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審計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認為，審計市場結構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審計市場的競爭特性及其對總體執業質量的影響。國外審計市場具有高集中度的特點，寡占型審計市場結構對審計質量的提高有積極影響。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具有低集中度特征，并且對審計服務市場的執業質量產生不利影響。本文基于審計市場集中度應該與其所服務的股票市場集中度相適應的觀點，提出了我國審計市場現行結構的改進和發展戰略。
關鍵詞：審計市場結構 集中度 成因 審計質量 優化建議
國外研究審計市場結構的文獻始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時主要是為了響應美國國會提出的宣稱美國審計行業存在產業缺陷的報告。美國國會認為“八大”會計公司在審計市場上擁有壟斷地位，并獲得壟斷利潤，國會的這種基于直觀判斷類型的宣稱，促使理論界加強了對審計市場結構進行的研究。國外審計市場結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分析上市公司審計市場份額的分布狀況和集中程度的基礎上，確定審計市場高集中度的決定因素，是基于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服務產品存在質量差別，還是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競爭行為確實已發生改變，即審計市場存在“共謀”行為所致，從而了解整個審計市場的競爭特性及其總體執業質量水平。SCP(結構—行為—績效)理論研究者發現，高的市場集中度并不表明市場競爭程度的下降。許多產業看起來背離了完全競爭，但背離的程度很明顯與被認為反映行業結構的產業集中度并不高度相關。對于審計服務行業情況又如何，本文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審計市場結構進行進一步探討，目的在于了解我國審計市場的競爭狀況及其對獨立審計質量的影響。
一、國外審計市場結構的特點、成因及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一)國外審計市場結構的特點市場結構是指特定的市場中，企業間在數量、規模上的關系，以及由此決定的競爭形式。市場績效是指市場為消費者提供利益所取得的成效。產業組織學中關于市場結構、市場績效之間關系的SCP理論認為，在不同結構市場上企業間的競爭狀況不同，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力不同，從而企業的市場行為也不同；而企業的市場行為又影響該行業的市場績效。市場結構包括決定市場競爭力的因素，其通過廠商行為來影響市場績效。研究市場績效是如何隨著市場結構變動的，需要度量市場結構。一般著重考察某行業內各企業間市場份額的分布狀況，最常用的表征指標為反映集中度的N廠商集中比率(Concentration Ratioof N Firms，cRn)和反映離散度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mdahl—HirshmanIndex，HHIn)。N廠商集中比率能較好地、簡便地反映產業內的市場集中狀況，顯示產業的壟斷和競爭程度，因而是度量市場結構時廣泛使用的指標。而采用HHI能很容易看出市場份額的變動差異，更明確地說明企業間的競爭狀況，所以，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微觀經濟學按照競爭程度，從廠商數目、產品差別程度、進入市場的難易程度以及廠商對產量和價格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將市場結構劃分為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占和完全壟斷等類型。一般來說，CR4(HHIn)大于60％(0.18)就是高度集中的審計市場(嚴重的賣方壟斷)，而低于40％(0.01)則是較高集中的審計市場(輕微的賣方壟斷)。Gilling和Stanton(1978)運用N廠商集中比率和赫芬達爾一赫希曼指數這兩個指標研究了澳大利亞審計市場的集中程度，研究得到的結果是CR4指數為66％，HHl4指數為0.15。Tonge和Wooton(1991)用同樣方法研究了1988年美國審計市場的集中程度，得到的結果是CR4為70％，CR8為96％。這些研究均提供了國外審計市場高度集中的證據，而且均發現“八大”或“四大”在審計市場中占有較高的市場份額。美國、英國等證券市場和注冊會計師職業發達的國家，上市公司乃至其他大型企業的審計業務都是由極少數巨型會計公司控制的，即形成了寡占型的審計市場結構。盡管美國國會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曾對當時“八大”會計公司瓜分上市公司審計業務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希望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進行干預，但美國政府事實上并沒有采取任何所謂的反壟斷措施，相反原來的“八大”進一步合并為“五大”，后來成為“四大”，寡占型審計市場結構依然如故。
(二)國外審計市場高度集中成因審計市場的高集中度可用審計服務質量的差異性予以解釋。審計服務質量的差異具體體現為會計師事務所通過審計服務產品(即注冊會計師對外出具的審計報告)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會計信息可靠性保證程度。大量實證研究集中于審計報告的后果，因為審計報告所提供的保證程度是衡量審計質量的直接尺度，而對于研究者而言，審計工作底稿、審計判斷過程等均是不可知的。所以，研究者就從注冊會計師提供的審計服務產品人手，并結合審計市場需求方面的特征來探尋審計服務質量是否存在差異。研究發現，“八大”會計公司相對于非“八大”會計公司來說具有更高的審計服務質量，即為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更高的可靠性保證，特別是在上市公司和受管制行業的客戶市場上，大事務所提供的服務產品質量優于小事務所，因此，在上市公司和受管制的行業中，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容易形成較高的市場份額。而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具有較高的行業市場份額所帶來的效率提高又使客戶得到了更高的保證程度?！鞍舜蟆睍嫻揪哂械男袠I專家才能優于其它事務所，行業專家才能意味著審計師收集審計證據的能力更高，由此占有較高的市場份額，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審計市場結構。一些實證研究的結論也表明，會計師事務所的行業市場份額與其獲取新客戶的能力呈顯著正相關關系(Danos andEichenseher，1982；Eichenseher andDanos，1981；Williams，1988)，這也為審計質量的差異性導致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的高集中度提供了經驗證據。
高集中度是審計市場的競爭結果而非“共謀”行為所致。國外審計市場的高度集中引起了研究者對審計市場是否還存在充分競爭行為的關注。因為高集中度若由審計市場供給方之間的“共謀”行為造成，則會有損審計市場充分競爭，進而會有損于審計質量，因此，審計市場供給方之間的競爭性越來越受到了研究者及監管者的極大關注。一般同質產品、穩定的行業環境和悠久的行業經驗會有助于主導企業形成“共謀”，而市場份額的相對不穩定將很難促成“共謀”行為，因此，審計市場份額的穩定性可用于分析審計市場是否存在“共謀”行為。大量研究測試了會計師事務所所占市場份額的穩定性，均發現以行業和被審計客戶規模來衡量的“八大”會計公司的相對市場份額并不能保持穩定，因此，“八大”會計公司之間很難形成默契的“共謀”行為(Dopuch and Simunic，1980；Harris，1976)。Danos和Eichenseher(1986)在前人研究審計市場結構的基礎上，從兩個角度分析了審計市場份額分布的變
化，結果表明，“八大”會計公司之間各自的市場份額是不斷變化的，這也證實“八大”會計公司之間存在激烈的競爭。Shockley andHolt(1983)運用組織行為學理論研究了審計服務需求方是否能夠系統區分八大事務所之間提供的審計服務產品，以及用于進行判斷的質量特征標準是什么。作者選取美國最大的30家銀行的財務主管(Chieffinancialofficer)作為參與者進行研究，研究證實，至少銀行的財務主管能夠以一種系統的方法區分八會計師大事務所，這表明審計行業存在服務產品質量差別，至少在“八大”會計公司之間是如此的。而且，研究發現審計需求方用以區分審計服務產品質量特征的標準包括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份額和其謹慎性。這些研究均表明，競爭仍是審計市場的主旋律，審計市場的高集中度可能是一些市場的內在因素形成的，而非是主導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的“共謀”所造成的。
(三)寡占型的審計市場結構對審計質量的積極影響 筆者認為，寡占型的審計市場結構有利于提高審計質量，其對審計質量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助于增強審計師保持獨立性的實力。寡占型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使得大型會計公司在審計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而大型會計公司由于擁有更多的客戶，因某個客戶解聘審計師而引起的“準租金”損失，很可能小于因未能報告客戶欺詐行為而對事務所聲譽和收入造成的不利影響。也就說大型會計公司具有更強的擔保能力，更能抵制來自客戶的不當壓力。在寡占型的審計市場結構下，上市公司對會計公司的選擇余地小，不正當變更審計師的空間也小，這也有助于提高審計師的獨立性。二是有助于提高審計業務的連續性和邊際利潤。審計業務保持連續性(較穩定的審計任期)有利于審計師更好地評估和控制客戶的審計風險，從而有利于提高審計的質量；審計業務保持連續性也有利于簡化重復性的審計工作程序，并使具體審計項目的啟動成本和事務所建立、維持審計質量控制系統的成本得以分攤，進而增加事務所的邊際利潤。會計公司只有擁有一定數量的穩定的客戶，才能有效地實現規模經濟性，從而提高整個行業的組織效率。所有這些還可進一步推動會計公司塑造良好的職業聲譽和品牌。三是有助于提升會計師事務所間競爭的層次與水平。寡占并非完全壟斷，并沒扼殺必要的競爭，而只是提升了競爭的層次和水平，即“寡頭”會計公司之間在審計服務質量、服務效率和服務深度上進行更為激烈的競爭。如Mary w.Sullivan(2000)對1985至1997年年間美國1978家上市公司的外部審計師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表明1989年四家會計公司的合并使得后來的“六大”對大客戶審計的邊際成本下降，同時由于合并后各大會計公司在實力上更加旗鼓相當，相互間的競爭性反而加強了。Simunic等人進行的實證分析也表明，高度“寡占”性的美國審計市場仍具有充分的競爭性。而且寡占型的審計市場結構總是與事務所的規?；l展相伴隨的。會計師事務所規模擴大，可以形成人才、網絡、抗風險等優勢，從而能夠有效地滿足大型集團公司、跨國公司的審計需求，并增強事務所的國際競爭能力。
二、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的現狀及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一)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的特征張立民等(2004)運用2002年度的有關公開數據，從審計市場的規模分布狀況、專業化、對等聘任關系以及地域性四個方面，對我國A股審計市場結構進行分析后認為，我國A股審計市場尚未形成壟斷競爭局面，也尚未發現明顯的專業化；無論是以上市公司個數還是以上市公司資產計算的本地市場占有率都很高，表明我國A股審計市場上存在嚴重地區分割現象；我國A股審計市場會計師事務所與上市公司之間存在明顯的對等聘任關系，表明我國A股審計市場雖然成熟度不高，但也不是一個行政性收費市場。余玉苗(2003)采用N廠商集中比率(CRn)，根據會計師事務所的年報審計業務客戶數和客戶的股本總額或資產總額測度了1997-1999年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的集中度后認為，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的特征之一是集中度過低，按客戶數計算的CR10一直未超過三分之一，CR20一直徘徊在50％左右。即使按所審計的客戶股本或資產總額為標準計算，CR10最高只有44.41％、CR20。最高也只有73.62％。特征之二是地域性強。以1999年年報審計為例，當時100余家有證券相關業務執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本地客戶所占的比重平均達79.6％，非“十大”事務所的客戶本地化比例更是高達82％。上市公司聘任本地事務所審計年報，雖然具有降低審計成本、便于與客戶進行溝通等客觀原因，但地方保護主義和人際關系的影響無疑也是重要的誘導因素。
(二)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的集中度測算 我們選取2000～2004年我國A股審計市場進行集中度測算。選取該時間段的原因在于，2000年是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大規模合并的一年，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事務所之間的合并同樣非常踴躍。經過此次合并，2000年參與1999年年報審計的106家會計師事務所，到2001年審計2000年年報審計時僅剩下78家。據證監會的不完全統計，這78家會計師事務所中共有46家是合并后形成的，占總數的61.54％。由于在市場格局相對平穩的情況下，審計市場的集中程度及變化趨勢，因此，我們剔除了2000年以前的數據。數據來源是CCER中國證券市場數據庫。該數據庫統計各年度上市公司數的截至日期是每年的12月31日。證監會每年發布的《料料年證券期貨相關審計市場分析》，統計各年度上市公司數的截至日期是披露年度財務報告的截至日，即每年的4月30日。統計口徑不一，計算出的各年度CRn指數會存在差異。(表1)給出了2000-2004年分別以客戶數和客戶資產總額為標準計算的CP4和CR8，選擇前4位和前8位的事務所，這主要是為了便于與國外已有的研究進行比較。
從(表1)可以看出，各年按客戶數計算的CR4基本保持在16％左右，CR8保持在26％～28％之間，集中度很低且年度間的變化不大。按客戶資產總額計算的CR4和CR8顯著高于按客戶數計算的相應指標。在2000～2002年，市場集中度增長很快，CR4由25.09％增長到49.82％，CR8由37.80％增長到58.89％。2002～2004年CR4基本保持穩定，CR8繼續小額攀升?？傮w上看，若以客戶資產總額來計算，中國審計市場的集中度正在逐步提高。美國審計總署GAO(2003)給出了2002年美國證券審計市場上按客戶數計算的CR4為78％；同一時期，我國審計市場上這一指標僅為15.08％，兩年后，這一指標也僅為17.15％?？梢哉f，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集中度遠遠低于西方國家的水平。
(三)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集中度的變化趨勢及原因 我們對中國A股審計市場2000～2004年的集中度進行測算的結果表明，審計市場的集中程度在逐漸提高。2000年以前的情況又如何，李樹華(2000)分別以客戶數和客戶資產總額為基準，測算了1993—1996年的集中度。結果表明：若以事務所擁有的客戶數為基準，1993-1996年的CR10分別為51％、48％、44％、35％，4年的下降幅度為16％；若以事務所擁有的客戶資產總額為基準，1993-1996年的CR10分別為67％、61％、60％、52％，4年的下降幅度為15％。吳溪(2001)測算的時間范圍是1996(1997)～1999年，采用的基準為客戶股本總額和客戶資產規模。結果表明：如果采用客戶股本總額進行計算，1997～1999年的CR10分別為44.41％、38.75％、34.93％，3年的下降幅度約10％；如果按客戶資產總額為標準，1996年的CR10為54％，1999年這一指標下降至39％。由此可以大致描繪出自1993年證券資格許可證制度實施以來，中國A股審計市場集中度的整體變化。以集中度的變化趨勢為標準，大體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1993-1999年，集中度逐年下降；2000～2004年，集中度逐年上升。1993-1999年的這種集中度不斷下降的過程，可以稱之為逆集中化。這種逆集中化過程可以看作是我國經濟轉型的結果和副產品，正如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發展初期出現的產業分散化過程一樣。由于大型事務所獨立性相對較高，市場上卻充斥著對低質量審計服務的需求，由此導致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份額顯著下降；另一方面，其他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份額又沒有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其結果必然是審計市場集中度的下降。經濟轉型時期的制度安排難以孕育出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是導致這種逆集中化現象的主要原因。進入2000年以后相關環境有所轉變，市場對審計服務的需求逐漸正?；?，提供高質量審計服務的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開始凸現出競爭優勢。在相關監管政策的配合下，一些競爭力強、績效好的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市場份額迅速擴大，競爭優勢日益穩固，從而使得審計市場出現集中化的跡象?？傮w來看，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仍具有低集中度的特征。
(四)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的低集中度對審計質量產生的不利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會計師事務所難以實現規模經濟性。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的低集中度，使得證券審計市場充斥著較多小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由于客戶數量過少，市場占有率過低，業務經營無法形成規模效應，經營成本難以降低，盈利能力自然也難以提高。結果事務所就沒有經濟實力和品牌聲譽來吸引、凝聚高素質的審計人才，也無法在人員培訓、審計技術開發、風險控制等方面進行必要的投資，審計服務質量也就很難得到保證。而且大量規模過小的會計師事務所也沒有足夠的實力抗拒審計風險。二是加劇了審計師與上市公司間審計契約關系的失衡，危害了審計的獨立性。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來自于發起人或控股股東的經營者集公司決策權、管理權、監督權于一身，股東大會形同虛設，“內部人控制”問題嚴重。在此環境下，選聘審計師的權力真正掌握在經營管理者手中。經營管理者由被審計人變成了審計委托人，并決定著會計師事務所的聘用、續聘、付費等事項，審計師在審計交易契約中明顯處于被動地位。而且目前的行業監管體系和責任追究模式也決定了，弄虛作假的審計師受到查處的概率很小。因此，審計師往往選擇遷就上市公司甚至與上市公司共謀，進而損害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在這種審計關系格局下，審計市場若過于分散，上市公司的選擇空間就很大，總可以找到較為配合、愿意滿足其不當要求的會計師事務所提供審計服務。這必然導致會計師事務所為維系客戶，屈從于管理當局的操縱，從而嚴重危害審計的獨立性和社會公信力。三是制約了會計師事務所風險、質量和品牌意識的培養，不利于其提升競爭實力。在我國現行審計市場結構型態下，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的競爭主要體現在客戶數量的爭奪上。會計師事務所為爭奪更多客戶，將主要精力放在與有關政府部門和上市公司經營者搞好關系上，熱衷于低層次的價格競爭，而不是努力提高審計質量、防范和控制審計風險。這無疑阻礙了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整體執業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其與國際知名會計公司在國內市場上進行有效競爭。
三、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優化建議
(一)審計市場結構優化的尺度 會計師事務所資產專用性程度不高、服務產品異質以及審計與非審計服務聯合提供產生的合約范圍經濟性，使得其具有明顯的規模效益遞增的特征。因此，會計師事務所會競相追求規模經濟效益，導致審計市場日趨集中。但審計市場上的規模效益遞增并不會帶來“馬歇爾沖突”，原因在于審計市場的沉沒成本較小，審計師變更動機復雜，因此對潛在競爭者的快速進入缺乏阻止力，潛在競爭者的“進入威脅”會迫使在位的大型事務所很難動用其市場勢力。這使得傳統的有效結構和完全競爭本身不再重要，壟斷『生的市場結構反而更有助于達成規模經濟效應與自由競爭活力的融合。因此，有效的審計市場結構應該是一個可競爭的壟斷均衡結構。審計市場上有一批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集中度較高，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的審計服務產品存在質量差異，但不存在人為的進入壁壘(徐正剛，2006)。周紅(2005)通過對世界最大的40家會計師事務所和美國最大的100家會計師事務所最新走向的數據分析，證明了近年來國際審計市場的最新動向是集中度在降低，“四大”的寡占市場地位開始減弱。根源在于由于安達信和“四大”暴露的一系列丑聞，人們已經開始動搖“事務所的規模越大質量越好”的信念，并且對“四大”的寡占市場地位妨礙競爭的負面作用也日益擔憂。在這種背景下，股票市場和審計市場監管機構已開始推行一系列措施來遏止“四大”的擴張勢頭。審計市場的集中度達到什么水平可以認為是適度的或是優化，一個合理的判斷應該是審計市場的集中度應該與其所服務的股票市場的集中度相適應。就是說如果上市公司中的大企業由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中企業由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小企業由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就是一種比較合理的結構。因為，如若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較小的企業，由于沒有規模收益，相對于較小型會計師的事務所并無優勢。而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分為若干較小的會計師事務所，增加了競爭度，從而增加了效率。相反，如由較小型會計師的事務所審計較大的企業，勢必需要多個較小會計師事務所聯合才能審計一個較大的公司。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就不如由一個較大型會計師的事務所去審計更有效率。
(二)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的改進和發展戰略 依據審計市場集中度與股票市場集中度相適應的觀點，對我國審計市場現行結構應采取如下的改進和發展戰略：一是通過提高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的準入標準，引導國內會計師事務所走規?；l展道路，鼓勵國內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的強強合作。對那些已經有信譽和品牌的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應當加以扶持，并鼓勵其與非“四大”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合作與合資，這是解決當前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平均規模偏小、缺乏競爭實力、執業質量低下的重要手段。在促使和推動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走規?；l展道路時，還必須堅持以市場機制調節為主的原則，即要確保事務所在自愿、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自主選擇合并、重組對象，而不能實行政府強制。否則，將會嚴重影響會計師事務所今后的和諧運作和健康發展。因為注冊會計師行業畢竟是人力資本高度密集型的服務業，從業人員的親合力、積極性和責任感是決定事務所興衰存亡的關鍵因素。還應允許會計師事務所根據自身條件和意愿，選擇實現規模經營的具體形式，如實行集團制、進行創立式或吸收式合井、發展成員所等。二是對所有的會計師事務所一視同仁，避免給予“四大”超國民待遇。如有的銀行規定，信用審計一律需要通過外資會計師事務所；深圳市政府要求深圳基礎性產業一律要請“四大”審計；政府對國內會計師事務所推行政府指導價格，而對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則允許市場調節價格等。這些都是應當加以矯正的。因為我國審計市場現行結構還沒有發展到如同在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集中的地步，即由于“四大”的寡占市場力量，審計市場集中度大大高于股票市場集中度。既然發達國家的審計監管機構已經在遏止“四大”的擴張，我國就沒有必要一定等到發展到與其一樣的程度再來加以控制。
上市公司審計論文范文第2篇
本文從實證分析的角度來揭示了股權集中度因素對審計意見出具類型的影響，并對考察變量的檢驗結果進行了分析和解釋
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假設，考察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與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標準意見的關系。設置有關假設的兩個考察變量和八個控制變量。為考察各個變量對審計意見的影響，建立模型、并對模型所需的考察變量進行描述性分析和T檢驗。在此之后，對模型進行Pearson相關系數分析和Logistic多元回歸檢驗，用檢驗結果來證實假設，從實證分析的角度來揭示股權集中度因素對審計意見出具類型的影響，并對考察變量的檢驗結果進行分析和解釋。
一、假設
在我國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中，“一股獨大”現象十分嚴重。股權集中度的提高可能導致大股東對小股東利益的侵害，從而影響公司價值的最大化，對于我國的上市公司來說，股權過于集中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很嚴重的問題。
（一）控股股東無有效約束機制
股權過于集中于某一大股東，大股東就會依據其持有的股份在股東大會、董事會上擁有重大發言權，作為大股東派出的全權代表的經營者，集公司決策權和管理權于一身，從而導致上市公司所有權、決策權、管理權的高度統一。因此，根據信息不對稱原理，大股東極有可能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其控制財務信息的優勢地位，做出損害中、小股東和相關者利益的行為，從而不利于資本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
（二）中小股東“搭便車”行為
對于廣大的中小投資者來說，由于其股權過度分散，在公司股東大會中并不擁有發言權，不具有對公司的實際控制能力，因此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股東。從監控角度來講，由于中小股東個人監控企業經營者所帶來的收益外部性較大，監督經營者所花費的所有成本要自己獨自承擔，收益并不完全歸其所有，因此，基于對參與成本的考慮，中小股東普遍存在著“搭便車”的心理，缺乏參與股東大會的熱情，在不能“用手投票”的情況下，傾向于通過“用腳投票”，以腳底抹油、溜之大吉為上策，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三）控股股東肆意損害中小股東利益
一股獨大，一股獨占，不僅使上市公司管理層為公司大股東所控制，而且公司股東大會也變成了大股東會，而控股股東的利益與外部小股東的利益往往不一致，甚至有嚴重的利害沖突，在外部制衡力量較弱的情況下，控股股東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有可能犧牲其他股東的利益，通過追求自利目標而不是公司價值目標來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大化。
由于控股股東經營者集公司的決策權、管理權和監督權于一身，股東大會流于形式，從而進一步導致上市公司與注冊會計師審計關系的嚴重失衡，經營者由被審計人變成了審計委托人，并決定著審計人的聘用、審計費用的多少和費用支付的及時性等關系會計師事務所生存與發展的重要事項。注冊會計師作為理性經濟人，在這種關系格局下，考慮到自己的生存發展，注冊會計師向上市公司管理當局妥協，甚至與之共謀就不足為奇了。而且，控股股東在上市公司中主持一言堂，在與注冊會計師的博弈中，更易占據上風。
由于審計質量的不可直接觀察性，對審計質量的研究一般采取一定的替代標準。本文采用的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為審計意見的類型，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如果被考察的因素與非標準審計意見成負相關關系，則說明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在該因素的影響下，注冊會計師對上市公司更易出具比較好看的標準意見，審計質量較低；與非標準審計意見正相關的，注冊會計師對上市公司更易出具比較嚴重的非標意見，審計質量較高。這也是審計實證研究領域通用的判斷標準。因此，本文提出假設：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與非標準意見負相關。
二、 變量設計及數據來源
（一） 樣本考察變量設計及數據來源
為了考察股權集中度與審計意見類型的關系，本文設置以下樣本考察變量。
1.審計意見類型
審計意見類型按照標準意見與非標準意見分為兩類，審計意見變量數據來自巨靈證券信息數據庫中國證監會披露的各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意見類型按照各個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手工收集。該變量設置辦法按照屬性數據來設置，當審計意見類型為非標準審計意見時，該變量取值為“1”；當審計意見類型為標準審計意見時，該變量取值為“0”。該變量取字母表示為：YIJIAN，即當審計意見類型為非標準審計意見時，YIJIAN取值為“1”；當審計意見類型為標準審計意見時，YIJIAN變量取值為“0”。
2.股權集中度變量
本文設置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實際值變量。該變量為連續性變量，取值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實際數。該變量持股比例來自巨靈證券信息數據庫，部分數據手工收集。該變量取字母表示為：YDSJ，取值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實際數。
（二）樣本控制變量與數據來源
注冊會計師在發表審計意見時，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本文將其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審計客戶的特征，主要反映在審計客戶的財務風險上；第二類是注冊會計師的特征，主要反映在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和會計師事務所的變更上；第三類為其他相關因素，主要反映在上年出具的審計意見類型和上市地點上。
1.資產負債率
本文用該指標控制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將資產負債率變量設置為連續性變量，該變量用字母ZCHFZHL來表示，取上市公司各年資產負債率的實際數。
2.凈資產收益率
由于上市公司盈利狀況對注冊會計師出具審計意見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設置凈資產收益率指標，以控制上市公司的盈利狀況。本文將凈資產收益率變量設置為連續性變量，該變量用字母JZCHSHYL來表示，取上市公司各年凈資產收益率的實際數。
3.總資產
為了控制上市公司的規模大小對審計意見的影響，本文選取上市公司的總資產作為控制上市公司規模的變量，該變量設置為連續性變量，用字母ZZCH來表示，為了避免總資產與非標意見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本文按照實證研究領域通用的做法，采用取自然對數的轉換形式。
4.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例
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例是衡量上市公司資產質量的指標，本文將其納入控制變量范圍。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例指標設置為連續性變量，用字母ZHKBL來表示，取上市公司各年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例的實際數。
5.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大小
一般研究認為，上市公司聘請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大小對注冊會計師出具審計意見有較大的影響，這里反映會計師事務所規模的大小以會計師事務所的客戶多少為標準。本文對2000-2002年中，各年年度報告中披露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統計。按其客戶的多少進行排序后，選取前五大會計師事務所或前十大會計師事務所為控制事務所規模大小的變量，變量按屬性數據選取。當屬于前五大時，變量值賦“1”，不屬于時，變量值賦“0”。該變量用字母QWD來表示。
6.會計師事務所變更
有專家曾發現上市公司在變更會計師事務所后其審計意見有嚴重化的傾向。因此，本文設置會計師事務所變更這個變量作為一個控制變量。該變量用字母SWSBG來表示，當上市公司當年變更會計師事務所時，該變量取值“1”；會計師事務所沒有發生變更，該變量取值為“0”。
7.上年度審計意見類型
在證券市場上，審計意見具有高度的持續性。注冊會計師在考慮本年度發表的審計意見時，會對上期存在的審計意見追蹤探察，并根據審計客戶的調整或改進情況做出判斷。納入上年度審計意見變量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上市公司以前的情況差異做出控制。該變量用SNYJ來表示，當上市公司上年的審計意見類型為非標準審計意見時，該變量取值為“1”；當上市公司上年的審計意見類型為標準審計意見時，該變量取值為“0”。
8.上市地
本文為了控制不同的上市地點對審計意見類型的影響，設置上市地變量。該變量用字母DIDIAN來表示，當上市公司上市地點為上海交易所時，該變量取值為“1”，當上市公司地點為深圳證券交易所時，該變量取值為“0”。
三、 模型設計及變量的描述性分析、T檢驗
（一）模型設計
為了對上述影響審計意見類型的假設進行檢驗，本文設計如下模型：
YIJIAN=α+β1YDSJ+β2ZZCH+β3ZHKBL+β4JZCHSHYL+β5ZCHFZHL+β6QWD+β7SNYJ+β8SWSBG+β9DIDIAN+ε
（二）第一大股東實際持股比例的總體分析
為了全面考察上市公司審計意見出具類型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變化的關系，本文首先從總體上對上市公司各持股范圍段內上市公司的總體分布進行分析。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實際持股比例主要集中在15.1－75％之間，其中：15.1－30％的持股比例，集中了856家上市公司，占總體比例的25％；30.1－45%的持股比例，集中了793家上市公司，占總體比例的23％；45.1－60%的持股比例，集中了868家上市公司，占總體比例的26％；60.1－70%的持股比例，集中了684家上市公司，占總體比例的20％；第一大股東實際持股比例在15.1－75％之間集中了94％的上市公司，而且，在各個范圍段分布比較均勻，平均在20％左右。
（三） 第一大股東實際持股比例與審計意見類型的分組對比分析
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標意見的比例總體上隨著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而逐步遞減，從30.1－45％的范圍內開始下降，被出具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的比例分別為11％、10％、7％。上市公司被出具標準意見的比例隨著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而逐步提高，從30.1－45％的范圍內開始，被出具標準意見的比例分別為89％、90％、93％、95％。
（四） T檢驗統計分析
T檢驗結果，出具標準意見的均值為45.086，出具非標意見的均值為39.035，T值為6.32，標準意見與非標準意見兩組數據存在顯著性差異，顯著性水平為1％。從統計意義上講，兩者是存在顯著差異的，被出具標準意見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顯著地大于被出具非標準意見的持股比例。
四、 模型檢驗
（一） 單變量相關系數檢驗
第一大股東實際持股比例和非標審計意見顯著負相關。第一大股東實際持股比例與資產總額、凈資產收益率、應收賬款占流動資產比例、公司上市地點成正相關關系；與資產負債率、前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上年審計意見、事務所變更成負相關關系。以上相關系數均未超過正負0.5，結合其他變量的相關系數分析，說明模型中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可以作為多元回歸分析的基礎。
（二） Logistic多元回歸檢驗
模型總體卡方值578.2385，顯著性水平為1％，模型有效?？疾熳兞可鲜泄镜谝淮蠊蓶|實際持股比例與非標準審計意見成負相關關系，而且在1％水平上顯著。多變量回歸結果顯示，本文所設定的假設得到驗證，而且，第一大股東實際持股比例與非標準審計意見成顯著負相關關系。
控制變量中，上市公司資產總額與非標準意見負相關，不顯著；凈資產收益率與非標準審計意見負相關，不顯著；資產負債率與非標意見正相關，1％水平上顯著；應收賬款比例與非標意見正相關，不顯著；前五大會計師事務所與非標意見負相關，不顯著；上年度審計意見與非標準意見正相關，1％水平顯著；事務所變更與非標意見正相關，1％水平顯著；上市地與非標意見負相關，5％水平顯著。
五、 對模型考察變量檢驗結果的解釋
通過對上述模型的檢驗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本文的假設在多變量回歸模型得到了驗證，相關關系與預期基本相符。
本文運用的考察變量與非標準審計報告成顯著負相關關系，第一大股東實際持股比例變量與非標準意見1％或5％水平顯著，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與非標準審計意見成負相關關系。這就說明，注冊會計師在出具審計意見時，對股權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更易出具比較好看的審計意見。股權高度集中，暗含著具有控股股東的存在，控股股東在上市公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控股股東的行為往往難以受到有效的制約，失去約束的控股股東在經濟利益驅使的激勵下，往往具有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傾向，為了通過比較好看的審計意見來掩蓋違規行徑，控股股東就會采取各種手段與注冊會計師進行談判，促使注冊會計師出具標準審計意見。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注冊會計師對股權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更易出標準意見，審計質量較低。
上市公司審計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上市公司參與設立并購基金，利用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有效結合，能夠助推其早日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上市公司參與設立并購基金，可能會遇到交叉持股、被認定為關聯方等事項，影響其轉型升級的順利推進。上市公司在設立并購基金之時，只有規避掉可能的風險點，才能實現其產業的轉型升級，才能早日實現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關鍵詞：上市公司；并購基金；風險點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國的GDP已經躍居世界第二，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極有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在我國經濟取得較大成就的同時，也要清醒的意識到我國經濟現階段所存在的突出問題。投資驅動型的經濟模式造就我國經濟過去多年的高速增長，但該種“粗放式”的增長方式已經走到盡頭。我國現在面臨著產能過剩、競爭力不足及資源的高消耗和高污染等突出問題，亟待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走“集約型”的發展道路。上市公司作為我國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處于轉型升級的最前沿。
上市公司不論是出于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還是產業鏈條的調整上，都有提升公司價值的內在需求。上市公司基于自身的資金實力，選擇并購標的和資本運作等方面的能力，實則難以達到最初的戰略目的。上市公司通過與PE機構合作設立并購基金，運用私募機構成熟的并購經驗，結合自身產業運營能力，達到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提高并購理想標的成功概率。在2014年國務院出臺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優化企業兼并重組市場環境的意見》中，鼓勵企業通過設立并購基金開展并購重組活動。在2014年證監會新近修訂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中也明確規定，A股上市公司并購重組取消行政審批（不涉及借殼上市或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并且鼓勵上市公司與有關機構合作設立并購基金開展并購重組。國家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政策支持企業開展并購重組，顯現出政府有關部門對企業開展并購重組持較為開放的態度，也預示著在政策層面上助推上市公司通過設立并購基金開展并購重組活動。
近幾年來，我國上市公司發起設立并購基金已漸成潮流，在上市公司產業并購及轉型升級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好的政策推出，在其初期都會存在政策的不明晰，上市公司開展業務時亦處于摸索之中，從而導致上市公司發起設立并購基金到并購完成裝入上市公司過程中存在許多的風險點，如果這些風險點不能有效的避免，會阻礙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的順利推進，導致上市公司大的戰略不能有效的實施。
二、文獻綜述
陳忠勇（2013）研究了上市公司設立并購基金在并購重組中的所具有的意義，并提出了并購基金在上市公司資本運作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金瑋（2013）研究了“上市公司+PE”型并購基金，指出并購基金有利于并購的成功概率，且在外匯管制嚴格的背景下為上市公司海外并購提供幫助。張馳（2014）研究了“上市公司+PE”型并購基金，認為該種模式下的并購基金能夠充分發揮雙方的優勢，規避不必要的風險，提高并購的成功概率。范碩（2014）研究了“上市公司+PE”型并購基金，從雙方角度出發，分析了產融結合的原因，并進行了案例分析。段旭凌（2016）研究了天堂硅谷和大康牧業聯合設立并購基金的案例，指出并購基金的必要性，但是在并購基金運營管理等方面有待提高。馬才華（2016）對上市公司設立并購基金股價效應進行研究，指出并購基金具有短期正向的股價效應。何孝星（2016）研究了上市公司設立并購基金不僅具有明顯為正的股價效應，并且杠桿水平高的公司擁有更明顯的股價效應，相關行業并購比不相關行業并購具有更明顯股價效應。
基于國情的不同，在國外尚缺乏相關并購基金模式研究文獻可供參考。國內學者對上市公司發起設立并購基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并購基金的模式、動機、具體的案例分析和短期的股價效應等，但對并購基金設立到標的裝入上市公司的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點進行研究。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對上市公司設立并購基金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點進行研究，以期能使上市公司通過設立并購基金開展并購過程中規避可能存在的風險點，最終順利實現我國上市公司主營業務的順利轉型升級。
三、上市公司發起設立并購基金可能存在的風險點
并購基金在國外已經形成成熟的市場，但在國內有關并購基金的設立在近幾年才開始興起。由于我國并購基金剛進入成長階段，上市公司在設立并購基金過程中并沒有很好的可以借鑒的藍本，所以只能依照于普通的PE基金來進行組建。對于上市公司參與設立的并購基金來說，缺乏一套運行良好的內控制度，且對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也缺乏足夠的認識，那么在并購基金設立到并購標的裝入上市公司的過程中可能存在一些風險點，對并購基金的順利推進產生不利的影響，最終影響上市公司產業轉型升級的進程。根據本人金融行業從業經驗，結合往來案例分析總結的經驗，及問詢政府監管部門有關工作人員的反饋意見，總結出并購基金設立到并購標的裝入上市過程中可能風險點。
1.決策機制的合理性問題
上市公司借助于并購基金開展并購的主因之一即是利用杠桿達到并購標的的目的。上市公司在并購基金中的出資比例較低，但通常并購標的主要退出方式是裝入上市公司，在并購基金投資決策委員會（以下簡稱“投委會”）中上市公司謀求標的退出時的一票否決權。上市公司委派在并購基金投委會中的委員擁有標的退出時的一票否決權，此時上市公司成為并購基金的對手方，其有權利要求并購基金強制按照自己的要求將標的轉讓給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只是并購基金投資人之一，其他基金投資人的利益如何在標的退出時得到合理的保障。通常上市公司主要以發行股份收購并購基金所持標的的股份，此時上市公司如何保證發行股份定價的公允性，這也將成為并購基金各方投資人博弈的重點之一。
2.標的優先收購權和回購義務的不均衡
上市公司設立并購基金的主要目的就是圍繞上市產業鏈或其轉型升級開展并購業務，因此上市公司設立并購基金通常會有優先收購權的要求。如果上市公司擁有對并購標的的優先收購權，那么就應該承擔一定的義務，這樣對并購基金其他合伙人保持公平。在上市公司成立并購基金時，如果承諾收購并購標的，則可能出現并購標的發展態勢不符合上市公司的收購標準，或者受到來自證監會的監管壓力等造成不能收購并購標的，上市公司需要承擔可能造成的風險。上市公司成立并購基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規避掉收購過程中潛在的風險，如果把并購標的后期的發展態勢中不利因素都歸因于上市公司，那么上市公司設立并購基金的初衷就不能有效的實施。
3.利用內幕信息或進行市場操縱
上市公司主導設立并購基金的是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或其關聯方等，在并購標的培育成熟并準備裝入上市公司之時，如何保證標的裝入上市公司的信息能夠得到有效隔離，防止內幕消息的被利用或操縱市場境況的發生。如果并購基金所制定內控制度不夠完善，將極有可能導致被證監會認定為利用內幕消息謀取暴利或操縱市場的嫌疑。
4.被認定為關聯方
上市公司參與設立并購基金的過程中，上市公司大股東參與到并購基金的設立越來越普遍，大股東的參與無非是為了獲取并購標的在裝入上市公司前后估值之差或者進一步鞏固大股東的控股地位等。但在上市公司成立并運營并購基金的過程中，可能被證監會認定為關聯方，從而導致并購標的被上市公司收購過程中，大股東新持有股權的鎖定期、表決權的回避以及標的未來業績補償標準的制定等方面的重大限制。
5.被認定為交叉持股
上市公司通過外延式擴張完成產業轉型升級，實現風險低、效率高、杠桿高等效果，通常與私募機構聯合成立并購基金。上市公司通過設立并購基金持有并購基金的份額，并購基金并購標的培育成熟之后，在符合上市公司標準的前提下裝入上市公司時，并購基金又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權，從而出現“交叉持股”的現象。當上市公司和并購基金之間出現“交叉持股”時，在標的裝入上市公司之時會受到證監會的問詢，極有可能增加通過監管審核的難度。
四、上市公司發起設立并購基金風險點的規避
1.決策機制的合理化
上市公司在并購基金謀求一票否決權時，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上市公司設立并購基金服務于其自身的發展戰略，那么在標的的選取、標的的并購時有必要擁有一票否決權。但是在并購標的培育成熟，如果投委會決議將標的裝入上市公司時，此時上市公司派往投委會委員要進行回避；如果并購標的培育未達到上市公司的標準，則放棄將其裝入上市公司，此時上市公司沒有動機謀求一票否決權的必要。
2.標的優先收購權和回購義務的均衡性
上市公司的優先認購權和回購義務不能一概而論，要對其優先認購權和回購義務在成立并購基金之初進行權衡。上市公司在享受并購標的優先認購權之時，要保障并購基金其他合伙人的基本利益。在履行回購義務時，上市公司也會對培育成熟的標的有一個基本的認定標準，即是保障上市公司收購風險處于可控之下，也是對基金管理人管理并購標的時的內在要求，促使其勤勉盡責，提升并購標的的內在價值，以達到各方的認定標準，實現共贏。
3.規避被認定為利用內幕信息或進行市場操縱
上市公司參與設立并購基金時及之后的管理過程中，并購基金關聯方應當嚴格按照證監會的規章制度要求，及時做好信息的披露工作；在并購基金并購標的時及標的裝入上市公司時，有關敏感性信息要控制在盡可能少的人之中，切勿外傳。
4.規避被認定為關聯方
在上市公司大股東參與到并購基金時，根據證監會的規章制度及對現有案例的分析研究，總結出規避被認定為關聯方的一些措施：（1）并購基金合伙協議要約定上市公司大股東應放棄其表決權，僅僅作為財務投資人，謀求投資收益；（2）上市公司大股東作為LP時，應少出資或不在并購基金中出資，以確保出資比例足夠低；（3）上市公司大股東在GP 中的份額較低或盡量不持有GP份額；（4）上市公司大股東盡量不在并購基金中擔任要職，且不謀求控制并購基金。
5.規避被認定為交叉持股
根據證監會規章制度及對已有案例的分析研究，總結出規避被認定為交叉持股的一些舉措：（1）并購標的在裝入上市公司時，并購基金不以換股的形式退出；（2）并購標的在被裝入上市公司之前，上市公司退出其在并購基金中的基金份額。
五、結論
一個國家建設資本市場的初衷，是服務于實體經濟，是為其國民謀福祉。上市公司設立并購基金，是為了服務于上市公司產業鏈的調整或產業的轉型升級的需要。上市公司在設立并購基金之時，只有規避掉一些可能的風險點，才能順利實現其戰略目的。上市公司參與設立并購基金，是為了其更快、更好的發展所需，也是我國當前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之選。
參考文獻：
[1]陳忠勇.利用產業并購基金推進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的研究[J].財會學習， 2013（08）： 62-65.
[2]金瑋. PE在我國上市公司并購中的作用、影響與發展趨勢——理論、實務與案例分析[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 2013（04）： 41-47.
[3]張弛.上市公司與私募股權投資機構共同設立并購基金：運作模式、動機及風險[J].會計師， 2014（13）：5-7.
[4]范碩.產融合作式參股型并購基金：發展動因、模式與爭議[J].浙江金融， 2014（04）：66-70.
[5]段旭凌.大康牧業設立產業并購基金的案例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學，2016.
[6]馬才華，馬蕓.上市公司設立并購基金事件短期市場價值效應檢驗[J].財會月刊，2016（04）：120-123.
[7]何孝星，葉展.并購基金是否創造價值？[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6（5）：50-60.
作者簡介：
周明威（1990-），男，當前職務：碩士研究生，學歷：在校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學。
上市公司審計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利用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了事務所規模、審計意見、審計費用和財務重述發生可能性的關系。結果表明，在事務所規模方面，“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能夠顯著的降低財務重述發生的概率，而國內“十大”與其他會計師事務所對于發生財務重述與否不具有顯著關系。在審計意見方面，上市公司被注冊會計師出具了非標準審計意見發生財務重述可能性更大，表明注冊會計師能在一定程度上識別上市公司的年報錯誤，并反映在審計意見中；在審計費用方面，審計費用越高時，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越小。
關鍵詞：事務所規模 審計意見 審計費用 財務重述
一、引言
財務會計報告是投資者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也是企業向外界利益相關者傳遞信息的重要渠道。近年來關于財務報告重述的問題日趨嚴重，招致了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訴訟，審計訴訟是審計失敗的表現。安然公司曾因虛增利潤等問題對以前年度的財務報告進行了重新表述，在財務重述的同時紛紛傳出財務信息造假丑聞，對投資者的信息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引起了一定的社會轟動效應，這使得財務重述現象在美國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財務重述的影響面越大，審計風險越大。審計的失敗以使投資者決策失誤時，往往會把責任推卸給注冊會計師，使得注冊會計師的審計風險不斷加大。審計風險與財務重述之間是相互影響的，審計風險的承擔主體是注冊會計師及其所在的會計師事務所，財務重述的主體是企業本身。本文從財務重述的角度出發，探析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審計意見、審計費用對于財務重述發生概率的影響。在我國弱式有效資本市場下，找到有效的方法來減少財務重述發生的概率，減輕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風險，以此來提高我國資本市場的運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財務重述的關系研究中，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越大，其越注重自身的聲譽?！八拇蟆痹谖鞣綄徲嬍袌霰徽J為是高質量的代表。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往往具有較高的獨立性和專業勝任能力，也即意味著有較高的審計質量（Benjamin& Robert，1978； Klein&Leffler，1981；Ronald&Balvers，1988）。這樣，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就可以成為公眾判斷審計質量的標準。DeAngelo（1981）指出，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越大，出具不公允審計意見可能導致的損失也越大，給會計師事務所造成的風險也就越大；同時也指出，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成正比。Dye（1993）認為會計師事務所越大，其被訴訟的概率越高，其財富或者聲譽的風險也越大，其合伙人也會越謹慎，并會督促其屬下遵照“真實公允”的原則執行審計業務。Palmrose（1988）、Carcello&Nagy（2004）都認為，大型事務所具有較高的審計質量，抑制了公司財務舞弊行為從而降低了發生重述的可能性。劉運國和麥劍青（2006）發現，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和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相比在中國審計市場的審計質量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宋剛（2007）卻發現，會計師事務所特征對會計報表重述的影響是存在的，但不同特征的會計師事務所對重述的影響大小不同，會計師事務所聲譽、任期都與會計報表重述顯著負相關。魏志華和李常青等（2009）發現，聘任高質量審計師以及獲得標準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發生年報補充更正的可能性較低。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越大，其所審計的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越小
關于財務重述與審計意見的研究中，Jagan&Krishnan（1997）研究發現，事務所對具有較高經營風險的客戶更傾向于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以此來減少其審計風險。Blacconiere&DeFond（1997）發現，審計師更傾向于對無法償還到期債務的公司出具持續經營性審計意見。Charles&Shimin（2001）通過對1995年至1997年中國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當上市公司為了迎合管理當局對會計數據的要求而實施盈余操縱時，事務所更傾向于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王霞和張為國（2005）發現注冊會計師對財務重述有所察覺并反映在其審計意見中，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意見受財務重述的幅度及重述涉及的項目多少影響，注冊會計師通過審計意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財務重述的可能；另一方面通過對會計師事務所的特性的研究，發現不同的會計師事務所特性與財務報表重述存在著顯著相關性。李春濤和宋敏等（2006）發現，有破產風險的、進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更可能得到非標準審計意見。蔡志岳和吳世農（2006）發現，被注冊會計師發表了保留意見的公司，發生財務舞弊的可能性高于被發表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公司。周洋和李若山（2007）認為，注冊會計師對上市公司的年度財務報告發表了非標準無保留的審計意見時，可以認為是在向投資者傳遞關于年報信息質量的某種警示信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護投資者的作用。王霞和徐曉東（2009）發現，注冊會計師對超過重要性水平的錯誤報表更容易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結論支持了“大所”出具的審計意見更嚴格、審計服務質量更高。余曉燕（2011）通過對財務報表重述樣本研究指出，注冊會計師能在一起程度上識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動機，并在審計意見中有所反映。據此提出假設：
假設2：審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概率較大
審計費用與財務重述的關系研究中，Ashbaugh et al.（2003）；Chung and Kallapur（2003）發現審計費用與財務報告質量沒有顯著關系。Stanley DeZoort（2007）發現，對于審計任期較短的審計師，其審計費用與財務重述發生概率顯著負相關。 但Feldmann et al（2009）研究卻發現，發生財務重述的公司支付的審計費用明顯高于非財務重述公司，并認為較高的審計費用反映了注冊會計師意識到了審計此公司具有較高的審計風險。如果外部審計監督是有效的外部治理機制，注冊會計師就應該能夠識別和評估財務重述包含的風險，為了防范財務重述帶來的風險，可能會對財務重述發生概率較高的公司收取較高審計費用。而另一方面，審計收費越高，注冊會計師在經濟上依賴于被審單位，有可能會損害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并不能有效識別年報中的錯誤。據此假設：
假設3：審計費用越高，財務重述發生的概率越大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9年至201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財務重述的資料通過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獲取，檢索并手工收集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1月31日之間對其2009、2010和2011年年報進行更正、補充和補充更正，并將這些作為年報重述樣本。同時還考慮到上市公司進行前期會計差錯更正對于年報信息的影響，所以本文還將對2009、2010和2011年年報有重大影響的會計差錯更正作為財務重述樣本。在進行篩選時，為了確保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剔除了金融保險業、ST公司、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同時發行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后，本文共獲得2839個研究樣本，其中發生財務重述的樣本為311個，非財務重述樣本為2528個。本文的財務數據和審計意見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和銳思（RESSET）數據庫。會計師事務所排名來自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為了消除異常值的影響，對連續變量進行了Winsorize處理。本文采用STATA12.0和SPSS17.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
（三）變量選取和模型建立 本文選取了公司治理的幾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包括前五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董事長與總經理兼任情況、獨立董事比例。被審計單位的經營狀況也是注冊會計師衡量審計風險時關注的對象，因此本文在經營狀況方面選取了總資產收益率、公司成長性和資產負債率作為經營狀況的控制指標。有關變量選取如表（1）。經過變量篩選，本文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來探討財務重述和審計意見、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審計費用的關系。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財務重述年度的分布情況，可以看出，樣本期內各年度財務重述公司的數量占總樣本的比例在10%左右，2009年至2011年財務重述的比例呈下降趨勢，2010年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從表（3）可以看出，在發生財務重述的上市公司中，得到標準無保留意見的樣本數為290個，而得到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樣本數為21個。從重述公司非標準審計意見類型來看，注冊會計師可能不是沒有發現重述公司的錯誤，而是沒有能力去及時更正錯誤。表（4）是依據財務重述公司的事務所類型的分布情況。本文將事務所類型分為三類：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國“十大”會計師事務所（不包括“四大”）和其他會計師事務所?？梢钥闯?，“四大”事務所所審計的上市公司中分別只有1.79%、2.06%、0.98%發生了財務重述，而中國“十大”事務所審計的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比例分別為48.21%、44.38%、38.24%，而其他事務所審計的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比例最高，分別為50%、53.61%、60.78%。從表（5）可以看出，樣本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概率為11%，樣本公司中有4%是由“四大”事務所審計，而樣本公司中由“十大”審計的公司占45%；有2.6%的樣本公司得到了非標準審計意見；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均值為15.3%；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占69.6%。
（二）T檢驗 T檢驗結果如表（6）?？梢钥闯觯海?）非財務重述公司審計費用高于財務重述公司，其均值在1%的水平下顯著，即審計費用越高，財務重述發生概率越低，與預期的假設不一致。（2）國內“十大”事務所與非“十大”事務所對財務重述并無差異，沒有通過均值T檢驗；（3）由“四大”進行審計的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低于非“四大”所審計的公司，并且通過了顯著檢驗，與預期假設一致；（4）發生財務重述的上市公司出具的非標準審計意見均值明顯高于財務重述公司，說明注冊會計師能在一定程度上識別上市公司的年報錯誤，并反映在審計意見中；（5）非財務重述的股權集中度高于財務重述公司，并通過了均值T檢驗，說明在一定范圍內，股權集中度越大，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越??；（6）在管理層持股比例方面，財務重述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為0.004，小于非財務重述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0.008，并在10%水平下顯著，說明了管理層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越小。
（三）相關性分析 變量相關系數如表（7）。相關系數最高的為LEV和ROA之間的Pearson，為0.354，不具有共線性。說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從表7可以看出，審計費用與財務重述顯著負相關，說明審計費用越高的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越低，與假設不符?！八拇蟆迸c財務重述負相關，并且通過了顯著檢驗，而國內“十大”與財務重述負相關，但不顯著。而在審計意見方面，非標意見與財務重述正顯著正相關，說明注冊會計師給出了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越大，與預期假設一致。股權集中度與財務重述負相關，說明股權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越低?？毓晒蓶|性質與財務重述顯著負相關，說明國有控制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低于非國有控制的上市公司。公司的盈利能力與財務重述顯著負相關，說明公司的盈余越高，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概率越低。
（四）回歸分析 Logistic回歸結論如表（8）?？梢钥闯觯海?）在審計費用方面，不管是模型1還是模型2，審計費用與財務重述顯著負相關，即表明審計費用越高，財務重述發生的可能性越低，與預期假設不符，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高額的審計費用可能增強注冊會計師的工作積極性，工作積極性的提高大于注冊會計師對于被審單位的經濟依賴，審計收費越高，越有利于審計質量的提高。（2）在財務重述與會計師事務所規模方面，財務重述與是否“四大”顯著負相關，與預期假設一致，說明由“四大”審計的上市公司，其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更小，“四大”事務所的審計質量明顯高于非“四大”事務所。而在財務重述發生與否與國內“十大”負相關，與預期假設一致，但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在我國審計市場上，“十大”事務所的審計質量與非“十大”事務所并沒有顯著差異。（3）在審計意見與財務重述的結果中，非標意見與財務重述顯著正相關，說明得到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財務重述的可能性高于得到標準意見的上市公司，與預期假設一致，說明注冊會計師可能在進行審計業務時，能在一定程度上識別年報中的錯誤，并最終反映在審計意見中。在控制變量方面，股權集中度在模型2、3中通過了顯著檢驗，與財務重述負相關，說明股權集中度越高，財務重述發生的概率越低，說明股權集中度越高，大股東就越有動力去監督管理層生成財務報表的過程，防止錯報的風險，但此種關系并不穩定。管理層持股比例在模型1、2、4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并與財務重述負相關，說明管理層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層的報酬采用了股價的方式進行激勵，其管理層越有動力去經營公司，有利于公司財務信息質量的提高，從而減少了重述事件的發生概率。資產報酬率在模型2、3、4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當上市公司經營狀況好時發生財務重述的概率較低，表明經營狀況較差的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概率較高。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結論：“四大”事務所審計的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低于非“四大”所審計的公司，而國內“十大”事務所所審計的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并沒有顯著低于非“十大”事務所審計的公司，說明我國“四大”事務所在中國資本市場的審計質量明顯高于非“四大”事務所，而“十大”事務所的審計質量與非“十大”事務所（不包括“四大”）并沒有顯著差異。而對財務重述公司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顯著高于非財務重述公司，說明了注冊會計師能在一定程度上識別上市公司年報出現的問題并反映在審計意見中。審計費用越高時，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越低，說明高額的審計報酬可能激勵注冊會計師進行更好地進行審計，提高了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提高其審計質量?；谝陨辖Y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提高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是當務之急，提高注冊會計師的審計獨立性和職業水準，規范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行為，提高審計人員的職業操守對于提高審計質量具有重要的意義；（2）事務所要加強自我監督力度，加強行業間相互監督，注冊會計師協會可定期對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信譽質量評比，確定不同事務所的等級，從而確定不同的收費標準，以此來規范事務所的審計收費行為，促進審計質量的提高，監管部門也要加強對于審計市場的監督；（3）相關部門要加強對上市公司財務重述行為的監管，盡快建立一套完整的財務重述制度，對企業管理當局故意重述行為進行相應的處罰，加強對惡意財務重述行為的懲罰力度，牢固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息，促進資本市場的正常運行。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沒有深入分析財務重述的內容，是否主要會計指標、非主要會計指標、資本使用情況等重述內容。本文是基于審計視角去研究財務重述問題，并沒有深入分析公司治理機制和結構對財務重述發生概率的影響。在篩選樣本中不少是因為面臨退市威脅或其他原因進行盈余操縱而事后發布重述，但為了數據的可比性，只能剔除了ST類樣本。在篩選樣本過程中剔除了不少是上市當年發生了對以前年度的重述事件，可能是為了滿足上市條件而進行的盈余操縱行為。望后續研究中能對財務重述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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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虹 云）
上市公司審計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上市公司規范披露信息一直是上市公司監管的著力點。本文基于廣西上市公司數據，分析了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及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解決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問題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廣西 上市公司 會計信息披露 問題
一、引言
據廣西證監局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8月31日廣西上市公司總數達到30家，其實力雄厚，涉及行業寬泛，為廣西地方經濟發展發揮著強勁的推動作用。隨著核心競爭力和市場參與程度的提高，廣西上市公司上一年在證券市場實現直接融資443.2億元，創歷史新高，在股市低迷期實現逆市增長。
然而隨著證券市場管理的不斷規范，對會計信息披露要求的不斷提高，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方面也存在著信息披露不真實、不完整、不準確、不及時等問題。如何有效規范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行為，使證券市場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得到保護，恢復投資者的信心，促進證券市場快速穩定健康發展，這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
在2010-2012年深交所和上交所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中，廣西上市公司累計9次被評為合格及以下，其中累計3次被評為不合格，分別占廣西上市公司3年年報披露累計次數的10.98%和3.66%，表明部分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質量較低，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還需要完善和加強。我們以2010年至2012年為區間，統計了廣西上市公司存在的問題。從統計的數據來看，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問題主要可歸納為五類（見表1），分別是披露不完整、披露不真實、披露不準確、披露不及時和披露不充分，五類問題發生次數總計達375次，其中披露不真實和不準確兩個問題比重較高，分別為29.33%和33.33%，表明廣西上市公司對會計信息真實性和準確性兩項基本要求的執行效果較差，后期應對這兩方面進行重點監管。各大類問題具體表現如下：
（一）會計信息失真（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2010-2012年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失真次數高達110次，占問題總次數的29.33%，會計信息失真按成因可細分為：
1.會計核算不規范。會計核算不規范是導致會計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占整體比重近60%，其中常見于費用跨期結算、收入提前確認、少計成本、少計所得稅等不規范的會計核算，引起主要會計數據失真。
2.關聯交易披露不全。隱藏關聯交易成為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失真的第二個主要原因，由其導致的會計信息失真高達16次，占總體比例的14.55%。廣西上市公司隱藏關聯交易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不將實質存在關聯關系的企業確認為關聯方，將一些實質上是關聯交易的事項界定為正常交易，如將關聯資金往來確認為收入等，使得合并報表收入虛高或者合并營業成本偏少，從而使合并報表利潤虛高導致財務報表數據嚴重失真。第二種是不披露與已確認的關聯方發生的關聯交易事項，讓投資者誤認為公司的運營情況良好、資金充足，但經后期調整后業績常常由盈利轉為虧損，嚴重誤導投資者的決策。
3.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不適當。廣西上市公司因錯用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錯誤虛增公司的資產價值，少計費用和損失，引起會計信息不真實的案例總計8次。主要表現為錯誤估計資產價值不計提減值準備和錯誤應用會計政策不計提固定資產折舊等形式，使得企業期間的資產規模和費用不真實。
4.對外披露的財務數據與真實數據差額巨大。主要形式有：（1）公司對外披露的擔保事項的金額與實際金額的差額巨大；（2）公司業績預報與年報中的財務數據差額巨大；（3）首次披露的財務數據與修正后的數據差額巨大。財務數據的偏差導致投資者分析、決策錯誤。
5.未披露重要事項。期間內統計的未披露重要事項的案例11次，占總體比例的10%。集中表現為部分上市公司在定期報告中遺漏對公司不利的重要事項，如不披露公司對外的承諾事項、重大訴訟情況或銀行存款被凍結等事項。
（二）會計信息披露不完整（見表3）。從表3 可以看出，2010-2012年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不完整的問題總計有47次，占全部問題總次數的12.53%，其中會計信息披露不完整又集中在重要事項和關聯交易事項的披露不完整上，這兩項問題占比達87.23%。會計信息披露不完整按成因可細分為：
1.披露時遺漏重要事項。此類問題占比為25.53%，超過會計信息披露不完整問題總體的1/4。集中表現為部分上市公司在定期報告中遺漏對公司不利的重要事項，如不披露公司對外的承諾事項、重大訴訟情況和銀行存款被凍結等事項。
2.披露時隱藏關聯交易。此類問題占比為36.17%，超過會計信息披露不完整問題總體的1/3。其表現為上市公司在定期報告中隱藏部分關聯交易，讓投資者誤認為是公司正常的對外交易，誤判公司期間內運營情況良好和資金充足。
3.省略披露重大事項的重要信息。此類問題占會計信息披露不完整問題總體的1/4。部分上市公司未披露重大事項和關聯交易的部分內容，沒有按照完整性和充分性的要求全面地披露信息。如對重大合同履行過程中的風險提示不進行披露，對重大訴訟事項的情況不進行跟蹤說明。
4.披露時缺失定期報告中準則規定的必有項目。這類問題比重較小，只在個別上市公司的定期報告中存在，表現為在定期報告中刪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及金額等。
（三）會計信息不準確（見表4）。2010-2012年統計的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不準確案例數為125次，占各類問題總數的33.33%，是比重最大的一類問題。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不準確不僅體現在財務信息的不準確，同時其披露的部分非財務信息也不準確，二者的比重分別為53.60%和46.40%。會計信息披露不準確按成因可分為如下兩類：
1.財務數據的錯誤。廣西上市公司報表財務數據不準確主要成因是會計核算的錯誤和工作人員的疏漏。其中會計核算的錯誤引起披露的財務數據與真實數據差額巨大，不能正確反映對象的真實情況，從而使得會計信息對于使用者失去參考作用；工作人員疏漏，錯誤披露的數據，不符合會計核算力求準確的要求和會計工作的嚴謹性，同時也降低了會計信息的質量水平。
2.非財務信息不準確。廣西上市公司非財務信息披露相對匱乏并且披露過程中打補丁的情況多，許多上市公司的公告中披露的內容常發生錯誤或遺漏。這些不準確的非財務信息也可能會給投資者造成損失，比如錯誤披露股票行權日期和董事會的決議內容等。
（四）會計信息披露不及時（見表5）。從表5可以看出，2010-2012年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不及時發生的次數較低，在各類問題中比重最小，僅為4.53%。其中披露時間嚴重滯后和披露信息不完整導致的不及時這兩類問題比重均衡，占比分別為52.94%和47.06%。
1.披露時間嚴重滯后。概念上經理層在相關事項發生后或者在知曉相關事項后未在規定的時間內對外披露會計信息即為不及時。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不及時的案例中，大部分事項是對上市公司有重大不利的事項，如延遲業績修正報告的披露，不及時披露訴訟敗訴或不及時披露銀行存款被凍結等事項。
2.披露信息不完整導致的披露不及時。部分上市公司不履行相關披露義務，減少會計信息的披露量，使得投資者不能及時獲取相應的會計信息，使會計信息的時效作用喪失。如不發布臨時公告而只將事項在定期報告中披露，未嚴格執行同時間和同內容以業績快報的方式披露信息的規定。
（五）會計信息披露不充分（見表6）。從表6可以看出，2010-2012年廣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充分的現象發生頻率達76次，在五類問題中占比達20.27%，上市公司披露不充分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型：
1.重要事項披露不完整。這類問題在信息披露不充分比重中一枝獨大，比重過半達到61.84%。重要事項對于投資者有極大的影響，它們影響投資者增資或減資，影響潛在投資者投資或是繼續觀望。上市公司便充分利用這一效應，為自身融資和市值的增長提供助力，一方面積極披露有利事項或夸大有利事項的影響，另一方面在當期遺漏或者延遲披露對公司重大不利的事項，以使公司股價免受負面影響。
2.披露的信息粗略含糊。披露的信息粗略含糊是指事項披露的信息不完全和說明粗略含糊，未全面反映事項的真實情況。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輕自愿性和非財務信息，很多重要事項的披露比較粗略，少有對重大變動的原因、事項的進程做詳細的說明，非財務信息披露較少。
3.非財務信息缺失。非財務信息缺失占比為17.11%，在3類問題中比重最低，原因是對于非財務信息的披露充分性很難形成統一的標準，所以對于非財務信息的披露上市公司有很大的自主權。一方面投資者越來越重視非財務信息作用，要求掌握更多非財務信息；一方面上市公司不愿主動披露非財務信息，信息的需求和供應有較大矛盾。廣西上市公司對非財務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案例，集中在上市公司對關聯方信息、股東及股權關系披露的不充分。
三、廣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存在問題的成因
（一）公司的治理結構混亂，日常運行不規范。
1.上市公司獨立性不足。自2011年6月起，廣西證監局一共給予12家上市公司責令整改的行政處罰，其中有7家上市公司存在公司獨立性受控股股東侵蝕的現象。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上市公司與控股股東共用辦公系統和辦公場所；二是上市公司的財務預算或項目需向控股股東申請批示；三是被控股股東等關聯方占用資金，資產的完整性受到侵蝕。上市公司運作的不完全獨立，讓上市公司受到控股股東的左右，致使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客觀性降低，從而影響中小股東的權益。
2.上市公司“三會”運作不規范。證監局的通報中，有8家上市公司被指出存在部分重大事項未履行股東大會和董事會集體決策程序，部分會議審議程序未得到有效執行，出現越權審批的現象?！叭龝甭毮艿牟煌耆l揮讓管理層擁有更大的權限，從而也更易于實現其對會計信息的操縱。
3.獨立董事年報制度未有效執行。被通報的12家上市公司中，2家公司的獨立董事見面會和實地考察事項未得到有效執行，未能充分發揮獨立董事在年報編制期間監督職能。獨立董事的作用是為加強對會計信息的監督，進一步保證會計信息的客觀程度，沒有充分發揮獨立董事的監督職能，增加了會計信息客觀性不足的風險。
4.管理層人員未嚴格按公司制度行使職權。通報中有4家公司共計6次存在公司高管職權和審批程序在實際運作中與《公司章程》及配套細則的規定不一致的問題，同時部分公司高管未嚴格依照公司制度的規定正常開展例行的辦公事務。上市公司高管的權責混亂容易導致責任不明確，降低高管違規的成本，從而使高管操縱會計信息的動機更強烈。
（二）與信息披露相關的內部控制不完善。
1.未嚴格落實《內幕知情人登記制度》。通報中有4家上市公司存在11次內幕知情人未及時登記的情況，其中7次是公司定期財務報告公開披露前未對所有內幕知情人進行登記。上市公司對會計信息內部的監督力度薄弱、管理不規范，擴大了信息披露源頭上的風險。
2.未對子公司會計信息進行有效監控。通報中3 家上市公司分別存在：財務信息系統沒有與子公司對接，無法實時獲取子公司的會計信息；與子公司間的會計信息傳遞過程長；長期未對子公司開展內部審計的情況。上市公司薄弱的會計信息獲取能力，使得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準確性和及時性難以得到有效保證。
3.會計信息質量把關不嚴。通報中有 6家上市公司被廣西證監局要求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嚴格執行必要的內部審批程序，加強對外報送信息的規范化管理。上市公司不完善的內部控制嚴重制約著對外報送的會計信息的質量水平，也使得信息披露的風險難以得到有效控制。
（三）會計核算不規范。
1.跨期結算，收入提前入賬費用延遲確認。上市公司不及時確認和計量等不規范核算占比最高，通報中7家上市公司共18次違規處理會計業務。不及時的確認和計量使得會計信息喪失及時性和準確性，嚴重時還影響會計信息的真實性，上市公司的違規核算可能會誤導投資者的決策。
2.減值測試滯后，減值準備計提不足。通報中有6家上市公司存在這樣的情況，其中食品行業是此問題的高發區。計提減值準備是為降低公司相應資產的風險，減值準備計提不足無疑增加相關資產的風險和公司經營的風險，也使會計信息喪失準確性，增加投資者的投資風險。
3.減少確認成本及費用。通報中4家上市公司通過延遲結轉成本、違規攤銷成本、費用確認不足等方式減少公司報告期內的成本及費用。企業少計成本及費用使得會計信息喪失準確性，同時使企業的盈利水平虛高，可能導致投資者和債權人對企業的預期及評估錯誤而增加風險。
4.錯誤處理會計業務及使用會計科目。通報中4家上市公司存在錯誤使用會計科目的現象，3家上市公司存在錯誤處理會計業務的情形。上述錯誤核算使得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下降，同時也使得上市公司承擔一定的法律風險，會對上市公司誠信及投資者的預期產生負面影響。
5.違規使用資金賬戶。通報中共有6家上市公司違規使用資金賬戶，其中2家上市公司利用他人銀行賬戶進行倒賬，形成賬外核算；2家上市公司利用個人賬戶進行部分資金收支。上述錯誤使用賬戶的行為改變了相關經濟業務的內容，使得上市公司的資金核算不準確，也造成會計信息的不準確；同時上述違規核算資金的情況可能損害投資者或債權人的利益。
（四）隱藏關聯方及關聯交易。通報中上市公司隱藏關聯交易的情況十分突出，共8家上市公司存在此現象。關聯交易往來的不透明和不完整，為公司經理層操縱財務數據提供了空間和途徑。公司經理層出于各種利益動機，選擇不披露或不如實披露與關聯企業的交易往來操縱盈余管理，會計信息不能全面地反映企業的真實狀況，使得會計信息失去完整性、真實性、準確性、及時性和充分性，信息披露工作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功能嚴重受損。
四、解決問題的建議
（一）提高上市公司獨立性，規范公司運作。
1.加強對上市公司獨立性的檢查。監管部門應注重對廣西上市公司獨立性的檢查，加強關聯方占用上市公司資產的清理，通過對監管的重視來推動上市公司獨立運作的規范化。同時在法規上強化控股股東對保障上市公司獨立運行的責任，對于其占用上市公司資產或干擾上市公司獨立決策經營的行為，通過及時出具責令書等行政處罰，責令其遵守相關法規，落實上市公司“五分開”的治理原則。
2.上市公司要在硬件設施和管理上獨立。廣西上市公司與控股股東混用辦公場所、辦公系統以及人員的交叉任職，嚴重制約著上市公司的獨立經營。提高上市公司的獨立性，需要其在硬件設施上與控股股東隔離，上市公司應擁有獨立的辦公場所，配置專用的辦公系統和會計信息系統，保障其獨立運作。同時嚴格規范上市公司高管人員的任職，做到專崗專職，不能在關聯方尤其是在控股方兼任執行職務。
3.改善股權結構，健全董事會運行機制。存在問題的廣西上市公司中一股獨大和家族式控股較為普遍，股權集中使得董事會集體決策的獨立性不足，同時制約著監事會和審計委員會監督職能的發揮。因此上市公司應優化股權結構，均衡股權，建立制衡機制，均衡“三會”與董事長的權力；改善董事會的構成，提高獨立董事和非執行董事的比例，健全董事會運行機制；提高監事會的法律地位，由股東大會確定監事的任命和薪酬，提高其監管權力和獨立性，同時讓監事會有權檢查各專門委員會的運行情況。
4.強化對獨立董事履職的考核。股東大會在審議中提高對獨立董事履職情況的考核評價的重視程度；在公司章程中明確獨立董事應承擔的責任；在公司定期報告中披露獨立董事履職情況；同時制定相關機制為獨立董事履職創造條件，如：規定獨立董事見面交流和實地考察的次數。
5.加強對高管履職的監管。監事會和專門委員會應定期檢查公司章程和制度的執行情況，認真核查評價高管對公司制度細則的遵守情況和公開承諾的實施情況，并在定期報告中披露說明。
（二）強化會計信息的內部控制。
1.促進內幕知情人制度的落實。監管部門一方面要重視對廣西上市公司內幕知情人登記制度的檢查；另一方面在法規上細化執行內幕知情人登記的責任，給予制度不全和落實不到位的公司相應的警告和處罰，推動登記制度的有效執行。
2.加強對子公司財務的監控。廣西上市公司應開發或購買專用的會計信息系統，使母子公司會計信息系統規范、統一和有效對接，利用信息技術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水平和傳遞速度，實現實時監控子公司財務狀況；加強對子公司的內部審計，縮短審計的間隔期，增加到子公司實地審計的頻率；將子公司財務人員的人事管理和薪資考核統歸母公司負責，子公司主管只向財務總監負責和報告，減弱子公司管理層控制財務的可能性。
3.健全會計信息的內部控制制度。廣西上市公司要規范和細化會計信息的內部審批流程，制定細則明確權限分配和對應責任，實行多個責任人分權審批，加強對會計信息的復核，杜絕一人或兩人負責全部流程。
（三）提升財務人員的勝任能力，規范會計工作。
1.優化購銷流程，加快票據傳送。內部核算方面：加強對購銷業務流程的管理，提高各流程的效率，加快票據的傳送，促使資金流與業務流的同步匹配；同時財務人員應及時清查業務進度，及時進行業務處理。外部監管方面：監管部門檢查時或注冊會計師審計時應加大對業務憑據的抽檢，將跨期結算作為重點關注領域。
2.重視資產的清查和估值。增加廣西上市公司定期清查資產的次數，及時調整資產規模和估值，保證減值準備的及時計提；提高上市公司重大項目信息披露持續性的要求，在項目中期或發生重大變化時要求聘請事務所進行評估并及時公布評估報告。
3.提升財務人員的勝任能力。廣西上市公司應重視財務工作及人員培養，在政策和資金上鼓勵和支持財務人員提升專業勝任能力。采取諸如：獎勵財務人員技術資格的晉升；組織財務人員參加專業培訓；開展業務技能比賽；組織準則法規學習班等措施，提升財務人員業務處理水平及核算水平。同時財政部門應當改革對財務人員專業勝任能力的考核制度，豐富會計人員資格年度審核體系，提高年審的標準和實質效果，同時將各職稱資格有效期變為保留一定年限，有效期滿需重新考取。
4.強化資金的內部控制。廣西上市公司要將資金的審批使用列為高風險領域，分級細化資金的審批權限，規范資金審批流程的執行，明確規定越權審批的處罰條例，杜絕流程混亂和權責不明；監事會和審計委員會強化對資金賬戶的檢查，定期檢查資金賬戶的使用情況和審批的記錄。
（四）加強企業對關聯方信息披露的力度。廣西上市公司對于關聯方信息以及關聯關系的披露較匱乏，存在不將實質控制的關聯方納入合并報表的合并范圍等情況。監管部門應要求上市公司定期報告關聯方，并利用政府信息核查和梳理上市公司存在的關聯方，深化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檢查；同時提高上市公司對關聯信息披露的要求，深化其對于關聯信息披露的程度，拓寬其對關聯方信息的披露范圍。
（五）加強信息披露工作責任人對信息披露規范和條例的學習。證監部門一方面應及時責令上市公司改正其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促進信息披露的規范化；另一方面應督促并要求上市公司組織人員學習和開展內部檢查，確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責任人對規范條例的準確理解和有效落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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