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媒體生態研究論文范文第1篇
突出華人性與批評重心的轉移
提升華文文學研究學術品質的關鍵，在于加強華文文學的詩學研究，它包括形式詩學和文化詩學兩個層面。文化詩學是近年文學研究從形式分析向文化深入的一種新的范式轉移。雖然華文文學的形式分析遠未充分和成熟，但仍然無法回避文化詩學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誘惑。因為它是進入華文文學內面世界的一個有效通道，是華文文學自洽性的理論需要。
“華人文化詩學”是由“文化詩學”延伸出來的概念。當我們嘗試以文化詩學的觀念和方法進入華人文學的批評實踐時，我們首先遇到兩個問題：一、華人文學何為?作為少數、弱勢的華人族群，為何執著于自己母語或非母語的文學?二、華人文學書寫如何迥異于其他“散居族裔”文學的“華人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答案的尋索，把我們導向華人文化詩學。在這個意義上，華人文化詩學不是論者隨意的附加，而是內在于華人歷史變遷和華人文學的發生與發展之中的。
環顧當今世界，華人和黑人、猶太人，都是影響最大的“散居族裔”。戰后半個多世紀來，黑人學、猶太學和華人學的相繼興起，是后殖民時代重要的文化現象。它們各有自己族裔形成的特定歷史和命運遭遇。在以白人為中心的權力話語結構中，后崛起的這些少數族裔，都以他們強烈的族性文化，為自己在這個多元和多極的世界中定位。因此，對他們歷史的研究，也是對他們文化和文化行為的研究。美國的非裔黑人文學研究者，曾經引入懷特、詹姆遜、?？频睦碚?，分析非裔美國黑人文學的敘述文本。在《藍調、意識形態和非裔美國文學》、《非裔美國文學》等著作中，成功地揭示出非裔美國文學中的“潛文本/潛文化”，從而以對“黑人性”和黑人文化行為的分析，把黑人文學批評提升到黑人文化詩學的境界。同樣，猶太文學以其享譽世界的崇高成就日益獲得學界的廣泛關注。研究者從猶太族裔流散的歷史、文化淵源、身份變移、母題轉換以及文化融合和文化超越等方面，來揭示猶太文學中的文化政治行為和族性表現，從而走向猶太文化詩學。這些研究都啟示我們，作為少數族裔的文學書寫，不僅只是單純的審美活動，還包含著更復雜的文化政治意蘊。在研究華人族裔文學時，分析和認識其表現文化中的“華人性”和文化行為的政治意義以及“華人性”的詩學呈現方式，是華人文化詩學研究不可回避的題中之義。
“華人文化詩學”的提出首先意味著華文文學批評重心的轉移———從重視中國文化/文學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影響研究到突出華人主體性、華文文學主體性的轉移，從中國視域為主導的批評范式轉向以華人為中心的“共同詩學”與“地方知識”雙重視域的整合。我們認為華文文學是華人性的一種表征方式，華文書寫是最為重要的華人表征文化實踐之一，對華文文學“華人性”的形成、變遷、結構形態及其美學呈現形式的研究構成“華人文化詩學”的核心命題。華人文化詩學是凸顯華人主體的詩學建構。華人在文學書寫中的主體性地位，構成“華人性”的首要涵義。華人散居世界的歷史波折、身份變移、文化遷易、生存吁求、沖突和融合等，形塑了華人文學的主要內容。華人既是這一文學書寫的創造主體，又是這一文學的書寫的描繪客體。它從文學創造的精神層面和文學表現的對象層面共同構成了華人文學的主體性內涵。其次，“華人性”是華人表現文化的一種族屬性表征。它是在華人從原鄉到異邦身份變移和文化遷易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現文化和行為方式的特殊性之體現，成為區隔不同族裔之間族屬性特征的標志。第三，“華人性”還是華人文學反映華人生命歷程和精神歷程的一系列特殊文學命題。諸如華人對文化原鄉(文化中國)的審美想象問題;華人文學現代化建構中的中華性、本土性和世界性關系問題;華人原鄉的文化傳統與文化資源的繼承、借用和轉化問題;華人文學母題中的漂泊/尋根與中華文學游子/鄉愁母題的聯系與變化問題;華人家族母題中父子符號的文化沖突象征與母子符號的文化融和象征問題;華人文學意象系統(如東南亞華人文學的熱帶草木意象和歐美華人文學的都市意象)與華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詩學的關系問題，等等。這些特殊命題所呈現的“華人性”特征，為華人文化詩學拓展了廣闊的批評空間。對這些問題的充分詮釋，不是單純的審美分析所能完成，而必須打通文本內外，將文本分析放諸具體歷史語境的權力話語結構之中，即通過文化詩學的路徑，才能抵達這些特殊命題詮釋的深層。
“華人文化詩學”強調“共同詩學”、“地方知識”以及“個人知識”的整合，既重視研究海外華文文學共同的詩學規律，從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華裔的文學創作中抽象出海外華文文學共同的美學與普遍的特征，又關注不同地域、國別、不同階層、性別、個體的文化差異即特殊性。長期以來，華文文學研究一直偏重于對以抽象的“中華性”為中心的“共同詩學”的追尋，而多少忽視了對“地方知識”和“個人知識”的具體闡釋。在這種普遍主義文學觀念的影響下，我們對“華人性”的認識有可能產生同質化和抽象化的弊端。在“華人文化詩學”的視域中，“華人性”則是一個普遍與特殊統一的概念，它既是結構性的，也是建構性的概念。一方面，“華人性”包含了普遍的“中華性”，也蘊涵著“本土性”、“個人性”等具體的特殊的內涵;另一方面，“華人性”又是不斷建構的歷史性范疇。對“華人性”的認識與闡釋必須返回到海外華人生存的具體性之中，返回到華文文學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政治場域之中。
華人敘事的文化政治詮釋
“文化詩學”強調重新認識文學的文化政治功能。文學是文化的構成要素與記憶方式之一。按照葛林伯雷的看法，在復雜的文化網絡中，通過作者的具體行為的體現、文學自身對于構成行為規范的密碼的表現以及文學對這些密碼的反省觀照，文學承擔著話語的流播、論辯與文化的塑造功能，這種塑造是雙向的政治性的活動。文學是一種建構活動即格林布拉特所謂的“自我塑造”，而自我的建構是主體與社會文化網絡之間的斗爭與協商。一方面，文化網絡以“一整套攝控機制”(control mechanisms)對個體進行攝控;另一方面，文學以一種特殊的感性形式瓦解或者鞏固文化系統的“攝控機制”。這就是文學話語的文化政治功能或意識形態性。
同樣的，“華人文化詩學”也把海外華人的華文書寫視為一種文化政治實踐，它尤其關注與“華人性”密切相關的華人身份政治命題，關注華人主體與其置身其中的復雜的社會文化網絡之間的斗爭與協商。
研究新敘事理論的英國學者馬克·柯里在《后現代敘事理論》中談到“身份的制造”這一隱含著文化政治的命題時，對于身份的建構持有兩個基本觀點：一、身份由差異造成、二、身份存在于敘事之中。“我們解釋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或者“從外部、從別的故事，尤其是通過與別的人物融為一體的過程進行自我敘述。”([英]馬克·柯里：《后現代敘事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華人文學尤其是華裔美國英語文學中存在著大量的家族史和自傳書寫文本。這一現象說明，家族母題的選擇與偏愛有其內在的文化動力———通過敘事闡釋華人華裔與其他族群共同創造的歷史，實現族群建構的自我認同。
按照馬克·柯里的理論，敘事建構身份，而身份由差異構成。在這個意義上，能夠建構身份的敘事，應是一種“差異敘事”。對于不同的族群，“差異敘事”是族性的表現。華人文學正是通過差異的族性敘事，呈現出華人族裔迥異于其他族裔的“華人性”特征。這里所謂的“華人性”，首先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它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漫長歷史的文化積淀之中，是溶解在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語言、信仰、習俗與行為之中的一種共同文化心理、文化性格與文化精神。同時，“華人性”又是華人離散的獨特命運和生存現實所釀造。華人的離散與聚合，導致華人文化的“散存結構”。分布于異邦文化夾縫之中的華人文化，必須通過對于自己族性文化的建構和播散，表現出強烈鮮明的“華人性”，才能在異邦文化的夾縫中建構自我和獲得存在的位置。華人文學作為散居華人播遷歷史和生存狀態的心靈記錄和精神依托，成為“華人性”最重要的文化載體之一。因此，“華人性”又不僅是單純的文化命題，而有了豐富的文化政治意蘊。
長期以來，對華文文學政治緯度的忽視，一直是這一領域研究的一大缺陷。成功的黑人文學和猶太文學批評，其重要的突破是打通形式詩學分析與意識形態批評的門閾，實現新批評的文本分析與社會學批評的對話，辯證和統合。這個被有些學者稱為“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或“意識形態形式詩學”，成為文化詩學最基本的批評理論和方法。誠如美國著名的黑人文學研究者裴克所言：作為一種分析方法，?？频闹R考古學認為，知識存在于話語之中。人們可以在這種形式本身中追尋其形式的譜系和發現其形式的規則。因此，對于裴克的研究來說，如果沒有形式主義和新批評的修練，就不可能精妙地分析黑人敘事文本中的內面形式結構;如果沒有后結構主義的視域，也就難以穿透文本的盔甲，抵達幽暗的“政治無意識”。相同的道理，從華人文學的印象批評到華人美學的建構再到華人文化詩學的形塑，“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無疑是必經之路。它直接開啟了研究華人文學書寫與華人政治的關系之門，有助于我們理解“華人文學何為”這一關鍵性問題。
把華人文學書寫不僅視為海外華人的審美創作活動，而且看作是一種文化政治行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從記憶政治的層面看，華人文學作為一種少數族裔的話語，一種邊緣的聲音，其意義在于對抗沉默、遺忘、遮蔽與隱藏，爭取華族和華族文化的地位從臣屬進入正統，使華人離散的經驗，進入歷史的記憶。如果沒有“天使島詩歌”的銘刻與再現，那么美國華人移民的一段悲慘歷史，將可能被遺忘或遮蔽。恰如單德興所言：“天使島及《埃侖詩集》一方面印記了‘當時典型的華裔美國經驗’，另一方面也成為‘記憶場域’。”(何文敬、單德興：《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6版第6頁)《埃侖詩集》整理、出版和寫入歷史無疑是美國華裔經驗被歷史記載的標志。對于美國華人而言，天使島書寫顯然具有記憶政治的意義。其二，從認同政治的角度看，華人作為離散的族裔，面臨認同的重新建構，華人文學既作為華人歷史文化的產物，又參與了華人歷史/文化的建構，華人文學書寫便具有了認同政治和身份政治的意義。身份存在于敘事之中，“我們解釋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或者“從外部，從別的故事，尤其是通過與別的人物融為一體的過程進行自我敘述。”([英]馬克·柯里：《后現代敘事理論》，寧一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馬克·柯里的觀點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與認識“華文文學何為”這一關涉到華文文學批評命脈的根本問題。
我們提出“華人文化詩學”概念，意圖之一在于終結華文文學研究的純文學批評傳統，終結文學性與非文學性的二元對立思維。與華文文學批評的“中國學派”相比，近年來海外尤其是馬來西亞華人的華文文學批評在這一問題上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突破。陳鵬翔的《政治/他者的偷窺儀式》、何國忠的《馬華文學———政治和文化語境下的變奏》、黃錦樹的《中國性與表演性》、林建國的《方修論》、劉育龍的《詩與政治的辯證式對話》、安煥然的《馬華文學的背后》以及許文龍的《召喚民族文化與政治抵抗資本》等一系列文章的相繼出現，表明馬華的馬華文學批評已經大步走出傳統批評的格局。在華裔美國文學研究方面，這一轉向表現得同樣顯明。單德興的專著《銘刻與再現》以及與何文敬合編的《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都體現出對華人文化政治的高度關切。在這些研究中，華裔敘事成為再現華裔美國史、建構少數話語的一種重要方式，其文化政治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的確，“政治的回歸”無疑是建構“華人文化詩學”的必經之路。“華人文化詩學”主張從純審美研究視域轉向文化政治闡釋。很長一段時期，華文文學批評受到形式主義的純審美觀念的統治，偏向于以本質主義的“文學性”觀念為依據評判華文文學，卻有意無意地忽視華人文本與政治的關聯。這無疑導致華文文學批評的貧血癥。其實所謂“純審美”只是一種虛構，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審美只不過是政治之無意識的代名詞：它只不過是社會和諧在我們的感覺上記錄自己、在我們的情感里留下印記的方式而已，美只是憑借肉體實施的政治秩序。”([英]特里·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王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頁)所以審美問題實際上是發生在感性領域的規訓與反規訓的文化政治問題。這里的“政治”顯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是內在于所有的生活領域并決定人們真正的存在論條件的一個維度，即包括階級(階層)、性別、族群、文化等等在內的某種權力結構關系。這種權力結構關系是“華人文本”生產與傳播的存在論條件，而且內在于華人文本的敘事結構、抒情形式、文類偏好、修辭風格乃至更加隱蔽的語言紋理之中。不同于傳統的華文文學批評，“華人文化詩學”致力于揭示這種隱蔽的權力結構關系，或力圖把華人文本的生產與傳播重新置于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構成的充滿歷史張力的場域與脈絡中予以闡釋，并且把華文文學視為在復雜的權力結構網絡中華人表征實踐的文本化形式，視為意義生產與華人主體發明的重要場所。
華人文化詩學的闡釋策略
伊格爾頓和杰姆遜都用“形式的意識形態”這一概念來解釋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生產藝術作品的物質歷史幾乎就刻寫在作品的肌質和結構、句子的樣式或敘事角度的作用、韻律的選擇或修辭手法里。”([英]特里·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王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頁)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重新建構了文學形式與社會意識形態的隱秘關聯，打通了文學研究內部與外部的關系。后結構主義則打破了結構主義和新批評那種穩定而靜態的文本結構，瓦解了二元對立原則所構成的穩定系統，封閉的文本被文本間性和意義的播散所取代。在?？瓶磥?，在任何社會中，話語的生產，都會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選擇、組織和再傳播。其中隱藏著復雜的權力關系。因而，任何話語都是權力關系運作的產物，性話語、法律話語、歷史知識、文學乃至醫學和其他自然科學話語都是如此。“文化詩學”或新歷史主義批評事實上是后結構主義的遺產，美國學者弗蘭克·林特利查曾經直接把葛林伯雷的“文化詩學”稱為“?？频倪z產”。因而，“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構成了“文化詩學”批評的基本方法。
華人文學詩學提倡“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并非是倒退回舊歷史主義的闡釋框架中去，而是主張從文本到政治和從政治到文化的雙向互通：“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無疑是以形式詩學為分析基礎的，但與傳統的形式詩學研究不同，“形式的意識形態批評”尋求如詹姆遜所說的“揭示文本內部一些斷續的和異質的形式的功能存在。”([美]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頁)即華人文學在文類、美學修辭、形式結構、情節、意象、母題以及各種文化符碼的選擇模式中，隱含著的華族意識形態和政治無意識。美國華裔文學書寫中的雜粹文化符碼(雜粹食物、雜種人、雜粹語言、雜粹神話和傳說，等等)，便隱含著建構華裔文化屬性，重寫美國歷史的華裔意識形態內容。菲華文學中父與子的主題(典型如柯清淡的小說)，呈現著菲華社會的文化沖突。而馬華文學中的漫游書寫(如李永平的小說)以及“失蹤與尋找”的情節模式(如黃錦樹的小說)，所隱含的潛文本則是“離心與隱匿”的華人身份;馬華文學文本中大面積呈現的民族文化符碼，正如許文榮所分析的，具有抵抗官方同質文化霸權的政治意味。而在泰華文學的大家族中，湄南河的書寫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湄南河形象”是泰華文學的一個典型的標識;它是泰華文學情感與想象的發源地，也是構成泰華文學寫實主義傳統的重要的歷史風俗畫的背景，更是形塑泰華文學獨特的地緣美學的人文地理要素，與潮汕文化共同構成泰華文學的精神原鄉。至于新加坡華人文學文本中常見的魚尾獅意象的文化政治意味，更是人所共知的了。形式本身所潛隱的意識形態，使華人文學書寫同時具有著復雜的文化政治意味。
為此，華人文化詩學還應選擇自己詮釋的策略。格林布拉特指出：“辦法是不斷返回個別人的經驗和特殊環境中去，回到當時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對的物質必需與社會壓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鳴性的文本上。”([美]格林布拉特：《文藝復興的自我塑造》，社科院外文所編：《文藝學與新歷史主義》，社會科學文獻文版社1993年版，第81頁)這段話提出了文化詩學兩個互相關聯的闡釋策略：其一是歷史語境的重建;其二是文本互涉的闡釋方法，這也是華人文化詩學的基本方法。所謂“不斷地返回個別人的經驗和特殊環境中去，回到當時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對的物質必需與社會壓力上去”，強調的是文本生產的歷史語境。這里，格林布拉特顯然吸取了克利福德·吉爾茲在《文化的闡釋》和《地方知識》中提出的文化人類學的闡釋策略，即以“文化特有者的內部眼界”重建文本生產的歷史語境———在不同的研究個案中，使用原材料來創設一種與其文化特有者文化狀況相吻合的確切的詮釋是必須的，但不能完全沉緬于文化特有者的心境和理解，而是“文化特有者的內部眼界”與批評闡釋語境的交疊、對話與論辯。的確，華人文化詩學對華文文學的闡釋，也需這種交疊語境的建構。一方面努力獲取各種社會歷史材料，不斷返回到文化生產的具體歷史語境之中;另一方面不斷反思闡釋者自身所處的現實語境，反省批評的位置。在中國從事華人文學研究，無疑具有基于自身歷史文化和學術背景而產生的獨特立場與視域，從而形成迥異于域外華人文學研究的中國學派。這樣的立場和視域，可能產生對華人文學深刻的洞見，也可能出現某種盲視。正如域外的華人文學研究學派所同樣也可能在優勢與劣勢并具的情況下，產生洞見和存在盲視。反省批評因位置而產生的洞見與盲視對于華人文學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所謂“沉降到一部分共鳴性文本上”指的是文本互涉的批評方法。這一互文性的分析，包括文學文本之間的文本間性的建立，也包括文學文本與其他非文學性的社會文本間關系的建立。將華人文學文本放置“/還原”到其生產與傳播的歷史場景之中，闡釋諸文本之間的相互對話、呼應、質疑與解構關系，或許正是分析華人意識形態的形成與變遷以及“流動的華人性”的一個有效方法。以華裔美國文學為例，華美女作家創造了一系列“共鳴性文本”———如湯婷婷的《女勇士》、譚恩美的《喜福會》、伍慧明的《骨》以及任璧蓮的《夢娜在應許之鄉》等等———這些文本顯然構成某種呼應與對話關系：這一系列的以母與女之間的世代沖突與文化糾葛為核心的“家庭敘事”之間具有或顯或隱的“共鳴”關系，是可以彼此參讀的。“沉降到這些共鳴性的文本上”，是闡釋華美女性文學自我屬性建構和族裔屬性重建主題的一個有效方法。許多時候，闡釋諸文本之間的質疑與解構關系更是饒有興味的———它更能凸顯不同世代、階層、性別乃至不同背景的個體對“華人性”的認知差異。趙健秀與湯婷婷之間的論爭以及文本中所顯示出的中國性想象的巨大差異已經人所共知。在馬華文學史上，新世代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旅臺作家群的文本與溫瑞安、溫任平兄弟作品之間的質疑與解構關系，以及以小黑為代表的馬來本土作家與旅臺文學的南洋歷史敘事之間的共鳴與分歧，或許可以成為我們認識當代馬華文學史的一條重要線索，而在新世代的文本中(如黃錦樹的小說與林幸謙的詩文之間)這種彼此質疑的關系同樣存在。華人文本之間的相互質疑與解構關系，表明“華人屬性”是多元復雜的沒有終點的歷史建構，它是流動的、復調的，我們不能把它理解成某種同質化的靜態的一個概念。某種意義上說，“互文性”隱含著自我與它者的結構關系的密碼。因而“互文性”的闡釋可以提供我們真正進入華人文本及其生存狀態的有效路徑。
華文文學作為“散居”的世界華人播遷歷史和生存狀態的精神記錄和心靈化石，只有進入特定的歷史語境，才能有效地解讀。因此，把華文文學的文本歷史化和文化化，對文本進行互文性的雙重解讀，即透過文本進入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從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再返回文本，這種互文性對于華文文學文本多重價值的充分揭示和發揮，有著根本的意義。這是文化詩學對華文文學理論建構最重要的啟示。
建構以“華人性”為研究核心，以“形式詩學”與“意識形態批評”統合為基本研究方法的“華人文化詩學”，在更加開放的社會科學視域中審視與詮釋華人文學書寫的族裔屬性建構意義及其美學呈現形式，應是我們拓展華文文學批評空間的一個有效途徑。
華文媒體生態研究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長期以來，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作為一種電視文化資源來開發并沒有引起大多數電視媒體注意，央視對少數民族音樂“原生態”的大力宣傳逐漸引起了一些省級衛視的關注。本文以CCTV和西部各省級衛視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分析來闡述電視媒體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的歷程、原因、條件與路徑。
關鍵詞：電視媒體；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創新路徑
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迅速崛起，變革了媒介“單向度”的傳播路徑與機制，圖像文化消解了傳統的書寫文明，建構了新的審美形態，預示了“后理論語像”時代的來臨[1]。在泛娛樂化的電視文化生態中，都市流行音樂對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的沖擊很大，使得其在傳承與開發上面臨著困境。電視媒體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不僅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文化選擇，更是其社會責任的重要體現以及電視媒體在內容“瓶頸”上做作的全新嘗試。
一、電視媒體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的歷程
“原生態音樂”這一概念早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音樂教學和研究中已廣為應用了[2]，但在民族學、社會學等學科中該概念卻存在很大的爭議?？梢哉f，在電視媒體的發展歷程中，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作為一種資源來開發的時間卻并不長。這種“原生態”語境是相對于現代都市環境而言的，其來源于少數民族生產生活實踐中。隨著央視的介入，西部大多數省級衛視才開始陸續開發此資源。
如表1所示，中央電視臺是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為人們所熟知的窗口。早在2002年的《魅力12》欄目中，央視就對原生態民歌進行了展示。2004年，“原生態民歌”概念首次被用在央視的“CCTV西部民歌電視大賽”重要活動中，同年，央視還將“原生態”理念繼續運用到的節目制作中，開播了《民歌·中國》欄目，該欄目的定位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此外，央視還充分運用了少數民族音樂的“原生態”元素，在2013年開播了大型歌唱類電視選秀綜藝節目《尋找劉三姐》。受央視的影響，很多省級電視臺開始大力注重“原生態”音樂資源的挖掘。2007年，陜西衛視舉行了“盛世歡歌——中國原生民歌大賽”，而云南衛視也立足本省推出了有關云南題材的、原創的第二屆云南省青歌賽，重點突出了云南“原生態”唱法。隨后，旅游衛視（中文全稱是海南旅游衛視）更是發揮自身優勢，積極發掘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2014年8月貴州衛視制作了國內首檔原生態音樂體驗綜藝節目《讓世界聽見》。
二、電視媒體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的原因
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因傳承與發展中的文化生態環境的變遷，正在逐漸走向“消亡”，如何更好地傳承與發展我國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引起業界的關注，電視媒體當然也不例外。
（一）搶救、傳承、保護少數民族原生態文化
一方面，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主要依靠傳統的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受地域、語言等環境的影響，傳播的范圍小，長期以來，其出現在電視熒屏里的機會并不多，更不用說為普通觀眾所熟知。另一方面，面對都市流行音樂文化的強勢來襲，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因流行度不高等原因幾乎淹沒在流行音樂的浪潮當中。電視媒體通過對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的開發可以透視少數民族的文化景觀，為少數民族文化傳播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用。電視媒體的大力宣傳在一定程度上將促進“邊緣化”的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的傳承與保護。
（二）創新、豐富、發展電視節目內容與形式
電視媒體在進行節目內容與形式的策劃、制作中，往往會根據自身實力和節目需求與定位對相應的文化資源進行開發。在電視媒體節目日益趨同化的背景下，少數民族原生態文化作為一種重要的電視文化資源是電視媒體進行節目內容創新、制作的重要資源，是電視媒體進行節目差異化開發的重要路徑。電視媒體在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的過程中，主要是“演播室+戶外真人秀”的拍攝模式，這種將舞臺技術與民族文化資源深入結合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斷豐富和發展了電視節目的形式。
三、電視媒體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的條件
少數民族群體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了獨特的原生態音樂文化。藏族的鍋莊、侗族的大歌、新疆的木卡姆、蒙古族長調和彝族海菜腔等都是典型代表。
（一）擁有豐富的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
少數民族民族原生態音樂是少數民族文化題材的電視節目創造、制作、播出的重要來源。西部各省份是我國少數民族比較聚集的地方，較東部各省級衛視而言在傳播和推廣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文化方面有相對的資源優勢。
（二）電視媒體的實力和品牌影響力
媒體的實力和品牌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節目的形成與運作。央視率先將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進行系統性挖掘，如音樂頻道的《民歌·中國》、綜合頻道的《CCTV青年歌手電視大賽》等有關欄目或賽事成功舉辦多屆，得益于央視自身雄厚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持。
（三）突出受眾文化訴求，借助強大的粉絲團隊
電視媒體在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的過程中，很注重傳者與受者的關系。貴州衛視原生態音樂體驗綜藝節目《讓世界聽見》能夠獲得很好的收視還得益于流行明星強大的粉絲團隊。
（四）電視媒體節目形式和內容的不斷創新
隨著歌唱類電視節目的興起，電視媒體如何提煉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內涵成為搶占先機的重要所在。2004年央視 “西部頻道”的改組以及2012年青歌賽的延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節目的形式跟風效應明顯，比賽過程中出現了互動性和娛樂性的短板。
四、電視媒體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的創新路徑
從央視和部分省級衛視等電視媒體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的形式來看，電視媒體在傳播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文化的過程中，通過民歌賽事展現、挖掘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和深入少數民族村寨進行音樂尋訪和整理是電視媒體的主要路徑。雖然電視媒體對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進行了積極探索，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仍然面臨著很大的困境。具體創新路經如下：
一是利用少數原生態音樂元素：典型元素、影像元素等創新節目內容與形式。我國的少數民原生態音樂種類很多，電視媒體在開發的過程中就應注重對典型的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如侗族的大歌、蒙古族的長調、彝族的海菜腔等的選取。而原生態文化的影像元素——視覺元素和聽覺元素——較為突出[3]。
二是打造強陣容的制作團隊，提升節目品質。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者戴維L.史托洛夫認為：“如果要抓住觀眾，一個微妙的平衡必須在信息細化和技術質量之間得以維持?！盵4]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節目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技術化轉換，制作技術是否到位對節目的品質而言影響很大。
三是借節目收視“東風”，積極開發節目的衍生產品。研究認為，隨著市場需求及資源調整，衍生節目前景不容小視[5]。一檔節目的成功，不僅僅在于其獲得很好的口碑和收視率，還在于對節目的綜合性、系統性的產品開發。
四是加大對原生歌手的宣傳力度，推動市場化發展。1995年，朱哲琴與何訓田合作的《阿姐鼓》的成功的關鍵之一就是華納音樂利用全球的渠道和平臺對其進行了專業化的、準確的市場定位與宣傳[6]。
五、結 語
一方面，像央視、西部各省級衛視等媒體承擔著傳播社會主流文化價值觀的責任，因此對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的傳播將會繼續。另一方面，在文化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媒體之間的競爭激烈，主流媒體在開發少數民族原生態音樂資源的路徑創新中需要實現傳統與流行的有機結合，強調電視原生態音樂文化節目原創性、趣味性，注重音樂表現內容的輕松與通俗。這種趨勢順應了當前的電視媒體跨界融合發展的趨勢，有利于電視媒體生態環境的營造。
參考文獻：
[1] 賴黎捷.媒體奇觀視域下中國電視娛樂文化轉型研究[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
[2] 楊洪濤.論電視對原生態音樂的解構與重構[J].當代電視，2010（6）.
[3] 伍新明.電視傳播當代性與原生態文化影像元素——原生態文化資源轉換成當代文化要素的路徑思考[J].貴州大學學報，2009（5）.
[4] David L.Stoloff.Minority Ethnic Television in Los Angeles：A Multicultural Alternative[J].The Urban Review，1981（11）.
[5] 央視市場研究（CTR）官方微博[OL].http：//weibo.com/chinain sight？noscale_head=1#_rnd1426599200377.
[6] 張耿.也談民族音樂的發展與希望——從《阿姐鼓》的成功說開去[J].視聽界，2002（1）.
[責任編輯：傳馨]
華文媒體生態研究論文范文第3篇
教育界于20 世紀80 年代, 在生態學, 認知科學等的影響下, 發展了一種新的教育生態環化理論。 教育生態化理論有兩方面的含義, 一是該理論認為教學實質上是一個生態系統, 由若干個子系統組成———教師、學生、教學環境等。 各系統之間相互制約, 相互聯系。 生態化教學特征的表現是開放性, 教學主體、教學過程、教學環境、教學事件都呈開放性的狀態。 他們之間的動態平衡性是教學生態化的最終目標。 教學生態化的第二層含義是, 把這種理念作為一種理想的目標和價值取向, 希望教育系統及其外部環境趨向或達到“最佳”、“高效”與“和諧發展”的狀態。 教育生態化教學提示了教育發展的趨勢和方向。 根據教育部2000 年11 月頒布了《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基本要求》, 我國高職英語教派重點是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 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 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 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生態化教學方式適合高職英語教育與教學改革與發展。
目前, 高職英語的課堂教學還是以傳統的教學為主, 即以教師為中心, 以應試為導向。 在教學過程中老師決定課堂的所有內容, 學生只能被接受, 課上講解大量的詞匯, 學生對英語的學習主要以記憶式為主, 這些都導致了學生對英語的學習態度不高。 并且我國的高等院校自90 年代開始普及擴招以來, 大學英語大班教學情況越來越普遍。 但鑒于高職學生大部分英語基礎較差, 以及傳統教學模式和觀念不能適應新的發展, 大班英語教學的問題重重。 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較差, 學習興趣不高, 目的不明確。 在高職院校中, 要做好大班的大學英語教學就需要摸索出有效的教學模式。 生態化教學恰恰為大學英語大班教學提供了新的視角。
2高職英語大班教學的現狀
高職公共英語課程作為中國高職院校非英語專業學生的一門公共必修課, 正經歷著生死的考驗, 由于教學模式的傳統化、陳舊化, 造成了高職公共英語教學失效嚴重, 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質疑。 由于大學擴招、大學數量增加以及生源的減少, 學生的素質也變得越來越低。 另外在教材的使用上, 很多高職院校都使用統一的教材, 這個從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學生的個性以及學生的水平面差異, 也限制了教師因材施教。 在公共英語大班教學中, 由于人數多, 學生得到教師關注的時間相對減少, 從而導致了師生關系比較疏遠, 這些都減弱了學生的學習熱情, 也減弱了學習動機。 如何在困境中生存, 是高職公共英語急需解決的問題。
3網絡環境下大班英語教學生態化模式的構建
3.1 多媒體技術在英語教學過程中的作用
隨著計算機的普及和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 多媒體技術在教育教學中被廣泛地應用。 在英語教學中, 多媒體也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有效地利用多媒體課件進行英語教學, 給學生創造更好的情境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讓學生對所學的知識記憶時間長久, 以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實驗心理學家Treichher曾用實驗證明, 人們在一般情況下能記住閱讀內容的10%, 聽到內容的20%, 聽到并看到內容的50%, 在交流過程上自己所說內容的70%。 也就是說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既聽到, 又能看到, 而且再通過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 學習效果會列好。
在英語教學過程中, 教師利用PPT, Flash等軟件, 把比較抽象、枯燥、難以理解的內容轉化為生動、形象、易懂的動感內容, 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
3.2 多媒體環境下高職公共英語大班教學生態化模式的構建
如今, 大學英語的教學改革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傳統的教學方法難以適應學生的現有狀況, 學生學習英語的最初目難以實現, 學習英語就是要培養學生的英語語言能力。 假設公共英語的教學看成為一個生態系統, 那么這個系統還有若干個子系統構成, 如教師、學生、教學環境、教學活動等。 這些子系統相互聯系, 相互制約。 本文試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高職英語的大班教學生態化模式的構建。
3.2.1 生態化的教材
公共英語教材應主要培養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 并且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自主學習意識。 內容應當現代化、與時俱進, 選擇一些現代的話題和學生比較關心的話題。 以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的職業院校實用創新英語教程為例, 書中十個單元的第一部分都是與學生生活比較相近的話題, 對話內容簡單明了, 容易激發學生英語學習的積極性。 選擇的閱讀文章通俗易懂, 符合高職學生學習現狀, 并且只有少量的陌生英語單詞, 避免學生“望文生畏”。 在教材的最后配備了簡單的對話和文章翻譯, 促進了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3.2.2 生態化教學的環境和教學活動
公共英語的教學目的應以培養學生終身能力, 那么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就要著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 在大學英語教學中, 特別是針對高職院校的學生, 在課堂教學中教學手段要多樣化。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多媒體的優勢, 創建英語學習情境, 充分調動學生的多種感觀,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熱情。 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采用分組的形式, 對所學的內容進行分組討論, 分組練習, 分組演練對話, 這樣在教學活動中就不再是以老師為中心, 而是構建了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活動, 讓學生做到學好會用, 從而培養學生的語言社交活動能力。
3.2.3 生態化的評價
在教學效果評價時, 教師應該改變傳統的評價方式, 不能以一張試卷來評定學習的最終效果, 采用多元化的評價方式, 以語言應用能力為目的, 客觀地評價學生。
4結語
生態化教學為高職公共英語教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要運用一種新的思維來組織英語教學, 目前, 對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的研究工作越來越多, 但是針對高職英語大班教學的研究相對較少。針對高職學生英語基礎普遍不高, 英語學習興趣普遍低下的情況, 如何構建一個有效的教學模式仍是一個我們要繼續討論的話題。
摘要：20世紀80年代, 在人類學, 生態學, 認知科學和社會學的影響下, 教育界發展了一種新的教學理念—教育生態化理論。其根本特征是生命性。教學系統包含多種復雜因素, 系統內各因素協調發展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大學英語的大班教學日益普及, 但伴隨著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從傳授語言知識向培養學生語言交際能力的轉變, 大班英語授課中的問題也變得越來越明顯。本文嘗試從生態化教學的視角, 論述學生作為教學主體, 在多媒體的教學環境下, 主動參與大學英語大班授課教學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多媒體,生態化教學,高職英語,大班教學
參考文獻
[1] 陳海燕.多媒體在英語教學中的作用[J].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7.
[2] 陳堅林.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一項基于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研究[J].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2.
[3] 范國睿.教育生態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4] 羅湘娜.多媒體在英語教學中的應用與思考[J].學科教學, 2010.
[4] 余嘉云.生態化教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5] 楊麗君.多媒體輔助大學英語教學初探[J].考試周刊, 2009.
[6] 張紅.生態化教學的理論建構[D].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 2006.
[7] 趙爽爽.教育生態學視角下高職公共英語教學中的文化輸入[J].湖北廣播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13.
[8] 鄒佳楠.生態學視角下大學英語教學研究[J].黑龍江科學, 2014.
[9] 張麗麗, 陳葵陽.大學英語大班教學生態化課堂模式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