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推薦《華文媒體生態研究論文(精選3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摘要：網絡技術的更新迭代，重塑了媒體的生態格局，輿論構成與發展方向。隨著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不斷融合，新聞報道尤其是主題報道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主題報道是主流媒體借助新聞媒介將重要政治和新聞議題傳播給公眾，承擔著權威信息發布和主流輿論引導的功能。
華文媒體生態研究論文 篇1：
后G20時代拉美主流媒體中的杭州城市形象及啟示
摘 要 自杭州舉辦G20以來，杭州的國際知名度大幅度提升。為進一步推進杭州的城市國際化，文章以拉美主流媒體為研究對象，收集G20以來拉美八國主流媒體關于杭州的報道，并使用內容分析法對涉杭報道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相較于G20前杭州在政治報道中的普遍“缺席”，G20后涉杭政治報道量明顯上升，但各類報道多圍繞“科技”這一關鍵詞。杭州整體呈現“科技創新領先，經濟發展迅速”的新興城市形象，此外“電子競技之城”的形象也已初步形成。
關鍵詞 城市形象;拉美媒體;杭州
隨著全球化發展、中國國力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城市認識到城市定位與品牌對于長期發展的重要性。近年來，杭州市委不斷探索城市發展道路，2007年確立以“生活品質之城”作為城市品牌;2008年將“城市國際化”列為城市發展戰略;2012年提出將城市國際化和城鄉一體化作為推動城市發展的兩大主抓手;2016年提出著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互聯網+”創新創業中心，國際會議目的地城市，國際重要的旅游休閑中心和東方文化國際交流重要城市，自此杭州圍繞這四個維度展開城市國際化建設。
城市國際化通常是指：一個城市按照國際通行慣例，在全球范圍配置和利用各種資源，廣泛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和社會文化交流，并逐步擴展與深入的過程或狀態①。城市媒體影響力是城市國際化的重要指標。由于地理位置的客觀條件，國外受眾無法真實感知杭州的城市環境，對于城市的了解往往通過不同媒介提供的信息來塑造，因此媒介中的擬態環境②即為國外受眾認知中的“真實環境”。
目前關于杭州形象在國際上的傳播效果研究較少，對國外媒體涉杭報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媒體，其中吳奇格、潘春雷③及其指導的夏雪夢碩士論文④均使用Newsbank數據庫，提取涉杭報道進行分析，研究區間分別為2013年至2015年和2015至2017年，杭城形象從歷史悠久、文化豐富的旅游城市升級到旅游之城、會展之城和跨境電商之城，而吳忠華⑤選擇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為研究對象，該報呈現的杭城形象為“經濟發達，幸福指數領先，發展前景廣闊，但樓市調控政策頻繁，夏季高溫時有污染”。由此可見，海外媒體和海外華文媒體的關注點有較大差異。此外，張?、尥ㄟ^對比《紐約時報》與《中國日報》的涉杭報道，指出中外媒體的報道偏向性差異，并對本土媒體的傳播策略提出建議。
本文以拉美主流媒體為研究對象，旨在通過對拉美媒體涉杭報道的分析，了解拉美媒體中的杭州形象，并針對現狀提出意見與建議，以期提高杭城的國際影響力。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取拉美8個主要國家的8家主流媒體，即阿根廷《號角報》、巴西《圣保羅頁報》、哥倫比亞《時代報》、古巴《格拉瑪報》、秘魯《商業報》、墨西哥《全球報》、薩爾瓦多《新聞報》和委內瑞拉《國民報》作為研究對象，收集上述媒體2016年10月至2019年9月間的涉杭報道，使用內容分析法從報道數量、報道主題、關聯程度、報道來源四個維度對新聞文本進行分析。
內容分析法以非介入性為導向，廣泛應用于對書籍、雜志、報紙等被記載下來的人類傳播媒介的研究⑦。因其本身的客觀性、系統性和可重復性等特點，被廣泛用于大眾傳播研究。
本研究遴選前述拉美8個國家旨在從地理位置、政體和語言維度達到全覆蓋：8個國家在地理位置上分居北美洲、中美洲、加勒比海島國和南美洲;政體上包括左翼和右翼國家;官方語言上既有西班牙語也含葡萄牙語。選擇上述時間段是因為拉美媒體雖然在G20峰會舉辦期間對杭州的報道量井噴式增長⑧，但G20后杭州的高曝光度是否依舊、報道的側重點如何等問題是研究的重點。
考慮到新聞的易得性和可操作性，收集的報道來自這八家媒體的在線平臺⑨。以“Hangzhou”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收集2016年10月至2019年9月間八家媒體中出現的涉杭報道。排除關鍵詞未出現在標題、導語和正文中的新聞報道，共收集涉杭報道186條，其中巴西《圣保羅頁報》42條、秘魯《商業報》40條、墨西哥《全球報》35條、阿根廷《號角報》29條、哥倫比亞《時代報》23條、委內瑞拉《國民報》12條、古巴《格拉瑪報》2條、薩爾瓦多《新聞報》1條。
2 研究內容
2.1 報道數量與時間分布
按照報道時間，我們將新聞按照月份匯總，分析得出2017年9月（13條）和11月（12條）的報道量最高，2019年2、3月份無涉杭報道，其余月份平均有8.15條報道。其中兩個涉杭報道高峰期主要是圍繞墨西哥參與金磚會議（6條，僅有墨西哥媒體報道）和美國籃球明星在杭偷竊展開（阿根廷、巴西、古巴、墨西哥、秘魯、委內瑞拉媒體均有報道，共11條）。遺憾的是，這兩個高峰期的熱點新聞中，杭州均只作為地點位置信息存在。
從季度的角度來說，每年的第一季度，涉杭報道量較低，平均只有8條報道，預計是由于春節假期的影響，導致議題較少。其中與總體報道量趨勢一致，墨西哥和秘魯媒體的涉杭報道高峰都在2017年，其余季度涉杭報道量較為平穩。而阿根廷和巴西的涉杭報道起伏較大，阿根廷每年有一個季度的報道量高峰，而巴西有兩個季度的報道量高峰，且多位于第三和第四季度。
2.2 報道主題分類比較
本文將涉杭報道按主題分為9個類目，編碼分析得出杭州主要出現在經濟（40條），科技（36條）、體育（36條）和政治（30）報道中。其余類目頻率分別為：社會（15條），文化（9條），旅游（8條），基礎設施建設（6條），環境（4條）。
通過主題與國家的交叉分析發現，阿根廷和巴西的涉杭報道以政治和經濟新聞為主，而哥倫比亞與秘魯的涉杭報道以科技新聞為主，墨西哥對于這3個議題均有關注，但無明顯偏好。其中政治、經濟、社會、科技領域受到多數國家的關注。
2.3 關聯程度分析
由于不是所有包含“Hangzhou”關鍵詞的涉杭報道均對杭州形象有影響，因此，根據與杭州的關聯程度，我們將報道分為從低到高三個層次：僅以杭州為地理位置信息的低層次報道，正文中對杭州有段落性描述的中層次報道和以杭州為主體的高層次報道。
分析得出低層次報道136條，中層次報道36條，高層次報道12條，即74%的涉杭報道中杭州只作為地理位置信息出現。中高層次報道共48條，占總報道量的26%，其中秘魯的中高層次報道最多，為15條。
2.4 報道來源
根據報道來源，本文將涉杭報道分為三個類目：自采內容，外電消息和綜合編寫⑩。編碼統計得出拉美媒體在涉杭報道中自采報道98條，外電消息63條，綜合編寫23條，除社會新聞外，其他議題的報道均以自采報道為主。
3 研究發現與思考
整體上，杭州市受拉美媒體關注度相對較低。在報道中，杭州多作為地點位置信息出現，但以杭州為主體的報道中，多為正面報道，占66%，中性報道占23.4%，由此可見，杭州在拉美媒體中的形象是積極正面的。
3.1 政治報道
在30條政治報道中，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報道量最高，均為7條以上，其余國家報道量均小于3條，差距較大。報道來源主要以自采內容為主（21條）。報道中杭州多以位置信息出現，共28條，占政治總報道量的93%。報道內容多為報刊所屬國家領導人出訪中國，包括阿根廷復興陣線黨領導人塞爾吉奧·馬薩（1條），巴西圣保羅州州長若昂·多利亞（3條），巴西總統的長子、議員弗拉維奧·博索納羅（1條），墨西哥新萊昂州州長海梅·羅格里格（1條）和墨西哥前總統恩里克·培尼亞·涅托（4條）。這與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政治主題的報道量遠高于其他國家的情況相吻合。
在阿根廷的報道中，杭州被描述為代表現代、活力、創新中國的城市、“中國硅谷”，在復興陣線黨領導人的杭州行程中，主要參觀阿里巴巴和中國電子;在墨西哥的報道中，墨西哥前總統訪華參加金磚會議的行程中，杭州是除廈門外，唯一出現在報道中的城市，來訪杭州主要是參觀阿里巴巴并簽署諒解備忘錄，同時浙商在新萊昂州的投資受到州長的熱烈歡迎;在巴西的報道中，圣保羅州州長的涉杭行程主要是參觀?？低暫痛笕A，中國在安防領域的發展受到了很高的評價。
根據以往的研究發現，杭州較少出現在政治類目當中，G20的舉辦大幅增加了杭州在政治議題中的出現頻率。本文針對后G20時代涉杭報道的分析證明，政治類目的涉杭報道有明顯提升，占總報道量的16%。杭州的城市發展及G20的舉辦，讓更多的政治人物在訪華行程中納入杭州。盡管在這類報道中，杭州多作為地理位置信息出現，但這類政治訪問行程與杭州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發展息息相關，是杭州創新科技優勢的證明，同時將進一步提高杭州的全球知名度。
3.2 經濟報道
在41條經濟報道中，秘魯和巴西的涉杭報道最多，分別為10條和9條，國家之間報道量的差距較小。其中自采內容和轉載外媒報道量均為20條，綜合編寫1條。經濟新聞的內容主要圍繞兩個主題：阿里巴巴（14條）及臉書入駐杭州（4條）。關于阿里巴巴的報道主要有四個契機：阿里巴巴與拉美國家的合作（3條，與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合作），馬云在2019世界經濟論壇上的講話（3條，均轉載自BBC），馬云年會表演（2條秘魯報道，均轉載自外媒）及馬云退休事件（共5條，均轉載自外媒）。
由此可見，阿里巴巴是涉杭經濟報道中的關鍵詞，其中臉書入駐杭州的報道中也提及杭州為阿里巴巴總部所在地，將分公司設立在杭州，將會有潛在的機會與阿里巴巴建立聯系。盡管最終臉書入駐杭州的項目未能實現，但從側面反映了杭州對于海外科技公司的吸引力。同時，研究發現：這類報道多轉自外媒，未有中國媒體的出現，可見中國媒體在拉美地區的影響力仍然較弱。
3.3 科技報道
36條科技報道中，秘魯報道量最高，共13條，其余媒體的報道量差距較小。拉美涉杭科技報道的對外依賴性較強，其中轉載外媒16條，綜合編寫10條，報道主要來源為埃菲社。拉美八國中對外依賴性最為顯著的是墨西哥《全球報》，該報共有涉杭科技報道7條，6條轉載自其他媒體或通訊社，其中2條轉載自新華社，內容分別為“向宇航員送祝?！焙汀笆澜缁ヂ摼W大會上人工智能播報新聞”。
在科技報道中，高層次報道較多，占50%，且80%為正面報道，對杭州形象的塑造具有積極意義?？萍紙蟮赖闹饕h題包括：1）智能機器人。主要是智能機器人在社會服務（兒童和老人）、工業生產及酒店行業中的運用。2）人臉識別。主要是人臉識別在餐館快捷支付、酒店快捷入住和安全監控中的運用。3）智能監控。主要是監控技術在教育和工業生產中的運用。4）浙大的醫學突破，即強力止血水凝膠的研發。
3.4 體育報道
體育報道主要圍繞體育賽事展開，其中包括世界職業拳王爭霸賽（杭州站）和第14屆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其中第一個賽事僅有委內瑞拉媒體報道，主要內容為委內瑞拉運動員參與賽事并獲得獎牌;而第二項賽事共有五國報道，總計報道13條，其中巴西8條。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是G20峰會后、亞運會前杭州舉辦的一項重要國際賽事，但拉美媒體的相關報道顯示，報道的重點圍繞國際泳聯（FINA）與國際游泳聯盟（ISL）間的沖突或對應國運動員參與賽事情況展開。比賽場館、開閉幕式文化表演等獨具杭州特色的元素均未在報道中有所涉及，報道中杭州僅作為地點位置信息出現。
盡管體育賽事傳播城市形象的途徑不僅只有媒體報道，參與到賽事的這些運動員和工作人員的口碑效應對于宣傳舉辦城市的形象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如何通過體育賽事和國外媒體的報道，增強杭州知名度，強化杭州特色是亞運會前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在體育新聞中，值得一提的是關于電子競技的報道。由于杭州亞運會將電子競技設立為一項賽事，因此引起了不同國家媒體的廣泛討論。關于電子競技的報道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2017年4月，阿里巴巴和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正式達成協議，將電子競技納入亞運會。第二個階段主要圍繞體育界不同人士對于將電子競技納入奧林匹克賽事的態度，其中包括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巴黎申奧委員會主席托尼·埃斯坦蓋等，同時這一時期主要討論電子競技的影響力及其商業價值，第三階段主要是墨西哥加入國際電子競技聯合會和相關電子競技賽事的報道。
電子競技發起于韓國，但以亞運會為契機，阿里巴巴對于電子競技賽事的投資促進了中國電子競技事業的發展，同時將杭州引入電子競技的世界舞臺。杭州應充分把握這一機遇，推進電競數娛小鎮建設，吸引更多電競企業落戶，成為真正的“電子競技之城”。
3.5 社會報道
社會新聞共有15條，主要議題為孤兒團圓、逃犯裝啞巴、保姆縱火案和童模問題。其中孤兒團圓、逃犯裝啞巴均為中性報道。童模問題受到了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媒體的關注，兩篇報道均涉及童模被母親踢打事件。盡管這類報道的傾向性偏消極，但杭州政府嚴厲打擊壓榨幼童行為的態度和最終虐童罪的判決受到了較高評價。
關于保姆縱火案，哥倫比亞、墨西哥和秘魯媒體均轉載了BBC的報道，這一報道在論述事件發生過程之外，結尾處引用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數據，表示中國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是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除對于數據來源和可信度的質疑之外，這一論述方式無視死刑在中國的實施原則及中國人口基數龐大的實際情況，有危言聳聽的嫌疑。
3.6 文化報道
相較于經濟與科技報道，文化相關報道僅占總報道量的5%，共9條。報道均圍繞中拉人文交流展開，其中包括阿根廷探戈舞者和墨西哥音樂家到杭州的巡演。關于中國文化的報道有兩篇：一篇是介紹秘魯漢學家并推薦其譯著：《西湖傳說》，文章中將西湖稱之為“中國著名的杭州西湖，亞洲大國的神秘一角”。另一篇是介紹詩人白居易，全文主要是介紹白居易的生平，包括其在杭州任職期間修建白公堤、為民解決干旱問題的政績。兩篇報道中均出現了西湖，但卻未出現人們熟知的“人間天堂”“東南詩國”“書畫之邦”“絲綢之府”等杭州特色關鍵詞。由此可見，目前杭州歷史文化的拉美傳播仍在起步階段，尚未受到主流媒體的關注。
3.7 旅游報道
旅游報道共有8條，均為自采內容，主要有兩個議題：鐘書閣和天都城。其中鐘書閣被巴西媒體譽為世界上最值得去的五家書店之一，而哥倫比亞媒體將鐘書閣作為獲得凡爾賽獎的建筑之一來介紹。同時天都城的爭議較大，阿根廷媒體2018年1月最早報道了天都城，并說明在亞洲文化中，復制建筑的文化很常見，是表達對建筑原型的贊美，同時巴西媒體有兩條報道：第一條為巴黎攝影師舉辦建筑原型與復制建筑的對比展，并介紹中國復制建筑的文化，另一條將天都城的巴黎復制品作為中國旅游的一個多元選擇。由此可見，復制建筑文化在初期難以被拉美國家理解，但通過議程的設置，可以將其轉換為來杭旅游的特色項目。同時，良渚申遺成功作為杭州9月的關鍵詞，很遺憾只得到了墨西哥媒體的關注和報道。
值得一提的是，巴西2019年4月21日的報道顯示：目前巴西去往美國硅谷、中國和以色列的參觀學習行程受到越來越多企業家的歡迎，行程一般為5天，其中上海和杭州是中國行程的一個選擇，由此可見杭州創新創業的氛圍已受到國際認可，商務游是杭州旅游業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3.8 基礎設施報道
基礎設施相關的報道僅6條，主要圍繞兩個議題：世界最高橋和城際太陽能超級高速公路。第一個議題是關于杭瑞高速中連接云南省與貴州省的北盤江大橋，報道將杭州描述為“位于東邊省份浙江省的（省會）城市”;第二個議題是關于杭州和寧波間的太陽能高速，報道均表達了對太陽能高速的贊嘆，同時強調了中國政府對推進能源汽車普及的決心。在這類報道中，杭州多僅為地點位置信息存在，關于杭州的描述也僅限于城市位置，但可以從側面反映杭州基礎設施完善，是重要的省會城市。
3.9 環境報道
環境報道僅有4條，其中2條是關于在杭州簽訂的《巴黎協定》，杭州僅作為地點位置信息出現，另一條屬于高層次報道，主要展示中國政府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所采取的措施，并以丹尼斯·諾米勒（Dennis Normile）在《城市是未來》（Cities are the Future）雜志上發表的文章為契機，重點介紹兩座中國可持續發展效果顯著的城市：杭州和廣州。其中杭州的共享自行車系統是重要的可持續發展舉措，報道指出從2010年實施以來，政府的主導作用效果顯著，大幅增加了騎行人數和頻率，有效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4 研究結論和建議
4.1 “互聯網+”創新創業中心
科技報道是拉美涉杭報道的主要來源，且多為正面報道，同時政治和經濟報道也多圍繞科技展開，但目前科技報道多圍繞阿里巴巴、?？低暤瓤鐕髽I展開，科創特色小鎮等創新創業平臺，云棲大會等國際創新資源交流平臺的相關報道較少。從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科創議題不應過分依賴少數大型企業，應集聚眾多小微型企業的力量，構造小微型企業創新創業基地的城市形象，推動互聯網議題的均衡發展。
4.2 國際會議目的地城市
G20峰會的舉辦成功打響了杭州國際會議目的地城市的品牌，但遺憾的是，G20后未能承辦具有同等影響力的國際會議，從而鞏固已有的形象。
從議程設置的角度看，2013年世界文化大會和2016年G20峰會的舉辦顯著提升了杭州在國際報道中的曝光度，且會議相關成果的影響力持續至會后的若干年，例如，中國2013年在杭州世界文化大會中提出的《杭州宣言》倡議，在墨西哥2016年10月和2017年5月的報道中，仍在被強調與借鑒。由此可見，國際會議的舉辦能顯著提升杭州的國際影響力，因此須進一步加強與國際機構和國家部委的合作交流，著力引進一批有世界影響的國際會議、高端論壇項目。
國際體育賽事的舉辦是打造國際會議目的地城市的一個重要維度。2018年舉辦的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得到了拉美媒體的普遍關注，顯著提高了杭州的國際曝光度，但相關報道以賽事本身為主，獨具杭州特色的相關文化活動未得到媒體的關注，因此應繼續加強與國際性體育賽事組織的聯系與合作，以杭州優勢體育賽事——游泳賽事為核心，加強與拉美媒體的聯系，加大體育賽事相關議題設置，使報道主題更加多元化、特色化。
除常規體育項目外，鑒于拉美媒體對2022年杭州亞運會中將納入電子競技項目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建議加強與電子競技國際組織的聯系，承辦相關賽事，推動電競數娛小鎮的飛速發展，同時在亞運會對外傳播議程設置中，加大相關議題，進一步鞏固杭城“電子競技之城”的城市形象。
4.3 旅游休閑中心
2016年以來，杭州市以旅游國際化為發展方向，其中國際媒體推廣是重要的傳播方式，但目前拉美主流媒體相關報道較少，以巴西報道為主，旅游目的地僅出現鐘書閣和天都城，秘魯、委內瑞拉等國甚至未有相關報道，杭州歷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尚未形成。
但從旅游公共服務體系的角度來看，科技報道中酒店提供的人臉掃描自動辦理入住，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太陽能高速、與上海直通的高鐵，以及環境報道中自行車普及的可持續化城市，這些報道已為杭州旅游休閑中心的城市形象打下基礎。
除傳統旅游產業之外，以杭州為目的地的商務游可為新時期杭州旅游發展的新方向，這與杭州市“互聯網+旅游”的發展規劃相契合，可發揮杭州“互聯網”創新創業的優勢，充分利用現有的自然山水、歷史文化資源，將創新產業與旅游產業深度融合，以夢想小鎮等創新創業中心參觀培訓為主，輔以具備杭城特色的深度文化體驗，打造獨具特色的高端商務游，從而推動旅游業與商貿業的共同發展。
未來杭城旅游休閑形象的拉美傳播，應重點圍繞“西湖文化景觀”“京杭大運河”和“良渚古城遺址”三大世界文化遺產展開，加大旅游目的地議程設置，開展全球性或拉美區域性的主題推廣活動，同時進一步探索“互聯網+旅游”的新型商務游模式，強化杭州生態便捷旅游休閑中心的形象。
4.4 東方文化國際交流重要城市
目前杭州在拉美的友好城市包括巴西的庫里蒂巴市，墨西哥的坎昆市和阿根廷的卡拉法特市，但在本研究收集的報道中，未有杭州與其拉美友好城市合作的相關報道。已有的涉杭報道多為拉美文化在杭州的傳播，杭州本地文化未有體現，且杭州旅游局近年來舉辦的文化推廣活動也未得到拉美媒體的關注。
由此可見，目前杭州是拉美文化傳播的重要接收地，但要真正實現文化的交流，需要進一步加強與拉美國家的聯系，充分利用友好城市資源，借鑒拉美文化傳播的模式，通過文化節、民間藝術團體互訪等形式開展更多的文化交流互鑒活動。
5 結語
目前拉美媒體中杭城“互聯網+”創新創業中心的形象已趨完善，國際會議目的地城市和旅游休閑中心的形象已初步成型，但東方文化國際交流重要城市的形象尚未有所體現。
如今亞運會當前，杭州須進一步明確城市特色和重點發展方向，充分利用亞運會這一契機，通過國內外媒體這一渠道，進一步提高杭州的國際知名度，加強杭州特色文化傳播，推動城市國際化發展。
注釋
①方秀云：《城市國際化的挑戰與杭州的應對策略》，《城市發展研究》，2010年第3期。
②[美]沃爾特·李普曼著，江紅譯：《公共輿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③吳奇格，潘春雷：《國外媒體中的杭州城市形象及啟示》，杭州學刊，2017第3期。
④夏雪夢：《美國媒體中的杭州城市形象—涉杭新聞報道的及物性分析》，杭州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⑤吳忠華：《海外華文媒體杭州城市形象的建構與對策》，青年記者，2018年12期。
⑥張?。骸吨忻烂襟w對杭州城市國際形象的呈現——基于<紐約時報>與<中國日報>的對比研究》，浙江傳媒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9。
⑦[美]艾爾·巴比著，邱澤奇譯：《社會研究方法》，華夏出版社，2009年第317-318頁。
⑧劉冬：《秘魯主流媒體中的杭州形象》，《科技傳播》，2020年1月上期。
⑨該數據由Alexa平臺得出（2019年9月2日查詢），但由于古巴未出現在Alexa平臺數據庫內，因此選取古巴的國家媒體《格拉瑪報》為研究對象。
⑩康秋潔：《拉美媒體看中國——墨西哥<改革報>中國報道研究》，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8。
?余守文：《體育賽事產業對城市競爭力的影響》，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第51-57頁。
參考文獻
[1]熊乙婷.哥倫比亞關于土著語言政策的實施與影響——基于新聞報道的分析[C]//西班牙語論叢2017.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
[2]張瑜燁，望麗紅.城市形象在媒體中的定位與建構——以《人民日報》等媒體對武漢市報道為樣本[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0（2）：107-112.
作者： 劉冬
華文媒體生態研究論文 篇2：
融媒體主題報道的創新思維
摘要：網絡技術的更新迭代，重塑了媒體的生態格局，輿論構成與發展方向。隨著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不斷融合，新聞報道尤其是主題報道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主題報道是主流媒體借助新聞媒介將重要政治和新聞議題傳播給公眾，承擔著權威信息發布和主流輿論引導的功能。面對日益變化的媒體環境，主題報道亟待轉變理念、立足大眾、夯實內容、創新形態，更好地提升主題傳播的效果效能，尋找主題報道新突破。
關鍵詞：主題報道 融媒體 創新思維 《我和我的祖國》
融媒體時代，本質上就是傳統媒介與新興媒介不斷融合，實現媒介之間的優勢互補。這種兼容不僅是指傳播形式的改變，同時表現出整合內容資源、疊加技術賦能、追蹤傳播軌跡、反饋傳播效果等新特征。2019年1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日報社調研時指出：“推動媒體融合發展、建設全媒體成為我們面臨的一項緊迫課題”“要運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做大做強主流輿論，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其科學論斷為融媒體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
主題報道作為一種特殊的新聞形態，特指圍繞黨和政府的重要決策、中心工作、時代主題以及社會熱點進行的重大題材報道，是鞏固社會輿論場域、做好思想政治宣傳、發揮主流媒體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的重要手段。一直以來，主題報道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進行了廣泛實踐。然而，報紙版面設計單一、內容缺乏新意、受眾參與性不高，依賴固有套路的主題報道呈現出程式化、概念化、刻板化的局面，挫傷了主流媒體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隨著新興媒體的出現，可供人們選擇的媒介平臺逐漸增多，受眾的閱讀習慣和閱讀偏好難以捉摸，這些新變化加劇了主題報道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一些媒體率先而動，借力融媒體形式打造出系列主題“爆款”。2019年兩會系列報道期間，出現了微視頻、H5、動態長圖、數據新聞等多種樣態的報道形式。其中以人民網推出的《兩會夜歸人》VLOG短視頻征集活動最具亮點，該活動將兩會報道與新媒體平臺深度結合，用第三人視角重新審視兩會進程，不僅創造出高質量、“有干貨”的內容報道，而且得到網民的持續轉發，相關微博話題量和點擊量超過千萬。因此，主題報道需要打破藩籬、推陳出新，充分結合融媒體時代的發展規律，明確主流媒體的功能定位和責任擔當，運用“新思維”打造出符合大眾期待的新聞產品。
一、用戶思維：探索內容創新，主題報道引發情感共振
傳統媒體時代，受眾以被動姿態接受各類傳播信息。隨著互聯網和多媒體的滲透，受眾擁有了自主權，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品味、需求進行自由選擇，對于信息內容提出了更高標準。也就是說，用戶作為融媒體時代的核心要素，傳播內容要與其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相匹配。當受眾對某種題材產生興趣，媒體就要想辦法利用這類話題，用貼近受眾的語言習慣和真摯的情感共鳴吸引用戶，并形成長效機制。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以80、90后為代表的年輕人與互聯網共生，他們對一板一眼的文字報道不再富有熱情。一方面，相較于長篇累牘的單向灌輸，直觀化、視覺化、生活化的敘事文本更受青睞。復雜如政府工作報告，也會采用“一張圖帶你了解政府報告”“新規頒布，你的生活將出現以下變化”“小編帶你回看新政”等貼近大眾的網絡語言解釋新規。另一方面，高大全式政策解讀生硬乏力，依托故事性帶來情感張立的做法正在逐漸流行。針對“改革開放40年”的專題報道，江蘇衛視就通過放大懷舊的力量，用尋找老物件的節目形式喚起人們對祖國40年的共同記憶，直指“小我”與“大我”的飛速成長，把宏大主題內化于尋常生活中。在碎片化、社交化、泛娛樂化的融媒體環境下，主題報道必須樹立“用戶至上”的理念，從受眾視角研究內容的生產、制作與表達，緊緊抓住情感這條主線，把政策理論和社會題材還原于現實生活，由表及里、以小見大，讓嚴肅報道煥發青春活力。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建國專題是各大新聞媒體的首要工作。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另辟蹊徑，選擇春節這個重要時間節點，聚焦春運返鄉的熱門話題，融合回家、旅途、團圓、祖國、游子等多種元素，順勢推出了“我和我的祖國”快閃節目，激發大眾的愛國熱情。首先，此次報道采用短視頻的形式，搭配《我和我的祖國》的經典曲目，選擇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深圳北站、武漢黃鶴樓、成都寬窄巷子等8個特色場景，把當地風土人情與祖國發展相結合，隱喻國家繁盛人民富強。其次，節目避免采訪者自說自話，積極邀請形形色色的平凡人在鏡頭前表達真情實感，突出思鄉心切、艱苦奮斗、幸福展望等關鍵詞，引發受眾深刻共鳴。最后，節目內容不僅在央視新聞頻道滾動播出，現場參與觀眾還可以將錄制內容上傳至社交網絡，用短平快的形式進行二度擴散，在歡度佳節中祝福祖國、祈愿祖國?？扉W節目通過抓取人民群眾的愛國情感，用歌曲做引子、用短視頻做切入、用具體采訪和家鄉變化做內核、用電視媒體和網絡媒體做疊加傳播，在千篇一律的愛國專題中獨樹一幟，成為了建國70周年主題報道的首個“爆款”。
二、產品思維：借力技術東風，豐富主題報道形式
在媒體融合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如何將“有意義”的報道做得“有意思”，是當前主流媒體共同面對的難題。立足用戶視角，主題報道要充分考慮受眾市場、受眾習慣、受眾心理等具體偏好。借助對用戶需求的深入了解，打造成熟的新聞產品才是題中之要。過去報紙版面的頭版頭條風光不再，以視頻、直播、信息圖和H5等為主的可視化表達更直觀、更簡單、更有趣味、更便于閱讀，當然也更易受到關注。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數字傳播讓主題報道成果可以隨時隨地獲取，通過手機客戶端、VLOG短視頻、4G高清直播、AI合成主播等，技術賦能新聞報道為用戶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視角。
2000年前后，主題報道就開始進行技術化嘗試。以傳統媒介為基礎，逐步建立自身門戶網站，將精華內容和深度報道置于網站頭條，為受眾提供數字閱讀的便利。這種模式僅僅是常規報道的復刻，并不具備新意。隨著新媒體的出現，主題報道意識到雙向互動的重要性，陸續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開設獨立板塊，依據新媒體傳播規律打造出內容報道的新樣貌。像圖文、音頻、超鏈接，這些新形式在保證客觀事實的同時，把網友觀點、大眾討論直接呈現在報道環節，使得主題報道具有參與感和趣味性。而進入融媒體時代，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在技術、內容、經營多方面深度融合，移動端、網絡端、智能化紛至杳來，愈加豐富的融媒體產品讓主題報道煥然一新。因此，綜合用戶的切身需要，滿足用戶的使用體驗，從“寫報道”向“做產品”推進，打造出兼具技術優勢和社會意義的新穎形態，是主題報道的發展要求。
2019年兩會報道中，中央電視臺就應用了時下最先進的技術功能，為觀眾帶來了全息式的深度體驗。比如，在部長通道處設置了VR攝像機，不僅產出了VR圖集、VR視頻、VR VLOG多種形態的報道內容，當觀眾在手機上閱讀時，還可以通過佩戴直播眼鏡，感受現場莊重嚴肅的會場氛圍。同時，應用于VLOG的《一分鐘速覽全國政協新聞發布會現場》報道，采用延時攝影和全景覆蓋，綜合短視頻、VR技術、優質內容三方資源，讓信息接收者直接參與到兩會報道。此外，中央電視臺跟互聯網公司百度達成意向合作，啟用了AI機器人“小度”擔任大會報道的助理主持。這個智能機器人存儲了豐富的兩會知識，能幫助人們隨時了解政策條文、事實原委以及發展變化，讓兩會報道呈現出更加深刻的內涵，極大地調動起觀眾的好奇心。
三、服務思維：打破單向壁壘，提高報道受歡迎程度
主題報道的核心任務是傳播黨政工作的最新綱領，常以系列報道和專題報道形式出現，具有統領社會全局、占據思想高地、引導大眾輿論的重要作用。過去，這種報道往往是單方面的信息灌輸，信息接收者只能被動接受，沒有發言權。然而，融媒體時代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地域限制被打破，媒體與觀眾可以近距離互動、交流。信息傳播不再是一蹴而就，既能讓信息接收者向媒體部門表達個人看法，交流因果關系，掌握事情的來龍去脈，促使傳播者和被傳播者之間雙向互動；同時，對于優質有趣的傳播內容，還能利用便捷的網絡分享機制形成二次傳播，在全域內達成廣泛共識，凝聚傳播能量。也就是說，主題報道的完成不止是一次簡單的新聞發布，而要自始至終貫穿服務思維，綜合考慮信息的傳播效果，用時效性、交互性和相關性策劃出深入人心的報道。
一是要注重時效性。不論媒介形態怎樣變化，公眾對新鮮感的追求是不會變的。主題報道尤其是重大社會事件選題，通常受到社會各界的熱切關注。如何在最快時間內制造話題，最快效率獲取一手資料，最大范圍地覆蓋潛在受眾，是主題報道的首要環節。面對傳播渠道日益移動化的現實，客戶端跟隨、5G+4K在線直播、實時剪裁均是及時報道的具體體現。
二是要優化相關性。許多主題報道會陷入一個誤區，就是依照中央媒體的具體精神二度重現，忽視了本土性、接近性，這就導致了同質化現象十分嚴重，甚至語句用詞都照搬不誤。按照傳播學的觀點，距離越近、關系越密切的新聞事實更受讀者歡迎。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風俗迥異的國家，這種相關性更加突顯。所以，主題報道要學會本土化建設，通過大數據運算法則發現受眾感興趣的議題，開辟有創意、有重點、有人情的內容設置，避免因盲目重復帶來的用戶流失。
三是要強調交互性。融媒體時代的傳受互動為主題報道帶來了新的活力，使原本閉環式的“高屋建瓴”變成開放式的“共融共生”，制造者、傳播者和受眾可以融為一體。觀眾在電視頻道看到的主題報道會在網絡媒體同步直播，直播內容又能利用社交平臺進行二次擴散，經由擴散取得的反饋再度呈現在電視報道中。那么，在互動機制的基礎上，增加互動頻率、提升互動趣味、豐富互動效果是主題報道深入發展的有效途徑。
建國70周年之際，天津海河傳媒中心聯合全國59家主流新媒體、海外華文媒體，推出了一款交互式H5產品《同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國》。用戶在手機客戶端點擊H5頁面，天津城市地標和人文風情緩緩出現，習近平總書記在南開大學的調研場景以及數千名南開學子齊唱《我和我的祖國》的嘹亮歌聲同時展開。視頻結束后，任一用戶可以錄制1分鐘《我和我的祖國》的歌曲副歌，并通過微信朋友圈分享唱段，抒發愛國情懷。僅3月3日推出當天，《同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國》便吸引超過100W的閱讀量，并在社交網絡平臺迅速傳播。截止目前，超過1000萬人的歌聲經由H5頁面發布，他們既有來自天津企事業單位的一線基層員工，也有身在異鄉心寄祖國的海外學子，盡管天南海北、身份迥異，卻共同用錄制歌曲的形式表達對祖國的一片赤誠。H5《同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國》將天津元素植入到愛國背景中，運用耳熟能詳的旋律吸引受眾主動參與，發揮移動社交媒體的裂變傳播功能，并通過報、網、聲、屏多渠道全息覆蓋，真正創造了主題報道的新模式。
四、整合思維：多平臺聯動，主題傳播全域化覆蓋
新舊媒體的融合發展重塑了傳媒生態，這種相互借力既是一種結果，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方法論：即在信息爆炸、眾聲喧嘩的時代，新聞內容想要抓取受眾眼球，必須樹立整合思維，對不同媒介形式加以利用，從線上到線下、從平面到立體、整體到局部，通過“組合拳”發揮融媒體優勢。近年來，主題報道的內涵不斷擴大，時事政治、地區發展、社會議題、科技前沿，任何一個領域都可以成為主題報道的重要素材。與此同時，受眾對內容需求也從廣泛涉獵升級到深刻專業。依靠單一平臺達成有效傳播已經不合時宜。自2009年桃源縣政務微博開通，全國各級媒體爭相入駐新浪微博，到如今遍地開花的“兩微一端一視頻”的傳播渠道，多平臺、齊發力、共合作成為主題報道的普遍共識。此外，傳統媒體也持續發力。在原有載體如電視、報紙中增添全新功能，利用二維碼、AR掃描等手段增加內容的可看性，進一步促進線上線下的深度合作。
在2019年外交部舉辦的全球推介活動中，山西廣播電視臺以政府信息為龍頭，調動微信、微博等新媒體平臺，推進短視頻、小程序等移動終端建設，將古老的三晉風光重煥色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個不一樣的山西。據悉，山西廣播電視臺首先確定《世界你好、我叫山西》的宣傳主題，用人性化視角超越“煤與醋”的刻板印象，重釋山西概念，并于第一時間通過主流頻道山西衛視發布了“山西8分鐘”的宣傳短片。隨后，以《全球獨家首發！山西八分鐘，驚艷全世界！》為名的宣傳片在微博、微信同步推送，在社交網絡平臺引起熱烈討論和大量轉發，不足1天時間，其閱讀量就突破10W+。為了提升宣傳效能，山西廣播電視臺原創設計了同名小程序，除了加載圖文、視頻、直播通道，還引入了微商城功能，向受眾引薦山西美食和文化遺產，讓觀看者通過實際行動了解山西、走進山西、感受山西。此外，山西廣播電視臺還積極探索短視頻領域，將宣傳片拆分成16條精簡華麗的片段，分別在抖音、快手、騰訊視頻、優酷視頻相繼投放，既滿足了受眾碎片化的閱讀習慣，同時延展了主題報道的生命力和持久力。傳統媒體為主、新媒體為兩翼、社交媒體持續發酵的傳播格局，為新時代的主題報道樹立了新風尚。
五、結語
總之，融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交互性、移動化、可視化等特征日益凸顯，不同媒介之間呈現出互相協作、深度耦合的狀態，用戶的閱讀習慣與閱讀需求產生質的飛躍，這些沖擊為新時代的主題報道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因此，主題報道要積極順應變化，運用用戶思維、產品思維、服務思維以及整合思維，將報道內容做實、報道形態做新、報道效能做強、傳播范圍做廣，為主旋律報道注入新動能。
作者系西安外事學院人文藝術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
[1]張治郭.融媒體環境下主題報道的創新研究[J].新聞研究導刊，2019（8）.
[2]范銳.重大主題報道的可視化探索——以浙江日報的實踐為例[J].采寫編，2018（4）.
[3]姚琦.融媒體時代新聞真實性的實現方式[J].出版廣角，2018（16）.
[4]丁玎，劉暢.H5《同唱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國》引爆互聯網[EB/OL].（2019-03-11）[2019-12-01].http：//media.people.com. cn/n1/2019/0311/c120837-30970344.html.
[5]路晶晶.融媒背景下如何提升主題報道傳播合力——以《直通太原論壇·能博會》特別節目為例[J].科技傳播，2019（17）.
作者：苗娟
華文媒體生態研究論文 篇3：
大華語視野下泰國華文媒體的文化傳播形式與社會功能
在我們推動中華文化深入走向世界時，必須具備一個基本認識：漢語和中華文化的國際化有賴于境外傳播環境的支持，而中華文化基礎較好的地區則成為其中最大的“動力源”。由于中華文化圈內普遍存在著不盡相同的漢語變體，客觀形成了傳播的大華語語境，語境要素中最為關鍵的就是推動語言文化傳播的媒體介質。本文對泰國北部華文媒體做一個概覽式的評析，意在考察特殊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媒體平臺所具有的特殊傳播形態與社會服務功能，進而加深對境外語言文化傳播渠道的深度認識，更好地利用媒體手段來推動中外文化在國際生態環境中的廣泛交融。
一、泰國華文媒體的三種立場
上世紀90年代之前的泰國華文報系刊物，總體上以編輯綜合性內容為核心，版面主要以政經新聞為主。90年代后，各類服務型報刊相繼問世，內容從傳統的政經新聞轉向生活、旅游、文學等方面。這些刊物對華文媒體的社會服務功能是一種很好的豐富和補充。泰國華文媒體在發揮其社會功能時，必然需要處理好傳播者、傳播對象和服務對象這三者之間的關系，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發點是媒體采用什么樣的態度。因而，行動立場就成為分析華文媒體履行社會職能的一個重要指標?？傮w上，泰國華文傳媒界的基本職能與運作狀態主要基于以下三種立場：
第一，同中國大陸友好型。泰國現有的華文主流媒體所持的立場，以親善中國大陸居多。這一點不難理解。首先，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具有聯合國公認的合法地位，中泰兩國維持了多年良好的外交關系，在國際事務中相互支持、相互協調，這使得雙方之間的政治交往、經濟聯系、文化交流容易獲得政府的支持與認可，華文傳媒的主流必然傾向于選擇發展與中國大陸的聯系作為其根本的政治立場。其次，中國大陸自20世紀90年代起至今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國力增強，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中國在國際關系和世界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地區合作、安全穩定、經濟建設、政治協調等方面的重要地位，使得政府機構與民間實業同中國政府、企事業單位之間建立緊密聯系成為一種必需。再次，中華文化的發源地與主要發展地均在中國大陸，開展與中國大陸的交流便意味著緊跟中華文化發展的主流和當代步伐，是泰國保持“世界眼光”的重要標志；同時，這也是泰國華人及世界其他地區華人社會所渴望接觸、聯系和認知的主要對象，有著最為廣泛的受眾基礎。最后，泰國境內的華人主體祖籍多在中國大陸，這也使得媒體在考慮受眾文化心理因素的時候，不得不選擇對他們的原鄉地進行正面的關注和報道。因此，大多數華文媒體在報道內容、欄目（節目）結構設計、評論重心等方面都表現出親善中國大陸的特點，在上述的華文報業中，《中華日報》《京華中原聯合日報》《亞洲日報》《新中原報》等都屬于這一類媒體。其中不少還與中國主流媒體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如《亞洲日報》便與《人民日報》（海外版）、香港《文匯報》達成了長期新聞交流與合作的協議。
第二，對臺友好型。由于早期的一些華人移民是中國國民黨的軍事殘余及其親屬，以及來自臺灣的華人華僑，他們在泰定居形成華人社區之后，繼續得到國民黨當局和臺灣政府在經濟、軍事、教育、醫療、生活物資等方面的支持，而部分華文媒體也是在得到臺灣方面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因此，有一批當地華人和媒體對臺灣是抱著戀舊和感恩戴德的心態來親近臺灣的。這些媒體比較關注臺灣的政治局勢、社會問題、經濟發展和臺灣民眾的生活狀況，不關注中國大陸的社會生活，拒絕刊載大陸的消息；即使偶爾有之，也主要采取否定和批評的態度。例如，在政策路線上一貫支持“中華民國”或臺灣的《世界日報》便是如此。不過，在當今國際形勢的大背景下，這些親臺媒體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也有所緩和，不再旗幟鮮明、肆無忌憚地對中國政府和大陸同胞進行輿論攻擊，轉而對大陸的一些民生問題加以關注。
第三，中立尊泰型。這種立場與華文媒體在泰國社會進程中的生存狀態有著很大的關系。華文媒體的生存環境對其發展狀況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因素，而這種生存環境的主要締造者就是泰國政府的對華態度，這個態度既是對中國的，也是對國內華人社會的，二者往往形成鮮明的一致性。泰國政府對中國親善友好，便對國內華人及其社會施行寬松扶持的政治措施；反之，則對華人社會及其團體組織進行嚴格控制。很多華人團體在飽經了顛沛曲折的社會變革之后，為求自保，也為了尋得長期穩定的持續發展，不得不在經營宗旨上收斂鮮明的對華主張，既不高調宣揚中華文化，也不對中國大陸和臺灣的任何一方表示明確的支持或反對，轉而更多地報道泰國國內的情況，發布泰國政府的官方消息，關注泰國社會。泰國的中文廣播電臺、電視臺多持這個立場。在華文報業中，《星暹日報》《京華日報》等便屬于這類偏向中立且具保守主義的媒體。
二、泰國華文媒體的受眾市場分析
受眾市場的日趨萎縮是海外華文傳媒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這在泰國華文媒體的生存發展中也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瓶頸。以泰國華文報系為例，從目前有關讀者的一些調查中得知，泰國華文報系讀者年齡普遍偏高，46-65歲者達62%，如加上66歲以上所占的13.4%，共占全部讀者的75%，而30歲以下的讀者僅占7%；31-45歲者占17%。當調查問及受訪者家中有無華文報讀者時，1000例中只有106例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進一步詢問有子女的881名讀者，其子女的華文能力如何時，回答能夠繼續閱讀華文報的僅占18%。也就是說，在他們全部3829名子女中，只有411人或10.7%可能成為下一代華文報的服務對象，而且這些有閱讀華文報能力的子女中，往往比他們的父輩更多地選擇閱讀其他文種報紙。所以，并不是這411人都將成為華文報的后繼讀者。①以上調查的結果看似不令人樂觀。因此有人悲觀地認為，如果現在的情況還沒改變，十到十五年內華文報會走到終點。②
不過，也有學者做了更加科學的預測，如果展望泰國華文報今后一二十年內的發展，同時假設其他社會因素沒有太大變化，泰國境內華文報預計仍將擁有相當數量的讀者，至少可達今天讀者人數的大約70-80%。這是因為今天數量最大的讀者群為46-65歲，在今后一二十年內，他們中的四分之三還將在世，并有望繼續閱讀華文報，這些人將占目前讀者的大約56%，加上目前占25%的45歲以下讀者，華文報讀者總數仍可維持在70%以上。這里面還未包括可能出現的新讀者，盡管人數不會多，但仍有可能出現。理由是，使用華文的外國實業家和職業人群到泰國開展業務者日漸增多，新移民數量的持續增加，或者在華文教育持續升溫發展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漢語教學，或轉向漢語文化專業，一定會推動華文讀者群的擴展。
再以發行量觀之。泰國華文報紙日銷售量總數平均為10萬份左右，其中銷量最大的《星暹日報》每日銷售量在2.5萬份左右。③《星暹日報》是在泰國影響力最大，讀者人數最多的華文報紙，其讀者群體涉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專業人士、學生、商人、公務員、文化精英等；其中，中老年人和商業人士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傮w來看，華文報發行量的日益減少正在成為一個嚴重問題。據《新中原報》社長兼執行總編林宏（Suthep Suptranon）介紹，《新中原報》在1975年曾經達到的最高發行量為每天1.8萬份，而今只剩下每天4000份，跟當時相比還占不到25%。④
發行量的減少和市場的萎縮，勢必帶來投資和廣告量的下滑，這將嚴重影響到華文報業的生存。當地業內人士稱，發行和廣告是報社收入的兩大來源，其中發行收入約占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廣告報價大大低于當地英文和泰文報紙，而且多數廣告是泰國華人社會的喜慶廣告、賀禮廣告、殯葬廣告等，但隨著中泰之間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的加深，各種商業廣告也開始呈現遞增之勢。⑤此外，外界捐助作為華文傳媒的另一大收入來源，也會因媒體產品的數量、銷售、產值和市場效益等影響捐助意向，其投資動機、投資期待、投資形式比重等都會受到影響。從當前的捐助、投資形式來看，華文媒體獲得捐助的增長趨勢有所放緩，這與投資人對市場評估不夠樂觀有必然聯系。
三、華文傳媒在區域人文與社會經濟合作中的作用
在談到海外華文報刊的職能時，有學者指出：“由于歷史上的原因，各地的華文報紙幾乎都負有雙重的使命：一是作為故國與所在國的友誼橋梁，報道故國的新聞與消息，使本地的華人華僑了解那里發生的事情；二是作為本地的一個新聞單位，為傳達政府的政令，報道當地的消息與國際新聞，促進華人與當地人的關系，為建設一個美麗、富強的國家而盡一己的力量?！雹捱@對于形式更廣泛的華文傳媒來說，同樣具有參考意義。不過，華文傳媒的生存法則中，“報道”和“新聞”僅是兩個重要元素，而其社會職能卻遠不止于此。在更大的現實意義中，華文媒體還具有服務社會經濟文化建設、提供必要的信息資源和智力保障、干預或建構公眾意志、締造生產生活輿論環境等一系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從這一點上講，華文傳媒的社會服務功能還有很大潛力。這不僅需要媒體、媒體人、媒體受眾和媒體所在地對此有充分的認識，以便維護其可持續發展，利用好它的服務效能，而且更需要合作者，特別是有意推動與泰國際經貿往來及人文交流的境外合作方高度重視。
針對以上對泰國境內涉華媒體、華文傳媒的分析，我們認為這些媒介不只是充當了某個特定行業的角色，還是一個人文內涵豐富、社會功能多元、影響力相當可觀的社會組織單元。以下一些領域在中泰合作中具有較大的潛在價值，值得參考：
其一，進一步發展好中泰之間在國家與地方層面的外交關系、經貿合作關系和人文交流，為當地傳媒朝著更有利于推進中泰關系、社會經濟建設和華泰文化共同繁榮創造出良好環境。
其二，與泰國涉華媒體、華文傳媒展開新聞業務類的專業合作，包括雙方提供當地新聞材料，協助采編、制作、發行、出版、廣播、評論等，在相關媒體上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信息內容。
其三，形成中泰雙方專題報道機制，凡涉及雙邊關系、雙邊合作、雙邊交往的生產生活消息，都能通過雙方共同報道的機制進行分享和解讀，這樣可以大大降低新聞的進出口成本，也能夠避免因信息不暢所造成的新聞誤讀，減少觀點糾紛可能帶來的社會利益損失。
其四，了解泰方傳媒的專業發展需求，向泰國傳媒機構提供主要用以華文報道和華文傳媒發展的資金與物資支持，也可以通過捐贈的形式向泰方提供新聞出版和廣播制作的基礎設備。
其五，鑒于部分華文媒體難以融入泰國當地主流媒體的情況，中方可以利用同泰國官方主流媒體間的合作聯系，提出第三方建議，為華文媒體同當地主流媒體之間搭建聯合報道、新聞合作的渠道。譬如，可在我國國內的主流媒體上，加大對華文媒體報道的采稿力度，以顯示我方對華文媒體的重視；或將一些分量較重的新聞素材交予華文媒體進行一手報道和編輯。以期借這些方法幫助提高華文媒體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地位。
其六，建立中泰傳媒之間的多類人員合作機制，包括輸送各類新聞專業人士到泰國同行中交流學習，開展業務培訓、人才交換；或聯合雙邊力量，在兩國境內開設致力于新聞專業華文報道方向的專業講習班或人才培訓基地。
其七，幫助當地學校發展華語專業下的新聞方向，或新聞專業下漢語言文化方向的教育事業，滿足華文傳媒專業人才的培養需求。
通過華文傳媒特有的地方性社會服務功能，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中泰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將更加深入。以漢語或華文為媒體語言的傳播機構為當地文化生活注入了充分的活力，這也是華人群體保持民族自信、融入居住地主流文化的重要渠道。在華文傳媒的平臺建設作用下，中泰交往更加密切，可以促成豐富多樣的合作形式。從中方立場來講，有效利用華文傳媒平臺展開文化接觸，進行國家形象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國門，提升國家軟實力，無疑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可以催生價值可觀的社會效益。在兩國交往加深的大背景下，雙邊信息溝通、民族交往和社區文教事業需求增大，借助地方傳媒的特殊力量，能更好地增進民間交往，促進多文化的和諧發展，更為國際社區的和平建設做出積極貢獻。
（本文系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東南亞漢語傳播的國別比較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4AYY011）
「注釋」
①蔡文：《泰國華文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東南亞研究資料》1986年第8期。
②[泰]宋中杰：《泰國華文報業當今所面臨的問題》，《今傳媒》2012年第11期。
③吳振海：《泰國“星暹日報”的歷史與現狀研究》，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④Parinya Chao-samoon：《2011年華文報無武功之俠客》，《曼谷經商報新聞網》，2011年2月28日刊。
⑤羅欽文：《華文的聲音一定會更響亮——專訪泰國<亞洲日報>執行總編輯林興》，《華人世界》2007年第1期。
⑥侯培冰：《菲律賓華文報的定位與任務》，http：//www.fcm. chinanews. com. cn/2001-08-21/2/19.html， 2003年8月23日。
作者：李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