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找來了《華文文學論文范文(精選3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文化詩學是近年學界關注的理論焦點之一。把文化詩學引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批評，是一些學者追求的目標;同樣，把文化詩學引入華文文學研究，也是我們的理論期待與批評嘗試。作為一種理論資源與方法學，文化詩學將在何種程度和哪些方面給予華文文學的詩學建構以啟發和豐富?這是我們所關切的。
第一篇：華文文學論文范文
網絡華文文學研究概述
摘要： 網絡華文文學的興起與全球化存在密切關系。因特網為海外華人用漢語創作與發表文學作品提供了比過去多的機會，并促進了海內外華文作家之間的交流。網絡華文文學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英語與漢語、中華傳統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科技與文學之間的互動。
關鍵詞： 網絡文學 華文文學 全球化
1.引言
不論在任何時代，文學的創作、傳播和鑒賞都是以一定的媒介為依托的。正因為如此，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的區分，在電子技術獲得廣泛應用之后又出現了文學的新品種——電子文學(如廣播劇腳本、電視劇腳本等)。如今，網絡作為“第四媒體”登上了歷史舞臺，網絡文學也因此應運而生。在全球范圍內，網絡文學的作者、讀者及相關網絡商的活動，從一開始就隨網絡的互聯而拓展。隨著Internet的建立，網上信息的跨國流動成為家常便飯，世界各國的華人因此得以共享網絡文學資源，這種共享的便利程度是傳統的印刷媒體所無法比擬的。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說網絡華文文學的興起與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
世界范圍內的漢語網絡文學是相互關聯、彼此呼應的。如《新語絲》正在朝成為國際網站的方向發展，其讀者有1/3左右來自中國大陸。美國的阿瑟、亦歌，北京的老貓、洪亮，上海的一華，天津的Sunny，長沙的Dove，哈爾濱的葉振憲等都對它的建設頗有貢獻。2000年初，都會報(CityMedia)與熱巢網(CityHot)共同主辦“當代華人極短篇大展暨線上征文比賽”，通過自身和網絡同學會共三個網站同時展出臺灣、大陸和香港兩岸三地的作品，并進行征文比賽，相關網址為www.cityhot.com。時至今日，賽伯空間雖然還沒有可以和屈子、李杜、魯迅等文化巨人比肩的大師，但已是新秀迭出、“星光燦爛”。這些人甚至以其成就吸引了精明的書商，通過網絡文學的印刷版將自己的光輝投射到賽伯空間之外。反向的運動是傳統華文作家紛紛上網，借助于網絡的國際互聯使自己擁有“世界性”。上述雙向運動同樣發生在評論界，其結果是橫跨現實空間與賽伯空間的華文文學世界的形成。
2.網絡華文文學發展的平臺
若想讓網絡成為文學新家園，不僅文學主體要上網，而且文學對象也要上網。文學對象上網至少包括三種含義：其一，描寫對象上網，或者說，文學主體在網上可以找到創作素材。其二，奉獻對象上網，這意味著文學主體可以指望自己的作品在網上找到受眾、覓得知音。其三，師法對象上網，亦即形成一支相互啟發、相互激勵的創作隊伍，并有可供學習的范作、可供遵循的慣例。因此，文學在網絡上的繁榮有賴于網民隊伍的擴大?？上驳氖?，網民增長的速度是相當快的。時至今日，網絡化的華文文學已經擁有自己的讀者群。比起傳統文學的讀者來，他們更富有參與精神，更強烈地追求精神自由，更不甘于為現實世界所束縛。“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已難以形容他們在網上漫游的速度，“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也無法概括他們的沖浪精神。正是這些讀者以旺盛的需求呼喚著文學創作的推陳出新，并且為這種推陳出新提供強大的預備隊。當然，沒有必要過分夸大網民讀者與傳統讀者之間的區別。事實上，由于傳統作品“上網”和網絡文學“下網”的緣故，二者的區別正在縮小。
網絡文學是以網絡作為平臺而發展起來的。它的繁榮離不開網絡商的支持。近年來，網絡商與文學界的互動日益頻繁，文學站點亦有不少向商業化方向發展。例如，在海外，《花招》成了公司，兼顧服飾、飲食、保健、理財、美容、旅游;在國內，喻漢文將“黃金書屋”(www.goldbook.com，曾被評為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十大個人主頁之一)賣給了門戶網站多米來。在文學網站成長過程中，文學與商機既有統一的一面，又有對立的一面。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關系到網絡華文文學的命運。1996年底，《新語絲》面臨著被商業公司“亞美網絡”吞并的危險。這種外部威脅導致了內部分裂：《新語絲》的創辦人方舟子毅然決然地在紐約正式將它注冊成非贏利機構，另一些人卻因此退出《新語絲》，去為亞美網絡辦《國風》。自那時以來，方舟子堅持自己的辦刊宗旨，有效地避免了商業網站“燒錢”的通病。目前，該網站有兩個鏡像站點(國際版www.xys.org，國內版www.xys2.org)，其點擊數合計約40萬，在海外中文網站里名列前茅。由于訪問量大，帶來的廣告收入完全可維持運行費用。上述歷史經驗可資借鑒。
3.網絡華文文學的特色
如果我們不是一般地談論“網絡文學”，而是著眼于“網絡華文文學”的話，可以從所使用的語言、所認同的傳統、所形成的觀念三方面把握其特色。
(1)跨語言參照：工具與目標。
促使《華夏文摘》、《郁金香》等雜志的編委及其作者群在謀生之余孜孜不倦地耕耘于電子文學領域的動力，與其說是身居異邦的懷舊心理，還不如說是難以消釋的文化情結，即對于華文或漢語的認同。對于這些人來說，外語用得再熟練也畢竟是“外”語，只有漢語才是母語，它不僅構筑了他們的文化家園，而且決定了他們的文化存在。這種存在導致網上華文文學初露頭角，其影響逐步擴大到整個漢語文化圈。作為華文文學寫作手段的漢語，在網絡化過程中經歷了巨大的轉變，成為有別于傳統口語和書面語的電子語。這種電子語也許是口語化的書面語(像在眾多文學網站上經?？梢砸姷降哪菢?，也許是書面化的口頭語(主要見于字符界面的聊天室)，自然也可能是比較純粹的書面語(最常用于將印刷媒體上的文學作品搬上網)，或者是貨真價實的口頭語(利用音頻流技術進行實時傳遞)。與此相應，我們可以區分出網上的書面文學、口頭文學及介于二者之間的口語化書面文學、書面化口語文學。姑且不談實時聊天是否正在創造一種嶄新的口頭文學，也不論接龍寫作是否正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復興集體創作的古老傳統，令人欣慰的是，漢語(尤其是有簡、繁體之分的漢字)網上傳輸這一瓶頸一旦被突破，超越媒體、跨越平臺的華文文學世界便將呈現出勃勃生機。
(2)跨義法參照：懷舊與思新。
在1996年7月多倫多“電腦網絡與中國文化”會議上，方舟子將網絡文學稱為“流放文學”，認為其特點是“懷舊”和“描寫文化沖突”。就海外留學生的作品而言，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這些作者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邊緣人”，他們游移于母國文化和父國文化之間，對二者都有所認同，但也都難以完全認同。他們目睹父國之長而嘆母國之短，有感父國之短而思母國之長。這構成了網絡華文文學的早期特色。在《新語絲》發刊辭中，方舟子(2000)寫道：“我們相信，這張網伸到漢字的發源地，讓親人們聽到我們的心聲的日子不會太遠。”果然，沒幾年工夫，互聯網便連到了中國，《新語絲》也成了第一份回歸祖國的中文網絡刊物。中國本土所興起的網絡文學，與其說是“懷舊”，還不如說是“思新”，浸淫著對“另類生存”的追求與渴望。世界各民族不僅有不同的語言，而且有不同的義法(包括道德、禮儀、法律等社會規范)，由此形成了迥然有別的文化。網絡促進了跨文化接觸的頻繁化。這一點對于網絡華文文學所表現的思想傾向相當重要。中國本土的“網絡寫手”，或許是由于經常上網的緣故，不僅對于世界各地的風云變幻更加洞若觀火，而且更多地接受了發達國家的思想觀念，更常追蹤(甚至追逐)時尚。中國的現實世界還在為實現小康而努力奮斗時，賽伯空間卻已彌漫著某種后現代情調，這不能不對網絡文學的基調有所影響。當然，正如笨貍所指出的：“不可否認，后現代的解構主義不是網絡文化的主流，網絡上連具有反叛精神的真正黑客，其目的也不是摧毀不是解構，而是發現問題、找出問題，是一種以重構為訴求的積極性的技術嘲弄。”(2000：39)網絡華文文學所追求的“新”，同樣應是一種積極的建設。
(3)跨行業參照：父根與母根。
對于網絡文學的定義，國內已經有所探討。李尋歡認為網絡文學不是“寫網絡的文學”，也不等同于“網絡上的文學”，準確定義應該是“網人在網絡上發表的供網人閱讀的文學”。網絡文學的父親是網絡，母親是文學，其真正意義就是使文學重回民間。有網友反對李尋歡將網絡文學的基點看成網絡的“父根意識”，主張“母根意識”(即文學意識)。他運用歸謬法來反駁李尋歡的定義，舉出的例子是：當年“楚辭是楚人在竹簡上發表的供楚人閱讀的作品”，而1000年以后，唐宋時期的人讀寫在紙上的楚辭時，它還算不算文學呢?至如今，我們在電腦上讀楚辭，它是不是也算文學呢?有鑒于此，他認為網絡文學主要是個應用上的現象描述而非學術上的現象描述，它的概念內涵及外延將由事實來歸納給予而不是由演繹來強行定義，這就勢必使它的定義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可這并不妨礙我們對它的使用。
上述不同角度的考察表明：英語與漢語、中華傳統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科技與文學之間的相互參照，對形成網絡華文文學的特色具有重要意義。上述參照并非網絡時代所特有，但是網絡本身加速了參照的進程，強化了參照的力度，并且提高了參照的價值。必須看到：網絡化正在促進華文文學形態由文本向超文本的轉變。對于超文本來說，有意義的不僅僅是一個個的文本單位，而是它們之間的鏈接。正是這種鏈接將《新語絲》導向《楓華園》，將《花招》導向《橄欖樹》。它在顯露所謂互文性的同時，為世界范圍內華文文學的整體性提供了直接的證明。
4.網絡華文文學的處境
現階段網絡華文文學的處境，是在精英與大眾、網內與網外、中國與世界等關系中顯現出來的。網絡文學的倡導者肯定它對于大眾文化的價值，而網絡文學的非議者則對此加以質疑。其實，網絡應用普及的真正意義，在于對“精英”與“大眾”的傳統劃分的挑戰。與此相應，網絡文學興起的真正價值，也在于對“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傳統劃分的挑戰。如果上述兩種劃分至今多少還有點意義的話，那么，由于劃分而形成的矛盾兩極事實上已經處于不斷的變動中。進入信息時代之后，人類知識更新明顯加快，原先的計算機高手只要短時間不學習、鉆研新技術就可能落伍，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在包括文藝在內的其它領域，知識更新同樣逐漸成為對于“精英”們的嚴峻要求。相比之下，如果說在傳統社會中大眾轉化為精英的門檻相當高的話(封建時代舉子們可能科場屢敗而終身無成)，信息時代為人們自學成才提供了更多的機遇。所有這一切，無疑都促進了精英與大眾之界限的模糊化、動態化。與此相適應，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涇渭分明。事實上，在世界各國，網民幾乎都構成了整個人口中平均文化水準較高的群體，理當追求較高雅的審美趣味。另一方面，網絡應用正在迅速普及，隨著信息家電的開發，上網正成為一種普通生活技能，這又孕育著使網絡文化朝通俗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們認定高雅文化體現的是社會精英的追求、通俗文化體現的則是大眾所秉承的觀念的話，那么，精英與大眾之界限的模糊化、動態化必然影響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分野，使二者的劃分變動不居。其實，“精英”抑或“大眾”，對個人來說是一種基于價值觀的選擇。消解二者的區分，并不是“數字化生存”的目標，“個性化”才體現其精髓。
5.結語
從“世界華文文學”到“華文文學世界”的發展進程，與全球化的大趨勢是一致的。一元化與多元化的矛盾，不僅存在于華文文學內部，而且存在于華文文學與其它語種的文學之間。面對著Internet上英語文學、文化的強勢或者霸權，華文文學在新世紀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網上華文文學是否必須走職業化老路以培養自己的“正規軍”，是否必須仰仗聯合國通用網絡語言開發計劃來維護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基，如何擺脫“兒女情長，風云氣短”的現狀進入新境界值得進一步探討。概言之，21世紀的華文文學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在“壓力轉化為動力”的意義上，對創作和研究來說都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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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占河
第二篇：文化詩學與華文文學批評
文化詩學是近年學界關注的理論焦點之一。把文化詩學引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批評，是一些學者追求的目標;同樣，把文化詩學引入華文文學研究，也是我們的理論期待與批評嘗試。作為一種理論資源與方法學，文化詩學將在何種程度和哪些方面給予華文文學的詩學建構以啟發和豐富?這是我們所關切的。這里，我們嘗試提出“華人文化詩學”概念和初步構想，期待華文學界的批評。
突出華人性與批評重心的轉移
提升華文文學研究學術品質的關鍵，在于加強華文文學的詩學研究，它包括形式詩學和文化詩學兩個層面。文化詩學是近年文學研究從形式分析向文化深入的一種新的范式轉移。雖然華文文學的形式分析遠未充分和成熟，但仍然無法回避文化詩學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誘惑。因為它是進入華文文學內面世界的一個有效通道，是華文文學自洽性的理論需要。
“華人文化詩學”是由“文化詩學”延伸出來的概念。當我們嘗試以文化詩學的觀念和方法進入華人文學的批評實踐時，我們首先遇到兩個問題：一、華人文學何為?作為少數、弱勢的華人族群，為何執著于自己母語或非母語的文學?二、華人文學書寫如何迥異于其他“散居族裔”文學的“華人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答案的尋索，把我們導向華人文化詩學。在這個意義上，華人文化詩學不是論者隨意的附加，而是內在于華人歷史變遷和華人文學的發生與發展之中的。
環顧當今世界，華人和黑人、猶太人，都是影響最大的“散居族裔”。戰后半個多世紀來，黑人學、猶太學和華人學的相繼興起，是后殖民時代重要的文化現象。它們各有自己族裔形成的特定歷史和命運遭遇。在以白人為中心的權力話語結構中，后崛起的這些少數族裔，都以他們強烈的族性文化，為自己在這個多元和多極的世界中定位。因此，對他們歷史的研究，也是對他們文化和文化行為的研究。美國的非裔黑人文學研究者，曾經引入懷特、詹姆遜、?？频睦碚?，分析非裔美國黑人文學的敘述文本。在《藍調、意識形態和非裔美國文學》、《非裔美國文學》等著作中，成功地揭示出非裔美國文學中的“潛文本/潛文化”，從而以對“黑人性”和黑人文化行為的分析，把黑人文學批評提升到黑人文化詩學的境界。同樣，猶太文學以其享譽世界的崇高成就日益獲得學界的廣泛關注。研究者從猶太族裔流散的歷史、文化淵源、身份變移、母題轉換以及文化融合和文化超越等方面，來揭示猶太文學中的文化政治行為和族性表現，從而走向猶太文化詩學。這些研究都啟示我們，作為少數族裔的文學書寫，不僅只是單純的審美活動，還包含著更復雜的文化政治意蘊。在研究華人族裔文學時，分析和認識其表現文化中的“華人性”和文化行為的政治意義以及“華人性”的詩學呈現方式，是華人文化詩學研究不可回避的題中之義。
“華人文化詩學”的提出首先意味著華文文學批評重心的轉移———從重視中國文化/文學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影響研究到突出華人主體性、華文文學主體性的轉移，從中國視域為主導的批評范式轉向以華人為中心的“共同詩學”與“地方知識”雙重視域的整合。我們認為華文文學是華人性的一種表征方式，華文書寫是最為重要的華人表征文化實踐之一，對華文文學“華人性”的形成、變遷、結構形態及其美學呈現形式的研究構成“華人文化詩學”的核心命題。華人文化詩學是凸顯華人主體的詩學建構。華人在文學書寫中的主體性地位，構成“華人性”的首要涵義。華人散居世界的歷史波折、身份變移、文化遷易、生存吁求、沖突和融合等，形塑了華人文學的主要內容。華人既是這一文學書寫的創造主體，又是這一文學的書寫的描繪客體。它從文學創造的精神層面和文學表現的對象層面共同構成了華人文學的主體性內涵。其次，“華人性”是華人表現文化的一種族屬性表征。它是在華人從原鄉到異邦身份變移和文化遷易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現文化和行為方式的特殊性之體現，成為區隔不同族裔之間族屬性特征的標志。第三，“華人性”還是華人文學反映華人生命歷程和精神歷程的一系列特殊文學命題。諸如華人對文化原鄉(文化中國)的審美想象問題;華人文學現代化建構中的中華性、本土性和世界性關系問題;華人原鄉的文化傳統與文化資源的繼承、借用和轉化問題;華人文學母題中的漂泊/尋根與中華文學游子/鄉愁母題的聯系與變化問題;華人家族母題中父子符號的文化沖突象征與母子符號的文化融和象征問題;華人文學意象系統(如東南亞華人文學的熱帶草木意象和歐美華人文學的都市意象)與華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詩學的關系問題，等等。這些特殊命題所呈現的“華人性”特征，為華人文化詩學拓展了廣闊的批評空間。對這些問題的充分詮釋，不是單純的審美分析所能完成，而必須打通文本內外，將文本分析放諸具體歷史語境的權力話語結構之中，即通過文化詩學的路徑，才能抵達這些特殊命題詮釋的深層。
“華人文化詩學”強調“共同詩學”、“地方知識”以及“個人知識”的整合，既重視研究海外華文文學共同的詩學規律，從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華裔的文學創作中抽象出海外華文文學共同的美學與普遍的特征，又關注不同地域、國別、不同階層、性別、個體的文化差異即特殊性。長期以來，華文文學研究一直偏重于對以抽象的“中華性”為中心的“共同詩學”的追尋，而多少忽視了對“地方知識”和“個人知識”的具體闡釋。在這種普遍主義文學觀念的影響下，我們對“華人性”的認識有可能產生同質化和抽象化的弊端。在“華人文化詩學”的視域中，“華人性”則是一個普遍與特殊統一的概念，它既是結構性的，也是建構性的概念。一方面，“華人性”包含了普遍的“中華性”，也蘊涵著“本土性”、“個人性”等具體的特殊的內涵;另一方面，“華人性”又是不斷建構的歷史性范疇。對“華人性”的認識與闡釋必須返回到海外華人生存的具體性之中，返回到華文文學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政治場域之中。
華人敘事的文化政治詮釋
“文化詩學”強調重新認識文學的文化政治功能。文學是文化的構成要素與記憶方式之一。按照葛林伯雷的看法，在復雜的文化網絡中，通過作者的具體行為的體現、文學自身對于構成行為規范的密碼的表現以及文學對這些密碼的反省觀照，文學承擔著話語的流播、論辯與文化的塑造功能，這種塑造是雙向的政治性的活動。文學是一種建構活動即格林布拉特所謂的“自我塑造”，而自我的建構是主體與社會文化網絡之間的斗爭與協商。一方面，文化網絡以“一整套攝控機制”(control mechanisms)對個體進行攝控;另一方面，文學以一種特殊的感性形式瓦解或者鞏固文化系統的“攝控機制”。這就是文學話語的文化政治功能或意識形態性。
同樣的，“華人文化詩學”也把海外華人的華文書寫視為一種文化政治實踐，它尤其關注與“華人性”密切相關的華人身份政治命題，關注華人主體與其置身其中的復雜的社會文化網絡之間的斗爭與協商。
研究新敘事理論的英國學者馬克·柯里在《后現代敘事理論》中談到“身份的制造”這一隱含著文化政治的命題時，對于身份的建構持有兩個基本觀點：一、身份由差異造成、二、身份存在于敘事之中。“我們解釋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或者“從外部、從別的故事，尤其是通過與別的人物融為一體的過程進行自我敘述。”([英]馬克·柯里：《后現代敘事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華人文學尤其是華裔美國英語文學中存在著大量的家族史和自傳書寫文本。這一現象說明，家族母題的選擇與偏愛有其內在的文化動力———通過敘事闡釋華人華裔與其他族群共同創造的歷史，實現族群建構的自我認同。
按照馬克·柯里的理論，敘事建構身份，而身份由差異構成。在這個意義上，能夠建構身份的敘事，應是一種“差異敘事”。對于不同的族群，“差異敘事”是族性的表現。華人文學正是通過差異的族性敘事，呈現出華人族裔迥異于其他族裔的“華人性”特征。這里所謂的“華人性”，首先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它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漫長歷史的文化積淀之中，是溶解在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語言、信仰、習俗與行為之中的一種共同文化心理、文化性格與文化精神。同時，“華人性”又是華人離散的獨特命運和生存現實所釀造。華人的離散與聚合，導致華人文化的“散存結構”。分布于異邦文化夾縫之中的華人文化，必須通過對于自己族性文化的建構和播散，表現出強烈鮮明的“華人性”，才能在異邦文化的夾縫中建構自我和獲得存在的位置。華人文學作為散居華人播遷歷史和生存狀態的心靈記錄和精神依托，成為“華人性”最重要的文化載體之一。因此，“華人性”又不僅是單純的文化命題，而有了豐富的文化政治意蘊。
長期以來，對華文文學政治緯度的忽視，一直是這一領域研究的一大缺陷。成功的黑人文學和猶太文學批評，其重要的突破是打通形式詩學分析與意識形態批評的門閾，實現新批評的文本分析與社會學批評的對話，辯證和統合。這個被有些學者稱為“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或“意識形態形式詩學”，成為文化詩學最基本的批評理論和方法。誠如美國著名的黑人文學研究者裴克所言：作為一種分析方法，?？频闹R考古學認為，知識存在于話語之中。人們可以在這種形式本身中追尋其形式的譜系和發現其形式的規則。因此，對于裴克的研究來說，如果沒有形式主義和新批評的修練，就不可能精妙地分析黑人敘事文本中的內面形式結構;如果沒有后結構主義的視域，也就難以穿透文本的盔甲，抵達幽暗的“政治無意識”。相同的道理，從華人文學的印象批評到華人美學的建構再到華人文化詩學的形塑，“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無疑是必經之路。它直接開啟了研究華人文學書寫與華人政治的關系之門，有助于我們理解“華人文學何為”這一關鍵性問題。
把華人文學書寫不僅視為海外華人的審美創作活動，而且看作是一種文化政治行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從記憶政治的層面看，華人文學作為一種少數族裔的話語，一種邊緣的聲音，其意義在于對抗沉默、遺忘、遮蔽與隱藏，爭取華族和華族文化的地位從臣屬進入正統，使華人離散的經驗，進入歷史的記憶。如果沒有“天使島詩歌”的銘刻與再現，那么美國華人移民的一段悲慘歷史，將可能被遺忘或遮蔽。恰如單德興所言：“天使島及《埃侖詩集》一方面印記了‘當時典型的華裔美國經驗’，另一方面也成為‘記憶場域’。”(何文敬、單德興：《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6版第6頁)《埃侖詩集》整理、出版和寫入歷史無疑是美國華裔經驗被歷史記載的標志。對于美國華人而言，天使島書寫顯然具有記憶政治的意義。其二，從認同政治的角度看，華人作為離散的族裔，面臨認同的重新建構，華人文學既作為華人歷史文化的產物，又參與了華人歷史/文化的建構，華人文學書寫便具有了認同政治和身份政治的意義。身份存在于敘事之中，“我們解釋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或者“從外部，從別的故事，尤其是通過與別的人物融為一體的過程進行自我敘述。”([英]馬克·柯里：《后現代敘事理論》，寧一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馬克·柯里的觀點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與認識“華文文學何為”這一關涉到華文文學批評命脈的根本問題。
我們提出“華人文化詩學”概念，意圖之一在于終結華文文學研究的純文學批評傳統，終結文學性與非文學性的二元對立思維。與華文文學批評的“中國學派”相比，近年來海外尤其是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文文學批評在這一問題上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突破。陳鵬翔的《政治/他者的偷窺儀式》、何國忠的《馬華文學———政治和文化語境下的變奏》、黃錦樹的《中國性與表演性》、林建國的《方修論》、劉育龍的《詩與政治的辯證式對話》、安煥然的《馬華文學的背后》以及許文龍的《召喚民族文化與政治抵抗資本》等一系列文章的相繼出現，表明馬華的馬華文學批評已經大步走出傳統批評的格局。在華裔美國文學研究方面，這一轉向表現得同樣顯明。單德興的專著《銘刻與再現》以及與何文敬合編的《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都體現出對華人文化政治的高度關切。在這些研究中，華裔敘事成為再現華裔美國史、建構少數話語的一種重要方式，其文化政治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的確，“政治的回歸”無疑是建構“華人文化詩學”的必經之路。“華人文化詩學”主張從純審美研究視域轉向文化政治闡釋。很長一段時期，華文文學批評受到形式主義的純審美觀念的統治，偏向于以本質主義的“文學性”觀念為依據評判華文文學，卻有意無意地忽視華人文本與政治的關聯。這無疑導致華文文學批評的貧血癥。其實所謂“純審美”只是一種虛構，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審美只不過是政治之無意識的代名詞：它只不過是社會和諧在我們的感覺上記錄自己、在我們的情感里留下印記的方式而已，美只是憑借肉體實施的政治秩序。”([英]特里·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王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頁)所以審美問題實際上是發生在感性領域的規訓與反規訓的文化政治問題。這里的“政治”顯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是內在于所有的生活領域并決定人們真正的存在論條件的一個維度，即包括階級(階層)、性別、族群、文化等等在內的某種權力結構關系。這種權力結構關系是“華人文本”生產與傳播的存在論條件，而且內在于華人文本的敘事結構、抒情形式、文類偏好、修辭風格乃至更加隱蔽的語言紋理之中。不同于傳統的華文文學批評，“華人文化詩學”致力于揭示這種隱蔽的權力結構關系，或力圖把華人文本的生產與傳播重新置于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構成的充滿歷史張力的場域與脈絡中予以闡釋，并且把華文文學視為在復雜的權力結構網絡中華人表征實踐的文本化形式，視為意義生產與華人主體發明的重要場所。
華人文化詩學的闡釋策略
伊格爾頓和杰姆遜都用“形式的意識形態”這一概念來解釋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生產藝術作品的物質歷史幾乎就刻寫在作品的肌質和結構、句子的樣式或敘事角度的作用、韻律的選擇或修辭手法里。”([英]特里·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王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頁)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重新建構了文學形式與社會意識形態的隱秘關聯，打通了文學研究內部與外部的關系。后結構主義則打破了結構主義和新批評那種穩定而靜態的文本結構，瓦解了二元對立原則所構成的穩定系統，封閉的文本被文本間性和意義的播散所取代。在?？瓶磥?，在任何社會中，話語的生產，都會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選擇、組織和再傳播。其中隱藏著復雜的權力關系。因而，任何話語都是權力關系運作的產物，性話語、法律話語、歷史知識、文學乃至醫學和其他自然科學話語都是如此。“文化詩學”或新歷史主義批評事實上是后結構主義的遺產，美國學者弗蘭克·林特利查曾經直接把葛林伯雷的“文化詩學”稱為“?？频倪z產”。因而，“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構成了“文化詩學”批評的基本方法。
華人文學詩學提倡“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并非是倒退回舊歷史主義的闡釋框架中去，而是主張從文本到政治和從政治到文化的雙向互通：“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無疑是以形式詩學為分析基礎的，但與傳統的形式詩學研究不同，“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尋求如詹姆遜所說的“揭示文本內部一些斷續的和異質的形式的功能存在。”([美]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頁)即華人文學在文類、美學修辭、形式結構、情節、意象、母題以及各種文化符碼的選擇模式中，隱含著的華族意識形態和政治無意識。美國華裔文學書寫中的雜粹文化符碼(雜粹食物、雜種人、雜粹語言、雜粹神話和傳說，等等)，便隱含著建構華裔文化屬性，重寫美國歷史的華裔意識形態內容。菲華文學中父與子的主題(典型如柯清淡的小說)，呈現著菲華社會的文化沖突。而馬華文學中的漫游書寫(如李永平的小說)以及“失蹤與尋找”的情節模式(如黃錦樹的小說)，所隱含的潛文本則是“離心與隱匿”的華人身份;馬華文學文本中大面積呈現的民族文化符碼，正如許文榮所分析的，具有抵抗官方同質文化霸權的政治意味。而在泰華文學的大家族中，湄南河的書寫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湄南河形象”是泰華文學的一個典型的標識;它是泰華文學情感與想象的發源地，也是構成泰華文學寫實主義傳統的重要的歷史風俗畫的背景，更是形塑泰華文學獨特的地緣美學的人文地理要素，與潮汕文化共同構成泰華文學的精神原鄉。至于新加坡華人文學文本中常見的魚尾獅意象的文化政治意味，更是人所共知的了。形式本身所潛隱的意識形態，使華人文學書寫同時具有著復雜的文化政治意味。
為此，華人文化詩學還應選擇自己詮釋的策略。格林布拉特指出：“辦法是不斷返回個別人的經驗和特殊環境中去，回到當時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對的物質必需與社會壓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鳴性的文本上。”([美]格林布拉特：《文藝復興的自我塑造》，社科院外文所編：《文藝學與新歷史主義》，社會科學文獻文版社1993年版，第81頁)這段話提出了文化詩學兩個互相關聯的闡釋策略：其一是歷史語境的重建;其二是文本互涉的闡釋方法，這也是華人文化詩學的基本方法。所謂“不斷地返回個別人的經驗和特殊環境中去，回到當時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對的物質必需與社會壓力上去”，強調的是文本生產的歷史語境。這里，格林布拉特顯然吸取了克利福德·吉爾茲在《文化的闡釋》和《地方知識》中提出的文化人類學的闡釋策略，即以“文化特有者的內部眼界”重建文本生產的歷史語境———在不同的研究個案中，使用原材料來創設一種與其文化特有者文化狀況相吻合的確切的詮釋是必須的，但不能完全沉緬于文化特有者的心境和理解，而是“文化特有者的內部眼界”與批評闡釋語境的交疊、對話與論辯。的確，華人文化詩學對華文文學的闡釋，也需這種交疊語境的建構。一方面努力獲取各種社會歷史材料，不斷返回到文化生產的具體歷史語境之中;另一方面不斷反思闡釋者自身所處的現實語境，反省批評的位置。在中國從事華人文學研究，無疑具有基于自身歷史文化和學術背景而產生的獨特立場與視域，從而形成迥異于域外華人文學研究的中國學派。這樣的立場和視域，可能產生對華人文學深刻的洞見，也可能出現某種盲視。正如域外的華人文學研究學派所同樣也可能在優勢與劣勢并具的情況下，產生洞見和存在盲視。反省批評因位置而產生的洞見與盲視對于華人文學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所謂“沉降到一部分共鳴性文本上”指的是文本互涉的批評方法。這一互文性的分析，包括文學文本之間的文本間性的建立，也包括文學文本與其他非文學性的社會文本間關系的建立。將華人文學文本放置“/還原”到其生產與傳播的歷史場景之中，闡釋諸文本之間的相互對話、呼應、質疑與解構關系，或許正是分析華人意識形態的形成與變遷以及“流動的華人性”的一個有效方法。以華裔美國文學為例，華美女作家創造了一系列“共鳴性文本”———如湯婷婷的《女勇士》、譚恩美的《喜福會》、伍慧明的《骨》以及任璧蓮的《夢娜在應許之鄉》等等———這些文本顯然構成某種呼應與對話關系：這一系列的以母與女之間的世代沖突與文化糾葛為核心的“家庭敘事”之間具有或顯或隱的“共鳴”關系，是可以彼此參讀的。“沉降到這些共鳴性的文本上”，是闡釋華美女性文學自我屬性建構和族裔屬性重建主題的一個有效方法。許多時候，闡釋諸文本之間的質疑與解構關系更是饒有興味的———它更能凸顯不同世代、階層、性別乃至不同背景的個體對“華人性”的認知差異。趙健秀與湯婷婷之間的論爭以及文本中所顯示出的中國性想象的巨大差異已經人所共知。在馬華文學史上，新世代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旅臺作家群的文本與溫瑞安、溫任平兄弟作品之間的質疑與解構關系，以及以小黑為代表的馬來本土作家與旅臺文學的南洋歷史敘事之間的共鳴與分歧，或許可以成為我們認識當代馬華文學史的一條重要線索，而在新世代的文本中(如黃錦樹的小說與林幸謙的詩文之間)這種彼此質疑的關系同樣存在。華人文本之間的相互質疑與解構關系，表明“華人屬性”是多元復雜的沒有終點的歷史建構，它是流動的、復調的，我們不能把它理解成某種同質化的靜態的一個概念。某種意義上說，“互文性”隱含著自我與它者的結構關系的密碼。因而“互文性”的闡釋可以提供我們真正進入華人文本及其生存狀態的有效路徑。
華文文學作為“散居”的世界華人播遷歷史和生存狀態的精神記錄和心靈化石，只有進入特定的歷史語境，才能有效地解讀。因此，把華文文學的文本歷史化和文化化，對文本進行互文性的雙重解讀，即透過文本進入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從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再返回文本，這種互文性對于華文文學文本多重價值的充分揭示和發揮，有著根本的意義。這是文化詩學對華文文學理論建構最重要的啟示。
建構以“華人性”為研究核心，以“形式詩學”與“意識形態批評”統合為基本研究方法的“華人文化詩學”，在更加開放的社會科學視域中審視與詮釋華人文學書寫的族裔屬性建構意義及其美學呈現形式，應是我們拓展華文文學批評空間的一個有效途徑。
作者：劉小新 劉登翰
第三篇：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生成及其特征
摘 要：移民史研究和“境外”新詞的創造，是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立的重要理論依據。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發展經歷了從中國境外文學向海外華文文學輻射，從著重政治功利向注重審美價值的轉換兩個階段。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對象為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地區文學暨海外華文文學，還應把華人文學包括進去。中國文學、華文文學、華人文學的概念有不同的內涵。“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有新意，但去中國化的傾向不可取。
關鍵詞：中國文學;華文文學;華人文學;海外華文文學;華語語系文學;世界華文文學
本文著眼于20世紀至當下華文文學的整體，以華文文學的發生、發展和轉型為貫穿線索，在時間維度上跨越一個多世紀，將世界華文文學置于語種文學整體中，探討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發生的背景、學科發展的歷程、學科研究的對象，世界華文文學的幾種話語體系的辨析，以及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品格和特征的闡釋。
一門新興學科的崛起
80年代以降，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頻繁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出現了留學熱和“洋插隊”現象。中國學術界為適應新的時代要求，也在不斷擴大視野，由文學史走向民族史、移民史、文化史、國際關系史研究，由單一的作家作品論研究走向語種的文學研究。
學科建立的依據
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逐漸進入中國社會科學學界視線。2006年，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指南，將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正式列入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同屬三級學科進行課題申報，不像過去那樣視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子課題。這是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崛起得到公認的一個重要標志。
當然，對這門學科能否獨立存在，仍有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世界華文文學從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獨立出來，有相應的理論做支撐：
20世紀后半期，西方出現了一些如后現代、后殖民、全球化、跨文化、差異表達這些能指符號，尤其是源于希臘的“離散”一詞，成了世界華文文學應用文化研究方法探討身份問題的理論支持。此外，中國的海外移民史研究在身份認同上的界定，關系到海外華文文學的學科性質，也就是與中國文學不同的學科特征以及文化變遷的母體上，提供了一種難得的參照系。據有關資料顯示，從中國遷到海外的移民，開始時有普遍的懷鄉心態，不愿意注銷原來的國籍;或為了適應現狀的需要，實行雙重國籍制?？勺?955年萬隆會議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明確宣布取消雙重國籍，華僑便去掉了“僑”字而成了移居國的外籍華人。隨著從移居到定居，不再有過客心態的“華僑”從此變成“華人”，后來又有“華裔”①，即國外出生在“他鄉”受教育的下一代。他們與“華人”最大的不同是“文化中國”意識淡薄。不管是“華人”還是“華裔”作家，其書寫的文學從此不再是中國文學的支脈，而是成了地地道道居住國文學的一部分。
這種從“戰后初期的‘華僑不變論’，到60年代的‘華人同化論’，走向80年代王賡武的‘華人多重認同論’”②的移民史研究，是大陸學者研究海外華文作家身份轉型的一種重要理論資源。
至于臺港澳文學，中國有關部門創造了原先在《辭?！贰冬F代漢語詞典》中所沒有的一個新詞“境外”。“境外”，并不等于自然的國土疆界之外，而是包括一國領域以內而尚未實施行政管轄的部分。如臺灣地區，從地理的自然界線來說是中國領土，但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沒有對其實施管轄權?，F在的中國領土香港、澳門地區，回歸后實行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也仍屬于“境外”③。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臺灣文學”再有什么不同于大陸文學的地方，也絕不能稱為“海外華文文學”。“境外”一詞的出現，有助于我們認識臺灣、香港、澳門文學的特質。
此外，還有極為豐富、遠不同于中國大陸文學的作家作品資料，有素質較高的一批研究人員，有與學科相關較有影響的研究專著，有《華文文學》理論刊物和《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年鑒》《世界華文文學概論》，這均是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立的另一重要依據。
面對全球化時代，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跨文化的溝通已成為一種常態。不能再以二元對立的思維設置專業，更不能以民族中心的方法去限制學科的生存和發展。隨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回歸為原先就是世界文學一部分的特點，北京大學甚至延邊大學等近百所學校先后開設過華文文學課程。2003年，南京大學有了大陸第一個華文文學博士學位授權的學科點。如今在中國大陸臺港澳四地，至少有1/5的碩士、博士論文在研究世界華文文學。
從中國現當文學脫穎出來的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其課程的開設及博士點的建立，經歷了選擇和接受、融合和發展，最后到闡釋和創新階段。至于全國性或國際性的華文文學研討會④，在中國大陸已舉辦過近20屆，這也是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立的一個必要步驟。
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發展，得力于全球性的“中文熱”不斷升溫。不可否認，華文文學如今已成了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現象。早在60、70年代，華文文學已引起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部分學者的關注。1979年9月，由安格爾和聶華苓共同主持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了世界各地華文作家，舉行“中國文學創作前途座談會”。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來自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以及從中國臺灣到美國定居的作家首次相聚在一起。在這個會上，聶華苓提出的“我們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感情”⑤，為建立以中文創作與民族想象文學共同體作了輿論準備。
文學交流本不分國界，也不分政治信仰，將不同性質的文學納入華夏文化和研究視域，是一種大趨勢。1986年7月，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和德國魯爾大學在德國萊圣斯堡舉辦“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也是華文文學這門學科建立的“史前史”。這里講的“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也可譯成“華人共和聯邦文學”⑥，和本文說的“世界華文文學”是一個意思。共同的血緣和語言，本是建立世界華文文學這門學科的情感紐帶。“大同世界”之所以能建立，一個重要原因是作家們使用的都是漢語，有著共同的中華文化淵源;此外，它是跨界的，這便集合了不同國家和不同區域炎黃子孫生存的歷史與經驗。這種跨界的建構，更集中體現在2011年，由大陸“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與臺灣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聯合舉辦“共享文學時空”研討會，全球五大洲30多個國家400多位文友共同研討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現狀及未來前景，可見既有全球性，又有本土性;既有延續性，又有交融性⑦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已日漸成為一門顯學。
學科發展的歷程
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從中國境外文學向海外華文文學輻射;二是從著重政治功利向注重審美價值的轉換。
華文文學在中國大陸的出現，首當其沖是流放在海外的臺灣文學。過了一年之后，隨著中國對外交流的不斷擴大，研究者們越來越感到“臺港文學”乃至“臺港澳文學”難于適應形勢的需要，因而“海外華文文學”的概念開始流行起來。1984年汕頭大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的籌建及次年《華文文學》試刊號的問世，便是一個明顯的標志。
到了1986年2月，在北京出版的第1期《四?！飞?，中國大陸作家秦牧正式打出“世界華文文學”的旗號。但對“世界華文文學”這個概念，學術界并沒有馬上接受。
不受意識形態束縛而強調學術研究的獨立性方面，臺灣、香港地區的學者有他們的經驗。由于沒有“大中原”心態的束縛，他們早就把世界華文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推介。華文文學本已和英語文學、法語文學、西班牙語文學一樣，在全球形成了一種體系，因而該會將新華文學、馬華文學、菲華文學、泰華文學，甚至亞華文學、歐華文學、美華文學與作為母體的中國文學溝通起來的做法，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改革開放大潮在90年代洶涌澎湃，對外交流的窗口也越開越大，不受政治宰制的中國大陸學者已開始注意到要擴大研究范圍，關注中國以外的華僑、華人、外籍人士用漢語為表達工具，反映華人在其居住國生活或以母國生活作背景的作品。1993年在廬山召開的第六屆會議上，不再將本屬中國文學的臺港澳文學與屬外國文學的海外華文文學并置在一起。于是在這次會議上，正式使用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名稱。
“世界華文文學”的命名，不能片面地理解為原先名稱的簡化，因為這種命名提升了過去對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品位：“它把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學現象，置諸于全球多極和多元的文化語境之中，使‘臺港澳’暨‘海外’的華文文學，不再只是地域的圈定，而同時是一種文化的圈定，作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維，納入在世界華文文學一體的共同結構之中，使這一命名同時包含了文化的遷移、擴散、沖突、融合、新變、同構等更為豐富的內容和發展的可能性。以這樣更為開闊的立場和視野，重新審視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便更適于發現和把握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置身復雜的文化沖突前沿的文學價值和文化意義。世界華文文學的命名，體現了鮮明的學科意識，和對這一學科本質特征的認識。”⑧
作為一門學科的命名，不僅展示出長期被遮蔽的一種全球性的文學現象，而且啟示人們無論是學術視野還是研究方法，都應大幅度更新，尤其注重審美價值。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方法本應多種多樣：既可用社會的方法，也可用歷史學的方法;既可以是民族的，也可以是地域的;既可以是文學的，也可以從語言學角度入手。有不少人用文化視角去研究華文文學的“文化身份”，去探討華文文學的文化旨歸;或去研究華文文學作品中的漂泊者形象，把握華族文化與別族文化在文學相遇的反差。有的則用符號學或結構主義的方法，去闡述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一些問題。
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到“港臺文學”“臺港文學”“臺港澳文學”，再到“海外華文文學”，直到“世界華文文學”名稱的使用，標志著從課題性的命名到一門新興學科的崛起。
關于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對象
特定的學科總是有特定的研究范圍，不同的研究范圍決定了不同學科的性質及其研究方向。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對象，創作是它建構及生成的主要條件，華族文化是其唯一根基。具體說來，華人的內在價值和精神表現，通過小說或散文、詩歌等形式去體現。外部的人文世界與移民后產生的精神焦慮，是互相支撐的。認識到這種特殊性，可更契合海外不同層面的華人心態，在東西方讀者中也會引發更多的共鳴和認同。
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中國文學不能缺席。中國文學所包含的中國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的文學，雖與中國大陸文學同根同種同文，但從歷史演進的角度看，中國臺港澳文學依然呈現出與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很多“殊相”，有許多不同的創作特色和風貌。
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的另一重要對象是海外華文文學，首先是指東南亞華文文學，蒙古、日本、朝鮮、韓國等東亞華文文學，也是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區域。海外華文文學其次是指歐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各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
具有自身特質、自身品格的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不可能完全“斷奶”。對于許多海外作家來說，不管拿什么護照，故鄉雖然仍在心中，但他鄉已成了第二故鄉。海外華文作家對所在國意識形態與生存方式主動或被動的認同、接受，對移居國文化的吸收與思考，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時有背離的情況，均可以自成一格。何況他們有著審美趣味不同的受眾，在某一范圍內還形成了別人不可取代的影響力。海外華文作家就這樣隨著公民身份的變化及其生活重心的轉換，表現出與中國文學不同的創作立場、價值取向、人生思考和藝術經驗。所有這些，都成為對固有的中國文學研究觀念的挑戰。
還要說明的是，中華文化不能與地理概念的中國文化劃等號，因為海外的中華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異化。“另外，不同的居住國、不同的社會環境，其表現出來的中華文化，也會有所不同，所以海外華文文學因環境因文化的影響，也帶有區域性，如東南亞的華文文學，與歐美的華文文學會有差異，這是環境、文化對人對寫作的影響使然。”⑨
作為重視研究文學關系的學科，世界華文文學要研究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的關系，臺港澳文學與大陸文學的關系;東南亞華文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關系。這些研究，多半通過比較方法實現。但不能由此說世界華文文學與比較文學性質相同，或說世界華文文學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分支。比較文學是研究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所使用的不同語言及其文化的相互關系和影響，一言以蔽之，比較文學的定義就是“國際文學關系史”。而世界華文文學“則是研究同一民族語言、同一文化傳統的文學之間的關系和影響。比較，只是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法。”⑩
關于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對象，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
一是華人文學到底應不應該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范疇?華文文學是從語言角度立論，而華人文學其著重點不在語言而在族群。從血統上來講，中國人也是華人，但如果不在民族認同上入手而從外交方面著眼，華人的概念早已超越了中國人的范圍，通常是指中國以外有華族血統的世界公民。與華族血統相關聯，華人文學也有用母語寫作的情況。他們即使是用英文、馬來文、日文寫作，也不可能完全排除精神文化還鄉的可能。他們常常具有兩種心態，兩種情感，寫作時采用兩種視角。華人文學的形態，先天就帶有某種混合性。故世界華文文學不應固守“華文”的疆界。華人文學作品不管有無中譯本，都應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一種研究對象。這不僅可以擴展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版圖，而且可以起到對照和互為補充的作用。
二是中國大陸文學是不是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對象?中國大陸文學本是世界華文文學的發源地與大本營，它擁有數量最大的華文文學創作隊伍、編輯隊伍、出版隊伍和廣闊無邊的讀者群。五千年來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和文學傳統，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如果完全不研究中國大陸文學，世界華文文學必然跛腳，而且大陸本土與海外境外作家的對話，就不可能實現。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大陸文學應加盟于華人地區作家的互相對話。這對話，有時可能是各唱各的調，不可能很快達到共識。但不管怎么樣，均應突破國別文學研究的局限。“實際上，由‘對話’所呈現出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華文創作的差異，正是它們獲得獨立生命和價值所在。”{11}
華文文學的“華”，兼指“華文”與“華人”。華文文學本是個多元文化、多重視角的多面體，有互不雷同的層面和維度。確認這種立體狀態，把華人文學和中國大陸文學涵蓋進去，才能認識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包容性、豐富性和復雜性。
學科研究對象還與學科定位緊密相連。有一種“文化的華文文學”的新概念{12}，其倡導者認為這種文學是附屬于文化研究的新學科。這種定位淡化乃至取消了“語種的華文文學”。確實，應當引進文化的研究方法研究世界華文文學，但世界華文文學終歸是“文學”，文化研究不能完全取代文學研究。華文文學當然是一種文化現象，可其關鍵詞是“文學”而非文化。
世界華文文學的幾種語話體系
中國文學·華文文學·華人文學
“華人”一詞最先出現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13}華文文學在19世紀之前的日本、朝鮮、越南等“漢語文化圈”就零零星星出現過。后來華文文學不僅在亞洲，而且在世界各大洲遍地開花。到了20世紀60年代，東南亞地區的新馬華人創造了“華文文學”的稱謂。這個“華文文學”是指全球不論何種國籍的作家，用漢語創作表現華族或其他民族生活的作品。這是一種從語言、文字方面進行規范的語種文學，其內涵比中國文學廣泛，即中國文學除用維吾爾文、藏文等少數民族語言創作的作品外，它單指中國大陸及臺港澳地區作家用漢語創作的文學，而華文文學卻包括中國文學之外的海外華文文學。
中國文學當然是由中國陸臺港澳作家創作，而華文文學作者卻不一定是中國公民，也不一定是華人或華裔，因而華文文學并非像有的學者所定義的“華人作者為華人讀者創作有關華人世界的華文作品”{14}。華文文學也有非華人作者，這主要是漢學家和政治家，如美國的葛浩文、韓國的許世旭、德國的馬漢茂，還有越南的胡志明和黃文歡、日本的山本哲也、蘇聯的費德林。盡管這些人寫的文章不一定反映華人的生活而是居住國的社會面貌、人文自然景觀和特有的生活習俗，但由于它以漢語作為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故其作品雖不是中國文學但卻是華文文學。也就是說，只要用漢語書寫，哪怕其內容并無中華民族意識及其鄉土情結，當然也更談不上海外華人的歸屬感，仍應看成是華文文學。有人將華文文學的“華文”等同于中華文化，這就縮小了華文文學的版圖，勢必把上述葛浩文、許世旭等人用華文書寫的作品剔除出去。
作為另一種概念的華人文學，在前面已作了初步論述，這里再補充如下：華人在種族上泛指炎黃子孫后代，文化上則是指享有相同的思想文化資源及其歷史記憶、文化風俗的族群，創作者的國籍及族別是界定它的標準。和華文文學比較，華人文學是一棵大樹，華文文學是它長出的枝葉，或者說華文文學是華人文學的一個分支。
具體來說，華人文學由兩大部分構成：一是海外華人用華語創作的作品;二是指海外的華人用英文、荷蘭文、法文、馬來文、印尼文、西班牙文、韓文、日文等書寫的文本。這類作品有林語堂用英文創作的《京華煙云》《唐人街》。雖說作者不用華文，但仍在慣性的軌道上滑行，將海外生活套入海內故事，充斥著“月是故鄉明”的感嘆。這類作品表面上寫的是海外，其實表現的還是東方之子的情懷。后來者有美國湯婷婷的《女戰士》、譚恩美的《喜福會》、哈金的《等待》以及加拿大李群英的《殘月樓》、丹尼思鐘的《侍妾的兒女們》、荷蘭王露露的《蓮花劇院》、英國張戎的《鴻》、法國戴小捷的《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等等。這些作者大多數不是第一代移民和受過系統華文教育的華僑后代，而是掌握了移民國語言的土生華裔人士。據美國華人學者王靈智的介紹，華人文學還有許多處女地有待開墾，如中國、秘魯混血作家佩特羅·S·朱倫的詩歌，菲律賓的知識分子作家們的“革命書寫”，還有歐亞混血作家“水仙花”(伊迪絲·伊頓)用輕快的筆觸書寫19世紀華美移民滿含血淚的故事。{15}這些作品不能劃入中國文學的版圖，它們具有獨立自主的品格。
不可否認，華人文學與華文文學的關系時有交叉或重疊的地方，但兩者仍有自己的楚河漢界。從文本角度來說，華文文學不需要查戶口國籍，只要作家以漢語為書寫工具就認可，這是從語種文學入手。而華人文學，是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既用中文又用母國以外的不同語言文字書寫的篇章。它從作為創作主體的華族血統的身份出發，其種族血緣關系的認同是最重要的依據。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世界華文文學中的華文文學與華人文學，有互相滲透、互相聯結和綜合、交叉、分化的趨勢。這種趨勢造成對它的命名在世界各地出現的情況不甚相同，如華人文學，在美國稱為“美國華裔文學”，還有的將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譯為“華裔美國人文學”“華裔美國文學”和“美國華裔英語文學”等。較為科學的說法應該是“美國華裔文學”，因為在這一概念中它首先強調的是美國文學，然后才加以限定，即華裔文學是整個美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按照華語的表達習慣，應該是涵蓋面大的位于前列，首先強調的內容在前，因而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譯名應是“美國華裔文學”，這和廣泛流行的譯名“美國猶太文學”“美國黑人文學”相一致，各屬于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文學的組成部分。{16}
美國的華人文學，最著名的作家是第二代移民出身的湯婷婷與譚恩美。她們不生于中國，在美國接受系統的教育，用英文寫作可謂是輕車熟路。她們的作品多以家庭為單位，從中表現不同人群的行為舉止所折射的文化異同。其中常出現講中國神怪故事(包括《西游記》)的母親形象。這類作者始終不忘記中華文化，但又不囿于中華文化，跳出了以中國人為背景的世俗寫法。
作為不是華文文學而是華人文學的作家，著名的不是很多，但也有新出現的任璧蓮。她于1991年出版了《Typical American》(《典型美國人》)，用幽黙詼諧的筆調，反映出中國移民在雙重文化身份的轉換下追求“美國夢”的艱難歷程，其中有美國族裔雙重價值標準的撞擊和折衷，對美國主流社會有關族裔的本質論重新進行了解構。
如果不擴大華文文學的文化研究內涵，或漠視華人文學的存在，或用一刀切的二分法，那就忽視了這些華裔文學所成長的中華文化土壤，也忽略海外華人的種族認同，漠視了他們的創作成績，這在客觀上會挫傷海外華人創作的積極性。{17}
作為“他者”的海外華文文學
海外華文文學的“海外”是指中國本土之外的地域，“華文”指漢語，“文學”則是表現現實生活的一種樣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與中國的聯系不再像過去那樣緊密的“化外之民”，時刻關注旅居他鄉的華人的生存困境，所寫作品的本土色彩在增強。然而，正如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張奧列所說，他們“不是為寫作去關注當地、關注身邊，而是為生存而關注。寫作只是這種生存的衍生物、副產品。”{18}由此看出，海外華文作家與中國作家不同之處在于，具有“他者”的雙重身份。相對于中國作家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海外華人文化的載體，而不是母國文化在海外的單純移植。這種與中國文學的異質性或曰差異性，對母國文學而言，無疑是“他者”。而相對于居住國的主流文學而言，作家用異民族的文字即華文寫作，這種外在的、另類的“客體”，同樣屬“他者”。{19}他們寫的是具有異國特色的混合性作品，因而海外華文文學不能簡單地看作是中國文學的留洋和外放，而應視為所在國也就是外國文學的一部分。
不可否認，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是從中國視角或曰從中國本位出發的。這種命名，內涵了內/外、中心/邊陲的二元對立。這不僅與地理因素有關，也與價值觀念相連。在許多人看來，作為海外的“他者”，永遠是綠葉，是中國文學這朵大紅花的陪襯。為了改變中國文學是主力軍、海外華文文學是同盟軍這種傳統觀念，有的東南亞學者提出“多元文化中心論”，認為中國大陸文學固然是華文文學中心，東南亞也有自己的華文文學中心，如新加坡華文文學中心、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中心。{20}
海外華文文學創作有兩個文本：一是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文本，它反映了華人在國外艱辛的奮斗歷程，可作為歷史教科書的補充。二是具有文化意義的文本。這類作品比前一種藝術性高。它不是一般的“紀錄片”，而是“藝術片”，作者用生動的情節講述了以移民為主題的“海外中國故事”。
海外華文文學同時具有歷史文獻價值、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的作品不是很多。無論哪種文本，海外華文作家所感受到的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的交匯，完全相異的價值觀的撞擊，炎黃子孫為融入社會在陌生國度所產生的心靈落差及情感轉化，都是東方經驗在海外社會的一種反映。這反映來之不易，因作家的創作得不到居住國官方乃至財團的支持，出版社對他們也沒有興趣，娛樂機構對這些華人作家更無視其存在，故他們的作品只好出口轉內銷，返回中國大陸或中國臺港澳地區發表和出版。即使這樣，相對“海內”而言的這種外來文學，仍應將其和中國文學嚴格區分開來。
“離散”與新移民文學
在華文文學研究中，帶有悲涼意味的“離散”是一個關鍵詞。“離散”其詞源于希臘語Diasperien，其中前綴dia表示跨越，speiro為散播之意。在中國，離散也翻譯為流散，以用來形容離開故土的華人。“離散”的文學描寫對象，多為出于各種原因離開故土到異鄉生活卻仍然保有原有文化習慣的族群。在后殖民主義語境下，“離散”的語義還存在于跨民族關聯(transnational networks)的動態之中。也就是說，行為“越界”(Cronus)的“離散”，意味著對當前生活及社會制度的嚴重不滿，文化邊界由此逐步消失而產生了融合以及矛盾現象的出現。
離散文學有一種屬個體的離散，流浪者或流亡作家創作的文學，均屬這一類。而以離經叛道著稱的流亡作家，在國外畢竟是一個異鄉人，他們最終逃不出被放逐的命運。濃厚的異國情調，是這類文學的特色。另一種是離散族群的寫作。這種寫作表現了移民們遷徙或被迫遷徙異國他鄉后，盡管想向主流文化看齊，但由于炎黃子孫的文化身份使他們始終無法忘懷長江黃河，從而形成母國文化與外來文化難于彌合的裂痕。作品中所表現的深沉哀傷，是永遠無法甩脫的。
正因為華人不斷向世界離散，所以只要涉及到華人用華語所創作的作品，就有華文文學寫作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前述的海外華文文學，也可以看作離散式的移民文學。但移民文學的內涵大于海外華文文學，移民文學包含華裔移民用外語，尤其是用英文寫的作品。他們使用的不是母國漢語，但與中華文化并沒有一刀兩斷。這種文學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出現，如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寫的詩歌作品，郁達夫創作的小說，還有三四十年代老舍用英文寫的長篇小說《二馬》。這種現代作家在國外跨界雙語的寫作現象，一直被主流的文學史放逐，移民文學正好將他們涵蓋。
移民文學分舊移民文學、新移民文學兩種。舊移民文學是指自20世紀50年代起，中國臺灣掀起出國留學的狂潮后，不少滯留不歸的海外作家以留學生生活為素材，譜出了一曲曲海外游子在異邦留學、成家立業的悲喜劇。這類作品以失落感為主旋律，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悲情文學，屬50年代臺灣懷鄉文學的延伸和深化，同時是60年代臺灣現代文學的一支勁旅。它拓寬了懷鄉文學的天地，增添了臺灣當代文學的品種。在溝通兩岸和海外華人的感情上，起到了橋梁作用。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大陸國門向世界敞開。在這種情勢下，新移民文學應運而生。這類文學的許多作者是留洋深造的學生，因而又可稱為新留學生文學。
新移民文學的題材離不開新游牧時代移居者出洋后，為生活所累出現的種種故事，其中滲透了中華傳統文化與時髦的外來文化交流后所呈現“剪不斷，理還亂”的心態。無論是華僑、華人或華裔，他們憑借異國風情之“奇”、迎來送往之“離”，以及多元文化激蕩之“美”，才得到文壇和讀者的重視。這種新移民文學，是對中華文學的一種補充和豐富。
新移民文學一個重要特色是跨區域，即從中國大陸來，然后輻射到海外。隨跨區域而來的跨文化，是指它不限于中華文學，而是受異質文化熏陶后和居住國文化交融，“它在文學寫作的純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學寫作的超然態度和大膽突破方面，在異質文化對文學觀念的滲透和體會方面，新移民文學都自有一種有別于大陸當代文學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說，新移民文學的文化特性，跨占/兼具了‘大陸文化’與海外‘異質文化’兩種文化內涵，并升華出一種不同于兩種文化中的任何一種文化的新文化。”{21}如果將新移民文學的研究范圍從東方擴展到西方，那這種移民就不僅是民族的轉化，而且與“后民族主義”的興起有關。
這里還應注意到第二代移民或土生華裔的中文書寫，“其藝術視角比起許多中國新移民作家，也明顯不同。而新移民作家本身也是有差異的。倘若你認同他鄉是故鄉，故鄉亦他鄉，這種時空置換，就是你從客居、漂泊中轉而找到歸屬感。有了這種歸屬感，你就會淡去‘離散’的情結，注入‘融入’的期待，筆下也就疏離中國敘事了。”{22}
新移民文學同樣存在于作為中西文明近代交流第一回廊的中國澳門，那里不僅有葡萄牙文化，也有移民文化。中國澳門幾乎所有的文化遺產都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1949年以后，一波又一波新移民從中國香港來，從中國大陸來，從東南亞來，從澳洲、美洲來，這為澳門帶來了多彩多姿的文學和繁盛的文化碩果，而且也開辟了移民文學新的生存和發展模式。
海外華人移民通常被形容為“失根的蘭花”，但這不等于華文文學就是“空谷幽蘭”。研究這種并非“空谷幽蘭”的離散詩學及移民文學，必須借助全球化和現代性理論，剖析他們在講述“西方夢”的同時，如何向世界敘述“中國故事”，以揭示這些作家對世界華文文學史的獨特價值與貢獻。
“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及局限
長期在中國臺灣受中文教育的史書美，不甘心讓中國臺灣成為美國的附庸，這使史書美發生一種遠離中心的焦慮。“華語語系”(Sinophone)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由時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任教的史書美(Shu-mei Shih)，在2004年發表的用英文寫成的論文《全球文學與認同的技術》中提出來的。后來在2007年出版的英語世界第一本以專著形式將華語語系形諸文字的著作《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的表述與呈現》中，作者提出作為“華語語系”的主體，沒有必要永遠在“花果飄零”情結里自沉，而應該從葉落歸根改為落地生根。史書美不像某些人那樣言必稱“離散”，而是提倡“反離散”。正是在“反離散”框架上，她提出了“華語語系”這一理論范疇，這系專門指稱發生在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用華語在文學乃至電影、美術等的創作實踐。用史書美的原話來說，是指“在中國之外以及處于中國邊緣、在數百年的歷史中被不斷改變并將中國大陸文化在地化的文化生產網絡”{23}。
乍看起來，這一理論是史書美借鑒西方學界通用的Anglo-phone(英語語系)、Francophone(法語語系)、Hispanophone(西語語系)、Lusophone(葡語語系)而提出來的，但這并不純粹是語言和文學方面的探討，在學術詮釋里面包含著“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本來，史書美一直把自己創造的“華語語系”概念看作是反叛這一本質化的“中國性”的重要理論支柱：“華語語系更多時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反中國中心論的場域。”{24}
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文學”研究，是一種跨界研究，其中混雜有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她關注馬來西亞及中國臺灣等不居于中心地位的文學交流和匯合，擴大了漢語文學的研究空間，這的確有一定的新意。
自史書美提出“華語語系文學”一詞并在2006年進入中國大陸以后，引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論爭。值得重視的是經過王德威等學者鼓吹和充實，美國主流學界也以極大的熱情給予了相當的關注。但無論是史書美還是王德威，其洞見中均有偏見。比如史書美自稱是“臺裔美國人”，“臺灣意識”還有“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使她對中國充滿了誤讀，由誤讀、偏見產生出一種敵意。她號稱提出“華語語系”是為了批判“中國中心論”，可她始終未能對自己凌駕在“中國意識”之上的“臺灣意識”進行反思。
排除政治偏見不談，來自于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在內的西方當代批判理論組成的“華語語系文學”，至少概念不夠嚴謹。史書美以這種概念指稱中國之外的華語語言文化和群體，以及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群體，可人們要問：“華語語系文學”到底是指華文作家的華語創作，還是華文作家的英語(日語、法語)創作?是指少數民族作家的華語創作，還是原住民作家的民族語言創作?是指華文作家的方言寫作，還是外國作家的華語創作?這是一筆糊涂賬。如果這些創作可通通算作“華語語系文學”，那豈不蛻化為大家可以言說而大伙又不甚明確所指的概念?{25}當不同立場的研究者把自己認可的代表性的作品往“華語語系”這個大籮筐塞時，這個概念的科學性、規范性必然大幅縮水。王德威也十分清楚這樣做所造成的無所不包的混亂，但抵抗“中國性”，是史書美與王德威的共同目標。這與他們的海外生活經驗分不開，可正是這種經驗，使他們對中國作出曲解乃至反叛。而要反叛強大的中國及其繁榮昌盛的中國文學，要排除中國之外另立體系，另立山頭，談何容易。香港作者黃維樑就指出：“華語語系文學”的“語系”一詞是多余的，只會引起不懂漢語或粗糙地說華語的人誤解{26}。至于史書美、王德威倡導的“華語語系文學”，其針對性是所謂中國大陸的“文化和政治霸權”，這已脫離了學術討論的范圍。
如果說史書美、王德威在“巧立名目”，也許會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作為美國中國文學研究中最有權威性的學者之一的王德威，對史書美有關Sinophone的定義，他沒有“照著講”，而是“接著講”，表示自己不同意將中國大陸文學排除在“華語語系”之外，他本人的學術研究范圍也一直將中國大陸文學視為華文文學的主體，但在立場與知識譜系上，王德威與史書美“心有靈犀一點通”，他所做的只是“補苴罅漏”的工作。認為“華語語系”即“華夏的聲音”的王德威，所看重的對象不是著眼在民族意義上的“現代中國”，而是由馬華作家溫瑞安在中國臺灣提出的有五千年光輝歷史的“文化中國”{27}。據此王德威將神州大地以外的華語文學詮釋為“花果飄零，靈根自植”{28}。在他看來，“道統外移”造成了臺港澳文學分流出去以及海外華文文學四處撒播的碎片化“中國”。他用“后學”觀點指出：“華語語系文學與以往海外華僑文學、華文文學最不同之處，就在于反對尋根、歸根這樣的單向運動軌道。”{29}
“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給中國大陸學者的啟示，正在于不能夠把“中心”絕對化，以免忽略了離散華人的本土經驗，弱化了他們的主體意識。中國大陸學界與史書美、王德威的分歧雖與政治有關，但更多的是學術爭鳴。他們充分肯定海外學界提出的“關注邊緣”的思考，當然也無法茍同從“抵抗中心”產生出的分離主義思潮。只有努力展開與海外學者的溝通與境外學者的對話，不全盤吸取別人的觀點，有所揚棄有所保留，才能將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世界華文文學作為從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世界文學“突圍”出來的新興學科，為構建世界共通的華文文學意識的多維視野，有必要進一步強調超越不同文明的畛域和不同文化的視野，探討華文文學共同體的期許與想象，并在此基礎上構筑一個具有國際性、整體性的世界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
毫無疑問，從20世紀80年代蹣跚起步到新世紀蓬勃發展的世界華文文學這門學科，在“突圍”中日益走向成熟，其發展前景日新月異，令人樂觀。
① 劉登翰、劉小新：《華人文化詩學：華文文學研究的范式轉移》，《東南學術》2004年第6期。
②⑧ 劉登翰：《命名、依據和學科定位》，《福建論壇》2002年第5期。本文吸收了他的研究成果。
③ 陳賢茂：《關于“海外華文文學”一詞的使用規范》，《世界華文文學》2000年第6期。
④ 世界華文文學同進同出的新興學科比較文學，其首屆的全國性大會，比華文文學會議遲了一年。但由于比較文學有30年代眾多成果做基礎，故它的發展比世界華文文學學科步伐快。
⑤ 也斯：《愛荷華的中國文學座談會》，臺灣：《詩潮》1980年12月，第4集，第28頁。
⑥{20} “大同世界”一詞，是借用劉紹銘的翻譯。他把“大英共和聯邦”加以漢化，因此成為“大同世界”。王潤華：《從新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從新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叢書1994年版。
⑦⑩ 許翼心、陳實：《作為一門新學科的世界華文文學》，《臺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1996年第2期。本文吸收了他們的研究成果。
⑨{18}{22} 張奧列：《海外華文文學該姓啥?》，載2019年3月28日《文學報》。
{11} 劉登翰：《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本文吸收了他的研究成果。
{12} 吳奕锜、彭志恒、趙順宏、劉俊峰：《華文文學是一種獨立自足的存在》，載2002年2月26日《文藝報》。
{13} 見南朝宋謝靈運《辯宗論·問答附》：“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
{14} 杜國清：《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方法試論》，第八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選《世紀之交的世界華文文學》，《臺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增刊，1996年版。
{15} 蒲若茜譯：《“開花結果在海外——海外華人文學國際研討會”綜述》，《華文文學》2003年第1期。
{16} 王理行、郭英劍：《論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中文譯名及其界定》，《外國文學》2001年第3期。
{17} 梁麗芳：《擴大視野：從海外華文文學到海外華人文學》，《華文文學》2003年第1期。
{19} 劉?。骸稄呐_灣到海外》，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
{21} 劉?。骸妒澜缛A文文學：歷史·記憶·語系》，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164頁。
{23}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2007)， p.4.
{24} Ibid， p.3.
{25} 參看霍艷：《另一種“傲慢與偏見”——對“華語語系文學”的觀察與反思》，載2017年5月31日《文藝報》。
{26} 黃維樑：《學科正名論：“華語語系文學”與“漢語新文學”》，香港，《文學評論》2013年第27期，8月號。
{27} 王德威：《中文寫作的越界與回歸——談華語語系文學》，《上海文學》2006年9月號。
{28}{29} 王德威：《華語語系文學：花果飄零，靈根自植》，載2015年7月24日《文藝報》。
(責任編輯：徐瑛)
The Genesis of World Chinese-language
Literary Disciplin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Gu Yuanqing
作者：古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