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精心整理了《食品企業食品安全論文(精選3篇)》，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摘要：食品質量安全直接影響社會穩定和人們健康，它是食品企業的首要社會責任。但近些年，中國食品質量頻頻出現問題，食品質量安全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產生極大的不良影響。因此，提升食品安全系數，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感，已經刻不容緩。建立食品企業質量安全信譽是重獲消費者信任和長遠發展的唯一途徑。
食品企業食品安全論文 篇1：
以食品安全為核心的我國食品企業社會責任淺析
摘要：我國一直崇尚“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但近幾年來卻食品安全問題頻發，凸顯了食品企業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社會安全責任嚴重缺失。通過介紹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分析我們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原因，提出我國食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要以食品安全為核心的建議。
關鍵詞：食品安全；食品企業；社會責任
食品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物質，是保證人們身體健康和營養供給的必需品。然而，我國作為一個飲食大國，近幾年來食品安全問題卻頻頻出現，嚴重危害了我國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公眾對食品企業的信任度一再降低，更加凸顯了我們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嚴重缺失。而食品的特殊性決定了食品安全是食品企業社會責任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體現。企業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責任人，企業作為社會公民應當承擔起對消費者的社會責任，應在保證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謀求企業自身發展。
一、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
1979年，Carroll提出了社會責任分類思想，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乃社會寄希望于企業履行之義務；社會不僅要求企業實現其經濟上的使命，而且期望其能夠尊法度、重倫理、行公益。因此，完整的企業社會責任，即企業的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自由慈善責任之和。
二、我國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近年來，國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每年被披露出來的食品安全事件至少上千起。食品安全問題頻頻出現，凸顯了我國食品企業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社會責任嚴重缺失，其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食品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意識
傳統的看法認為，企業作為一個盈利性組織，其唯一目標就是賺取利潤，獲得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樣的目標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僅僅以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很容易使企業只重視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產生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如在生產過程中以次充好、偷工減料，以犧牲消費者利益為代價換得短期的超額利潤。因此，如何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實現企業的社會價值成為熱點。實現企業社會價值最大化，就必須將消費者的利益置于重要地位，遵守商業道德，承擔起應盡的社會責任。
（二）消費者缺乏食品安全常識，維權成本高
首先，消費者缺乏購買安全食品的常識。中國眾多的消費者由于收入水平不高，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加上缺乏相應的常識，所以在購買食品時安全意識淡薄，往往制圖便宜，不顧及食品的質量、衛生問題。
其次，消費者在自身權利受侵犯時，只有少數會努力爭取自身權利，大多數消費者往往忍氣吞聲，不去做有力抗爭，不知道用法律維護自身權利。原因是維權成本太高，大部分食品的價格都不高，而投訴成本遠遠大于消費者獲得的賠償，這讓很多消費者放棄了維權。對消費者而言，如果索賠的成本高于索賠所獲得的賠償，那么從理性的角度看，很多消費者會放棄維權與索賠。
（三）相關法律制度建設不完善，政府部門監管執行力不夠
制度建設不完善表現在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缺乏系統的法律約束和保障。目前，我國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散見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法律法規中，沒有專門的法律對企業的社會責任作出系統規定。與此同時，我國的市場體系尚不健全，市場準入制度、競爭體制和市場交易秩序也不規范。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監督、行業協會以及整個市場機制的作用都是有限的。
三、保障食品安全，促進食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措施
對于企業來說，在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到消費者的利益和充當正確的社會角色，即要在利益和道德之間尋找一個恰當的平衡點。這就需要我國的食品企業逐步承擔起以食品安全為核心的社會責任，而對于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承擔需要企業、政府和消費者三者的共同參與和監督。
（一） 企業方面
作為食品企業，充分承擔起社會責任，以食品安全為導向嚴于律己，尋求利潤與道德的平衡點，才是其長久發展之計。食品作為一種特殊產品，直接關系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證食品安全是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最重要的體現，也是衡量食品企業是否負責任的第一標準。
1.樹立正確的經營理念
企業的經營理念如同一個人的價值觀，是指引企業發展方向和具體行為的明燈。能否樹立正確的經營理念是企業能否履行社會責任的前提。社會是企業的生長環境和利潤來源，在企業利用社會提供的經營環境和市場條件謀求利潤時，不能忘記自身所肩負的企業責任和社會責任，尤其在企業壯大之后更有責任、有義務反哺、回報社會。
2.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
社會責任意識與企業成功與否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對食品企業更是如此。它在反映企業經營者道德水準的同時能夠促進企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食品企業要樹立“以人為本”觀念，把保障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作為企業的基本職責。加強食品企業社會責任建設要培育和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本質上是企業管理層和全體員工的行為、素質的綜合體現，直接關系到食品企業社會責任水準的高低。因此，培育和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樹立良好的社會責任風氣是企業社會責任全面實現與提升的關鍵環節。
（二） 政府方面
要加強政府的監管與服務，各級政府要轉變職能，重新確立政府職能部門在食品安全監管中的責任，建立食品質量安全的有效監管機制，構建食品安全預警體系和食品安全追溯體系。
1.構建食品安全預警體系
建立食品安全預警數據庫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食品種類多、范圍廣，各類數據信息繁雜，是一項長期的、難度很大的綜合性工作。面對當前我國的食品安全數據庫的建設現狀，需要在原有零散的數據庫建設的基礎上，合理的進行調整并協調各級數據庫的層次結構，才能建立全面、系統的食品安全預警數據庫，減緩食品安全隱患，為食品安全狀況評價和預警決策服務。參考歐美等發達國家風險分析原則，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風險評估模型和方法。為評價我國食品安全性，并為風險評估提供有效的數據，需要建立食品安全監測點進行主動監測，獲得我國食品安全狀況動態規律，建立我國主要食品中重要危害物監測基本數據庫，對食品供應鏈從生產、加工、包裝、儲運到銷售過程進行全程監控和溯源。
2.構建食品安全追溯體系
食品安全追溯體系是一種旨在加強食品安全信息傳遞、控制食源性疾病危害、保障消費者利益的食品安全信息管理體系。食品安全追溯體系主要通過對食品供應鏈的全過程的各節點進行有效標識，實現對食品原料、加工、包裝、儲藏、運輸、銷售等環節的全程質量控制和跟蹤溯源，一旦發現有危害健康的問題，可根據生產和銷售全過程中各環節所記載的信息追蹤流向，以便采取食品召回或撤銷上市等應急措施。
為促進食品企業承擔以食品安全為核心的社會責任，實施從農田到餐桌的全程管理，增強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消費信心，我國要構建起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體系，還存在一些問題，是一個長期逐步實現的過程。
3.加強食品安全監管技術支持，加大食品安全懲罰力度
在食品安全標準體系中，要以食品質量標準和衛生安全標準為核心，完善國家食品質量安全檢測檢驗體系，提升檢測能力，以期建成覆蓋全國的食品質量安全監測網。加快建立獨立、權威、公正的食品安全實驗室，提高食品污染檢測水平，為食品安全監管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撐。同時，加強快速檢驗設備的配置，使大范圍、短時間的食品安全檢測成為可能。
一些地方和部門監管缺失，對違法行為打擊不力，也使得食品領域違法犯罪行為得不到有效遏制，致使有的食品生產經營企業有機可乘并鋌而走險，肆意制售不安全食品并流向市場。要加大對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及其責任人的責任追究力度，對監管執法人員的違法行為要加大懲處力度。
（三） 消費者方面
消費者是食品安全問題的承受者，應該加強食品安全意識，參與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監督工作。消費者是市場的主體，食品的直接受益者，他們在食品安全中應該發揮基礎作用。重點加強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教育，增強消費者對問題食品的識別和防范能力，增強利用食品安全信息的能力，樹立安全至上的觀念，讓消費者接受 “食品不是絕對安全”的理念，糾正不良購買行為，選購有安全標識的食品。我國消費者群體目前還不太成熟，總是習慣于接受保護而不是主動保護，不善于運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我們要加強法律常識教育，增強消費者的法律意識，提高自覺運用法律方式來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鼓勵消費者參與到監督食品安全的活動中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監管作用。
對于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主要還是應該促進食品企業承擔以食品質量安全為核心的社會責任，作為一個盈利性組織，也要考慮國內環境和其須承擔的社會角色，在利益和道德之間尋求一個最佳的平衡點。當然，這需要企業、政府和消費者三方共同努力和參與，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食品安全預警體系和追溯體系，才能夠保證人們在今后的生活中享受到安全、無公害的食品，才能夠保證我國安全食品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與評估[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 羅曉雷.淺析我國食品安全問題[J].江蘇調味副食品，2011，28（1）.
[3] 慧希，季任天．我國食品安全預警系統的完善[J]．食品工業科技，2008，（3） .
[4] 劉艷.論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J].現代商貿工業，2010，（11）.
[5] 王曉麗，李磊.基于食品安全視角的食品企業社會責任淺析[J].價值工程，2009，（11）.
[6] 蔣冬梅.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理念的食品安全問題探討[J].中外食品，2008，（7）.
[7] 李思，姜啟軍.淺析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全面質量管理[J].湖南農業科學，2010，（24）. [責任編輯 王 佳]
作者：王雪青
食品企業食品安全論文 篇2：
中國食品企業的食品安全與社會責任研究
摘要：食品質量安全直接影響社會穩定和人們健康，它是食品企業的首要社會責任。但近些年，中國食品質量頻頻出現問題，食品質量安全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產生極大的不良影響。因此，提升食品安全系數，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感，已經刻不容緩。建立食品企業質量安全信譽是重獲消費者信任和長遠發展的唯一途徑。
關鍵詞：食品安全 社會責任 食品企業
0 引言
食品安全是消費者在選購時主要考慮的因素，也是食品企業發展最根本的基石。食品安全關系到政府和食品行業聲譽、食品企業的生存、消費者的生命健康，更關系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然而不少國內食品企業摒棄了應有的社會責任，為了追求利益屢屢犯險，不斷制假販假，甚至不惜以消費者的生命做賭注，使得食品行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中國食品企業想要重獲消費者信任和獲得長遠發展，唯一的途徑就是提高食品質量、建立起企業食品安全的信譽。
1 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
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1]，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從目前食品行業出現的信任危機角度來講，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在創造財富的同時，要承擔維護好、實現好和發展好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的責任，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證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問題。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底線是食品的安全，也就是說，保證食品安全是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特征，是社會責任的核心[2]。
2 中國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原因
中國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屢屢出現食品安全問題的根本原因無外乎這樣幾點：
2.1 把利潤作為唯一經營目標
很多食品企業把利潤最大化作為自己唯一的經營目標，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視長久發展。再加上來自國外食品企業的激烈競爭和原材料價格的持續上漲對企業利潤的擠占效應，很多食品企業為了保住自己的利潤，為了能夠降低成本，不惜削減產品質量水平，甚至危害消費者健康。
2.2 道德文化建設缺失
企業道德文化建設在中國起步較晚，企業自身對社會責任的認識和實踐比較薄弱，侵害勞動者、消費者、債權人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普遍存在。很多食品企業責任人甚至連道德文化和社會責任是什么都不知道。
2.3 法律法規不完善
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雖然不少，但存在立法過于分散、缺乏可操作性等問題，因此法律法規體系還是不夠完善，尤其是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立法。從總體上講，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立法已經初步確認，但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法律法規體系還存在著很多不足[3]，難以在規范市場經營方面發揮應有作用。
2.4 監管力度不夠
一方面，國內不少監管機構在對食品企業的質量安全管理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一些執法流于形式，造成監管“真空”。一些管理部門職能交叉重復，造成了誰都可以管，但最后誰都不管的局面。另一方面，犯罪成本太低，而作假的收益又太高，也是中國食品企業屢爆惡性事故的原因之一。如果食品企業出事，一般是監管部門罰一點款了事，難以對這些企業形成足夠的威懾。
3 國外食品安全建設的啟示
3.1 企業食品安全和道德意識強
很多國外食品企業早就意識到企業道德和社會責任對于自身發展的重要性，它們把食品質量與安全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首要任務，以過硬的質量贏得了國內外的信賴，成就了一流的品牌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3.2 食品監管形成立體網絡
在國外，已經有非常多的國家建立起全方位的食品監管網絡了。比如，美國的食品安全監管機制，按照聯邦、州和地區分為3個層面監管。三級監管機構大多聘請相關領域的專家，采取進駐飼養場、食品生產企業等方式：從原料采集、生產、流通、銷售和售后等各個環節進行全方位監管，從而構成覆蓋全國的立體監管網絡[4]。
3.3 懲罰力度強
除了直接賠償外，不少發達國家都有懲罰性賠償相關法律，讓消費者通過法律，把不良企業罰到傾家蕩產。其目的主要是對其他企業進行威懾與警示。比如2010年底德國一家養雞場發現飼料遭致癌物質二噁英污染，事發后，不但德國檢察機關提起刑事訴訟，同時該飼料企業還要承擔受損農場提出的高達數千萬歐元的民事賠償。
3.4 誠信體系的約束力
不少發達國家是靠一個無形的誠信體系來進行運作的，一旦食品企業的誠信受到質疑或者有污點，其誠信得分會嚴重下降，后果極為嚴重，其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以后基本上就不會再貸款給這些誠信出問題的企業了。
3.5 有較完善的法律體系
發達國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規的發展比國內早很多，因此一般都有比較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美國良好的食品安全狀況很大程度上也歸功于其完善的食品安全法。例如：《食品添加劑修正案》、《嬰幼兒食品配方法》、《色素添加劑修正案》、《藥物濫用控制修正案》、《肉類檢查法》、《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等等。每年還有一系列的舉措推動食品法律的制度創新。
4 中國食品企業加強社會責任建設的建議
4.1 樹立正確的經營理念，增強食品安全責任觀念
食品企業作為一個社會單元，不可能離開社會、獨立于社會之外而生存，因此，必須要樹立正確的經營理念，增強食品安全責任觀念，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考慮消費者的利益。食品企業的生存發展也要隨著社會的進步而前進，利益與利潤并重，義利并行，從關心企業自身利益到顧客利益的方向上來才行，這樣才會更道德，更有價值意義，才會走得更遠。
4.2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和召回機制，使危害最小化
食品企業應該建立從原材料進廠到成品出廠的全程質量監控，對原輔材料的供應、食品加工、流通等每一個環節進行分析控制，建立質量信息的可追溯機制。另一方面，食品企業應該建立相應召回機制，能從市場和消費者手中及時收回問題食品，從而制止已流入市場的問題食品對廣大消費者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損害擴大化。
4.3 完善監督機制，加大懲罰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各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明確職責分工。加強各監管機構內部建設，健全激勵約束機制，提高監管執法人員素質，以提高監管效率，加強監管力度[5]。同時也應該充分發揮行業協會、新聞媒體、社會公眾等的監督作用，形成多元化監督網絡，提高監督效能。值得注意的是，在監管力度方面尤其要加大懲罰性賠償力度，提高犯罪成本，只有在嚴厲懲罰性賠償制度下，食品安全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4.4 完善法律體系，保障消費者利益
中國食品安全相關法律起步較晚，安全標準層次還比較低，但是為了更有效地防控食品安全犯罪，有必要建立以食品安全基本法為龍頭，其他具體法律相配合的多種層次的立體框架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只有完善相關法律體系，才能保障公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才能促進食品行業的健康發展。
5 結論
食品安全與消費者健康和社會安定息息相關，食品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還應該要保證消費者的根本利益，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在激烈競爭中站穩住腳，才能夠獲得更長遠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劉建勝.社會責任視角下的企業核心競爭力提升[J].企業活力，2011年[6]:74～76.
[2]劉艷.論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J].現代商貿工業，2010[11]：79.
[3]史倩.論我國企業社會責任[D].河南：河南大學，2011年5月.
[4]各國如何應對食品安全事故[J].《品牌與標準化》，2011[11]：53～55.
[5]毛中根.進一步強化食品安全監管[N].人民日報，2012，08，24(7).
作者：盛麗俊
食品企業食品安全論文 篇3：
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及食品安全治理政策
摘要：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是食品安全事件頻發的前因。以滬深股市58家食品飲料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扎根理論探索構建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模型，顯示企業文化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在前置驅動因素，質量改進和經濟績效是調節“文化-責任”關系的內部情境因素，企業榮譽是調節“文化-責任”關系的外部情境因素。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食品安全；食品企業；扎根理論
一、引言
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頻發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有效實施食品安全治理、引導食品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實質是拷問中國食品安全治理面臨的這些問題：為何有的食品企業堅持履行社會責任，但也有不少食品企業甚至是名牌或龍頭企業違背社會責任？有哪些主要因素影響食品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其驅動機制和調節機制又是怎樣發揮作用的？目前我國學術界和政府尚未深入研究和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政府日益重視食品安全治理。近幾年已經施行了《食品安全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國務院關于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等系列法律法規，并成立了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作為食品安全工作的最高議事協調機構，十八大報告也提出今后需要改革和完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制機制。然而，這些改革在近幾年并未收到顯著成效。根據復旦大學吳恒創辦的“擲出窗外——面對食品安全危機，你應有的態度”網站、國家食品安全中心網站“質量播報”欄目和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主辦的中國食品安全論壇網站“食品安全問題曝光”欄目（未披露2010年的數據）的數據統計，中國2010—2012年度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數量與趨勢如圖1所示。圖1表明，雖然三種統計數據的差異較大，但均反應了中國自2009年實施《食品安全法》之后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數量仍然呈上升態勢，并未明顯扭轉。為了克服單一政策監管的低效，2012年6月國務院召開了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將“嚴格落實生產經營者主體責任”作為今后食品安全治理的六大任務之一。因此，只有明確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其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才能制定實施政府監管強制性與企業履責主動性相協同的高效食品安全治理政策。
二、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對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從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過程、需求層次、宏微觀主體、傳導機制等五個視角展開的。
（一）根據內容界分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
一些學者認為利益相關者、企業績效和外部環境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三大影響因素。利益相關者因素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對政府、非盈利組織、消費者、股東、職工等內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正當訴求，以及對減少貧困、降低污染等社會訴求的回應[1]。企業績效因素關注企業社會責任行動對企業績效產生的影響，尋求以提高企業績效為目的的最優社會責任履行方式、途徑、程度和時機等[2]；楊春方（2009）發現出口業績、創新程度、管理水平、財務狀況等企業績效因素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方式和程度具有顯著影響[3]。外部環境因素強調對企業取得合法性、增強聲譽、響應公益行動、規避市場風險、鑄就顧客忠誠等具有重要影響外部環境，包括法制環境、市場環境、地域環境和人文環境等，外部環境壓力促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4]。在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法律環境的完善程度和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5]，以及政府控制、政府層級、市場化進程等外部環境因素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水平具有顯著影響[6]。
（二）按照過程界分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
Brickson（2007）認為，根據內容界分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忽視了企業組織及其管理層對社會責任產生作用的精神框架和意識過程，無法讓管理層認知企業所處的現實世界[7]。為此，Kunal等（2008）構建了一個企業社會責任意會（Sensemaking）過程模型，該模型將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意會過程分為認知（Cognitive）、語言（Linguistic）和意動（Conative）三個遞進環節。其中，認知環節包括對企業的目標定位和合法性判識，語言環節包括對企業正當性和透明度的傳達，意動環節包括對利益相關者履行社會責任的事前承諾等[8]。郝云宏等（2012）認為目前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視角存在重經濟理性而輕制度理性的偏失，并基于合法性理論構建了一個“制度環境—制度壓力—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三因素影響過程模型[9]。
（三）根據需求理論識別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
Tuzzolino等（1981）借鑒馬斯洛創建的人之五層次需求理論，構建了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需求因素框架，它將企業的需求分為生理需求（盈利、合法等）、安全需求（競爭地位、避免倒閉等）、心理需求（利益團體、合作共享等）、自尊需求（市場地位、產品領先等）和自我實現的需求（慈善行動、環境保護等）[10]。其中，企業自我實現的需求即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需求，它受前四種需求的影響且在前四種需求得到滿足時才會產生。McWilliams等（2001）根據經濟學的供求理論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一種投入，建立了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供給與需求模型，并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企業規模、多元化水平、研發支出、廣告支出、政府采購、消費者收入、勞動力市場、產業生命周期等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需求性影響因素[11]。
（四）基于宏微觀主體間關系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
Aguilera等（2007）構建了一個企業社會責任多重影響因素框架，該框架劃分了微觀個體（企業管理者等）、中觀組織（行業等）、宏觀國家和泛宏觀國際組織（政府聯盟等）四個主體層次，結合心理學、社會學和法學理論分析了影響這四層次主體支持企業社會責任的工具性（自利性）動機、關系性動機（主體間關系）、道德性動機及三種動機的交織影響[12]。S. Li等（2010）比較分析了中國、俄羅斯、巴西和印度四個新興市場國家的跨國公司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發現緣自國家、行業和企業三個層次，其中具有不同法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國家產生的影響最大[13]。楊春方（2012）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國家、社會和企業三者進行利益博弈的結果[14]。
（五）從傳導機制視角探究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
企業社會責任的傳導機制是國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確定前置驅動因素，再通過中介因素的傳遞或調節作用，最終影響到企業社會責任。主要觀點有：國家與社會文化（集體主義、權力距離等）影響企業管理者的價值觀，后者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在法規政策、行業自律規則和投資者的監督規則等制度因素的調節下，企業經濟基礎前置地驅動企業社會責任；中國企業的產權性質和產權結構決定企業承受的政治干預程度，政治干預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交織影響決定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水平；企業領導類型影響下屬員工的倫理認知，后者直接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效果，其中變革型領導比交易型領導產生的影響更大；甘地（Gandhi）文化對印度結構（國家政策等）產生了重要影響，后者決定著印度企業處理社會責任問題的方式；企業核心價值觀影響企業倫理進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最終影響到企業財務績效。
國內學者對傳導機制的研究較多。韻江等（2005）認為公司治理、組織能力分別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前置變量和中介變量[15]；李建升等（2007）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文化驅動企業績效的中介變量[16]；姜志華（2011）認為企業高管價值觀是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前置因素，企業文化是中介因素[17]；周立新等（2012）發現中國家族企業的內部能力（制造能力等）和外部關系（社會網絡等）對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具有調節效應[18]。
綜上所述，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的研究視域廣泛涉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過程、需求層次、宏微觀主體和傳導機制等方面，但尚存以下不足：一是目前的研究路徑為探索對所有企業具有普適性的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缺少針對社會責任具有特殊性的食品企業、重污染企業等的專項研究。二是傳導機制的研究結論差異很大，甚至存在一些矛盾。如前所述，前置驅動因素有國家與社會文化、企業經濟基礎等多種觀點，中介或調節因素也有企業管理者的價值觀、制度因素等多種觀點，其原因可能是現有文獻大多采用演繹法考慮到了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局部因素，缺少采用歸納法探索整體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以中國食品飲料業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扎根理論質性歸納研究方法，對中國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進行整體性探測研究，以期為我國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政策建議。
三、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目前尚無全面系統的有關食品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的概念、范疇、測量量表和理論模型。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07）的調研結果顯示，企業經營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不一致，甚至存在一些誤解[19]。因此，設計結構化問卷對企業管理層進行大樣本調研未必有效，也受調研條件和成本的限制。由于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探測這些影響因素需要廣泛深入的信息來源。公司網站具有內容廣泛、信息量大、更新及時等優勢，其信息蘊含著對企業社會責任產生影響的各種現實因素。因此，本文選取中國食品飲料業上市公司為樣本，以各公司網站所有欄目披露的全部信息作為資料來源。剔除了生產白酒等特殊消費品的公司，最終得到58家樣本公司，其中滬市17家，深市41家。
扎根理論是由Glaser和Strauss（1967）首創的一種不受理論假設限制的質性研究方法，它是從原始資料中探尋現象背后的核心概念，通過對資料進行反復比較分析和編碼，探測出若干概念、范疇及其內在聯系，最終構建出扎根于實踐的理論模型。扎根理論包括開放式編碼（初始編碼和聚焦編碼）、主軸編碼、理論編碼和理論飽和度檢驗四個步驟[20]。以下將運用扎根理論、采用NVivo 8軟件對58家樣本公司進行分析處理。
四、概念、范疇的提取與模型構建
（一）開放式編碼
開放式編碼是對原始資料逐詞逐句地進行分析、標簽和編碼，從原始資料中產生大量初始概念（初始編碼），并進一步從初始概念中發掘提煉出若干范疇（聚焦編碼）。為了盡量排除主觀定見、專業背景和個體偏好的影響，本文采用公司網站披露的原生詞句作為標簽，從中發掘初始概念。根據NVivo 8軟件的統計，一共參考了1992條原始語句，從中提取了171個初始概念，在剔除出現頻次少于3次的初始概念后，最終得到157個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數量多且存在一些交叉重復，進一步對初始概念進行分類組合，按其實質歸納為16個范疇。為了節省篇幅，表1僅列示了出現頻次較高的前3個初始概念和16個范疇。
（二）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是由Strauss和Corbin（1990）在早期扎根理論基礎上創設的一種編碼類型，它通過探尋范疇間的內在聯系，發展出作為“范疇之軸”的主范疇，形成更大類屬的維度[20]。根據表1中的16個范疇在性質、內容、結構、條件、行動、結果等方面的邏輯聯系進行比較與歸類提取，確定為5個主范疇。各主范疇、對應副范疇及其內在聯系如表2所示。
（三）理論編碼與模型發展
理論編碼是從主范疇中提煉、歸納出核心范疇，并探尋核心范疇與主范疇及相關副范疇間的內在聯系，再以“故事”的形式呈現研究對象的整體連貫圖景及其背后的因果脈絡，最終發展出新的理論模型。經過理論編碼，得出“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核心范疇，圍繞該核心范疇的“故事”概要為：企業文化、質量改進、經濟績效、企業榮譽四個主范疇對企業社會責任主范疇存在顯著影響；其中，企業文化是內在前置驅動因素，是食品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根本動因，二者形成原生的“企業文化—企業社會責任”驅動關系（簡稱“文化—責任”關系）；質量改進、經濟績效、企業榮譽對“文化—責任”關系具有調節作用，屬于情境條件因素；質量改進、經濟績效是內部情境因素，企業榮譽是外部情境因素，三者共同調節“文化—責任”關系的一致性程度和強度。以該“故事”為基礎，建構出一個新的“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模型”（如圖2），按其構件簡稱為“文化—情境—責任”模型。
（四）理論飽和度檢驗
為了保障理論構建依據的初始樣本量足夠大，初始概念和范疇提取參考的資料更具開放性，本文并未采取扎根理論常用的事先預留部分樣本以備理論飽和度檢驗的理論抽樣方法，而是采取由三位本課題組成員獨立地對源自全部樣本公司的初始概念、范疇、主范疇、核心范疇及其邏輯關系進行復查、質疑、增減，再進行集中辯論、取得共識的方法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結果并未發現存在實質分歧的范疇、主范疇、核心范疇和邏輯關系。此外，還對高金食品、涪陵榨菜兩家食品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總裁及生產部、技術部、戰略部、市場部、財務部的負責人進行了深度訪談，結果初步驗證了模型邏輯關系的正確性。由此表明，“文化—情境—責任”模型基本達到理論飽和。
五、“文化—情境—責任”模型的闡釋
運用“文化—情境—責任”模型可以解釋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形成機理。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包括企業文化、質量改進、經濟績效和企業榮譽四個主范疇，但它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作用機制（強度、方向等）存在差異。
（一）“文化—責任”驅動機制
企業文化由企業的理念、價值觀、使命和愿景等因子決定，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在前置驅動因素，它通過影響食品企業領導層和員工的意識與行動驅動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發生與否及履行程度大小。根據樣本案例發現，“文化—責任”關系的一致性取決于企業文化的類型和強度。
1. 企業文化的類型影響“文化—責任”關系的一致性。由于企業的領導者特質、發展歷程、所屬產業、所處地域和宏觀經濟社會環境等存在差異，產生了多種類型的企業文化，不同類型的企業文化傳達的理念、價值觀、使命和愿景等具有差異，進而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驅動產生不同的影響，發生作用的企業社會責任維度也可能不同，甚至出現維度間發生矛盾的情況。以雙匯集團為例，其愿景是“做中國最大、世界領先的肉類供應商”，該企業文化驅使雙匯強化企業社會責任的（經營型）慈善責任維度而弱化（質量型）食品安全維度。根據雙匯網站公示的數據統計，截至2011年雙匯累計捐贈達1.6億元，但在2011年發生了“瘦肉精”惡性食品安全事件，即發生了“捐贈”與“摻假”并存的怪象。
2. 企業文化的強度影響“文化—責任”關系的一致性。當企業文化的影響力較弱時，如滯留于表層文化而未深入中間層和核心層文化，企業幾乎不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企業文化要能驅動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發生，其影響強度需要達到某個“閥值”，當影響強度超過該“閥值”后，隨著其強度的持續增大，“文化—責任”關系一致性的程度會越高。因此，“文化—責任”關系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復雜的非線性關系。例如，三元股份自1997年上市以來一直強化以“倡導綠色與健康的文化”、“質量立市、誠信為本”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建設，即使在2008年我國乳品產業幾乎全盤陷入“三聚氰胺”事件的形勢下，三元仍能獨善其身。
（二）情境因素對“文化—責任”關系一致性的調節機制
質量改進（由研究開發、質量管理兩個范疇決定）和經濟績效（由經營模式、銷售績效和治理結構三個范疇決定）是影響食品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內部情境因素，這兩大因素是“文化—責任”驅動關系的科技支持、經濟基礎和管理保障，是食品企業能否將社會責任動機付諸實踐、保障食品安全的內在物質條件。企業榮譽（由企業地位、品牌榮譽、資質認證、高管榮譽和領導視察五個范疇決定）是影響食品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外部情境因素，是食品企業實現“文化—責任”驅動關系的外在動力和壓力等精神條件。
質量改進、經濟績效和企業榮譽三個情境因素均通過影響“文化—責任”關系一致性的程度或強度發揮調節作用。當三個情境因素的綜合影響微弱時，如三者的影響均微弱或三者的影響雖然較大但調節方向相反導致影響相互抵消，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主要由企業文化直接驅動，此時“文化—責任”驅動關系變得直接強烈；當三個情境因素的綜合影響強烈時，如三者的影響強度和調節方向均非常積極或非常消極，將會大幅促進或抑制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此時“文化—責任”驅動關系變得間接微弱。三個情境因素對“文化—責任”關系一致性的調節機制如圖3所示。
圖4為情境因素對“文化—責任”關系一致性的調節機制總結。圖4中，A、B、C三條曲線分別代表企業文化類型和強度不同的三家食品企業，依次對應于圖3（1）中的A、B、C三點；曲線C上的C1、C2、C3點分別對應圖3（2）中的C1、C2、C3點。圖4以C企業受到情境因素的正面影響為例解析了調節機制的基本原理：當C企業的“文化—責任”一致性程度最高時，情境因素的調節效應最??；當情境因素的影響最強時（圖4中的C3點），“文化—責任”一致性程度最低，調節效應最大；反之，當情境因素的影響最弱時（圖4中的點C1點），“文化—責任”一致性程度最高，調節效應最小。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根據58家食品飲料業上市公司的網站資料運用扎根理論探測發現：企業文化、質量改進、經濟績效和企業榮譽是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其中，企業文化是內在前置驅動因素，質量改進和經濟績效是內部情境因素，企業榮譽是外部情境因素。進一步構建了食品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模型（“文化—情境—責任”模型），分析了“文化—責任”關系的驅動機制和情境因素對“文化—責任”關系一致性的調節機制。其中，企業文化的類型和強度驅動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三個情境因素的強度和方向調節“文化—責任”關系的一致性程度。此外，還探測出企業榮譽這一新的主范疇，它包括企業地位、品牌榮譽、資質認證、高管榮譽、領導視察五個范疇。其中，領導視察和高管榮譽是我國情境下的兩個特色范疇，二者在中國食品安全治理中具有獨特的作用。由于“文化—情境—責任”模型是基于扎根理論質性探測方法構建的，模型中的范疇、主范疇、核心范疇及其作用機制和路徑等有待大樣本定量實證檢驗。
（二）相關政策建議
1. 加強食品企業文化建設。文化建設是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體”總布局之一，企業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戰略在微觀企業層面得以開展、創新和傳承的重要陣地。中國當前的食品安全形勢仍然十分嚴峻，加強食品企業文化（內在前置驅動因素）建設至關重要。一方面，食品企業應當加強對自身企業文化的診斷和創新，改變目前企業文化同質化嚴重、忽視食品產業根本使命元素的現狀。例如，多家樣本公司提出了“健康、誠信、憂患、快樂”、“團結、進取、創新、發展”、“勤奮、進取、團結、忠誠”等同質化的企業文化。這表明食品企業應當立足于中國的現實情境，加強融合中華文化與食品產業特質的企業文化建設，將食品安全、生態文明等核心元素融入企業文化并付諸實踐。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實施有關文化建設總布局的政策時應當重視企業文化建設，特別是關涉民生和社會穩定的食品企業文化建設，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食品企業文化建設的幫扶力度，鼓勵食品企業實踐、創新和傳承具有中華優良傳統和先進文化特色的企業文化建設。
2. 加大對食品企業科技創新和質量改進的支持力度。食品企業的質量改進、經濟績效是調節“文化—責任”關系一致性的兩個內部情境因素。食品企業對研究開發和質量管理的投入不足或對經濟績效的片面追求均會導致企業社會責任的低下或缺失，引發食品安全事件。部分樣本案例表明，我國食品企業的研發成本、認證成本、質量管理系統的投入與運行成本、接受監管成本、訴訟風險成本等高昂，可能導致部分食品企業甚至食品產業的經濟績效底線難以保障，采取無法保障食品質量安全的低成本低質量生產經營策略可能成為某些企業的現實選擇。這就需要政府在持續強化食品安全監管以懲戒食品企業的機會主義和道德風險的同時，還需正視食品產業的高風險與低回報不對稱性問題，從宏觀產業經濟調控的高度進行規劃，制定實施財政、金融、稅收、技術服務等政策支持食品企業的科技創新和質量改進。
3. 規范食品企業的榮譽建設。企業榮譽是調節“文化—責任”關系一致性的外部情境因素，其提升能夠促進食品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企業榮譽包括企業地位、品牌榮譽、資質認證、高管榮譽和領導視察五個范疇。其中，國家領導人、部級領導和地方政府官員對食品企業的視察，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可能對企業既產生強烈的激勵機制又形成嚴厲的鞭策機制，甚至影響到企業文化建設；也可能存在國家的食品安全治理與地方政府的經濟保護主義交織作用于食品企業的沖突性機制；等等。領導視察發揮作用的機制、路徑和效應等，在我國食品安全治理中尚待深入研究。因此，政府制定實施科學規范的企業地位和高管榮譽評價制度、權威明確的品牌與資質認證制度，以及國家領導人和各級政府領導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食品企業進行巡視、視察和督導制度等，是促進我國食品安全治理的特色制度安排。
4. 強化食品企業的法制教育。在“文化—情境—責任”模型中，本文注意到缺失了有關“法規制度”的外部情境因素。從扎根理論的客觀主義出發，本文并未人為增添這類范疇。其原因是樣本中僅有幾家公司披露了依法納稅、安全生產兩方面的法律法規遵守情況（已歸入表1中的法律責任范疇），目前尚無一家樣本公司披露對《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的遵守情況及相關承諾等，甚至所有樣本公司網站均未出現“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的初始概念。這表明，目前我國食品企業層面的法律法規意識還非常淡薄?！妒称钒踩ā穼嵤┖?，全國食品管理與工作人員開展了廣泛的學習交流活動，但目前尚未將這些法律法規理念深入到作為食品安全第一責任人的食品企業層面，食品企業還未做到以食品安全法律法規為準繩回應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并保障各方的合法權益[27]。因此，在今后的政府監管、行業自律、企業管理等食品安全治理行動中應當有效開展引導食品企業學習和宣傳法律法規等教育實踐活動。
參考文獻：
[1]Jenkins，R. Globalization，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overty[J].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5，（81）：525-540.
[2]Husted，B. W. Risk Management，Real Options，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5，（60）：175-183.
[3]楊春方.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 經濟學家，2009，（1）：66-76.
[4]Bhattacharya，C. B， Sen，S. When，Why，and How Consumers Respond to Social Initiative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4，47（1）：9-24.
[5]周中勝，何德旭，李正.制度環境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 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中國軟科學，2012，（10）：59-68.
[6]姚海琳，王昶，周登.政府控制和市場化進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來自中國滬市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現代財經，2012，（8）：58-69.
[7]Brickson，S.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Orientation： The Genesis of the Role of the Firm and Distinct Forms of Social Valu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12）：864-888.
[8]Kunal Basu，Guido Palazz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Process Model of Sensemak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8，33，（1）：122-136.
[9]郝云宏，唐茂林，王淑賢.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理性及行為邏輯：合法性視角[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2，（7）：74-81.
[10]Frank Tuzzolino，Barry R. Armandi. A Need-Hierarchy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1，6，（1）：21-28.
[11]Abagail McWilliams，Donald Siege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heory of the Firm Perspective[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1，26，（1）：117-127.
[12]Aguilera，Rupp，Williams，and Ganapathi. Putting the S Back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Multileve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n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3）：836～863.
[13]S. Li，M. Fetscherin，and I. Alon et 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J]. Manag Int Rev，2010，（50）：635-654.
[14]楊春方.企業社會責任的治理模式：自三個維度觀察[J]. 改革，2012，（5）：120-125.
[15]韻江，高良謀.公司治理、組織能力和社會責任——基于整合與協同演化的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05，（11）：103-110.
[16]李建升，林巧燕.企業社會責任、財務績效運作機理及其適應性[J].改革，2007，（12）：89-94.
[17]姜志華.企業高管價值觀、組織文化與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基于高階理論的分析[D].杭州：浙江大學，2010.
[18]周立新，黃潔.家族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內部能力與外部關系的調節效應[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2，（5）：5-15.
[19]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企業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與評價[J].管理世界，2007，（6）：75-85.
[20]卡麥茲著.構建扎根理論：質性研究實踐指南[M].邊國英，譯，陳向明，校.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58-147.
責任編輯、校對：何 焱
Influence Factors of Foo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 Policy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Chen Xujiang，Gao Lu
（School of Account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od safety； Foods corporate； Grounded theory
作者：陳煦江 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