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論文沒有思路的時候，經常查閱一些論文范文，小編為此精心準備了《歐盟的民族學分析論文(精選3篇)》相關資料，歡迎閱讀！【內容提要】冷戰結束以來，美、歐、俄、聯合國、阿盟和非盟等大國和國際組織針對中東傳統與新型熱點問題，開展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特征的斡旋外交。
歐盟的民族學分析論文 篇1：
淺析民族學與少數民族經濟學
作者簡介：劉五龍（1987- ），男，河南開封人，西藏民族大學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經濟。
摘 要：民族學是我國高等民族院校一門必修課，它是根據我國統一團結和諧的多民族以及各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來研究分析各個民族之間的關系而形成的新興學科。本文將從民族學與經濟學的關系來探討民族學這門課的歸屬，從而可以確立民族學也是經濟學中的一門重要的學科。
關鍵詞：民族學;少數民族經濟學;學科
民族學是根據我國各個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社會環境以及各種民族之間團結互助和睦的關系，又結合當地的民族特色而興起的一門學科，其研究對象也涉及到哲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等方面。本文在分析探討民族學與政治學、經濟學之間的聯系后，有進行劃分并且歸類民族學的歸屬問題。根據文中的分析我們目前少數民族經濟專業所學的少數民經濟學也是屬于民族學的。
一、民族學與少數民族經濟
民族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它是依據我國的各個少數民族的發展特點又結合當地的文化風俗人情等各方面而發展起來的，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少數民族經濟學這門學科也是剛剛發展起來的學科，它更多地關注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現象、自然資源的利用情況以及當地人民的文化傳統和他們的風俗習慣等方面。我國少數民族經濟學這門學科雖然也是剛剛發展起來的一門課程，但也有其存在的現實意義。民族學和少數民族經濟學這兩科都是新興學科，它們之間既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它們在研究問題的側重點是不同的，二者的研究內容和目的等等是不同的。相似之處都是共同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實現公共富裕。少數民族經濟學是民族學里面一個重要的學科和篇章，它是民族學的一個二級學科。
二、民族學與政治學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兩對基本矛盾，不但是社會的基本矛盾，也是政治學里面的主要內容。政治學是一門主要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等各個方面的學科，在人類社會史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分配關系不但是民族學里面的重要的方面，而且也是政治學里面要關心的問題。政治和經濟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民族學里面所講的各個民族之間的大團結大融合的互助合作關系，也促進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會環境。政治學所說明的社會生產關系以及良好的社會環境等方面，也算是民族學里面的經濟的迅速發展。
三、民族學與經濟學
民族學與少數民族經濟學二者之間也有許多共同之處，這也許是他們之間內在的聯系和共同的研究對象，兩個不同的學科形成共同之處，也可以合并在一起形成一門新的學科。民族學更多的研究是民族地區的社會環境文化等問題，少數民族經濟側重于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嚴格一點按我國的學科劃分請情況，民族學這門課可以劃分到民族類，而少數民經濟學這門學科是可以劃分到經濟類的。
在我國學術界就有人提出，把民族學與少數民族經濟二者之間的相似處，單獨的歸納總結概括，從中找出共同的特點然后在認真的分析總結，規劃處一本書，針對書名大家提出不同的見解，好多人都建議讓二者的書名結合在一起，或者結合經濟趨勢和民族發展特點，給這本書名一個非常意義深遠的書名。例如，在外國就有很多專家學者建議命名為新民族學等等，而在我國大家就會以民族經濟學命名。民族學和少數民族經濟學有機的結合起來，他可以讓我們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分析觀察問題，也許會避免以前二者之中只關注一個的觀點，不能從整體的角度去分析。例如根據二者的結合，我們可以把民族學和少數民族經濟學的共同點作為我們研究的出發點。根據這個我們可以更好的去分析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等。從中找出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以及規律，以便更好的把握民族學與少數民經濟學的規律，從而更好的理解我國目前的方針政策等。
四、實踐中的民族學和經濟學
在上一段我們討論了把民族學和少數民族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會形成一門新的學科，其中我們就會更多地關注它們的相似之處中，我們國家有56個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共同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做貢獻。其實不管是民族學還是少數民族經濟學它們都是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特點。在我國學術界，專家學者在研究探討少數民經濟的問題時候，都會涉及到有關民族學的理論和觀點，可是這些并不能全面的概括二者的綜合，也不能全面的提出各個方面的觀點，還有一些民族經濟特色的經濟體制，例如，現在流行歐盟一體、東南亞共同體、中國經濟、中國制造等等。
少數民族經濟學和民族學不管是站在經濟方面還是民族方面，在現實生活中，認真分析不同的問題二者都是成立的。我們先看它們反映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方面，只有在全國范圍內才能更好地觀察分析當時的社會狀況，而且反映的問題也會更全面更深刻。其次站在反映一個地區的民族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側能更好的體現出當地的民族文化特點和地理環境，它們有自己生活方式和與此相適應的民族特色，因而民族學更多地側重研究一個地區的發展變化以及與外界的相互交流等等。民族學研究的對象是我國西部少數民族經濟的社會關系以及人文風俗等，而實際上民族學也沒有全面的研究我國整個少數民族的發展，在很多山區就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民族，由于很少與外界接觸交流，我們也很少去了解它們的生活狀況以及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全年的收入情況。
五、民族學的歸屬
在我國就有很多專家學者認為，不管是民族學還是經濟學都能反映各個民族的發展狀況。少數民族經濟又是我國民族學的一個重要學科，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會有很多經濟學者，從自己的專業和愛好出發，研究民族經濟。而少數民族經濟更側重于經濟方面的成分，現實中也認為少數民族經濟是經濟類的一個重要學科和組成部分。前段時候大家都認為少數民族經濟是民族學的學科，其實更重要的說明下，它是民族學的一個二級學科。
在我國尤其是學術界，如何劃分學科以及怎樣分類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問題，世界各國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樣，有的專家會按照不同的分類側會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有的國家就會按照民族的研究內容劃分，還有的會采用研究的對象不同來劃分，安研究對象不同的，首先就會要對各個民族的人口以及他們的需求不同進行調查分析總結，然后再來分析研究各個民族的共同特點，最后進行分類。事實上，對于干剛興起的民族學來說，其學科歸宿劃分是沒有那么嚴格的。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哪種劃分都可以說明民族學與我們生活的密切相關，各個方面都會有民族學的身影。（作者單位：西藏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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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華.當代中國經濟[M].北京： 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06）.
[3] 劉勇.少數民族經濟學科建設再思考[J].民族研究，2012（06）.
作者：劉五龍
歐盟的民族學分析論文 篇2：
中國在中東開展斡旋外交的動因分析
【內容提要】冷戰結束以來，美、歐、俄、聯合國、阿盟和非盟等大國和國際組織針對中東傳統與新型熱點問題，開展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特征的斡旋外交。本文以中東為考察范圍，分析新時期中國在中東開展斡旋外交的動因，認為其斡旋外交的深度主要取決于四個基本要素——利益相關度、權力影響度、國際關注度和危機解決難度，這四要素使中國在中東的斡旋外交表現出四種不同形態——深度介入型、主動參與型、有限調解型和總體超脫型。中國在中東的斡旋外交有助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提升中國在中東的政治影響力、議程設置能力和外交活力，也有助于構筑更加穩定的大國間合作關系。
【關鍵詞】斡旋外交 中國中東外交 外交學理論 危機管理 中東研究
【作者簡介】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圖分類法】D822.337
二戰結束以來，國際區域一體化取得了飛速發展。無論是北美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的美國帝國管理模式，還是歐盟框架下的歐洲合眾國管理模式， 抑或是南方共同市場、亞太經合組織、東盟和上海合作組織等非正式機制，區域內合作都成為一種時代潮流。相比之下，由于歷史、文化、宗教、民族和教派沖突等原因，中東地區是當今世界唯一尚未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地區。 與其他區域相比，中東地區國際關系更具不確定性與易變性，領土爭端、民族恩怨、宗教矛盾、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突出。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歐盟、俄羅斯（蘇聯）、中國、阿盟、非盟和聯合國等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紛紛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解決，通過政治斡旋參與中東地區治理，拓展政治影響力，如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后基辛格的穿梭外交最終使美國在美蘇博弈中處于明顯的上風。 因此，斡旋外交是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提升硬實力和軟實力的重要手段。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中國海外利益的不斷拓展和國際地位的持續提高，中東地區日益成為中國的“大周邊”，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解決是中國維護國家利益、履行國際責任的重要手段。中東對中國更具有戰略意義——它是中國運籌與其他大國關系的支點，是大國合作與競爭的重要舞臺，直接關系到冷戰后中國的戰略機遇期。 本文認為，從1991年冷戰結束到2011年中東國家相繼發生劇變，中國實際上獲得兩次戰略機遇期。這兩次戰略機遇期總體上以十年為一個周期，均以西方和中東伊斯蘭國家爆發的重大沖突為起點和終點。冷戰結束20年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得益于準確把握這兩次戰略機遇期。
2011年以來，以西方衰弱、新興大國崛起、區域中小國家聯合自強為主要特征的世界多極化趨勢進一步發展。中東劇變發生后，長期受到打壓的反以、反美勢力恐將在今后的中東伊斯蘭國內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伊朗核問題與中東劇變恐將再次在戰略上牽制美國，使之難以在短期內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中國勢必將迎來冷戰結束后的第三次戰略機遇期。積極參與中東熱點問題解決，提升中國在中東的政治話語權，使中東熱點問題朝著有利于中國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需要中國積極介入中東事務，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實施政治斡旋。關于新時期 中國在中東的斡旋行動，有兩個問題至今仍缺乏深入的學理探討：
第一，中國介入中東熱點問題的動因是什么？是基于利益的驅動，還是基于國際責任的考量？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解決是否與國際社會的期望和關切存在一定的關聯？中國對中東問題解決難度的認知是否也影響中國在中東斡旋的深度？
第二，為什么中國對中東熱點問題的介入程度存在差異？眾所周知，中東問題大體可分為傳統熱點問題（如巴以問題、西撒哈拉問題、塞浦路斯問題、伊朗核問題等）與非傳統熱點問題（索馬里海盜問題、巴林內部沖突等）兩類，亦可分為內部型（一國內部矛盾，如也門政府與反對派的矛盾）、區域型（中東國家之間的矛盾，如巴以沖突、西撒哈拉問題等）和跨區域型（中東國家與地區外國家的矛盾，如伊朗核問題背后的美伊矛盾）等三類。這些問題在中國外交中的地位不同，中國投入的外交資源不同，中國斡旋外交的形態和目標也不一樣，其差異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這兩個問題迄今沒有專門的論述。
二、文獻綜述
斡旋也叫調解，普遍存在于社會、商貿、民族、政治和國家間關系中，涉及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外交學、民族學和政治學等多個學科，屬于跨學科研究議題。 斡旋是指第三方以非強制和中立的方式介入沖突，以和平手段管理和化解沖突的行為，其直接影響是將原來的雙邊關系變成了三方關系。 20世紀以來，世界上許多重要的多邊與雙邊國際條約都把國家訴諸斡旋解決爭端的義務載于有關條款之中，如1907年的《海牙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和1948年的《美洲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等。 雖然斡旋是一種古老的外交行為，但國內外學界關于國際斡旋的研究成果并不豐富，其學術探索大體可分為以下四類：
第一類成果主要考察斡旋的概念和理論。這類成果主要以西方學者的研究專著和論文為主，探討斡旋的定義、類型、動因、機制和績效，通常運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彰顯了西方的斡旋理論與實踐；
第二類成果主要分析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斡旋實例，包括美國、以色列、卡塔爾、聯合國等在中東的斡旋實踐，通常運用歷史研究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
第三類成果主要從外交學和談判學角度研究斡旋，并將其視為一類特殊的模型，認為斡旋是危機管理和沖突預防的一種手段，是第三方介入的一種行為方式；
第四類主要研究新時期中國的中東外交，如上海外國語大學劉中民教授在分析新時期中國在中東的熱點外交時探討了其中的一種模式——特使機制（如2002年9月設立的巴以問題特使機制），特使機制實際上也是斡旋的方式之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朱鋒教授等人關于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的探討，也主要是從斡旋的角度展開的。
歸納起來，目前學界對斡旋的研究大體從三個角度展開。第一個層面是從外交學層面探討斡旋理論，包括從危機管理、沖突解決和預防性防御的角度探討斡旋的基本理論；第二個層面是從大國和中東地區國家在中東斡旋實踐的角度，比較分析聯合國、阿盟、非盟、海合會、美國、俄羅斯、歐盟、日本、卡塔爾、埃及、阿爾及利亞、沙特、土耳其等國斡旋實踐的特點，分析其開展斡旋的理念、動因、機制、資源配置、議題設置和具體策略等；第三個層面研究中國中東外交的主要手段、目標、機制、資源（包括雙邊和多邊斡旋）等。以上研究成果具有研究議題的多元性、研究方法的創新性、研究視角的新穎性等特點，但也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首先，從理論角度來看，學界大多關注斡旋的績效問題，將分析的重點放在是否多邊斡旋比單邊斡旋更有效、實力對稱國家是否比實力懸殊國家更有助于第三方開展斡旋等諸多方面，忽視了作為中立的第三方參與斡旋的動因分析。其次，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考察西方國家以及卡塔爾、阿爾及利亞、聯合國、阿盟與非盟等國和國際組織的斡旋模式與經驗，忽視了近年來中國的斡旋實踐，特別是缺乏對中國在中東斡旋實踐的理論梳理。本文嘗試從外交學角度，探討中國在中東開展斡旋的動因與類型，彌補學界對斡旋和中國中東外交研究之不足。
三、核心概念：外交類型學視角下的“斡旋外交”
本文從外交類型學的視角嘗試提出“斡旋外交”這一概念，即“主權國家或國際組織作為中立的第三方，主動以非強制方式介入沖突，以和平方式管理危機和化解沖突的行為”。作為一種特殊的外交類型，斡旋外交具有以下幾個基本要素：第一，實施斡旋的主體必須是外交行為體，即主權國家、國際組織及其代表，而不是家庭、企業和社會糾紛的民事調停者；第二，斡旋的主體作為中立的第三方調停沖突，主觀上有化解危機、解決矛盾的愿望；第三，斡旋的主體主動介入沖突，并通過與沖突各方建立信任關系，提出折中方案，該折中方案被認為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但不具有強制性；第四，斡旋方試圖以和平手段管理危機和化解沖突，而不是以暴力手段解決問題，不包括人道主義干涉。從下頁圖1可以看出，斡旋外交將原來的敵我雙方零和博弈，變成了三方基于沖突管理的互贏合作，即由雙邊關系變成了三方關系，由沖突關系變成了合作關系，由安全競爭變成了政治妥協，由國際政治變成了國內—國際政治互動。
斡旋外交不同于外交斡旋，前者是一種外交類型，后者是外交活動中一種“勸和促談”的行為。在國際關系領域，斡旋外交的例子比比皆是。統計數據顯示，1945—1974年，世界上爆發了310起較大規模的國際沖突。沖突爆發后，第三方主動提議斡旋的例子占82%，而霍爾斯蒂（Kal Holsti）的研究表明，在二戰后發生的94起國家間沖突中，有第三方主動斡旋的占45%。 無論是82%還是45%都表明：斡旋外交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當然，斡旋外交盡管比較普遍，但績效千差萬別，如1962年中印爆發邊界沖突后，當年12月錫蘭（斯里蘭卡）等亞非六國提出斡旋方案，但最終以失敗告終；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以色列包圍西奈半島上的埃及第三軍后，基辛格通過開展斡旋外交，史無前例地讓兩國坐到了談判桌前，并最終實現了埃以和平，美國的斡旋外交以勝利告終。 一方面，斡旋外交的實施者需要有硬實力作支撐，通過施壓敦促沖突方達成共識；另一方面，某些中小國家有時利用與沖突方之間的特殊關系，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如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后，美國與伊朗圍繞人質危機劍拔弩張，后在阿爾及利亞的斡旋下，局勢化險為夷，阿爾及利亞的積極形象隨之大幅度改善。
圖1：斡旋外交示意圖
中國的斡旋外交歷史悠久，可上溯到古代。尤其是春秋時期，許多思想家和戰略家奔走于各諸侯國之間，斡旋外交十分頻繁。近代以來，中國政府的斡旋外交也比較活躍，如1885年4月15日，英國的亞洲艦隊突然占領朝鮮的巨文島，控制了俄國遠東軍艦自日本海南下出入黃海的通道。作為宗主國，清廷本著維護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為出發點，利用英俄兩國的矛盾，使兩國爭端得以緩和，最終以俄國承諾不侵占朝鮮領土和英國撤出巨文島結束，中國的斡旋外交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2003年8月以來，中國發起的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進一步展現了中國斡旋外交的活力。 在中東，中國參與蘇丹問題、伊朗核問題、巴以和平進程問題、利比亞和敘利亞危機等問題的和平解決，也凸顯了中國斡旋外交的風格。
四、理論假設：影響中國中東斡旋外交的因素分析
新時期，中國在中東實施斡旋外交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第一，中東地區自然資源豐富，但領土、民族和教派矛盾尖銳，中東各國面臨著國內社會轉型、中東格局轉型和國際體系轉型三重挑戰，各種危機頻發，矛盾與沖突不斷，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肩負著獨特的責任；第二，中國長期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結盟政策，不與中東任何國家建立戰略聯盟關系，同各方均保持友好往來，有益于成為沖突各方之間公正的調解人； 第三，美國、歐盟、日本、俄羅斯和印度等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沒有哪一個能將中東完全納入到自己的戰略發展軌道，中東作為一個整體長期游離于國際體系之外，不是任何大國的“后院”或“勢力范圍”，中國開展斡旋外交不僅有助于推動中東地區治理，而且有益于構筑新型大國合作關系；第四，阿拉伯劇變發生一年多來，中東國家普遍奉行大國平衡戰略，歡迎崛起的中國積極參與中東問題的解決，為中國開展斡旋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第五，近年來，中國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巴以和平問題、伊朗核問題、利比亞和敘利亞國內沖突等問題上已初步積累了斡旋外交經驗，為今后形成中國特色的斡旋外交理論和實踐模式奠定了基礎。
2002年9月，中國政府首次設立巴以問題特使機制，中國在中東的斡旋外交從此拉開序幕。經過十年的發展，中國在中東的斡旋外交從無到有，由淺入深，在實踐中不斷摸索，開辟了一條新道路，斡旋外交的領域不斷拓展，包括巴以問題、蘇丹問題、伊朗核問題、索馬里問題、利比亞和敘利亞內部沖突問題等。以斡旋外交中的特使機制為例，迄今中國分別設立了朝核問題特使、蘇丹問題特使和巴以問題特使等，其中中東問題特使就占了兩席，也從側面反映出中東已成為中國運籌與其他大國雙邊和多邊關系、參與中東治理的重要舞臺。
十年來，中國在中東的斡旋外交逐步成熟，彰顯出原則的堅定性與對策的靈活性，對有些問題（如蘇丹問題和伊朗核問題）的介入深度超過對其他問題（如塞浦路斯問題和也門國內沖突問題）的介入。中國在中東斡旋外交差異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歸納起來，本文認為中國參與中東斡旋外交主要有四個動因：利益相關度、權力影響度、國際關注度和危機解決難度，這四要素決定了中國中東斡旋外交的深度。
1.利益相關度
假設1：中東熱點問題與中國的現實利益關聯度越強，中國開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越大。
一般認為，第三方參與斡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自身利益的考量。 新時期，中國在中東主要存在四個層面的利益，第一是確保中國在中東的能源正常供應、維持能源價格穩定和提升經貿利益；第二是確保中東地區保持力量平衡，避免任何地區或外部大國壟斷中東事務、謀求中東霸權；第三是預防中東地區出現反華政府，破壞與中國良好的外交關系；第四是爭取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避免中東地區出現政局動蕩。在上述四個層面的利益中，第一個層面主要是中國的現實利益，更直接也更有現實意義，當這種現實利益受到威脅時，中國投入外交資源、開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就會增大。例如，伊朗核危機爆發后，中國積極參加“5+1”談判機制，積極推動伊朗核問題的和平解決，很重要的原因是：伊朗石油事關中國國民經濟命脈，且伊朗是中國的重要貿易伙伴，雙方在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經貿等領域的合作項目多，合作潛力大。相比之下，中國在西撒哈拉的現實利益較少，因而投入的外交資源有限，中國雖在聯合國框架內參與西撒哈拉維和行動，但尚未開展斡旋外交。
2.權力影響度
假設2：中國對中東熱點問題的影響力越強，開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越大。
斡旋外交不僅與第三方的斡旋意愿有關，而且與其斡旋能力也存在關聯。當中立的第三方能夠脅迫沖突方，并具有影響雙方行為的能力和資源時，其開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例如，美國卡特總統之所以能夠實施斡旋外交，推動埃及與以色列之間的戴維營和談，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夠說服埃及和以色列均作出讓步的大國（以援助和安全保證為誘餌）。 同樣，中國和蘇丹各派均保持建設性合作關系，中國對南北蘇丹的影響力都很大，這種影響力因軍售、援助和經貿合作關系而進一步得到強化。2007年4月曹剛川會見蘇丹武裝部隊總參謀長艾哈邁德·吉利（Ahmed El Gaili）時雙方發表聯合聲明，重申了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關系。 當南北蘇丹局勢緊張后，中國國家主席親自訪問蘇丹，并派出特使劉貴今斡旋蘇丹南北兩派。在中國的積極斡旋下，南北蘇丹最終于2011年“和平分手”。相比之下，中國對塞浦路斯南北雙方（南部的塞浦路斯政府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的影響力有限，因而在塞浦路斯問題上，中國尚未開展斡旋外交。
3. 國際關注度
假設3：國際社會對中東熱點問題的關注度越高，中國開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越大。
中國在中東實施斡旋外交，不僅是對現實利益的考慮，而且是對國際責任認知的結果。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提高，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值也不斷增大，希望中國承擔國際責任、提供公共產品、維護國際秩序穩定。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發展中大國，中國肩負著維護中東地區穩定、加強中東危機管理、促進中東沖突解決的特殊責任。在中東地區，沒有任何熱點問題能夠像巴以問題那樣牽動整個世界的神經，成為影響中東政治生態的“晴雨表”。由于認識到國際社會對巴以問題的關注度較高，也由于巴以問題事關中東的全局，因此2002年以來，中國以巴以問題特使機制為抓手，積極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開展斡旋外交，有力地推動了巴以和平進程。毋庸置疑，中國在巴以地區的現實利益較為有限，中國開展斡旋外交主要是對國際責任的一種回應，而不是對現實利益的考量。相比之下，新時期國際社會對沙特與卡塔爾之間的領土糾紛關注度較低，該問題也一直處于可控范圍內，因而中國尚未開展斡旋外交。
4. 危機解決難度
假設4：中東熱點問題的解決難度越小，中國開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越大。
過去十年里，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解決，還與中國政府對危機的解決難度的大小判斷有關。一般而言，問題越難解決，中國投入外交資源、開展斡旋外交的可能性越小，反之亦然。例如，南北蘇丹爆發危機后，喀土穆中央政府同意南方以全民公決的方式決定是否獨立，使中國斡旋外交取得成功的幾率增大，故劉貴今特使開展了頻繁的斡旋外交；相比之下，中國未能參與伊朗與阿聯酋在大小通布島和阿布穆薩島嶼爭端的斡旋，也未能在索馬里各派武裝之間開展斡旋，主要是因為這兩處危機的解決難度較大，沖突方短期內達成妥協的可能性小，中國不愿冒太多的外交風險。
從以上四點可以看出，新時期中國在中東開展斡旋外交具有選擇性與差異性，綜合考慮了利益關聯度、自身影響力因素、國際期望值和熱點問題本身的解決難易程度等四要素，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和針對不同性質的熱點問題，投入外交資源的多寡也不一樣。為檢驗本文提出的關于中國中東斡旋外交的四個假設，下文結合實例加以分析。
五、實證分析：中國在中東斡旋外交的四種類型
眾所周知，中東地區是世界上熱點問題較為突出的地區，成為全球治理的重點和難點，包括阿以和平進程問題、中東國家領土爭端問題、中東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中東國家民族與教派沖突問題等。2010年底以來的中東劇變又給中東國家增添了更多的社會、教派與族群矛盾，利比亞、敘利亞、也門和巴林內部熱點問題亦浮出水面，成為中東新的熱點問題。因此，美、歐、俄、聯合國、阿盟、非盟和海灣合作委員會等大國和國際組織以及中東地區國家紛紛開展斡旋外交，既維護了中東局勢穩定，避免熱點問題升級，又提升了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使中東問題事實上成為各方運籌大國關系的重要抓手。
從下頁表1可以看出，大國參與中東地區治理的重要手段就是開展斡旋外交，斡旋外交的主體不僅包括世界大國和國際組織， 而且包括中東國家如卡塔爾、沙特等。從表1還可以看出，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解決的深度不同，中國的斡旋外交具有選擇性。下文根據中國參與中東熱點問題斡旋的深度，將新時期中國在中東的斡旋外交分為四個層次：深度介入型、主動參與型、有限調解型和總體超脫型。
1.深度介入型
深度介入型是指中國投入很多外交資源，包括派出特使參與熱點問題的解決。這些熱點問題與中國的現實利益直接相關；中國與沖突各方之間保持良好的互信關系；國際社會對熱點問題的解決寄予厚望；熱點問題的可控性較強。在此類斡旋過程中，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高層領導人包括國家主席、總理、部長等常常直接參與斡旋，設計談判議程，使爭端各方能夠在較短時間內達成妥協，至少避免危機的升級。在沖突管理過程中，
中國常常利用援助和施壓兩種辦法。一方面，中國向談判各方提供必要的經濟援助、貿易傾斜政策、減免進口商品關稅、邀請談判方領導人訪華、提供軍事援助和軍事訓練項目等，促使沖突方達成共識；另一方面，中國會以減少經濟援助和限制高層往來等為杠桿，向談判各方施壓，使談判盡可能在短期內取得效果。例如，據統計，2006年，中石油在蘇丹的利潤總額達258億美元，凈利潤146.9億美元，而蘇丹當年的GDP才380億美元 ，中蘇兩國成為事實上的利益共同體，這是中國開展斡旋外交的現實利益基礎。中國在南北蘇丹談判過程中積極運用了援助和施壓兩手政策，并積極提供解決方案，為雙方的和平分手積極開展斡旋外交，避免了雙方爆發大規模的軍事沖突。中國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也積極斡旋，提出建設性意見，為達爾富爾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貢獻了智慧。2007年2月，胡錦濤主席訪問蘇丹，與巴希爾總統舉行了會談，并會見第一副總統馬亞爾迪特和副總統阿里·塔哈。 2007年5月，中國設立了達爾富爾問題特使機制，劉貴今大使多次出訪蘇丹南部、其他非洲國家、歐洲與美國，積極與聯合國、非盟、阿盟和歐盟溝通。中方還利用2007年7月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的機會，推動安理會通過第1769號決議，促成了聯合國、非盟與蘇丹政府關于在達爾富爾地區部署非盟—聯合國“混合行動”問題上達成一致，并向該地區派出了315人的多功能工兵連。 中國在蘇丹的斡旋外交就屬于深度介入型。
2.主動參與型
主動參與型是指中國投入較多外交資源，包括派出特使參與熱點問題的解決，中國國家領導人也時常參與斡旋。與深度介入型不同的是，中國一般不主導談判節奏，不提供議程設置，不通過援助和施壓兩手辦法去影響談判的進程。中國樂見熱點問題的解決，但是主觀上無意通過外交資源的投入來加快談判進程，不期望在短期內見到談判效果。例如，中國中東特使在巴以問題上多年來一直開展穿梭外交，王世杰、孫必干和吳思科等前任和現任特使經常穿梭于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和約旦之間，勸和促談；中國在伊朗核問題上也積極參與，通過“5+1”機制積極敦促伊朗核問題通過對話和談判方式解決，在聯合國主導下的多邊機制中尋求解決辦法。如2006年4月18日，六國副外長在莫斯科舉行閉門會；2006年6月1日，六國外長在維也納舉行會議并達成共識，提出了一項旨在解決伊核問題的新方案，即“六國方案”；2008年4月16日，六國外交部政治總司長及歐盟理事會對外關系總司長在上海舉行會議，討論伊核問題復談方案；2012年4月，伊朗核問題新一輪“5+1”會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中國再次提出在聯合國框架內，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伊核問題。 如同在巴以問題上一樣，中國主動參與斡旋，但一般不尋求主導議程設置，也很少主動提出解決方案。
3.有限調解型
有限調解型是指中國投入較少外交資源，要么臨時參與斡旋外交，要么斡旋停留在淺層次。一般而言，這些熱點問題與中國的現實利益關聯度不大，中國對沖突各方的影響能力有限，國際社會的關注度不高，或者熱點問題在短期內難以找到有效的和平解決方案。在此情況下，中國即使派出特使也是臨時性的和象征性的。如2012年敘利亞危機進一步升級后，2月9日，敘利亞反對派應邀訪問北京。2月17日，中國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長翟雋一行6人抵達大馬士革，開始對敘利亞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翟雋表示，將通過此訪接觸敘利亞領導人和敘利亞各政治派別，為妥善解決敘利亞問題“做些貢獻”，“發揮一些建設性的作用”。 在有限調解型斡旋外交中，中國高層領導人一般不會親自參與斡旋，而常常委托駐外使館官員或低級別官員參與斡旋，或者通過邀請沖突各方訪華。如2011年6月21—22日，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執行局主席馬哈茂德·吉卜里勒訪問北京，中國在利比亞卡扎菲政府與“全國過渡委員會”之間開展有限的斡旋外交。 在這類斡旋外交中，中方闡明立場與談判原則，但不主動設置談判時間和地點。
4.總體超脫型
總體超脫型可視為“間接斡旋”，是指中國不去主動參與斡旋，而是通過國際組織如聯合國，間接參與中東地區危機的解決。這些熱點問題一般與中國的現實利益關聯度較低，中國與沖突各方缺乏戰略互信，缺乏影響沖突各方的能力，國際社會尤其是大國對其關注度不高，或者長期以來該問題一直是熱點問題，難以在短期內找到解決方案。例如，在黎巴嫩問題、索馬里問題、也門教派沖突、巴林政府與反對派矛盾、西撒哈拉問題、伊朗與阿聯酋島嶼爭端等問題上，中國并未主動參與斡旋，而是通過聯合國發揮間接作用，屬于總體超脫型斡旋外交。
從表2可以發現以下三個基本規律：第一，中國在中東的斡旋外交具有差異性；第二，中國在中東斡旋外交的深度主要受利益相關度、權力影響度、國際關注度、危機解決難度四個要素的綜合影響，利益相關度越強、權力影響度越大、國際關注度越高、解決難度越小，中國實施斡旋外交的動機就越強烈，反之亦然；第三，中國在中東斡旋外交的介入深度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背景和不同領導人任期內，中國的斡旋外交投入的資源和介入的深度不同。
六、結 語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升，中東地區成為中國“大周邊”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戰略依托點。中國在中東的斡旋外交是全方位外交的重要內容，對于中國維護海外利益、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提升軟實力、協調與大國關系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在中東的斡旋外交主要針對以下幾種性質的熱點問題：其一，在中東主權國家內部不同派系和族群之間開展斡旋外交，如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利比亞和敘利亞的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斡旋外交，今后不排除在多邊組織框架內中國參與黎巴嫩、也門、索馬里等國內部沖突的解決；其二，在中東國家之間開展斡旋外交，解決其彼此間領土、資源等爭端，包括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伊朗與阿聯酋之間等；其三，在中東以外大國與中東國家之間開展斡旋外交，如伊朗核問題等。研究發現，中國在中東開展的斡旋外交具有輕重緩急的層次性，其斡旋外交的深度主要取決于四個因素——利益相關度、權力影響度、國際關注度和危機解決難度，這四個要素的綜合影響決定了新時期中國在中東斡旋外交的四種形態——深度介入型、主動參與型、有限調解型和總體超脫型。
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理應在中東問題解決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中國的斡旋外交使中國在沖突各方之間扮演橋梁和紐帶作用。與美、歐、俄等大國不同，中國在中東未進行過殖民統治，沒有“歷史包袱”；中國的和合文化和中庸思想強調中和、不偏不倚、不走極端、不干涉他國內政，只是提出或聯合提出建設性解決方案； 中國的外交官比西方的外交官更有耐心，通常采取說服和規勸而不是壓服和脅迫手段，有助于各方最終達成共識。不斷走向成熟的中東斡旋外交恐將成為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一項公共產品，有助于中國軟實力建設和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構建。
當然，在認識到中國在中東開展斡旋外交優勢的同時，也應看到其不足的一面。第一，迄今為止，中東在中國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仍然偏低，不僅排在世界大國和周邊國家的后面，而且經常排在非洲和拉美的后面，進而中國對中東外交的資源投入嚴重不足，未能從全局的高度審視中東伊斯蘭地區對中國延緩戰略機遇期的獨特意義；第二，中國學界和政界有人認為，中東熱點問題盤根錯節，解決難度大，投入外交力度、開展斡旋外交無異于浪費資源，實際上忽視了中東熱點問題往往成為大國間戰略合作的新領域，其有助于美、歐、俄、中等大國和大國集團之間建立更加穩定的合作關系； 第三，中國在中東開展斡旋外交迄今缺乏強大的人才庫和知識庫作為支撐。一線外交斡旋者只有精通中東語言、掌握伊斯蘭歷史、文化、國情和政治制度，才能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戰略溝通能力，才能在斡旋外交中使中國方案真正贏得各方的積極響應?？傊?，中國在中東斡旋外交從無到有、由淺入深，將有助于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影響力、道義感召力和文化親和力，也豐富了中國特色外交理論與實踐的內涵。
作者：孫德剛
歐盟的民族學分析論文 篇3：
“一帶一路”背景下新疆外語教育政策面臨的挑戰與變革
摘要：在當今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尤其是在近期“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我國現有的外語教育政策已無法滿足社會對外語人才培養的實際需求，制定和實行區域性多元外語教育政策顯得尤為必要。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國、尤其是新疆外語教育的現狀和不足，參考國外外語教育政策，結合新疆實際，提出實行多元化的外語教育政策、提高小語種外語人才培養規模的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外語教育；外語人才；新疆；小語種
一、引言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的重大戰略構想，目前已經上升為國家決策，同時也得到了相關國家、地區領導人的廣泛支持和積極響應。培養大量合格的外語人才是“一帶一路”戰略成功實施的重要因素，這給我國“一帶一路”沿線省區，如新疆等地區的外語教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亟需對外語教育政策作出必要的改革與調整?！凹訌婈P于‘一帶一路’沿線語種的外語教學政策與規劃研究，為‘走出去’提供語言支持、儲備語言人才，是‘一帶一路’語言規劃的核心內容?！蔽鞣桨l達國家十分重視外語教育政策，他們常常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不斷適時調整和完善外語教育政策。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語言文化等因素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和價值，“語言的傳播意味著文化的傳播，語言的交流意味著文化的交流，語言的趨同意味著文化的趨同?！蓖庹Z資源成了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主權國家掌握外語資源的多寡不僅關系國家的全球化水平和競爭力，還直接影響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鑒于此，本文以新疆地區外語教育為例，通過分析現狀與不足，認為在以“一帶一路”為重要代表的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的背景下，我國教育主管部門應該結合各省區對各類外語人才的實際需要，改革現有的全國“一刀切”的外語教育政策，制定和實施區域性、多元化的外語教育政策。
二、我國的外語教育政策與新疆外語教育現狀
在我國，外語教育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其濫觴可以追溯至元朝，“我國歷史上第一所外語學校，是元朝時期開設的波斯語學校?！辈贿^直到清末，外語教育才正式成為學校教育的科目。1862年（清朝同治元年），設立京師同文館，內設英文館、法文館、俄文館、德文館等以培養外交和翻譯人才，為我國外語教育奠定了一定基礎。1903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中規定中學以上各學堂均開設外語課，使外語教育得以普及。
外語教育離不開教育政策的規范和指導，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外語教育政策研究成了一個研究熱點。外語教育政策是語言政策在外語教育領域的體現。語言政策是國家干預語言使用的主要手段，對國家的穩定、民族的團結和經濟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各國的外語教育政策總是與其外交政策、經貿往來、科技發展密切相關。我國向來重視外語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先后制定了多項外語教育政策，主要有：
《外語教育七年規劃綱要》（1964）、《加強外語教育的幾點意見》（1978）、《關于外語專業面向21世紀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1998）。新世紀以來又制定了有關中學、大學和研究生外語教育的文件，如2001年頒發了《全日制義務教育普通高級中學英語課程標準》、《全日制義務教育俄語課程標準》、《全日制義務教育日語課程標準》，并印發了《關于積極推進小學開設英語課程的指導意見》，促進了中小學課程改革試驗和教材編審工作；2007年頒發了《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2008年頒布了《非英語專業研究生英語（第一外語）教學大綱（試行稿）》，等等。
新疆占中國國土總面積的1/6，是中國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陸地邊境線有5600多公里，周邊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等八個國家接壤。新疆地處亞洲中心，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歷史上曾為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現已成為我國向西開放及歐亞經濟貿易的橋頭堡。新疆是多民族、多語言地區，也是反分裂斗爭前沿。在新疆，外語是促進經濟文化的交流，邊疆的穩定發展重要工具，外語教育非常重要，它不僅決定著本地區外語人才培養，而且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國家安全和新疆對外開放。
新疆地區的外語教育，可追溯到創辦于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的俄文法政學堂。由于經費與政策等原因，俄文法政學堂在民國期間幾經停辦與復辦，不過外語教育的理念一直薪火相傳。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作為新疆大學前身的俄文?？茖W校培養了大量俄語人才，為新疆外語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新疆的外語教育得到迅速發展，英語取代了俄語，成了第一外語。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央新疆工作會議的召開以及新一輪援疆項目的開展，新疆的各類教育，尤其是外語教育又上了一個新臺階。然而，新疆外語教育的總體現狀卻依然不容樂觀。在中小學階段，外語教育一般只限于英語，所以在此主要分析新疆普通本科高校的外語教學現狀。截至2013年，新疆全區普通高等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共有43所，其中：普通本科院校13所，高職（?？疲┰盒?3所，成人高等學校7所。其中綜合類大學3所，師范類5所，農林、醫學、藝術及理工類等各1所。目前新疆本科高校開設外語教學情況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新疆高校中，開設英語專業的高校有7所。外語小語種中，新疆大學、新疆師范大學、石河子大學、喀什大學和伊犁師范學院開設俄語本科專業，新疆大學和新疆師范大學開設日語本科專業，新疆大學和石河子大學開設阿拉伯語本科專業。此外，在研究生學位點設置方面，新疆大學設有英語語言文學碩士點，新疆師范大學設有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點；新疆高校外語專業博士點為零。
筆者通過調研走訪，進而歸納分析，發現目前新疆高校外語教育教學存在如下主要問題：
（1）開設的二外語語種過少，除俄語和日語外，未開設其他傳統的主要二外語種，比如法語（伊犁師范學院的法語二外剛剛開設，且規模尚小，影響力有限，暫時忽略）、德語、西班牙語等。這使得疆內高校英語專業畢業生在報考內地高校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時，會因二外語種過少而受到限制。同時也不利于疆外英語專業學生報考和調劑到疆內高校的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一定影響了疆內外高校高層次外語人才的培養和流動。
（2）除俄語和阿拉伯語，疆內高校未開設與新疆有密切經貿文化往來的周邊國家的實用小語種專業，比如土庫曼語、吉爾吉斯語、哈薩克語、烏茲別克語、烏克蘭語、塔吉克語等，無法滿足新疆目前日益增長的對這些小語種的人才需求，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與上述小語種國家的交流和往來。
（3）新疆的外語專業研究生碩士點太少，研究方向相對單一，缺少外語專業博士點，高層次外語人才在新疆難有大顯身手的用武之地。這造成了引進高層次外語人才難，留住高層次外語人才更難的尷尬局面，也影響了新疆高層次外語人才的培養，嚴重影響和制約了新疆外語教學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三、“一帶一路”背景下新疆外語教育政策面臨的挑戰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是中國新一輪開放和走出去的戰略重點。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首次提出了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時明確提出，中國致力于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愿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014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今年重點工作時指出，將“抓緊規劃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耙粠б宦贰睂懭肓酥泄彩藢萌腥珪Q定，上升為國家戰略。外交部部長王毅認為：“‘一帶一路’的主線是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優先是互聯互通和貿易投資便利化，方式是平等協商、循序漸進?！?014年8月在蘭州大學舉辦的“一帶一路”文化圓桌會議的開幕式上，教育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杜玉波指出，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要更好地促進沿線國家之間的教育交流，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以發揮高等教育在沿線國家人文交流中的橋梁作用，發揮沿線各國高等教育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智庫作用，發揮高等教育在增強沿線國家互信中的催化作用。
“一帶一路”戰略對我國的外語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應對這些挑戰，不僅需要提高教學質量，改進教學方法，更需要國家從教育政策層面做出調整和改進。目前，我國的外語教育政策本身存在不少問題：“一方面我們至今沒有一份國家層面的有關外語教學的政策綱領性文件，另一方面中小學和大學的外語教學課程目標也缺乏連貫性”?！澳壳暗耐庹Z教育政策不僅難以適應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還阻礙了外語教育的區域多元化發展”。我國的外語教育費時低效，以英語為主要語種的同質專業盲目擴張，我們的外語教育在政策和規劃上存在重大缺失?！斑@種缺失主要表現在外語教育政策制定缺乏中長期的全盤規劃、缺乏權威的管理及指導機構、語種設置過于單一和集中，發展不協調外，更為突出的是，我國外語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很少結合各地區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對人才不同需求的實際，地方在外語教育政策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中很少有自主權?！蓖瑫r，我國外語教育語種結構也不甚合理?！案鶕?999—2001年進行的‘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的統計數據，當時具有初中文化且學過外語的人口中，學習的主要語種和所占比重分別是：英語93.8%、俄語7.07%、日語2.54%、法語0.29%、阿拉伯語0.13%、德語0.13%西班牙語0.05%、其他0.16%。
就新疆的外語教育與使用現狀而言，除了以上提及的普遍性問題，還面臨一些獨特情況。
（1）學習和掌握英語甚至俄語，并不能解決新疆與周邊國家在經濟文化交往中的所有語言交流問題。一方面，“全球化并沒有帶來英語的全球化，世界上說英語的人仍然是少數。而且，隨著世界上成千上萬的市場對語言本土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學習當地市場的語言和文化才能獲得進入當地市場的資格，這早已成為各界共識?！绷硪环矫?，新疆周邊國家語言使用現狀已悄然發生了變化。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亞一些國家相繼通過政策、法律等手段正在進行的“語言改革”，其目的就是要提高中亞國家本民族語言社會地位，促進本民族語言在其國內和國際各方面的發展和使用。中亞國家在國際交流中，用本民族語言取代俄語的苗頭已經出現。
（2）現有的教育政策下，新疆的英語人才相對過剩、小語種人才嚴重不足，甚至奇缺的矛盾日益尖銳。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的實施，新疆作為中亞乃至亞歐的經貿、文化中心的地位愈發凸顯。始于1992年，已連續成功舉辦十八屆的烏洽會于2011年升格為“中國-亞歐博覽會”，每年9月在烏魯木齊舉行，極大地推動了新疆的對外開放和經貿往來。新疆國際博覽事務局副局長胡曉東表示，隨著中國-亞歐博覽會影響力的增大，參展商越來越多，翻譯人才，特別是小語種翻譯越來越走俏：“從需求、從使用、未來的發展，俄語翻譯的需求量都在增大，不僅是俄語，還包括阿拉伯語，哈薩克語等多語種在亞歐博覽會中都有很好的體現。我們亞歐博覽會今年有一個供稿中心，供稿中心就是用了六種語言?！睋患曳g公司網站報道，在亞歐博覽會，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土耳其語等小語種客戶服務占到客戶需求的三四成；阿拉伯語、日語、韓語等小語種翻譯的最低報價為每天1200元，像西班牙語、意大利語這些歷屆烏洽會上很少用到的語種，最低報價為每天1800元；不過相對于小語種，俄語、英語翻譯的報價為每天600元左右。此外，新疆還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旅游業蓬勃發展，目前新疆全區年接待海外游客超過一百萬人次，且增長勢頭強勁。旅游業的發展也亟需大量小語種翻譯人才。然而現行的新疆外語教育政策以及外語教育，造成了新疆英語人才相對過剩、小語種人才嚴重不足的窘境，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制約了新疆的改革開放和經貿文化交流。
（3）新疆多民族地區的外語教育復雜多樣，具有獨特的區域特性。自古以來，新疆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區，在16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著維吾爾、漢、哈薩克、回、蒙古、柯爾克孜等47個民族。一方面，新疆的少數民族學生一般分為“民考漢”和“民考民”兩大類，對于“民考漢”的少數民族學生來說，學習外語是學習第三語言，這與漢族學生學習屬于第二語言的外語自然有很大差異；在文化傳承和負遷移影響上，在學習條件與學習環境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中亞五國的哈、吉、塔、烏四國語言在新疆有跨境語言特點，這些語言兼具外國語和新疆少數民族語的雙重屬性。這些語言與新疆的相關少數民族語言相通或者相近，少數民族學生學習這些語言具有其他民族不可比擬的優勢。鑒于此，“政府有必要特別關注少數民族地區的外語教育，為少數民族地區制訂專門的外語教育政策和外語課程標準，并據以編制少數民族適用的教材和提供相應的課程資源?！?/p>
四、“一帶一路”背景下新疆外語教育政策的變革思路
從上述分析可知，在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當下，外語資源已經成了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大量合格外語人才的培養和儲備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耙粠б宦贰睉鹇缘某晒嵤?，需要大量外語人才，這對我國現行的外語教育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目前，針對“一帶一路”沿線語種的外語教學政策與規劃研究已悄然起步，比如文秋芳指出“一帶一路”戰略面臨小語種人才匱乏的瓶頸，建議成立“絲路”小語種強化訓練基地、設立“絲路”小語種人才培養基金、改革招生制度、調整培養體系、培養“語言+專業技能”的復合型人才。新疆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其外語教育現狀不容樂觀，亟需從外語教育政策層面做出調整與變革。文秋芳的建議為“一帶一路”沿線語種的外語教學政策與規劃指明了方向，也為我們在此基礎上制定符合新疆外語人才培養與需求實際的外語政策提供了參考。
1.國外外語教育政策對新疆外語教育政策變革的啟示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制定和實施多語政策的第一個英語國家，先后頒布了《國家語言政策》，《國家語言及識字政策》（1991）及《澳大利亞學校國頒亞洲語言和學習策略》?！薄岸砹_斯外語教育呈現出外語教學語種多元化、外語教學模式多樣化、外語教學過程個性化等發展趨勢。俄羅斯中小學不僅開設歐洲主要國家的語言，也開設與俄羅斯相鄰國家的語言（如漢語、日語、波蘭語、保加利亞語、芬蘭語、瑞典語、挪威語等）”。歐洲聯盟（簡稱歐盟）是歐洲地區重要的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現擁有28個會員國，有24種正式官方語言。語言多樣性是歐盟國家的重要特征，
“4億9千多萬歐盟公民來自不同的種族和文化，講60余種語言?！睔W盟走的是經濟政治一體化道路，卻實行多元語言文化政策，把促進所有成員國之間的理解和團結設立為自己發展的總目標。歐盟在語言政策中提出的具體方針是“更多語言原則”，“這種語言多元化政策的主要目標在于保護豐富多彩的歐洲語言和文化，最大限度地使用所有歐洲公民接受多語言文化的教育和培訓，為達到上述目的，歐盟通過各種研究項目鼓勵并支持語言教學多樣化?！睔W盟非常重視語言多元化問題，“從語言多元化的理念出發，歐洲聯盟的語言政策將外語教育看成是建設民主、寬容和開放歐洲的重要手段。將語言多元化視為歐洲聯盟的核心價值觀，與尊重人權、文化多元、寬容和接納他者同等重要”。東亞外語教育戰略的重要任務就是建立科學合理的國家外語教師師資認證制度，加大外語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日本和韓國已經出臺國家外語教師師資標準。韓國于2010年率先實施“國家外語教師資格制度”，對新任外語教師的資格進行考核和認證。為激勵和推動這一計劃順利實施，韓國政府還計劃從2013年起，在全國范圍內實現聘用本國外語教師任教。
國外的經驗表明，實行區域性多元的外語教育政策時，應該堅持國家總體教育政策的核心地位，在不違背總體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各地可以結合各自實際情況與需要，靈活調整和制定較為具體的區域性教育政策，試行多元的外語教育政策，包括語種的選擇、課程的設置、考核與評判標準等。
2.新疆外語教育政策變革的基本思路
本文基于實行區域性多元外語教育政策的思考，參考新疆外語教育現狀，結合“一帶一路”戰略對新疆地區外語教育的需求，就新疆外語教育政策提出以下幾點改革建議：
（1）在新疆成立外語教育政策研究機構，規范指導外語教育教學。為了使外語教育更加貼近社會對外語人才培養和需求的實際，使新疆的外語教育政策更“接地氣”，更好地服務本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方便區域性國際交流，建議在新疆成立專門外語教育政策機構，負責全疆外語教育政策的調研、考察、制定、調整、實施和監督等工作。
（2）要特別重視少數民族地區的外語教育，為少數民族地區制訂專門的外語教育政策和外語課程標準，并據以編制少數民族適用的教材和提供相應的課程資源，提升少數民族學生的外語學習效果?？紤]到“民考漢”和“民考民”兩類少數民族學生在學習外語時的差異，可以為“民考民”學生編寫專用外語教材，以便外語教師直接用民族語言講授外語課程，民族學生直接借助母語來學習外語，從而提高外語學習效果。
（3）改變目前新疆英語教育獨大的教育格局，變英語獨大為英語和小語種教育并重互補。擴大外語教學語種數量，除了增加如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傳統小語種之外，在有條件的學校和地區開設與新疆經濟、文化往來密切的土庫曼語、吉爾吉斯語、哈薩克語、烏茲別克語、烏克蘭語、塔吉克語、波斯語等小語種。在有條件的地區，小語種外語學習可以提前到中學甚至小學階段，鼓勵高職高專院校開設小語種課程和方向，切實提高小語種人才的實際應用能力，區內各高校應結合當地實際需要，大力培養高質量、高層次的小語種外語人才。力爭在不遠的將來，在新疆地區形成從中小學到大學的區域性多元化的外語多語種教學體系。
（4）制定實施有利于推廣小語種學習的政策和人才培養模式。鼓勵各高校實行靈活多元的外語教育模式，制定小語種學習激勵政策，比如學生學習小語種可以計算學分，學習小語種可以不再學英語；小語種的成績達到相應標準時，可以減少或免去相應學費等。必要時，還可以設立小語種獎學金，為鼓勵大學生學習一門周邊國家的語言，應該制定一系列與獎學金掛鉤的政策，提高他們學習小語種并且用小語種交流的積極性。嘗試和推廣外語人才尤其是小語種人才培養的復合型模式。外語人才的培養可以采取英語+小語種、專業+小語種模式等多元模式；實行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國家外語人才的交換培養，師資交流和培養模式。在成功實施“3+1”的本科人才培養模式④的基礎上，積極推進校際2+1+1本科人才培養模式，即三年級時插班學習模式。充分利用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西南大學等“對口支援”高校的小語種教學資源，繼續推進和深化新疆高校小語種人才的“插班生”培養模式。
（5）加強外語、尤其是新疆急需的小語種的教學研究水平與資金投入。一是要繼續加強新疆高校外語學科和學位點的建設力度，力爭在不遠的將來，成功申辦小語種專業碩士點以及英語、俄語等專業博士點；重視小語種教學的特色與理論研究，為小語種教學提供理論指導。二是切實提高外語人才的福利待遇，筑巢引鳳，進而吸引全國各地更多高層次外語人才到新疆工作，促進疆內外外語人才的交流，提升新疆外語師資的整體教學和科研水平，為培養更多高素質、高質量的外語人才打下堅實基礎。
五、結語
黨中央“一帶一路”重大戰略構想的提出和實施，不僅賦予了新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的歷史重任，更賦予了21世紀的新亞歐大陸橋以嶄新的意義和價值?！耙粠б宦贰笔侵袊罨母镩_放，推動和促進國際區域經濟文化一體化的重要發展戰略，作為重要戰略資源的外語人才的多寡和培養質量直接關系到“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效果，我國的外語教育政策應根據各地的實際需要作出調整?！拔覈鶈T遼闊，鄰國眾多，各地區的外語教育可以充分發揮地域優勢開展不同語種教育，實現外語教育的多樣化、差異化、個性化和生態化，保證外語教育的可持續發展?！毙陆鳛閲摇耙粠б宦贰卑l展戰略的前沿地區，應該抓住機遇，大量增加實用外語小語種，實行區域性多元化的外語教育政策，優化外語教育結構，提高外語教學質量，提升區域經濟文化交流軟實力，從而培養更多的高素質外語人才，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實施提供人才儲備和智力支持。
[責任編輯：陳立民]
作者：蔡志全 趙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