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金融論文范文第1篇
一、中國人民銀行的創建（1948-1952年）
中國人民銀行在內戰的炮火中孕育而生，先于共和國成立。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獨立、統一、穩定的貨幣制度和金融機構體系，全面改造舊金融業，治理通貨膨脹。
（一）成立背景
1、中國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
1932年2月1日創立于江西省瑞金市葉坪，隸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人民委員會，資本由國庫于預算中撥給。辦理抵押、貸款、存款、票據買賣貼現、匯兌、發行貨幣、代理國家金庫，發行革命公債及經濟建設公債，壯大了中央蘇區的經濟。首任行長毛澤民，下設分行、支行、兌換處等，初步建立統一的蘇區金融組織體系。
1935年10月，隨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同年11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銀行名稱改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行址初設在瓦窯堡。1936年7月，隨中共中央遷至保安；1937年1月，再遷至延安。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同年10月銀行西北分行改名為“陜甘寧邊區銀行”，總行設在延安。至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名義上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2、西北農民銀行
1940年2月，晉綏邊區行署，以興縣農民銀行為基礎，建立西北農民銀行，發行西北農民銀行貨幣，進行貨幣斗爭，支持生產發展，保障戰爭供給。
3、北海銀行
1938年8月，設立于山東掖縣（今萊州市）。該行所發行的紙幣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山東革命根據地的主幣，在解放戰爭時期成為山東解放區乃至華北、華中解放區的本位幣。
4、華北銀行
1948年4月，冀南銀行總行與晉察冀邊區銀行總行在石家莊合并為華北銀行，總經理南漢宸。負責管理華北解放區銀行和籌建中國人民銀行。華北銀行成立后，沒有發行自己的貨幣，著手統一各解放區貨幣和設計、印制共和國貨幣--人民幣。
（二）人行創建
1、籌備——華北財經會議
1946年底，中國北方的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各解放區的軍民交往、物資交流日益頻繁，成立解放區統一的銀行和發行能在各解放區流通的貨幣迫在眉睫。1947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華北財經會議，決定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負責籌建中央財政及全國性銀行。南漢宸任籌備處主任，董必武提議行名定為中國人民銀行。
2、建立
1948年12月1日，以華北銀行為基礎，合并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在石家莊市中華北大街55號（原中華北街11號）的一棟灰色兩層小樓內，中國人民銀行成立，1949年2月總行遷往北京。
3、第一套人民幣誕生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發布命令開始發行統一的人民幣，并用柳體字題寫了票面上的“中國人民銀行”六字。同時規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幣為本位貨幣，人民幣作為共和國唯一法定本位幣在市場上流通。
4、人行職能確立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把中國人民銀行納入政務院的直屬單位系列，正式賦予其國家銀行職能，承擔發行國家貨幣、經理國家金庫、管理國家金融、穩定金融市場、支持經濟恢復和國家重建的任務。
5、獨立、統一貨幣體系建立
人民銀行建立之前，各根據地一直實行“統一領導，分散發行”的貨幣政策。第一套人民幣（新幣）發行之初，各解放區還流通著冀南幣（包括魯西幣）、晉察冀邊幣、北海幣和西農幣等“舊幣”。1949年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人民銀行采取逐漸收回舊幣措施，逐步以新幣取代舊幣。南漢宸親自組織工作人員編快板，推廣新幣。對國民黨政府遺留的金元券，則明令禁止其流通，并采取限期兌換的辦法，逐步建立人民幣唯一法定貨幣的貨幣體系。
6、統一匯率
第一套人民幣發行后，由于歷史原因，發行時未規定其金平價。人民幣對西方國家貨幣的匯率于1949年1月18日率先在天津產生，全國各地區以天津口岸的匯率為標準，根據當地具體情況，公布各自的人民幣匯率。1950年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以后，于同年7月8日開始實行全國統一的人民幣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公布。
7、新金融秩序建立
人行先后改組各解放區銀行為人行所屬機構，形成國家銀行體系，并逐步接管官僚資本銀行，整頓私營金融業，建立新金融秩序。接管官僚資本銀行和建立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同時進行。
8、實施金融管制
這一時期，人行進行游資疏導，打擊金銀外幣黑市，取消在華外商銀行特權，禁止外國貨幣流通，統一管理外匯的同時打擊投機商人哄抬物價。聯合公安部門對地下錢莊給予嚴厲打擊，據央行統計，上海、廣州等地查獲地下錢莊和攤檔近700家。
9、支持經濟建設
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主要經濟工作是對工商業進行改造，確立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央行的信貸和利率政策主要是積極配合、支持工商業的調整和改造。對需要由國營商業取代或應予淘汰的私營批發商，銀行則收回貸款。為配合土地改革，央行利用遍布農村區鎮的營業所開辦農業貸款，在全國農村試辦信用合作社。
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國家銀行（1953-1978年）
從“一五”時期到1978年，中國處于計劃經濟時期，與此相配套的是“大一統”的銀行體制。中國人民銀行是唯一的銀行機構，既辦理工商信貸和居民儲蓄業務，又肩負金融管理職能。
1、統一銀行體系
1953年開始建立集中統一的綜合信貸計劃管理體制，即全國的信貸資金，不論是資金來源還是資金運用，都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統一掌握，實行“統存統貸”的管理辦法，央行在經濟管理中擔負著保證經濟計劃實現及組織調節現金流通的功能。1955年，公私合營銀行的業務并入中國人民銀行，至此，中國建成了高度集中統一的銀行體系。
2、大躍進時期的信貸失控
“大躍進”時期，銀行信貸基本原則和管理制度都被當作生產發展的“絆腳石”而加以廢除，從而導致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貨幣信貸失控。在財政赤字大增的同時，銀行各項貸款出現狂飆式增長。1960年年末市場現金流通量比1957年增長了81.6%。
3、調控信貸
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切實加強銀行工作的集中統一、嚴格控制貨幣發行的決定》，要求“把貨幣發行權真正集中于中央，把國家的票子管緊，而且在一個時期內，要比1950年統一財經時管得更嚴、更緊?！备鞯厝嗣胥y行在工商信貸工作中除管緊關、停、并、轉企業的貸款，幫助企業清理拖欠債務外，對企業經濟活動加強監督檢查，發現違反政策、違反計劃、違反制度則根據不同情節實行信貸制裁。
4、文化大革命的曲折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毛澤東發動并領導了一場極左路線的政治運動。受此影響，商品和貨幣的作用被否定，銀行的管理體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金融業務停滯萎縮，金融管理分散混亂，銀行與財政機構合并，人行一度成為財政部門的會計和出納，按照國家計劃配給相應的配套資金，未能真正履行央行的職責。
三、中國人民銀行體制的的改革和創新（1978-2002年）
（一）央行制度初步建立（1978-1992）
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10月，鄧小平提出“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由此開始了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金融體制改革的新時期。
1、中央銀行制度確立
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發布《關于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不再辦理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1984年1月1日，工商銀行成立，人行此前所承擔的儲蓄和工商信貸等商業銀行業務劃歸工行，人民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基本上實現了“政企分開”，初步確定了中央銀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銀行分支行的業務實行垂直領導，設立中國人民銀行理事會，作為協調決策機構。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和中央銀行對專業銀行的貸款制度。自此人行集中力量研究和實施全國金融的宏觀決策，加強信貸總量的控制和金融機構的資金調節，以保持貨幣穩定。
2、剝離商業銀行業務
發展多元化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四大國有銀行的格局開始形成，各類型的商業銀行開始出現，信托投資公司、城市信用合作機構、保險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開始運營。
3、剝離證券監管業務
1991年上海證券交易所、1992年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金融監管復雜性增加，為維護金融穩定，政府對金融業開始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人民銀行的貨幣調控職能加強，而銀行外的金融監管職能則由證監會承擔。1992年10月，剝離監管證券市場業務，移交給新成立的中國證監會。
4、調控經濟
央行在改進計劃調控手段的基礎上，逐步運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貸款等手段來控制信貸和貨幣的供給。在制止“信貸膨脹”、“經濟過熱”、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初步培育了運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
（二）央行體制逐步完善（1993-2002）
1993年11月，第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方向轉變。為適應市場經濟循序發展的需要，中國新一輪金融體制改革拉開序幕。中國人民銀行圍繞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的目標，相繼推出一系列舉措，央行的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1、《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
1993年，按照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確定人民銀行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人行進一步強化金融調控、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職責，劃轉政策性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逐漸形成以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中介目標、貨幣政策工具構成的貨幣政策框架體系。
2、匯率改革：浮動匯率制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并軌，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并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3、《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
1995年3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首次以國家立法形式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地位，是中央銀行制度建設的重要里程碑。
4、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
共和國建立初期，人民銀行同時承擔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的責任，“統存統貸”的制度下，不需要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中國人民銀行依法建立了存款準備金制度。1998年，人民銀行取消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限制，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包括調整金融機構一般存款范圍、將現行各金融機構在人民銀行的“繳來一般存款”和“備付金存款”兩個賬戶合并，稱為“準備金存款”賬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現行的13%下調到8%。準備金存款賬戶超額部分的總量及分布由各金融機構自行確定。
5、改革管理體制
1998年10月，人行撤銷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分行，設立9個跨行政區劃的分行，突出中央銀行組織體系的垂直領導，強化了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人民銀行新設立的九個跨省區市分行分別是：天津分行（管轄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沈陽分行（管轄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分行（管轄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轄江蘇、安徽）；濟南分行（管轄山東、河南）；武漢分行（管轄江西、湖北、湖南）；廣州分行（管轄廣東、廣西、海南）；成都分行（管轄四川、貴州、云南、西藏）；西安分行（管轄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撤銷北京分行和重慶分行，由總行營業管理部履行所在地中央銀行職責。
6、剝離保險監管業務
改革開放以來，保險業快速發展，截至1997年底，全國共有中資保險公司13家，外資保險機構9家。1997年全國保費收入達1080.97億元，承保金額達21.5萬億元，保險公司總資產已達1646億元。1998年11月18日，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人民銀行正式剝離對保險業務的監管權。
四、中國人民銀行體制的強化和完善（2003年至今）
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國人民銀行在2003年進行職能定位調整后，面對日益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繼續強化和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加強金融宏觀調控，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并推動金融改革和開放。
1、銀監會成立
2003年4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人民銀行把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監管獨立出來，并最終形成了“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框架。從此人行專職于維持金融穩定、執行貨幣政策及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方面。
2、《銀行業監督管理法》
2003年12月，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和《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從法律上理清了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的職責。
3、匯率改革
貨幣金融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主權數字貨幣 金融科技創新 數字人民幣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3
隨著以5G為代表的高速互聯網技術、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及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及其在金融領域的應用，現代金融科技創新正在改變著人類社會的金融活動方式及國際貨幣體系并推動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變革，主權數字貨幣的構建及其應用則是當代金融科技創新及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變革的直接結果。作為快速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面臨以美國為代表的守成大國及其盟友體系帶來的競爭壓力乃至打壓挑戰，最為典型便是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的以中國為主要對象的全球貿易摩擦，美國綜合利用其在貿易、金融、產業和科技領域的既有優勢，全面遏制中國的發展，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充分利用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及其在當代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話語權不斷謀求金融霸權，阻礙人民幣的國際化及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變革。中國需要充分利用當代金融科技創新的最新成果，推動以人民幣為基準的主權數字貨幣構建，促進國際貨幣體系及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變革，為構建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因此，從理論與政策角度系統研究主權數字貨幣與金融科技創新之間的關聯性、國際貨幣體系與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變革的可能路徑及政策措施是中國學術界和決策層共同面臨的緊迫課題。
金融科技創新與主權數字貨幣構建
金融科技創新為主權數字貨幣構建提供了技術支持。本文的金融科技創新（Finan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FTI）是指服務于金融市場及金融產品的科學技術創新，當代國際社會中的金融科技創新主要表現為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高速互聯網與區塊鏈等現代前沿技術被引入金融市場之中以提高金融市場效率、引入金融產品之中以提高金融產品滿足社會需求程度，金融科技創新的驅動力量在于提高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市場運行成本、提高金融產品滿足客戶需求的程度。當前科技金融創新具有五個顯著特征：一是大數據及云計算為金融產品創新提供了數據和算法支持。二是高速互聯網與區塊鏈技術為分布式金融交易及金融賬務管理提供了網絡服務工具。三是人工智能及量子計算為超大規模金融市場制度設計創新和復雜金融產品設計創新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技術保障。四是高新技術率先被引入金融市場競爭和金融產品設計競爭之中，促進金融市場競爭和金融產品設計的科技融合。五是網絡化、智能化、國際化與市場化是金融科技創新的顯著特點。金融科技創新是數字貨幣構建的技術基礎和推動力量，更是主權數字貨幣構建金融基礎設施的重要構成部分。
本文的主權數字貨幣（Sovereign Digital Currency， SDC）是指以國家主權作為最終信用來源和信用基礎而發行和流通的數字貨幣類型，國家主權作為最終信用擔保和信用基準是主權數字貨幣的顯著特征。本文的數字貨幣（Digital Currency，DIGICCY）是數字化的價值符號與價值工具的統稱，是電子貨幣（Electronic Currency）及其他貨幣的替代貨幣，也是虛擬貨幣（Virtual Currency）的特殊表現類型，主權數字貨幣與其他數字貨幣比較，具有五方面的顯著特點：一是主權國家的征稅權、強制力和國家安全保衛能力構建主權數字貨幣的信用來源和信用基礎，不同信用類型國家發行的數字貨幣的信用來源及信用基礎表現出顯著的差異性，其他數字貨幣的信用來源與信用基礎則表現出顯著的差異性，其他數字貨幣的非國家性和非政府性的特征更為顯著。二是分布式數據儲存與中心化信用擔保共同構建主權數字貨幣的數字與信用分布特征，分散化、網絡化、扁平化的分布式數據網絡構建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的數據基礎。三是大國主權數字貨幣能夠成為跨國金融交易和支付結算的工具，對現存跨國支付結算的非數字貨幣具有替代效應，能夠突破現存非數字貨幣在跨國結算方面的壁壘，促進跨國債權債務結算的數字化。四是主權數字貨幣能夠打破霸權國家貨幣對跨國支付、跨國結算、跨國投資的壟斷性和歧視性影響，促進各國在跨國支付、跨國結算、跨國投資的公平化、多樣化、多元化與去壟斷化，促進國際社會資本有序流動，消除金融霸權主義和金融保護主義對跨國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非理性干擾。五是主權數字貨幣能夠彌補主權非數字信用貨幣的不足，促進支付工具、結算工具和投資工具的多樣化，提高金融市場運行效率，促進新興金融交易產品及相關金融衍生交易產品的設計開發，推動國際社會金融市場發展與創新。
當代金融科技創新不僅為主權數字貨幣構建提供了技術支持，還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和流通提供日益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條件。當代金融科技發展在大數據（Big Data）及其存儲技術、高速互聯網、數據傳輸及物聯網技術、超級計算和云計算技術、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及量子通訊技術等領域表現最為顯著。金融科技對主權數字貨幣構建的影響在六個領域表現最為顯著。
其一，大數據及數據存儲技術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提供了數據信用支持。大數據是指海量存在的制式結構數據與非制式數據，當代國際社會中主權國家擁有的數據資源構成該主權國家的重要資源和數據信用來源。數據存儲技術為主權國家發行主權數字貨幣提供了數據信用支持，促進主權國家信用的數字化，而數字化的主權國家信用能夠成為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的信用來源和信用基礎。
其二，高速互聯網、數據傳輸及物聯網技術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提供了高速數據傳輸通道和服務。高速互聯網技術發展特別是5G乃至未來的6G技術的發展，為及時性、連續性、低時延乃至零時延的數據傳輸提供了技術支持，為主權數字貨幣跨越時間、跨越空間乃至全時、全域流通提供數字傳輸支持，提高了數據傳輸效率和物理覆蓋面，有利于實現全球化物理空間的無縫隙、全覆蓋的數據傳輸，促進主權數字貨幣的全球化、全覆蓋的流通循環。
其三，超級計算及云計算技術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中的大規模計算提供算法工具支持。超級計算技術和云計算技術的發展，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和流通提供了數據處理與計算基礎，打破了傳統非數字貨幣（如金融貨幣、紙幣和電子貨幣）發行與流通的計算技術限制，不僅提高了計算效率并節約計算成本，還突破了傳統計算技術的限制，使得傳統非數字貨幣不能夠實現的貨幣交易、金融結算和市場投資行為成為可能，促進貨幣交易與金融市場的創新。
其四，區塊鏈技術為主權數字貨幣創建提供了高效的公共賬本系統和信用管理數據庫系統。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的發展，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和流通提供了記賬信用及賬務管理的技術基礎，事實上，區塊鏈是一個分布式的能夠眾人共享的賬本系統及數據庫系統，區塊鏈技術則涉及到現代數學、互聯網技術、計算機技術、密碼學及數字防偽等眾多應用技術及理論學科領域，借助于區塊鏈技術可以創建主權數字貨幣的全球性公共賬本系統及價值流轉的數據庫系統。
其五，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技術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提供了價值計算及價值流轉技術支持。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技術的發展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中的計算、監督和管理行為提供技術支持并提供效率，人工智能能夠部分替代貨幣發行與流通中的部分人力職能，降低貨幣發行、流通與監管成本，提高貨幣發行和流通的效率。
其六，量子計算（quantum computation）與量子通訊技術發展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提供了保密計算與保密通訊的應用技術基礎。量子計算效率高于傳統經典計算，量子通訊（Quantum Communication）能夠解決通訊和數據傳輸的保密性與安全性問題。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過程中涉及大量的數據計算、數據傳輸及數字通訊問題，量子計算和量子通訊技術的引入不僅能夠提高數據計算效率，而且能夠保證數據計算和信息傳輸及共享過程中的信息及通訊安全問題。
由此可見，現代金融科技創新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流通及跨國循環提供了技術支持和技術保障，解決了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過程中的主權信用數字化問題、高速數據傳輸通道及效率問題、大規模的超級計算問題、公共賬本系統與財務信用數據管理問題、價值計算及價值流轉問題、保密計算與保密通訊問題。
從圖1看出，金融科技創新為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提供了金融基礎設施保障和技術支持，使得主權數字貨幣的創建在技術上可行（feasible）且在金融基礎設施保障方面可實施（actionability）。當然，主權數字貨幣的創建過程也是當代金融科技創新及應用于金融實踐的過程，主權數字貨幣的發行和流通對現存非數字主權信用貨幣的發行和流通具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分工性和互補性，彼此分工合作且相互補充;二是競爭性和替代性，主權數字貨幣的發行與流通能夠替代現存非數字主權信用貨幣的某些功能。
主權數字貨幣與相關貨幣的關聯性分析
主權數字貨幣的發行與流通，給傳統的國家主權貨幣特別是在國際社會基于主導地位的大國主導貨幣帶來了挑戰，其產生的替代效應對國際貨幣體系乃至國際金融治理體系都會產生深遠影響。
主權數字貨幣與傳統主權信用貨幣，雖然都以主權國家信用為貨幣發行與流通的基礎，但二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區別，前者對后者具有顯著的替代效應，當然二者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分工合作關系。主權數字貨幣與傳統主權信用貨幣的區別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主權數字貨幣以價值的數字化符號進行交易，主權數字貨幣的使用者通過價值的數字化符號為媒介進行交易或者流通，而傳統主權信用貨幣則是以硬幣、鈔票、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債券、銀行有價證券等為交易或者流通媒介，當然，傳統主權信用貨幣也可以電子介質為媒介，例如，電子貨幣形式（如信用卡）進入交易與流通，但其仍然以傳統主權貨幣賬戶為基礎。二是主權數字貨幣流通依托于現代高速互聯網、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及人工智能技術，突破了傳統主權信用貨幣發行與流通的技術限制，能夠克服傳統地理空間、主權領土空間的物理限制，特別是區塊鏈技術的發展為主權數字貨幣的開放式、共享型的賬戶系統設置與監管提供了技術支持，降低了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成本，而傳統主權信用貨幣的流通成本相對較高。三是主權數字貨幣發行通過主權國家的貨幣當局設置的主權數字貨幣賬戶調控商業銀行的數字貨幣信用規模，主權數字貨幣交易者則通過商業銀行發行的主權數字貨幣錢包進行點對點的數字貨幣交易，而傳統主權信用貨幣則通過主權國家的貨幣當局（中央銀行）設置的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調控商業銀行的信用規模。四是主權數字貨幣能夠通過中央銀行間設立的主權數字貨幣聯盟進行跨境發行和跨境流通，區塊鏈作為開放式、共享型的賬戶系統和數據庫系統，具有分布式數據存儲和分散化交易的比較優勢，為跨國數字貨幣支付、數字貨幣結算、數字貨幣投資創造了良好的跨國金融基礎設施條件，而傳統主權信用貨幣的跨國支付、跨國結算與跨國投資則受到各種政治經濟及技術條件的限制，特別是，傳統國際儲備貨幣大國如美國還會利用本國貨幣在國際社會中的主權信用優勢限制和打壓競爭對手國的貨幣跨國交易與流通。五是與傳統主權信用貨幣相比，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成本較低且流通速度更快，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并為資源配置優化提供新的貨幣交易條件，主權數字貨幣作為一個數字化的價值符號，其流通更容易突破地理限制、物理限制、規則和制度限制、文化與習俗限制，促進經濟資源在更廣泛的地理空間范圍的優化配置，突破據此提高的市場跨時資源配置效率。
從表1看出，主權數字貨幣與主權非數字貨幣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以價值的數字化符號的發行和流通為特色，后者則表現為傳統物理貨幣與電子貨幣的組合。主權數字貨幣代表了主權信用貨幣的演化方向，主權信用貨幣則是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的基礎。
另外，主權數字貨幣與非主權數字貨幣雖然具有共同特征，但差異性也非常顯著，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一是主權數字貨幣以國家主權為主要信用來源和信用基礎，但非主權數字貨幣則以非主權信用，如個人信用、企業信用、市場信用及其他信用形式為基礎，主權信用具有相當穩定性和持久性，而非政府信用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則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波動性與階段性特點顯著。二是主權數字貨幣特別是大國主權數字貨幣的幣值具有相對穩定性，因為國家主權信用特別是大國主權信用能夠保持相對穩定性，但非主權數字貨幣容易受到市場波動和投機行為的影響而表現出顯著的波動性，如比特幣及其他非主權數字貨幣由于受到投機炒作因素的影響表現出高頻率、大幅度的波動性。三是政府對主權數字貨幣的監管程度相對較高，主權數字貨幣以國家主權及政府信用為擔保，為了維護主權國家及其政府的貨幣信用，政府必然會強化對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的監管活動，防止各種可能的不確定性風險特別是各種類型的投機風險。相對而言，非主權數字貨幣因為沒有政府信用作擔保則很容易受到各種投機貨幣的影響而表現出較高的風險性，政府對其的監管活動也表現出時間差異性、空間差異性和手段差異性。四是主權數字貨幣更容易成為全球跨境支付、結算與投資貨幣，作為全球跨境債權債務結算、支付和投資貨幣必須具有廣泛的接受性、充分的流動性、價值的穩定性和增值性，非主權數字貨幣因為沒有主權國家作為信用擔保，在國際社會的接受程度相對有限，因為容易受到投機沖擊而表現出幣值的波動性和不穩定性，各國政府為了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打擊地下經濟活動會強化對非主權數字貨幣的金融監管，這些都弱化了非主權數字貨幣在跨國結算、支付與投資的功能。五是主權數字貨幣的發行國之間更容易形成主權數字貨幣聯盟，各國具有推進主權數字貨幣國際合作和主權數字貨幣國際化的積極性，主權國家作為主權數字貨幣的發行者，能夠充分利用主權國家之間的分工合作關系乃至政治、外交與軍事關系達成跨國貨幣合作共識，推動主權數字貨幣合作，促進主權數字貨幣的國際化。六是主權數字貨幣不僅受到主權國家的金融監管，還要面對相關國際組織跨國監管問題，由此必然影響到主權數字貨幣發行和流通的靈活性與效率，但也有利于維護主權數字貨幣的發行與流通的規范性和貨幣信用穩定性。
從表2看出，主權數字貨幣與非主權數字貨幣雖然彼此具有密切的相關性，如兩種類型的數字貨幣都以區塊鏈及高速互聯網為技術基礎，都是通過價值的數字化符號實現貨幣的支付、結算與投資功能，主權數字貨幣是在借鑒非主權數字貨幣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構建的，但區別也較為顯著，根本原因在于主權數字貨幣以國家主權作為信用來源和信用基礎，彌補了非主權數字貨幣信用基礎不足導致的投機性、波動性和風險性，主權數字貨幣信用和幣值的穩定性更有利于其發揮國際支付、結算、投資和儲備貨幣的職能。
事實上，主權數字貨幣是在綜合了傳統主權信用貨幣功能與非主權數字貨幣功能的基礎上構建的新興貨幣形態，是人類社會貨幣形態演化與發展的最新成果，不僅能夠同時吸收傳統主權信用貨幣與非主權數字貨幣的優點，還能夠彌補傳統主權信用貨幣與非主權數字貨幣的缺陷和不足。主權數字貨幣對傳統主權信用貨幣與非主權數字貨幣的揚棄效應可以用圖2說明。
從圖2看出，主權數字貨幣繼承了非主權數字貨幣和傳統主權信用貨幣的優點，同時，揚棄了二者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其對非主權數字貨幣與傳統主權信用貨幣具有替代性影響效應，代表了人類社會貨幣制度創新和貨幣演化的未來方向。當然，主權數字貨幣并不是在任何主權國家都能夠發行和流通的，需要具備必要的技術、市場和制度條件，技術條件落后、市場規模狹小、金融監管落后的國家或者地區難于發行和流通主權數字貨幣，只有區塊鏈和互聯網技術發達、市場規模廣大、金融監管規范高效的主權國家，才具備發行和流通主權數字貨幣的技術基礎和市場條件。作為全球新興經濟大國，中國具有先進的互聯網與區塊鏈技術，特別是5G通訊技術居于全球領先地位，商品市場與金融交易市場廣闊，中國對金融市場的監管高效有序，具備發行和流通主權數字貨幣的技術和政治經濟條件。中國相關部門及研究機構提出和研究推進的數字貨幣電子支付（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EP）方案[1]，無疑是朝著主權數字貨幣構建方向作出的重要努力。
人民幣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作為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和全球主要儲備大國，中國是全球高速互聯網技術、大數據、超級計算、人工智能及量子通訊技術的引領大國，不僅具備發行和流通以人民幣為信用基準的主權數字貨幣的技術與市場條件，而且具備推動以人民幣為信用基準的人民幣主權數字貨幣國際化的條件和現實必要性。
本文將人民幣主權數字貨幣簡稱為數字人民幣（Digital RMB or Digital Renminbi， DRMB），事實上，本文認為，數字人民幣的英文簡稱也可以表述為DPD（Digital People's Dollar），意為“為人民服務的貨幣”，就是說數字人民幣不僅是為中國人民服務的貨幣，也是為世界人民服務的貨幣。構建人民幣主權數字貨幣具備如下五方面的條件和機遇。
第一，中央政府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和高效的金融市場監管能力為數字人民幣發行創造了堅實的主權信用基礎。主權數字貨幣的成功發行離不開堅實的主權信用基礎，任何一個主權不獨立或者主權不完全獨立的國家，在發行主權數字貨幣時面臨的主要困境是主權信用的缺失或者說主權信用的不完全性，只有主權獨立且中央政府具有完全信用能力的大國發行的主權數字貨幣，才具有完全的主權信用基礎。中國是正在快速崛起的新興大國，具有獨立自主的主權，中央政府具有強大的國際治理能力和高效的行政執行力，在國內金融及貨幣市場的監管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也能夠有效抵御和防范各種可能的國內外金融及貨幣風險。因此，中國推動主權數字貨幣——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具有堅實而雄厚的主權信用基礎。
第二，移動支付、區塊鏈與高速互聯網技術發展為人民幣主權數字貨幣流通創造了成熟而體系化的技術條件。主權數字貨幣流通必須具備良好的高速互聯網和移動支付條件，同時，能夠充分利用區塊鏈技術所提供的分布式數據儲存、點對點交易、共享賬戶及數據庫系統，移動支付、互聯網和區塊鏈技術的任何滯后和缺陷都會阻礙主權數字貨幣的流通，弱化主權數字貨幣的功能甚至導致難于預防的系統性與非系統性的貨幣流動及相關金融風險。作為移動支付發展最為迅速的貨幣流通大國，中國在以5G為代表的高速互聯網技術、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技術領域具有領先和先發比較優勢，為數字人民幣的國內流通創造了體系化的技術基礎設施條件。
第三，廣闊的市場應用前景為數字人民幣創造了市場規模和報酬遞增條件。主權數字貨幣發行和流通只有依托廣闊市場規模和海量的市場交易，才可能充分發揮主權數字貨幣的網絡規模效應，也才可能提高數字貨幣的流通速度和流通規模。如果沒有廣闊的市場規模和海量的市場交易，主權數字貨幣的低成本、高效率流通優勢便發揮不出來，在與傳統主權信用貨幣和非主權數字貨幣的競爭中的比較優勢也不可能充分顯現出來。受消費和貨幣使用習慣的影響，主權數字貨幣如果不能夠在流通中表現出更快的流通速度和更高的交易效率，則很可能因為競爭不過傳統主權信用貨幣或者非主權數字貨幣而退出貨幣市場流通，出現主權數字貨幣流通領域中的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也就是出現數字貨幣流通領域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中國有14億人口的巨大消費市場規模，同時，還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和大多數主要工業產品全球生產大國，足以支持數字人民幣的市場流通并實現主權數字貨幣流通的規模報酬遞增目標。
第四，中國貿易大國和金融大國的崛起，為人民幣主權數字貨幣的國際流通創造了國際貿易與金融市場環境。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國際社會中以中國為第一貨物貿易伙伴大國的國家超過100個，遠超以美國為第一貨物貿易伙伴的國家數，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地位將更進一步得到穩固，與此同時，中國也已成為全球自由貿易的第一推動國，為數字人民幣的跨國市場流通創造了廣闊的國際貿易市場前景。另外，中國不僅是全球第一儲備資產大國，人民幣也已成為國際社會主義的交易、結算和投資貨幣，自2016年10月1日開始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以來，人民幣作為全球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并立的五大主要儲備貨幣，其在國際交易計價、結算、支付和投資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持續增加，這些都為數字人民幣的國際循環創造了良好的國際金融市場條件。
第五，經濟全球化及“一帶一路”建設為數字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全球化創造貨幣循環流通渠道和機制。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和總體趨勢，任何國家的貨幣如果不能夠順應這一歷史發展趨勢，則必然為歷史所淘汰，主權數字貨幣則是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發展的需要，通過價值符號的數字化推動全球范圍內的跨國資本流動、債權債務結算、貿易支付與跨國金融投資活動。雖然西方國家出現了逆全球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思潮，但并沒有改變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總體趨勢，只是歷史演化趨勢長河中短暫的非常態化現象。主權數字貨幣特別是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和流通則是人類社會貨幣發展適應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要求的產物，具有客觀性與必然性。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一帶一路”建設取得了積極進展，為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和流通提供了市場準入機會。
當然，數字人民幣發行和流通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和風險，如何預防和控制可能出現的風險并應對各種可能的挑戰是數字人民幣發行和流通的關鍵。具體而言，數字人民幣發行與流通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數字人民幣與非數字人民幣的流通沖突。如何計算和平衡傳統主權貨幣與主權數字貨幣的關系面臨著多方面挑戰，一國貨幣當局發行的主權數字貨幣與傳統信用貨幣具有相似的特點，特別是與狹義貨幣具有相似的某些特征，傳統主權信用貨幣中的狹義貨幣包括硬幣、鈔票和活期存款，是流通中的主要貨幣形態，主權數字貨幣流通必然對傳統主權信用貨幣產生替代效應與擠出效應，如果不能夠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則可能誘發貨幣流通秩序的無序和混亂并引發各種貨幣流通風險，也就是說如何平衡數字人民幣與傳統人民幣之間的流通關系面臨著決策和執行風險。
第二，數字人民幣與其他數字貨幣的流通沖突。如何計算和平衡主權數字貨幣與非主權數字貨幣的關系也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很顯然，主權數字貨幣與非主權數字貨幣具有相互替代與相互擠出關系，主權數字貨幣流通也必然對非主權數字貨幣產生擠出效應，在貨幣流通領域引發各種利益矛盾、利益沖突和利益博弈，可能導致金融市場的系統性與非系統性風險疊加，放大不確定性風險，甚至誘發各種不可控的貨幣危機政治經濟事件，不僅影響貨幣與金融市場的穩定性，還可能沖擊社會秩序的穩定性，也就是如何平衡數字人民幣與其他數字貨幣之間的關系面臨著挑戰。
第三，數字人民幣與美元國際流通沖突。主權數字貨幣跨境交易與流通可能誘發國際貨幣矛盾與國際金融動蕩風險，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和流通有利于人民幣的跨境流通與人民幣國際化，必然引發人民幣與其他國際流通貨幣，特別是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大國貨幣競爭與博弈，事實上，數字人民幣的國際化過程，也是數字人民幣承擔國際貨幣職能不斷替代其他國際貨幣職能的過程，數字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首先面臨著來自美元霸權的挑戰。美元作為全球主導的國際貨幣，數字人民幣國際化必然導致數字人民幣對美元的替代效應和擠出效應，必然引發美國的阻礙和打壓，如何應對美國對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挑戰，將是數字人民幣發行與流通在較長時間內面臨的首要挑戰。
第四，數字人民幣的監管挑戰。相對于傳統主權信用貨幣，主權數字貨幣流通速度更快、流通規模變化更為迅速、流通范圍更為廣泛，如何進行有效監管是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面臨的重要挑戰，如果不能夠進行有效監管，則不僅可能誘發金融秩序的混亂，還可能誘發各種類型的貨幣與金融危機。事實上，主權數字貨幣的發行和流通，如果不能夠有效監管，還可能誘發各種金融犯罪活動，如資本外逃、金融欺詐、地下金融活動、各種洗錢犯罪活動等。然而，針對傳統主權信用貨幣發行和流通的監管措施對主權數字貨幣則可能失效，需要推進金融及貨幣監管的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這也是對數字人民幣發行與流通監管提出的挑戰。
概言之，作為主權數字貨幣的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和流通，如何抓住各種可能機遇穩妥推進？如何預防和控制各種可能的挑戰和風險？是我國中央政府及貨幣當局面臨且需要妥善解決的課題，可以用圖3進行概括與總結。
從圖3看出，數字人民幣的發行與流通需要在充分抓住機會的同時，應對各種可能的挑戰與風險。機遇與挑戰相伴而生，如果不能夠抓住機遇，則可能錯失數字人民幣發行、流通與國際化的機會;如果不能夠預防和控制各種可能的風險，則會導致國內外貨幣乃至金融市場的失序、混亂乃至引發各種貨幣、金融及經濟危機。當然，數字人民幣的發行、流通與國際化的過程，是中國在國際貨幣及金融市場的崛起過程，也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治理變革的關鍵之舉。
主權數字貨幣合作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國的優勢與貢獻
目前國際貨幣體系構建由西方國家主導，主要反映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的西方發達經濟體的貨幣與金融利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是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利益受損者，如何改革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是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關鍵，主權數字貨幣的創建與體系構建有利于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快速崛起的新興大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中國在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世界主權數字貨幣體系構建方面能夠發揮引領示范作用，成為國際貨幣改革的推動者和領導者。具體而言，在推動世界主權數字貨幣體系構建與國際貨幣改革中，我國可以采取如下五方面的戰略舉措。
第一，發揮中國的全球互聯網大國優勢，推動數字人民幣發行與流通。我國已成為全球互聯網應用第一大國，擁有全球最多網民，同時，也是全球互聯網技術引領大國與推動全球互聯網技術進步的主要大國。我國需要發揮利用金融科技創新的技術比較優勢，在國際社會率先發行與流通主權數字貨幣。我國在高速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與區塊鏈技術方面已經具有相對比較優勢，推動數字人民幣的發行、流通與國際化，不僅為中國人民，而且為世界人民提供高效的貨幣及金融服務。我國相關部門已經啟動央行數字貨幣研究工作，在前期研究和大量實驗測試特別是適時場景測試的基礎上，在條件成熟時應該適時啟動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及流通。我國已經建成較為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特別是隨著5G網絡在全國的全面啟動建設，一個覆蓋全國絕大多數地理空間單元的互聯互通的高速互聯網與物聯網體系正日益形成和完善，為數字人民幣發行與流通創造了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及技術支持體系。
第二，發揮中國的全球貿易大國優勢，促進數字人民幣的國際流通。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在國際貨物貿易體系中占據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領導大國地位，同時，我國也是全球大多數經濟體的主要貿易伙伴乃至第一貿易伙伴。通過與主要貿易伙伴國家在雙邊與多邊貿易結算中使用數字人民幣，這不僅能夠推動數字人民幣的國際流通，還能夠規避國際貿易結算中使用第三方貨幣特別是使用美元帶來的匯率轉換、匯率波動及政策風險，打破西方國家貨幣特別是美元在國際貿易計價、支付與結算領域的壟斷地位，促進國際貿易計價、支付與結算工具的多樣化與多元化，維護國際貿易秩序和國際市場競爭體系。值得關注的是，在國際貿易領域推進數字人民幣的國際流通，還有利于世界經濟逐漸擺脫美國發起的以中國為主要攻擊對象的全球貿易戰的消極影響，促進世界貿易的持續穩定發展。
第三，發揮中國的全球制造業大國優勢，促進數字人民幣融入全球實體經濟。作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中國是全世界具有完全產業鏈最多的國家，也是唯一能夠生產聯合國發布的所有產品門類的國家。我國具有推動數字人民幣融入全球實體經濟的天然制造業優勢，能夠重構全球供應鏈與產業鏈體系，維護全球供應鏈的安全性與我國產業鏈的完整性。我國可以在能源與原材料進口貿易、中間品貿易、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關鍵產品出口貿易中引入數字人民幣作為主要的計價、結算和支付工具，引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的動態調整，促進全球實體經濟的發展，使世界經濟擺脫以美元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貨幣驅動下的過度虛擬化發展路徑，促進世界制造業的穩定可持續發展。
第四，發揮中國的全球儲備大國與投資大國優勢，促進數字人民幣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與投資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資產大國和全球主要的對外投資大國，中國需要充分發揮儲備貨幣和對外投資大國的比較優勢，通過構建主權數字貨幣國際聯盟，促進全球范圍內主權數字貨幣的發行與流通，削弱西方國家主導特別是美國主導的貨幣霸權體系，推進公平公正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構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仍然是美國主導的美元霸權體系，美國可以利用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和國際流通貨幣地位，對其他國家進行金融與貿易制裁，嚴重干擾了國際貨幣與金融秩序，更為嚴重的是美國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所發起的以中國為主要攻擊對象的全球貿易戰、金融戰和科技戰，這不僅嚴重損害了全球自由貿易體系，而且嚴重破壞了國際貨幣及金融市場的穩定性，誘發全球性經濟衰退及貨幣金融危機。把數字人民幣引入全球實體經濟領域有利于世界經濟擺脫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保守主義與單邊主義的不當影響，重構世界經濟增長的貨幣基礎。
第五，發揮中國的治理大國優勢，促進全球主權數字貨幣監管體系及風險治理機制及體系構建及完善。主權數字貨幣的發行和流通，促進了全球跨境計價、結算、支付與投資發展的同時，也必然會刺激全球地下金融活動，如資本外逃、跨國金融欺詐、跨國洗錢、跨國金融腐敗、跨國走私等各種跨國金融犯罪活動的活躍，誘發各種可能的國際貨幣及金融風險乃至危機，需要構建高效有序的全球主權數字貨幣監管及風險治理機制作為應對措施。中國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具有獨特的優勢，特別是在預防和控制貨幣及金融風險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以為國際社會的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監管機制及體系構建等方面作出獨特的大國貢獻，成為全球金融監管與治理體系變革的推動國和引領國。中國在推進數字人民幣發行、流通與國際化過程中，應積極倡導組建全球主權數字貨幣聯盟，為全球主權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制定相應標準和規則體系，規范全球數字貨幣的發行與流通秩序，引導各國共同應對全球數字貨幣發行與流通中面臨的各種挑戰和風險。另外，數字人民幣發行和全球流通過程中，需要面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貨幣及金融市場的既得利益集團國家的干擾、阻礙乃至破壞行為，中國需要與金磚組織國家、上海合作組織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其他友好國家結成國際貨幣與金融合作聯盟共同抵抗各種干擾和破壞活動，維護國際貨幣與金融秩序的穩定運行。
通過前面的分析不難發現，中國在推動數字人民幣發行、流通與國際化過程中，在技術、貿易、金融、產業與監管領域擁有大國綜合比較優勢和天然的地理區位及市場優勢，能夠成為全球主權數字貨幣發行、流通與監管的引領國家，成為主權數字貨幣體系構建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主導大國?？梢杂脠D4概括中國在推動主權數字貨幣體系構建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全球大國優勢與貢獻。
從圖4看出，作為全球互聯網大國、貿易大國、制造業大國、國際儲備與投資大國、貨幣大國及金融治理大國，中國在全球主權數字貨幣合作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擁有不可替代的大國綜合比較優勢，能夠為推動全球主權數字貨幣體系構建與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變革作出獨特的大國貢獻。
研究結論
主權數字貨幣的發行與流通是當代金融科技創新的必然產物，必然對國際貨幣體系及全球金融市場產生深遠影響，數字人民幣作為大國主權數字貨幣的代表，能夠成為國際貿易、跨國資本流動、國際產業投資的重要計價、支付和結算工具，在國際社會扮演重要的儲備貨幣角色。主權數字貨幣與相關貨幣特別是傳統主權信用貨幣、非主權數字貨幣具有分工合作與互補關系的同時，也具有相互競爭、相互替代與相互擠出效應。數字人民幣能夠借鑒傳統主權信用貨幣和非主權數字貨幣的功能優勢，也必然摒棄相關貨幣的缺點和局限性，成為國際社會的具有主導替代性功能選擇的國際貨幣。數字人民幣的發行、流通和國際化，能夠促進人民幣發揮“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的貨幣職能。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和流通具有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風險，需要制定相應戰略和對策加以妥善應對。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第一制造業大國和全球主要的互聯網大國，中國在推動全球主權數字貨幣合作、全球貨幣及金融監管合作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具有獨特的大國綜合比較優勢，能夠發揮引領作用，貢獻中國智慧并提出中國方案。主權數字貨幣合作將成為國際貨幣及金融合作的重要內容，主權數字貨幣體系構建將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內容，中國需要制定相應的戰略應對措施。構建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跨境數字人民幣合作平臺，是推動數字人民幣國際流通與合作的重要戰略舉措，也是構建世界主權數字貨幣體系、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內容。我國可以在推動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區塊鏈平臺體系建設、數字人民幣貿易支付區塊鏈平臺體系建設、數字人民幣金融投資區塊鏈平臺體系建設、“一帶一路”國家貿易支付與結算區塊鏈平臺建設、“一帶一路”金融合作區塊鏈平臺建設等方面謀篇布局，通過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為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貨幣新秩序作出大國貢獻。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重大規劃項目“國際關系與政治學博弈論及大數據方法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16XNLG11）
注釋
[1]胡艷明：《央行數字貨幣探索路DCEP如何影響現有支付體系？》，《經濟觀察報》，http：//www.mpaypass.com.cn/news/201911/18105923.html，2019年11月18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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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建云，2017，《如何應對逆全球化與新興保護主義——對當前世界經濟不確定性風險的分析研判》，《人民論壇·學術前沿》，4月上。
保建云，2018，《國家類型、國際體系與全球公共治理——基于中國天下觀理念的分布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4期。
保建云，2018，《保建云講座實錄：貿易戰、危機傳染與中國的戰略選擇》，人大重陽網，http：//www.rdcy.org/index.php？s=/Index/news_cont/id/47661，6月22日。
責 編/肖晗題
貨幣金融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物流金融作為融資的一種方式，為銀行、企業、第三方物流企業提供了資金、物流、商務信息的互通平臺。在這一平臺中，物流企業的業務模式成為銀行和企業的紐帶。物流企業從事物流金融業務面臨客戶道德風險、操作風險、質押物風險?？蛻麸L險的控制、質押物風險的控制、操作風險及管理風險的控制、法律風險的控制，對于物流企業物流金融業務的成功至關重要。
[關鍵詞]物流金融；物流企業；風險評價；風險控制
一、物流金融的發展及其理論綜述
在1999年之前，我國的物流企業很少參與存貨的質押業務。商業銀行由于對質押存貨的價值、品質、銷售情況缺乏足夠的信息，所以出于安全性考慮，對開展此類質押融資業務非常謹慎。一些企業存在大量的閑置存貨無法盤活。
1999年，中國儲運與銀行一起開展了第一筆存貨質押融資的物流金融業務，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此后，很多銀行不同程度地開展了物流金融業務，深圳發展銀行等的物流金融業務水平甚至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與此同時，國內的很多物流企業也紛紛參與物流金融業務，聯手銀行為企業提供物流金融服務。與國外的物流金融相比，我國物流金融有這樣一些特點：跨越式發展，發展的不均衡性，以現貨商品交易為主，以企業、銀行、物流企業三方合作模式為主。
隨著物流金融業務的不斷開展，物流金融理論研究也逐步深入?？傮w來說，根據文獻研究的對象分類，物流金融理論研究可分為以下兩大類：一是對物流金融基本概念的研究；二是對物流金融業務中三方主體面臨的風險的研究。龔紀鋼認為，物流金融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它是面向物流運營的全過程，應用各種金融產品，實施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有效整合、組織和調節供應鏈運作過程中貨幣資金的運動，從而提高資金運行效率的一系列經營活動。從狹義上講，物流金融是金融機構和第三方物流服務供應商在供應鏈運作的全過程向客戶提供的結算、融資以及保險等增值服務過程，其核心是物流融資。
陳或運用因子分析法，從實證角度對物流金融業務的風險進行分析，得出物流金融業務主要存在環境、業務和管理等三個方面的風險心。錢文彬和孫稚銳從處理風險的手段出發，將物流金融風險分為控制型和財務型兩大類，其中控制型的技術主要從源頭人手，預防和回避風險，財務型的處理技術主要包括風險自留與風險轉移等。
二、物流企業的業務模式及地位
物流企業物流金融的業務模式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的物流金融業務模式，包括基于倉單質押的物流金融業務模式和基于動產質押的物流金融業務模式；另一類是非典型形式的物流金融業務模式，如廠商銀融資模式、融通倉模式、應收賬款融資模式等。
傳統的物流金融業務模式，融資過程較為簡單，質押物也較為單一。例如，基于倉單質押的物流金融業務模式是以物流企業開具的倉單作為質押物的，而基于動產質押的物流金融業務模式則以物流企業所擁有的動產作為質押物進行的融資活動。
與傳統的物流金融業務模式相比，非典型形式的物流金融業務模式是為不同的融資場景而設的，它更靈活多變，更能滿足不同的融資需求。表1以商品貨權與庫存混合融資模式、廠商銀模式、融通倉模式、經銷商集中融資模式為例，介紹不同融資模式的特點。
可見，在物流金融業務中物流企業是不可或缺的主體。沒有物流企業的參與，就沒有物流金融業務。那么，它在物流金融業務中對客戶企業和銀行到底具有何種意義呢？總的來說，物流企業在物流金融業務中扮演著客戶企業和銀行之間橋梁的角色。在我國，民營中小微企業占據了企業總數的大多數，而這類企業卻屢屢因為財務狀況捉襟見肘、融資能力欠佳，制約了生產規模的擴大和長期發展，很多企業面臨破產變賣的窘境。物流金融通過在產業鏈條中提供監管確認，并以質押物或其變體作為信用載體向銀行申請融資，為中小微企業提供了盤活資產的機會。物流企業以其物流領域的專業性和其第三方的角色定位，很好地推進了整個過程的監督管理，并促成了融資活動的落地。
對于銀行來說，之前因為對中小微企業的風險評估存在障礙，索性將此類業務束之高閣，其實這對銀行業務來說是一大損失，畢竟中小微企業占據了全國企業的大多數。而現在，物流企業的介入不但分擔了銀行的風險，而且為銀行對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掃清了障礙，盤活了資金。
三、物流企業參與物流金融業務的風險
在物流企業參與物流金融業務的過程中，基于其業務模式可能面臨不同的風險。根據整個物流金融業務的參與主體，可以把物流企業可能面臨的風險大致歸為三類：一是客戶方面帶來的風險；二是銀行方面帶來的風險；三是物流企業自身帶來的風險。但在物流金融業務中，因物流金融模式的特殊性，銀行方面帶來風險幾率較低，此處不做深入探討。具體來說，客戶方面帶來的風險包括客戶道德風險、質物風險。物流企業自身帶來的風險包括操作風險、管理風險和法律風險。
（一）客戶道德風險
作為物流金融業務的主要客戶，我國的中小微企業在企業中占比巨大。我國中小微企業綜合實力不足容易導致一定風險。具體來說，中小微企業的道德風險包括以下幾點：向銀行和物流企業提供采購、生產、銷售等虛假信息，以應對其資信調查；企業的市場份額小，業務量不足，無法按時清算；企業的出質物報價虛高；提取質押物時提好補壞，以次充好，提多補少，使得質押物價值嚴重下跌，使得物流企業遭受損失。
（二）質押物風險
在物流金融業務中，物流企業常常會面臨三種質押物風險：一是質押物選擇不當的風險；二是質押物的價值波動風險；三是質押物在質押期間損少的風險。質押物的選擇直接關系到物流企業及銀行所要承擔的風險。所以在選擇質押物時，要選擇流通性好、易保存、不易滅失、投機性小、市場價格波動小的物品。即便選擇了價值波動小的物品做質押物，也會存在價值變動的風險，此時，應當確定適當的質押率，質押率是貸款本金與質押物市值的比值。此外，質押物在質押期間，如發生滅失、缺損，對物流企業來說損失較大，不僅無法收取監管費用，還需賠償損失，而且對物流企業的商譽也是一種極大的打擊。
（三）操作風險
物流企業的業務人員在處理物流金融業務時，因企業內部管理機制、業務培訓等不成熟或不健全，往往會存在操作風險。如因對倉單相關知識培訓不夠而造成的倉單冒領冒用，監管員被客戶收買而違規放貨或者其他欺詐行為。
（四）管理風險
在物流企業對質押物進行監管的過程中，常常因為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甚至缺失，造成質押物的丟失等。對質押物進行全天候的有效監管必不可少，一套健全的管理制度和便捷的信息管理系統對于物流企業完善質押物管理、減少管理風險將起到重大的助推作用。
（五）法律風險
在物流金融業務的合同中，可能存在對物流企業不利的條款。對合同重視不足，容易給企業造成法律方面的風險。一旦遭遇法律風險，即便選擇調解或上訴，也將使得企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財力，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四、物流企業參與物流金融業務的風險控制
（一）客戶風險的控制
客戶群作為物流企業實現利潤的源泉之一，其風險控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據與客戶建立業務關系時間的長短，可以將客戶劃分為中長期合作客戶和短期合作客戶。
對于首次合作的短期合作客戶，物流企業應當對其經營狀況和綜合發展情況進行調研，通過田野調查、與銀行對接獲取相關信用記錄、訪談客戶的管理人員等方式進行全方位的評估。對經營狀況不佳、資信情況堪憂、資產負債率高的企業，應委婉拒絕合作。對經營狀況好、資信記錄優的企業，應當努力建立相互依存的長期合作關系。
對于保持著中長期合作的客戶，要及時跟進該企業的重大事件，對其經營狀況進行持續的評估。另外，對雙方的合作細節，如質押物的合法性、單據的真實性等，進行盡職調查，確保物流企業的經營風險最小化。此外，對已有業務不能滿足客戶需求的，可以選擇承包再轉包的方式為客戶服務，同時也拓展了企業的服務鏈。無論是中長期客戶，還是短期客戶，都要建立資信檔案，在業務進行的過程中不斷進行信用管理。
（二）質押物風險的控制
物流企業在開展物流金融業務時，質押物的選擇非常重要，這一選擇直接影響物流企業的經營風險。所以從質押物的選擇，到質押率的計算，再到風險保證金、預警線的設立，都是為企業物流金融業務的開展、為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風險而做的努力。
在選擇質押物時，要選擇流動性好、易保存、不易滅失、投機性小、市場價格波動小、易變現的物品。在通常情況下，大宗商品較受歡迎。即便選擇了價值波動小的物品做質押物，也存在價值變動的風險。此時，應當確定適當的質押率，質押率是貸款本金與質押物市值的比值。物流企業向客戶收取風險保證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規避質押物價值變動帶來的風險。而預警線機制，則是通過在協議中規定當價格觸到預警線并有下降趨勢時，要按照協議的相關規定補增質押物或者繳納保證金。
（三）操作風險及管理風險的控制
由于信息化程度較低，物流企業的很多工作都需要人工來完成，業務的人工依賴度高。而我國大部分的中小微企業對操作技能進行的相關培訓少之又少，導致操作風險的提高?？刂撇僮黠L險可以從“三化”，即制度化、信息化、專業化人手。操作風險控制的制度化，就是為其信息化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邏輯，信息化是制度化的具體實現形式之一，而專業化是對信息化不能完成的部分的補充，是對人工的進一步要求。
具體來說，制度化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倉單管理的制度化，要規范倉單的領用填寫制度，從制度源頭遏制冒領及不規范填寫；建立違約處置的應急機制，當違約行為發生時，為了保護我方利益，要立即啟動應急機制，及時處理現場，保留證據，以最大限度地保護我方利益；建立安全監管流程制度，從質押物的審核、入庫、維護、出庫到新質押物的補倉等，都要嚴格按照流程制度執行，定時核算質押物的價值余量，并及時給予風險警示；制定多部門、多層級的項目審核流程制度，從橫向到縱向對項目安全性、風險性進行評估。
信息化就是使前述的具體流程從制度走向電腦，實現信息搜集的快捷、全面，為制度的落地提供保障。例如，建立倉單管理無紙化平臺，將倉單的填寫、審核等均通過該平臺無紙化地實現；建立安全監管平臺，將質押物掃碼錄入平臺，這樣在平臺中就有唯一識別每個質押物的代碼，更加方便管理。
對于信息化平臺暫時不能實現的制度，可以通過培訓來加強員工操作的專業性，從而降低企業風險。
對于企業內部人員來說，除了職業技能的專業性，管理也非常重要。正如人們常說的：“道德風險可以摧毀世界?！逼髽I應當不斷加強內部管理，肅清不正之風，培養員工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素養，為企業和員工自身的發展開辟一片綠地。同時，建立完善的人力資源培養機制，從招聘到培訓，再到考核、晉升，通過一系列機制激勵員工，這樣才能培養出優秀的員工，促進企業的發展。
此外，建立物流金融行業業務執行標準將促進物流金融市場的規范化，進而促進各個物流企業加強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具體做法包括：召開同業公司經驗交流會，積極倡導良性發展，遏制壟斷等惡性競爭行為；業內規模較大的公司，積極與銀行、政府對接，推動物流金融業務制度化、標準化發展；選取試點，進行制度創新等實踐，并及時反饋、調整。
（四）法律風險的控制
很多物流企業因法律意識缺失而經常為法律糾紛所困擾。針對這種現象，物流企業應當強化法律意識。首先，對于惡意違約者，要堅決、合法地維權，并與其斷絕合作；其次，對于因企業自身原因造成的違約，要吸取教訓，在企業內部開展法律培訓，提升員工的法律意識，不再犯同一類錯誤；最后，在簽訂合同前，由法律顧問確保條款的公平合理以及約定內容的屬實，切實保障自身的合法權益。
[責任編輯 冒潔生]
貨幣金融論文范文第4篇
金秋11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第22屆峰會在北京召開。飽受霧霾之苦的京城民眾盡情享受著“APEC藍”帶來的喜悅，然而，更令人鼓舞的是此次會議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的決定也一掃近年來APEC活力不再的陰云。不僅如此，一出以基礎設施融資合作為突破的高層次亞太地區貨幣金融合作的大戲正式拉開序幕。其蓬勃之勢，正如同在此次峰會舉辦地主場的名字——“日出東方”。
亞太地區貨幣金融合作長期以來緩慢前行
自由貿易區進程：既定核心。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形勢日趨緩和，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區域集團化成為潮流。1989年11月，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新西蘭和東盟等國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舉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首屆部長級會議，標志著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成立。1993年6月，該組織改名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目前有21個正式成員和三個觀察員，是亞太地區最具影響的經濟合作官方論壇。自成立以來，APEC在推動區域和全球范圍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開展經濟技術合作方面有所進展。首先，確定初步目標。1994年11月的印度尼西亞茂物峰會設立“茂物目標”：即發達成員國在2010年前、發展中國家成員在2020年前，實現亞太地區自由與開放的貿易及投資。其次，目標升級。2010年11月日本橫濱峰會發表“橫濱宣言”，就繼續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切實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達成一致。最后，自由貿易區目標啟動。今年北京峰會決定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批準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朝著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方向邁出的歷史性一步。
內部貨幣金融合作：缺乏力度。相對于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合作，貨幣與金融合作屬于較高層級，APEC內部在此方面的實質合作不多：一是經濟技術合作與能力建設，為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服務。如建立APEC金融培訓機構，提高發展中經濟體的金融經營和管理能力；對成員銀行監管體系進行評估；推動各成員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改善各成員信用評估體系；強化信息披露制度，推動成員債券市場的建設；加強公司治理結構建設，推出促進資本自由流動的自動行動計劃。二是初級階段的貨幣與金融合作。如建立預警和預防機制，成立由主要經濟體的財長和金融專家組成的APEC金融預警小組；加強宏觀經濟協調，建立APEC緊急資金援助機制；制定APEC金融行為規則，對地區大額資本流動進行監督。
APEC外的亞太地區貨幣金融合作：進展有限。首先，亞太地區貨幣金融合作割裂成兩個陣營。一個是以美國主導的美洲美元區陣營，北美和南美洲作為美國的后方，追隨國際貨幣金融合作的步伐，遭遇金融危機，或發生國際收支危機，都能得到IMF等國際組織以及美國的救助。另一個是“10+3”（即東盟10國+中國、日本、韓國）為主導的東亞陣營。相較于美洲美元區的泛泛合作，東亞陣營的合作更為緊密。2000年建立以“清邁倡議”為基礎的貨幣互換機制，進行了直接融資機制的嘗試，如亞洲債券基金的發行和在“10+3”框架內建立亞洲債券市場倡議。
其次，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后至2000年5月，東亞嘗試建立各種形式、多渠道信息溝通與區域金融監測協調機制。如1997年11月建立的“馬尼拉框架”小組，具有高層次監控對話機制的區域性合作論壇。第二階段是從2000年5月到2009年2月，進入實質性的貨幣金融合作階段。2000年“清邁倡議”擴大東盟10國的貨幣互換安排和“10+3”雙邊貨幣互換網絡。2001年建立“10+3”早期預警系統，及時發現東亞經濟體的宏觀經濟、金融和公司部門的脆弱性，以防范未來金融危機突發。第三階段是2009年2月至今，東亞金融合作由雙邊貨幣互換升級為多邊資金救助機制。2009年2月泰國普吉召開的東盟“10+3”特別財長會議把“清邁倡議多邊機制”共同儲備基金的規模從800億美元擴大到1200億美元。東亞外匯儲備庫應運而生，使得原先松散的雙邊貨幣互換援助體系提升為較為緊密的多邊資金救助機制。
最后，東亞貨幣金融合作是一種以危機救助為目標的非機制化合作形式。一方面，東亞貨幣金融合作起步于東亞金融危機，“清邁倡議”為基礎的雙邊貨幣互換和“清邁倡議多邊機制”都是為金融危機服務，解決危機中流動性不足的問題，是一種危機救助，是貨幣金融合作的初級階段的最高形態，即成員國面臨國際收支困難時，成員國之間的流動性支持安排，以及在監管原則和方法上的統一化。另一方面，它不存在一個超國家的組織，不存在一套具有約束力的制度規定，合作是松散的，不定期的。執行方式是13個國家和地區財長定期和不定期舉行會議，商談隨機存在的各種問題。
亞太地區難以拓展貨幣金融合作原因復雜
APEC的“先天不足”釀成苦果。首先，機制上存在“脆弱性”，阻礙了大范圍深層次貨幣金融合作的開展。APEC本身是一個開放的松散的論壇性組織，“APEC方式”奉行“自主自愿協商一致”的“非機制化”原則以及面向世界的“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這兩條原則是“雙刃劍”，既在最大限度上保證了成員的求同存異，但也降低了合作的深度和層級。其次，缺乏約束機制。沒有承諾保障條款和懲罰性制約條款，歷次峰會上達成的共識沒有落實的保證。正是由于APEC自身的這些局限性，使得區域內貿易自由化進程非常緩慢，更為“高大上”的貨幣金融合作難有亮點。1994年就提出了區域內貿易自由化的愿景，期間卻一度幾乎停滯，經歷20年才得以啟動。這些年來，APEC就如同一艘動力漸失的航船，國際影響力遠不如G8峰會，金融危機后又有被二十國峰會逐漸超越之勢。有媒體甚至諷刺，APEC存在的價值似乎只剩下作為每年一次實現成員國領導人雙邊多邊會面的主要舞臺，處境不免尷尬。
亞太地區經濟體的多樣性成為貨幣金融合作的阻力。首先，多樣性增加了合作成本。亞太地區經濟體眾多，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階段各不相同，國內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不同，發展中成員普遍缺乏分散或重新配置風險的金融工具，從而使得金融機構對于金融風險，特別是匯率和利率風險的承受能力有著較大的差別，則同樣力度和作用方向的貨幣政策可能會在不同的成員金融系統內部產生不同的成本，這種金融體系現狀的差異性成為各成員進行貨幣合作的主要顧慮。其次，多樣性成為合作的制度障礙。以匯率合作為例，亞太地區多數國家采用浮動匯率制度，在貨幣政策上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如果進行匯率合作，就必須讓渡部分或者全部貨幣政策自主權，這將迫使各國變革過去所形成的貨幣政策決策和傳動機制，對各國貨幣政策決策和執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對各國管理匯率的能力也帶來更新挑戰。
主導權爭奪戰為貨幣金融合作“添堵”。地區合作是政治博弈，也是經濟實力的較量。此次圍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博弈就把該地區貨幣金融合作中各方對主導權的爭奪展現無疑。今年10月24日，在APEC財長會議期間，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的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的財長和授權代表簽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亞投行初步注冊資金規模為1000億美元，其中中國出資500億美元。在外界看來，中國明顯在亞投行居主導地位。針對此，美國干脆直接跳出來，公開反對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等盟友參與發起亞投行，稱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是“意圖削弱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影響力”。顯然，所謂可能被削弱的這兩家金融機構目前分別由美國和日本占主導地位，出現“小人常戚戚”的局面自然不出人意料。然而，預計未來，美國和日本的這種失落感會不斷增強。因為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達到創紀錄的1100億至1200億美元，將首次超過境外到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預計中國的對外投資超過現在排名第二的日本指日可待，而人民幣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加大，日漸削弱美元的壟斷地位，中國在亞太貨幣金融合作領域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此所謂大勢也。
APEC北京峰會標志著亞太貨幣金融合作揚帆起航
隨著此次峰會上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的啟動，今后區域內資金、貨物、人員的流動更為便捷，該區域金融領域的合作需求也將上升。依托APEC平臺，預計亞太地區高層次貨幣金融合作將出現新局面。
嘗試從非機制化向機制化邁進。未來亞太地區的金融合作要真正常態化，就必須改變原先的靠危機來驅動的被動方式，而是要依靠戰略性的機制構成國家間的貨幣金融政策協調?，F有的亞太貨幣金融合作非機制化特點突出，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正是預示著這種合作向機制化演進。機制化合作是一種較高形態的合作方式，它存在一個嚴格的、具有約束力的制度體系，存在對應的超國家的國際機構和組織行使各種日常職能，存在一個基金（由各合作方分攤）作為物質保障。亞投行是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成果，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合作與伙伴關系，也可以說亞投行是亞太地區貨幣金融合作向機制化的起步。
亞太共同外匯儲備庫建設成為可能。從這些年來全球出現的金融危機來看，當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出時，外匯儲備不足的國家因流動性不足而陷入危機。而IMF的救助金額有限，并多附加較為苛刻的條件，往往會錯過最佳的救助時機且廣受爭議，這就需要建立地區性共同外匯儲備庫。目前由中、日、韓和東盟共同組建的東亞外匯儲備庫是APEC內此種構想的基礎，理應得到APEC成員領導人的支持。2008年金融危機后，共同儲備基金可使用的資金規模受到IMF援助框架的制約，能提供的救援資金有限，迫使韓國通過與美聯儲簽署3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來緩解因危機造成的外匯流動性短缺。新加坡也采取了同樣行動。2014年11月，中加也簽署了規模為2000億元人民幣/300億加元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東亞貨幣互換已越過太平洋，邁向美洲，為亞太共同外匯儲備庫的建設提供了現實基礎。
加深跨境資本流動監管合作。一方面，資本管制已成為亞太經濟體一種有共性的政策新趨勢。金融危機后，亞太經濟體重拾并加大資本管制力度以應對跨境資本無序流動的沖擊，并實現經濟與金融的穩定。比如，泰國在2010年10月宣布對外資購買當地債券所獲收益征收稅率為15%的稅收；印度尼西亞在2010年底宣布對銀行業者的短期海外借款設定30%的上限，并要求銀行業者在2011年3月前必須將外匯資產中提取的準備金從1%提高到5%，從6月起準備金比率要再提高到8%；韓國在2010年宣布限制居民的外匯借款，在2011年初進一步將國內銀行的外匯衍生品投資限額降低20%。201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從多方面加強對金融風險的防范、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另一方面，資金大幅流動成為常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亞太地區資本跨境流動發生了變化，從資本凈流入的結構上看，具有長期投資性質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而股票和債券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后者具有短期資本流動的典型特征，易導致無序與大規模的資本流動，對本地區的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造成了沖擊。然而，資本管制政策并非萬能，更有效的辦法是建立全面和有效的合作機制，使無序的資本流動在政策協調中變得有序，從而緩解實行嚴格資本管制的壓力。因此，亞太地區各經濟體要加強宏觀政策協調來深化APEC在跨境資本流動方面的金融合作。
（責任編輯：戴碩）本文原載于《中國銀行業》雜志2014年第11期。
貨幣金融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縱觀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可以看每一次的金融創新都會給當時的貨幣政策有效性帶來強大的沖擊力，同時這也是對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考驗。經濟的不斷變化是把雙刃劍，既存在推進經濟發展的動力，也具有阻礙經濟進步的阻力。雖說銀行的金融創新會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但是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相互對立的。對于我國來說，研究銀行金融創新與貨幣政策有效性之間的聯系是有重大意義的。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起的作用微弱，盡管相關部門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當時最終都以失敗告終。而對于西方的發達國家來說，即使有金融創新的刺激，但是貨幣政策有效性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因此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對金融創新與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并不深入。接下來本文將詳細闡述銀行金融創新與貨幣政策有效性之間的聯系。
關鍵詞：銀行；金融創新；貨幣政策；有效性
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外資銀行的進入提高了我國銀行業的競爭壓力，同時也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了新的活力和動力。國內銀行為了自身發展的需要以及面對外資銀行的挑戰，必須進行自我的金融創新，不斷地完善自身的金融制度、金融業務以及組織結構等等。只有敢于創新善于創新才能夠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下求得發展的出路。同時銀行在進行金融創新的過程中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說銀行金融創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貨幣政策有效性，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銀行金融創新
就目前來說，中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世界這個大舞臺。既然我國已經進入到世界經濟這個大舞臺中，那么面對的不僅僅有機遇，同時還有挑戰。如何抓住機遇和面對挑戰成為了我國金融機構需要研究的熱點。對于銀行來說只有跟隨世界的潮流進行不斷地創新，才能夠在瞬息萬變的經濟市場中贏得一席之地。但是在銀行進行創新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定的風險，因此對于創新方式的選擇是需要進行詳細的分析。筆者認為銀行的金融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銀行金融體制的創新
對于我國的大多數企業來說，進行融資的主要途徑就是通過銀行進行貸款，相對于民間信貸來說，一方面銀行貸款的利率還是相對較低的，另一方面銀行有較大的資金支持同時借貸的方式也多種多樣，這就導致了大多數企業對銀行貸款產生了過分的依賴，使得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增加以及穩定性相對降低。我國銀行在信貸方面承擔著相當大的風險和壓力。首先銀行不僅具有短期融資的功能同時還要肩負長期融資的職能，這就造成了銀行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不明確以及職能方面負擔過重，阻礙了銀行的進一步發展；其次部分銀行還對一些無資本的中小企業進行放貸，甚至一部分還進行了股本融資，這些放貸現象的發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銀行的放貸業務量，同時也增加了銀行的經濟效益，但是從銀行的長遠發展來看這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因此為了銀行長久利益的考慮，銀行應當進行金融體制的創新。第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展信譽度較好的中介融資市場，這樣可以分擔銀行的放貸壓力，但是在發展中介融資市場的同時也應當建立相應的市場規范，保障中介融資市場的秩序；第二可以發展股權融資市場。股權融資市場的成立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分擔銀行的放貸壓力，但是在發展股權融資市場的過程中，應當有相關的法律人員進行監督，以防止有不法現象的發生。
2、銀行金融業務的創新
自從我國入世以來，經濟的飛速發展給市場經濟帶來了相當大的活力。同時銀行也在金融業務方面不斷地滿足人們生產和生活的要求。銀行的金融業務創新不斷地刺激著人們的消費，市場在不斷地消費刺激下變得也越來越有活力。銀行的金融業務創新實際上就是一種新的融資模式，它利用新的思維、新的結構以及新的技術并通過創新工具的使用以達到融資的效果。目前對于銀行來說，金融業務的創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就是金融工具的創新。它是金融業務創新的核心部分，一切業務創新的方式都依賴與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工具創新是所有業務創新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金融工具的創新是所有業務創新中最能吸引關注的一種創新方式；其次就是技術的創新?？萍嫉陌l展帶動著各行各業不斷的進步。尤其是電子技術的發展更將銀行的金融創新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金融技術的創新大大降低了銀行的資金成本，同時也給市場經濟活動提供了便捷。例如ATM機、網上支付、電話銀行等新技術的發展都給金融創新帶來了一場新的技術革命；最后就是服務創新。人性化的服務總會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當今社會的發展需要更多的個性化以及人性化貼心的服務理念。這種服務理念的深入會提高銀行的競爭能力。
二、貨幣有效性
一般來說所謂的貨幣政策就是通過國家實施宏觀調控政策并使用各種各樣的貨幣工具對流入社會的貨幣總供給量和需求量進行調控，其目的主要就是為了最大限度的實現收支平衡、穩定市場物價、保障就業以及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實行有效的貨幣政策可以保障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就是指中央的宏觀調控措施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以及達到的程度。鑒定貨幣政策是否有效一般通過以下幾點。
1、貨幣能否影響產出
貨幣政策一般通過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來影響產出。首先貨幣政策的收緊導致企業需要負擔更多的利息，這就使得企業的發展受到限制，從而使社會的供給量下降影響貨幣產出；其次如果銀行的利息較高，這樣就降低了人們的消費熱情，這樣就導致社會需求下降，從而影響貨幣的產出量?？傊泿耪吣芊裼行到y地影響產出是決定貨幣有效性的一個標準。
2、貨幣與產出之間的聯系是否穩定
貨幣政策的實施影響著產出，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但是僅僅由這一點是不足以全面證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貨幣與產出之間的聯系是否穩定也是判定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一個因素。一方面來說貨幣與產出之間的聯系是穩定的，那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貨幣政策是具有有效性的；另一方面來說貨幣與產出之間的聯系是變化的，這就說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被削弱了。貨幣與產出之間聯系的穩定是衡量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一個標志。
3、貨幣當局有效的控制貨幣
貨幣政策的實施就是為了對貨幣的國際收支達到一個相對的平衡。如果說供給量和需求量相差較大，這就說明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無效的，反之貨幣的供給量和需求量相對來說差距不大，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收支平衡，這就說明貨幣政策是有效的。貨幣當局通過實施有效的貨幣政策保障了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
三、銀行金融創新與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聯系
通過上述可以看到銀行金融創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執行力。因此在銀行實行金融創新的同時如何保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成為了研究的熱點問題。筆者認為銀行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支付方式的改變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電子科技技術的發展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電子支付手段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費，但是同時增加了電子貨幣的流通，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貨幣的流通量。電子貨幣不同于社會上流通的貨幣，它的增長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支付手段的創新對貨幣有效性的影響是巨大的。
2、融資方式的改變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為了保障國民經濟健康的發展，銀行在不斷地進行融資模式的創新。融資模式的創新在減小銀行壓力的同時也給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一定的沖擊力。融資模式的創新使得企業的融資渠道變多，貨幣的平衡很可能會被打破，這就造成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減弱。
3、金融業務的創新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外資銀行的加入使國內銀行業的競爭壓力增大，國內的銀行為了自身發展的考慮，同時也是為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對金融產品進行了不斷地創新。而金融業務的增加和創新讓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參與到市場活動中來，這就使流通的社會貨幣相對的減少。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同樣遭到了削弱。
四、結論
綜上所述，銀行金融的創新貫穿于銀行的發展，正是應為金融的創新才不斷地給銀行發展注入活力和動力。但是銀行金融的創新發展也給各國的貨幣當局帶來了不小的挑戰。銀行金融創新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對于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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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鄭美艷.銀行金融創新與貨幣政策有效性[J].時代金融（下旬），2013（12）.
（責任編輯：劉偲然）
貨幣金融論文范文第6篇
作為學者型官員的易綱教授，成為了新一屆央行行長。他是在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肩負起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央行行長的使命的。易行長理論功底扎實，回國后又在央行歷練了二十年有余，央行管理熟稔，有目共睹。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金融體系和結構日臻完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體系也不斷成熟，這些都為易綱行長履行其使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盡管如此，易綱行長仍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它們決定了未來央行政策的基本走向。
貨幣政策框架從以貨幣供應量為中間目標轉變為以利率為中介目標
1994年中國開始實行以貨幣供應量為中間目標的貨幣政策框架。那時，借鑒了美聯儲早前的一些做法，同時公布M1和M2的目標值。但在2008年，政府就不再將M1的增長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了。到2018年，雖然仍要“保持廣義貨幣M2、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但并沒有明確貨幣供應量的具體目標值。這意味著，20余年里在貨幣政策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貨幣供應量指標，已日趨式微。
淡化貨幣供應量等數量型的調控指標，是中國金融結構變化使然。從融資方面來看，資金短缺部門的融資渠道已實現多樣化，除了傳統的銀行貸款外，債券、股票、信托等在融資中的地位已大幅上升；從盈余部門的資金運用來看，存款江河日下，證券投資基金、各類理財和信托產品正越來越受青睞。傳統的貨幣供應量統計指標已經不能反映已高度多元化的金融結構，它與經濟和金融活動的關聯性也在不斷下降。例如，2010年以來，廣義貨幣M2增長率就呈趨勢性下降，但市場利率在過去七年里卻出現了明顯的上行和下行周期。而市場利率的變化對各類非存款類金融產品的收益率卻有著直接的重要影響，也直接影響著各類盈余資金的配置方向和借款者的融資成本。不難看出，相對于M2這樣的數量型指標而言，利率這樣的價格型指標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正在凸顯。另外，多元化使得貨幣供給的控制也越來越困難，實際的貨幣供給增長率不是高于，而是明顯地低于政策目標值，是常有的事，因此，它作為貨幣政策的指標，其實際作用已大幅下降（圖1）。
實際上，中國央行早已在著手為轉向以利率為核心的貨幣調控體系做準備。
第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就在積極地推動利率的市場化改革，讓市場機制在利率的形成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不僅已經基本放開了存貸款利率的上下限，而且在深入推進金融機構的市場化改革，提高金融機構的自主經營能力和風險定價能力，同時強化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性和流動性管理，提高資本吸收損失的能力，這為市場化的利率機制奠定了良好的微觀基礎。
第二，中國推進了基準利率體系的建設，Shibor、債券回購定盤利率在債券的定價中的基準作用越來越突出，在逐漸放開存貸款利率上下限的過程中，央行還建立了貸款基礎利率。此類基準利率的變動，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效。在未來，央行可以選定其中的某一個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實施以利率為中心的貨幣政策。
第三，在實際中，央行也在嘗試著主動引導市場利率并強化對市場利率的預期管理。2015年以來，央行有意地發揮銀行間債券7天回購利率的基準作用，債券市場收益率緊隨7天回購利率的變化而變動，債券收益率的變動又直接帶來債券發行利率的變動，并影響著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投資需求。2017年，債券市場收益率的上升導致債券發行利率水漲船高，使非金融企業債券發行的利率總體超過了銀行一般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這是2017年企業債券凈融資增長率大幅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這意味著，央行通過調整某種市場利率來調控企業債務融資行為，具備了一定的現實條件。近幾年來，央行就試圖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中期借貸便利等政策工具來對利率進行區間管理。2017年，當美聯儲三次宣布加息時，中國人民銀行就直接相應地提高了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中期借貸便利的利率，結果導致了國內債券收益率的相應上升，配合著降杠桿的宏觀取向，是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具體體現。因此，可以看出，雖然我國尚未建立明確的利率中介目標，但央行已嘗試著建立新的貨幣政策操作目標。
不過，在放棄廣義貨幣供應量的指標后，以利率為核心的貨幣政策操作體系，需要盡快培育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基準利率。這對未來的貨幣政策框架的完善至為重要。至于央行將選擇何種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利率，易綱行長早有自己的主張。2015年兩會期間，央行在舉行記者招待會時，易行長就曾表示，可將7天回購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指標利率。他話音剛落，7天回購利率隨之大幅下降，并帶動了其他相關利率和債券收益率的大幅回落。當然，央行未來在實行以利率為核心的貨幣政策框架時，是否真的以7天回購利率作為中間目標，市場只能拭目以待了。
貨幣政策如何更好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服務，又要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健性
過去幾年里，貨幣政策試圖在總量調控與結構優化中雙管齊下。尤其是，穩中求進成為宏觀調控的總基調和方法論，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宏觀調控的主線后，央行在保持總量適度增長的同時，特別注重運用結構性工具使貨幣政策在“三去一降一補”中發揮積極作用。在筆者看來，邁向高質量發展的中國經濟新時代，迫切需要與之相關的金融支持。證監會剛剛發布了關于高新技術產業和企業發行CDR的指導意見，并即將修訂此類企業發行股票的條件。在經濟新時代的召喚下，央行的貨幣政策自會不甘落后。通過窗口指導或者宏觀審慎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向產業升級、高端制造、技術創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金融支持。貨幣政策為經濟新時代提供金融支持，這是一個較長時期的戰略目標。
貨幣政策還有一個短期戰略目標，那就是供給則結構性改革“補短板”，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助一臂之力。實際上，在過去幾年里，貨幣政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除了總量工具的性質外，還明顯地承擔了結構調整的重任，更具有普惠金融的性質。例如，通過定向降準、支農再貸款、支小貸款、扶貧再貸款等差別化貨幣政策，加強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鑒于我國要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板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還會在未來幾年里得到進一步強化。特別是，貨幣政策在精準扶貧和污染防治方面可能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故，定向降準、扶貧再貸款等仍是貨幣政策工具的重要選項。
但是，貨幣政策對資源配置的結構性引導功能，并非總是十分有效率的。猶記得在2016年兩會期間，時任央行行長曾公開表示，中國居民部門有很大的加杠桿的空間。結果，隨后數月里，商業銀行便將信貸資源大量地配置到了住房抵押貸款，乃至一度出現新增住房抵押貸款還超過了銀行全部門的新增貸款總額。這固然推動了中國房地產的去庫存，但以短期的抵押貸款突飛猛進和民眾的恐慌性心理中實現的去庫存，使得房地產泡沫的惡化，實際上使得后續的宏觀調控和金融穩定更為被動。由是，201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得不強調，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需要金融與房地產市場之間的良性循環。由此可見，貨幣政策既要服從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要服從于金融的長遠穩定，這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貨幣政策獨立性是否能得到提高
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多維的。1994年中國開始禁止財政赤字向中央銀行借款或透支，其目的就是為了割斷貨幣發行與財政赤字之間的臍帶關系，但強制結售匯制又將中國的貨幣發行與國際收支緊密地聯系起來了。易行長在解釋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通脹時，就曾發現，盡管央行想盡辦法控制基礎貨幣，可外匯占款卻在“跑冒滴漏”，增加了基礎貨幣釋放。因此，強制結售匯又極大地削弱了中國央行的信用獨立性，盡管央行疲于對沖國際收支的變化，但還是造成了國內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泡沫。2013年以來，中國外匯儲備一度出現持續性下降，但央行又不得不應對由此帶來的宏觀流動性的收縮。我國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弱化，在2017年以來的幾次貨幣政策實踐中更是表露無遺：每當美聯儲宣布加息時，我國央行便宣布提高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利率或中期借貸便利利率若干點。從積極的方面說，這固然可以看作是央行在放開存貸款利率上下限后對利率調控的新探索，但它亦步亦趨地隨美聯儲利率政策的變化而變化，這似乎又是說，中國的利率政策恰由美聯儲所左右。顯然，這與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國際地位是格格不入的。由是觀之，易行長需要讓中國的貨幣政策變得更加自主，畢竟，中國人民銀行是中國的央行！
金融開放與金融穩定的協調
易行長履新后首秀時表示：“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越開放的領域，越有競爭力；越不開放的領域，越容易落后，而且還不斷累積風險?！蓖瑫r他還表示，提升金融市場雙向開放程度，有序推進資本項目的開放，提高人民幣可自由使用程度。他的講話透露了銳意的開放精神。但是，金融對外開放本身可能伴隨著巨大的風險。中國一度為過快增長的外匯儲備所苦惱，于是，信心滿滿地實施走出去的戰略，鼓勵企業到海外去投資，但隨之而來的外匯儲備快速下降和與之相伴的人民幣匯率貶值，卻讓“走出去”的戰略受阻。顯然，中國的金融開放必須在“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攻堅戰”的前提下進行。而這，不單單是靠央行完善和加強對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干預、安排好資本賬戶開放的順序和節奏就可以解決的?？刂平鹑陂_放中的風險，在很多方面，還需要更高的頂層設計，比如，加強對民間資本的產權保護和增強民營資本的信心和投資的激勵。
如何實現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學理性與實踐性的統一
自2016年以來，穩中求進成為了宏觀經濟政策的總基調和方法論，相應地，穩健中性也成為了對貨幣政策的基本要求。但是，要在實踐中使貨幣政策具有穩健中性的特征，也是困難重重的。盡管從理論上說，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意味著貨幣利率與真實利率相當，央行確定的貨幣利率不會造成維克賽爾式累積循環。但問題恰恰在于，真實利率的測算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況，國民經濟中的各部門、各企業間的真實利率本身就相異懸殊，貨幣政策又不可能針對不同行業和企業制定巨細無比的貨幣利率。更何況，貨幣政策本身還會受到利益集團或其他因素的干擾。所以，盡管中國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穩健”的貨幣政策、2006年就提出過“中性”的貨幣政策，但在過去的20年里，貨幣政策常常既不“穩健”、也不“中性”，是不足為怪的。從這方面來講，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既需要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也需要貨幣政策有相當的獨立性。
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維護市場流動性的基本穩定，既要防止流動性過剩，也要提防流動性不足導致市場劇烈波動，擾亂金融市場的價格信號功能。在2013年的錢荒事件中，央行沒有及時做出反應，并與市場溝通，導致短期市場利率大幅攀升，殷鑒不遠。因此，貨幣政策應密切關注市場流動性和市場情緒的變化，通過流動性預期管理，維護金融市場尤其是債券與貨幣市場的穩健運行。否則，若市場利率在不斷強化的監管和整治市場“亂象”中過快地上升，不僅不利于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也將不利于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自然也就談不上穩健中性的效果了。
當然，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需要降低貨幣政策的扭曲性。目前，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與不斷擴張且有較高利率的中央銀行貸款并存，事實上從資產和負債兩方面都帶來了較強的扭曲效應，這與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若要貨幣政策真正回歸中性，那就應當在控制中央銀行貸款總量增長的同時，謹慎有序地降低中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這是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必然要求。若央行真有意實現貨幣政策工具的此類調整，就需要小心翼翼地在重新組合政策工具與防止資產市場的過度反應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
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體系的完善
完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的雙支柱調控體系是黨的十九大對宏觀調控提出的具體要求。若市場機制是完善的，貨幣政策就既能達到宏觀經濟穩定、又能達到金融穩定的目的。但是，由于總是存在這樣那樣的市場摩擦，為穩定宏觀經濟而采取的貨幣政策可能會損害金融的長期穩定。比如，為刺激經濟活動而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就可能導致信貸的過度擴張和資產泡沫，而后者恰恰是金融不穩定或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的直接原因。是故，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宏觀審慎管理成為一個全球共識，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宏觀審慎管理的框架。過去幾年里，中國也一直在探索適于中國金融結構的宏觀審慎政策，逐步建立了以廣義信貸為核心指標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通過資本充足率、流動性管理等指標，試圖既弱化金融的順周期性，也降低金融風險在金融機構之間的相互傳染性。同時，也將外債納入到了宏觀審慎評估體系中，以降低中國金融開放中的系統性風險。2018年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的機構改革中，原來的銀監會與保監會合并成了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進一步強化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宏觀審慎管理職能?？梢哉f，在新一輪的機構改革中，央行的職權明顯地有所擴大，但這也意味著央行承擔了更多的責任。
在雙支柱的調控框架中，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既要各司其職，又要相互協調，它們在政策效果上都同時具有總量與結構效應，但各自的著力點又是有所差別的。在政策目標上，貨幣政策依然還是集中在傳統幣值穩定、經濟增長等方面，宏觀審慎則是防范系統性風險和促進金融穩定，以宏觀審慎政策在補足總量性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的不利影響；在政策工具上，貨幣政策主要還是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和央行貸款，宏觀審慎則是逆周期資本充足率、流動性監管指標等。無論是貨幣政策工具還是宏觀審慎的政策工具，既可以是管理總量的，也可以是調整和引導結構變動的。例如，央行依然可以通過差別準備金和種種再貸款，引導金融機構將信貸投向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宏觀審慎政策則可通過調整風險權重來抑制具有泡沫化傾向行業的信貸投入。就中介目標而言，貨幣政策依然是利率或者貨幣供應量，宏觀審慎政策關注廣義信貸。但是，央行通過調整中介目標（如利率）會對廣義信貸具有重要影響。同時，良好的宏觀審慎有助于改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也有利于改善貨幣政策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比如更好地引導金融回歸本源，既達到實體經濟在保持自然率的水平上增長，又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正如十九大報告所講的，我們依然要“完善”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的雙支柱政策。在雙支柱的調控框架下，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比如，仍然需要協調法定存款準備金與中央銀行貸款；宏觀審慎政策擴展到非銀行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央行的宏觀審慎考核與其他監管當局之間的協調，避免以宏觀審慎政策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從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落到實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債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