科技成果從中間試驗、適應性試驗開始,經過應用、推廣到形成生產能力,發揮效益,成為現實生產力的過程。而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模式就是上述過程的具體運作方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模式,已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一政府主導模式,向政府主導、科研機構主導、基地主導、企業主導等多元化轉化模式轉變。
1 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模式的一般模式
1.1 政府主導模式
這種模式是利用各級政府的渠道,將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列入國家級、省級科技計劃,并通過計劃的實施,將科技中介組織、農技推廣部門納入成果轉化的體系中,實現農業科技成果轉化[1]。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政府主導模式成為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單一模式,并在歷史條件下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農業科研項目的選題、立項仍然由政府部門主導,而不是面向市場和農業生產,研究項目及其產生的科技成果與農民的實際需求存在脫節,難以為農民所接受,致使許多科技成果難以推廣,只能停留在實驗室或小面積試驗階段,不能進入大規模產業化階段。同時,這種模式缺乏市場利益的驅動,不利于發揮企業、科技人員和農民的積極性,也使得轉化資金投入不足,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效果不佳。
1.2 科研機構+企業主導模式
這種模式是科研機構和企業合作,組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聯合體,科研機構負責農業科技研發,并對成果推廣提供技術指導,企業提供中試和規模性商品生產的各種條件,如實驗場地、研發資金、市場人員等,實現農業科技成果的產業化。一方面,這種模式很好地溝通了農業生產單位和科研的信息,科研機構可直接得到來自生產一線的技術需求,從而解決了科研成果與生產需求脫節的問題;另一方面,科研院所與企業組成利益共同體,提高了雙方合作的積極性,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了技術、人才、資金等要素保障,大大推進了成果轉化的進程。因此,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效果較好的轉化模式。
1.3 基地主導模式
近年來,我國涌現了一批農業示范基地和農業科技園區。農業示范基地或農業科技園區可以將科技成果轉化各方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拉近科研院所、科研人員與生產者、市場之間的距離,為科技成果推廣提供了有效載體,進而加速了科技成果轉化的進程。
2 湖南省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模式創新
近年來,湖南不斷創新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模式,健全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發揮農業科技創新能力突出的優勢,有效提高了農業科技水平。2011年,湖南省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達70%,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達95%以上,畜牧獸醫水產科技成果普及率達85%,科技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5%[2]。
2.1 創新政府主導模式
近年來,湖南省各級政府把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作為一項重要職能,利用科技計劃項目、科技特派員、特色產業基地、農業科技園等方式,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前提下,不斷創新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模式,整合政府、涉農企業、科研機構、農業推廣體系、農村合作組織等力量,提高了科技成果轉化成效。
創新模式1:“農業科技計劃項目+科研機構、基地+農戶”模式
這種模式是以國家科技富民強縣專項、國家農轉資金項目、科技重大專項等為抓手,積極推動專家大院、科技特派員和科技服務機構的發展,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體系,組建一批特色產業基地,引導當地農民應用農業科技成果,帶動特色產業和縣域經濟發展。
比如龍山縣“百合特色產業示范基地”,大力推動百合良種繁育、標準化種植技術、產品研發和龍頭示范企業的培育。7個鄉鎮合計建立基地47 569畝,百合產量占全國1/6,8萬農業從業人口人均實現純收入2 248元。洗洛鄉芭蕉村作為百合標準化種植技術研究與示范基地核心展示區,人均種植2畝,實現人均純收入7 500余元,涌現年純收入超10萬元的大戶10余戶。與此同時,成功研發出百合飲料、百合多糖膠囊等多種深加工新產品,取得專利18項,新增百合無硫干片生產線2條,百合多糖生產線、百合活性物質提取生產線各1條,使百合產業成為占該縣農業生產總值比例的1/4。
創新模式2:科技特派員“6+1”模式
這種模式是“科技特派員+責任部門+龍頭企業+技術團隊+產業基地+農戶+一個項目”的簡稱,即1個首席科技特派員,組成一個技術團隊,掛靠一個政府職能部門,依托一個龍頭企業,組建一個產業基地,實施一個產業化項目。這種模式首先在湘西州率先開展,總結經驗后向全省推廣,取得了良好效果。
創新模式3:科技特派員組建利益共同體模式
這種模式是科技特派員以市場為導向,組建經濟利益共同體,自身攜帶資金、技術到基層創辦工作站、專業協會和公司等,為農戶提供標準化的農業技術服務,指導農民進行生產,并由合作組織統一收購農產品,實現技術推廣與利益共享。據統計,湖南省科技特派員與企業、專業大戶和農民結成利益共同體369個,組建合作經濟組織或專業協會608個,形成創業鏈14個,創辦農業企業375家。
比如湖南省選派科技特派員董新榮等人,駐龍山縣馥生公司指導油茶精煉生產和基地建設。在科技特派員的技術支撐下,該公司爭取縣信用聯社發放貸款2 600萬元,大力實施“年產5 000噸茶籽油及10萬畝油茶基地建設項目”。至2012年3月,茶籽油精煉生產線和灌裝生產線已建成投產,1.3萬畝油茶產業示范基地進入造林施工階段。該項目達產后,每年可產油茶籽1.2萬噸,實現產值9 000萬元,其中49%的收益歸種植農戶。加工的優質茶油可實現產值2.2億元,利稅4 800萬元,新增就業崗位150個。
創新模式4:特色產業基地轉化模式
這種模式是通過政策引導,組建特色產業基地、科技成果轉化示范基地,利用科技手段挖掘區域特色資源,建立培育特色產業集群,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2006年以來,湖南省已啟動實施59個“農村特色產業科技示范基地建設專項”,涉及百合、臨武鴨、油茶、柑橘、金銀花、黃花菜等特色產業。
比如,郴州市蘇仙區“油茶種植與精深加工”項目,帶動資金投入上億元,完成油茶品種更新4萬畝,低產林改造4萬畝;完成油茶優良無性系的繁育任務,嫁接油茶優良無性系苗木400萬株,蘇仙油脂公司對其設備進行了更新換代,擁有7大系列32個品種,成為國家油茶產業化標準化示范單位。
2.2 創新市場主導模式
創新模式5:“農業龍頭企業+科研機構+基地+農戶”模式
這種模式是農業龍頭企業興建專業化基地,科研單位方為基地提供成果和技術服務,推廣農產品生產、深加工技術,形成產供銷一條龍體系,提升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比如舜華鴨業先后與華南農大、湖南農大等建立了合作關系,組建了臨武鴨養殖研究所和產品檢測中心,成功轉化了“臨武鴨標準化養殖技術研究與應用技術”等多項關鍵技術,開發出“舜華”牌臨武鴨12類系列產品,規模養殖農場169個。2011年,公司實現產業化產值6.83億元,實現利稅2 660萬元,獲得“中國馳名商標”、“國家地理標志產品保護”等品牌。
創新模式6:技術市場轉化模式
這種模式是利用技術市場的平臺,促進農業科技成果供求雙方的信息交流,開展科技成果交易,并提供成果展示、擔保、融資、法律、人才等服務。
2008-2012年,湖南省技術市場共成交農業技術合同3 913項,成交額32.03億元。其中,優良動植物新品種、農業機械設備技術、農副產品貯藏加工技術的交易額分別達到9.15億元、4.81億元和3.34億元。2012年,農業技術交易合同數量同比增長103.1%,成交額同比增長40.8%,成交額占全部合同的比例由上年的16.5%提高到19.5%。
2.3 創新科教部門主導模式創新模式7:院(校)地合作模式
這種模式是農業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與地方政府開展全方位合作,采取向地方派遣科技副職、扶貧開發團、共建科研教學推廣基地等方式,試驗、示范、推廣科技成果。
比如湖南省農科院主動對接基層,先后與長沙、懷化、永州、吉首等市開展科技合作,在50多個縣(市、區)建立了60多個科技示范基地。其中,省農科院與47個縣(市)對接實施的超級雜交稻“種三產四”豐產工程,建立各類優質稻示范基地22個,推廣優良品種和先進技術1 000萬畝以上,總增產稻谷10.37億公斤。
創新模式8:高?？萍籍a業模式
這種模式是農業高校利用自身的技術、學科及人才優勢直接創辦企業,發展校辦產業,使科研中試與產業發展相結合,加快科技成果轉化。
比如,湖南農業大學以科技為依托,以市場為導向,大力興辦農業科技企業,積極推進科技企業改制和發展。目前,有校辦企業16家,其中有8家高新技術企業,金農生物還被認定為國家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主導產品有不可天然植物成分提取物、生物農藥、優質種子、發酵型農產品、名優茶、生態濃縮飼料、新型獸藥等。2006-2010年,校辦企業實現銷售收入7.2億元,利稅3 400萬元。
2.4 創新中介組織主導模式創新模式9:農業合作組織模式
這種模式是以農村合作社或專業技術協會等中介組織為龍頭,通過產加銷一體化經營或合作社內部交易,推廣農業科技成果,帶動農戶生產的模式。
比如衡陽市蒸湘區振興養豬協會引進推廣新技術和新設備,人工授精、沼氣綜合利用、早期斷奶、百日育肥等新技術的應用率達90%以上,電視監控、糞污、沼氣綜合利用等高標準設施的普及率達85%以上。修建三元商品仔豬規模繁育場,推廣優質瘦肉型豬標準化生產綜合配套技術,逐步形成“原種場—祖代場—父母代場”相配套的良繁體系新格局。2011年,瘦肉型豬產業產值達到1.5億元,每年為農民增收1 000萬元。34個養殖基地通過了無公害畜產品產地認定、產品認證。
3 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新模式良性運行的對策
湖南省在推動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模式創新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科技成果轉化步伐明顯加快。但是由于受到各種體制性制約因素的影響,現有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模式的正常運轉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農業科技資源還遠遠沒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利于農業現代化建設。
3.1 改革農業科技管理體制
科技、農業、教育等主管部門要加強統籌協調,搞好科技成果轉化的頂層設計,將各自的農業成果轉化計劃納入統一的管理體制。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各個環節和主體都有相應的農業科技計劃予以支持,改變過去經費投向重復、項目重復支持,重點環節錦上添花而薄弱環節無人問津的現象[3]。優化省直部門所屬的農業類研究機構。整合市一級農業科研機構,將為區域性研究或實驗中心和成果轉化的“中轉站”。推動縣農科所與當地推廣部門合并,重點承擔上級推廣部門、科研或教學單位的推廣任務。
3.2 完善農業科技服務體系
以市場為導向,以滿足農民和農業企業的技術需求為核心,完善農業科技推廣服務。農業推廣人員要改變過去著重考慮政府工作目標的狀況,更加重視農民和農業企業的利益,實現以政府行為為主向以市場行為為主的根本性轉變。同時,加強農業科研、教育、推廣“三駕馬車”的合作,發揮農科、教、推部門聯合優勢,實現農業技術推廣、提高農民科技素質、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效益。大幅度分流農業科技隊伍,充實和加強農業科技經紀人隊伍。要積極扶持農業技術市場中介工作,促進農業科技中介組織發展[4]。
3.3 健全利益分配機制
加強農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民科學素質,依靠科技創新驅動,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和農民收入,提高農民對科技成果轉化的熱情。加大農業科研機構體制機制改革,擴大其收入分配自主權,允許科技人員以智力、產權、技術、勞動等方式,組建或合作建立公司、協會或其他經濟實體,按照貢獻大小參與分配。改革農業科技人員考核制度,將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納入職稱晉升、項目申報、項目驗收的指標體系,鼓勵農業科技人員從事農業科技推廣服務工作。
3.4 拓展農業投資渠道
設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專項資金,統籌國家富民強縣專項、農轉資金專項等經費,繼續實施湖南省特色產業示范基地、科技成果轉化示范基地(示范縣、示范企業)等項目,引導農業企業成為農業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的主體,鼓勵大中型農業企業、農業科技企業將經營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投資農業科研、開發、成果轉化、項目推廣及教育培訓等工作。構筑以政府
投入為主、多渠道并存的、多元化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投入渠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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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生態農業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態,生態文明建設,對策建議
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 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到: “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 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 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 努力建設美麗中國, 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盵1]2015 年5 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強調, 生態文明建設水平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要適應。這都體現了我國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關注。湖南省 《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進 “兩型社會”建設的決定》中提出 “要走生態環境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促進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相協調, 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這表明湖南省對生態文明建設及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高度重視, 為推進湖南生態文明建設奠定了基礎。
1 生態文明建設的內涵與意義
1. 1 生態文明的內涵
“生態文明”由 “生態”與 “文明”兩個詞合成。 “生態”一詞源于古希臘, 原意是指房屋、家庭, 19 世紀中葉以來具有了現代意義, 主要是指自然界諸系統之間的交錯復雜關系。 “文明”是指人類社會的進步和開化狀態。因此, 一般來說, “生態文明”是指人類社會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過程中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所付出的努力及其獲得的全部積極成果。
生態文明是社會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對應。物質文明表現為物質生產力的進步與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 政治文明表現為人們政治理念的進步與政治制度的完善; 精神文明表現為精神生產的進步與精神生活的滿足和提高; 生態文明就表現為人們的生態意識的增強、生態制度的完善和生態環境的改善等。
同時, 生態文明也是一種文明類型。它是以生態產業為核心產業的文明形態, 是后工業文明時代的文明類型。生態文明包括一系列為促進資源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而建立起來的組織機構和制度規范以及人們在生態文明觀念指導下和生態制度的規約下所采取的生態實踐活動。
1. 2 生態文明的意義
( 1) 建設生態文明, 既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又反映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
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生態和諧觀, 為實現生態文明提供了堅實的思想源泉。生態倫理思想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涵之一。中國道家提出 “道法自然”, 強調人要以尊重自然規律為最高準則, 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為人生行為的基本皈依; 強調人必須順應自然, 達到 “天地與我并生, 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中國歷朝歷代都有生態保護的相關律令。如 《逸周書》上說: “禹之禁, 春三月, 山林不登斧斤?！边@些無一不閃爍著生態智慧的光芒。
( 2) 建設生態文明, 既有利于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又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提高人民生活質量。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 也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能源和其他資源的消耗增長過快, 生態環境惡化問題日益突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 既是基于我國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資源環境保護壓力不斷加大的新形勢而做出的戰略決策, 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 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緩解生態環境壓力、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必然選擇。
2 湖南生態文明建設存在的問題
2. 1 公眾的生態意識薄弱
人們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生態環境, 一直以來人們與自然相互作用, 其關系從人對自然的畏懼、崇拜到后來的征服與藐視, 尤其是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 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欲望便不斷增強。大量自然資源未能充分利用, 造成資源過度利用等問題。生態問題已是當今社會無法避免的熱點問題。隨著生態環境的逐步惡劣, 人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也在不斷提高, 但是其關注點只局限于與自身生活較為密切的問題上, 并沒有對社會生態環境問題進行廣泛的關注。而且, 公眾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 只關注直接影響而忽略了間接影響, 使得危及生態環境的關鍵因素被忽視, 這極大程度影響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除此之外, 人們對于生態環境的保護這一問題缺乏深刻的了解, 生態意識極為薄弱, 環境保護的道德責任感有待加強。
2. 2 工業污染嚴重
( 1) 工業企業的污水排放量呈增長趨勢
在2010 年, 湖南省工業企業污水排放量為37472. 09 萬立方米, 2011 年工業企業污水排放量為34072. 63 萬立方米, 由于工業企業效益減少以及政策施壓等因素的影響, 工業污水排放量有所減少, 但見小幅度極低。隨后, 該省工業污水排放量由2012 年的55636. 12 萬立方米增長到64037. 15 萬立方米 ( 如表1 所示) , 增長幅度大?？偟膩砜? 湖南省工業企業污水排放量呈加重趨勢 ( 見圖1) , 有效治理污水排放這一問題迫在眉睫。
(2) 二氧化硫 (SOZ) 排放量情況不容樂觀
由表2 可以看出, 湖南省二氧化硫排放量呈逐年遞減的趨勢, 由2010 年801300 噸下降到2013 年641321 噸, 但是其環比下降率逐年減少。2011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685529. 6 噸, 相比2010 年, 環比下降率為0. 144% , 2012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644960 噸, 相比2011年, 環比下降率為0. 059% , 2013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641321 噸, 相比2012 年, 環比下降率為0. 006% 。環比下降率呈逐年降低的趨勢, 情況嚴峻 ( 見圖2) 。
2. 3 生態文明建設制度不盡完善
制約生態文明建設進程的是生態文明建設制度的相對滯后, 湖南省在有關生態文明建設方面雖然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法規, 但是有一些條款并沒有及時更新, 沒有順應社會發展, 不能深刻反映出隨著經濟發展衍生的各種生態問題。同時, 由于政策法規的不完善, 使得執法部門在面對各種社會中存在的生態問題時, 不能有效地識別并對違規行為采取懲治措施。除此之外, 政府錯誤的政績觀, 只重視政績工程, 而忽略生態環境的破壞, 生態環境考核拋之腦后, 僅僅力推經濟發展[2]。
3 推進湖南生態文明進程的對策
3. 1 提高公眾對生態文明的認識度
生態文明需要公眾真真正正的去落實而并不只是一句簡單的口號。提升公眾環境意識, 有助于普及和傳播環境保護的科學知識, 提高公眾對環境問題重要性的認識, 提高他們的環境保護技能, 樹立正確的態度, 最終體現為全社會愿意為環境保護、建設生態文明采取實際行動。因此, 使環境保護意識、生態文明意識深入人心, 在全社會形成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價值觀、道德觀、倫理觀, 是推動建設生態文明的必然要求。同時, 建設生態文明, 公眾的積極參與是源泉和動力。建設生態文明, 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共贏, 關鍵在于人的主動性, 也只有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環保事務、樹立環保行為才能實現。培養公眾的生態文明意識, 需要推進生態資源保護的宣傳進程并加強其宣傳力度, 以此來提高全社會的生態文明意識等公共意識。并且, 利用各種方式來宣傳資源節約和資源再生的意義, 樹立和提高公眾尤其是各級決策者的資源意識、生態意識和環境意識[3]。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互聯網等現代化的宣傳工具, 推出一些資源利用和保護的科普知識和公益廣告, 并組織出版一批資源利用和保護的科普讀物, 將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相關知識列入學校教材, 培養大眾資源節約與保護環境的意識。同時也要使得信息公開化, 通過信息公開, 把環境利益從政府一元獨占向政府、市場、公眾三元分享的趨勢發展。改革政府包辦的生態環境保護機制, 建立政府主導、市場推進、公眾參與的現代環保機制, 強化公眾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感。
3. 2 調整產業結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優化資源配置和產業布局, 解決產能過剩、核心技術缺乏、產品附加值低的問題, 解決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的問題。必須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提高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要加強政策引導, 鼓勵企業跨行業跨區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組, 利用市場倒逼機制促進優勝劣汰。以擴大國內市場應用、重要關鍵技術攻關為重點, 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健康發展。積極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 加快建設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 促進信息網絡技術廣泛應用。堅持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并重, 現代服務業和傳統服務業并舉, 進一步發展壯大服務業。以此來切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等各環節建立起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循環經濟體系, 在廢棄物處置的全過程中, 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的利用率, 減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的產生真正實現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的目標。開展節能降耗, 發展低碳能源, 倡導低碳生活,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
3. 3 完善生態文明建設制度
政府要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科學決策、依法決策, 以政策法規形式將生態文明建設的指標、標準以及執法規范化, 并及時進行更新。針對生態文明建設各項指標不合格這一現狀, 可以參考相關地區的指數、指標, 分階段地進行更新和規范, 由此來解決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制度不完善。此外, 可以先出臺一些意見或規定, 待條件成熟后制定相應政策法規, 以法的形式規定相應的指標、考核及獎懲辦法。而且要將生態文明的建設納入政府領導的政績考核中, 把 “青山綠水”作為一個重要的指標, 不再只注重看得見的政績工程, 建立環保責任制, 環境風險評價機制以及有效的公眾參與機制, 讓每一個人都參與到生態文明建設事業中來, 建構起生態文明制度的 “無縫之網”[4], 充分發揮政府在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中的帶頭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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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生態農業范文第4篇
一、現代農業的涵義及特征
現代農業不同于傳統農業, 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繼傳統農業之后的一個農業發展新階段。其內涵是以統籌城鄉社會發展為基本前提, 在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上, 以科技進步為驅動力, 以市場為導向, 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 實現農業產業化、集約化、商品化的生產與經營, 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農業整體效益的新型產業形式, 是保護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現代產業。
其基本特征是“十化”:產業化、要素投入集約化、經營企業化、農業機械化、技術資金密集化、多功能和多形式化、農業發展的生態化、農產品安全化、農民現代化、農業的商業化。[1]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現代農業正沿著資源投入、生物生產和經濟增值三方面迅速發展, 從而把平面結構的農業轉化為空間結構的三維農業。三維農業把產前、產中、產后的各項內容及其在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基本形式顯示出來。
現代農業是歷史的、發展的動態概念, 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產業支撐?，F代農業建設不僅限于農業本身, 還包括生產、流通和消費全過程的現代化, 包括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物質裝備改造農業、用現代市場體系和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與經營管理培育新型農民等。隨著時間的推移、空間的變化和認識的深化, 現代農業的系統建設具有了階段性和層次性, 即可以劃分為低級和高級階段。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現代農業建設的內容和主要目標也是不盡相同的。從我國各地現代農業建設的實踐情況來看, 蘇南、上海等長江三角洲地區起步較早, 大概在20世紀80～90年代就進行了探索, 而廣大中西部地區到近年才開始起步, 湖南起步也較晚。
二、湖南省現代農業的發展現狀
湖南省是典型的農業大省, 我國的主要糧倉之一, 其現代農業能否健康快速地發展, 將關系到我國農業發展的全局。本文采用我國各地通用的資源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三個衡量標準來評價湖南省現代農業發展的現狀。
進入21世紀以來, 湖南農業與農村經濟的發展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農村經濟實力和農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其主要表現是, 首先, 農業結構有了新的調整, 產業化進程穩步推進。全省糧食播種面積5295.85千公頃, 其他農作物播種面積2189.44千公頃, 增長7%左右。農業區域布局優化, 龍頭企業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增強, 初步形成了優質稻米、柑橘等十大優勢農產品產業帶和糧油棉麻、肉奶水產、水果蔬菜、竹木林紙、煙草等五大產業鏈。全省220家國家級和省級龍頭企業完成銷售收入830億元, 增長22.1%;實現利潤35億元, 增長14.8%。新建農業標準化示范區50個。其次, 農村基礎設施繼續改善, 綜合生產能力進一步提高。全省農村固定資產投資654.35億元, 增長20.0%。財政農林水事務支出197.40億元, 增長42.0%。治理水土流失面積達到278.9平方公里。新增農田有效灌溉面積5.68千公頃, 新增節水灌溉面積8.06千公頃。農村用電量81.46億千瓦時, 增長6.7%。年末農業機械總動力4021.14萬千瓦, 增長9.1%。第三, 農業科學技術不斷進步。隨著“湘米優化工程”和“優質種苗工程”的啟動, 一些優質早稻新品種、新組合已大面積推廣, 湘米正在改變。超級水稻、兩系雜交水稻、兩系雜交油菜、兩系雜交高梁、兩系雜交棉花、三元雜交豬、湘云鯽、湘云鯉、湘研辣椒、無核柑等新品種的問世, 以及水稻早育稀植和拋秧技術的應用, 為湖南省高產優質高效農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但是若用現代農業的標準來衡量, 湖南省的農業與現代農業的標準還有很大差距。事實上, 湖南省農業發展中還存在比如農業基礎設施脆弱、技術進步緩慢、農業生產增長方式粗放、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低、農產品加工率不高, 對農業的投資低等, 這些都是非常致命的也是急需解決的深層次問題。特別是農業的生產力水平不高、農業科技應用水平也不高, 農產品優質率低, 全省農副產品優質率不到40%, 其中稻谷優質率不到20%, 良種瘦肉型豬僅30%, 名優茶產量不到5%。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低、龍頭企業帶動力不夠強, 農業長期存在的比較效益低。農民不能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的局面在短期內還難以改變, 農民面臨著農產品賣難、結構調整難、進城務工難、收入增長難的局面, 從而導致了農民收入水平較低、農產品商品化程度低、農副產品加工轉化率低的“三低”問題。
三、制約湖南省現代農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一) 農業資金投入不足。
湖南人多地少, 山多平地少, 自然災害頻繁, 基本生活需要與發展建設之間的矛盾、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由于農業投入始終沒有形成制度保障的穩定增長機制, 農業投入難以增加。2008年湖南省對水利建設的投入達到91.15億元, 對農村的投資達到654.35億元, 增長20%, 財政支農資金197.4億元。但直接用于農業的資金不到1/3。通過對湖南省水利設施情況的統計 (見表1) 可知, 湖南擁有的水庫總數、水庫總庫容量進入21世紀以來沒有太大變化, 與30年前相比也沒有多少增加。我國水庫壽命一般只有50年左右, 而湖南大部分水庫已經年久失修, 功能老化, 配套設施不全, 農業保障功能大大下降, 這是造成湖南省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斷下降 (見表2) 、農作物成災面積和成災率不斷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非常不利于現代農業的發展。
(二) 農業結構有待于進一步優化。
湖南省農業內部結構還不盡合理, 農業比重過大、林牧漁業比重太低, 優質農產品比重低等這種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同時農產品加工業尤其是食品工業的發展與農業資源大省的現狀不相稱, 加工體系不夠強大, 不能適應建設農業強省、實現工業化的戰略要求。[2]雖然農村居民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小幅增長, 在純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見表3) , 家庭經營收入產業結構小幅調整 (見表4) , 但是農業收入比重還是過高。雖然湖南省農業的內部結構比較穩定, 但種植業比重過高、林牧漁業比重過低的狀況還是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見表5) 。由此可見, 農業結構的不合理是湖南現代農業發展的制約因素之一, 有待進一步優化。
(三) 農業基礎薄弱, 農業機械化水平低。
湖南省農村交通不便、水利設施差、農業抗災能力弱、電力、通信條件差等是不爭的事實, 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病險水庫多, 灌區配套設施老化、湖區渠道淤塞等問題也較為嚴重。湖南農村的基礎設施大大滯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農業機械化水平來看, 2007年末湖南省農業機械使用大中型拖拉機只有2.45萬臺, 共78.9萬千瓦, 排全國第16位, 與之配套的大中型農機具1.39萬部, 排全國第22位;小型拖拉機18.8萬臺, 共189.20萬千瓦, 排23位, 與之配套的小型農機具7.8萬部, 在全國排24位。這種農業機械化水平與農業大省的地位極不相稱。
(四) 農業科技水平低, 農業產業鏈還沒有形成。
湖南省農業科技的現狀存在“四低”:即農民科技素質低、農業科技和適用技術普及和應用率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科學技術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的貢獻率低。從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的數據來看, 2006年末, 全省農業從業人員1959.27萬人, 其中農業技術人員只有7.14萬人, 所占比重極低。農業科技應用不到40%。在農技推廣主力軍的農業事業單位中, 雖然有初級以上職稱的人員不少, 但是由于經費運行困難, 各類活動難以開展, 要為農民提供周到的服務, 障礙重重。湖南農業的生產力水平不高、農業科技應用水平低, 導致了農產品優質率低, 全省農副產品優質率不到40%, [3]其中稻谷優質率不到20%, 良種瘦肉型豬僅30%, 名優茶產量不到5%。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低, 結構調整難, 農副產品加工轉化率低, 附加值低。湖南農副產品加工率一般只有10%～20%, 而發達地區高達80%。農產品加工產值與農業生產產值之比, 發達國家為3∶1以上, 我國為1∶2, 而湖南為1∶3, 這些都制約了湖南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2008年湖南農產品出口4.22億美元, 增長20.5%。占湖南的總出口3.36%, 占全國農產品出口的1%。市場競爭力不強直接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 導致湖南農業龍頭企業的帶動力不強, 難以發揮帶動經濟增長和農民收入增加的作用。另外, 湖南省大部分縣域糧食加工停留在大米、飼料、淀粉、釀酒上, 向食品、醫藥、化工等領域延伸不多。從產業內部看, 龍頭企業與農戶的聯結機制多為“松散型”, 雖然雙方簽訂訂單, 但約束力不大, 常造成生產與加工銷售“斷鏈”。其龍頭企業普遍存在規模小、實力弱、綜合效益低等問題。這些都說明湖南省的農業產業鏈還沒有形成。
(五) 農業組織管理水平落后。
現代農業是在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并成功應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型農業。發達國家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農業生產的物質條件和技術的現代化;二是農業組織管理的現代化。農業組織管理現代化是通過提升農業的組織化程度, 不斷完善農業的經營機制, 實現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社會化、區域化和企業化, 促進農業經營效益的不斷提高。它是實現農業資源的優化配置, 充分發揮物質技術的經濟潛能, 提高農業經營效益的基本途徑與保證。近年來, 湖南農業已有很大發展, 現代農業發展有了較好的基礎, 但仍然存在著生產規模小、經營分散、組織化程度偏低等問題。小農經濟的經營格局沒有被打破, 與現代農業發展的基本要求之間的矛盾突出, 農業整體經營效益不高的狀況也還沒有根本性改善。有必要加快促進農業經營組織創新, 建立起與現代農業科技發展相適應的農業組織制度和經營機制, 用現代的經營理念來引領農業。
(六) 農民素質低, 缺乏現代農業人才。
從湖南省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的數據看, 2006年末, 全省農業從業人員按文化程度分, 未上學占5.9%, 小學占41.3%, 初中占47.1%, 高中占5.5%, 大專及以上占0.2%。這就反映了湖南農民素質整體水平較低。由于湖南勞務經濟發達, 每年外出務工人員超過1, 000萬以上, 導致留守農村的勞動力素質水平嚴重下降, 年齡偏大, 女性偏多。在全省農業從業人員中, 20歲以下和50歲以上共占41.3%, 女性占51.3%就是例證。另外還存在農業人才引進難、留住難的問題, 導致湖南缺乏現代農業人才現象嚴重。
四、推進湖南省現代農業發展的對策探討
(一) 健全農業投入保障機制。
增加農業投入是建設現代農業、強化農業基礎的迫切需要。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四個“大幅度增加”, 即大幅度增加國家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 提高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用于農業農村的比重, 新增國債使用向“三農”傾斜;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讓收益、耕地占用稅新增收入用于農業的比例, 耕地占用稅稅率提高后新增收入全部用于農業, 土地出讓收入重點支持農業土地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幅度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投入, 2009年起國家在中西部地區安排的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生態建設、農村飲水安全、大中型灌區配套改造等公益性建設項目, 取消縣及縣以下資金配套;大幅度增加農業補貼資金。為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精神, 湖南省應從農業實際出發, 加快對農業開發項目的論證、申報, 搞好對口銜接, 爭取更多的政策和資金支持, 并用好用足這些政策和資金。加大各種支農、涉農資金的整合力度, 提高其使用效率, 把各種支持現代農業建設、支持農村建設的政策落實到位, 形成現代農業的投入保障機制。在對農業的各項投入中, 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尤為重要, 改善農業基礎設施裝備是建設現代農業的重要內容。提升農業基礎設施的裝備水平, 有作為的空間是相當大的, 也必須大量增加投資。如病險水庫的除險加固;中小河流的治理;節水技術的推廣應用;抗旱水源建設;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農村公路改造;農村電網改造和同網同價政策的落實;農村清潔能源建設;開發新型肥料和低毒高效農藥, 以提高耕地質量;多功能農業機械及可降解膜的推廣應用;有機農業的發展等。關鍵是要下決心增加投入, 加強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加快改變農村生產生活條件落后的局面, 提高現代農業的裝備水平, 夯實發展現代農業的基礎性支撐點。此外, 還可以通過健全農業支持補貼制度, 逐步形成目標清晰、受益直接、全面、類型多樣、操作簡便的農業補貼制度。加快構建農村金融體系, 制定各種優惠政策, 探索建立多種形式的農業擔保機制, 引導各種金融機構增加對“三農”的信貸投放, 逐步形成商業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額貸款組織互為補充, 功能齊備的農村金融體系。探索建立農業保險體系。按照政府引導、政策支持、市場運作、農民自愿參與的原則, 積極建立農業保險體系。要不斷開辟新的農業投入渠道, 逐步形成“政府持續加大投入、農民積極籌資籌勞、金融機構增加信貸投放、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多元化投入保障機制, 穩固地發展現代農業。
(二) 大力推進農業科技創新。
發展現代農業, 需要多方面的支撐, 而科技支撐應該是最重要、最強有力的支撐。湖南省發展現代農業、突破資源和市場雙重制約的根本出路只有依靠農業的科技進步。
1.要加強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大幅度增加農業科研投入, 啟動農業行業科研專項, 支持農業科研項目。重點扶持對現代農業建設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的技術研發。要從財政收入中安排一定數量的資金用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推廣應用獎勵, 建立健全農業科技人員科技創新和應用的激勵機制。鼓勵農業大專院校積極投入到現代農業的建設中來, 充分利用農業大專院校的科技優勢和人才優勢, 來推動農業科技創新和成果的推廣應用以及農業科技人才的培訓。
2.要完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的建設。當務之急是對農技推廣體系進行改革, 加快農業科技進村入戶的進程, 逐步形成以科研院校為研發中心, 農業技術指導員為紐帶, 科技示范大戶為核心, 連接周邊農戶的技術傳播網絡。建立科技人員直接到戶, 良種良法直接到田, 技術要領直接到人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新機制, 形成人、財、物直接進村入戶和“手把手”、“面對面”的科技推廣新模式。
3.要加快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用信息技術裝備農業, 對于發展現代農業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要加強農業信息的收集和發布, 整合涉農信息資源, 推動農業信息數據收集整理規范化和標準化, 以盡快建設一批標準統一、實用性強的公用農業數據庫。加強農業信息服務平臺建設, 盡早建立國家、省、市 (州) 、縣四級農業信息網絡中心, 提高農業信息技術的裝備水平。
4.用現代發展的理念引領農業, 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 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 構筑發展現代農業的產業化支撐點。生產規?；乾F代農業的重要特征之一, 也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基礎。我國實行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 也就是一家一戶的家庭經營。這就要求我們去探索一條既能穩定農民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又能發展規模生產, 形成強大產業的路子, 解決家庭經營方式與現代農業要求的矛盾。通過采用“公司+農戶”的模式, 支持龍頭企業的發展, 發揮其強大的帶動作用, 帶動農戶規模生產。
(三) 全面改善農業經營組織制度。
1.推行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業產業化經營是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 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對農業經營組織制度和經營機制的重大創新。農業產業化經營具有生產專業化、企業規?；?、經營一體化、服務社會化的特征, 有利于實現農戶分散小生產與外部市場的對接, 有利于城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 有利于農業的規模經營和技術進步, 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和商品化程度, 有利于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和保護農民的利益, 是符合現代農業發展要求的生產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首先要著力培育一批競爭力、帶動力強的龍頭企業。鼓勵具有比較優勢的農業企業, 通過參股、控股、兼并、聯合等方式, 發展成大型龍頭企業;鼓勵龍頭企業向規?；?、集團化發展, 支持農業龍頭企業上市。其次, 完善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利益聯結機制。這是決定農業產業化經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
2.完善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如何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強化農民的主體地位, 使分散的小農戶在生產經營中與外部市場順利對接, 已成為發展現代農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近年來, 湖南在實踐中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 在穩定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 出現了不少的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 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積累了成功的經驗。今后, 要進一步加強對合作組織的領導, 形成全省上下“齊抓共管”的局面?？紤]到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是一項長期的工作, 政府應盡快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領導小組, 下設辦公室, 以加強對合作組織的領導與協調。要貫徹落實好中央和省有關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文件精神, 加大對合作組織的支持力度, 把各種優惠政策落到實處。要大力開展針對合作組織的培訓, 尤其要加大對合作組織負責人的培訓力度, 造就一批合作組織發展的領頭雁。要積極鼓勵、引導各方面力量興辦合作組織, 促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上數量、上檔次。要抓好合作組織的規范化試點工作, 重點完成合作組織的注冊與法人登記, 健全農民合作組織的章程和內部管理制度, 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 并引導行業自律和整合, 促進合作組織上規模、上水平。另外, 還要注意推進合作組織的網絡化建設, 在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化合作經濟組織的同時, 加快農產品行業協會建設步伐, 逐步形成網絡化的多層次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體系和框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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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生態農業范文第5篇
湘江是湖南省最重要的河流之一, 完善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是保護湘江流域生態環境、實現湘江流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2013年, 從湖南省環保廳獲悉, 湘江流域13個跨市界斷面水質自動監測站已建設完成, 這標志湘江流域將實現斷面水質指標自動采樣, 從而為湘江流域實施生態補償提供了科學依據。然而, 隨著水資源的日益緊缺和水污染問題的日益嚴重, 生態補償機制出現了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中生態補償標準及其確定方法一直是生態補償機制有效運作的關鍵點, 因此, 從會計視角下分析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標準, 使其科學量化, 從而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生態補償金額, 有利于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的進一步完善。
西方發達國家早在二十世紀就開始對生態補償機制進行探索。愛爾蘭采取分期的方式對私有林進行補助。美國、德國等國家建立了生態服務付費的政策框架。國際上生態補償通用名稱為生態環境服務付費 (PES) 或生態環境效益付費 (PEB) 。生態補償被認為是對自然資源管理者產生的部分生態服務給予一定的補助, 因此, 生態補償是促進生態環境保護的一種經濟手段 (Cuperus, 1999;Pagiola, 2005;彼得.巴特姆斯, 2010) 。目前, 國外許多學者對不同地區的生態補償機制進行了研究, 如Herzog (2005) 通過對瑞士生態補償區評價發現生態補償機制的實施能使該地區生態環境得到改善;Moran (2007) 等通過調查蘇格蘭地區的居民發現該地區的居民較愿意以稅收的模式參與生態補償的支付。我國對生態補償機制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 覆蓋了森林、流域、農田、自然保護區等多個領域。構建生態補償機制是協調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矛盾的有效手段, 但生態補償標準及其確定方法一直是生態補償機制中的重點和難點 (李曉光, 2009;陽文華、鐘全林, 2010;黃曄, 2012)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生態補償機制課題組報告 (2006) 指出:生態補償標準的核算依據一般參照4個方面, 即生態保護者的投入和機會成本的損失、生態受益者的獲利、生態破壞的恢復成本、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據此, 生態補償標準核算方法基本可劃分為成本和價值兩種基本類型 (禹雪中、馮時, 2011;劉強, 2012;袁廣達、袁瑋、孫振, 2012) 。
綜上所述, 縱觀國內外學者對現有生態補償機制的研究發現, 其雖對生態補償機制理論框架與方法體系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但對生態補償標準及其確定方法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礎上, 以湖南省湘江流域為研究對象, 嘗試性地從會計視角分析現有的生態補償標準, 從而為完善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 “綠色湖南”建設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
二、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確立
生態補償是我國對于環境保護及資源利用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目前我國建立生態補償的重點領域主要有自然保護區、重要生態功能區、礦產資源開發和流域水環境。在湖南省, 湘江流域作為湖南省人口密度最大、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區域, 一直被認為是湖南省的核心經濟帶。但是, 隨著流域經濟快速發展, 工業廢水和生活廢水大量排放, 水環境污染加劇, 流域生態環境壓力與日劇增, 生態服務功能不斷退化, 環境污染嚴重制約了流域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于是, 完善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標準越來越顯得重要。
根據“中國生態補償機制與政策研究課題組”給予的流域生態補償定義發現, 流域生態補償主要強調了流域生態保護受益者應分擔投入成本, 支付相應的費用, 從而實現流域生態投資者的合理回報。因此, 流域生態補償標準也更需從成本和價值角度進行明確。近年來, 湖南省生態補償工作得到國家環保部的大力支持, 被授權為開展環境保護的生態補償試點省, 并把湘江流域作為重點區域進行重金屬污染生態補償區域。早在2009年, 湖南省政府便將湘江流域生態補償納入到環保部與湖南省人民政府簽署的省部共建協議之中, 成為環保部支持湖南環境保護體制機制改革的8項內容之一。目前, 湖南省政府已展開了湘江流域生態補償專題研究工作, 形成了湘江流域跨市補償初步框架, 并在湘江流域各市的交接斷面裝配了在線監測, 據此, 按照超標賠償、達標補償原則, 基于流域內水質考核因子、指標和檢測數據, 初步設定了流域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進行的保護補償和上游地區對下游地區進行的污染賠償標準。生態補償金額根據超標污染因子的超標賠償金額和達標污染因子的達標補償金額之和來確定。湖南省政府嘗試性的通過對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 促進湘江流域各城市共同承擔該流域水環境保護的責任和義務。
三、流域生態補償標準存在的問題
(一) 流域地區生態補償標準難以統一
流域地區推進實施基于跨市補償的生態補償機制, 按照超標賠償、達標補償標準進行補償, 但是就目前流域的實際情況來看, 流域內各市的自然條件、社會經濟狀況、人文背景及生活習慣等千差萬別, 導致了不同地區生態維護成本、資源更新周期、生產成本等呈現出明顯的區別, 要統一整個流域地區的生態補償標準則比較困難。如湘江所流經的城市其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不一樣, 從而對湘江的環境污染程度也不一致, 如果采用一致的生態補償標準, 則標準的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得不到保證。
(二) 流域生態補償標準難以確定
在確定流域生態補償標準過程中, 生態補償標準確定依據通常包括機會成本、外部收益、生態服務價值、支付意愿與受償意愿等。理論上的生態補償標準應介于機會成本與生態服務價值之間。然而, 由于機會成本存在不確定性, 難以掌握, 從而出現生態補償標準計算不全面、不完整的情況, 導致生態補償額度常常被低估。如流域地區對退耕還湖的補償標準的確定, 既應包括農民收益的損失, 還應包括改變傳統生產生活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等各種成本的投入。
(三) 流域地區政府支付能力存在差異性
從現有實際情況發現, 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制定缺乏考慮流域內各地政府的支付能力和環境保護能力。就國內流域生態補償試點現狀而言, 生態補償主要是政府主導行為, 是流域內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部分財政收入的再分配過程, 如在湖南省, 生態補償資金的主要來源為財政轉移支付和專項資金, 因此, 在現有的情況下, 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便需要考慮生態補償各主體的承受力問題, 即不同地區支付能力問題。如果支付標準超過賠償地區的支付能力, 會影響賠償地區的經濟發展, 同時賠償地區也許會采取破壞環境如浪費水資源等方式以獲得更高的經濟利益來彌補補償所帶來的財政支出。
四、改善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思考
(一) 提高生態補償標準的合理性
生態補償標準的科學制定是生態補償機制的核心內容?，F階段對生態補償標準的核算方法主要有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法、影子價格法、重置成本法、市場價格法、機會成本法等, 其研究大多是從靜態的角度出發確定補償標準, 然而生態補償尤其流域生態補償是一個長期連續且動態的過程, 所以在確定生態補償標準的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其動態性特點。因此, 根據流域經濟發展狀況、生態保護建設情況、補償效果、季節等變化因素, 可設定一個補償標準的區間范圍, 在該范圍內制定動態的補償標準, 并完善生態補償標準的量化方法, 從而提高生態補償標準的科學合理性, 減少生態補償實施過程中出現的現實與理論間的差距。
(二) 完善生態補償融資體系
從目前現狀發現, 生態補償標準偏低一直是生態補償過程中的現實問題, 因此, 需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的融資體系, 從多渠道、多元化、多層次的角度加大融資力度, 增加生態補償資金, 從而提高生態補償標準。一方面, 政府作為生態補償的主體, 可根據實際情況, 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力度, 即實行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受益區對生態保護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 并且設立專門生態補償建設基金, 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 比如提供低息貸款, 稅收減免等, 從而加大對流域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的專項財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 鼓勵社會各界發揮力量, 加大融資力度, 尤其是流域內相關企業自身需要增強生態保護責任意識, 在企業內部建立相關的生態賬戶, 提供一定的資金改進機器設備, 推行清潔生產, 發展循環經濟, 降低企業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對環境的破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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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生態農業范文第6篇
見面會上,桂東服務團團長傅勝才研究員介紹了服務團的基本情況:服務團由來自省、市、縣的133名農業科技專家組成,有生豬、肉牛、山羊、水稻、生態農業、茶葉、油茶、園林、用材林、經濟林、蔬菜、水產品、果樹等15個服務隊,定點服務或對口服務1個單位、4個企業、15個區域。傅勝才團長特別對15個服務隊提出了要求:一是要切實負起責任,科技服務實行隊長負責制,要制定詳細的技術服務方案和工作措施,把每項工作責任到人;二是要創新工作方式,重點針對服務點和服務區域的技術需求開展科技服務技術指導工作,不搞形式,不走過場,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做到關鍵環節主動下鄉,突發事件及時下鄉,農民需要隨時下鄉,把各項服務措施落到實處;三是要全面完成效益指標,定點服務的企業和對口服務的區域特色產業有明顯發展。同時,傅勝才團長還表示,將帶領服務團全力以赴,以服務對象的滿意為目標,全力助推桂東縣現代農業發展。
會上,省、市、縣專家代表分別承諾,將服從服務團的統一安排,充分發揮技術人才優勢,為產業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15個服務隊隊長與定點服務單位、服務企業和對口區域代表進行了對接和交流。
會后,15個服務隊立即奔赴定點服務企業和對口服務區域,開展產業調研和技術服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