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區域化研究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近年來，上海市閔行區委深化區域黨建，完善組織架構，打造區級、街鎮、居村三級黨建平臺，構建“六聯七制度”，實現了以區域化黨建助力基層黨建、助力社會治理、助力社會服務的工作合力。
[關鍵詞]閔行區;區域化黨建;黨建資源
上海市閔行區委以深入貫徹落實市委“一號課題”文件精神為契機，根據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的總體部署要求，結合閔行區域單位多、類型多，但分布不均衡的實際，構建區域化黨建“區—街鎮—村居”三級網絡和“六聯七制度”的工作新格局，不斷激發多元社會主體參與社區共治，實行體制內外黨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達到“共建、共創、共享、共贏”目標。
一、打造三級平臺，完善組織架構
閔行區委以健全區域化黨建的組織體系、平臺載體、工作機制為著力點，努力將區級層面的區域化黨建成效向下延伸到街鎮、村居，積極推動區域化黨建三級平臺運作。
一是深化區級區域化黨建平臺。區級層面進一步完善“黨委統一領導、組織部門牽頭、有關部門密切配合、區域單位共同參與”的工作格局。為了進一步激發區域單位的內生動力和參與熱情，積極試行區域化黨建輪值召集人制度，推進區域化黨建領導體制扁平化、運行機制規范化，有效凝聚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機場集團等26家駐區單位。2014年、2015年上海航天局和中航商用航空發動機有限公司分別擔任區域化黨建輪值單位。同時，注重從區域單位的實際需求出發，以項目化方式來實現合作共建，資源性共享，搭建起暢通的共建平臺。
二是做實街鎮區域化黨建平臺。在區級區域化黨建平臺基礎上，做實街鎮層面的區域化黨建工作“三會制度”，即聯席會議制度、社區代表會議和社區委員會制度，以及共治聯席會議制度。街鎮區域化黨建聯席會議主席由各街鎮黨（工）委書記擔任，副主席由分管黨群副書記和駐區單位黨員負責人擔任，并明確由街鎮黨建辦（黨群辦）或社區黨建服務中心承擔區域化黨建的組織、協調、聯絡、服務等職能，保證街鎮區域化黨建實體化運作。閔行區13個街鎮共吸納了218家駐區單位作為街鎮層面的區域化黨建聯席會議的成員單位。
三是拓展居村區域化黨建平臺。在街鎮層面開展區域化黨建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工作網絡延伸到居村層面，建立居村共治聯席會議制度，形成以居村黨組織為核心，居村“兩委”、業委會、物業公司等為主體，房管、城管、派出所、學校、“兩新”組織等駐區單位共同參與的管理模式，共議共解居村治理問題。同時，根據實際需要，靈活組合，積極開展村居、企居、校居、社居、園居、居居等共建，擴大居村區域化黨建覆蓋面，增強工作有效性。在整合駐區單位資源的同時，有效挖掘在職黨員資源，居民區以樓道為單位，村以戶為單位，亮出黨員身份，按需設崗，以崗定責，發揮黨員參與社會治理的主體作用;同時，積極引導黨員通過“五進入”（進入居民委員會、進入業委會、進入黨員代表議事會、進入志愿者團隊、進入群眾自組織），在村居黨組織中發揮好宣傳、組織、引領群眾，凝聚人心的作用。
二、注重分類指導，依次有序推進
針對閔行區街鎮、村居推進區域化黨建各有不同的實際情況，閔行區委注重對已有成熟的經驗做法進行總結提煉，以點上經驗在全區面上推廣，既明確了“規定動作”，也給基層留有探索、創新的空間。
一是規范工作流程?？偨Y提煉江川路街道、吳涇鎮、虹橋鎮等地區的好做法、好經驗，梳理區域化黨建的價值內涵、組織架構、運行機制、共建內容，形成街鎮和居村兩個層面的區域化黨建工作模式，制作了可復制、可推廣、可操作的工作流程圖，在全區推廣，以“一圖看懂”方式便于居村開展區域化黨建，讓各街鎮和居村開展區域化黨建有參考、有依據、有榜樣。在落實街鎮區域化黨建工作的同時，選取了吳涇鎮共和村、虹橋鎮紅春村、古美路街道平陽二居、莘莊工業區鑫峰苑作為村居層面區域化黨建的試點單位，予以點對點指導推進。
二是明確載體抓手。以需求為導向，以項目化方式推進區域化黨建工作。區級層面，對接區級各職能部門、各街鎮和各區域單位，建立了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的社區義診、上海鍋爐廠有限公司的學習型組織演練中心等14個區域化黨建共享資源，并形成包括“發揮平臺作用，共享黨校資源”、“深化區域共建機制，服務凝聚社區職工”等在內的25個區域化黨建共建項目。街鎮層面，進一步加強與駐區單位的緊密聯系。圍繞區域化黨建“六聯”（區域黨建聯建、社會治理聯抓、文明城區聯創、公益服務聯做、文化活動聯辦、干部人才聯育），對接需求、對接項目，目前形成共建項目160余個。村居層面，以社會治理為核心，依托“大聯動”網格化管理平臺，形成駐區單位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清單目錄，共同做好環境衛生、噪音擾民、跨門營業等方面問題的前端發現和處置工作。
三是健全運作機制。區級層面，繼續實行區域化黨建聯席會議制度和聯絡員制度，保證區域化黨建常態有序開展;街鎮層面，建立區域化黨建“七項制度”（“雙報到、雙報告”制度、需求對接制度、項目化運作制度、溝通聯系制度、定期會商制度、評價激勵制度和區域化黨群工作聯動制度），加強與區域單位的緊密型聯系。依托“雙報到、雙報告”工作，全區黨組織關系不在居住地黨組織的在職黨員主動到現居住的村居黨組織報到，實際報到黨員人數為28348名，報到率為83.3%。380家駐區單位黨組織，12217名在職黨員分別到各街鎮和村居進行了聯系報到，并至少認領1-2個公益項目。
三、突出重心下移，確保落地見效
閔行區委堅持以服務群眾為區域化黨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整合資源、重心下移為基本原則，將區域化黨建與社會治理、服務群眾、基層黨建有機融合，確保區域化黨建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一是以區域化黨建助力基層黨建。依托區域化黨建工作平臺，進一步強化街鎮黨（工）委、居村黨組織在區域化黨建工作中的主心骨作用，發揮和鞏固我們黨在不同領域的領導核心地位，努力提高基層黨建科學化水平。例如，江川路街道推動駐區單位和黨員到社區“雙報到”，認領社區十大公益崗位，參與樓組黨建，組織社區“兩新”組織與轄區基層黨組織、困難黨員開展結對;七寶鎮1342名在職黨員到村居黨組織報到，形成了“關系在單位，活動在區域，奉獻雙崗位”的共管模式;虹橋鎮按“地緣”將全鎮劃分為6大區域，將區域內事業單位、居民區、村、公司和“兩新”組織劃分為16大責任區塊、43個責任點，并相應成立16個服務團隊。
二是以區域化黨建助力社會治理。以黨建為引領，整合駐區單位資源，推動各類資源向居村下沉傾斜，納入社會治理的“大聯動+”，使區域黨組織的組織優勢、政治優勢轉化為提升區域社會治理水平的優勢。例如，積極倡導區域單位黨組織和黨員帶頭止違拆違、帶頭開展群租整治;顓橋鎮積極推動居委會、物業公司、業委會，公安、房管、聯動中心等探索形成政府治理和社區自我調節的社會治理“田園”模式，引導德資企業賀利氏、星河灣集團等駐區單位反哺社區，不斷提升區域單位參與社會治理的成效和能力。
三是以區域化黨建助力公共服務。圍繞群眾需求，以服務民生為導向，推進黨組織活動方式多樣化、黨員發揮作用常態化、黨組織和黨員服務群眾長效化，發動駐區單位共同為地區群眾提供精準有效服務。例如，吳涇鎮通過區域化黨建平臺孵化形成“1號里·欣家園”公共服務項目，以居村黨組織引領為核心，將區域各類資源向居村下沉，推進家園建設，靠近居民提供為老服務、代理代辦服務、社會參與服務等170多項;新虹街道組織虹橋綜合交通樞紐等相關成員單位的青年黨員單位利用業余時間，到社區為老人提供服務。
■ 責任編輯：周奕韻
人民幣區域化研究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匯率決定理論分析了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原因，及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
馬克思經濟學;匯率貨幣;貨幣的相對價值
F83
文獻標識碼：A
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人民幣匯率問題從2002年以來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多次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我國在2005年的匯率改革中，實行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因此有必要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人民幣匯率的決定。
1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匯率理論
1.1 貨幣層面上的匯率決定因素
匯率首先從貨幣和價值層面上來看主要表現為各國貨幣之間的比例，也被稱作本幣的外幣“價格”或者外幣的本幣“價格”。所以，這個“貨幣的價格”究竟如何決定，就成了一個格外復雜的問題。因此，對于匯率的決定，首先從貨幣層面來說，應當考慮如下因素：
（1）貨幣的實際價值。馬克思從貨幣代表一定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匯率決定的首要因素，即貨幣在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時，其實仍然是貴金屬貨幣的職能?！八械呢泿哦歼€原為它們的金或銀的含量;同時，金和銀這兩種商品作為世界貨幣來流通時，又要歸結為它們互相之間的不斷變動的價值比率?！倍诋敶澜缃洕臈l件下，“金和銀”這兩種商品同時作為“貨幣本位”的現象大體說來可以認為已經不復存在。所以，此時所剩下來的就只是各國貨幣的含金量之間的比例或代表的實際價值的比例及其變動。
（2）貨幣的相對價值。在馬克思的價值形式理論中，有“x量商品A=y量商品B”這個公式，這就是“貨幣的相對價值”。
顯然，從價值形式中可看出，在貨幣與商品交換中表現出的貨幣的相對價值，其變動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貨幣本身的實際價值的變動。二是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勞動生產率提高或減低使貨幣的相對價值發生變化，從而也導致商品的價值降低或升高。與此同時，可以表現為某種或某幾種商品的價值發生變化或者先進的科學技術在商品生產領域的普遍應用使所有商品的價值都發生了變化，那么這些商品同貨幣的交換比例就會發生變化，這樣就一國國內范圍來說，貨幣的相對價值也發生變動，即此時它表現為更多或更少的商品量。在世界市場上，一國貨幣的相對價值的變動如何在與其他國家的貨幣的交換比例，即匯率中表現出來，則要看兩國貨幣的國內相對價值的變動情況。
（3）貨幣的國內相對價值?！耙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越發達，那里的國民勞動的強度和生產率，就越超過國際水平。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種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國際價值，從而表現為不同的價格，即表現為按各自的國際價值而不同的貨幣額。所以，貨幣的相對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發達的國家里，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太發達的國家里要小?！边@就為我們在世界貨幣市場中，比較兩國貨幣或不同國家的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了一個依據。即對于兩國貨幣即使在購買力平價相等的情況下，但由于兩個國家的國民勞動強度不同和勞動生產率的不同，因而也會使各國貨幣在國內所實際代表的國內價值不同。
如果我們假設1美元與6元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都相同，但是由于兩國不同的勞動生產率水平，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和效率較高，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和效率相對較低，這樣，同量美國商品的實際價值肯定會低于同量中國商品的實際價值。因而貨幣的相對價值在美國要比我國的相對較低。于是，1美元在美國國內所購買到同量商品的實際價值會低于6元人民幣在中國國內購買到的同量商品的實際價值。
1.2 國際支付狀態對匯率的影響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曾經對影響匯率的因素作了一個總結，其中第一個因素即是“一時的支付差額”，同時指出“不管造成這種差額的是什么原因——純粹商業的原因，國外投資，或國家在戰爭等等場合所做的支出，只要由此會引起對外的現金支付?！弊罱K都將對匯兌率產生影響。
（1）對外貿易差額。馬克思認為，匯兌率的變動，以及由匯兌率的變動引起的“金屬的流出，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對外貿易狀況變化的象征”，而在對外貿易中，首要的是純粹商業的原因，即商品和勞務的進口和出口。由于信用制度的發展，信用貨幣取代了金的位置，商品的進出口通常以信用憑證和支付憑證為媒介，我們以匯票為代表。例如，英國出口商向德國出售商品，會得到體現債權的向德國開出的馬克匯票，相反，德國出口商向英國出口商品，則會得到體現債權的向英國開出的英鎊匯票。當英國進口商需進口德國商品時，他不是用金，而是在倫敦貨幣市場用英鎊購買馬克匯票，再把馬克匯票寄往德國作為支付，相反，德國進口商在進口英國商品時，通常是用馬克在漢堡和柏林的貨幣市場購買英銻匯票，用英鎊匯票作為支付。這樣，如同商品一樣，馬克匯票在倫敦有一個英鎊價格，英鎊匯票在柏林和漢堡有一個馬克價格，這就是匯兌率。它會隨供求變化而發生變動。如果英國對德國的商品出口大于進口，那末在倫敦貨幣市場上馬克匯票的供給就會大于需求，馬克匯票的英鎊價格就會下跌，英鎊對馬克的匯兌率便會提高，這對德國來說正好相反，是對英國的商品出口小于進口，在柏林和漢堡貨幣市場上英鎊匯票的供給就會小于需求，英鎊匯票的馬克價格就會上漲，馬克對英鎊的匯兌率便會降低。
（2）對外投資。對外投資也叫資本輸出。一般來說，資本輸出有兩種：實物資本輸出和貨幣資本輸出。實物資本輸出，又叫生產資本輸出。實物資本的輸出，對于輸入國來說，由于不需要對所輸入的商品作任何付款，因此也就不會對輸入國的貨幣市場產生任何影響，就不會對其匯率發生影響。
馬克思還指出：“只有當這種出口商品的生產需要其他外國商品的額外進口時，才會影響匯兌率（并不影響對得到投資的那個國家的匯兌率）。這時，這種生產不是用來抵消這種額外進口的?！北热?，對于我國來說，國外投資在中國辦的工廠，如果該工廠所使用的生產設備在美國或其他國家購買，這種情況，就會對匯率產生影響，但此時影響的是美元或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水平。而貨幣資本輸出（對外投資）由于是采用貨幣方式，直接對外提供貸款。所以貨幣資本的輸出，會直接影響到資本輸出國的貨幣市場，因而會影響到該國匯率水平。以上論述的三個方面的因素，都會導致一國貨幣的外流，使該國國際收支狀況變差，其結果跟貿易逆差所產生的結果一致。
（3）其他對外支付。除了以上論述的對外貿易、對外投資等對國際支付狀態產生影響外，在國際交往中，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消費資金型的非資本性的對外支付;本國居民到國外旅行時的花費，留學費用等等。諸如此類的一些對外的現金支付，一般不會導致大的支付差額。
2 從馬克思經濟學匯率理論看人民幣升值
（1）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看，自1994年以來，我國的資本項目和金融項目已經連續多年呈現雙順差的格局，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國際貿易雙順差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引起我國外匯儲備過快增長。外匯儲備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具體原因是：國際貿易順差，外部資本對中國的產業投資;國際游資集團對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的購買，導致大量“熱錢”涌入?？傊?，外匯儲備的巨額順差，在使人民幣的相對價值提高的同時，也形成了國際貨幣市場上對人民幣的巨大需求，最終引起了人民幣升值。
（2）從利率的角度看，近年來我國的利率水平相對提高，導致使用資金的成本提高，貨幣市場上借貸貨幣的供不應求，從而促進了人民幣相對價值的提高和其他商品相對價格的下降。這樣會吸引大量的外資進入中國市場購買人民幣。這樣會引起人民幣匯率的提高和利率的進一步上升，最終導致人民幣的相對價值繼續上升。
（3）從根本上來說，我國自實行對外開發以來，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勞動生產率普遍提高，經濟整體水平也顯著上升，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一系列的發展也使人民幣的相對價值得到提高。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人民幣先對價值的提高，主要表現為商品的品種的增多以及商品的數量的擴大，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商品的價值降低;二是貨幣的相對價值提高，隨著經濟的發展，也伴隨著貨幣作為支付手段及信用制度也相對發展較快，從而致使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加快。
3 人民幣升值的積極意義
3.1 人民幣匯率的適當升值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
我長期以來走的是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對外貿易增長主要依靠初級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出口企業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優勢，以低價戰略迅速打開國際市場。人民幣的升值降低了外貿企業的利潤空間，加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有些外貿企業面臨生存危機。這迫使一些資金轉向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也迫使企業加大產品創新的力度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加快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從而也加快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企業產業結構調整。
3.2 人民幣匯率的適當調整有利于減少對外貿易摩擦
我國外匯改革以來，對外貿易連年順差，連年的順差導致中國日益增加與各個貿易伙伴的摩擦，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而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減少貿易順差的數值，繼而可增加我國的進口總額。能夠緩和與貿易伙伴的關系，也有利于我國外部的發展。人民幣的適當升值，有利于我國經濟和貿易的和諧發展，也有利于為我國的經濟平穩快速發展提供一個和諧的環境。
3.3 人民幣的適當升值有利于推動我國區域發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平衡發展
跨國公司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在中國的投資成本就會相應提高。但是在沿海地區投資成本升高以后，一些跨國公司不想撤離中國市場，由于我國政府已經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基礎設施以及投資環境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而跨國公司為了為了降低成本，會轉向中西部地區發展，從而有利于推動我國區域發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平衡發展。
3.4 人民幣適度升值有利于我們調整收入分配關系
我們要轉變發展戰略，隨著人民幣的升值，由外向型經濟轉向內部需求型。從而在分配上就要求我們調整分配關系，從而能更好的遏制兩極分化，實現均衡發展，從而提高普通工人及農民的購買力;與此同時，也會促使政府提高社會保障標準，擴大社會保障范圍，更多的惠及農村和農民工。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人民幣區域化研究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近年來，中國的貿易額不斷上升，同時，在華外商的貿易額也在不斷加大。因此，人民幣的估值成為中國極為敏感的話題，但二者之間的關系一直不明確。通過運用宏觀經濟理論，運用時間序列分析論證了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之間存在的失調性缺口，并用其缺口分析了對中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在總進出口中所占比例影響的分析，并最終得出了人民幣實際匯率失調對中國進出口外部依存度影響較大，同時波動程度相對較小的結論。
關鍵詞：均衡匯率；外部依存度；Balassa-Samuelson效應；匯率黑箱
引言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經濟元素，往往在短期的外部沖擊下會受到更大的影響。中國每年的進出口中，有近1/2是來自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這對于貿易依存度近60%的中國經濟來說，可以說是拉動經濟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出口大小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其中匯率變化的影響則是重中之重。當均衡意義上的實際匯率水平和現實中的實際匯率水平發生系統性偏離時，就稱之為匯率失調或匯率錯位。如是說，人民幣實際匯率與均衡匯率之間存在失調所產生的缺口對中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所產生的種種促進或抑制的作用，也是研究過程中需要進行深究的部分。
一、相關文獻綜述
（一）均衡匯率的研究
均衡匯率思想與理論的提出，是隨各國經濟關系發展逐步推進的。最初Cassel(1918)提出了購買力平價概念，由此形成了均衡匯率思想，奠定了均衡匯率理論基礎。Balassa和Samuelson（1964）提出了生產率相對變動可通過產品要素價格傳導，從而決定匯率水平的理論，將增長因素納入了均衡匯率框架。Willianmson（1994）提出了排開各種短期的經濟條件和其他臨時性的周期性因素，集中分析基本經濟要素對實際均衡匯率影響的基本要素實際均衡匯率理論。Sten（1994）提出了自然均衡實際匯率理論，他認為均衡匯率是一種動態匯率，它隨著各種內生變量和各種外生基本經濟要素的持續變動而變動。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均衡匯率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就是Edwards（1989）模型和Montiel（1999）模型。在國內，張曉樸（1999）使用季度數據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進行測算，最終得出了人民幣實際匯率高估的結論；而張斌（2005）也得出人民幣中長期存在升值的壓力，相對勞動生產率和FDI是導致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力量。
（二）均衡匯率和進出口外部依存度的相關研究
進出口外部依存度，指的是在一個經濟體的進出口中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所占的比重。計算公式為：
DDOT=(FX+FE)/(E+X)（1）
其中DDOT表示進出口的外部依存度，FX、FE、E、X分別表示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進口額和該經濟體的出口額、進口額。
對于均衡匯率與進出口外部依存度關系的研究，目前還相對較少。馬淑琴(2006）認為，一國或地區的貿易主導力水平，即進出口貿易中的主體結構以及吸引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對于一國或地區貿易水平的升級具有重要的作用。胡求光（2008）也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浙江省進出口具有重要意義。
在上述一系列的研究中，雖然都對貿易的外部性對貿易的作用進行了闡述，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對于匯率失調對外部依存度關系的研究，仍然沒有進行深入的解釋。筆者將對這方面進行一個補充。
二、中國人民幣均衡匯率缺口的測算
匯率的決定過程是一個完全的“黑箱”，對于這個“黑箱”，機制中的一系列決定要素考察十分必要?？偟恼f來，可以將其過程視為：
REER=F(X1，X2，X3，X4， ……)（2）
其中，REER是實際均衡匯率，而X1，X2，X3，X4等均為可能影響均衡匯率的因素。這里假定X1，X2，X3，X4等與均衡匯率REER為協整關系。
傳統的國際經濟學認為，影響匯率的因素主要為貨幣供給量、產出以及利率。在具體數據的度量中，考慮了影響因素的獲取的實際情況，將以上幾種因素進行了一系列的分解度量，分出了相對勞動生產率等7種影響因素進行考察。這里將通過對中國1999年第一季度—2008年第四季度共36個截面數據進行考察，對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進行了分析。
（一）ER變量的選取
國內研究人民幣均衡匯率時主要采用兩種方法來作為均衡匯率的代理變量，一種是易綱（1997）所采用的雙邊實際匯率，另一種是張斌（2005）所采用的IMF公布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這種匯率指數是通過貿易額加權得到的，它剔除了國內外價格水平差異的影響，反映了本國商品籃子和國外商品籃子的相對價格變化——國內外文獻中大多采用的也是該指數，故這里也采用此指數作為實際均衡匯率的代理變量。
（二）Xi變量的選取
1．相對勞動生產率。根據Montiel理論，作為供給因素的勞動生產率是影響均衡匯率最重要的長期基本經濟要素。一國的技術進步一般發生在貿易品部門，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較快，而非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變化很小。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引起該部門工資的提高，并帶來非貿易部門工資的相應提高，工資的提高將導致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價格的提高，但是貿易部門的價格上漲比非貿易部門價格的上漲要慢，作為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相對價格的實際匯率就會出現升值，這就是有名的Balassa-Samuelson效應。這里選取中國和美國、日本、歐元區平均勞動生產率為指標，由于目前這三個地區是中國對外貿易中前三位的地區，故各選取1/3作為權數，計算中國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其計算公式為：
RGDPj=CAGDPj/(∑1/3* AGDPij) (i=1，2， 3；j=1，2……36) （3）
其中，RGDP代表相對勞動生產率，AGDPi代表美國、日本和歐元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由各國家或地區的GDP除以就業人數得來，其中GDP的數據已經用名義匯率換算為以美元為單位。
2．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當貿易條件改善，要求實際匯率升值以維持經常項目長期均衡；反之，貿易條件惡化時，要求實際匯率貶值以維持外部長期均衡。本文采用貿易條件指數來對貿易條件進行衡量，計算公式為：
TC=X/M（4）
其中，TC表示貿易條件指數，由于我國并沒有相應的進出口價格指數，故用出口商品總額表示X，用進口商品總額表示M。
3．利率差異。根據利率平價理論，均衡匯率是通過國際拋補套利所引起的外匯交易形成的。在兩國利率存在差異的情況下，資金將從低利率國流向高利率國以謀取利潤，這時會造成兩國間貨幣需求的變化，最終導致匯率變化，故兩國間利率存在差別，必然會影響匯率的走勢。本文選取中美兩國的存款利率為參考變量，兩國間的利率差表示為：
△IR=IC-IU（5）
其中，IC、IU分別為中國和美國的存款利率，△IR表示兩國的利率差，由于中國的資本管制程度比美國要大，故可以得出美國的利率隨市場變化而變動的幅度更大，所以△IR的符號難以確定。
4．貨幣供給量M2。貨幣供給量的變化會影響國內對于貨幣的需求，同時影響貨幣的購買力。當M2增大時，國內對于國內貨幣的需求量減小，同時貨幣的購買力下降，這必然會導致外幣升值，本幣貶值。Montiel認為，影響一個國家長期匯率的變量因素，一定是實際變量，故這里選取實際M2作為代理變量，即由M2/CPIi得到，其中CPIi為中國第i期CPI。
5．對外直接投資FDI。FDI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國家間資金的變化，也對匯率的變化有重要影響。
6.外匯儲備余額FNA。外匯儲備的多少直接影響一國的匯率走勢，故要選取作為參考變量。
以上變量所涉及的數據，均來自IMF官方網站和WIND數據庫。本文采用Eviews5.1作為分析工具，對數據進行擬線性化處理。
（三）模型建立
1.協整分析。對上述每個變量的樣本序列分別用ADF單位根檢驗進行平穩性分析，并在此基礎上運用協整檢驗和格蘭杰關系檢驗，在避免存在偽回歸的同時還可以識別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其他7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關系。其結果如表1。
可以看出，通過ADF檢驗，所有變量的t檢驗值均拒絕置信區間為5%的假設，故均為不平穩變量，但是其一階差分的t值均滿足，故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所以，這些變量為協整。通過最小二乘法可以得出人民幣匯率的協整方程：
LNREER=4.199148548*RGDP+6.596521581e-007*TC-0.5345518401*LNM2+0.3371499989*LNFNAR+ 0.0126661337*
IG+0.0305884972*LNFDIR+13.38612493（6）
R=0.7735863F=8.5439092 DW=1.6439886
2.缺口度量。在這里，用最小二乘法計算得出的均衡匯率ER和實際有效匯率REER之間的差額來定義匯率的缺口，用公式表示為：
GER=REER-ER（7）
該缺口可以表現人民幣的均衡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的變化。從圖1中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圍繞其均衡價格波動較大，其中2002和2003年有較長時間維持在均衡匯率之上；而從2004年開始，人民幣有相當長的時間位于均衡匯率之下，一直存在較大的升值壓力；到2007年中旬，伴隨著人民幣逐步升值，其有效匯率再度大于其均衡匯率值，這時人民幣又存在著貶值的壓力。
三、人民幣實際匯率缺口對進出口外部依存度
（一）實證檢驗
可以看出，當滯后階數取值為4時，中國進出口外部依存度和人民幣實際匯率缺口之間存在著單項的相關性，即人民幣實際匯率缺口是進出口外部依存度的格蘭杰原因。而進出口的外部依存度不是人民幣實際匯率缺口的格蘭杰原因，這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發生變化時對于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的進出口有相對比較大的影響。
（二）分析
當人民幣具有升值趨勢時，進口將會增加而出口將會減少，反之亦然。從理論上講，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其生產投資的外部性，其進出口對于貨幣的升貶值必然更加敏感，因而當人民幣均衡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缺口增大時，中國進出口的外部依存度應該擴大。但是從圖2中可以看出，當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和有效匯率之間缺口增大時，外商進出口在中國總進出口中所占比重的變化反而相對較小。經分析，可能具有以下兩種原因：
1.當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和有效匯率偏離時，由于匯率的不完全傳導，導致人民幣波動產生的進出口商品的價格效應沒有完全體現出來，使得商品的價格沒有完全隨著匯率的變動而變動，導致中國進出口外部依存度相對穩定。
2.中國進出口的需求彈性相對于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來說相對較大。當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其均衡匯率偏離使得人民幣有升值壓力時，中國的進口增量大于其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口，而中國的出口的減小量也同樣大于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這反映在我國進出口的外部依存度數據上，就是中國進出口外部依存度相對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均衡匯率的偏離程度相比波動較小。
四、結論
由于人民幣匯率的失調會導致實際有效匯率和實際均衡匯率之間的缺口加大，從長期來看，會使得人民幣有升值或貶值的趨勢，這對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具有相對較大的影響。在我國，貿易依存度一直維持在60%強，這意味著中國的GDP增幅大部分是由進出口拉動的，即中國GDP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外國廠商在中國的進出口。在200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逐步擴大到了如今，外需的減少對于外向型經濟的中國來說影響是最大的，這也可以從2009年一季度的數據中可以解讀出。因此，為了保證經濟層面在金融危機時期的平穩過渡，一方面要清楚地認識到，匯率政策的改變對于總進出口的影響更大，而相對來說對外商進出口的影響要小于總進出口，故通過匯率的改變想達到增加外商進出口的做法是得不償失的；另一方面，人民幣實際匯率存在的缺口從長期來看終將回歸為0，故若想擴大中國的進出口還是要從產品的自身出發尋求新的出路，只有滿足了外需才能真正做到進出口的穩定；最后，由于人民幣匯率長期來看是具有升值的趨勢的，故減小實際匯率波動的幅度對于全國的進出口和外商進出口而言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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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區域化研究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隨著高中政治新課程標準的實施，為適應信息化社會的需要和現代教育技術條件、現代新教育理念下高中政治課教學的開展，結合筆者的實踐，本文淺談了能充分發揮網絡教育功能與提高課堂學習實效的“構建問題研究的政治課堂網絡教學新模式”。
[關鍵詞]問題研究 政治課堂教學 網絡教學
政治問題研究性學習的特征是當學生圍繞某一政治問題開展學習活動時，學生首先要為解釋和評價某個政治問題去搜集證據，后運用證據，再通過思維活動來解釋問題。而現代教育技術——多媒體網絡教學法的引入，必將為政治問題研究性學習注入一種活性催化劑，大大提高教學效果。
一、通過多媒體技術與網絡構建問題研究，將高中政治課教學活化
1． 利用多媒體技術活化課本知識的建構
由于多媒體運用于課堂教學，具有興趣濃、容量大、負擔輕、效果佳的作用。因此，教師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優化課本知識的教學。
其一，教師可將“課題”、“框題”、“目題”、“知識點”制作成可以拆拼的圖板；或者將知識點按照一定的內在聯系演繹、歸納成若干知識板塊，通過圖表、聲像等配合進行多媒體教學，利于學生一下子抓住知識的脈絡，便于增強直觀教學。
其二，教師可將課堂練習題按題型編成一定量的題庫，每種題型又按難易程度分為較難、適中和基礎三級知識梯度，這樣就可以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從而更有利于分層次教學。
其三，教師可將材料分析題制成圖文并茂的畫面，增強直觀教學效果，能再一次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
2． 利用網絡教育資源挖掘豐富的課外政治教學資源，構建問題研究，活化課堂教學過程
政治學科涉及面廣，新聞性強，加之教材本身有很多事例或材料，只要教師經過巧妙的藝術加工，就可以在教學中形成一些直接刺激，深深地吸引住學生的問題研究，形成學習動機。教師如能利用網絡教育資源把學生所熟悉的事件收集下來，并與書本上的有關知識相結合運用到課堂教學中，就可以引起學生的情感共鳴。
新課程要求注重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讓學生通過自己的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來學習，使學生從自己的經驗中學會認識并構建自己的知識。因此，在教學中，一方面，結合教材理論知識的學習，組織學生走出校門、走向社會，進行調查研究、參觀訪問。另一方面，有的問題采取帶領學生網上沖浪，培養學生收集處理信息的能力，培養學生關注社會、了解社會的意識，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例如，在講到臺灣問題時，要求學生上網查找并領會中央臺辦發言人對臺的最新講話精神，以及認清臺獨的危害。通過網上沖浪活動既培養了學生的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也調動了學生的主動性，使學生獲得了親身體驗，為構建新課程打下了基礎。同時，課內外課程資源的優化結合，活化了教學過程。
二、利用網絡教育資源構建問題研究，形成學生新的學習方式
現代教育理念要求學生能夠自主學習、探究性學習，要徹底改變以往的被動的接受式學習方式。針對目前思想政治教材滯后性的問題，師生共同從網絡教育獲取豐富信息資源，可以彌補課本的這個缺憾。在平時的教學中，利用網絡教育資源構建社會熱點和焦點問題研究，比如在課前舉行每堂5分鐘網絡新聞發布會（如人民幣升值利弊談、“神六”載人航天飛行的意義、夠建和諧社會、新農村建設等）。鼓勵學生以興趣小組為單位，進行專題探究性學習。不追求效果，重在研究行為的開展過程。及時指導學生撰寫小論文，文章可以單獨寫，也可以幾個人合作寫。每學期適時舉辦學生小論文競賽活動，讓學生在競賽中展現自己的新觀點、新收獲。如2005年我指導的高二（1）班毛玲玲同學的小論文《和諧社會，人人向往》獲臺州市中學生政治小論文比賽三等獎。學生為了寫好論文與解決探究性的問題，必須廣泛查閱資料、篩選信息，最大限度地選取有典型代表性的有效信息，來提煉或論證某個觀點，分析說明有關問題。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學生自主地發現和提出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設想，收集資料、分析資料和得出結論等能力。
三、利用網絡教育資源構建問題研究，培育學生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對學生進行時事政策教育除了要充分用好中宣部主辦的《時事報告》中學生版《時事》雙月刊和河南鄭州《中學生時事政治報》，還要每周安排一課時的時事政策信息上網閱讀與查找。如，通過查閱央視國際網、新華網國際（國內）新聞有關“十一五規劃”、“陳水扁廢統論”、“中國威脅論”等專題，配合教師定期和不定期的時事專題講座、時事廣播、課前十分鐘學生講時事、時事黑板報、時事競賽、期末思想政治課時事政治考試等，進行時事政策教育。老師們因勢利導，在教學中注意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讓學生對一些國內外重大時事熱點問題能結合并且運用課本所學知識點充分展開討論，甚至通過“短兵相接”的思想碰撞，使認識得到提高。例如通過對我國和平崛起的政策理論與現實行動，得出我國和平崛起有益世界，進而得出“中國威脅論”是荒謬的。學生在展開討、辯論時，教師引導要深入淺出，加強教育的針對性。從課本知識到提出思考問題、從上網查閱到討（辯）論，注意點撥和機動，保護學生思考和發言的主動性與新穎性，讓他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熱、難點問題就可以輕松地解決了，同時又可讓同學們受到深刻的教育。
目前，我國的網絡教育教學在各學科教學中運用還處于探索、實驗和初步實施階段，要更好更充分地發揮網絡教學在政治課教學中的作用，適應素質教育和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還需要無數的教育專家、教育工作者和廣大政治教師的共同努力，因此，在教學中必然會遇到種種問題。筆者認為，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對于充分發揮網絡在教學中的積極作用，提高教學效果，實施素質教育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正確處理教師本身、學生實際、教材內容與網絡教育教學的關系。政治教師應該根據自己、學生和教材內容制作多媒體課件，建構政治問題研究，緊緊圍繞政治課教學的目的，完成教學任務，而不能脫離政治教材和學生實際，不是為計算機多媒體技術而教學。 其次，正確處理傳統教學模式、方法、手段與網絡教學的關系。網絡運用于教學，是對傳統教學的繼承和發展，不是對傳統教學的全盤否定。網絡教學不是萬能的，它只是一種手段之一，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方法，使新技術手段與傳統模式結合起來 ，讓整個教學過程渾然一體，相得益彰，才是每個政治教師恰當的選擇。再次，正確處理教師的主導作用與網絡教學的關系。網絡教學在政治課中的運用，與政治教師主導作用的發揮并不矛盾，政治教師不能因網絡而放棄了自身的作用。教師在運用網絡教學的過程中，精心設計教案，收集教學素材，選擇教學內容，需要付出更多、更艱苦的勞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教師的主導作用更重要、更突出，對教師的要求更高、更嚴格，不能以網絡教學取代教師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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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葉衛.中學教育實踐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9.
（作者單位：浙江三門縣第二高級中學）
人民幣區域化研究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外資企業非正常撤離問題的根源在于現行外資企業清算和破產法律制度存在漏洞。要解決該問題，必須轉變觀念，尊重外資企業市場退出的正當需求，消除過度管制現象，疏通外資企業清算和破產法律渠道，同時強化對違法者的責任追究制度。
[關鍵詞]外資企業；非正常撤離；清算；破產；責任追究
[文獻標識碼]A
外資企業的非正常撤離現象發端于上世紀90年代末，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后，已經有零星外資企業從中國“一夜消失”，但并未引起社會和政府部門的集中關注。從2007年下半年起，中國部分地區韓資企業非法撤離現象開始密集出現，引起了社會關注。據統計，青島市自2003年至2007年非正常撤離韓企達206家，涉及工人2.6萬，拖欠工資1.6億元人民幣，拖欠銀行貸款近7億元。2007年，有244家外企從廣東“不辭而別”。大量外資企業未經清算而非法逃離，給工人、供貨商、貸款銀行等相關債權人造成了巨大損失，留下了大量經濟、法律和社會問題。
由于外資企業非正常撤離問題出現較晚，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尚不夠充分。關于外資企業非正常撤離的原因，普遍觀點認為是國家宏觀政策的調整和法律法規的相繼出臺對勞動密集型和加工貿易型中小外資企業沖擊較大，加之這些企業本身規模較小，經營管理水平低下，在近年來員工工資、原材料成本上漲，人民幣升值和國際金融危機等因素面前缺乏競爭力，導致這些企業經營難以為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經營失敗退出市場是一種客觀現象，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必須通過合法解散和清算程序進行，蓄意逃避清算義務而“一走了之”，則是一種為法律、道德和輿論所不能容忍的違法行為。然而部分外資企業卻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且此種行為有蔓延之勢，從側面說明了中國相關法律規則存在制度失靈現象，需要我們認真加以檢討和完善。
一、外資企業非正常撤離民事法律責任問題分析
準確定性非法逃離者的法律責任并予以追究，是解決外資企業非法撤離問題的基礎。從理論上分析，外商投資企業控股股東、董事或實際控制人的非法逃離行為，可能會引起民事、刑事和行政等多種不同性質的法律責任，但根據中國公司法和外資企業法相關規定，民事責任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礎性責任，限于篇幅，本文僅就其民事責任問題進行研究分析。
(一)來履行清算義務的外資企業當事人的民事法律責任分析
外資企業屬于中國法人，依法應當遵守中國法律規定。1986年4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第21條規定：“外資企業終止，應當及時公告，按照法定程序進行清算”。2005年10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184條規定，除因公司合并或分立之外的公司解散，應當在解散事由出現之日起15日內成立清算組，開始清算。有限責任公司的清算組由股東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組由董事或者股東大會確定的人員組成。2001年12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73條規定，外資企業終止的，應當在終止之日起15天內對外公告并通知債權人，并在終止公告發出之日起15天內，提出清算程序、原則和清算委員會人選，報審批機關審核后進行清算。由此可見，中國法律對外資企業解散或終止時賦予了明確的清算義務，該清算義務主體為公司的股東、董事等。對于不履行清算義務的當事人，2008年5月份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也明確了法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第18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未在法定期限內成立清算組開始清算，導致公司財產貶值、流失、毀損或者滅失，債權人主張其在造成損失范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因怠于履行義務，導致公司主要財產、賬冊、重要文件等滅失，無法進行清算，債權人主張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上述情形系實際控制人原因造成，債權人主張實際控制人對公司債務承擔相應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予以支持”。通過上述法律規定，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整套公司清算法律責任體系，上述法律規定依法適應于以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注冊的外資企業。根據上述法律規定，未經依法清算而選擇“夜半逃離”的外資股東和董事及公司實際控制人，由于其“逃跑”行為不可避免地帶來公司主要財產、賬冊、重要文件的丟失和無法進行清算，因此依法應該對公司債權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從法理上講，那些未經清算逃回各自國家的控股股東或董事及公司實際控制人仍然應該對在中國開辦公司期間的公司債務承擔連帶無限責任。
需要說明的是，對于未履行清算義務的控股股東、董事或公司實際控制人的連帶債務清償責任的司法解釋是2008年5月份公布并施行的，對于在此之前已經逃離的外資企業當事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一個必須予以明確的重要問題。中國現行法律沒有關于民事法律司法解釋溯及力問題的規定，但是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其中明確，司法解釋是最高人民法院對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自發布或者規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適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間?！皩τ谒痉ń忉寣嵤┣鞍l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后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盡管這是對刑事案件司法解釋適用的原則規定，但是其確立的基本原則也同樣可以為民事法律司法解釋所借鑒。司法解釋具有溯及力是司法解釋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早在古羅馬時期，查士丁尼就賦予對法律整體進行解釋的《法學階梯》和《學說匯纂》追溯效力?，F代西方國家，除了司法機關外，立法機關也對法律進行解釋，或者制定解釋性法律，這些立法解釋或者解釋性法律和我國的立法解釋以及司法機關作出的“解釋”、“規定”類司法解釋相同，都是一般的、抽象的，但這些一般的、抽象的解釋都是溯及既往的。人們之所以自古至今賦予法律解釋以溯及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律解釋是對如何正確理解和執行法律的具體規定，其內容是法律的已有或應有之義，因而不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應該具有被解釋法律的法律效力。在時間上，應當回溯至被解釋法律施行之日發生作用。由此分析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中明確的逃逸外資企業控股股東、董事、實際控制人的連帶民事清償責任是具有溯及力的。逃逸外企負責人頭腦中那種“一走了之，到了國外沒人追究”的觀念是完全錯誤的。
(二)追究非法逃離清算義務主體法律責任的法律和經濟障礙
盡管從法律上講，中國方面債權人完全可以訴諸法律，
追究非法逃離的清算義務主體(控股股東、董事、公司實際控制人等)的債務連帶清償責任。然而，據筆者調查，目前外資企業逃離案件中的大陸受害者能夠通過民事訴訟渠道得到現實救濟的案例鳳毛麟角。尷尬的現實背后是法律制度安排的困境。從債權人訴訟便利和訴訟經濟角度來看，在中國大陸法院對非法逃離外資企業控股股東、董事及公司實際控制人提出民事賠償要求，并在中國大陸法院進行審理，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但是，由于目前中國和主要國家已經簽署的《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中，僅限于在《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基礎上的相互承認與執行對方的仲裁裁定，并不包括法院民事判決。以在中國大陸發生非法逃離現象最為嚴重的韓國為例，2003年7月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關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25條僅規定了雙方相互承認和執行在對方境內作出的仲裁裁決，而在此種情形下最為常見的民事判決文書則不在相互承認之列。由此，一旦外方投資者非法撤離回國，中方債權人就面臨著兩難選擇：若在中國法院起訴，則判決結果不能被被告方所屬國承認和執行，在中國訴訟變得毫無意義；而如果到被告方國家法院起訴，則不僅要承受高額律師費、訴訟費、交通費，還要承受因外國法院適用外國法所造成的法律風險。因此，對于大多數小額債權人來說，現實中的他們只能被迫選擇放棄債權。法律制度安排上的困境，變相鼓勵了部分無良外商逃避債務的行為。
二、外資企業清算障礙問題分析
外資企業“夜半逃逸”問題的實質是外資企業當事人故意怠于履行清算義務從而逃廢債務。部分韓資企業從中國非法撤離現象發生后，韓國媒體尋找韓商非法撤離的原因，提出兩個法律方面的“理由”，一是中國的清算“手續復雜”；二是需要返還當初進入中國時接受的各種優惠。此種說法無疑具有片面性。在中國注冊的外資企業是中國法人，必須服從中國法律，外資企業解散和清算的法律淵源有《外資企業法實施條例》、《外商投資企業清算辦法》。和《公司法》，這些法律確立了外資企業普通清算和特別清算、正常清算和破產清算的一系列規范。公司清算是公司退出市場時結束公司債權債務的重要程序，事關公司債權人和公司股東的切身經濟利益，必須嚴肅對待。以所謂“手續復雜”為理由逃避清算義務顯屬托詞，并不能構成合法抗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第8條規定，“對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期在10年以上的，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1年和第2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3年至第5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巴馍掏顿Y企業實際經營期不滿10年的，應當補繳已免征、減征的企業所得稅稅款”。由此，退還減征、免征的所得稅是法律的明確規定。所得稅減免本身是一種超優惠待遇，享受優惠需要符合東道國一定條件本無可厚非。因此外商抱怨“返還當初進入中國時接受的各種優惠”并無充分道理。
當然，大量外資企業非法逃廢債務的行為之所以發生，除了前述對違反清算義務當事人責任追究不力外，中國清算法律制度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檢討中國清算法律制度的問題，對于尋找外資非法逃逸的制度原因和完善我國相關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一)外資企業解散與清算的前置審批程序問題
《外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第72條規定，外資企業在解散之前，除因期限屆滿解散或被有關機關依法撤銷外，均需要事先提交終止(解散)申請書，報審批機關核準。該條例第73條規定，外資企業應當在終止(解散)之日起15天內對外公告并通知債權人，并在終止公告發出之日起15天內，提出清算程序、原則和清算委員會人選，報審批機關審核后進行清算。根據以上條款，外資企業在解散和清算之前，被要求履行兩道前置審批程序：一是企業解散需要審批機關(外經貿部門，下同)批準，二是在清算程序、原則和人選方面須經審批機關批準。在實踐中，由于各地方外經貿部門囿于地方稅收、就業考量和“招商引資”政績觀的影響，對于擬解散撤資的外資企業態度消極，企業難以順利取得批準。一些中小外資企業老板知難而退，遂“一走了之”。上述制度規定構成了外資企業解散和清算的制度障礙之一。
從立法目的來看，外商投資企業進入中國投資，在帶來投資、稅收、就業機會的同時，會影響中國外匯、外貿進出口平衡和國民經濟產業布局，國家出于經濟安全利益考量對外商投資進行管制是必要的，因此《外資企業法》設立了開辦外資企業的前置審批程序。但是，已經進入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如果因市場原因或其他原因難以為繼，其決議解散企業的行為是否還需要審批，則是一個值得重新考慮的問題。在此種情況下，如果審批機關不允許外資企業解散，則勢必會置當事人企業于尷尬境地。資本的存在目的是獲取利潤，如果在中國市場難以取得利潤，審批機關不允許外資企業解散從而延宕時日造成財產價值的巨額貶值或營業虧損，應該由誰來負責?外商是否可以以政府不作為為由而請求國家賠償?因此，在此種情況下，負責任的審批機關只能作出同意的批準。既然一旦外資企業提出解散申請，審批機關并無其他選擇，那么此種審批的必要性就大可質疑。同樣，在外資企業的普通清算過程中，現行清算委員會組成和清算方案必須報審批機關批準的制度安排也是不合理的。由于普通清算要求資產大于負債，能夠完全償還債務，此時審批機關介入并無特別需要，如果勉強介入，勢必形成審批機關(行政機關)干涉企業清算事務的局面，這既不符合法治理念，引起外商種種顧慮，還可能造成個別行政機關或工作人員插手外資企業清算事務，尋求權力尋租的機會。如果企業資不抵債，則依法必須轉變為破產清算，破產清算由法院全面主導，審批機關更無介入必要。因此，外資企業普通清算過程中的前置審批程序并無充分的法理依據。
(二)申請破產外資企業的受理問題
分析已經發生的外資企業逃離案件，當事企業絕大多數在逃離前已經陷入經營困難、資不抵債狀態，依法應該申請破產清算。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法院對外資企業破產案件受理受政府干預程度較大，態度消極，致使正常破產清算渠道壅塞，“迫使”這部分外資企業棄債外逃。當然應該看到，部分外資企業在中國內地經營過程中，采取了與國外關聯公司相勾結，通過“高進低出”、“兩頭在外”的手段秘密轉移利潤，導致留在大陸的外資企業人為虧損，從而逃避稅收、逃廢債務。此種情況下，如果允許該企業正常破產清算，則會造成該企業的利害關系人事實上的不公平。此種問題需要在破產清算過程中，通過適當的程序和方式加以解決。
(三)特別清算的組織問題
根據1996年實施的《外商投資企業清算辦法》，外資企業清算分為普通清算和特別清算，企業能夠自行組織清算委員會進行清算為普通清算，企業不能自行組織清算委員會進行清算或者依照普通清算的規定進行清算出現嚴重阻礙的，企業董事會或者聯合管理委員會等權力機構、投資者或者債權人可以向企業審批機關申請進行特別清算。企業被依法
責令關閉而解散，進行清算的，依照特別清算的規定辦理?！捌髽I進行特別清算，由企業審批機關(政府外經貿管理部門，下同)或其委托的部門組織中外投資者、有關機關的代表和有關專業人員成立清算委員會”。在實踐中，有大量的外資企業因不參加年檢等原因被吊銷營業執照，依法應該由審批機關進行強制清算。但是，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終止后財產清算難度大，事務繁雜，審批機關往往不愿意組織特別清算，時而會引發以審批機關不履行特別清算義務的行政訴訟案件。由于審批機關沒有司法機關的處罰措施和強制執行手段，組織強制清算措施不力，加上需要特別清算的外資企業數量眾多，審批機關人力物力難以承受，因此長期以來，大量依法應該進行強制清算的外資企業只能“一拖了之”。此種情況下，把不進行清算的責任完全歸于逃逸外資企業股東、董事等當事人，似乎也不甚合理，這里顯然存在著制度安排失靈的因素。令人欣慰的是，新修改的《公司法》完善了企業(包括外資企業)的清算程序，把組織清算的義務主體明確為股東，特別清算的組織者為法院，從而消除了上述制度障礙?！锻馍掏顿Y企業清算辦法》也于2008年1月被國務院明令廢止。
三、外資企業清算問題的法律經濟分析和理性選擇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企業優勝劣汰，乃是平常之事。對于不能適應經濟環境變化，經營失敗的外資企業，我們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尊重市場選擇和投資者意愿，提供給他們順利退出的機會，通過普通清算或破產清算等途徑來了結陷入困局中的外資企業，體面地終結其市場主體地位；另一種是不能正視外資企業經營失敗的現實，從地方局部利益或狹隘政績觀出發，為外資企業正常撤離設置障礙，導致外商“有來無回”，或者被“困住拖死”，或者干脆悄悄轉移資產，最后“一走了之”。經濟問題有其自身發展規律，在規律面前易疏不宜堵。采取第一種態度，盡管在破產或清算過程中，債權人只能按比例得到清償，勢必會損失一部分利益；但采取第二種態度，債權人卻可能血本無歸，喪失全部債權?；谥袊奶厥鈬?，在外商逃逸企業案件中，地方政府為了穩定，可能不得不出面收拾殘局，從而付出更大的經濟和社會代價。因此地方政府和司法機關應該轉變觀念，在對待外資企業清算和破產的態度上變消極為積極，才能更好地維護中外各方利益。在該問題上，中國大陸還存在著較大的帕累托改進余地。
國際金融公司在對世界130多個國家進行調查研究后做出的《2004年商業報告》中得出的結論是，評價一個國家是否適合公司發展，有五項基本標準，其中之一就是這個國家是否有健全的企業退出機制。其他四項標準為：1.在這個國家創辦公司是否容易，2.能否自由解雇和雇傭工人，3.合同的執行是否困難，4.信用體系是否完善。中國各地招商引資存在著一定的競爭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出于鼓勵外商投資目的，紛紛采取外商投資“一條龍”式服務，使得設立外資企業的過程十分高效。但是由于前面分析的原因，外資企業的退出卻十分困難，這是中國投資環境的軟肋。中國要成為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就必須順應時代和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轉變觀念，完善企業的退出機制。使企業“進得來，退得出”，這既是外資企業的迫切要求，也是廣大內資企業的共同愿望。
四、防控外資企業非正常撤離的法律對策
(一)完善對妨害清算行為人的責任追究體系
對于違反法定清算義務的公司控股股東、董事和公司實際控制人的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公司法司法解釋(二)已經加以明確，其責任人需承擔未清算公司債務的連帶清償責任，這是恰當的法律制度安排。為了走出目前外逃當事人民事責任追究的司法困境，必須采取相應措施來進行制度完善。主要措施有：
1.積極推進雙邊或多邊《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的簽署工作。目前中國只和20余個國家簽有條約，而中國許多重要的貿易伙伴如美國、英國、加拿大等恰恰不在其列。
2.積極推動雙邊或多邊《民事判決相互承認與執行條約》。目前已經簽署的《民商事司法協助條約》，大多數只包含了相互承認與執行民商事仲裁裁決的條款，并未包括民商事司法判決的相互承認和執行，這對非法撤離外資企業的中方債權人極為不利。
3.積極引導中方當事人在民商事交往中事先簽訂仲裁協議或在合同中約定仲裁條款，以爭取發生糾紛時將案件提交中國仲裁機構進行仲裁的權利。中國已經加入《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加入公約方各國相互承認和執行在對方境內做出的仲裁裁決。中國大陸市場主體與外資企業從事經濟交往，應該提高防范意識，盡可能利用仲裁手段來保障己方的合法權益。
(二)取消外資企業解散和清算過程中的前置審批程序，消除外資企業清算的人為制度障礙
基于前文分析的原因，現行外資企業解散和普通清算的前置審批程序是過度管制的產物，并且構成了外資企業進行清算的人為障礙，應當明確廢除，以鼓勵外資企業履行清算義務。鑒于外資企業清算過程中前置審批程序的準據法一《外商投資企業清算辦法》業已在2008年1月份被國務院廢止，因此目前只需要通過修改《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取消外資企業終止(解散)的前置審批程序即可。在未完成法規修改之前，作為過渡措施，審批機構應該轉變態度，積極為申請解散、清算的外資企業提供方便。
(三)切實解決申請破產外資企業的法院受理問題
根據《破產法》、《公司法》的規定，企業股東、債權人或清算組發現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可以申請法院依法進行破產清算、重整或和解。這是當事人的權利，也是人民法院義不容辭的義務。長期以來各地法院拒絕受理企業破產案件的做法，違背了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也是造成部分外商非法撤離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為此，必須予以糾正，全面及時受理外資企業破產案件。至于部分外商存在通過“兩頭在外”方式轉移資產和利潤的問題，應該通過債權人的民事訴訟或《破產法》中的破產財產保全制度加以解決。
(四)建立外資企業非正常撤離的預警法律體系
對于外資非正常撤離問題，我國還可以建立包括事前控制、事中監管、事后救濟在內的一整套過程性法律防范機制。主要措施包括：1.企業債務預警與報告機制，2.外資企業勞動者工資保護制度，3.外資企業資產處置與轉移預警與報告機制，4.建立外資非正常撤離的擔保制度，5.建立外商投資企業償債特別風險基金等。當然上述措施的建立和實施，必須按照法治原則進行，必須符合“WT0規則”和國際慣例的要求，因此需慎重決策。
總之，治理和預防外資企業非法撤離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在這個過程中，法治建設和制度完善是根本。外資企業的非法逃離問題，暴露了中國市場主體退出法律制度建設方面的軟肋。該問題不僅僅困擾著外資企業，內資企業同樣也深受其害。因此必須徹底轉變觀念。疏通企業清算和破產的制度渠道，使企業“進得來，出得去”，才能興利除弊，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責任編輯 祁麗華]
人民幣區域化研究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人民幣升值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影響中國碳排放，其中前者導致排放上升，后兩者則相反?；?994-2011年的數據，利用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驗證了人民幣升值導致二氧化碳排放上升。為此建議，應協調人民幣升值和減排之間的關系、積極防止人民幣升值導致的產業結構高碳化和技術的停滯并及早應對。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碳排放；VAR
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導致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長期存在。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顯示，中國自2007年以來就成為全球最大的由化石燃料燃燒而生產的碳排放國家，減排壓力激增。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和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急需弄清人民幣升值與碳排放的關系。因為人民幣升值整個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而經濟活動是人類影響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本文采用理論和實證的相結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總量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一、我國面臨人民幣升值和減排的壓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導致人民幣匯率升值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劇增。
（一）中國面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處于升值態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5年發布的報告，2006年-2014年期間，人民幣有效匯率年均升值幅度為5%，其中2014年的升值幅度為3%0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導致其在未來一段時期仍然面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1月份發布的報告（見表1），預計2015年全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率為2.8%，而中國、美國分別為7.1%、2.7%0而到2017年，全球、中國、美國的預計增速分別為3.2%、6.9%、2.4%0可見中國經濟增速將繼續高于美國及全球平均水平。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一國的經濟增長率越高，其工資實際增長率將越高，從而導致實際匯率上升越快。因此，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態勢，將導致人民幣繼續面臨升值的壓力。
（二）中國面臨減少碳排放的壓力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續上升（見圖1）。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中國201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比1991年增加了249%；并且從2007年起，成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家，減排壓力巨大。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提出將于2030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并且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05年基礎上下降60%-65%。為了更好地實現上述目標，應該考慮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的影響。因此，本文把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的影響途徑分解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為協調人民幣升值與減排的關系提供合理建議。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二、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影響的機制
本文主要借鑒Grossman and Krueger（1991）的分析框架，將匯率變化對碳排放的影響分解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假定經濟系統由高碳產出和清潔產出共同構成（Y）。而碳排放是高碳生產的副產品，單位產出的碳排放為T（碳排放技術）：清潔產出不產生碳排放，高碳產出占整個經濟的比重為S。這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為：
C02=T*S*Y （1）
對（1）式進行簡單求導，可分解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
Ln碳=lnY+lnS+lnT（2）
2.1規模效應
在（2）式中，InY代表規模效應，是指在經濟結構和技。術不變的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升值導致國內經濟活動緊縮，從而導致碳排放下降。人民幣升值通過價格、相對財富、利率等渠道阻礙經濟增長。其中，價格渠道是指人民幣升值引起國內貿易品相對于非貿易品相對價格的價格下降，刺激國內非貿易品的需求，減少國內貿易品的生產，導致資源流向生產率較低的非貿易品部門，阻礙經濟增長。相對財富渠道是指人民幣升值導致跨國投資者財富存量的相對價值下降，外資流入減少，不利于經濟增長。Ken-neth et a].（1991）采用1974-1987年的美國數據來分析匯率與吸收直接投資的關系，發現美元貶值導致美國吸收的直接投資增加。該研究從相反的方向證實了本幣升值不利于吸引外資，從而阻礙經濟增長。利率渠道是指人民幣升值導致國內外的實際利率差減小，假定該情況在短期內難以調整的話，則將促使國內實際利率上升，引發國內的投資需求及國外對本國的投資需求下降，阻礙經濟增長。在經濟結構和技術不變的條件下，經濟規模下降導致碳排放減少。工業是中國主要的碳排放部門，同時其發展受人民幣升值影響較大。以2009年為例，其產值、碳排放分別占各自總額的39.7%、71.48%。因此，人民幣升值導致工業規模增速下降，對減少中國碳排放具有重要影響。
（二）結構效應
InS代表結構效應，是指在經濟規模和技術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導致高碳產出相對于清潔產出上升，碳排放增加。李小平等的研究顯示，以單位產值的碳排放系數作為指標，發現資本密集的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等為高碳排放的產業，而勞動密集的服務業、農林牧漁、水利業等屬于低碳排放的產業。這與Mani et al.的研究相一致，認為資本、能源、土地相對密集的產業為污染產業，而勞動相對密集的產業為清潔的產業。人民幣升值導致資本相對于勞動的價格下降，刺激資本密集的高碳產業發展，阻礙低碳的服務產業發展。從表2可知，中國服務產業的發展（用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不僅比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要低，而且還落后于巴西、印度等金磚國家。人民幣升值過快是服務業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李利基于1990-2009年全國層面工業結構數據，考察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行業結構的影響。結果發現，人民幣升值阻礙了勞動密集型行業發展，而顯著促進資本密集型發展?？梢?，人民幣升值，阻礙了服務等低碳行業的發展，刺激了石油加工等高碳行業的發展，導致了中國產業結構的高碳化，從而增加碳排放。
資料來源：程大中：《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水平、結構及影響——基于投入一產出法的國際比較研究》，《經濟研究》，2008年第1期，第76-88頁；以及《中國統計年鑒（ 2012）》。
（三）技術效應
InT代表技術效應，是指人民幣升值阻礙技術進步，使得碳排放增加。中國與碳排放相關的技術相對落后，根據Antoine Dechezlepretre et a]對1978-2003年應對氣候變化技術創新分布的研究，中國僅占其中的5.8%，而日本40.8%0這種落后的狀況與人民幣升值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系。技術創新是企業的一種風險行為，因而技術創新受抵御風險能力的制約，而后者與企業的規模密切正相關。因此，規模大的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的傾向越大，技術進步越顯著，碳排放越低。Jen Baggset a].采用1987-1996年加拿大的制造業行業數據，發現匯率升值降低了企業生產規模，導致企業生產率下降，說明匯率升值阻礙了技術進步。
（四）小結
人民幣升值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三個途徑影響中國的碳排放。其中，規模效應導致碳排放減少，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則剛好相反。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取決于上述三者之和，因此理論上不能明確總體影響的方向，需要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三、實證分析
為了檢驗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本文對人民幣有效匯率和碳排放兩個時間序列建立VAR模型，然后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來分析。
（一）數據說明
本文選用人民幣有效匯率來表征人民幣變化，用ER表示。當該值上升，表明人民幣升值；相反則表示人民幣貶值。人民幣有效匯率來自國際清算銀行（ BIS）數據庫。該數據庫公布的是月度人民幣有效匯率，由于碳排放的月度數據無法獲取，故采用簡單平均數的方法，將其轉化為年度數據。本文所指的碳排放（用CE表示）主要是指使用化石燃料而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自然界中產生的碳排放沒有考慮在內，因此其排放量等于化石燃料消耗量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數。目前，二氧化碳排放系數有多種指標。為了提高碳排放數據的準確性，本文采用Pan etal（2009）和陳詩一算法的均值。其中，Pan et al.（2008）在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考慮中國化石燃料的實際狀況，把每噸標準煤的二氧化碳排放設定為2.13噸。陳詩一則按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6）的方法，也考慮中國化石燃料的性質，把煤炭、石油、天然氣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分別設定為2.763、2.145、1.642（tce/toe）?；剂舷牡臄祿鶃碓从凇吨袊y計年鑒2012》，樣本期間為1994-2011年。人民幣有效匯率（ ER）和碳排放（CE）均取自然對數，數據分析采用Eviews6.0軟件。
（二）相關檢驗
對log（ER）和log（CE）進行單位根檢驗，其水平值均不平穩，而經過一階差分后則具有平穩性。根據LR、FPE、AIC、SC、HQ檢驗，確定滯后階數為5。在此基礎上，經過Jo-hansen檢驗，根據特征根的跡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結果見表3），log（ER）和log（CE）之間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說明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避免了謬誤回歸.
（三）脈沖響應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內生變量受到誤差沖擊的反應過程，因此脈沖分析可從動態上把握系統變量相互影響的過程。為明確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本文利用VAR模型，對變量log（ER）和log（CE）進行脈沖響應分析，結果如圖2所示。從該圖可知，一是中國碳排放對人民幣升值的沖擊的響應總體上表現為正，即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碳排放上升。這表明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影響的規模效應不如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之和，即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不大，而對產業結構高碳化和阻礙碳排放技術的影響較大。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相對不明顯的原因可能是，主要是人民幣逐年升值的幅度相對較小，1994-2011年間年均升值2.7%（小于10%，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還沒有展現出來。二是中國碳排放對人民幣升值沖擊的反應呈現倒U型。第一、二期是爬升階段，在第三、四期的影響最大，其后總體上逐漸減小。其中的原因與人民幣升值的傳導路徑有關。人民幣升值在初期主要通過貿易、投資來影響中國外向型經濟，在區域上表現為東部沿海地區，產業上為開放度高的產業。而東部沿海地區和開放度高的產業屬于中國經濟的龍頭，通過空間和行業的溢出效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逐漸擴大到中國整體經濟。最后隨著應對能力的提升，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最終逐漸縮小。中國碳排放主要是經濟、特別是工業驅動，因此其對人民幣升值沖擊的響應呈倒U型。
（四）方差分解
通過方差分解，可以分析VAR模型中的變量的每個隨機沖擊產生影響的相對重要性。對log（ER）和log（CE）兩個變量進行方差分解，結果如圖3所示。從該圖可知，中國碳排放對來自沖擊的影響程度在一、二期處于上升通道，第三期基本穩定30%左右。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中美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為68.32、54.65億噸。而當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影響程度（約30%后，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為47.82億噸，低于美國的排放量。
四、主要結論和啟示
（一）主要結論
本文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得出如下結論。一是人民幣升值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三條渠道影響中國碳排放。其中規模效應減少碳排放，而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增加碳排放。二是采用VAR模型的脈>中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證實，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碳排放增加，并且長期影響程度在30%左右，影響不容忽視。三是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的影響路徑呈倒U型。其中第一、二期處于上升階段，在第三、四期的影響最大，其后總體上趨于下降。
（二）啟示
因此，為了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和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一是應統籌考慮人民幣升值和減排之間的關系。這包含兩個層面國際和國內兩層背景。在國際上，歐美等發達國家一方面迫使人民幣升值，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國參與總量減排。而在國內，當前考慮人民幣匯率變動主要還是基于增長、貿易、產業結構等經濟因素，很少考慮碳排放因素的制約。本文的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與減排兩個目標之間存在明顯的矛盾。因此，呼吁國際社會和國內相關管理機構把碳排放因素納入到人民幣匯率調整中，降低其對碳排放的不利沖擊。二是應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導致的產業結構高碳化和低碳技術的停滯。積極通過制度、技術等方面的創新，化解人民幣升值導致勞動成本相對于資本的增加，促進低碳服務業的發展。鼓勵企業重組，壯大規模，增強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力量，積極進行與碳排放相關的技術創新。三是應及早應對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影響的影響。根據人民幣升值對碳排放影響的倒U型路徑，不可因初期的影響而麻痹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