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的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中美貿易關系;貿易戰;原因及影響;應對策略
一、引言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在多個方面成為合作伙伴。在貿易交往初期，中美經濟實力差距非常大，且美方毫無疑問占據優勢地位，貿易關系相對穩定。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行，經濟實現了飛速增長，更是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貿易保護、貿易主動反擊等意識逐漸增強，這一切使得中國在中美雙邊貿易中逐漸擁有話語權，也使得美國開始產生危機感。2017年特朗普上任，開始大肆宣揚美國優先的口號，同時推行經濟霸權主義。在與中國簽訂了總額高達千億美元的合同之后轉身就下令對中國開展301調查，矛頭明顯指向中國。2018年7月，美國對中國價值接近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增關稅，中方對此不甘示弱，迅速給予同樣反擊，對美方產品加增等值關稅，雙邊貿易戰正式拉開序幕。
中美貿易戰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成為熱議話題之一。董柳羽等(2021)認為日益增大的貿易逆差和抑制中國發展是中美貿易戰產生的重要成因，貿易戰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了一定影響[1]。胡曉玲(2021)分析了中美貿易戰的現狀及特點，通過對比日美貿易戰的歷史得出中美貿易摩擦的啟示和應對的方案[2]。馬淑娜(2021)則認為貿易戰深層次的原因是美國的經濟布局和中國的產業升級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的矛盾，美國的利益受到觸動[3]。從現有文獻來看，中美貿易戰產生的原因眾多，影響不可避免，當下能做的便是積極探討應對策略。
二、中美貿易戰產生原因
(一)存在巨額貿易逆差
中美雙方之所以會產生貿易戰，其根本原因在于兩國存在貿易逆差，且逐年增長。自中美兩國開始貿易往來后，經過短短數十年時間，貿易額就由25億美元攀升至5196美元。我國在中美貿易中處于順差，據統計2017年貿易順差接近2759億美元。美國也曾統計，在2017年美國全年貿易逆差為5600億美元，而在這當中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43.6%。以上種種數據使美國感到擔憂，巨大的貿易逆差對其制造業的發展構成威脅，產生巨大經濟損失，國內失業人員急劇增加。于是，美國開始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增關稅，同時無理要求中國在降低關稅的同時增加本國商品進口總量，企圖通過這些舉措來縮小貿易逆差。
(二)鞏固加深美元地位
二戰后期，美元趁勢登上政治舞臺，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美元和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美元開始成為世界性貨幣，黃金、石油等均由美元報價。為維持美元的貨幣地位，美國先后打壓崛起的蘇聯和日本，讓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口袋里面都是美元。如今中國崛起，經濟發展迅速，人民幣幣值變得相對穩定。許多國家開始看好人民幣，對人民幣國際化寄予厚望，特別是需要人民幣為其建立信用擔保的東南亞國家。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自由兌換多年，逐漸提高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人民幣正朝著實現國際化發展，有望打破美元霸權。這是美國所不愿意看到的，中美貿易戰成了鞏固美元地位的工具。
(三)敲詐利益彌補赤字
日美貿易戰使美國嘗到了甜頭，美國通過發動貿易戰，迫使貿易伙伴妥協，從而開放市場讓渡經濟利益給自己，成了它的一貫作風。它所倡導的貿易保護主義，無視WTO制定的規則，完全以自身利益為中心，使得眾多國家處于不利的貿易地位。自從1985年中美貿易正?；詠?，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只增不減，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也逐漸加深。面對其巨大的政府虧空，它開始故技重施，指責中國進行不公平貿易，挑起貿易爭端，希望借貿易戰向中國施壓，非法獲利來解決政府財政赤字問題。
(四)抑制中國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下，我國經濟實力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增長。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二，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多種產品陸續走出國門，逐漸具備一定的國際影響力。我國制造業迅速崛起，產業升級也在如火如荼進行中，世界經濟格局正在悄悄發生改變。美國政府開始按捺不住，逐漸重視起來，自從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其霸權地位紋絲不動。如今以中國崛起勢頭正盛，對其世界霸主地位產生沖擊，構成不小威脅。為了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美國先后采取提高關稅、增強貿易壁壘等一系列措施，企圖對我國產品貿易造成強烈沖擊。
三、中美貿易戰影響
(一)對中國的影響
美國發起的貿易制裁使中國出口貿易受到打擊，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的發展。另外美國限制向我國出口科技產品，同時提高我國產品的進口關稅，制約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產生沖擊。但為了應對貿易戰帶來的外部壓力，國內產業開始迅速整合到一起，優化資源配置，形成規模經濟，有助于培養我國的競爭優勢產業。
(二)對美國的影響
美國單方面背叛與中國友好合作的承諾，惡意發動中美貿易戰，無異于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一方面阻礙本國經濟的發展，美國對華貿易受到抵制，交易額直線下跌，國內大部分產品價格上漲，通貨膨脹嚴重，波及消費者的利益。此外中國的反抗成果明顯，中美貿易逆差持續增大，美國的經濟壓力不斷上升。另一方面美國此舉使自己在國際上的聲譽大打折扣，它的霸權主義思想及它的霸道無理行為讓其他國家產生反感和質疑，不愿與其交往，美國的國際關系大受影響，經濟政治活動的開展也受到限制。
(三)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中國則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兩者之間發起貿易戰，其影響非同一般，會波及到其他國家乃至全球，威脅到經濟利益與人類福祉。當前中美貿易戰還只是存在于局部行業，美國貿易對中國的高端制造發起制裁，中國貿易對美國部分農產品重重反擊，兩者相互壓制。如任由貿易戰持續發展，將會涉及到越來越多的行業，嚴重破壞國際經濟秩序，造成全球經濟活動陷入混亂，使全球經濟發展停滯。
四、中美貿易戰應對策略
(一)發展高新技術，加快產業升級。
科技水平的高低對國家產業結構的轉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下中國很多產業只參與加工組裝的各個部分，其他核心環節所需的各項材料，都是從發達國家進口而來，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因此中國應該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不斷研發核心技術，從而在市場競爭中占據上風。企業也應積極提升創新能力，加強高新技術的研發，爭取擁有一批高精尖技術，掌握關鍵技能，不斷轉化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進而促進整體實力的提高。在應對全球化競爭時，外企也應該更加關注收入不均等問題，強化國內市場，進而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相應的條件，通過高新技術產業來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快速調整，創造產業競爭優勢。
(二)深化改革開放，推行全面外交
我國經濟建設逐漸呈現出包容開放的特征，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進軍國際市場。此時我國需要結合自身國情和全球經濟形勢，加快完善開放經濟體系，完善貿易本身之外的與貿易相關的規則和程序體系問題，不斷增進改革開放，積極參與到世界活動中，進而促使世界范圍內創設起良好的經濟體制。在這過程中我們可以發揮出進口博覽會、自貿試驗區的優勢，借此打造良好的貿易氛圍，重視“一帶一路”建設，與周邊國家保持良好穩定的合作關系，實現資源共享，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同應對全球發展形勢。另外在實施對外政策的時候，也應注意保護自身的知識產權，排查知識產權風險，規避他人設置的國內外知識產權壁壘，及時調整關鍵技術方案，確保我國完全掌握核心技術的自主知識產權。
(三)求助世貿組織，主動維護權益
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在處理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中處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它的基本原則是公平公正、快速高效和雙方認可，從而能夠有效地保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此次美國為一己私利，有意繞開WTO，違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貿然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我國與美國多次磋商未果，應及時聯系世貿組織反映情況，客觀公正陳述一切并提出訴訟，依托WTO爭端解決機制維護自身權益，彌補美國加征關稅造成的損失。中國依據規則啟動爭端解決程序，無論是起訴行為還是反制行為均是正當且合法的，完全符合國際要求。此外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與改進，試圖提高國際話語權，有效減少貿易戰帶給中國的嚴重損失。
參考文獻：
[1]董柳羽，張汝根.中美貿易戰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及對策[J].經濟師，2021(06)：10-11.
[2]胡曉玲.中美貿易摩擦的成因、影響及對策研究[J].現代營銷(下旬刊)，2021(03)：1-3.
[3]馬淑娜.中美貿易戰的成因以及對策分析[J].現代商貿工業，2021，42(05)：66-67.
項目：本文屬2020省級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項目《中美貿易博弈的思考與剖析》研究成果，項目編號：S202010378258
作者簡介：周凡(2001年12月)女，漢族，安徽銅陵人，安徽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工程
中美貿易戰的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美貿易摩擦;貿易結構;產業升級;貿易不平衡;政策選擇
一、引言
當今世界經濟呈現多極化發展，以中國、巴西、印度等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不斷興起，有力影響了世界經貿格局。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積極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通過參與國際加工貿易，不斷提升對世界貿易的貢獻率，在實現自身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有力保障了世界經濟穩定增長，推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和持續發展。
在我國經濟市場化改革歷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美貿易爭端此起彼伏，近年來有愈演愈烈的態勢。2017年以來，美國以“美國優先”戰略一方面對內大幅度減稅，降低美國生產成本，推行“再制造業化”，提升美國傳統制造業比重;另一方面，對外則通過增加報復性關稅等貿易保護措施，試圖轉變美國對外貿易的失衡。2017年8月，美國對我國實行“301調查”，并在近期密集出臺對華產品加征關稅措施，主動挑起中美貿易摩擦，同時不斷發動對加拿大、墨西哥、俄羅斯以及歐盟國家的貿易戰，引發全球經濟、金融市場短期波動。美國這種全面開打的貿易政策的邏輯到底是什么，真的符合美國的貿易比較優勢嗎?美國對外貿易結構并非單一逆差，其中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是逆差，但服務貿易卻一直為順差。截至2018年5月，美國貿易赤字為430.53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入超657.87億美元，服務貿易出超227.35億美元①，而貿易結構中細分產業層面的貿易順差和逆差的差異性則更為明顯。
目前我國對外貿易占整體經濟的比重大于美國，對GDP的拉動作用更為明顯。2017年底，我國進口和出口對GDP貢獻均超過15%，因此中美貿易摩擦有可能影響我國經濟增長?，F有關于中美貿易摩擦的認識主要圍繞在技術創新與輸出限制[ 1 ]、中美貿易逆差[ 2 ]、產業價值鏈分工[ 3 ]等方面，相關研究也揭示了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國技術出口限制[ 1，4-5 ]，中美經濟結構差異[ 6 ]，統計口徑差異和統計方法、概念差異，加工貿易報關和中間商加工后轉貿易引起的價格差異[ 7-9 ]等，由此造成對中美貿易摩擦原因各執一端。美國認為，由于中國升級國內技術產業的措施，侵犯了美國知識產權，相關技術轉讓損害了美國企業技術產權，剝奪了美國企業創新收益權，并將美國就業崗位轉移給了中國工人，這是美中貿易長期處于逆差的重要原因②。我國則認為，由于統計口徑差異[ 9 ]和全球分工體系[ 10-11 ]，現有統計口徑過高估計了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應采用貿易增加值來衡量中美貿易利潤收益，同時考慮美國在華企業銷售額后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并不大，中美雙方基本實現了共贏。實際數據分析表明，美國對華服務貿易的順差也日益擴大，在美國放開對華技術轉讓等服務貿易限制后，貿易結構失衡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盡管中美貿易摩擦已經上升到戰略層面，但中美貿易失衡的表現仍然是貿易問題，或者說中美貿易失衡問題仍是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借口，這需要從貿易本身入手來尋找原因。但已有相關研究集中探討中美貿易結構的并不多，沒有系統區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細分產業貿易水平對中美經濟增長的影響;另外，數據統計口徑爭議由來已久，如何在現有貿易數據統計口徑下更客觀地認識中美經濟與貿易關系變得十分必要。因此有必要厘清中美貿易發展格局、現狀，研究中美貿易結構差異對自身貿易發展的作用，以此回應美國在貿易失衡方面的指責，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二、從貿易結構理解中美貿易摩擦
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的直接原因較多，既有美國面對中國發展高技術制造業的復雜情緒，也有美國國內政治、經濟層面等因素③，美國政府的理論邏輯是通過提高關稅額度、對外商投資進行限制等貿易壁壘措施，提高美國國際貿易份額，扭轉中美貿易失衡，促進美國經濟發展④[ 4，12 ]。這個邏輯成立的前提需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第一，關稅是單向實施的，即只有美國能對他國征收高額關稅;第二，提高貿易壁壘可以有效扭轉貿易失衡結構，擴大本國產品國際市場份額;第三，扭轉貿易結構失衡可以促進美國經濟長期增長。當前世界多極化發展下的自由貿易規則逐步明晰，第一個條件顯然是不成立的。貿易結構是由本國產業結構、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決定的，貿易結構失衡恰恰反映了美國產業結構和要素結構的不均衡性。因此，要準確回答第二和第三個條件是否成立，還需要從貿易結構入手分析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基本面。
國際貿易理論表明，當不同經濟體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產品時，自由貿易可以提高參與貿易國的整體福利，即貿易結構依賴于具有比較優勢的要素和產業。不論是具有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絕對優勢，還是不同國家技術水平相對差異引起比較成本差異，貿易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理論都揭示了貿易依賴于不均衡要素、產業的集聚。由于不同國家要素充裕程度不同，且商品生產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遵循比較優勢理論，每個國家都可以選取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具有制造優勢的國家提供商品參與貿易，具有知識技術水平優勢的國家提供服務貿易，在沒有要素跨國流通的條件下，自由貿易可以實現世界范圍內生產能力的有效配置。當要素存在跨國流通時，要素也會通過自由貿易帶動世界要素均衡分配，并進一步提高參與貿易國的福利。資本輸出可為資本富裕國家的閑置資本迎來長期可供回報的利息，人才流動可進一步帶動欠發達地區發展，提高出口產業產品質量，也為發達地區知識技術轉移提供服務貿易收入和可供消費的高質量商品，反過來也進一步促進發達地區知識累積和創新投入?？梢钥闯?，貿易推動商品、服務互補性發展，有利于參與貿易國家整體福利水平提升。
伴隨全球化進程和國際產業分工的發展，世界貿易量迅速增長，同類產品差異化特征越來越明顯，原有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產業內貿易、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分工，克魯格曼[ 13 ]提出的新貿易理論認為，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規模經濟是引起專業化與國際貿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各國的偏好、技術和要素稟賦都一致的情況下，規模經濟也會產生差異產品之間的產業內貿易[ 14 ]。實證貿易經濟學進一步研究表明[ 15 ]，貿易不再僅僅是技術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還可以是擴大市場和獲取規模經濟的途徑;市場消費需求引發貿易結構變化，也可以創造比較優勢，消費者需求促使壟斷企業擴大國際市場份額，推動國家間進口差異性產品?？梢钥闯?，貿易發展及貿易結構演化不僅與國家、地區要素結構、產業基礎相關，而且還受到經濟外部性的影響。因此，提高貿易壁壘會降低自由貿易趨勢，進而弱化比較優勢和削弱規模效應，美國提高貿易壁壘無助于扭轉美國的貿易失衡。
貿易失衡與貿易結構優化并不等同，貿易結構依賴于本國產業比較優勢，解決貿易失衡并不一定帶動產業結構優化。貿易發展伴隨著貿易結構演化，貿易不僅直接帶動經濟增長，而且貿易結構變遷還帶動相關國內產業結構變動，對貿易結構合理調整可以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進而影響長期經濟增長[ 16-17 ]。裴長洪[ 18 ]通過對59個經濟體貿易數據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進口貿易結構變化存在著明確的正向關聯性，優化進口貿易結構是改善經濟供給面的重要內容，經濟增長與資本品進口比重顯著正相關，與初級品進口比重負相關。蘇慶義[ 19 ]對30個經濟體與24個產業的經驗分析表明，現有全球貿易結構主要還是由要素稟賦和絕對技術差異決定的，相對技術差異貢獻份額較小。根據本國比較優勢來優化進口貿易結構仍是提高經濟長期增長的有效措施，片面扭轉貿易失衡并不能優化貿易結構，反而可能削弱原有產業結構優勢，拉低優勢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從中美加收關稅的產業類別看，截至2018年8月底，美國對中國征收高額關稅的產品主要是高技術產業領域，屬于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較大的產業，具體涉及航空航天、機械、醫藥、通信、電器等產業領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并未對貿易逆差比重較大的紡織衣物加收關稅，可見美國的貿易限制對象主要瞄準了中國高技術產業。作為回擊，中國對原產于美國順差較大的大豆、汽車、化工品、飛機等進口商品對等采取加征關稅措施。中國采取回應的貿易政策還僅局限于部分進口美國的貨物貿易，產業面較廣，主要有從美國進口的肉類、海鮮、漿果、咖啡和茶，生活用品如折疊傘、鞋靴、帽子、廚房用品，生產資料如玻璃、不銹鋼材等，并未涉及進口美國的服務貿易。
由此可見，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沖突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是后發經濟體技術進步可能引起的美國產業比較優勢喪失，其邏輯仍然是基于中美貿易結構，力圖通過貿易關稅來降低貨物貿易逆差。但貿易結構反映了產業結構，提高貿易壁壘無助于扭轉貿易結構失衡，反而可能削弱原有產業比較優勢，降低中美產業結構互補性，導致美國自身產業競爭力下滑。美國應該立足優化貿易的進出口結構，促進中美自由貿易，進而帶動國內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相匹配，強化高技術產業的服務貿易輸出，才有可能實現中美貿易均衡發展。
三、世界經濟發展與中美貿易全球格局
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毋庸置疑，國家與地區間的商品和服務貿易活動有力促進了世界經濟增長。貿易發展根本取決于全球化進程產生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具有不同比較優勢的地區選擇不同產業鏈環節，形成產品供給和需求互補的全球貿易體系，中美兩國位于產業分工體系不同環節上，在理解中美貿易摩擦之前，有必要回顧并對比研究中美對外貿易的全球格局。
從世界銀行發展指數(WDI)的數據看⑤，貿易與世界經濟顯著正相關，且對經濟貢獻份額逐年上升，其中貨物貿易對經濟拉動力大于服務貿易。2008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國際貿易市場需求逐步下滑，使2010年后貿易對全球經濟貢獻總體份額下降，2017年貨物貿易占全球GDP比重約為56%，服務貿易僅占GDP的12.78%，其中貨物貿易下降幅度較大，而服務貿易增長較為穩定。中美兩國經濟深度參與全球貿易，首先體現在出口份額中，中國出口貿易占全球比重增長迅速，并在2005年首次超過美國。2017年兩國出口貿易占全球份額約21%，美國出口占全球比重2008年以來一直穩定在8%上下;2000年中國出口貿易比重僅為5%，美國約10%，2017年中國出口全球占比高達12.7%，美國則下降至8.2%。其次，從全球進口貿易占比來看，中國進口比重迅速增加，與美國差距逐步縮小。美國進口占比呈現短期波動，2000年美國進口全球比重約為18.8%，此后逐步下滑，2008—2013年進口全球占比穩定在12%，2013年后有短期增長，但在2015年后又開始回落。2017年中國進口的全球比重約為10%，美國為13%?？梢钥闯?，中美貿易全球格局已經發生明顯變化。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和消費者需求不斷增加，使得進出口比重持續攀升，尤其是初級進口品和對美貨物貿易;另外一方面，伴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加大，我國深度介入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但仍位于全球分工的中下游，處于最終產品的加工和組裝環節。隨著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程度的加深，我國出口全球占比雖然有所提高，但產品實際利潤較低[ 4，11 ]。
從中美貿易占各自國家對外進出口比重來看，對中國來說，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貨物出口國。2014年以來美國占我國貨物貿易出口比重約在16% ～19%區間波動，歐盟、中國香港分別以16.37%、11.75%位居其次;對中國的貨物進口比重而言，中國從歐盟(12.68%)和韓國(9.53%)的貨物進口比重較大，美國(8.14%)并非中國最大貨物進口國，其中，中國對亞洲進出口占比將近50%，歐洲、東南亞占比都超過10%，非洲的貨物進口占比也較大，2018年上半年約為7.17%，增速尤為明顯。對美國而言，歐洲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地區，但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貨物貿易逆差國、服務貿易順差國。具體來看，中國是美國第四貨物出口國(2017年比重為8.39%)，美國對歐盟⑥(18.33%)、加拿大(18.21)和墨西哥(15.7%)貨物出口比重都較高;中國還是美國的第一貨物貿易進口國，美國對歐盟(18.53%)、加拿大(12.94%)和墨西哥(13.55%)的貨物進口比重都較高;中國是美國第三服務貿易出口國(2017年比重為7.22%)，次于英國(8.73%)和加拿大(7.33%)，歐盟地區則總計高達30.51%;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進口比重不高，2017年中國占比僅為3.21%，歐盟仍然是美國服務貿易最大進口地區，其中美國對英國服務產品進口最多，2017年約為10.49%，德國(6.52%)和亞洲地區的日本(6.09%)也較高，具體數據參見表1和表2。
四、從產業與貿易結構看中美整體經貿水平
伴隨著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原有加工貿易為主體的增長模式已經發生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新動能的培育更加注重創新驅動，使得對智能制造等高技術產業自主研發投入不斷增加，這也不斷推升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價值鏈中的地位。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帶來了對外貿易結構的不斷調整，并逐步與歐美占據傳統優勢的高端精密制造業、創新研發等高附加值產業形成競爭關系，因此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還需從兩國產業和貿易結構入手。
(一)中美經濟增長均受惠于貿易發展
中美兩國經濟增長都受惠于貿易發展，但中國對貿易依賴性更強。第一，中國進出口貿易拉動經濟效應明顯。2005年出口貿易占GDP比重約37.5%，進口約28%，進出口貿易比重占GDP比重高于美國，且長期以來呈現貿易順差;2005年后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拉動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末出口和進口占GDP比重分別為20%、17%。而美國進出口貿易對經濟拉動力在2008年短暫波動，2013年后呈現短期下降態勢，但長期來看貿易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大于中國。第二，美國對外貿易呈現逆差是長期現象。對美國而言，盡管服務貿易順差穩步增長，但美國對外貿易總體呈現長期逆差，貨物貿易逆差2017年約8 000億美元。1980年之前美國進出口占GDP比重基本持平，從1983年后美國進口對經濟拉動效應逐步顯著，并長期高于出口對經濟拉動效率，到2017年底，進口對經濟拉動為15%，遠高于出口拉動近 2.5%。第三，中國貨物貿易順差與服務貿易逆差同步加大。從中國凈出口結構看，1990年后中國對外貿易一直順差，2008年和2015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轉折點，其中對外貨物貿易一直增長，但服務貿易2008年后逆差越來越明顯，2017年中國對外服務貿易逆差約2 300億美元。第四，商品的貨物貿易是中美經濟增長的有力支持。中美商品貿易對本國經濟拉動力明顯，中國2005年貨物貿易經濟拉動率達到峰值(64%)，美國商品貿易對經濟拉動力穩定上升，但近期下降趨勢明顯，由2010年的21%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9%。兩國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比重都較低，美國為7%，略高于中國。
(二)中美產業結構差異決定了貿易結構
相對而言，中國產業結構較為均衡，農牧業、制造業和服務業比重都較高。2017年，中國服務業就業比重占43.5%，工業就業比重約為30%;服務業增加值比重51.63%，高于制造業增加值比重29.34%。中國農業就業人口比重呈現長期下降趨勢，而工業、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均處于上升趨勢，其中一般制造業就業比重仍較高，1993年后中國經濟結構向服務業轉型，無論是服務業的就業比重還是增加值比重，二者總體上升趨勢明顯。在對外貿易上，中國的電力機械、電氣零件、電信與錄音設備、通用工業機械零部件占出口比重較大，尤其是電氣零部件和電力機械占比都超過13%，服裝和紡織物制成品的比重也都較大(占中國總出口比重約6%);中國主要進口電力機械的高端成品、精密零部件和石油產品，分別占進口比重的20%和13%(參見表3)。中國服務貿易主要是進口，2017年服務貿易進口約7 000億美元，主要是運輸服務業、電信與計算機服務業、知識產權服務業、專業管理和咨詢服務業。
基于比較優勢理論，貿易結構與本國產業結構優勢息息相關，從中美產業結構的對比看，美國產業結構呈現高度服務業化，2017年服務業就業比重近84%，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76%，傳統工業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工業就業比重占全國的15%，其中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約為12%。美國服務業具有比較優勢，但對外貿易一直長期處于逆差，其中服務貿易為順差，貨物貿易規模較大(貨物出口比重占66.07%，貨物進口占81.31%)，但長期都為逆差。具體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美國貨物貿易出口主要是能源產品，分別占全國總貨物出口的11.41%，其中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占9.74%;非藥物化工品占7.15%，飛機、發動機及零部件出口也較高，約7.60%;汽車零部件及發動機的比重約10.26%。對外貨物進口比重較高的仍為能源產品(占總進口比重約9.77%，其中主要是原油與石油產品);家用和廚房等家居用品進口比重為8.12%，服裝鞋類等用品進口比重5.59%，計算機、電氣設備、民用飛機、電信設備等零部件比重也較高(2.0% ～3.5%)(參見表4)。美國對外服務貿易出口占33.93%，服務貿易進口占18.68%，長期處于順差。具體而言，知識產權、金融服務業，旅游(含求學)和維修保養服務業一直是順差，其中知識產權和金融服務業出口比較大，分別占當前全美出口總額的16.09%和13.64%。
從中美兩國海關數據來看，中國高端制造業的核心技術及零部件主要依賴于進口，例如航空器、航天器零部件，鐵道機車零部件，光學醫療設備，機械機床等;而美國貿易結構主要依賴于技術轉讓、金融業等服務貿易出口，國內商品消費主要依賴于進口，其高端制造業如飛機、汽車和石油產品出口量較大，進出口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比較優勢高度一致。
五、中美兩國間貿易失衡的現狀
中美對外貿易有力促進了全球貿易發展，中美兩國間也存在雙邊貿易，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貨物貿易逆差國、服務貿易順差國，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貨物出口國。要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需從具體產業深入考察中美兩國間貿易結構以及中美雙方相互投資結構。
(一)中美間貨物與服務貿易相互補充
根據美國商務部和經濟分析局的數據計算表明，中美間貿易體現為美國貨物貿易逆差、服務貿易順差，并且均長期存在。199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一直存在，貨物貿易規模較大，主要源于進口中國商品。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較大的產品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產品(不含汽車)和一般消費品(不含食品、汽車)。2017年前者逆差為1 428.78億美元，后者逆差為2 286.04億美元，二者占對華商品購買逆差的98%，資本密集型產品(非汽車)具體有機械裝備品、電氣設備、航空飛行器及零部件、工程機械等，非食品和汽車消費品主要有服裝鞋類和家居用品、醫藥牙科和醫藥產品、家用和廚房用具及其他家居用品、玩具和體育用品(含自行車)。其余的汽車及其零部件、發動機(2017年逆差為 61.49億美元)和原材料逆差較小(2017年逆差不到60億美元)，食品、種子和飲料出口是順差，但占比不高，2017年順差為121.64億美元(參見圖1)。
中美間服務貿易在2008年前基本持平，2008年后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增長迅速，對華服務貿易出口增幅明顯，而中國服務貿易進口值增幅較少。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順差主要是旅游(個人教育和商務旅游占比大，其中商務旅游是在2000年后開始的，2017年美國對中國旅游的順差為282.18億美元，其他如維修貿易(11.81億美元)、知識產權(78.40億美元)、金融服務(31.86億美元)、保險業(1.93億美元)也是重要的順差來源(參見圖2)，計算機等知識產權(含視覺電子產品、電影和電視產品)、信息技術、管理、法律和商務咨詢、建筑工程設計服務、工業技術、租賃業務、政府服務也為順差，但規模不大。以順差最大的旅游業為例，2008年后美國對華旅游服務貿易順差增加迅速，其中教育比重較高，且增長穩定，2016年教育服務貿易順差為125億美元，但2013年后中國赴美商務會談與旅游比重逐步提高，2016年順差已近140億美元。美國對華服務貿易主要逆差為貨物運輸(含海洋、碼頭、航空)、通信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研究和發展服務、會計業務、廣告業務、工程建設。其中貨物運輸總體(含海洋、碼頭、航空)是逆差，但港口和航空運輸貿易一直是順差，對華海洋貨物運輸長期為逆差。具體如表5所示。
(二)中美非均衡的雙向投資結構與規模
中美在推動全球貿易格局發展的同時，還積極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促進貿易發展?？傮w來看，第一，美國對外投資和吸納投資規模都高于中國。無論是從投資存量還是增量來看，中國對外投資和吸收外資都小于美國，但差距正在縮小。以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例(參見表6)，2010年中國對外投資僅為美國的1/15，到2017年上升至美國的近1/5。第二，歐洲是美國對外投資和吸納投資的主要地區。2017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4 273億美元，其中對歐洲地區直接投資約占59%，亞洲地區約占16%，主要是針對制造業投資，其中美國電氣設備、電器和部件制造對外投資中歐洲占94%;同時歐洲也是對美投資的重要地區，主要為愛爾蘭、瑞士和荷蘭等國，2017年美國的外國直接流入投資增加了2 604億美元，增幅近49%來自歐洲，它們在美國也投資制造業和零售業。第三，中國吸納外資和對外投資基本持平。除金融業投資外，201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 200.8億美元，比上年下降29.4%，主要是制造業、批發與零售業、信息軟件技術業和租賃商務服務業，盡管建筑業比重不高，但增幅較快。2017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約1 310億美元，保持7.9%增長，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增幅較快。吸納外商投資的主要是制造業與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前者2017年吸納外資338.22億美元，后者實際使用外資近208億美元，增幅為157%;房地產業和租賃、商務服務業比重也較高。
中美兩國雙向投資的相對規模不大。第一，中國對美投資占美國吸納外商投資比重不高。盡管中國對美投資占中國對外總體投資比重是上升的，2016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流量為169.81億美元，約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9%，但從美國吸納外資結構來看，中國投資的比重并不高，且逐年下降。數據分析表明，美國吸納外資主要來自于歐洲國家。2017年中國對美投資395.18億美元，不足美國吸收外資總額的1%，2017年中國對美投資具體產業主要是交通基礎設施(18億美元)、房地產(35.72億美元)、一般制造業(16.92億美元)和批發業(8.09億美元)，存量最大的仍是制造業，占對美存量的比重超過25%。第二，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相對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美國對中國投資1 075.56億美元，占美國對外投資總額不足1.78%;從中國吸納外資的結構來看，吸納美國對華投資比重也是下降的，由2000年的10%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8%。美對華投資產業主要是運輸裝備制造業、計算和電子制造業、零售業、食品制造業等產業。其中，美國對中國交通運輸裝備制造業的投資比重上升較快，2017年末已達15%;食品制造業下降明顯，計算機、電子制造業和零售業近年來比重上升。
六、中國應對美國貿易摩擦的政策思考
中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伴隨著中國技術研發投入比重逐步提升，中美在前沿技術創新領域的競爭可能進一步削弱中美經濟結構互補性，未來中美貿易摩擦可能面臨常態化。為進一步系統應對中美貿易摩擦，中國需要在認清中美貿易摩擦實質的基礎上，繼續保持戰略定力，短期內制定反制貿易措施堅決反擊，根據美國貿易結構，制定針對性強的貿易措施，增加美國高技術中間品成本和消費品價格，降低美國政策預期。從長期來看，中國需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優化中國產業結構，出清過剩產能;加大技術創新研發與應用力度，提升核心技術獨立性，培育創新型經濟體;進一步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完善國家危機管理體制;在深化全面開放新格局、促進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優化對外貿易結構，用好國際和國內兩個開放市場，提升中美貿易互補性，培育國內消費市場，構建內生性長期增長模式。
(一)認清中美貿易摩擦實質
中美貿易摩擦逐漸升級，中國需要清醒地認識中美貿易摩擦實質和中美經濟的客觀現實。首先，要認清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基本邏輯。正如前述，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的經濟學邏輯是對后發經濟體技術進一步削弱美國產業比較優勢的戰略遏制。盡管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較大，但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限制卻是由來已久;美國對外貿易逆差長期存在，并非僅由中國引起。2008年以來對華貨物貿易逆差擴大使得近期美國對進口中國的工業中間品開始加征關稅，但有選擇地忽視了紡織、鞋類等影響日常生活的商品貿易，其目的是出于對中國技術進步的限制，這是理解中美貿易結構失衡的關鍵。第二，盡管美國引發貿易摩擦后使美國傳統制造業復蘇效果明顯，但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業獲益甚微。從經濟數據來看，美國挑起貿易摩擦的確提高了美國傳統制造業的經濟活力，2018年第二季度美國GDP增幅達到4.1%，為2008年以來增幅最高時期，同時失業率大幅下降⑦，2018年7月底美國失業率已經降至3.9%，主要是采礦業和制造業就業人口增多，服務業失業率比重變化不大。這表明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業并未顯著受益于貿易摩擦，長期貿易摩擦會壓抑美國高技術服務業發展。美國經濟結構服務業化的趨勢表明，中美貿易摩擦還可能會因此發生變動。第三，中美經濟規模尚存較大差距，美國經濟增長內生性較強。2017年中國GDP為101 610.13億美元，僅為美國GDP的59%，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3%(以2010年不變價計算)，這是中國需要認清的客觀事實。美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居民個人消費和私人投資對GDP貢獻，對進出口貿易依賴較小，2016年以來國際貿易持續下降，2018年第二季度凈出口拉低GDP8 499億美元(以2012年不變價計算)。
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無疑增加了中國加快經濟轉型的緊迫性。美國對中國部分出口商品增加關稅確實會對中國鋼鐵、化工等行業出口有負面影響，但客觀上也將倒逼中國產能過剩的行業進一步去產能、去庫存。中國經濟對貿易的依賴性大于美國，為應對美國貿易挑釁，合理維護中國企業海外權益，在短期內中國需要通過合理的貿易政策降低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目前中國采取對進口美國農產品、飛機、汽車等優勢產品加征關稅的政策是合理的⑧，通過全面拉高進口美國產品價格，壓制美國優勢產業出口。但同時還需提高對歐盟等發達經濟體貨物與服務貿易比重，發展替代貿易。由于中國對美出口工業零部件、紡織服裝、鞋類與醫藥等消費品和赴美商務、教育、旅游帶來的服務貿易比重都較高，后續還可采取以下短期貿易措施：減少對美關鍵工業中間品出口，抬高國際相關商品價格;轉移中國的一般消費品出口，提高美國相關進口品價格;降低美國對華旅游、教育出口、保險和咨詢、信息技術、金融等服務貿易比重。另外，進一步擴大對美開放，提高中美貿易合作預期收益，“以打促和”，穩定中美雙邊貿易。擴大美國商品進口，縮小中美貨物貿易逆差;進一步加大醫療、教育、金融等服務業的開放力度，促進美國服務貿易出口增長。
(二)強化創新驅動機制
盡管中國國內市場巨大，具有多元化經濟體系，但目前中國產業技術密集程度還不高，重大關鍵技術領域仍然依賴國外進口，而美國等其他國家政策已經發生變化，使得中國以市場、海外并購、技術轉讓等措施獲取核心技術愈發困難。中美貿易摩擦的核心是技術之爭。伴隨著從國外獲取技術難度的加大，突破美國等技術封鎖的唯一途徑是自主創新，中國必須加強核心技術研發，發展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繼續推動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
1.培育創新環境。建立具有包容力的社會環境，鼓勵試錯就是鼓勵創新活動，培育崇尚和鼓勵科學家、企業家自由探索的風氣。(1)強化高校等科研機構的基礎創新。加大政府對基礎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支持力度，改革高校人才考評機制，鼓勵理論原始創新、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和核心技術研發，克服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2)推動校企產學研一體化合作。圍繞市場需求和國家發展戰略，鼓勵高校與企業合作研究，提高研究成員收益比重，推動基礎研究的產業化進程，實現科研成果的生產力轉化。(3)支持企業自主創新。自主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和個人，但由于初始投入大、投資風險高，國家對自主創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應該通過適度的補貼、減稅、信貸優惠、事后獎勵、行政便利、基礎設施提供等方式，對企業和個人的自主創新予以支持。
2.完善創新制度。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人口紅利降低，需要提升人才資本累積，激發創新的新動能。加快構建完善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體系，通過高效率的資源配置和知識產權管理能力提升，健全知識產權機制，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完善自主可控產業體系建設，加快核心技術研發和國產化替代，以市場帶動產業發展。提高創新者收益，提升專利轉讓率和轉讓收入，激發原始知識創新，調動技術人員創新積極性，提高產業技術水平。注重技術人才培育，強化工匠精神，加大面向先進制造發展要求的人才培養和培訓，夯實產業基礎。
3.升級創新理念。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強化基礎創新意識，促進我國由商業模式創新到以技術創新為主的轉變。提高政府對企業原始創新兜底政策保障水平，合理引導資本市場參與企業風險投資，嚴控企業負債，減小對高污染、高能耗產業出口退稅，完善企業退出市場機制，倒逼中國企業從成本依賴轉向創新驅動。
(三)用好宏觀經濟政策
中美貿易摩擦是中美經濟與政治的全面博弈，需要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來整體應對，降低貿易摩擦的不利影響，提升經濟增長內生性。
1.提高產業政策有效性，明確產業政策內涵。無論在發達國家美國，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產業政策都是促進創新產業發展的通行做法⑨。目前中國面臨中低端產能過剩與前沿核心技術不足的問題，單純依靠純粹市場機制可能導致中國錯失有效供給形成的窗口期，因此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產業政策應當注重對基礎研發能力的資金和制度扶持，重點構建政府監督、高校研發、企業生產的技術創新與轉化制度。(1)提升產業政策促進市場競爭的效率。合理的促進競爭性產業政策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21 ]，發揮產業政策導向與促進競爭功能，以激勵更多企業參與競爭，引導企業實現差別化發展。企業具有創新路徑依賴性，傾向于在自身已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內創新，缺乏利益驅動去關注其他產業領域，需要產業政策合理引導，提升政策的正外部性。(2)提高產業政策對象的精準性。對于新興技術產業和戰略性產業，產業政策可以構建有益于技術創新、科技研發的制度環境來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引導企業提升創新能力。對于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一般制造業和服務業，市場機制能夠更加靈敏地捕捉供求信號，產業政策更應注重制度性的建構作用。(3)完善政策的溝通和協調機制。企業等微觀市場客體通常能夠對市場信息及時反應，產業政策的制定受到市場信息滯后、政策周期滯后、多重政策執行層級等因素影響，需要構建政府、市場、企業的信息共享和溝通協調機制，提高產業政策在制度合理框架下的干預有效性。第四，明確產業升級內涵。中國產業體系健全，發展服務業要跳出產業結構“空心化”的誤區;發展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并非單純追求產業結構高端化，而是為了更好地促進中國高技術制造業發展，推升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地位。
2.協調好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緩沖貿易摩擦對中國的影響。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中國企業對美進出口，對中國經濟短期會產生不利影響，需要協調稅收、補貼等財政政策與匯率等金融政策，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降低貿易摩擦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1)推進積極財政政策。維持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力度，促進投資帶動優化經濟結構，穩定經濟增長預期。減稅政策與科技政策相結合，降低中國企業稅負，尤其要降低涉及對外貿易的中小企業稅負。通過減稅降費、有針對性的補貼維持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降低中國企業發展成本。對于申請自主創新知識產權的企業，可以提供相關的政策優惠和專項資金鼓勵創新。鼓勵推動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對有較多科技貢獻、較高專利數量、科技水平較先進的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降低其負擔和政策性成本;對于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可以給予較低險率的出口保險，以免除其后顧之憂。(2)堅持穩健、獨立的貨幣政策。穩定貨幣供給，保障市場流動性。穩定國內儲蓄利率，防止人民幣過度升值;強化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防止房地產等價格過快上漲引發的資產泡沫。(3)優化貿易結構與匯率政策相配合。實施自由雙向貿易。調整進出口空間布局，使出口的產品結構和地區結構較為均衡，規避單一國貿易摩擦。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周邊成熟貿易區推廣人民幣結算業務。穩定匯率政策。中美企業貿易規模較大，貿易摩擦將引導市場不利預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將逐步降低，盡管短期內有助于緩解外貿壓力，但中國需要穩定匯率，避免大幅度波動，為后續中美貿易關系改善提供基礎。發展對歐盟、墨西哥、東南亞等多邊貿易。提高中國對非洲、東南亞及歐盟的市場份額，順應市場需求調整對歐盟區等其他經濟體的匯率，鼓勵發展替代貿易。
3.完善區域政策體系，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美國對中國工業中間品征收關稅既會影響中國的東部地區，也會影響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短期內貿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區將受到更大沖擊，需要完善對受影響地區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重點推進以下三方面工作：(1)根據不同地區比較優勢，加快產業轉型升級。要素非均衡分布、產業異質性決定了不同地區依賴于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促進東部地區創新經濟體提高研發比重，實現創新驅動;利用中部地區人口規模優勢，繼續擴大標準化制造業發展;東北和西部地區需要加快產業升級，推進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吸引高端人才集聚。(2)促進城市群建設，協調中國城市發展。城市群中心城市通常集聚較多人口，知識外溢效應明顯，適宜發展產業多樣性的城市化經濟，研發創新更具優勢;對于中小城市，不宜追求產業結構高端化，而應培育因地制宜的地方化經濟。發展城市群內交通設施，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動。(3)推進生態經濟發展，優化工業供給結構。建立生態資源確權制度，完善生態補償機制，推動區域利益共享;提升創新、循環經濟比重，優化原有工業體系，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降低過剩產能。(4)推進“三個支撐帶”發展，整合國際、國內市場。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整體優化對外開放格局，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協調大城市病治理和落后地區發展，推動“長江經濟帶”建設，拉動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降低國內市場壁壘。
(四)協調好“兩個市場”
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同等重要，需要通過優化貿易結構，擴展國外貿易市場，培育國內消費市場，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
1.繼續推進對外開放。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拓寬對外貿易渠道。提高對中亞、歐洲和東南亞貿易比重，繼續推動自由貿易區、貿易港建設，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提升貿易規模。參與WTO等多邊貿易規則制定，通過法律手段保護中國企業海外利益。降低外資市場準入門檻，鼓勵外商直接投資，深化負面清單管理，進一步開放外資投資領域，提升中國企業競爭意識和危機意識，倒逼技術研發，提高資本利用效率。鼓勵外商在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公共事業、教育等領域投資。
2.加強對內開放。中國目前經濟體系完備，市場規模存在較大潛力，在優化對外貿易結構的同時，更需要注重培育國內市場，構建國內生產與消費的規模經濟，進一步塑造內需導向性經濟模式。對內擴大民營企業準入范圍，改善營商環境，鼓勵企業在國內投資;調整國內產品結構，滿足消費者多樣化需求，培育中高端消費，拉動高品質內需形成。培育新經濟增長動能。伴隨著我國人口勞動力結構轉變，養老、健康產業需求增大，通過打造高質量健康產品供給體系，促進消費轉型升級，進一步加快內生性經濟模式形成。
注釋：
①除特殊標注外，本文與美國有關的數據均來自于美國經濟分析局(BEA)和美國商務部。
②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是白宮內閣級機構，主要負責制定、協調和管理美國國際貿易、投資及貿易談判等事務，具體原文詳見其新聞發布“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
③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還有戰略遏制、制度等政治與文化原因，屬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經超出本文的討論內容，故不予討論。
④薩繆爾森在研究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提出了“后發經濟體技術進步可能損害美國利益”的觀點，其立論基礎是“后發經濟體在原先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部門大幅提高了生產率”，會挑戰美國原有產業比較優勢，與美國爭奪全球產業價值鏈份額，并導致美國退回不貿易的狀態，這似乎是當今美國政策推行貿易壁壘、對對華出口高科技技術品進行限制的經濟學理論依據。但其忽視了中美產業結構互補性及發展高技術產業互補性。一方面，美國優先發展生物技術，而中國主要將信息技術作為高技術產業發展目標，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關鍵是美國對對華出口高科技技術品進行限制，進而降低服務貿易收益，加劇貿易失衡;另一方面，歐美具有絕對技術優勢的產業還很多，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領域迅速發展缺乏現實基礎。
⑤作者根據WDI(2018)數據分析。
⑥這里將歐盟看作統一市場國家。
⑦2018年7月底美國失業率已經降至3.9%，主要受益于采礦業和制造業就業人口增多，而非服務業。采礦業失業率由2016年的8%下降至2017年的4.1%，其下降幅度約為48.75%;制造業整體失業率2017年為3.6%，下降幅度為16.28%，其中耐用品制造業失業率由4.2%下降至3.7%，電子裝備制造業下降17.5%(2017為2.8%)，木產品失業率由6.9%下降到4.3%，下降幅度為37.48%，家具制造業下降22.22%。在非耐用品制造業中，食品制造業、飲料和煙草制造業、紡織業、紙張制造業、石油與煤制品業、化工制造業、塑料與橡膠制造業的失業率分別下降9.25%、19.44%、18.18%、40.54%、17.5%、18.18%和43.58%。除廣播電視、電信產業、房地產業下降明顯外，其余服務業各細分產業的失業率下降不明顯。上述數據來源于美國經濟研究局(BEA)。
⑧中國商務部、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于對原產于美國約16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的公告(稅委會公告〔2018〕7號)，2018年8月23日。
⑨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曲解中國對信息技術、航天航空裝備、新能源、智能機器人等高技術產業發展的規劃，卻無視自身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如美國的《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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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China-U.S Trade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 Trade Structure
DENG Zhong-liang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28，China)
Key words：China-US trade conflict;trade 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trade imbalance;policy choice
中美貿易戰的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 湖南省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強省，農產品貿易的發展對湖南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的爆發將對湖南農產品的貿易產生怎樣的影響已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谥忻蕾Q易戰背景下，以湖南農產品貿易格局為基礎，探討中美貿易戰可能對本省農產品貿易產生的影響以及應對之策。
關鍵詞 中美貿易戰;農產品貿易;潛在影響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13.068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Study o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SinoUS Trade War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in Hunan Provinc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SinoUS trade war;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Potential impact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我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研究”（15BJY112）;湖南省大學生研究性學習和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中美貿易戰對湖南農產品貿易的影響與對策研究”（cx1816）。
作者簡介 肖黎（1968—），男，湖南洞口人，教授，博士，從事國際貿易、農業經濟管理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
收稿日期 2019-02-02
1 中美貿易戰的爆發
1.1 中美貿易戰爆發的背景
2018年3月，特朗普簽署對華貿易命令，以中國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為借口對中國商品征收達500億美元關稅。中國政府對美方的行為做出了強硬回應，計劃對包括水果、豬肉、葡萄酒、無縫鋼管等100多種美國產商品加征關稅，公布了同等金額的反制清單[1]。
5月份，美國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國，就中美貿易摩擦進行有關進出口、勞務貿易、保護知識產權、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等方面的談判，已達成基本共識協議，但部分問題仍存在較大分歧[2]。
7月6日，美國正式對34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并同時對160億美元左右的商品加征關稅征求公眾的意見。中國也采取了強力反擊，宣布了500億美元的征稅清單，其中300億美元商品已于7月6日生效，剩余160億美元商品將根據美國行為實時推進。
1.2 中美貿易戰的形成原因
1.2.1 經濟原因。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中美兩國的合作逐漸加深，但貿易摩擦也隨之而來，在中美雙方的立場上分析，中美貿易摩擦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1.2.1.1 中美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貿易逆差。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嚴重威脅到了美國的主導地位。中國GDP從2006年的2.75萬億美元到2017年的12.20萬億美元。10年間，中國經濟總量從占美國的19.8%迅速增長到63.7%，成為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國，與美國經濟實力差距迅速縮小。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憑著廉價的勞動力和較高水平的生產力，承接了大量輕工消費品、機械設備的加工貿易，以此向美國出口了大量低附加值的產品，導致兩國的貿易差不斷擴大，并且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3]。
2015年，中美兩國貿易逆差達到3 656億美元（中國發布的數據為2 600億美元），2017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3 752.3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美國無法接受這樣的現狀，以中美兩國貿易存在巨額貿易差為由，引起了爭端。
1.2.1.2 中國出口結構不合理，出口產品核心競爭力弱，對美依賴程度高。
中國產品結構不太合理，粗放型增長方式導致對美國市場有較大依賴性，美國通過限制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使中國貿易結構愈加不合理。中國出口商品中，20%銷往美國，加大了對外貿易的不確定風險。
中國以大宗產品出口為主，包括大量農副產品、低廉加工品、組裝產品等低附加值產品。在高新技術產品領域缺乏核心技術，企業結構不合理，產品質量不高，對美核心競爭力不夠的缺陷下，美國使用各種手段，在對華貿易中以提高關稅為由，制定貿易保護政策，提高進口標準，非關稅壁壘等方式提供了方便，無形中減少美國對外負債和我國的外匯儲備，使美國國內經濟得到提高，減輕了國家財政赤字。所以，中美貿易摩擦不能忽視反傾銷手段，中國企業在遭受技術性貿易壁壘后往往愛莫能助。
1.2.1.3 中國內需不足，對外依賴程度高。
中國經濟雖逐年增長，但國內需求水平還未跟上經濟增長速度，導致國內需求過大，不得不迫使企業將業務擴大到海外國家，導致了中國對外市場的依賴。根據數據顯示：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平均占比為30%～60%，有相當一部分份額，有些行業也已經離不開美國市場。
另外，受傳統的消費觀念和儲蓄習慣的影響，消費的謹慎觀念非常強，大多數人都是在有足夠收入保障下才考慮消費，儲蓄率高，消費率低是普遍存在的現狀。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更加遏制了人們的消費欲望，但生產能力的增加需要找到出口，所以不得不增加出口量，由此，中國的貿易順差進一步增大。
除此之外，居民可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機制不公、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因素抑制了中國的消費水平，居民可實際得到的財產性收入低，從而使得消費率低，因此，保證中國經濟經濟平穩運行，使之較快增長刻不容緩。
1.2.2 政治原因。
特朗普希望通過發動貿易戰，贏得美國公眾的選票，獲得連任，回應了社會中下層和底層的需求，實現他在競選時對保護國內市場、增加就業和擴大出口的承諾。他強調中國產品奪走了美國人的工作崗位和收入。發動貿易戰可使美國的內部需求增加，進而增加美國的就業率。
中國GDP近10年來以6%的增速穩定增長，與美國差距逐年縮小，并且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在科技領域也得到了發展，美國對中國產品征稅，是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擔憂，目的是想削弱中國的核心競爭力，使中國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以穩定其全球地位。
2 湖南農產品貿易發展現狀
2.1 湖南農產品GDP的發展狀況
2017年，湖南省GDP達0.35萬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凈值增值為3 689.96億元，上漲3.6%。2018年湖南省前三季度GDP累計值為25 321.58億元，第一產業增加值為3.1%，與上年同期持平，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3.0%，拉動經濟增長0.2百分點。2017年，湖南省GDP占全國GDP的4.2%，第一產業占比5.64%。農產品進出口方面，2017年湖南省農業出口總值為0.21億美元，進口總值為1.0078億美元，進口與出口在全國的占比不到005%。湖南省2018年前三季度農業進口總值為1.44億美元。湖南省農產品進出口對全國農產品進出口貢獻很小[5]。
2.2 湖南農產品貿易的基本格局
總體概括來說，湖南省農產品貿易的基本格局是貿易規模、貿易范圍逐年擴大，貿易結構不太協調。
2.2.1 湖南農產品貿易規模。
根據表1可以發現，近幾年湖南省農產品貿易規模持續擴大，貿易額大大增加，不論是出口額還是進口額，2017年與2013年相比，額度都上升了很多。尤其在2014年，“一帶一路”的提出與建設，該省與沿線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量增多，出口額由原來的8.8億美元直奔67.2億美元，接下來的幾年出口額均超過65億美元，在該點上下浮動。進口額隨出口額同步變化，表現出上升趨勢，2015年也稍有所下降。從2014年開始，該省農產品貿易順差在不斷縮小，貿易順差可能不會長久維持。
2.2.2 湖南農產品貿易的產品結構。
湖南省生產的農產品種類豐富多樣，產量高，但出口種類較為單一。主要農產品保持了較高的產量水平。農產品貿易著力解決內部需求問題，國際貿易在我省農產品貿易中所占比重很小，農產品出口居弱勢地位。在出口的農產品中，大多是粗加工的初級產品，比如活豬、冷凍豬肉、茶葉等。而活豬、茶葉、大米三大產品出口也是湖南省農產品出口創匯的支柱。該省主要進口農產品為大豆、木薯淀粉。
2.2.3 湖南農產品貿易的國際市場結構。
由于農產品市場不斷開放，各地區需求不斷上漲，該省農產品出口貿易市場也逐漸擴大。根據長沙海關統計數據，2017年湖南省農產品產銷地多達17個國家和地區，如香港臺灣地區、東盟10國和歐盟28個國家。其中，香港地區、美國、東盟、歐盟位居前列，是該省主要出口地區和國家。香港地區出口額達到543 518萬美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出口額。就出口增長速度而言，東盟同比增長了45.2%，遠超主要出口地區與國家26.5%、28.0%、29.3%的速度，主要得益于“一帶一路”的建設。值得注意的是，該省農產品貿易貿易國雖多但分布偏斜程度較大，出口目標地以亞洲國家為主，美國是主要貿易伙伴國之一。而進口市場主要是日本、澳大利亞、歐盟、美國、韓國等少數國家[6]。
3 中美貿易戰對湖南農產品貿易的潛在影響
自2018年來，中美貿易品被加稅幾輪，直至7月6日美方宣布對中國進口的340億商品征稅商品生效，貿易戰正式打響。中美貿易戰對中美雙方及湖南農產品貿易的影響目前不敢妄下定論，只能根據已有數據等資料從進出口量和市場結構兩方面分析其潛在影響。
3.1 中美貿易戰對湖南農產品進口的潛在影響
通過察看近幾年湖南省農產品進口數據，筆者發現豬肉及雜碎、牛肉、大豆、奶粉、糧食占很大比重。湖南省農產品進口絕對額在全國農產品進口絕對額中所占比例極小，農產品進口排名始終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變動幅度不大，且增速低，排名靠后。2017年，該省共進口豬肉及雜碎2.66 t，價值14.252萬人民幣，從2018年初截至目前，大豆進口數量為51.15 t，價值1412萬人民幣，糧食64.75 t，價值17.02萬人民幣。中美貿易產生摩擦后，根據已公布的數據，短期內，對我省進口農產品影響有限。一方面，湖南省農產品進口規模小，且進口農產品征稅在總征稅清單中比例不大。另一方面，部分進口農產品對美國依賴程度不是很大。從湖南省進口農產品的比重和產品分類來看，農產品的進口占了非常小的比重，進口農產品的需求較少。該省進口牛肉、奶粉集中于澳大利亞、新西蘭、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對美進口不多，貿易戰對湖南農產品進口的影響非常小。
從貿易結構來看，湖南省農產品進口貿易伙伴以澳大利亞、歐盟、美國和新西蘭為主。2017年1至6月湖南省從澳大利亞進口農產品合計2 671萬美元，同比增長5.9%，占2017年上半年湖南省農產品進口總額的27.8%;歐盟進口總額達1 878萬美元，同比增長7.6%，荷蘭進口總額為1 329萬美元，下降11.8%;美國進口總額為1 847萬美元，增長461%，占比19.2%;新西蘭進口總額為1 221萬美元，下降15.2%，占12.7%。該省對澳大利亞、歐盟和東盟一直保持著較平穩的增幅，因此，該省從澳大利亞、歐盟、美國和新西蘭進口的數量和產品種類不會受到貿易戰的影響而減少。長遠來看，中美貿易戰對該省大豆進口將產生一定影響。美國大豆在湖南省的進口比例較高，如果對美國對中國大豆進口持續加征關稅，會在一定程度上波及該省大豆進口情況。
3.2 中美貿易戰對湖南農產品出口的潛在影響
通過分析近幾年湖南省農產品出口數據，可以發現，肉食出口占絕對地位，包括鮮凍豬肉、凍牛肉、豬肉及雜碎等湖南特色產品。湖南省農產品出口絕對額在全國農產品出口絕對額中所占比例極小，農產品出口排名始終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變動幅度不大，但出口增速較高，增速排名靠前。2008年湖南省農產品出口絕對額占全國農產品出口絕對額的1%，居第22位，2018年湖南省1—5月份出口絕對額居全國第19位，增速居第3位，達33.2%。在出口的農產品中，又以凍豬肉、豬肉及雜碎，茶葉為主。2016年，該省出口農產品總額為13.76億美元，同比增長21.3%。該省出口茶葉30 340.07 t，出口同比增長8.2%。出口茶葉中，邊銷茶的產量與銷量占據了全國茶葉總量的半壁江山。該省出口罐頭5 8551.63 t，出口總額為8 088.18萬美元，重量同比下降1.03%，價值同比增長3.22%;卷煙出口總額為8 725.49萬美元，同比增長2843%[7]。中美貿易產生摩擦后，根據已公布的數據，短期內，對該省出口農產品影響有限。一方面，該省農產品出口份額小，并且美方對中方加征關稅主要意圖是打壓“中國2025制造”，農產品征稅在總征稅清單中比例不大;另一方面，部分農產品的出口對美國依賴程度不大。此外，該省還在繼續開拓新的國際市場，茶葉出口在進一步地發展。2018年1—5月份該省豬肉出口量雖然持續下降，但并非貿易戰引起。湖南省豬肉出口集中在港澳等亞洲市場，對美出口不多，貿易戰對豬肉出口影響極小。
從對外貿易結構來看，日本、美國、東盟、澳大利亞以及東歐地區是該省農產品對外貿易的主要伙伴。香港地區是該省最大的貿易合作伙伴，美國、韓國緊跟其后。2018年第一季度，湖南省對香港雙邊貿易額為73.3億元，同比下降94%;與美國貿易額為63.8億元，增長56.3%;與韓國貿易額為28.8億元，增長24.8%。同季度內，湖南省與歐盟28國的貿易額為73.9億元，增長72.9%;與東盟十國的貿易額69.7億元，增長62.9%。但對比2017年1—8月份與2018年同時期的出口情況來看，出口至美國的產品金額比重大，僅低于香港地區，但同比增長從去年的72.5%下降至25.5%。由圖可知，該省對俄羅斯的出口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速，出口至日本的同比增長幅度很大。由此推斷，該省出口至日本、東盟、俄羅斯的數量可能會增加。站在長遠角度看，中美貿易戰對該省農產品的出口是有影響的。如果對該省主要出口產品繼續加征關稅，其他主要貿易國家或地區需求又基本穩定的話，湖南省對外貿易將會受到很大創傷。
4 中美貿易戰背景下湖南農產品貿易應對之策
4.1 湖南農產品貿易的進口對策
4.1.1 優化農產品進口結構。
湖南省在大豆、糧食、牛肉、肉及雜碎等農產品的進口需求量較大;其余農產品進口量極少，農產品進口總量趨于增長，但同比增長放緩，大豆和糧食的進口波動較大，糧食，肉及雜碎較為穩定。
以大豆為例，湖南省大多數的大豆需求依賴進口，并對國外的依賴性很高。2018年前3個季度湖南省大豆進口數量為51.15 t，占農產品進口總額的較大比重。目前，進口大豆只能在巴西和美國中選擇，且南美大豆難以在短期內滿足我國的需求。另一方面，巴西的大豆收割時間是每年的4—5月，而美國則是9—10月才收割，收割時間的差別將會導致大豆因供給時間不同而難以完全替代。此外，該省大豆消耗主要是豆粕、豆油的生產，但是畜牧類產業的飼料主要原料是豆粕，價格的連鎖效應將會影響下游肉類和油脂的價格，從而一定程度提升國內通脹。
美國是湖南省的主要貿易國之一，若中美貿易戰持續發酵，湖南將會繼續減少其進口，主要進口農產品可能會轉向巴西、印度等市場。有資訊稱印度預利用中美貿易戰機會向中國出口農產品，俄羅斯、歐盟等國家也希望能擴大對中國肉類的出口。從結構來看，由于加征關稅，成本過高的商品進口稍有減少，進口商也發生偏移。那些征稅過后成本過高而不能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中國加大了從其余替代市場的進口力度。
4.1.2 充分利用進口優惠政策。
該省應充分利用優惠政策紅利和區域性貿易協定關稅優惠待遇，從優惠國進口農產品，降低進口成本，從而減輕對主要進口國家的依賴程度。比如，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中，鮮、冷牛肉、以及其他凍豬肉在菲律賓的協定稅率為5%，而在老撾、柬埔寨則不征稅;豬大腸頭、其他動物腸衣在老撾的協定稅率為5%，在菲律賓和柬埔寨為0%，這些農產品的進口稅率在與中國無貿易協定國家或地區低很多，該省便可選擇從這些地區進口。湖南省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以大豆為主，目前采取的措施是部分轉向巴西市場。實際上，巴西進口大豆的價格高于未征稅前美國大豆的價格，該省可以考慮從已簽訂貿易協定地區進口，進而分散甚至消除中美貿易戰對湖南省進口大豆的影響。
4.2 湖南農產品貿易的出口對策
4.2.1 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分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
提高農業的對外開放水平，必須要堅定地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近年來，中國農業對外投資明顯高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能夠分散中國農業“走出去”的壓力，減少對單一國家進出口的風險。湖南雖然不是一帶一路沿線省份，但可以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充分挖掘發展稍滯后沿線國家巨大的市場需求潛力，拓展省內商品市場空間，協調湖南省較為單一的出口結構。2018年第1季度該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達22.62億美元，同比增長66.1%。對非洲地區的貿易額增長了95.3%。該省要抓住機遇，深化“一帶一路”戰略，加大“農業走出去”力度，加快整合優勢資源，重點開發，各地區平衡發展，不能僅省會城市一枝獨秀[8]。
4.2.2 優化農產品出口結構。
湖南省在凍豬肉、豬肉及雜碎、茶葉、煙草等農產品的出口量較大，占該省出口農作物的相當一部分比重。其他種類農作物如柑橘、種子、蔬菜、食用菌、罐頭等出口量較少，導致了該省出口農產品的種類結構不平衡。從出口市場來看，該省農產品貿易的國際市場主要是日本、東盟、美國和東歐地區。在全球范圍內的占比非常少。國際貿易市場的過分集中大大削弱了農產品抵御風險的能力，同時也會增加對外貿易的成本。
湖南省農作物種類少、質量不高，農產品市場尚不健全，效率較低，優勢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且目前湖南省農業發展現代化、機械化水平較低，跟世界上其他出口農作物相比，質量和價格上都不占優優勢、花費的加工成本和流通成本較高，高質量產品需求不足，一般農產品需求飽和，難以適應市場上對不同產品的細化要求[9]。擴寬貿易渠道，建立多元的對外貿易市場格局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但可以幫助我國對外貿易企業規避風險，還有利于建立一個穩定的對外貿易市場。
4.2.3 努力克服貿易壁壘障礙。
加入WTO后，中國遭受的關稅壁壘逐漸減少，但遭受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愈發嚴峻，美國、歐盟和日本是主要實施國家，所涉及的商品主要包括農產品、紡織服裝、輕工、機電。有資料表明：中國大約40%的出口商品遭受到了技術性貿易壁壘[10]。由此可見，減少貿易壁壘擴大出口有很大的必要。該省農產品出口的主要障礙來自美國與歐盟的綠色貿易壁壘，比如中國茶葉只有通過指定口岸才能出口到歐盟市場。
湖南省應當加大人才培養和農產品技術投入，爭取將農業與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納米技術等高新技術融合，以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動植物的產量和質量，從而培育出優良的品種。加大研發投入，降低農藥殘留量，提升農業產品質量，增加該省農產品的競爭力。提升農業機械化與信息化水平，提高效率的同時又可以保證農業信息的及時接收，既保證了農產品的穩定產出，又可以針對市場引導農業生產，發揮出市場對農產品的結構調整作用。
4.2.4 提高產品知名度，打造國際品牌。
湖南省農產品有著規模小、知名度不夠、企業品牌意識不強以致自主品牌培育動力弱等缺陷，許多農產品企業技術設備落后、產品檔次較低、產品結構單一，且涉及范圍小、輻射低、競爭力小。企業之間、企業與農戶之間、企業與生產地之間聯系不緊密，凝聚力不強，進而使得該省農產品的國際化程度不夠，產業結構失衡。進出口企業應當通過新品種的研發、新技術的加工、新設備的引進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國際知名度和聲譽，提高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部分產品采用中性包裝、貼牌生產的方式出口，沒有獨特的品牌特色，不僅影響了經濟效益，而且不利于新市場的開發。
4.2.5 完善對外貿易法律法規體系，提高應對摩擦的積極性。
湖南省應從本省情況出發，制定符合湖南省特點的法律法規體系，并與國際性的對外貿易法規體系相接軌，形成具備體系化、程序化的應對策略。同時，根據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特點，制定出符合世界性貿易的對外貿易法律法規體系與標準，提高抵抗貿易摩擦的抗風險能力。此外，還要提高對待中美貿易摩擦的積極性，從貿易摩擦過程中，不斷吸取教訓積累經驗，合理利用WTO的相關貿易規則，維護該省在貿易摩擦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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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的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美國政府此次挑起中美貿易戰，直接目的在于以中美貿易嚴重失衡迫使中國進一步對美開放市場，深層次目的在于試圖借鑒1980年代美日貿易戰以遏制中國復興。中美貿易嚴重失衡責任不在中國，主要原因在于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過度消費的低儲蓄模式、全球價值鏈分工以及美國對華高新技術出口限制等。如果中美貿易戰全面升級，對中國高端制造發展及經濟增長將產生不利影響，但同時也將勢必增加美國民眾生活成本，推升通脹，制約消費，給全球經濟復蘇蒙上陰影。
內部實力足夠強大時，就會向外延伸甚至實施外部霸權。中美貿易戰既已開打，我方最好的應對方式是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在剛剛顯露出初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際，中國再度面臨“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貿易戰拉開了全球領導權更迭的序幕，如能妥善應對貿易戰，成功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將為中國的更次騰飛奠定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貿易戰 特朗普政府 301條款
一、中美貿易戰概況
北京時間3月23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基于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對華“301調查”報告，指令有關部門對從中國進口約600億美元商品大規模加征關稅，并限制中國企業對美企業進行投資并購。
作為還擊，中國商務部3月23日7點發布針對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232措施的中止減讓產品清單并征求公眾意見，擬對自美進口的約30億美元產品加征關稅，以平衡因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關稅給中方利益造成的損失。
從貿易制裁領域看，中國對美國擬中止減稅的地方主要在水果、豬肉這樣的農產品及初級產品等基本生活消費品領域，而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主要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是《中國制造2025》中計劃主要發展的高科技產業。很顯然，這與其說是貿易戰，不如說是對中國復興的打壓，以維護其全球霸權國家的地位。
二、中美貿易戰爆發的原因
我們可以看到近20年來美國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下滑，制造業中的很多崗位流失到了國外。在全球化過程中，美國企業可能得利很多，但美國許多普通勞動者反而喪失了工作，貧富差距加大。這個過程恰好又是中國加入WTO，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增加。大家容易看到中國拿走了美國的就業，但忽視了科技進步以及產業鏈分工的影響。以及，隨著中國逐漸取消對外資的優惠政策，美國或者歐洲企業在中國市場面臨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加之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做得不夠，外國在華企業面臨糾結。貿易戰的出發點仍是經濟利益的考量。
（一）中美貿易失衡是美方發起貿易戰的導火索
目前中美貿易主要格局表現為：中國貨物貿易順差、服務貿易逆差，這反映了中美之間的比較優勢。中方統計數據：2017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2758億美元，占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65.3%;而美方統計數據：2017年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3752億美元，占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46.3%。為此，美方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降低美對華貿易赤字1000億美元。
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中方的計算是3750億美元，而美方的統計為5040億美元，雙方統計數據相關一千多億，中美貿易統計存在明顯差異。目前，中國是美國飛機、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是美國集成電路、汽車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44%屬于“三來一補”企業的出口，這些企業的兩頭在外，只是在中國進行了中間環節的加工，假若這一部分剔除，那么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就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二）美方認為中國市場扭曲導致不公平競爭
知識產權一直是中美雙方爭論的焦點，知識產權爭端一直是中美經貿關系的重要問題，美國一直把中國列入侵犯知識產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美國商務部2017年10月發布的關于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備忘錄中，美國基于中國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該角色與市場和私營部門的關系，認為中國未充分踐行市場原則、從而對經濟造成根本性扭曲。特朗普政府挑起本次貿易戰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指責中國強制美國企業技術轉讓，“偷竊”知識產權等。在此背景下，美國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農產品能源等市場，降低汽車等關稅，消除金融等服務業投資壁壘，改善市場環境，并采取切實措施削減1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三）美國試圖借貿易戰以遏制中國復興
2017年中國GDP達12萬億美元，增長率為6.9%，遠高于美國的2.3%。2017年中國GDP相當于美國的63%，按此增速繼續增長十年時間，即大約在2027年中國GDP總量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此背景下，美國一直試圖遏制中國的全面復興。
20世紀80年代，美國向日本發起了24例301條款案件調查，并通過貿易戰等成功打壓了日本的崛起及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日本先后被迫簽署了美日半導體協議、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最后直接系統性地開放了日本的國內市場。通過301條款，美國成功地打開了日本的醫藥、半導體、鋼鐵、電信等市場，包括強迫日本于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和1987年簽訂盧浮宮協議，成功阻止日本挑戰美國經濟霸權。
三、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雙方貿易戰已經拉開序幕，若任由事態升級，結果將是雙輸的，所以，中美雙方都應以理性和智慧來化解矛盾。
第一，對美國經濟而言，不僅其發起貿易戰的目的不會實現，美國大部分工業品價格走高將引起通脹，損害消費者利益;中國對其農業品、汽車、飛機等的反制措施將挫傷其出口貿易，經濟受損，中國是美國大豆最大客戶，美國大豆農民將損失慘重，同時汽車和飛機出口企業利益也會受到一定影響。此外，美國當前激烈的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優先”等霸權主義思想，會引起眾多第三方國家的不滿或質疑，將影響其與多數國家的國際關系。
第二，對中國經濟而言，美國發起的貿易制裁將使中國出口受挫，經濟受損。對農產品和化工品的反制措施將推升農產品化工品價格，利好該行業企業，但二者作為重要的上游行業之一將一定程度推升食品CPI和中游工業企業成本，進而沖擊消費者利益并壓縮部分工業企業利潤空間，影響社會福利。
第三，對全球經濟而言，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起貿易戰，將影響世界經濟，尤其是當前正處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剛開始復蘇的階段，經濟還比較脆弱，貿易戰對各國經濟均將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沖擊。
第四，對全球金融市場而言，貿易戰引發了全球市場的避險情緒，短期內對股市打擊較大。當前，經濟復蘇帶動美國進入美聯儲加息周期、歐央行也進入“溫和”退出量化寬松階段，加息和退出QE進程的節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尤其2018開年經濟超預期美股大跌，金融市場波動較大，中美雙方開展貿易戰嚴重不利于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
四、中方應對貿易戰的對策
一味的妥協，對方就會得寸進尺，最終就喪失談判權，沒有誰在商業談判中會采用這一策略。所以，我們預計中國政府在美國拋出一些措施之后，會提出一些反制措施，反制的目的就是為了雙方能更好的坐下來談。但需要盡量避免去激化雙邊之間的矛盾。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次美國提出的是針對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的“301調查”，以維系美國在高技術領域絕對優勢的國際分工地位，而中國有在提倡創新發展的經濟轉型升級，關系到雙方的核心利益，可預見談判會非常艱辛，但依然要砥礪前行。
但只要雙方都保持相對的理性，沒有進一步去惡化雙邊關系的行為，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坐下來談的結果估計是中國會做一些妥協，例如將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知識產權體系和擴大開放，與此同時，美國也不太可能完全如現在所愿。預計中國在談判的過程中可能會采用一些談判策略，例如，在加大對其他經濟體開放的過程中，與美國邊打貿易戰邊談，這樣可以獲取到更加主動的地位。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這次涉及的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問題，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已有的規則對發展經濟體來說并不是特別有利。例如，跨國公司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實施壟斷、限制或者扭曲國際貿易，抑制創新，大量存在。部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希望把包括限制性商業慣例規則在內的競爭規則納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但由于部分發達國家以這是企業自身行為反對納入而告終。但我們可以考慮在TRIPs的規則之下尋求立法來鼓勵企業突破與創新。
當然我們也需要充分尊重美國政府和企業關切的問題，例如，針對目前國際技術轉讓規則缺失的現狀，通過談判，形成一個技術轉讓和技術受讓方利益綜合平衡的規則體系，重啟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也為今后建立國際技術轉讓多邊規則體系奠定基礎。盡管目前中國政府對禁止強制技術轉讓做出過國際承諾，但我們在對外宣傳以及對外談判過程中，可以考慮明確承諾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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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的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貿易戰;產業轉移;貿易流向;“一帶一路”
一、 引言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一直是學界探討的熱點問題。2019年8月1日，特朗普政府不滿中國對美國農產品的購買進程，在2 5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征收25%關稅的基礎上，宣布對余下3 000億美元的所有中國輸美商品征收10%的關稅。中國通過暫停購買美國農產品、對約750億美元美國商品加征10%或5%關稅、對美汽車及其零部件恢復加征關稅等措施進行反擊。此后美國作為反制，將之前2 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的25%關稅調制30%，以及增加3 000億美元商品稅率至15%。顯然中美貿易戰仍將持續下去，并愈演愈烈。
2008年～2018年間，美中貿易逆差規模由2 848.48億美元擴增至4 430.55億美元，占美國當年逆差比重由32.93%升至46.83%。特朗普政府始終將中美貿易失衡作為發動貿易戰的理由。本文認為產業轉移是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并且兩國貿易失衡符合價值鏈分工及比較優勢。
另一方面，美國單方面發起的對華貿易戰嚴重破壞了全球價值鏈，不僅會對中美經濟造成重大打擊，也影響到其他國家乃至全世界的經濟發展。那么，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否與產業轉移有關?2018年3月以來的貿易戰會對中國對外貿易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鑒于此，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國對中國和東亞國家(地區)貿易差額占比的變化探討了產業轉移對中美貿易失衡的影響，并以2018年3月為節點，分析貿易戰前后中國對外貿易變化情況。對重新認識中美貿易失衡、最大程度地防范或減少中國的經濟損失以及擬定中國未來的戰略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二、 文獻綜述
1. 中美貿易失衡原因。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從現有文獻來看，其主要原因包括：第一，結構性因素。美國進入后工業化時期，服務業占國民經濟比重不斷提高，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正好適應美國的市場需求(蔡興、劉子蘭，2012;朱維巍，2014)。第二，數據失真。孫繼山(2017)、戴翔等(2018)認為中美貿易失衡存在水分。中國對美國超過半成的貨物貿易順差來自加工貿易，而絕大多數加工貿易又來自外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美國實現了巨大的結構性收益，因此貿易失衡不但有水分，而且不能與貿易利益相等同。第三，東亞因素。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根源在于國際產業轉移，即東亞向中國轉移產業的同時，將其對美國的出口轉化成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劉萬鋒，2008;楊丹、張寶仁，2012)。第四，國內發展戰略。我國粗放型發展戰略的累積效應以及長期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粗放型發展戰略造成了商品結構不合理，外部表現為較強的價格競爭力，并且出口秩序混亂(孫瑞華、張松丹，2006)，但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的時候卻會有很多政策和條約的限制(林明臻、郭真，2018)。
2. 貿易戰對一國貿易的影響。Santos-Paulino和Thirl-wall(2004)估計了貿易自由化對出口增長，進口增長，貿易差額和貿易平衡的影響，發現自由化刺激了出口增長，也進一步提高了進口增長率。毛其淋和盛斌(2014)用中國工業企業微觀數據實證發現，貿易自由化顯著地促進了制造業企業的出口參與，其中成本效應對企業出口參與的影響程度相對更大。而關稅升級會降低加工部門的競爭力，并且影響整個經濟體的貿易與福利(Narayanan & Khorana，2014)。吳小康和于津平(2016)、徐艷等(2018)分別運用引力模型和實證檢驗發現，進口國關稅稅率越高，中國對其出口越少。有學者專門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進行了模擬。李昕(2012)利用含中國加工貿易部門的GTAP多國多部門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擬中、美對所有進口商品關稅提高10%和100%兩種情況，研究發現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率下降1.67%～4.51%，實物投資下降0.82%～2.09%，貿易摩擦的結果是中國損失更大。
綜上所述，學界對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仍未定論，而當今中美貿易戰對兩國經濟的影響是亟需探究的問題。本文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出了邊際貢獻。一是通過1990年～2018年美國對中國和東亞國家(地區)貿易差額數據，分析產業轉移對中美貿易失衡的影響;二是以2018年3月為時間點，分析貿易戰開始后中國對外貿易流向和流量的變化等。
三、 產業轉移對中美貿易的影響
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而產業轉移則是實現空間分工的重要途徑(張少軍、劉志彪，2009)。發達國家為了實現國內經濟高度服務化、制造業高端化以及向全球價值鏈的制高點攀升，通過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將附加值低、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譚介輝，1998)。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結合本國比較優勢，順利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實現了經濟總量與結構的跨越式發展。本文認為產業轉移是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1. 美國對中國和東亞國家或地區貿易差額的直觀分析。本文根據IMF網站數據計算了1990年～2018年美國與中國和東亞國家(地區)的貿易差額占美國總逆差的比重。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35.80%降至2018年的7.70%，降幅最大，其次對中國臺灣的貿易逆差占比由9.94%降至1.77%。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9.24%猛增至2018年的47.71%。另外，美國對韓國的貿易逆差占比變化較平穩，而對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出現了貿易順差，對東亞其他國家(文萊、緬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在內的東盟各國)的貿易逆差占比逐年上升，從1990年的6.08%提高到2018年12.01%。
繪圖可以更直觀地發現，從1990年～2018年美國對中國和美國對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貿易差額占美國總逆差比例的變動呈“剪刀差”態勢。具體表現為：美國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貿易逆差比重大幅縮水，共減少46.56個百分點;對中國貿易逆差比重指數型上升了38.47個百分點。
2. 美國對中國和東亞國家(地區)貿易差額的計量檢驗。
(1)數據來源。本文選取的變量有：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額占美國總逆差比重，美國對東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貿易逆差額占美國總逆差比重，分別用X，Y來表示。由于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經貿步入新臺階，同時伴隨著東亞對中國的產業轉移。因此，樣本研究年限為2000年～2018年。數據來源于IMF數據庫。
(2)計量檢驗。由于本文研究的變量數據是時間序列，而絕大多數時間序列是不平穩的，因此先要判斷變量是否平穩。使用Stata軟件對變量X、Y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中的“變量的單位根檢驗”所示：變量X不平穩，而變量Y平穩。因此還需要檢驗X、Y兩個變量序列一階差分后是否存在單位根。
如表1中的“變量一階差分后的單位根檢驗”所示，對變量X和Y進行序列一階差分后，P值均小于0.05，不存在單位根，說明變量一階差分序列平穩。
接下來需要根據信息準則確定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表中“最優滯后階數檢驗”顯示，根據FPE和SBIC準則，只要滯后1階。根據LR檢驗以及AIC和HQIC準則，選擇滯后5階。權衡考慮，本文選擇滯后5階。
最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美國對東亞貿易逆差占比減小是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占比增大的格蘭杰原因，而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占比增大不是美國對東亞貿易逆差占比減小的格蘭杰原因。就經濟學意義而言，中美貿易失衡實際上是由于東亞國家(地區)向中國產業轉移所致，符合價值鏈分工及比較優勢。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地區)，甚至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通過對華投資、產業轉移的方式，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含量偏低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向中國以及發展偏落后的東亞國家(越南、柬埔寨等)轉移。中國逐步成為制造業大國、世界工廠。與此同時，美國產業空心化嚴重，非物質生產的服務性產業比重遠遠超過物質生產部門，雖然近年來通過產業回流等方式有所緩解，但產業轉移等因素造成的中美兩國巨額貿易差額在短期內很難改變。
四、 貿易戰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1. 總體進出口規模有所上升，但增速放緩。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4.26萬億美元，其中出口總額為2.34萬億美元，進口總額為1.91萬億美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4.61萬億美元，同比增長8.2%;其中出口總額為2.50萬億美元，增長6.9%;進口總額為2.11萬億美元，增長10.4%。進出口總體規模均有增長。
但從月度同比增速來看，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進出口平均增速為8.76%，比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下降了3.81個百分點;出口平均增速7.70%和進口平均增速10.47%，相應下降了3.28和4.88個百分點。2019年2月，出口同比增速更是低至-20.7%。由此可見，自2018年3月中美貿易摩擦開始以來，雖然中國貨物進出口規模仍在不斷上升，但不管進口還是出口，其增速均受到不小影響。
2. 對美貿易受阻，貿易流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1)進出口增速。本文根據IMF數據計算了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國對前四大貿易伙伴歐盟、美國、東盟和日本，以及韓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除去數據缺失的巴勒斯坦共63個國家，下同)的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速。出口方面，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速為5.83%，低于總體出口增速1.05個百分點;中國對歐盟、東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分別增長8.95%、12.23%和7.77%，增速分別高于總體增速1.97、5.25和0.79個百分點。進口方面，中國對美國的進口減少了9.63%，下降顯著;中國對歐盟、東盟、日本和韓國進口增速均低于總體進口增速;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口增速則高達18.34%，高于總體增速7.85個百分點。
貿易戰開始以來，中國對美國出口增速放緩，進口出現了大幅下降。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合作愈發明顯，對其進出口增速均高于總體進出口增速。
(2)進出口占比變化。出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中國對各國或區域的進出口占比變化很小。但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比快速下降，由20.35%降至16.24%，2019年后歐盟甚至超過美國成為中國最大出口伙伴;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口占比呈上升趨勢，2019年4月中國對其出口占比已高達30.59%。
進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同年較穩定，但從2018年3月起，即貿易戰開始之后，趨勢就立刻發生了變化。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口占比由25.11%上升到27.68%;對美國的進口占比從8.58%降至5.79%;對歐盟、東盟、日本和韓國的進口占比仍然變化不大?？梢娰Q易戰開啟之后，中國對美國的貿易活動更多地轉移到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3)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變化。本文參照鄒嘉齡等(2015)方法，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劃分為中亞5國、蒙俄2國、東南亞11國、中東歐19國、南亞8國以及西亞、北非19國6大板塊。時間同樣選取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和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兩大塊。
出口方面，增速最快的是東南亞和中東歐，分別同比增長了12.23%和17.68%;其次是蒙俄和南亞，分別增長了7.49%和5.20%;中亞和西亞北非略有下降。進口方面，整體增速較高，其中中亞、蒙俄和西亞北非的增速高達29.24%、33.50%和33.67%;增速最低的東南亞為7.40%。進出口總額可見圖1，東南亞11國在進口和出口兩方面均處榜首，西亞和北非18國占據次位。
3. 貿易結構難以優化。本節主要比較我國重點商品2018年上半年和2019年上半年分別累計出口金額同比增速以及占總出口比例變化。
2018年上半年機電產品和高新產品累計出口金融同比增速分別為15%和18.3%，比總出口增(下轉第57頁)速(12.7%)高出2.3個百分點和5.6個百分點，增速迅猛。而2019年上半年，我國總出口同比增速僅為0.1%，其中機電產品和高新產品同比增速降至-0.6%和-2.3%?？梢娒绹Q易戰重點針對的機電產品和高新產品出口受到嚴重影響。與此同時，服裝及衣著附件和農產品出口在貿易戰影響下也持續下滑。以上四大類商品在2019年上半年占總出口比例均出現下降。若貿易戰繼續下去，我國出口結構將難以優化。
4. 一般貿易出口占比提高，貿易附加值上升。2019年上半年，中國一般貿易進出口1.28萬億美元，同比下降0.56%。其中出口6 880.4億美元，進口6 055.7億美元。而一般貿易占總進出口59.86%，比2018年上半年提高了0.88個百分點。加工貿易進出口5 289.6億美元，同比下降7.49%。其中出口3 446.6億美元，進口1 943.2億美元。加工貿易占總進出口24.94%，比2018年上半年下降了1.47個百分點。
從貿易方式角度看，一般貿易相對于加工貿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在出口端，因此貿易戰影響下，我國貿易附加值水平反而略有提高。
五、 結論與建議
中美貿易失衡背景下，兩國貿易戰持續升溫。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國對中國以及東亞國家(地區)的貿易差額數據，利用實證計量模型探究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同時，以貿易戰開始之時2018年3月為時間點，分析其前后各一年中國對外貿易變化情況，發現中國貨物進出口增速放緩;貿易流向由美國轉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機電產品和高新產品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短期內一般貿易相對于加工貿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出口端，有利于我國貿易附加值的提升，但是否會長期影響仍有待考察。由于貿易戰有滯后效應，若其持續下去，之后的負面影響可能會大大超過本文所示結果。
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第一，中國應加大對外投資，加快產業向中西部、其他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的速度，優化海外市場布局，通過產業轉移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第二，加快調整我國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生產性服務業升級，提升產品質量和國內增加值比例，實現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提高;第三，出臺各種政策刺激國內投資與消費，推行供給側改革，使高端產業與內部消費需求相適應。貿易戰終究會給兩國帶來損失，只有解決內部失衡問題，才能更好地應對外部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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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旭澤(1994-)，男，漢族，浙江省寧波市人，浙江工業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國際經濟學。
收稿日期：2019-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