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倫理教育范文

職業倫理教育范文第1篇

關鍵詞: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功能;法學專業

法律職業倫理是法律職業活動中應當遵循的道德規范。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是法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孫曉樓先生在《法律教育》一書中認為，法律人應當具有三種素質：一為法律道德，一為法律知識，一為社會常識。然而，迄今為止，在我國的法學教育中還沒有給予法律職業倫理教育以足夠的重視，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并沒有在法學院普遍開設。對于追求公平正義的法律職業群體來說，其職業道德的水平會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法治的狀況。因此，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即以其特有的育人功能和社會功能，彰顯了其在法律人才培養中的重要地位。

一、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育人功能

(一)塑造法學專業學生的綜合素質

有關現代法學專業培養目標的定位在理論界有三種觀點：第一，精英說。將我國的法學教育目標定位為法律精英教育。認為精英教育是作為高度經驗理性的法治的需要;同時，法律職業者作為“產品”要有眾多的知識，更需要高尚的職業道德和職業品格。第二，職業教育說。認為法學教育的最終目的在于對有志于從事法律實務的人進行科學且嚴格的職業訓練，使他們掌握法律的實踐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夠嫻熟地處理社會當中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法學教育的使命在于進行職業教育或者說在于進行職業訓練。第三，通識說。認為法學教育作為現代普通大學教育的一部分，其所提供的應當是一種通識教育。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是培養法律人才的首要價值標準。平等、公正、正義的民主思想應當是法律人才職業道德品質的應有內容。①雖然對于法學專業學生培養目標的定位還存在爭論，但是，無論把法學專業學生培養目標定在哪一個層次，法律職業倫理素養都是法學專業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人才比社會一般公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且還要達到其特有的職業倫理標準。

著名法學教育家孫曉樓在為民國法律教育所作的規劃中指出：有了法律學問，而沒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質上的意義，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所以，在法學專業學生的綜合素質中，法律職業道德素養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法學專業學生未來所從事的職業是在公平正義理念指導下職業，法律職業者在其職業活動中肩負著正確適用法律、公正解決紛爭、有效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職責。有法諺云“法官是會說話的法律，法律是沉默的法官。”在法律職業活動中，對從業者的道德水準的要求是高于普通人的。在法學教育中，通過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培養法學專業的學生對法治精神的追求、對法律的崇尚與信仰，逐漸提高學生的法律職業道德素養，是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途徑。

(二)提高法學專業學生的職業技能

法律職業是一個具有高度技術性的職業。英國亨利六世時的大法官福蒂斯丘曾經闡述過法律職業神秘性的思想，即法律乃法官與律師界的特殊科學。他說道：“我很清楚，您的理解力飛快如電，您的才華超群絕倫，但是，要在法律方面成為專家，一個法官需要花二十年的時光來研究，才能勉強勝任。”②詹姆士一世時期，法官柯克與英王詹姆士一世就國王可否親自坐堂問案發生分歧，柯克有一段精彩的闡述：的確，上帝賦予陛下豐富的知識和非凡的天資;但是陛下對英格蘭王國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繼承、動產或不動產的訴訟并不是依自然理性來決斷的，而是技術理性和法律的判斷來決斷的;法律乃一門藝術，一個人只有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對它的認知。法律是解決臣民訴訟的金質魔杖和尺度，它保障陛下永享安康太平。③法律職業的技術性表現為法律推理技能、法律解釋技能、法律程序技能等方面，而這些技能的形成都是在法律理念的統領之下的。法律理念塑造了法律職業者特有的思維方式，在法律思維方式下，形成了法律職業者的職業技能。所以，法學專業學生的培養要從法律理念教育做起，法律理念是法律職業倫理基本規范的組成部分。進行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是訓練法學專業學生職業技能的基礎，只有塑造了良好的法律職業倫理水平，才能夠不斷提高法學職業學生的職業技能。

(三)提升法學專業學生的發展能力

“法律是一門每天面臨著新問題的學科。”④法律是以一定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為基礎的，社會是不斷發展的，所以，法律制度也是處在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即使在法律制度相對穩定的時期，法律職業者也是每天要面對不斷新出現的法律適用的情境。所以，法學專業的教育不但要實現對現有知識的傳授，還要培養學生自我發展的能力。美國聯邦資深法官萬斯庭認為：“任何一種制度下，法官教育——無論是通過正規的、系統的課程學習還是自學，或同時采取兩種方式——都是一個永不終止的過程”⑤面對日益發展變化的世界，培養法學專業人才的自我發展的能力，為其日后的發展打下基礎是十分必要的。從辨證的角度看，動與靜是相對的，相對于變化的法律制度來說，法學理念是穩定的，正如張文顯教授所說：“具體的法律制度會改變，但閃光的法學理念將會永存。”法律理念的教育是與法律職業倫理教育融為一體的，通過法律職業倫理教育，使法律理念與精神與個人的價值觀整合，從而使我們培養的法學人才能夠在變化的世界中獨立地做出法律職業者的價值判斷。法律職業倫理教育還可以培養學生的職業認同感，較高的專業興趣和職業熱情也會推動他們在未來的工作中不斷完善與提高，以適應社會與法律的發展變化。

二、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的社會功能

(一)培育法律職業群體

法律職業群體是以從事法律事務為主要生活來源的特殊性職業人群⑥。法律職業群體的形成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基礎和前提。正如韋伯所說：我們近代的西方法律理性化是兩種相輔相成的力量的產物。一方面，資本主義熱衷于嚴格的形式的、因而——在功能上——盡量像一部機器一樣可計量的法，并且特別關心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絕對主義國家權力的官僚理性主義熱衷于法典化的系統性和由受過理性訓練的、致力于地區平等進取機會的官僚來運用的法的同樣性。兩種力量中只要缺一，就出現不了近代法律體系。⑦法律職業群體的共同特征可概括為：一是法律職業或法律家的技能以系統的法律學問和專門的思維方式為基礎，并不間斷地培訓、學習和進取。二是法律家共同體內部傳承著法律職業倫理，從而維系著這個共同體的成員以及共同體的社會地位和聲譽。三是法律職業或法律家專職從事法律活動，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性或自治性。四是加入這個共同體必將受到認真考查，獲得許可證，得到頭銜，如律師資格的取得。⑧法律職業群體應當是經過專門訓練的職業化的專業人士，他們的語言、知識、思維、技能以及倫理都與普通人不同。這其中法律職業人共同的法制觀念與價值追求是其得以劃分為獨立的職業群體的倫理基礎。“法律職業的最高品格是公平、公正，對法律職業者而言，這既是執法的技術問題，更是一種道德要求。尤其是司法官員所從事的司法活動常常是被視為：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懲惡揚善，抑濁揚清，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這就要求他們在個人品行方面必須具有不可動搖的正直品格，能夠成為社會公眾依賴的楷模。”⑨法律職業群體高尚的道德標準是法律職業聲望的重要保障。法律職業群體的道德內化需要經過長期的教育和實踐過程而實現，所以，法學專業學生的職業倫理教育是提高法律人才職業道德標準，培育法律職業群體的基礎性工作。

(二)凈化社會法治環境

法治社會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具有較高素質的法律職業者。史尚寬先生指出：“雖有完美的保障審判獨立之制度，有徹底的法學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誘，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則反而以其法學知識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為虎附翼，助紂為虐，是以法學修養雖為切要，而品格修養尤為重要。”在法治社會中，相對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職業群體的職業道德水平是更重要的方面。正如丹寧所言：如果法律因為不道德的法官或道德敗壞的律師們而得不到公平的執行，就是擁有正義的法律也是沒有用的。(11)在我國建設法制社會的進程中，“中國的法律教育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與挑戰。法律教育擔負的不再僅僅是生產法律知識和傳授法律智慧的責任，更主要的是要擔負起建構法律共同體、塑造法律的品格并進而塑造法制社會之秩序的重任。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有利于培養一批有良知的法律執業者，客觀公正地執行法律，推動社會在法治的軌道上向前發展”。(12)法治社會需要具有較高素養的法律職業者，法學教育必須擔負起這一歷史使命，培育法制社會所需要的法律專業人才。“他們所要承擔起的歷史使命是對法制社會之建立給以深遠的思考和計劃，因而在法治的推進過程中所形成的共同體之集團整體性，有著進取的意義并展現著一個不同尋常的意義世界——為了我們想要做的人和我們旨在享有的社會。” (13)

(三)推動社會文明進步

制度文明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方面，制度文明的發展推動社會文明進步。法治文明是制度文明的組成部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意義就在于保障和促進公民的權利，并且要創造一個正常的社會生活條件，使個人的合法愿望和尊嚴能夠在這些條件下實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F代法制精神強調法律對國家權力的有效制約……這種對國家權力的法律限制，正是為了更充分有效地保護社會主體的自由權利，進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積極進步。”(14)法治的進步是與人的主觀因素分不開的，“法的形成和適用是一種藝術，這種法的藝術表現為何種樣式，取決于誰是‘藝術家’。(15)”“法律家的任務，在擁護天下的正義，懲斥不義，建國家于健全的道德的基礎上。”(16)所以。法律職業者的素質，就直接影響到法治的進步與社會文明的發展。法律職業者的道德素質，更是社會道德的先導，“這就要求社會精英階層應成為社會倫理道德的航標。法律職業者尤其是法官歷來被社會尊為社會正義的守護神，因此他們更應成為社會圣人倫理的踐履者。”(17)“法律家是宣告正義的神之使者。唯有這神圣的正義，才配普施洗禮于國民。”(18)提高法律職業者的道德素質，就要從法學人才的培養入手，在教育與實踐中逐漸習得和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塑造社會文明的楷模，推動社會文明進步。

三、結語：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應貫串于法學教育的始終

法律職業倫理教育積極的育人功能和社會功能提示我們：在法學教育中，法律職業倫理教育應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伯爾曼在《法律與革命》中將法律職業倫理的傳承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特征。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開設專門的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對學生進行系統地教育;另一方面是在各法學專業課程中滲透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兩種形式各有千秋，專門的課程比較系統，但容易陷入空洞的說教;在專業課中滲透比較易行且易于接受，但缺乏系統性。最好的途徑是二者的結合。開設專門的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再輔之以結合各專業課的教育指導，從而使法律職業倫理教育貫串于法學教育的始終，并與專業知識緊密結合，在專業知識的增長和職業技能提高的同時，加強學生法律職業倫理的水平，培養學生的倫理自修能力，不斷提高法律專業人才的道德素質。

注釋：

①郭明瑞，王福華.“現代法學教育論壇”觀點實錄[N].法制日報,2001.

②③[美]愛德華•S•考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M].上海:三聯書店,1996.33.35

④(17)齊延平.論現代法學教育中的法律倫理教育[J].法律科學,2002,(5).

⑤宋冰.程序、正義與現代——外國法學家在華演講錄[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84.

⑥法律職業主題主要包伙法官、檢察官、律師和法學家。但不同的國家，對法律職業的范圍界定各異。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律職業主題主要包括法官、檢察官、官方律師和私人開業律師、法律顧問、公證員以及法學家等。而英國的法律職業則主要包指律師，即出庭律師和訴訟律師;在美國則一般包括法官、私人開業律師、公司法律顧問、政府部門法律官員和法學教師五類。在我國，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廣義說，即把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員如法官、檢察官、律師視為法律職業外，還把警察、公證員、法律顧問、立法工作者、法學教師和研究人員等法律工作者也納入法律職業范圍之中。二是狹義說，即法律職業僅包括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參見范進學：《法律職業：概念、主題及其倫理》，《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本文從當前法學教育的現實出發，認為法學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是為廣義的法律職業群體輸送人才，但應當指出的是在法律職業倫理方面，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倫理要求應當是較高層次。

⑦[德]韋伯.儒教與道教[M].王容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200.

⑧孫笑俠.法律家的技能與倫理[J].法學研究[J].2001，(4).

⑨(12)陳宜.試論法律職業倫理教育[J].中國司法，2005，(4)78-81.

⑩史尚寬.憲法論從[M].臺北：榮泰印書館，1973.336.

(11)楊一平.司法正義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48.

(13)張文顯，盧學英.法律職業共同體引論[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6)13-23.

(14)公丕祥.法哲學與法制現代化[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458.

(15)的國法學家萊因斯坦語，轉引自大木雅夫.比較法[M].范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63.

(16)(18)亞米挈斯著.愛的教育[M].夏沔尊譯.譯林出版社，1998.280.283.

職業倫理教育范文第2篇

工程倫理學習報告

工程倫理學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以工程活動中的社會倫理關系為對象，進行系統研究和學術建構的理工與人文兩大知識領域交叉融合的新學科。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在工程實踐中，工程科技人員的職業道德問題日趨突出，社會要求對科技工程專業的學生進行職業道德教育。

“倫理”是道德或普世價值的集合名詞，更是行為模式的依據。而“道德”則是正確行為的判斷，根據所受的教育針對是非對錯有所認知，并力求自我行為的端正。在此我們所講的“工程倫理”則是指從事工程的人，含工程師、從事工程業務及讀工程的人，對與自己本身的專業訓練進而對所遭遇到的工程專業事務做出合理且符合道德的判斷。而“工程道德”的判斷又涵蓋了工程危安的管控、工程利益的避免、工程技術的專業判斷及工程的社會責任等分野，在一件進行的工程中，可能需同時考慮各種工程道德標準，并力求避免沖突發生的可能。工程倫理學在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開始興起。經歷了20世紀的最后的20年，工程倫理學的教學和研究逐漸走入建制化階段。

素質國際會議中將道德品質列為當代工程師所必備的八大素質之一(另七項分別為積極進取、開拓精神、適應能力、扎實基礎、學會學習、多種特長、協作能力)。而美國也將Style(作風)納入對工程師的要求之列，我國同樣看到了道德準則對工程人員的重要性，將思想素質作為對工程人員的要求?？梢?，道德對工程人員的規范作用已得到世界越來越多目光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也迫切地成為工程人員所應具備的素質。而工程倫理學正好就成為了提高工程人員素質的一門學科。

工程建設是帶有特定目的的社會活動，對人類的生產生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面對當今科技的發展，我們不應將眼光停留在是否搞好了工程，而應關注的是我們是否搞了好的工程。搞好工程并不難，但搞好的工程卻很難。工程師作為工程藍本的設計者，首先就要有較高的道德素質、行為素質。而倫理學的建立就恰恰闡明了這些原則。它就像是工程領域的“凈化器”，批判腐朽，使工程建設這個環境逐漸“純凈化”、“高質量化”。工程倫理學就是針對這項重要任務的一個很好的鞭策。

工程倫理學揭示了工程中的研究規律，闡明了整個體系。而工程倫理學就好

工程倫理

像是工程師面前的巨人，它是前人對工程建設的總結，是幾百年乃至幾千年來工程建設的結晶。我們知道，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開始了一些大規模的工程項目，雖然進度緩慢，但其中的有些方法、技術以及設計理念仍為我們所用，所以工程倫理學所揭示的規律指導著人們怎樣去發現更多的方法解決建設中的問題。

正如我們所知，工程活動直接影響公眾的另一個領域是工程風險。然而工程師也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這種社會責任不僅要對當下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且要對未來負責，不僅對可預見的后果負責，還要對不可預測的后果負責。當其保密的內容威脅到公眾利益的時候，工程師有義務站出來保護公眾的利益。我們需謹記工程師的最高義務是公眾的健康、福祉與安全。

優秀的工程師應該知道對于工程倫理上的完整不僅在于遵守法律與職業規范，而且也在于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以違法手段謀求個人非法利益，不僅法律不允許，更是工程倫理所不容。這就要求工程師要發展出一種新的社會責任意識，這種新的社會責任意識應以未來的行為為導向，是一種預防的責任，或前瞻性的責任，或關護性的責任。在工程中，在遇到選擇的沖突與抉擇的時候，時刻以法律為準繩，操守工程師倫理準則。

這樣現代工程活動使工程師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專業角色,工程自身的技術復雜性和社會聯系性,必然要求工程師不僅精通技術業務,能夠創造性地解決有關技術難題,還要善于管理和協調,處理好與工程活動相聯的各種關系。最重要的是,工程活動對社會和環境越來越大的影響要求工程師突破技術眼光的局限,對工程活動的全面社會意義和長遠社會影響建立自覺的認識,承擔起全部的社會責任。因此,現代工程要求工程師除具備專業技術能力外,還要具備在利益沖突、道義與功利矛盾中做出道德選擇的能力,除對工程進行經濟價值和技術價值判斷外,還必須對工程進行倫理價值判斷;除具備專業技術素養外,還應具備道德素養;除了對雇主負責外,還要對社會公眾、環境以及人類未來負責。

工程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對工程師的道德，行為，對工程建設是起著引導、規范、開拓等重要作用的，這門學科的研究是有廣闊的研究前景及利用價值的，它的作用及價值必將會隨著對它更加深入透徹地研究日漸地顯現出來。

因此，作為一名優秀負責人的工程師，應當時刻謹記工程中的基本倫理準則，

工程倫理

以人為本，對人類利益的關心, 對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關愛和尊重之心。以人為本的工程倫理原則意味著工程建設要有利于人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的生活質量。關愛生命，意味著不支持以毀滅人的生命為目標的項目的研制開發,不從事危害人的健康的工程的設計、開發。安全可靠，在進行工程技術活動時必須考慮安全可靠,對人類無害。關愛自然，在工程活動中要善待和敬畏自然,保護生態環境,建立人與自然的友好伙伴關系,實現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切實保障各方利益的同時，為人類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

“打高爾夫球”案例分析

第一部分

我認為保羅應該接受邀請，作為一名制造工程師，他與普通人是不一樣的，雖然和鄧肯有商業上的往來，但是他們只是探討個人愛好，并沒有觸及任何商業利益，也沒有違反工程師的準則，所以我認為保羅可以接受邀請。 第二部分

我認為保羅不應該接受這個請求，因為賭再少的錢也是賭博的行為，作為工程師，應該懂得預防性倫理道德，應該時刻保持一個工程師應該有的警惕，所以我認為他不應該接受邀請。 第三部分

我認為會引發倫理問題，違反了作為工程師的職業道德，因為保羅不但在和鄧肯私交甚深，還進行賭博，不注意自己作為一個工程師的道德信念，明知道這不符合作為工程師的道德準則，卻執意去賭博，嚴重的違反了作為工程師的職業道德。 第四部分

保羅應該說出他和鄧肯的關系，因為他是一個工程師，應該陳述應該有的事實問題，而不是隱瞞事實，工程師就必須遵守法律、標準的規范和慣例，所以保羅必須說出他和供貨商鄧肯的關系。 第五部分

工程倫理

應該告訴其他兩個人他自己的考慮，作為一個工程師就必須客觀的對待問題，必須有自己的立場，不能去破壞應該有的規范和準則，他應該把事實說清楚，并且做出正確合理的判斷。 第六部分

保羅應該把事實告訴給供貨商，工程倫理規范闡述了作為工程師的行為標準。有時，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誘使我們的行為與其他人的利益相觸，但是作為一個職業的工程師，就必須遵守工程師應該有的道德信念，不能因為一己私利二背道而馳，所以，保羅應該認真地把事實告訴給供貨商。 第七部分：

本案例引發的倫理問題，工程師有遵守他們職業的標準作程序和規定的職業義務，以及完成雇傭合同規定工作的基本責任。在培養義務—責任感的過程中，個人美德是至關重要的，保羅因為缺乏個人的美德，因此才喪失了一個工程師應 該有的道德底線，又因為害怕而不能去澄清事實。

總結以上所需注意的工程道德事項：

一、工程師需避免利益輸送，不接受賭博邀請，該有預防性的倫理觀念。

二、工程師有遵守他們職業的標準作程序和規定的職業義務，以及完成雇傭合同規定工作的基本責任。

職業倫理教育范文第3篇

摘 要 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評估標準是評判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及效果的依據和尺度。通過對傳統的強調“技術”的“3Es+1A”政策評估標準的審視和反思，基于“技術-政治-人”三維構建了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評估標準：一維是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技術標準”，包括政策投入、政策執行過程、政策效果、政策效率；一維是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政治標準”，包括公平性、回應性；一維是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人的標準”，包括以“人”為出發點、評估過程中要堅持“人的在場”、評估最終要以是否有利于“人的發展”為最終歸依。

關鍵詞 職業教育政策；政策執行；評估標準；“技術-政治-人”

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充滿利益博弈的過程，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有效性直接關系著職業教育政策的成功與失敗。職業教育政策的執行過程是否科學、規范？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結果是否符合政策預期？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通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評估來予以解釋和回答。而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評估標準則是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及結果進行評估時應堅持和遵循的客觀價值尺度，是判定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行為及效果的一系列準則，也是進行職業教育政策評估的重要依據。

目前，學界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標準的探討較少，已有相關的研究多是關于教育政策評估標準的探討。相對照而言，關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特別是關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標準的研究，尚不多見。隨著近些年我國職業教育政策數量日益增加，提高教育政策執行效益和效率問題日益迫切，因此，構建我國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評估標準，對于提高我國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效果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

一、對強調“技術”的“3Es+1A”政策評估標準的審視與反思

在政策評估領域，早期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3Es+1A”政策評估標準，即政策評估就是嚴格按照“投入-產出”分析模型，以公共政策效果、效率、效能及其充分性[1]為標準來評估公共政策?？陀^看，強調“技術”的“3Es+1A”政策評估標準深受邏輯實證主義的“事實與價值兩分”觀點的影響，“價值判斷只是情感的表達，它無真假可言，因而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辯護和證明?！盵2]因此，持“3Es+1A”政策評估標準觀點的擁護者們反對將“價值分析”標準作為政策評估的標準之一，認為政策評估應當是“價值中立”的，政策評估應當將重點放在對政策效果的實證測量上，而不是進行主觀性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政策評估是處理關于“是”的“技術”問題，而不處理關于“應當是”的價值問題。

但正如政策學者白瑞與雷伊所言，“如果僅僅使用單一的“技術”標準去評估公共政策，忽視政策評估的規范分析與價值判斷，那么，政策評估必然會陷于技術操作的泥潭中無法自拔；如果忽視政策評估中的政治原則，那么政策評估在講求效率、效能的同時會迷失方向，而迷失方向的政策評估所導致的后果很可能是災難性的?！盵3]白瑞和雷伊的觀點不無道理，“3Es+1A”政策評估標準在現實中也遭遇了“尷尬”：只關注政策效能、效率，卻忽視了政策本身是否是真正民意的表達（也就是說政策目標是否恰當的問題）；只關注政策效率和效能，可能對政策帶來的社會公正問題有所忽視，甚至可能還會進一步加劇不公平、帶來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從而引發人們對“3Es+1A”政策評估標準的反思。

對強調“技術”的“3Es+1A”政策評估標準的反思，也促成了政策評估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轉向。無論評估政策結果，還是評估政策執行過程，都無法回避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評估是為誰服務？也就是說，政策評估是為政策制定者服務，還是為政策執行者服務，還是為公眾服務？政策評估是為了滿足政策主體的利益需求，還是為了滿足公眾利益需求、增進公共利益？答案似乎是無可爭議的，即政策評估要為公眾服務、要滿足公眾利益需求，換句話說，政策評估不是在“科學”的外衣下為決策者“唱贊歌”，而是要關照到政策的公共價值維度、要明晰政策的“正當性”和“公平性”等問題，基于此，關注政策評估中的“政治”性就成為政策評估標準的一個重要選擇。

政策學者豪斯（E. R. House）明確地表達了政策評估的“政治”特性，“政策評估基本上是一種政治活動。其在為決策者提供服務的同時，主要目的是推動資源與利益的再分配。評估不應當只是真實的，它應當是正義的，目前的評估架構不論其真實價值如何，都應在不同的程度上回應正義，更何況，正義本身就是政策評估應該考慮的一項重要標準?！盵4]另外，羅森布魯姆也提出了“代表性”“反應度”和“責任”三個政策評估標準，其中“代表性”強調民眾（特別是利益相關者）在政策執行決策上的參與；“反應度”則注重政府對民眾需求的反應究竟是靈敏的還是遲鈍的；“責任”是要明確政府部門對該政策所應負的責任，顯然，這三個標準都明顯強調政策評估的“政治性”。

政策評估的整個過程處處都體現一定的“政治性”，一方面，參與政策評估的各方主體的期望，決定了政策評估者優先選擇哪些政策信息、優先關注哪些必須予以關注的問題，而這些“期望”和“關注”本身都會帶有一定的價值偏好；另一方面，對搜集的政策信息和資源的“解釋”與“應用”，更體現了評估主體所帶有的某種政治傾向性，即使是面對同樣的政策信息，不同的評估者基于不同的立場可能會得出完全相反或差異較大的“解釋”。正如1997年《21世紀的教育評價》一書中提出的，評估之所以具有政治含義，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接受評價的政策和政策系統都是政治過程的產物；第二，評估報告影響著政治領域發生的一切，包括一項政策是否應該持續，應該獲得多少撥款；最后，許多人的職業生涯、專業聲望和教育利益取決于評估結果[5]。因此，政策評估中的“政治性”無法規避。

二、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評估標準：必要性與復雜性

客觀上，職業教育政策評估屬于政策評估的下位概念，因此，職業教育政策評估標準也應兼具“技術”與“政治”兩種特性。在現實中，導致職業教育政策結果的因素非常復雜，一項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效率高低、效果好壞、效能充分與否，往往與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主體及其執行態度和行為關系密切，“如果政策評估不衡量執行過程，那么就無法了解政策的實際運作動態，也就談不上政策評估結果有被接受和使用的可能。因而，政策評估結果要想被決策者接受，并進而用以改善政策制定，就應當致力于政策執行過程評估?！盵6]如果職業教育政策評估只關注政策結果，那么，這樣的評估結果將無法揭示職業教育政策的作用機制。因此，關注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及執行效果的評估成為必須。

一項職業教育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是否得到嚴格的貫徹執行，職業教育政策是否已作用于特定的職業教育目標群體，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人、財、物等資源的配套是否到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效果如何，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環境是否發生了變化？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來回答。而要回答上述問題，特別是要明晰一項職業教育政策的效果如何、是否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必須首先建立一套評估標準，建立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評判尺度，包括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尺度，這是評估者據以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及效果進行優劣判斷的準則。由此，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標準是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情況進行測量、評定的參照尺度，選擇什么樣的政策執行監測與評估標準，不僅取決于職業教育政策評估者及其設定的評估目標，而且還取決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技術與方法。

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標準的制定與實施均體現了“復雜性”這一特征。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標準并不是評估者隨意設定的，它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必須反映社會對職業教育政策及其執行過程和結果的要求。但是，在實踐中，由于職業教育政策涉及的利益相關者眾多、影響因素非常復雜，首先，職業教育政策目標影響著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監測與評估標準的確定，但有時候某些職業教育政策目標是非常模糊的、政策目標群體比較寬泛，從而導致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監測與評估標準難以根據政策目標來確定。其次，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影響因素眾多，這種復雜性不僅在于政策執行者是多元行動主體、多元行動主體的動機與利益關注存在差異，而且還在于政策執行過程結構本身存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網絡結構”等多種樣態，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的復雜性也恰恰是由多維度影響因素之間這種縱橫交錯的復雜作用過程所導致。再次，職業教育政策效果有預期效果、附帶效果、意外效果、潛在效果、象征性效果等多種，有時政策的潛在效果可能是積極的，但在短時期內不能被人們所覺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才會表現出來，甚至會出現“某些職業教育政策實施了卻毫無效果、但該政策的投入沉淀到另一項職業教育政策的運行中，在另一種情境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解決了一定的職業教育問題”的情況，因此，這種政策潛在效果會給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帶來挑戰。最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標準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這些政策效果有時很難設定客觀、量化的評估標準。嘗試從系統論的視角，盡力考量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標準的整體性、層次性、綜合性，是構建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標準的必然選擇。

三、基于“技術-政治-人”三維的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標準的構建

與其他公共政策執行不同的是，職業教育政策的執行要兼顧“教育性”屬性，即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最終要面向職業教育領域中的“人”，要解決的也是職業教育領域的“人”的公共性問題，基于此，我們嘗試從“技術-政治-人”三維來構建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評估標準，見表1。

（一）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技術標準”

“技術標準”主要用于評估“執行過程中”或“政策執行結束后”的職業教育政策，即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資源投入和使用情況、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采取的行動及適切性、職業教育政策效果、職業教育政策效率等進行的衡量和評估。

1.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投入”標準

所謂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投入就是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中投入的人員、資金、物等公共資源。之所以要設置該標準，主要原因在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投入是實現職業教育政策目標、產生政策效果的前提和基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投入與職業教育政策產出之間有著直接關聯性，如果沒有必要的政策執行資源的投入，政策目標就不可能達成，正如薩茨曼所言，“如果政策資源投入量相當微薄，呈現消極狀況，那么可以合理地推論，在達到政策目標的進程上，執行就會顯得軟弱無力，無成就可言?！盵7]

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投入標準主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執行職業教育政策時，整體上資源投入情況是怎樣的，包括人員、資金等的整體情況；另外，這些政策執行資源是如何分配和使用的，例如，在執行中央政府職業教育政策時，地方政府配備的人員、配套資金等情況如何。二是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中的各種資源投入及資源分配和使用是否符合政策規劃的要求。具體而言，主要涉及：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整體上投入的資源是否與政策規劃要求相一致；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了一段時間后，資源耗費情況與政策規劃要求是否相符；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動用的資金、器材和設備、配備的政策執行人員以及政策執行人員的時間、精力的安排等是否符合政策規劃要求；政策執行耗費的資源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等。

2.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過程”標準

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過程標準是指衡量整個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過程，即從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資源的投入，到產生政策效果（或政策產出）的整個過程，是否體現了規范性、科學性，以及執行主體的積極性和能力水平。之所以設置該標準，主要是用來衡量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機構是否健全、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機構和政策執行者的工作態度、政策執行人員對職業教育政策的理解和措施貫徹是否符合政策精神及政策要求，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者是否存在違反政策原則、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或其他導致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扭曲的現象。

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過程標準主要涉及如下三方面：首先，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組織機構標準，包括是否成立或委托專門的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機構或組織、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機構設置是否合理，執行機構的人員配備是否合理、各種權力運用是否適當、執行人員的態度和行為是否符合政策要求及是否合法等；其次，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過程標準，包括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是否按預期計劃進行、政策執行的指令是否明確、對政策目標群體的了解和掌握是否充分、職業教育政策的宣傳是否達到了最大覆蓋面、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監測與調控機制是否適當、組織協調是否順暢、信息反饋與偶發情況的應變是否及時等；最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時間標準，包括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時間起點是否恰當、政策效果與政策執行時間的選擇之間有何關聯性等。

3.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效益”標準

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效益主要是指職業教育政策能否實現所期望的政策結果，或者說，政策結果是否有價值?！靶б媸侵改骋惶囟ǖ姆桨改芊駥崿F有價值的行動結果，即目標。效益常常按產品或服務的數量或它們的貨幣價值來計算?！盵8]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效益主要用來衡量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投入資源之后所取得的政策效果，一般通過比較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實際效果”與政策規劃的“預期目標”之間的差異，來評判職業教育政策目標的完成程度，通常意義上，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效益往往用提供的職業教育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例如職業教育培訓、技術技能型人才等）的數量或它們的貨幣價值進行說明。

一般來講，職業教育政策效益標準包含兩個層面含義：

（1）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實際效果

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實際效果一般是指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后對政策目標群體（諸如各級各類職業院校、職校師生等）及環境所產生的影響和效果，其所描述的是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行為或活動對相關的各種環境或政治系統所引起的變化，包括職業教育政策對目標群體的影響、對目前和未來職業教育發展的影響、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所投入的各種直接或間接成本等。任何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必然會引起政策目標群體及社會環境狀態發生某些變化，通過對這些變化的分析，可以確定一項職業教育政策所產生的效果，例如，我國職業教育培訓相關政策降低了勞動力市場中低技能或無技能勞動者的數量；中職免費教育政策降低了中職生流失率等。

需說明的有兩點：首先，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效果不能等同于職業教育政策輸出，職業教育政策輸出泛指職業教育政策從事的工作或已經做過的事情，以及與此相關聯的一系列統計或經濟數字。例如，中職生均教育經費標準，中職學校設置標準等，這些只能向人們描述政府做過什么，而不能告訴人們政府的政策行為產生了什么結果或影響，因此，屬于職業教育政策產出，而不屬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效果。其次，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效果具有多樣性，與職業教育政策目標不完全相同，因此，不能將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效果等同于職業教育政策目標。職業教育政策效果具有多樣性，包括預期、非預期效果，長期、短期效果，顯性、隱形效果，積極、消極效果等，而任何一項職業教育政策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可能效果都納入職業教育政策預期目標，但我們在衡量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效果時，不能因為職業教育政策目標不包含某些政策效果就不予考慮?；谏鲜龇治?，在對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實際效果進行判斷時，應重點考慮如下問題：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是否產生了政策效果？如果產生了政策效果，那么這些政策效果表現領域有哪些？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政策效果的性質：這些政策效果中，哪些是職業教育政策預期的效果，哪些不是預期的效果，哪些是主要的政策效果，哪些是次要的政策效果，哪些是積極的政策效果，哪些是消極的政策效果。

（2）職業教育政策效果的“充分性”

職業教育政策效果的“充分性”是政策效果在多大程度上解決了需要解決的公共職業教育問題?！俺浞中允侵柑囟ǖ恼咝б鎸υ撜邌栴}、政策訴求及其目標人群的需要、價值和機會的契合與滿足情況，它明確了對政策方案和有價值的結果之間關系強度的期望?！盵9]換句話說，通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解決職業教育政策問題的程度是否達到了該職業教育政策設計的要求。

評估職業教育政策效果的“充分性”一般按照如下程序：首先，厘清職業教育政策目標。厘清和明晰職業教育政策目標是衡量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效益的前提和基礎，因而，這也就要求被衡量的職業教育政策必須首先要有明確的政策目標，如果職業教育政策目標模糊或模棱兩可，就極易使評估者對政策目標的理解出現偏差，也就無法衡量政策執行效果。例如，中職示范校政策的目標是建成一批具有引領和示范作用的創新型中職學校，或是建成一批學校重點專業和特色項目，抑或是從一所中職學校角度來說獲得高達1000萬元的職業教育經費投入。對政策目標理解的不同，會直接決定在評估時對政策效果的判斷。其次，對比職業教育政策目標與職業教育政策效果，主要評估政策效果是否達到了政策目標要求。例如，中職示范校政策確實取得了某些效果，但在“引領和示范”方面的效果相對來說仍不夠凸顯，說明政策執行過程可能存在一定的問題。最后，評估職業教育政策目標實現后，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決需要解決的職業教育政策問題。例如，中職生免費教育政策的實施，是否真的解決了經濟困難家庭孩子上中職的問題？或者說是否解決了中職學校招生難的問題？這都需要結合政策目標群體的需求進行評估和判斷。

4.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效率”標準

“效率是指為產生特定水平的效益所要付出的努力的數量。效率是指效益和努力之間的關系，后者通常用貨幣成本計算。效率通常用單位產品或服務的成本，或者單位成本能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數量來計算。用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效益的政策被稱為是有效率的”[10]。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效率標準是指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資源投入與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效益產出之間的比例，這一標準主要用來衡量產生一定政策績效的政策執行的情況，以及政策執行投入和資源使用情況是否恰到好處。換句話說，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效率標準關注的是一項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取得某種政策效果時其所必須消耗的政策執行資源的數量。因此，在多數情況下，效率指標是一組比值或比例指標，并可通過單位成本來衡量。當然，一般意義上，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效率標準比較關注“手段”問題，并且這種“手段”往往以“貨幣”的形式來加以表述和比較，例如，一項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需要花費10億元，幫助100所中職學校進行整體性學校質量提升與發展改革，另外一項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需要花費20億元，幫助100所中職學校進行整體性學校質量提升與發展改革，顯然，前者比后者政策執行的“效率”更高。

基于上述分析，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效率標準主要關注如下問題：每單位職業教育政策資源的使用究竟能產生多大政策效益？每單位政策效益的產生最低需要多少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資源的投入？當職業教育政策效益達到一定程度后，能否合理地降低所需的政策成本？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或途徑取得相同的政策效益？如果降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成本，是否還能取得相同或類似的職業教育政策效益？

（二）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政治標準”

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政治標準”主要涉及如下問題：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權利、資源等配置是否公平和公正？職業教育政策效果究竟能夠說明什么樣的問題？職業教育政策效果到底體現了誰的利益需求？職業教育政策（包括執行）到底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職業教育政策（包括執行）成功或失敗的原因是什么？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存在什么問題，這些問題是由于職業教育政策執行本身的問題，還是職業教育政策系統的問題？如果職業教育政策是失敗的，那么失敗的責任應由誰來承擔？

1.公平標準

“公平標準和法律與社會理性密切相關，是指效果和努力在社會不同群體中的分配。一項公平的政策是指效果（如服務的數量或貨幣化的收益）或努力（如貨幣成本）能被公平或公正的分配?！盵11]也就是說，公平標準更多的關注“獲益到底是為了誰？”

公平問題一直是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等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一個敏感而復雜的問題。關于公平，觀點諸多，其中，功利主義公平觀和約翰·羅爾斯主義的公平觀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功利主義是一種把“功利”或“效用”作為人的行為原則的倫理學說，所謂“效用”就是人們從其生活環境中得到的幸?；驖M足程度，是人的主觀心理作用，而“效用最大化”就是最大化由所有可能的位置所產生的期望效用，也即社會中所有位置的平均效用，在人數固定的情況下，這也相當于最大化所有社會成員的效用之和，從這個意義上，這一標準與帕累托最優在本質上沒有太大區別。顯然，按照此理論，政府施政的落腳點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也就是說，任何公共政策（包括職業教育政策）的應然目標是社會每一個人效用總和的最大化。與功利主義的“個人效用總和的最大化”不同，羅爾斯提出了“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理論，其理論是從最少受惠者的地位來看待和衡量任何一種不平等，反映了一種對最少受惠者的偏愛。

盡管無法對“公平觀”這一復雜問題進行透徹的分析，但是，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依據不同的“公平觀”，政策，特別是最優政策的選擇會面臨不同的選擇。在現實社會中，幾乎所有的教育政策（包括職業教育政策）都會涉及“公平”問題，如職業教育資源投入、資源分配、入學機會、招生政策、免學費政策、招聘政策、就業政策等?；诖?，設置公平評估標準的目的在于，衡量由于特定的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而引起的權利、機會、資源、價值、收益與成本等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分配和配置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一般而言，如果職業教育政策執行存在如下情況，則說明存在不公平性：那些最需要的人并沒有得到與他們的人數成比例的服務；最沒有支付能力的人卻要超出比例地分擔成本，或者得益者并未支付成本。依據公平標準，如果一項職業教育政策在實施后，即使達到了當初設定的政策目標，且符合執行過程、政策效益和政策效率等標準，但卻造成了不公平的職業教育資源和利益分配，甚至加劇了人們在入學機會、享受權利和利益等方面的差距，那么，這一職業教育政策就是不可取的。例如，近些年一直實施的關于職業教育國家級重點校政策、中職示范校政策以及高職示范校政策等，這些政策在解決了職業教育辦學和人才培養的效率、效益等問題的同時，也導致“不公平性”問題日益凸顯，值得政策制定者及公眾關注。

2.回應性標準

回應性是指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結果滿足特定群體的需要、偏好或價值觀的程度?；貞詷藴手饕脕砜疾炻殬I教育政策對其特定受益目標群體需要的滿足程度。這一標準的重要性在于，一項職業教育政策的執行結果可能能滿足其他所有的標準——效益、效率、充分性、公平，但卻仍不能對可能從職業教育政策中獲益的某個群體的實際需要做出回應，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回應性其實也從側面反映了效益、效率、充分性和公平等標準是否真的反映了特定目標群體的需要、偏好和價值觀。

舉例說明，2009年12月，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印發《關于中等職業學校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涉農專業學生免學費工作的意見》，該政策的目標群體主要是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涉農專業學生，預設政策目標是希望通過實施該政策能對減輕政策目標群體的教育負擔，提高中職教育吸引力。但是，這樣的政策目標是否真正滿足了目標群體的需要、偏好和價值觀呢？有調查顯示，農村中職免費政策可能在實施過程中有效達成了“資助涉農專業”的中職學生的政策目標，但卻在“促進中職招生”和“資助貧困學生”兩個政策目標維度上存在嚴重失靈[12]，并未真正滿足目標群體的需求、利益和偏好。也就是說，對于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其真正的需要和偏好是什么？是到中等職業學校接受教育，抑或其他？另一項針對該政策實施效果的調查也顯示，在被調查的280位中職在校生中，“除2位學生未表態，共有 127 位學生表示不愿意因為中職優惠政策而放棄進入普通高中的機會，占有效樣本總量的 45.7%；99 位學生在兩者間很難做出選擇，占有效樣本總量的 35.6%；28 位學生表示愿意放棄普通高中，僅占 10.1%；另有 24 位（8.6%）學生對兩者皆不在乎?！盵13]顯然，該調查結果提醒我們要關注政策目標群體的需求和價值偏好，否則，過低的政策回應度，難以激發政策目標群體的熱情和積極性，也就無從談起達成政策目標的問題。

（三）“人”的標準

“人”是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邏輯起點，同時也是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最終落腳點，在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評估活動中，以“人”為出發點、評估過程中要堅持“人”的在場，并且評估最終要以是否有利于“人的發展”為最終歸依。需說明的是，這里的“人”主要是職業教育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職業教育領域的學生、教師、學校管理者、教育行政部門、行業（企業）以及其他與職業教育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公眾。

從職業教育政策邏輯起點來看，任何的職業教育政策都是基于要解決職業教育中的“人”的問題，特別是關于“人的受教育和人的發展”的公共職業教育問題，并通過“人的受教育和人的發展”問題的解決來促進社會的發展?！敖逃呔哂小龠M人的發展’這一獨特宗旨，以‘人’而非‘營利’為目的，其對公共教育資源的分配是無償的和非營利的?！盵14]因此，任何的職業教育政策執行都不能違背職業教育政策這一獨特宗旨。

從職業教育政策的執行過程來看，其涉及的利益主體較之其他教育政策類型更為復雜和多樣，包括職業教育領域涉及學生、教師、學校管理者、教育行政部門、行業（企業）及其他與職業教育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公眾等利益主體，主體的多樣性帶來的利益需求、利益分配就更為復雜，因此，需要職業教育政策執行要關照到“人”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分配問題，更要以政策執行過程是否有利于職業教育中的“人”的發展為根本標準和尺度。除此之外，“人”的在場還意味著在職業教育政策執行中要極力規避“見物不見人”的政策執行理念，任何的政策內容和措施的制定與實施都要考慮職業教育領域中“人”的存在。

從職業教育政策的執行效果或政策結果來看，“人是目的”應該成為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最終追求結果，尤其是，“人的全面、個性化和可持續發展”應成為職業教育政策執行的最終目標和應然狀態。

需說明的是，職業教育政策評估的“技術標準”“政治標準”與“人的標準”三者之間并不是截然分開的，三者之間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系。首先，“技術標準”“政治標準”與“人的標準”三個標準各自相互獨立，三者在內容、作用方面各不相同，三者之間也不存在必然的一一對應關系。其次，三個標準之間又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也就是說，“政治標準”一定程度上決定“技術標準”，即“技術標準”的設置要體現、服從和服務于“政治標準”，另外，“技術標準”會影響“政治標準”，即“技術標準”設置是否科學、合理，直接關系到政治標準的設置及其合理性問題。最后，“技術標準”和“政治標準”最終皆落腳于“人的標準”。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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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范國睿，等.教育政策的理論與實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14.

職業倫理教育范文第4篇

摘要：“藥德”即藥學職業道德，本文在闡述“藥德”基本概念的基礎上，分析了“藥德”的重要性，提出了“藥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探索并實踐了藥學專業學生“藥德”培養的基本途徑和方法。

關鍵詞：藥學；職業道德；培養方法

職業道德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中，從事各種不同職業的人們在其特定的職業活動中所應遵循的職業行為規范的總和[1]。醫生必須遵循醫德，藥師（藥學工作者）必須遵循“藥德”?！八幍隆本褪撬帉W職業道德，是藥學工作者在職業生活中應遵循的道德規范以及應具備的道德觀念、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質，也是藥學工作者職業素養的核心組成部分[2，3，4]。具體而言“藥德”就是在從事藥品研制、生產、經營、使用和監督管理等藥學領域活動和實踐中應遵循的根本指導原則，是評價藥學領域內所有人員的個人行為和思想品質的基本道德標準，也是藥學工作者必須遵守的道德行為準則。

一、“藥德”教育的重要性

藥學事業是與人民生命和健康息息相關的事業，藥學事業的特殊性要求其從業人員必須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不僅要遵守社會公德，而且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健康服務的思想觀念，對工作對事業要極端負責，能正確處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正確處理和患者的關系，保證患者在用藥過程中的安全、有效、經濟、合理。

我校開設藥學專業二十多年，主要面向珠三角地區藥品生產、銷售企業和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培養藥品生產、檢驗、營銷和服務第一線需要的技能技術人才，畢業生遍及珠三角地區的制藥企業、連鎖藥店和醫療機構。在二十多年的人才培養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藥德”和“藥技”的有機結合，德技并重，德技兼修，相輔相成，既注重學生藥學專業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學習和培養，更重視良好的藥學職業道德的教育和養成。

二、“藥德”教育的基本內容

“藥德”內容廣泛，內涵豐富，涉及藥品的研發、生產、檢驗、流通、應用、監管各個環節，結合我們的人才培養目標，我們藥學學生的“藥德”教育，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藥品生產環節的“藥德”

生產出質量符合既定標準的維護人民群眾健康和生命質量所需要的藥品是對藥品生產人員基本的道德要求。為確保藥品質量，藥品生產過程中的藥學工作者不僅需要具備與崗位要求相適應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而且要認真、自覺、嚴格地用現行《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條款來約束和規范生產過程和自身的行為，這既是法規和管理方面的規定和要求，也是藥品生產過程中的道德要求[5，6]。

（二）藥品營銷環節的“藥德”

在藥品銷售環節中，藥學工作者應嚴格遵守藥品經營法律法規，嚴格按照現行的《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GSP）條款來約束和要求自己。為了確保藥品采購、分裝、銷售中的質量，首先要從藥品購進的源頭把關，在藥品的招標采購中，堅持公平、公開、擇優的原則，以保證采購藥品的質量。在藥品零售環節，必須以患者為中心，提供安全、有效、經濟、合理的藥品，將維護患者生命和公眾健康作為最高道德行為準則。在藥品價格方面，要講究信譽，嚴格執行藥品價格的有關規定。

（三）藥品檢驗環節的“藥德”

藥品屬于高技術產品，成分復雜，檢驗難度較大，藥品檢驗人員在質量檢驗時，必須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嚴格按質量規定的標準檢驗。同時，必須保證藥品質量達到和符合最優標準。必要時，要深入到生產、經營、使用第一線了解真實情況，摸清影響藥品質量的因素和問題，保證藥品標準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在修訂藥品標準工作中，應深入了解藥品的有效性、實用性和科學性，對藥品中所含的有害物質應嚴格控制，對療效不確切、毒副作用大、不宜生產使用的品種，及時向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提出停止生產、停止銷售和使用的建議。

（四）藥學服務環節的“藥德”

藥學服務是藥品周期中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無論是在醫療機構從事藥學服務的人員，還是在藥品零售企業從事藥學服務的人員，都必須從維護患者生命健康、促進疾病早日康復的高度，重視藥學服務工作，按照“安全、有效、經濟、合理”的原則選擇藥物，主動、耐心、認真、細致地指導患者正確使用藥物。避免濫用藥物和長期用藥。切忌麻痹大意、敷衍塞責，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藥物的療效，保證藥物的安全，減少藥物的不良反應。

三、“藥德”教育的思路和方法

職業道德的培養是人才培養的第一目標，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必須把“藥德”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有機結合起來，與專業教育有機結合起來，與校園文化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只有把“藥德”教育貫穿于人才培養的全過程，融入到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才能達到潤物無聲、水到渠成的效果。

（一）關鍵時機，積極開展“藥德”滲透

一是入學教育，通過參觀企業、醫院，讓學生了解藥學專業的發展歷史、專業特點，了解藥學專業就業環境和職業發展方向，在整個專業教育中滲透“藥德”；二是軍事訓練，在為期兩周的軍事訓練期間，學生接受軍事化訓練和管理，強化紀律和規范意識，為“藥德”學習和教育奠定基礎；三是社會實踐，通過第二學期和第四學期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到社區醫院、敬老院和藥店等單位參加實踐活動，增強“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的責任感；四是志愿服務，通過參加各種志愿服務活動，提高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同時增強藥學工作者熱愛生命、關愛他人的使命感和榮譽感。

（二）專業教育，初步引入“藥德”教育

在專業思想教育和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中注意引入“藥德”的基本理念，通過聘請企業技術專家做報告，通過往屆優秀畢業生的成功案例教育，通過編寫“職業生涯規劃”，使學生了解專業、熱愛專業、獻身專業。一是幫助學生牢固樹立專業思想，產生職業自豪感，端正學習態度，明確學習目標。二是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增強學生的專業自豪感的同時，引入“藥德”教育，強調立德樹人，讓學生明白良好的“藥德”才是事業成功的前提和基礎。

（三）校內教學，全面融入“藥德”教育

藥學職業道德教育應與專業課程教學緊密結合。在融入專業理論教學方面，首先要研究教學內容，找到適當的切入點和有利時機，適時進行滲透，使得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啟迪、啟發和熏陶。例如，在講藥品概念時強調藥品的特殊性，結合近幾年發生的嚴重用藥事故，講解藥品質量的重要性，使學生初步具有藥品質量意識和藥品安全意識；在學習藥品質量標準時，首先讓學生樹立法定藥品標準的觀念，意識到為了保證藥品質量，國家必須制訂統一的、強制的藥品質量標準。使學生建立明確的法律意識和道德底線，學法、知法、護法、守法。在學習藥品生產技術時，引用藥品安全事故案例，強調GMP和嚴格履行藥品生產標準操作規程（SOP）的重要性，明確遵守規范規程既是法律要求，也是道德要求。

在融入專業實踐教學方面，要注意從實踐教學環境熏陶、制度規范、工作體驗、監督考核等環節入手，提高“藥德”教育的有效性。一是要建設真實性、生產性的實踐場所和環境，在環境文化建設中注重和突出藥學職業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內容，充分發揮環境的感染和熏陶作用。二是必須制定和完善相關管理制度和工作規范，用制度規范思想和工作，提高踐行“藥德”的自覺性。三是注重實際工作的學習和鍛煉，通過實際工作對藥品質量和安全性的影響，用鮮活的事例教育和警示學生。四是對學生的實踐學習進行適時監督考核，做出客觀評價，及時總結成績，發現問題，反饋糾正。特別是對涉及職業道德的相關問題要及時糾正，通過不斷的正負激勵和糾正，使學生形成強烈的是非觀念。

（四）校外實踐，不斷強化“藥德”教育

經過半年以上的校外實踐教學，按照《實習手冊》要求，在實習教師的悉心指導下，通過實習單位的嚴格要求，學生的職業道德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和內化，進而形成良好的職業習慣。例如學生在藥品生產車間實習，生產的每個環節都涉及到規范操作和安全問題，學生必須嚴格按照GMP要求和崗位操作規范，完成生產過程。否則，很可能造成返工或者廢料，甚至召回等問題。學生在藥店實習，每天進行藥品的入庫、保存、盤點、陳列，指導不同特點的顧客合理用藥，學生要嚴格按照現行GSP的要求，進行規范的進、存、銷等工作。

（五）導師負責，實施個性化“藥德”培養

我們采用“專業導師管理制度”，為每一名學生配備了專業導師，負責指導學生理解專業，規劃學業，找到適合自身的學習方法，幫助學生及時解決學習問題、心理問題、生活問題以及職業道德方面的問題。專業導師對學生的成長成才，尤其是職業道德的培養和教育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和校外實習期間均有專門的導師負責指導，解決他們思想和學習中的疑難和困惑，關注學生身心發展。特別是針對在學習、實習過程中出現的與倫理、道德、“藥德”有關的問題，導師能及時開展個性化的引導和教育，幫助學生正確認識、分析和解決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從而提高了“藥德”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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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倫理教育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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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企業倫理視角的會計職業道德建設障礙與路徑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