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題涵蓋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分析論文(精選3篇)》，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摘要：鄧小平的經濟理論一直秉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隨著社會實踐和社會的發展進程適時提出，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體制基礎。然而，自提出伊始，很多人就對其是否科學提出質疑，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因此，討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性具有很強的必要性。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分析論文 篇1：
論市場經濟在中國發展的歷史邏輯
摘要：1840年以來歷史沒有給中國提供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獨立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導致1949年以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是中國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之一。1978年以后市場經濟在中國實現了巨大發展與繁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成功地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前的近30年的建設成就為1978年以后的市場經濟發展和經濟高速增長奠定良好基礎。沒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就沒有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這是市場經濟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規定性。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注重把握市場經濟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規定性，切不可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割裂開來。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歷史邏輯
文獻標識碼：A
自2008年以來探討中國經濟奇跡成因的研究與分析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的熱點課題。國內外一些研究成果將中國經濟奇跡的成因全部歸結為1978年以來中國市場經濟的成功而對新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發展則持基本否定的態度（比如《來自市場經濟的繁榮：論中國經濟之發展》一書就是該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認為，我們應該把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市場化進程放到1840年以來170多年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歷程中去考察，才能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問題有一個更準確、更透徹的認識。世界計量經濟史研究的開創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認為：“有必要采用一種長期的、比較的方法來理解當代的中國?！眹鈱W者把中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歷史長期進程作為一個整體研究對象的視角和方法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和認真借鑒的。
一、近現代以來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不成功的原因
純粹作為資源配置方式之一的市場經濟只存在于理論分析之中，任何具體的和現實的市場經濟形態和市場經濟模式都是與某種具體的和現實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緊密相連而存在的。從市場經濟與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歷史和現實關系來看，自近代史以來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具體的和現實的市場經濟形態和市場經濟模式主要有兩大基本類型：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厲以寧關于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同）的起源問題研究提出了一個比較系統的分析框架。他從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角度將資本主義劃分為原生型的資本主義和非原生型的資本主義。從世界近現代史特別是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演變歷史以及與歐美、日本等國比較的角度來看，要解讀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與繁榮之謎，就需要弄清和回答如下問題：為什么原生型的資本主義沒有產生在中國而產生于西歐從而導致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比歐美晚了約250年？為什么鴉片戰爭以后非原生型的資本主義在中國沒有得到像日本那樣的充分發展從而導致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比日本晚了約150年？為什么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既沒有選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沒有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選擇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什么1978年以后中國成功實現了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并由此實現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與繁榮？
在封建社會甚至更早就有了商品經濟，馬克思曾指出，古羅馬的商人資本已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國的商品經濟在宋代就有了飛躍的發展。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并不能與市場經濟劃等號，商品經濟的歷史只有進入到了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商品經濟才變成了市場經濟。盡管原生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產生在中國，但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在1978年之前“絕沒有經歷過市場經濟”。大量的史實資料和研究成果都充分證明，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非原生型的資本主義在中國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中國資本主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一種經濟成分，它發展微弱，歷史也不長。但是，我們同樣看到它的原始積累、資本積聚、以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諸過程。
如上所述，要探討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不成功的原因，也就是要分析研究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中國沒有產生原生型的資本主義；二是為什么中國的非原生型的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或發展不成功。
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開始于明后期，比起西歐來已晚了約兩個世紀。盡管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卻并沒有自行轉變為資本主義。關于為什么資本主義最早產生于西歐而沒有產生于中國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重要進展，國內外理論界已經有了許多研究成果。綜合歸納多項研究成果的觀點來看，西歐資本主義的產生具有四個基本條件和因素：①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②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工業中的廣泛應用；③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及法律制度的建立；④民族市場和世界市場的形成。正因為只有當時的西歐社會同時具備了上述四大基本條件，所以資本主義只能最早產生于西歐。在上述四大基本條件中，對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最為重要、最為關鍵的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工業中的廣泛應用和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及法律制度的建立。大量關于“李約瑟之謎”的研究成果已經充分解釋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工業中的廣泛應用不能在中國發生的根源。厲以寧通過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比較充分地說明了原生型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只可能產生于西歐，而不可能產生于西歐以外的其他地方的原因。綜上所述，中國之所以不能產生原生型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當時的中國社會不具備對資本主義的產生來說最為重要、最為關鍵的兩大基本條件：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工業中的廣泛應用和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及法律制度的確立。
對于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不成功原因的研究和探討更為重要的問題在于，為什么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非原生型的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或發展不成功？因為世界上除了西歐及其衍生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外的一些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或地區，比如日本、俄國、印度、拉丁美洲國家以及二戰后的亞洲四小龍（臺灣、韓國、新加坡、香港）等，或主動、或被動地先后走上了多樣性的非原生型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而在所有國家或地區非原生型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比較中，1949年以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最不成功或者說是最失敗的國家之一。特別是與同處東亞的鄰國日本相比，為什么日本能夠成功地走非原生型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成為世界強國而中國卻不能？
1840年鴉片戰爭后特別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國資本主義有所發展但又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我們可以主要從外部原因和內部原因兩個方面來分析。首先，從外部原因來看，西方資本主義的外部侵入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雙重作用。它既是中國資本主義成長的促進者，又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壓迫者。一方面，西方列強的侵入既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中國封建統治，又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自然經濟和封建經濟的分解，充當了中國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另一方面，西方列強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愿意中國資本主義大發展而成為自己的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除了通過侵略戰爭大肆掠奪中國財富（包括獲得巨額戰爭賠款）以外，還強迫中國簽署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獲得種種特權，這猶如給本來就先天不足的中國資本主義嬰幼兒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手銬，在強大的手握種種特權的外國資本面前，中國民族資本處于相對弱小和劣勢地位，始終沒有獲得一個自由發展的天地。只要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沒有改變，中國的資本主義只可能緩慢發展。
其次，從內部原因來看，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鴉片戰爭以后，這一制度雖因受到外力沖擊而發生動搖，但封建統治階級的力量仍然強大，國內封建主義的主體地位得到延續和嬗遞，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動力明顯不足。中國的封建社會較早地從領主制經濟過渡到地主制經濟，較早地出現了土地買賣，較早地實現了中央集權的大統一王國，生產力有高度發展，是一種成熟的封建制典型。正因為是成熟的封建社會，它的經濟結構比較堅固，自給性比較完整，上層建筑比較強大，并具有較大的自我調整的機能，不容易被沖破和瓦解。厲以寧認為，宋朝以后，中國封建社會由剛性體制轉變為彈性體制，彈性體制比剛性體制更不容易被徹底打碎而得到延續。與中國相反，日本的封建社會是類似于西歐資本主義前的剛性體制，剛性體制下的封建制度就像一口鐵鍋，表面上看起來很堅硬，卻經不起打擊，一碰就碎。因此，日本是直接從剛性體制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的，而不是像中國封建社會那樣，先由剛性體制過渡到彈性體制，然后封建社會的彈性體制長期存在，再逐漸衰敗、解體。資本主義能夠在日本取得成功而在中國卻得不到充分發展的奧秘就在這里。
二、新中國建立后在短期內由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原因
盡管在建國前毛澤東等就有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構想，但要先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之后才走向社會主義。毛澤東、劉少奇等認為，過渡時期主要是完成兩件事，一是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二是完成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水平，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此，過渡時期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后來的結果卻是在較短的時間內急促地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由國際的和國內的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國際環境因素。由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暴露了市場經濟的弊端，而蘇聯在實行計劃經濟的最初二三十年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所以，“經濟計劃化”在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上都成為一種世界性潮流。當時不僅新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了計劃經濟，而且以劉易斯為代表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也紛紛研究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問題和運用計劃手段管理經濟的問題。英法等國不僅制定了指導性的經濟計劃，還搞了一定程度的“國有化”。劉易斯在他的名著《經濟計劃化原理》中對此有一段極其生動的描寫：“計劃化對政府要求承擔的義務，在發展中國家要大于在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中，許多需要政府做的事可以讓私人企業去做；而在發展中國家，建立工業中心，進行農業革命，控制外匯匯率，以及提供公共服務和普通立法等等都需要行政機構，而它們的行政機構的工作效率卻遠比發達國家為低。那么，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又樂意從事計劃化呢？因為它們的需要更為迫切，盡管會出現失誤和缺少能力，它們還是要去做。因為，如果人民站在它們一邊，從民族感情意識到自己的落后，急于要求進步，那么，他們就樂意承擔重大的困難任務，容忍許多錯誤的發生，而熱情地投身于重振國家的工作。人民的熱情既是計劃化的潤滑劑，又是經濟發展的推動能源。人民的熱情可以使任何事情能夠實現?！绷硗?，新中國建立之初，美國發動了侵略朝鮮戰爭，西方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也迫使我們不得不走這條路。
其次是國內環境因素。建國后的前三年全國工業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并且國有工業在工業發展中的主導地位逐步形成。統計資料表明，1952年，國有工業比1949年增長287%，平均每年增長56%以上。由于國有工業的迅速增長，國有工業在全部工業中的比重顯著上升，由1949年的43.8%上升到1952年的60%以上。到“一五”期間，工業生產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百年來所達到的水平。工業發展的巨大成就加上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中國的巨大熱情，既給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領導人以信心和鼓舞，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他們急于求成的思想，希望通過盡快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一步加快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三、新中國前改革開放時期與1978年以后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繁榮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1978年以后中國通過推進改革開放成功地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之路并由此實現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1978年以后中國通過推進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初步實現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與繁榮，其原因既存在于1978年之后也存在于1978年之前，前者可以歸結為中國漸進式體制轉軌的成功，而后者則主要體現在1978年之前為1978年以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之路創造了根本前提、進行了社會準備和奠定了物質基礎。國內外有關中國1978年以后漸進式體制轉軌的研究已經取得大量有分量、有價值的成果，本文不再贅述。下面著重探討中國計劃經濟與1978年以后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與繁榮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首先，新中國的建立開創了中國千年發展歷史的新紀元，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1949年10月之前中國的市場經濟之所以沒有發展起來，就是因為存在如吉利斯、羅默等所說的“發展的政治障礙”——“在多數情況下，實現現代經濟發展之前，政治獨立是必要的”。各國的工業化經驗表明，一個國家不是獨立的主權國家，或者一個國家不是統一的并保持長期穩定的這種局面的國家，那么該國家既無法發動工業化，也無法使已經開始的工業化發展下去。新中國的誕生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廣泛的社會變革，奠定了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靶旅裰髦髁x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睕]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就沒有1978年以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其次，廣泛的社會變革和巨大的社會進步為1978年以后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和充足的人力資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廣泛的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是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條件。比如廢除封建土地制度是所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而新中國建國初期就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在改革開放之前，新中國在土地改革、掃除文盲、普及基本教育和科技知識、提供基本醫療保健、推動婦女解放、樹立新的社會風尚等方面取得巨大成績，中國在人類發展指標的主要方面取得了驚人的巨大成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社會變革與經濟變革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系?！笆袌鼋洕谶@樣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繁榮起來”?！斑@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毛澤東是有意識地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擴展建立基礎的嗎（他事實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假設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政策，對改革后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國受益于改革前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北热?，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和國際分工體系，規模巨大而又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最大的比較優勢，中國因此而獲得了巨大的“人口紅利”。勞動力的撫育成長需要投入15到20年時間，顯然中國勞動力資源優勢主要形成于1978年之前。改革開放以后釋放的“人口紅利”是“計劃經濟時期栽樹、市場經濟時期乘涼”的典型例證。
再次，構建了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為支柱的科技發展體系，為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撐。新中國成立以后，十分重視科學技術事業。1949年10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到1978年，全民所有制單位科學技術人員的人數已達434.5萬人，平均每萬職工擁有自然科學技術人員數為593.3人；1976年，科學研究支出總額為39.25億元，科研支出總額占財政支出的4.9%；建立和發展了原子能、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計算技術、噴氣和火箭技術等新興科學技術領域。
最后，工業化（特別是重型工業化）進程取得重大進展，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改革開放之后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工業基礎和物質基礎。胡鞍鋼的研究表明，毛澤東時代最重要的標志是新中國開始啟動大規模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迅速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全國資本存量增長了16倍，鐵路、公路、空運、郵電、城市基礎設施和能源生產獲得空間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工業大國之一，按實際購買力平價計算，1975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占世界總量的3.4%。這些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后來成為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后經濟起飛的重要基礎，也成為中國能夠有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世界制成品加工基地的基礎。沈坤榮、李劍的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三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外溢證據并不顯著，相反，內資企業對三資企業的技術外溢證據卻非常顯著。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有如下三方面：內資企業的技術人員被三資企業所吸收，跨國公司的壟斷遏制以及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并購。
四、近現代以來市場經濟在中國發展的歷史命運的基本結論及重要啟示
（一）從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兩個方面來看，1840年-1949年市場經濟之所以始終沒有在中國得到充分發展，根本原因就在于歷史沒有給中國提供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獨立自主地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可能性。
由于經濟、政治、文化、技術、人口與土地等原因，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市場經濟沒有起源于中國而是發端于西歐，由此導致中國從世界的領先者淪為世界的落伍者，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導致非原生型資本主義在中國有所發展，但由于受到享有特權的西方資本和國內封建勢力的雙重擠壓，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不可能得到充分全面的發展。
（二）1978年以后市場經濟在中國實現了巨大發展與繁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成功地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前的近30年所取得的建設成就為1978年以后的市場經濟發展和經濟高速增長奠定良好基礎。
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開啟了中國由衰敗走向全面復興的歷史新紀元。首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其次，中國通過漸進式改革路徑成功地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再次，1978年之前的計劃經濟時期為1978年之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工業基礎、科技基礎、人力資本基礎和社會準備基礎。那種將1978年之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所創造的“中國奇跡”的原因全部歸結為市場經濟成功的觀點是不全面的?！爸袊孥E”的成因不僅僅在于市場經濟在中國實現了發展與繁榮，還在于它是站在改革開放前經濟建設成就的肩膀之上。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明確提出了“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論斷：“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p>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在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命運與社會主義的命運歷史地緊緊聯系在一起，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又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緊相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積極探索并成功推進市場經濟發展，讓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巨大活力與勃勃生機，社會主義又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制度保障。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繁榮，這就是市場經濟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規定性。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皻v史蘊藏著一切智慧”—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既要堅持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學習和借鑒國外有益經驗，還要特別注意把握市場經濟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規定性。我們不僅要明白，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夠收獲“市場經濟之果”，是因為1978年以來我們種下了種活了種好了“市場經濟之樹”，還要思考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和道理：為什么從1840年以來到1978年之前，中國曾多次效仿西方種“市場經濟之樹”而屢種屢敗，唯獨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這一次才種活了種好了“市場經濟之樹”并大面積收獲了豐碩的發展繁榮之果？全面深化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切不可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割裂開來，更不能將兩者對立起來，而是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統一性和整體性，同步推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完善和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的完善，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與高度匹配。
責任編輯：肖琴
作者：李躍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分析論文 篇2：
論鄧小平經濟理論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性
摘 要：鄧小平的經濟理論一直秉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隨著社會實踐和社會的發展進程適時提出，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體制基礎。然而，自提出伊始，很多人就對其是否科學提出質疑，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因此，討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性具有很強的必要性。
關鍵詞：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科學性
引言
長期以來，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認為只有資本主義才可以搞市場經濟。而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應該統一地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鄧小平突破了這種傳統思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創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設想。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內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制度，是鄧小平在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實現過程中在經濟領域的重大突破和理論創新。它是符合中國現階段發展的正確理論。
1.什么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商品經濟的發達形式。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換并受市場機制的調節。市場成為了推動商品生產的基本手段和社會資源配置的基礎。所以，“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一種比較充分發展的現象和形態。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定高度，就需要一個統一的市場并通過市場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這就形成了市場經濟?！焙喲灾?，市場經濟是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其具體表現形式是隨供求的變化，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也就是所謂的價值規律。價值規律是只無形的手，它自發地在市場中起著調節作用。與之相對應的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國家運用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對經濟活動進行調節，稱為有形的手。兩只手都是調節經濟的手段，無意識形態之分。
2.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結合。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調節經濟的手段并不屬制度的范疇，但當它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便被賦予了社會主義性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也是由不同的利益主體通過市場的公平交易、平等競爭來促使資源合理配置。社會生產正常運行、生產和需求實現平衡，從而推動生產力發展。但它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大環境中運行的，不能脫離這個社會制度而單獨存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個是我們堅持實行市場經濟，即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第二個是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里的關鍵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曾說過：“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保證不了?！彼詫嵭惺袌鼋洕皇欠睒s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手段。我們可以用，但不能脫離社會制度而用。
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在社會主義實踐的不斷摸索中逐步形成和確立的。符合馬克思唯物主義的觀點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
1.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初步思考。新中國建立之后，中國一直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不可否認，它曾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已凸顯出來，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因此，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提出伊始，主要仍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只作為輔助調節的手段。但這已實現了由排斥市場到接受市場的偉大突破。鄧小平在1979年11月在與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談話中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經濟。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可以結合市場?！?980年，鄧小平又強調：“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中，都再次重申了市場調節的重要作用。 雖然這一時期仍是以計劃經濟為主，但市場經濟的作用已初露端倪。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1982年十二大已經再次強調了市場的作用，為了進一步搞清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鄧小平一直在進行理論上的思考。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實踐和理論探索。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明確指出了“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應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又再次明確了市場機制的作用，不再以計劃為主。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式確立。從1987年10月的黨的十三大到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和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這一階段是集十四年改革開放之大成，終于從根本上破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的思想束縛，最終提出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三大過后，經濟理論界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上已向市場傾斜。但1984—1988年間，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出現了物價上漲、宏觀調控失靈等諸多問題，加之1989年，社會主義國家動蕩不安，1991年蘇聯解體等問題。中國理論界出現了否定市場經濟的趨勢。鄧小平以革命家的氣概堅定了不是搞市場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信念。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與經濟都只是手段?！边@就對市場經濟的爭論作出了徹底的總結。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三、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基礎
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到確立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爭論和摸索的過程。但最終到得以確立在于它的科學性和充分的現實基礎。
1.計劃經濟體制種種弊端阻礙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新中國建立伊始，中國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工業化也處在比較落后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便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加速經濟增長和提高工業化程度，縮短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在當時中國的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經濟目標比較單純，人們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熱情比較高漲的情況下，這種經濟體制曾為經濟的發展和新生社會主義的鞏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結構的增加，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這種體制的種種弊端逐漸顯露出來。其一是這種體制信息的不完全。其二是對勞動者的激勵不足。導致國家不能做出及時和正確的決策和工人建設熱情退減、生產積極性不高。因此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2.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的要求。鄧小平在分析中國現處階段時指出，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初級階段理論包含兩層含義：第一，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屬于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初級階段意味著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特殊性。中國現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還不符合馬克思對社會主義所描繪的那種水平。因此，實現資本主義條件下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現代化是不可逾越的階段。黨在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边@也客觀上要求市場機制在經濟生活中作用的發揮。通過平等的競爭機制提高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完成中國經濟的原始積累，為實現中國真正意義上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創造條件。
3.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的要求。鄧小平把社會主義的本質概括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自計劃經濟體制弊端逐漸凸顯，計劃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和理論的研究，都證明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優越性。市場經濟克服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它不是由中央機關統一搜集、傳輸和整理信息，統一發放生產指標，而是市場上分布的各個企業對市場上供求的變化及價格的變化作出及時的反應，有選擇地吸收和處理信息。這就大大提高了各個企業的積極性和為最大程度上發揮聰明才智提供了空間和環境。同時也會很大程度上減少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資源浪費。
結束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鄧小平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歷史上第一次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的獨創性理論體系。自確立以來經歷了二十年的實踐檢驗，為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無論從形成過程還是現實基礎來看，都是符合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需求的。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科學的理論，我們要繼續貫徹和實施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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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麗嬌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分析論文 篇3：
國家與經濟發展：關于發展問題的深層次思考
摘 要：研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離不開政治因素的討論。作為政治因素的核心，國家自然應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應建立國家經濟學，把政治觀念與新古典的分析方法結合起來，探討經濟發展的源泉，揭示經濟發展規律，研究經濟發展問題。
關鍵詞： 國家理論；國家經濟學；歷史學派；制度變遷
文獻標識碼：A
研究經濟發展問題不能脫離國家利益的視角，因為，現代化的推動是以民族國家為載體的；世界現代化的歷史展現了一幅各國興衰交替的畫卷。全球化也好，現代化也罷，說到底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各自的民族利益，或者說國家利益。作為現代化的載體，國家是我們研究經濟發展問題和作出經濟決策所必需堅守的利益本位和利益指向。然而，單一經濟學理論卻把政治因素視為經濟決策的外生變量，以“經濟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為惟一的工具。這當然是以個人主義為分析問題的邏輯起點，以國家為代表的社會利益則消失在他們的視線外?？墒?，這種分析方法顯然不能對以下一些令人著迷，并引起了包括作者在內的學者們的強烈探討興趣的問題作出使人信服的解釋：為什么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經濟增長速度？同一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為什么發展有快有慢？為什么先前高度發達的國家在新一輪的發展中突然衰落了？為什么事前并不被看好的東亞國家在最近幾十年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怎么辦？作者認為，解決辦法就在于把國家理論與經濟發展納入一個整體分析框架，創立國家[注：這里，國家與政府在我們的分析中指的是同一事物的兩方面。國家是相對于外國的政府而言的，政府是相對于國內的國民而言的。]經濟學。這種國家經濟學需要把政治觀念與新古典的分析方法結合起來，探討經濟發展的源泉，揭示經濟發展規律，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本文旨在這方面作一些嘗試性的探索。
一、推動社會進步的發動機：經濟？政治？
從動態的角度研究一個國家的社會進步問題首先需要討論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系統。從某種程度上講，能否推動一個國家取得持續性的社會發展主要取決于推動社會進步的發動機的質量。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把社會進步的著眼點要么選擇在經濟層面，要么選擇在政治層面。這里涉及到一個優先次序選擇的問題，即是以經濟發展推動政治秩序變遷，還是以政治變遷推動經濟發展？對此問題，作者的看法是：在經濟全球化的開放的世界體系中，一國把推動社會進步的著眼點選擇在經濟層面還是政治層面，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在世界體系中所處的相對位置。對于先進的發達國家，一般把推動社會進步的著眼點放到經濟層面，遵循由經濟發展推動政治變遷的思路，這也是社會發展的自然演進次序?；谶@類思路所提出的國家理論，可以將其歸為“國家合約理論”，用道格拉斯•G•諾斯的一段分析能大致廓清其理論分析邏輯：“由于人類受其自身生產能力和生存環境的約束，只有通過交換即交易這一基本活動獲得經濟效益和安全保障，而所有權是交易的基本先決條件，所有權結構的效率引起經濟增長、停滯或經濟衰退。國家則規定著所有權的結構，并最終對所有權的效率負責?！保?］對于后發展國家，一般把推動社會進步的著眼點放到政治層面，遵循用政治力量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或掃除障礙的思路，這也是社會發展的強制演進次序?；谶@類思路所提出的國家理論，可以將其歸為“國家戰略理論”，用羅榮渠教授分析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所說的一段分析能大致廓清其理論分析邏輯：社會主義，“從現代化理論來看，這不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自然形式，更不是一種‘強過渡’，而是經濟發展落后國家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一種國家趕超型現代化。通過政治革命來推動經濟革命與工業化，這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模式創新——非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保?］
中國屬于后發展國家，其現代化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自覺定向性強制發展戰略?！白鳛橐环N國家導向的民族振興戰略，現代化啟動成敗的關鍵首先應從政治和制度層面上去搜尋?！保?］536因此，國家作為政治和制度研究的核心，探討其對經濟發展問題所產生的影響，不僅有的深刻的理論意義，對指導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也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
二 、德國歷史學派的國家經濟學
研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需要考慮政治因素。探討經濟發展中的政治因素必須從歷史的角度思考問題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因為，只有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才能理解現存制度、習俗和文化的合理性，以及發展目標、發展政策的一致性與連續性。從歷史的角度探討國家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典型的代表當數19世紀德國經濟學中居于統治地位的歷史學派。這個學派的先驅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便是國家經濟學的提出者，他的主要觀點是：古典經濟學及新古典經濟學是單一的經濟學理論，這種理論實際上是一種世界主義經濟學，它抹殺了各個國家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歷史特點。以國際貿易為例，倡導國際間的自由貿易，是一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掠奪落后國家的手段。李斯特與古典經濟學針鋒相對，提出了生產力理論，建立了國家經濟學，認為國家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核心。與世界主義經濟學的立足點不同，政治經濟學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分析問題的。李斯特指出：“政治經濟或國家經濟是由國家的概念和本質出發的，它所教導的是，某一國家，處于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特有國際關系下，怎樣來維持并改進它的經濟狀況?！保?］國家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國家（在世界當前形勢下）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化和力量，提出國家為了改進它的經濟狀況所應當遵行的政策。李斯特提出國家經濟學的論據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自由競爭經濟并不必然促進國家的繁榮與力量。因為，市場的選擇過程受人們追求私利行動的引導。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的觀點開展自由貿易，一國可能在短期內獲得更多的工業品與消費品，但是，這種暫時的福利條件改善是以犧牲生產能力為代價的，而在長期中，決定一國經濟能否持續繁榮的基礎恰恰是能不斷改進的生產能力。漢撒商人曾輝煌一時，其事跡遍布當今主要的發達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顯赫的集團，卻在幾個世紀后變得杳無蹤跡。原因何在？李斯特認為，漢撒同盟的商業并不是國家性質的，它既沒有內部生產力量的均衡優勢與充分發展作基礎，也沒有足夠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它們到處經營，但卻并不以自己所屬地方的生產與消費作為農業與工業發展的基礎。其結果，反而刺激了外地農業的發展。反觀英國，他并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就開始實行貿易限制。恰恰相反，英國如果不靠它的商業政策，它今天所具有的那樣高度的政治自由與個人自由便不可能實現。正如李斯特所評價的：“英國人與漢撒商人的自由貿易關系使英國農業脫離了未開化狀態以后，他們所采行的以漢撒商人、比利時人與荷蘭人為犧牲的保護貿易政策，使英國獲得了工業優勢，然后借助于它的航海條例，使它進一步獲得了商業優勢?！保?］29
第二，在長期的經濟發展中，力量重于財富。為什么？因為，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要重要得多！以自由貿易為例，一個國家基于某一時刻的比較優勢向國外購買廉價商品，表面上看來可能劃算些，但這樣做的結果是該國的生產力失去了發展的機會，從而最終會處于落后和從屬地位。19世紀處于世界發達水平的拉美國家大多在20世紀淪為發展中國家不正是一個例證嗎？李斯特解釋道：“只是因為國家力量是一種動力，新的生產資源可以由此獲得開發，因為生產力是樹之本，可以由此產生財富的果實，因為結果子的樹比果實本身價值更大。力量比財富更加重要，因為力量的反面——軟弱無能——足以使我們喪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們既得的財富難以保持，就是我們的生產力量，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自由，還不僅是這些，甚至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都會落到在力量上勝過我們的那些國家的手里；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已經有了充分證明，意大利共和國、漢撒同盟、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車之鑒?！保?］46-47值得一提的是,經濟發展的實際路徑選擇沒有預先規定，是由政治力量、生產力量與財富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反作用決定的。不過，從歷史經驗來看，基本的邏輯順序是：一國要擺脫貧弱落后的狀態，一般是先基于政治力量獲得生產力量，又由生產力而獲得財富。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國家理論與制度變遷
制度學派是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和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家在闡述國家理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時，主要立足于討論國家在推動制度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其動力來自對更有效的制度績效的需求，目的是建立更適合經濟發展的組織結構。而這一任務能否實現，關鍵在于國家。諾思認為：“就其作用來說，國家是一種在行政暴力上有比較利益的組織”［1］22，將對制度變遷發揮獨特的、舉足輕重乃至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探討國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需從探討國家對制度變遷所起的作用入手。
從制度變遷的需求角度看，國家的作用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有意識地采取某些措施，通過積累某種產品或要素以改變其相對價格而引發制度變遷。產品和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會產生新的盈利機會，從而改變人們之間的激勵結構和討價還價的能力，進而引發人們通過重新締約、訂立制度以獲取或分配新利潤的努力。第二，將有限的人力、物力資源集中起來進行研究攻關以更快地開發或引進某些新技術以激發制度變遷。技術變化既可以通過改變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促進制度變遷，又能產生新利益從而推動新制度的建立。第三，在國家的職權范圍內按照一定的程序通過修改憲法促進制度變遷。憲法秩序的變化意味著政權的基本規則變化，能深刻地影響創立新制度安排的預期成本和收益。第四，通過擴大市場規模引導制度變遷。市場規模的擴大對制度需求的影響是雙方面的，既能使某些制度的運行成本降低，又能使一些與規模經濟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得以創新。
從制度變遷的供給上看，國家的作用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通過改變憲法秩序促進制度變遷。國家一方面可通過立法改變憲法中壓制社會調查、實驗的條文以保持寬松繁榮的研究氛圍；另一方面可通過推行民主建設鼓勵制度創新的積極性。第二，國家鼓勵或直接參與科學研究以及對外交流學習，通過加強知識存量的積累增加制度的供給能力。知識存量的增加有助于增強人們發現制度不均衡進而改變這種狀況的能力。第三，國家則可以發揮其強制性和規模經濟優勢以降低或彌補制度供給中的各項費用，使制度創新成為可能。制度供給成本至少包括：規劃設計的費用、清除舊制度的費用、實施新制度的預期成本以及隨機成本。這些成本有時會大到使得一般的行為主體難以承擔。第四，國家干預有利于解決制度供給的持續性不足。制度供給的持續性不足是指由于制度變遷中客觀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車”而引起的制度供給少于制度需求的現象。這一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國家的干預。國家既可以通過建立并嚴格執行專利法來減少外部性以鼓勵制度變遷中的制度供給，也可以通過建立一種使私人收益率不斷地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激勵機制克服或減少“搭便車”現象。
國家對于制度變遷的作用還可以從不同的制度變遷方式中得以說明。從制度變遷方式的角度考慮，由個人或自愿聯合團體所推進的制度變遷可以歸結為誘致性制度變遷，其動力來自于新制度安排中有獲利機會的存在；由政府通過強制力所推進和實施的制度變遷可稱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其行為的動力來自于通過制度變遷使收益高于成本的激勵。在這兩種制度變遷方式中，國家的作用都必不可少，但其表現形式卻有差別。在誘致性制度變遷中，國家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法律、命令等形式，承認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而創立的新制度。在強制性制度變遷方式中，國家或政府是新制度安排的創立者和實施主體，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其優勢有三：第一，國家是一個在暴力方面擁有壟斷優勢的組織，通過國家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往往能使新制度在最短的時間內和以最快的速度替代舊制度，減少在制度變遷進程中產生的磨擦成本。第二，國家所能利用的手段比個人或群體所能利用的手段多。除了運用強制性力量促進和加速制度變遷的進程外， 國家還可以通過控制意識形態、運用稅收和價格等經濟杠桿，減少或控制經濟運行中的搭便車現象,減少制度變遷中的組織成本與實施成本，從而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第三，國家提供制度供給具有規模效應，有利于克服由于對制度這種 “公共物品”的搭便車行為而導致的制度供給不足現象。有些制度， 由國家強制推行便于確保制度安排的嚴肅性與公正性，如法律秩序等天然地就應由國家強制推進并實施。
四、國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雙刃劍”
由以上分析可知，國家的存在對于經濟發展是必不可少的，是任何關于長期變化分析的一個明確組成部分，但這一重要因素卻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分析框架中被忽略了。對于研究一個國家長期經濟發展來說，說明國家通過制定制度、動員資源以培育生產能力、促進有序競爭，引導經濟朝著社會合意的方向發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必須指出：作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國家的作用不是萬能的，甚至于有時國家也可能阻礙經濟發展。準確地說，國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雙刃劍”！這一結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新制度經濟學都給予了可信的闡述。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得到解釋，國家是被經濟基礎決定的；同時，國家權力對經濟基礎也具有反作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深刻地分析與概括過這種反作用。他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在政治權力對社會獨立起來并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蛘甙凑蘸虾跻幝傻慕洕l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就沒有任何沖突，經濟發展就加速了?；蛘哌`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于崩潰。這少數例外就是個別的征服事件：比較野蠻的征服者殺光或者驅走某個國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會利用而使生產力遭到破壞或衰落下去?！保?］后來，恩格斯進一步發揮了上述觀點。他在致施米特的信中這樣寫道：“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并能引起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保?］483
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諾思提出了著名的“諾思悖論”——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對于“諾思悖論”產生的原因，諾思認為，國家興衰的根源，或者說使社會未能經歷持久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雙重目標的內在不一致性。一般而言，國家有兩個基本目標:一個目標是規定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以便為統治者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個所有權結構(即規定要素和產品市場的所有制結構)；另一個目標是，在第一個目標的框架內，減少交易費用，以便使社會產出的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的稅收。這就是說,國家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總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的稅收。顯然,這兩個目標不完全一致。第二個目標包含一組旨在使社會產出最大化的、完全有效率的所有權，第一個目標試圖規定一組基本規則，能使統治者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到底是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還是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歷史上看,“在統治者(及其團體)最大限度增加其租金的所有制結構同減少交易費用和鼓勵經濟增長的有效率的制度之間，一直存在緊張關系。這一基本的二元結構，是社會未能經歷持久的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1］25。
正是因為國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雙刃劍”，我們在運用國家權力來推動經濟發展時一定要注意揚長避短。恩格斯與諾斯的分析給了我們以重要啟示：運用國家權力來推動經濟發展時，一定要遵循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而不是以強權施壓；同時，盡可能把國家權力置于社會和公民的監督之下，以防統治者為追求自身利益制定低效率的制度從而導致社會僵化。
五、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國家作用
中國的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在政府主導下的趕超型發展道路，這種發展模式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以漸進的方式正穩步有序地向前推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改革的成就的取得與鞏固依賴于在發展進程中揚長避短地發揮好國家與政府的作用。對于如何發揮好國家與政府的作用，本文擬從三方面加以說明：
（一）關于發展主體
發展主體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的。中國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使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也在推行中暴露出一些問題。因此，對于政府作為發展的主要主體問題應該作辯證分析。
1.適合于中國國情 中國的市場發育程度不夠完善、水平仍不夠高。特別表現在市場自由度與市場集中度低，還沒有形成有效競爭機制與良好的競爭環境，最重要的是還沒在大多數人心中形成健康的競爭心理。此外，中國也沒有經歷大多數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曾經歷的“原始積累期”，同時還面臨著高速發展經濟、追趕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壓力。因此，選擇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就有利于發揮出政府動員和組織經濟發展所需資源的能力較強的優勢，有利于推動社會穩定、有序地向前發展，避免經濟轉型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無序與混亂。正如鄧小平所說：“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h中央、國務院沒有權威，局勢就控制不住。我贊成邊改革、邊治理環境整頓秩序。要創造良好的環境，使改革能夠順利進行?！保?］
2.具有優越性和可行性 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所具有的優越性與可行性尤其以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前期取得的顯著成績所佐證。連一些非社會主義國家，如韓國、新加坡等，也因采取以政府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以政府在資本形成中所起作用來說明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具有的優越性和可行性：一是時效快。以政府為主體的資本形成是一種加速度的能動發展過程，可以減去許多由于私人主體之間由于相互傾扎而造成的逆向反作用。二是集中度大。政府頒布的政策具有覆蓋面寬、集中度大的特點。國家以其特有的經濟職能，通過諸如低工資、低農產品價格、鼓勵高儲蓄等手段進行自我集資來推動資本形成，籌集大量發展資金并進行統一的資金分配。三是波動性小。由社會中樞——政府來行使“資本形成”的職能，可以大大避免私人主體之間相互抵消發展力量的弊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會震蕩。
3.不能過份夸大政府對于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任何發展模式都是萬能的！政府作為發展主體的優點決絕不應過份夸大。政府主體的優點，只能在其作為“主要的”主體，而不是“惟一的”主體的限度內才能發揮出來，超越了這一限度，優點就會變成缺點。如果政府主體排斥了一切社會主體，在一個“百廢待興”的發展中國家，它是無力“包攬一切”地承擔起全部發展任務的。這方面，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與后的發展效果可以說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于采取了“政府主體為主，社會主體為輔”的發展主體模式，經濟獲得了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無可比擬的大發展。1990年代，又進一步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新體制，實質上也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這也說明，以政府作為發展主體的戰略具有階段性：在發展前期，為培育市場、整合資源，政府的主體作用顯然會大些；在發展后期，政府則應順從市場規律，盡量退到“裁判員”的席位上，讓更多民間主體發揮作用。當前，要發揮好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重要的是要培育公務員隊伍中依法執政的能力和意識，合理地劃分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進程中的管理權限，把政府對經濟發展的視野重點轉移到大的問題和方向問題上來。
（二）關于發展目的
有一點應該明確，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只是發展的手段，中國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是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然而，這一目的的實現卻不是只靠市場經濟中那只“看不見的手”發揮調節作用就能實現的，因為，經濟系統運行質量的衡量標準是效率原則，它取決于現有資源開發和利用程度及使用新資源的潛能；但是，高效率的經濟運行機制并不必然導致我們所滿意的發展結果。相反，它可能因導致兩極過度分化而影響社會穩定。要使經濟的高效運行與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目的相互協調，就要求我們對資源的使用加以控制，以使經濟系統沿著一條協調的、可持續的、健康的道路發展。國家在這方面具有無法替代的優勢。
嚴格地說，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是一種手段，是我國動員資源、增加社會財富的一面旗幟，有利于激發蘊藏在社會中的發展沖動。然而，在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下，由于這種發展沖動受制于私人企業主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狹隘目的，可能導致社會的極度分化和混亂、道德的倫喪和人性的泯滅。在我國，由于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人之間的相互競爭受制于國家的總體發展規劃之下，經濟系統的各個分支系統之間在運行中產生的沖突與矛盾能在維護國家整體效益的前提下得以及時解決。因此，我國由于存在一個強有力的、高效率的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的政府，發展過程中就能把諸如兩極分化、道德水平下降等社會異化現象控制在社會和人民可以接受的范圍內，使社會財富的增長和其它文明成果不為少數階層所攫取，而是較為公正地分配給大多數社會成員。
（三）關于發展路徑
在發展的路徑選擇上，中國的改革經驗說明，一個國家順利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是在政權的有效作用下處理和協調好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關系。筆者贊同西方有機保守主義，認為社會是一個精細的有機體，任何企圖以一個臆造的圖式為基礎急劇地進行機械改革的嘗試都可能使一國走向解體、混亂和失去可控性的道路。蘇聯的解體便是一例。因為，經濟發展有導致社會異化的趨勢，正如諾思所說：“增長過程對一個國家意味著內部的不穩定?！保?］29如果不能及時地把發展進程中解放出來的市場力量和社會中出現的新利益融入到該國政治范圍的框架內使其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積極因素，那么，它們就可能成為反體制的因素和社會制度的破壞者。
中國改革的實質和推行這些改革的方式和速度在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公式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其重要經驗在于，必須保持國內經濟與社會政治進程的可控性、保持穩定和保持方針路線的繼承性。世界各國發展史說明，沒有一個國家在同步推進經濟與政治改革進程方面取得了成功。經濟發展成就的取得及鞏固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依賴于國家政權的力量提供穩定的環境；因此，我贊同漸進式的改革方案，即在有意識地把握住政治領域內改革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把發展所解放出來的市場力量與社會出現的新利益納入黨和國家在一定的政治范圍框架內進行建設性的相互協作的進程中去。換句話說，要把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與沖突導入合理化的機構，使之能被及時地加以協調解決，不致于釀成爆發性地震蕩與破壞。這是一個極其精細的、需要我們特別小心謹慎和深思熟慮地加以對待和處理的進程，也是實現和諧社會的要義所在。在這個進程中，最關鍵的是要在保持國家可控性和社會穩定性的前提下，以積極的心態十分關切地和不急不躁地為政治改革創造條件并有序地推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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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任編輯：李 樹
作者：唐 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