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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經濟論文范文

2023-09-16

韓國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韓國于20世紀6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其工業化進程加快,到1970年代末,韓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并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由于其重化工業化過程,主要是靠政府主導與推動下重機、重化工業一邊倒的投資強行實現的,導致了一系列的嚴重問題。此后,韓國政府對其產業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從過去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逐漸向“市場主導型經濟”轉變,大大減少對于企業活動的直接干預,積極改善市場環境與增進市場功能;政策重點也從促進重化工業的集中的投資,轉向以經濟手段支持引進設備的國產化、引進技術的吸收與升級,進而實施“科技立國”戰略。這些政策調整實施后,韓國經濟很快從危機的泥潭中脫身而出,在又經歷近20年的快速增長以后,到1996年時韓國已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一、韓國政府工業化中后期促進工業發展的歷史經驗

(一)韓國促進工業轉型發展的基本政策思路

第一,恰當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最大程度發揮市場的作用。韓國早期推行的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注重發揮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的主導作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產業政策調整更多地重視發揮市場的力量,減少了行政力量對產業結構形成的干預。進入上世紀90年代,韓國政府的產業政策發生了轉變,新的產業政策是,通過自由競爭,誘導產業結構升級和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堅持出口導向型政策的同時,實施“產業結構高級化”戰略,采用經濟手段加速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一是在具有資本密集性質的重化工業領域積極支持企業“技術革新、提高效率”與提升國際競爭力;二是依據國際市場變化,鼓勵傳統重化工產業運用高新技術改造升級,同時重點發展計算機、精密儀器、精細化工、電子機械等新興產業;三是整頓輕紡、纖維、染色等低附加值產業,著力促進電子工業為核心的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較快發展。

第三,鼓勵創新、發展高技術產業成為產業政策的重中之重。一是韓國加大對科技與開發的投資力度;1986年科技研發強度為2%,到1995年提高到4%。二是實施“科技立國”戰略,加快發展高科技產業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化。三是加強創新能力,逐步建立起本國的高科技體系。四是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整個產業的技術水平,使經濟結構得以升級。五是改善出口產品結構,增加經濟的整體實力和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二)立足韓國特色合理選擇重點發展的高技術產業

上世紀80年代,韓國國內傳統產業原有的比較優勢在逐漸喪失,韓國政府也必然將產業發展的重點轉向高科技產業,以提高韓國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韓國政府在劃定重點發展高科技產業的范圍時,充分考慮本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階段特點。80—90年代期間,韓國政府依據上述原則,在考慮現階段韓國產業技術水平與未來發展的需要時,將尖端電子信息產業、半導體產業、液晶顯示器(LCD)產業、機械電子產業、新材料產業、精密化工產業、遺傳工程產業、光學產業、尖端紡織產業、航空產業、尖端汽車產業等11類產業定為韓國重點發展的高科技產業。

(三)多方位投入大力支持產業技術的研發與創新

第一,擴大政府在科學技術研究與開發上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對基礎科學與產業技術領域的研究開發投資,使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2.1%提高到1996年的3.4%的水平;增加對提高技術產業技術研究開發的資金支援;對高科技領域國家重大課題的共同研究增加政府支出在“國產機械購入基金”及“中小企業結構調整基金”中的份額。

第二,為產業技術研究與開發提供稅收及融資等政策上的優惠。調整民間企業技術開發準備金的保留額度;允許民間企業在國外發行可轉換債券,以增強引進高科技設備的能力,并鼓勵企業在發達國家設立高科技研究機構或購買高科技企業;放寬高科技設備進口減免關稅的適用范圍,并擴大研究開發用品的租稅減免范圍。

第三,完善政府對于產業技術研發的扶持體制。制定高技術產業領域的長期綜合計劃,并不斷調整完善;增設由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并鼓勵它們積極參與大型課題的研究、開發工作,成為高科技產業大型、長期課題的共同研究中心;加強對中小企業高科技產業部門的應用研究與地方企業研究的支援;大力加強高科技情報資源的搜集,創建技術情報市場。

(四)設立多種專項基金全方位扶持中小企業發展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政府的產業組織政策由主要支持和培育大企業集團,轉為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并重,出臺了《中小企業創業支援法》等一系列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法規,同時,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

財政政策方面。政府每年確定并告示中小企業系列化行業與品目,并為有關企業提供特別信用保證和稅收減免。并建立中小企業創業支援制度,實施《中小企業創立補助法》、《中小企業產品購買促進法》等。

金融支持方面。韓國財政經濟部、產業資源部等12個政府部門設立了91種政策性資金,專門用于支持中小企業的融資;韓國政府于1961年8月設立中小企業銀行,作為政府為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性銀行;建立了針對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體系。

(五)高度重視產業技術人才的培養

長期以來,韓國政府就高度重視產業技術人才的培養,根據不同時期產業和社會發展需求的不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是注重技術工人培養與在職員工的職業培訓,先后制定實施了《職業訓練特別措施法》、《國家技術資格法》和《職業訓練基本法》等一列政策法案。二是不斷加大高級科技人才培養的支持力度。韓國政府提出“技術立國”、“教育立國”的口號,加大了對高級科技人才培養的支持。先后制定了《科學技術振興方案》,《面向21世紀的智力韓國》(Brain Korea 21)高等教育改革計劃等政策法案。

(六)政府大量投入支持信息產業發展

韓國信息產業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信息產業已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諸多信息產業領域甚至已超過發達國家,這與韓國政府高度重視并積極扶持信息產業,政府與企業良性互動推出有效的產業發展創新戰略和扶持政策。韓國政府極為重視信息產業的發展,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在半導體、計算機通信技術和新媒體服務技術等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2009年和2011年為了提高數據利用效率,韓國政府連續推出《云計算全而振興計劃》和《云計算擴散和加強競爭力戰略》,共投入31164億韓元。

二、對我國的啟示

(一)適時調整產業政策取向與政策工具選擇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要讓市場的作用更充分的發揮出來,盡可能地減少對市場的干預。政府在政策措施的選擇時,應更多選擇誘導型手段,更少采用審批限制類手段;更多為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少去替代市場選擇技術路線和發展方向。

(二)政企良好互動及時調整與優化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政府與企業應良好互動,政府尤其應尊重企業與企業家的選擇,順應市場與企業的選擇。產業政策不僅是引導企業創新,更重要的是不限制企業創新,按照市場規律要求順應企業發展,促進企業間競爭,為企業創新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加大財政投入力度,進一步支持信息產業的發展

現今世界正孕育著新一輪技術革命,我國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要求下,應把信息產業作為產業轉型與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我國正處于信息產業發展的重要時期,政府應在關鍵環節加大資金扶持力度,不僅重視研發投入,更要重視基礎研究支持,為信息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創新成果儲備。

(四)完善職業教育體制,大力培養產業技術人才

一是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大力支持產業技術工人的培養;二是加快產業科技人才的培養,鼓勵和促進學校與企業技術應用相結合的現代制造技術教育,培養專業化的技術人才;三是鼓勵高校與應用技術研究機構緊密結合培養實用型創新人才。

(五)“真金白銀”加大投入,切實落實中小企業扶持政策

可參照韓國模式,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可設立多項政策性基金,用于支持中小企業融資。還應設立專項資金,對于中小企業人才培訓、研究開發、商業情報收集、銷售宣傳等方面給予資助。

韓國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韓國于2008年實施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標志著韓國社會養老正逐步取代家庭養老。本文通過介紹韓國護理制度的形成背景、覆蓋面積、服務內容、籌資比例、運營方式等內容,強化對護理保險制度的認知。這些對人口已步入老齡化的蘇州關于妥善處理老年生活服務問題具有借鑒價值,推進蘇城形成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具有地域特色長期護理保險模式。

關鍵詞:韓國;蘇州;長期護理模式;城市特色;分析借鑒

中國自1999年步入人口老齡化階段以來,全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已達到1.53億(2008年)[1]。因為各個城市老齡化發展程度不同,本文選取老齡化發展較快,經濟發展迅速的江蘇省蘇州作為研究對象,蘇州因為成功地開展了計劃生育工作,人口老齡化浪潮來的較早,程度也較高。并且,蘇州地區“四二一”家庭結構十分普及,更導致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在這樣的形勢下,建立新型的護理體系已成為完善蘇州養老制度的當務之急。

放眼亞洲,韓國老年護理保險制度的研究與建設最為人所矚目。針對老齡人口的增加、高齡老人生活不便以及老年性疾病發病率增加[2]等社會現狀,2007年,韓國通過了《老齡長期護理保險法》,該法于2008年7月1日正式實施。韓國因此成為繼日本(2000)和新加坡(2002)后通過立法形式引進長期護理制度的第三個亞洲國家。

1 韓國護理保險制度建立的社會背景

作為第三個將長期護理構想正式加以規范的國家,韓國是處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之下而作出的改革,主要原因共可分為三點:老齡化程度太高、婦女職能的轉變、舊的制度引發社會矛盾。

1.1 老齡化程度高和出生率低并存

韓國自21世紀初就開始面臨著人口年齡分布嚴重不均衡的困擾。據韓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韓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數量超過了500萬人,據預計到2030年將達到1000萬人以上。但同時,韓國人口出生率卻很低,近十年的平均出生率僅僅為1.08%,這就導致了人口結構的嚴重逆差,被聯合國列為危機國。

1.2 家庭結構中婦女職能的轉變[3]

韓國是典型的傳統社會,“男主外,女主內”思想根深蒂固。近年來,隨著社會的開放和社會觀念的轉變,原先只會在家做家務、伺候老人為主的韓國婦女開始逐步走出家門從事勞動工作賺取經濟酬勞,這直接導致照顧老年人的工作基本落在了配偶身上,但僅僅依靠老年人之間的相互照顧顯然并不現實, 護理者本身的老齡化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矛盾。

1.3 傳統老人護理制度不能適應社會需求

韓國護理保險法建立之前的社會保障制度無法有效地解決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養老和護理問題,出現了大量老無所養的案例,這就要求韓國政府針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出臺新的護理規定,以立法的形式將護理制度加以社會化。韓國在借鑒日本護理制度的基礎上結合本國實際情況引進了護理保險法,將護理老人的家庭自覺模式通過社會保險這一社會契約形式加以規范化、社會化、制度化。

2 韓國護理保險制度的具體內容和影響

2.1 韓國護理保險制度的內容

韓國護理制度險由隸屬于政府的“國民健康保險公團”進行管理,該公團在全國各地設立分部,實行統一的服務標準、統一的服務費用、統一的保費標準,并為參加國民健康保險的公民統一辦理征收長期護理保險費用,此部門運轉于韓國護理流程的始終。

2.1.1 制度覆蓋對象

韓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覆蓋對象必須是有收入的人群,初步定為年齡在65歲以上的老齡人,或者65歲以下的身體機能衰弱的人群提供服務。面對被保險人和家屬的大量申請,“國民健康保險公團”通過專業的44項檢測指標判斷護理需求者屬于五個護理級別中的哪個等級,只有前三等級的患者才有資格申請護理服務,初衷是首先以最重癥的老人為對象給予護理援助,其次擴大到患有中輕度老年性疾患的老齡人。這一項項嚴格的硬性標準使得目前該護理服務覆蓋不到3%的韓國老人。

2.1.2 護理服務內容

從服務內容上看,韓國的護理保險法能夠真正滿足老齡人多樣性的護理需求:在服務種類周到細致,主要分為日常生活護理和特別護理服務,服務時間合理妥善,基本能保證24小時的全程服務。具體來說,護理服務可分為包括家務、醫護、全天看護和暫住照料的家庭服務和包括在家護理、特殊護理和團體家庭組合護理的居家護理服務,為了提高服務質量,政府還提出了特殊服務[4]這一理念,最主要指被保險者向護理機構提出特殊護理要求,護理機構根據實際情況針對老人的現實情況提供相關服務。

2.1.3 籌資和運營方式

韓國長期護理保險與傳統的養老保險籌資模式相同,采取“三方”付費制,負責健康保險繳費的保險機構繳納25%-35%,政府財政在預算范圍內支持40%—50%,被保險人即福利享受者承擔15%-20%的費用。2010年韓國保險福利部的統計發現,國家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援助的保險費是整個體系運營的主要資金來源,約占總運營資金的一半以上[5],說明政府在國家的長期護理制度運行過程中起到主心骨的作用。

2.2 韓國護理保險制度的影響

總的說來,韓國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是一個良性循環的系統,如圖1所示,由政府宏觀調控,國民健康保險公團負責日常運行和監督管理,通過三方籌資獲得財政積累,并把相關資金提供給醫療單位或護理機構,由相關人員為受保障者根據其自身需求提供醫療服務。

韓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實施,以立法的方式將以往的老年護理政策進行整合,基本實現了護理制度規范化和法制化,從家庭養老過渡成社會普遍意識的養老方式[6],減輕了家人的照料負擔,越來越多的老人及其家庭希望接受這項服務。同時,護理保險制度弱化了服務界限,允許各種服務主體參與其中,將以往分屬于老年福利和老年醫療領域各自獨立的護理服務統一起來,老齡人群的晚年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3 韓國護理保險制度對蘇州建立新型護理體系的借鑒意義

韓國護理制度的成功經驗,對處于相同社會背景,有著相似的傳統道德文化和生活習慣的中國蘇州有著很強的參考價值,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

3.1 完善地方性老年護理法律體系,提高護理對象覆蓋率

隨著蘇州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蘇州政府必須高度重視老齡人護理問題,采取積極措施應對日益增長的護理需求。通過立法將護理保險做出明確的規定,無疑是最為有效的方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護理保險各方的權利與義務,改變了以往老年護理保障無章可循局面,選擇蘇州某個區(縣)試點,而后逐漸將各個區(縣)的老齡人都納入護理服務體系中,為蘇城的老齡人提供幸福安穩的老年生活。

3.2 護理保險制度應由多方參與,完善監督機制

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應由多方參與:其一,蘇州政府部門在護理制度的指導、調控、監督等方面應該發揮政策性主導作用。其二,鼓勵具有經辦長期護理保險的市場機制優勢的私人保險公司的參與,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為老齡病患提供快捷便利的專業化護理保險服務。其三,保險受益者在該制度中扮演的角色既是服務享受者,又是制度監督者和意見反饋者。蘇州可以開設專門的信息反饋郵箱和網站,每一筆開支必須公開透明,蘇州市民對政府的職能是否履行到位、保險公司各項賠付行為正確得當等行為進行監督,減少護理糾紛。

3.3 按社區管理護理機構,強化社會工作者的職能

蘇州可將城區劃分為多個社區,生活在一個社區的老人們互相溝通,社會工作者定期前往指定的社區和老人談心,幫助他們處理生活上的瑣碎事情,豐富了老人們的精神生活,這也是長期護理制度中不可獲缺的一項活動。同時,按照社區進行管理便于老人們集體活動或一致行動,保障了蘇州受保人享受同等的護理服務,維系了社會公平的紐帶。

3.4 培訓專職護理人員,充實蘇城護理行業后備力量

現在許多大中型城市已經開始重視護理人員的職業性,不少高校也專設了相關專業。蘇州也應緊隨時代發展的步伐,加快護理行業的培訓和進一步發展,經過專門正規化培訓的護理工作者在處理可能出現的問題時會有很強的職業素養。

為了護理工作更加有序的開展,政府部門可以設立專門的護理工作咨詢師,當投身于護理行業一線的工作者遇到較為棘手的問題,護理工作咨詢師可以向他們提供無償的幫助,這對蘇州的護理行業走向正規化、體系化有著非常關鍵的推動作用。

3.5 建立護理獨立機構,實現特殊性護理工作

在蘇州剛剛出現護理模式雛形時,采取的是統一護理,共同參保,也就是說,受保人的服務待遇是相同的,不存在針對個別情況開設的特殊護理治療。但隨著護理制度在蘇城逐步發展起來,我們也應該關注參保人之間不同點,參考被保人提出的特殊服務議案,結合護理機構或者醫療機構的實際情況,整合出符合被保人需求的護理方案,更好地為蘇州護理保險人員提供個性化服務。

3.6 根據實際情況制定老人健康護理方式,做到老有所養

韓國健康保險制度的保險者是國民健康保險公團,而日本是地方自治團體,運營管理機構有所不同。因此,選擇運營管理方式時有必要根據本地社會保險體系選擇[7]。蘇州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繁榮的經濟發展現狀、獨特的政治發展格局將城市市民劃分為不同類型、不同特點的人群,為了提供更加周全貼心的護理服務,蘇州應該實施護理需求人員的等級劃分,保證護理保險的服務能夠按需滿足老齡人的護理需求,同時避免保險金額的超額給付,造成保險公司運營負擔過重和保險資源的浪費。

[參考文獻]

[1]全國老齡委.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Z].~006~.

[2]鄭載旭,白澤政和.對作為介護保險制度的韓國人療養保險制度的內容及構造的考察[J].海外社會保健研究,2007(春刊):80.

[3]宇佐美耕一.關于各國老齡人生活保障制度調查研究報告—— 韓國篇[J].亞洲研究所,2009(春刊):2.

[4]金貞任.韓國護理保險制度[J].海外社會保健研究,2009(夏刊):167.

[5]橫山和彥.看韓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N].日本日經產業晚報,2007—10—23(5).

[6]金成垣·山本克也.韓國社會與社會保障制度[J].海外社會保健研究,2009(夏刊):28.

[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老齡事業的發展白皮書[R].2006.

韓國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內容摘要:本文著重于儒家思想文化在韓國的發展延續,并與我國儒家文化的現狀進行比較,從而發現韓國的儒家思想對我國的高校教育的啟發。并通過分析孔子的儒家文化在韓國被廣泛應用并根深蒂固的原因及現狀,發掘對中國學校德育教育的啟示,借鑒好的教育經驗,使大家更好的接受德育教育成長成才,同時增強我們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意識。

關鍵詞:韓國 儒家思想 高校教育

一、儒家文化的歷史背景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是由我國先秦時期的孔子所創立,經過不斷發揚光大,在東亞和東南亞廣為流傳,特別是韓國和日本。我們在平時韓語專業的學習過程中也了解到,韓國比儒學的誕生地中國更加遵崇儒家文化,《洛杉磯時報》曾報道說:“韓國比中國更儒家”。在韓國,雖然有多種宗教存在,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后,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韓國人日常生活中可以體現出的儒家傳統文化,而且通過種種細節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已經深深根植于韓國社會,在政治體制,經濟模式以及社會生活等各方面都產生了某些積極的影響。

但是現在外來文化的強力沖擊之下,我們對儒家思想的傳承的意識越來越淡??萍及l達了,人們更多愿意面對手機和電腦,甚至連幾歲的孩子都心心念念著電子游戲,而對一些傳統游戲完全不了解。很少有學校會為學習傳統文化專門開設課程,這導致孩子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越來越少。當我們為圣誕節大肆慶祝的時候,很多年輕人已經不會包粽子、做湯圓,一到端午元宵,都去超市里買粽子和湯圓。這些都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必須重視。

二、儒家文化對于高校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中開展關于儒家文化的系統性的課程較為合適,一來,大學生相對來說時間比較充足,沒有特別繁重的學業壓力,而且大學生對于理論知識的接受能力較強。高校中是學生學習多元化的知識的好時機,但我們不能忘本,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不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被人們淡忘,學習傳統文化是每個學生都要做的。

儒學這一在中國文明史上獨領風騷上千年的傳統文化,在當今的學校人才教育中,更顯示出其非凡的現實意義。重視儒學經典教育,讓每個學生終身受益。學習儒學經典著作,促進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把握儒學經典精髓,培養學生健康向上的人格。弘揚儒學經典文化,增強學生的歷史責任和時代使命。 因此,學校在實施教育過程中,結合社會現實、針對學生實際,把儒家經典教育納入學生課程體系之中。

儒家思想本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文化精髓,流傳到韓國后也相當受重視。韓國現在從小學到大學都有專門設立有關儒家文化的課程,反觀我國學校中開設的卻少之又少。

我們要學會根據韓國的儒家文化來反思自己,并且在高校中開始著手。大學是提升學生綜合能力的最后一個階段,不僅要從專業知識技術的角度,更要是從人格素養的方面來考慮,一個學生是否能成為真正的棟梁之才。

現在,中韓兩國的交流越來越密切,很多人去學習關于韓國的歷史文化,其中也不難發現兩國的文化中有許多的相似點,當韓國把儒家思想十分推崇的時候,我們不能坐以待斃,畢竟這是我國的文化,大學生作為一代即將出世的新生力量,更應該把儒家文化發揚光大。

三、儒家文化在韓國高校的發展

細心觀察,在韓國語的部分詞語的運用上有很值得深思的現象,比如在漢語中通常會使用“我媽媽”或“我爸爸”等詞,而在韓國語中,卻用“?? ??”翻譯成中文也就是“我們媽媽”,這實在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語言現象,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對于韓國本土文化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

早在1960?年,韓國就將儒家文化放入到大學、中學、小學的教育科目里面。在推行國民精神教育的過程中,韓國始終把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作為載體,通過傳播儒家文化達到鑄造韓國民族精神之目的。韓國初中道德課滲透儒家文化傳統,要求學生要孝敬父母老師,尊敬師長,團結同學,與人要和諧相處。大學開設的國民倫理課吸取儒家文化的精華,并且進行自立自主思想方面的教育,以達到強國之目的。亞洲金融風暴過后,韓國又提出“文化立國”國策,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精髓,將其融入到現代生活之中。?例如,在高麗大學中設有“職業與道德、道德理論教育”的必修課程,和孟子著作導讀、韓國的儒家等一些選修課程。而且韓國著名的成均館大學的辦學目的就是為了促進王室對儒家思想的進一步理解與研究。

韓國推行“文化立國”最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華,把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社會,發揮儒家文化的社會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們乃至全人類都應該珍惜的精神財富,我們肯定其德育價值和弘揚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時,要正視其時代局限性。 由此看來,韓國相當注重儒家的發展,對我國高校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比如,上課前,見到老師說:“老師好?!毕抡n時說:“老師再見?!边@些都是我們平時比較忽略的東西,雖然說師生之間像朋友一樣相處的模式有助于推動學習氛圍,但是尊敬老師這一點我們必須要牢記,而且要用行動來表示?;蛘哌€可以舉辦有關儒家的文化節、知識競賽等一些有趣的活動,這樣寓教于樂更加可以讓同學們接受,因為有不少同學表示由于儒家理論課程比較枯燥,沒有很大的學習動力。

通過對韓國高校人文社科課程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分析,我們一方面要看到韓國高校與我國高校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差異性,要在承認兩國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存在差異的前提下分析韓國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和特征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清楚認識到韓國與我國同屬于東亞儒家文化圈、同處于全球化時代的轉型時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解決好繼承傳統和堅持創新相結合、民族精神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相結合的問題是兩國共同的任務。通過借鑒韓國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和途徑,以期能使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挖掘新的思路、找到新的方法。

四、韓國德育現狀對我國的借鑒作用

儒家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長期以來在韓國社會中一直占主導地位,并通過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影響著韓國社會的政治、教育、法律制度及整個經濟文化生活。而我們能夠感覺到我國在保護傳統文化方面也在加強,如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華成語大會等,但儒家文化傳承方面尚有不足,特別是韓國適時地發展儒家道德思想,在學校教育方面也采取行之有效的德育教育方式,這些對于提高和完善我國學校的德育水平應該具有一定的啟示借鑒作用。

(一)家庭教育的借鑒

在韓國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禮治教育。遼寧省沈陽市的西塔地區是繼美國洛杉磯以外朝鮮族第二大海外生活區。隨著1988年中韓兩國建交之后,越來越多的韓國人、朝鮮族人以及朝鮮人來到沈陽西塔地區,許多韓國家庭也隨之來到中國定居生活。在韓國家庭中,父母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從兒時就培養他們按照韓國傳統禮儀來尊敬長輩以及愛護晚輩。孩子們從小就養成了良好的禮儀習慣,如長輩再給晚輩倒酒的時候,晚輩一定要雙手持杯或者右手持杯,另外左手放在右肘部表示尊敬,同時不能面對長輩飲酒,要側過頭飲酒;這些簡單的禮節雖然簡單,但是卻反映了儒家孝、仁、禮思想在韓國家庭教育中的影響。?這一點也無疑是可以為中國高校生所學習的。

而中國式家庭教育,讓人聯想到的更多是“棍棒”或是“溺愛”這樣的詞匯。家長們望子女成才心切,然而卻往往不知道正確的教育方式,很容易走上一個極端。例如現在的小孩子常常上補習班,為此失去了很多玩樂的機會,也很容易失去小孩子的意志、樂趣等非智力因素。另外,體罰又是一嚴重的社會現象。不僅家長,甚至學校里都會出現這種狀況,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心智發展。

(二)學校教育的借鑒

在韓國教育觀深受儒家尊師重道思想的影響,自古傳承至今。今天的韓國人對教育的關注度絲毫不亞于國人。在韓國人的觀念中,教師和學校對孩子的影響甚至堪比家庭。即使再年輕的教師,享受的禮節也遵照家長的形式。同時,在韓國社會中,教師的社會地位一直以來都受到全社會的認同。

所謂“尊師重道”,這正是儒家文化的精華所在。但據我們調查顯示,中國大部分高校雖然都設置有中國文化相關課程,但基本為選修課程,而大學生往往會因這樣的課程枯燥而放棄學習。這就導致了除了在學校的基本教育以外,大學生很難在學校內接觸到儒家相關課程的教育。對此,我們建議部分有條件的高??梢栽O置一些儒家文化館,并輔以多種表現形式來展示儒家文化的精髓。如觀看紀錄片,舞臺劇表演,創新方式的導入也許會吸引一些高校生學習與了解。

儒家文化教育不僅對大學生的思想道德方面有很大的幫助,更是可以幫助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對于其人際關系的加強和集體意識的培養都是有極大的作用的。希望中國高??梢越梃b好的教育經驗,并形成一種良好的教育的氛圍,研究和發揚儒家文化,廣泛地應用于我們的高校教育中,取長補短,使大家更好的接受德育教育成長成才,同時增強我們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意識。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大學生創新計劃 “韓國的儒家文化對高校德育教育的影響及啟示”(項目編號: 20141026164)的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海洋大學朝鮮語系)

韓國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開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內容的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實踐活動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一項重要使命。當前,我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仍存在教育渠道、教育內容、教育方式過于單一等問題。應在充分考慮我國高校的差異性和獨特性的基礎上,學習發達國家豐富的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經驗,以學校為主線,推動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課程教學改革和課程體系建設;發揮家庭和社會的協同作用,構建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隱形教育體系;以個體為龍頭,形成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多渠道和寬領域教育格局,不斷提升我國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成效。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策略路徑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體現了其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反映了其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領作用,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盵1]為了能夠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高校必須通過“強化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大學生發展的全方位和全過程。

一、當前我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存在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部門和大學機構對于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高度重視,在制度設計、政策宣傳、課程教學和實踐活動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確保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效傳達和青年大學生的健康成長。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國際形勢的巨變、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以及社會結構與利益格局的重構,人們的思想觀念與價值體系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而大學生的價值取向也表現出多樣化選擇。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大學生的學習、生活、交往和思維模式都因外部世界的影響而發生著深刻的改變,以往由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制約作用被打破,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教育渠道過于單一,無法整體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處于核心地位,所體現的是其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也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因此,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不能局限于“點”“線”,而應從“面”的角度整體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而真正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然而,從目前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情況來看,主要渠道仍集中在課堂教學和傳統媒體(電視、報紙)宣傳,這種教育渠道的單一性導致了大學生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了解非常有限。同時,教育渠道的單一性還導致了大學生無法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生產實踐結合起來,只是停留在文本信息的識記上,也就根本無法認識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真正價值所在。[2]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渠道和路徑不能過于單一,如果脫離其母體或存在根基,沒有將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狀、國內與國外緊密結合起來,是無法從整體上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

(二)教育內容過于單一,無法全面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種綜合性的思想架構,不能僅僅從空洞的理論尋求認識和理解,其所包含的內容涉及價值取向、理想信念、社會責任、公民意識、文明禮儀、心理素質、人文精神等。然而,從目前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情況來看,主要內容集中在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等宏觀層面,對于與大學生個體成長相關的公民意識、文明禮儀、心理素質等微觀層面的內容關注太少。[3]伴隨著社會形勢的巨大變化,當代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內容呈現出多元化的需求,尤其那些關系到大學生未來發展和人生規劃的內容更需要被納入教育內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絕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應該切實地與每一位教育個體結合起來,滿足不同個體的個性化和差異化教育需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內容選擇確定和教育活動開展一定要立足于當代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和需求進行。

(三)教育方式過于單一,無法主動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陣地和主渠道,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仍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由于教育載體、教育手段和方法有待整合與優化,大學生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態度有些消極,學習主動性不強,能夠真正做到認真聽講和完成作業的相對較少,部分大學生上課無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存在遲到早退、逃課缺課的問題。究其根源,無疑與教育方式存在密切聯系,不少學生抱怨“內容死板且脫離現實”“灌輸式教學無法引起學習興趣”“教學缺乏互動與吸引力”等問題。[4]同時,教師過于注重基于傳統課堂教學的說教形式,對于新興媒體也沒有積極使用,無法發揮信息化教學手段如電視教學、多媒體教學、網絡教學的作用,導致大學生“左耳進,右耳出”,主動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態度消極,根本沒有達到預期教育目標。因此,必須改變這種形式單一、缺乏靈活性的教育方式,致力于對教育方式和手段進行改革創新,積極開展啟發式、參與式、研究式教學,才能真正改變當前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現狀。

二、國外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要特征

盡管不同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存在巨大的差異,但都擁有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核心價值觀,并大力倡導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發達國家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核心價值觀,如美國將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視為本國的核心價值觀,并使其在大學教育中全面融入;歐盟國家以“自由、民主、尊重人權、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為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并在大學教育中將其作為基本原則;英國社會秉持自由民主的傳統,并將其全面滲透到教育領域;新加坡同樣擁有明確的核心價值觀,將國家、社會、家庭、個人、種族、宗教的關系論述上升到國策高度,并與大學教育進行有效地整合;日本在中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都運用各種方式傳播其愛國、合作、感恩、尊重、秩序、法治等價值觀念。整體而言,西方發達國家在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系列可供學習和借鑒的有益經驗。

(一)政府將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納入國家戰略和規劃

政府始終是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要決策者和推動者。西方發達國家要求高等教育不僅要使大學生掌握扎實的科學文化知識,還要引導他們了解本國的發展歷史與傳統文化,逐漸接受與認同所倡導的核心價值觀念。因此,各國政府都高度重視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明確教育的目標和定位,并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以支持教育的發展。例如,美國以“公民教育”為抓手,將核心價值觀教育與培養合格的美國公民緊密結合起來,不僅要求符合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需要,而且還與大學的教育體制和管理機制(尤其是撥款機制)直接掛鉤,確保了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效果和效率。日本是一個有著強烈憂患意識的國家,充分認識到本國的劣勢,因而特別強調國家意識形態與責任感的培養,并制定了統一的實施方案,直接納入大學的國民教育計劃,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經費投入。此外,歐洲國家也都將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上升為國家戰略,由政府機構制訂統一的教育方案,明確教育的目標和方向,并直接對高校進行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監督、管理和指導。

(二)推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改革創新

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拘泥于單一的形態和方式,需緊跟社會發展形勢持續推陳出新,才能獲得良好的效果。國外高校在開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過程中,不僅重視以課堂講授和理論灌輸為主要形式的顯性教育,也注重運用各種隱性教育方法,包括環境建設、社團活動、校史傳承、校風熏陶、學術會議等。以課堂教學為主的顯性教育始終都是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要形態,需要在知識講授之外提供更加豐富的教育方式。新加坡以教學項目為依托開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設置了包括社會活動項目、專題講座項目、傳統文化項目、紀念日項目等多種類型的教學項目,服務于“共同價值觀”的傳播和教育。同時,為了兼顧不同種族、宗教和背景的學生的需要,新加坡還設立了一些特色實踐項目以提升國家認同感和社會向心力,如“華語運動月”“愛神運動”“國民意識周”,使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效果倍增。[5]隱性教育在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中所發揮的潛移默化和滲透引導作用毋庸置疑,因而更需要采用一些創新形式和手段來實施。一直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將校風培養、榜樣示范、活動開展和環境建設納入隱性教育的內容,使得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能夠延伸至高等教育的全過程和各個環節。美國大學利用各種全國性節日、紀念日以及學校的入學與畢業儀式活動來開展核心價值觀教育;歐洲大學特別注重學校社團活動,通過涉及各種學科和領域的活動開展來強化學生對于核心價值觀的認可;韓國重視影視文化的巨大宣傳作用,尤其是通過在影視中英雄形象的塑造來傳達愛國情感和奉獻精神,有力地推進了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6]

(三)強調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

盡管核心價值觀是理論和思想層面的內容,所開展的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也特別注重理論知識的學習和研究,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實踐層面的應用。事實上,只有將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與社會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才有可能發揮其思想指導和價值引領作用。因此,西方發達國家在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中,對于培養大學生的道德認知和選擇能力特別重視,認為如果要在錯綜復雜的現實社會環境中分清是非,明辨真偽,做出正確的決策和行為,就必須強化大學生的道德認知能力和判斷能力的培養與鍛煉。以美國為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一直是美國高校人才培養的核心內容,他們高度重視訓練大學生的價值判斷選擇能力,提高其道德實踐能力,并強調綜合運用價值灌輸、價值辨別、價值推理和價值解析等多種教育方法,從而引導大學生通過獨立思考和自主探究來潛移默化地認識和認同美國所提倡的核心價值觀。同時,有關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學術研究在美國也取得重要進展,其中以美國心理學家柯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認知發展階段理論(Theory in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最為著名,依據該理論所開展的核心價值觀教育發展出眾多的課程范例。[7]一直以來,澳大利亞的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都重視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通過諸如學校文化宣傳、社會團體活動、多元文化展示、公益服務活動等形式,讓大學生在實踐中體驗、在體驗中領會、在領會中成長,進而形成堅實的本國核心價值觀。[8]

(四)實現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多渠道、寬路徑

為了提升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效果和效率,僅僅依靠學校教育是不夠的,必須充分發揮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協同作用,采取多渠道、寬路徑的方式來推進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西方發達國家將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推進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結合家庭啟蒙、學校教育和社會引導等多種渠道全面展開,利用三方的協同合作來拓寬教育的培養路徑。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學校和社區民間組織對于“英國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和落實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家庭啟蒙教育中注重對于本國歷史文化的傳承,以紀念日活動、博物館參觀和日常行為規范訓練來凸顯核心價值觀;在學校教育中將核心價值觀納入課程體系,并提出明確的評價和考核標準;在社會引導教育中,通過廣泛開展公益慈善活動來提升大學生的公民意識和慈善觀念,確保社會穩定和增強社會凝聚力;政府部門為各個部門、機構、社團和學校之間開展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合作提供依據,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體系。[9]新加坡對于家庭在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非常重視,為此還專門設立了家庭教育民眾委員會,并對家長開展針對性的培訓,讓他們充分意識到家庭教育對于培養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價值,進而督促家長不僅要配合學校開展統一規范的核心價值觀教育,還要在家庭教育中以身作則,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來促進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形成。

三、中外比較視野下的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

當前,我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和完善。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要求:“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學作為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必須把培育和踐行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為自身重要職責和使命任務?!痹诔浞挚紤]我國高校的差異性和獨特性的基礎上,積極借鑒國外高校開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先進理念,并將其運用到具體的教育實踐中去。

(一)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內涵解析

作為先進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引領社會風尚的一面旗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貫穿于高等教育發展的一條主線,對于確保社會主義事業薪火相傳、繁榮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為了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我們提出了“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的概念框架。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的內涵由三個方面組成:在實施對象上,充分調動個體、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力量,集中各方力量推進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在實施路徑上,以學校教育為主線,與家庭啟蒙和社會引導協同配合,激發個體認識和學習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性;在實施策略上,強調學校教育的課程教學改革、家庭啟蒙的“潛移默化”和“無處不在”、社會引導的項目設計和活動開展以及個體發展的過程性與差異性。

(二)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策略路徑

1.以學校為主線,推動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課程教學改革和課程體系建設。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觀點之一是凸顯學校在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的主導作用,不僅要重視課程教學,還要持續推進課程教學改革和強化課程體系建設,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科學、全面的價值觀教育體系。大學課程教學是培養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主要渠道,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論課一直都是我國高校最為重視的價值觀教育課程,其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但目前思想政治理論課仍存在教學內容重復單一、教學方式死板落后、教學目標脫離實際、教學評價缺乏科學性等問題,必須加快推進課程教學改革。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需要從教學內容的整合、教學方式的創新、教學資源的拓展等多重路徑入手,改變千篇一律的教學形態,強化能力導向的教學評價機制構建。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論課要深刻認識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的價值取向,并根據價值取向重新設計教學內容,進一步明確教學目標,運用各種方式使課程教學從理論說教、政策宣講逐漸向價值觀教育和引導轉化。另一方面,理清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基本脈絡,完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體系,將理論知識學習和道德認知能力培養進行科學合理地穿插,使其能夠貫穿于課程教學的全過程,讓大學生完全逃離枯燥乏味和死板教條的課堂氛圍。

同時,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僅僅依靠思想政治理論課這種單一渠道開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顯然是不夠的,應該高度重視大量專業課程和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在傳播和宣傳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方面的作用。其他課程的任課教師也要認識到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重要性,將培養大學生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視為課程教學的目標之一,重視價值觀教育在教學內容中廣泛深入滲透。為了提升教學效果,任課教師還需要充分挖掘并整理專業課程和文化素質教育課程中所蘊含的價值觀內容,將這些內容的學習有機融入到教學的全過程,使價值觀教育與專業知識學習、人文素質培養能夠有效地加以整合。此外,基于課程教學還可以安排設計各種活動,如辯論、競賽、演講、研討等多種方式開展價值觀教育。

2.發揮家庭和社會的協同作用,構建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隱形教育體系。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觀點之二是應該在明確學校主導作用的同時,發揮家庭和社會的協同作用,在顯性教育之外構建一個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隱形教育體系。高校主要擔負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顯性教育的任務,并且更多地傾向于理論教學和知識灌輸,因而難免會影響到教育效果。實際上,國外高校在開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過程中不僅關注一些抽象理論和空洞道理的講授,同時注重發揮家庭和社會的協同作用,將知識傳授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促使那些理論和道理轉化為具體生動的問題。在此過程中,家庭和社會的協同作用至關重要,可以將學生的學習轉變為一種切實的感悟和體會,進而使大學生在日常生活實踐和具體社會活動的體驗中加深對核心價值觀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絕不能僅僅依靠學校,而是應該將學校與家庭、社會視為一個整體,既有理論層面的說教,又能在實踐層面與學生的情感、認知和行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才能確保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面對當前大學生在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的被動狀態和聽而不信的尷尬局面,我們需要努力探索不同的教育手段和教育環境,擺脫固有的僵化教育模式,在顯性教育之外開拓新的隱性教育空間,讓大學生在真實的社會環境中感悟理論的真諦和探索實踐的體驗,進而促進正確科學的價值觀的培養。西方發達國家的高校非常注重通過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實踐活動來潛移默化地開展價值觀教育,這就是隱性教育的體現。因此,我國高校在開展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的過程中要注意研究大學生在不同階段思想認識和價值取向的特點,以此來確定不同階段的教育重點和教育方法,依靠家庭和社會的力量建立高效的實踐教育體系,并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為大學生搭建可靠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平臺,具有針對性地開展緊密聯系社會生產生活實際的實踐教育活動,讓大學生在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實踐體驗中逐漸培養正確的價值觀。一般而言,可以開展的社會實踐活動包括實習見習活動、公益慈善活動、助教支教活動、暑假或寒假“三下鄉”活動、社團活動、志愿者活動、社會調查活動以及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等。

(三)以個體為龍頭,形成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多渠道和寬領域教育格局

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觀點之三是充分認識大學生個體在價值觀教育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他們的興趣和積極性,通過多種渠道和不同領域的全面融入教育來提升教育效果和質量。根據國外經典的社會教育理論和道德認知發展理論,主觀能動性在大學生成長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時候甚至是決定性。為了充分激發他們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興趣和積極性,我國高校必須要重視和發揮大學生的主體作用,強調大學生的道德認知成長過程是個體在各種不同的道德理論和復雜矛盾沖突中主動探索、學習、思考、辨別、選擇的過程,而絕不是一個被動接受的過程。因此,包括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內的各種或顯性教育或隱性教育都需要尊重學生的興趣和愛好,不能采取過于單調呆板的教學方式,通過多種渠道、手段和方法來引導學生進行獨立思考、自主感悟和切身體會,最終接受、認同乃至內化為自身的價值觀念。每一位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大學生,只有經過這樣一個循序漸進、潛移默化而又豐富多彩的教育過程,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并以此為基礎構建自身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理想信仰,并最終轉變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際與自覺行動。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多渠道和寬領域教育格局離不開社會和家庭的大力支持與配合,因此高校要善于利用整合各種社會和家庭的教育資源,形成一定的教育合力,才能使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開展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各種社會和家庭教育資源具有開放性、群眾性、補償性、融合性等特點:開放性意味著任何人、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都能輕易獲得,這能帶來教育成本的下降,但如何有效運用卻有待費心思量和精心設計。群眾性意味著這些資源通俗易懂,便于普通人接受,當然也會是大學生比較容易接受和認同的,這對于激發他們的興趣和積極性是非常有利的。補償性意味著相對于學校正規教育資源而言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換言之,正規教育資源能達到的教育目的,這些教育資源也能實現,且更加廉價和易于接受。融合性意味著各種社會和家庭教育資源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們或者成為一個大的系統的組成部分,或者相互之間有著緊密的關系,這是最符合社會實際情況的,也是最容易在潛移默化中完成大學生的核心價值觀教育。豐富多元的社會和家庭教育資源、教育渠道的靈活多樣,能夠有效彌補高校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的短缺和不足。因此,高校應積極鼓勵大學生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和家庭資源,積極地參與實踐教學基地和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的活動,有力促進自身正確價值觀的構建。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少數群眾出現了思想觀念上的問題和一些不正確的價值取向。這對于正在成長的大學生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如何應對和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并促使廣大青年學子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成為擺在我國高校面前的一個重要使命。因此,要積極調查和研究大學生的身心特點和成長規律,注重創新方式方法,注重實效真效,潛移默化地開展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當下正值教育和文化交流鼎盛之時,作為同樣重視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西方發達國家,雖然與我國存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但還是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美國后現代主義學者格里芬認為,“通過了解西方世界所犯的錯誤,中國完全可以避免現代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10]。同時,研究發達國家的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他國經驗教訓的良好契機,通過對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理念、內容、方法、成果、師資等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在批判中繼承,在反思中吸收他國的可取之處,從而用于改進和提升我國的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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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大衛·格里芬.后現代性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 [M]. 馬季芳,譯.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16.

責任編校 陳 瑤

韓國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韓國的大學教育評估制度值得借鑒。如引入行業組織、民間評估機構等社會力量, 拓寬評估信息搜集渠道, 形成政府、社會、學校評估相結合的多元化評估體系;同時將過關式的、綜合性的評估轉為隨機性的、單項性的評估;并且引導高校將辦學重點轉向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培養人才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1 我國本科教學評估的現狀

1.1 本科教學評估的背景

本科教學評估的起因是高校連續擴招, 暴露出規模擴展快但資源供給不足, 學生人數增加快但教學質量下滑的矛盾。主管部門希望通過評估, 通過教學評估, 進一步明確高校的辦學定位, 規范教學管理, 落實教學工作的中心地位, 為提高教育質量提供關鍵性保障。另外還可借此調動各級政府積極性, 增加高等教育投入。

1.2 本科教學評估的問題和表現

(1) 評估標準單一?,F行本科教學評估采取統一的評估標準, 有一刀切的傾向。高校存在不同類型, 有的學校是研究型的大學, 有的則是應用型的大學, 對不同類型的大學, 采取統一的評估標準是不妥當的。

(2) 提供者為主的評估方式不能客觀反映真實。主要通過學校匯報材料“自證”的渠道收集信息, 評分方式以短期進校集中評估和專家打分為核心。學校為了應付檢查, 必然會一致對外, 甚至弄虛作假。而評估專家進校以后是很難弄清學校的真實情況的, 難以達到評估應起到的作用和形成長效機制。

(3) 政府主導的評估存在制度缺陷。評估的權威性并不取決于行政級別的高低, 而是取決于評估的客觀性、公正性。目前由教育主管部門推行的評估, 主要在于展示政績, 而不是發現問題;主導教學評估的教育部是管理資源分配的機構, 對每個高校利益攸關, 很難避免形式主義的現象產生, 因為評估結果直接關系到一所學校能得到多少政策優惠和資金支持。表面上評估中的形式主義是短視、功利思想作祟, 究其根源, 則在于學校管、辦、評全由教育主管部門一家承擔的制度缺陷。

2 韓國的大學教育評估

2.1 主管機構及與政府關系

依據法令, 主管大學評鑒的機關是大學教育協議會 (簡稱“大教協”, 由韓國高校于1982年自發組織) 。大教協為了公正處理大學評鑒事務, 維持其專業性, 不受政府的直接統轄, 特別設置了專業組織來運作。大教協根據法令全盤執行大學評估相關事務, 執行與大學評估相關的研究開發以及評估人力培訓, 同時公布評估認證結果。

教育部不直接管理大教協, 但為使大教協的大學評估順利推行, 予以財政支持, 采納評價認證結果, 并作為制訂大學政策的參考。同時, 教育部又指定由歷任教育部次官擔任大教協事務總長, 掌控所需要的大部分經費, 而不是由大教協單獨負責, 既賦予其空間與自由, 亦引導與限制。

2.2 評估體系及組織

發展到21世紀, 韓國大學教育評估已呈現多樣化。除大教協在執行大學綜合評估和專業領域評估以外, 還有政府機關-韓國教育開發院, 學術團體-韓國工學教育認證院、韓國醫學認證評價委員會, 以及民間團體, 如《中央日報》等參與評估。

(1) 大教協是韓國高等教育評估機構。大教協規定, 大教協為獲得大學教育與大學行政發展所需的數據, 對于大學校務及運作必須定期進行評估, 評估結果交教育部。大教協5年為一周期進行大學教育評估。

(2) 韓國教育開發院為了提高教育的質量, 以設有師資培育課程的大學為對象, 從1998年開始以3年為周期實施評估, 并向教育部呈交報告, 之后引進認證制度, 對未達標準的大學予以淘汰。

(3) 教育部直接執行的大學教育評估, 與大學教育改革事業緊密結合。教育部積極推動教育改革優秀大學補助事業、地方大學特色化事業, 以及關于21世紀人才培養的“BK21”事業、“NURI”地域革新力量強化事業等, 對相關大學及科研院所進行評估, 并且直接與財政補助結合起來。

(4) 具備專業性的相關學會也參與大學評估, 韓國工學教育認證院是與企業合作, 來評估工科大學, 而韓國醫科大學認證評估委員會則是以醫科大學為對象來實行評估。

(5) 作為民間新聞媒體的《中央日報》, 為提供較正確的大學訊息給家長和學生, 同時提倡學校間的良性競爭, 引導大學改革, 從1994年開始至今堅持進行大學評估。最初按照評估領域公布大學排名, 引發教育界與社會的強烈反響, 1995年起開始發表大學綜合排名, 并增加了專業學科分類評價。

2.3 評估過程及方法

以“大教協”推行的大學綜合評估認證制為例, 從2001年開始的第二周期大學綜合評估認證制, 積極適應21世紀社會與時代的要求, 努力使評估項目和標準與國際接軌, 以提高大學教育質量和國際競爭力為目的進行實施。以第一周期 (1994~2000) 的分析結果為基礎, 以第一周期的教育條件為參照, 重視教育的改善過程和成效?,F在的專業學科領域評估歸屬于第三周期 (2005~2009) 。

第一周期, 依據不同大學類型, 如一般大學、教育大學、產業大學等, 設定不同的評估綱要。但作為大學所擔當的任務與社會功能是一致的, 因此在評估項目上大同小異。

第二周期, 認同各大學的差異性發展, 評估標準改為按照大學的類型與特色專業, 針對各個評估項目的權重與評估基準進行多樣化, 同時, 執行核心評估尺度 (essential criteria) , 作為硬性評價的標準。

第三周期 (2005~2009) , 每年選定6~8個領域進行評估。去年2007年的評估領域為數學、貿易 (國際通商) 、化學、經營、化學工程、素材以及材料工程領域。這些領域當中, 經營學、工程學領域采取委托民間評估機關的方式來做評估, 大教協只執行數學、貿易、化學領域的評估。

2.4 評估結果及效果

大學教育評估以認證制為基礎, 因此大學綜合評估與專業領域評估的結果都以相同的方式來做評定, 并公開結果。具體的評定方式之一是“認可/不認可”的方式;另外一種方式是“最優秀/優秀/普通/有待改進”。后者的好處是, 既可得到認可, 又可標示認證的水平, 符合評估本質, 且能引導大學間的善意競爭, 有助于社會具體了解大學在質上的差異。

根據2006年度大學綜合評估結果, 大學綜合評估總共以46所學校為對象, 其中一般大學有24所, 全部得到認可 (70分以上) , 包括最優秀 (95分以上) 1所、優秀 (90分至未滿95分) 6所、普通17所。

專業學科領域評鑒也以“最優秀/優秀/普通”來評定, 就英語文學的情況而言, 提出自我評價報告書的23所學校當中, 分別為最優秀13所、優秀9所、普通1所。

另一方面, 委托民間機關的工學教育認證院所實行的工學系列學科領域, 評估結果則分為甲、乙、丙三級, 以教育改革體系的建構及達到國際水平的程度為基準。例如, 情報通信電子工學領域共有44所學校, 其中甲等6所、乙等為28所、丙等為10所, 認證比率為77.3%。

大學評估的根本宗旨系著眼于提升大學質量水平, 讓大學教育的卓越性與責任感得到社會認可。當然排名也會帶來一定的副作用, 那些既無特色又無優勢的大學在短期內可能陷入生源、財源及社會評價的被動局面。

3 對我國本科教學評估的啟示

3.1 與時俱進, 優化評估方案, 重視長效管理, 更好促進以評促建

韓國大教協推行的大學綜合評估認定制, 作為誘導大學之間競爭的一種強有力的手段, 通過對大學質量水平的系統評估, 與社會共享評估的結果, 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大學質量管理, 強化大學的社會責任、辦學特色和擴充大學的資金來源。

我國的本科教學評估盡管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問題, 但各大學絕無全然拒絕或任意否定本科教學評估的傾向, 只是針對評估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善意見。一致的認識是, 大學的生存與發展完全有賴于大學自身的不懈努力。

教學評估要真正成為確保大學教育質量的自律性依據, 那么大學與評估主體之間在評估的目的上有必要取得統一認識。評估部門要及時了解教育改革的最新動態, 對評估工作的各個具體環節和流程進行合理調整和分配, 使評估結論與必要的政策掛鉤, 真正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

3.2 在評估指標和方式上要更加切合實際, 追求客觀公正, 著眼于學校質量建設

韓國的大學教育評估結果排列的大學名次, 由于引入了政府當局、民間財團、工礦企業和社會各界紛紛向優秀大學傾斜的激勵機制, 因而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而我國體制有別于韓國, 絕大多數大學作為國家的公共教育資源, 不可能完全拋向市場, 而要著眼于全面的質量建設, 在評估體系上追求客觀公正。

比如, 將官方標準與社會評價相結合, 可考慮由教育部規定評估標準, 政府只評估辦學基本條件, 而辦學水平、特色則由社會評價, 或請中立的評估機構來操作。把一次性的教學評估轉變為建立促進教學質量提高的長效機制, 最終用就業市場對學生的評價、過硬的科研成果來說話而不是以應付檢查為目的。另外, 對不同類型的院??蛇M行分類指導, 對社會公認的名牌大學可以考慮實行免檢。

3.3 面向未來, 評估體系需要深度思考和改革

韓國的大學教育評估還處于調整探索階段, 評估過程中程度不同地存在重量化指標輕定性分析的傾向。韓中兩國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相似相融, 在全球化的時代, 教育領域的改革也必定會相互借鑒影響。

評估工作是包括學校自評自建、專家進??疾煸u估和整改在內的一個完整的體系。因此, 對待評估的態度應當是既抓好當前, 更注重長遠, 不能機械地將各項工作分割開來。從長遠意義來講, 對照評估工作中發現的問題, 有針對性地加以整改, 是極為重要的。發現問題的評估或許要比展示政績的評估對大學的發展更具有價值, 也是中國目前更需要的一種評估取向。

摘要:高校本科教學評估制度受到諸多批評和質疑, 表現在評估標準、方式及實施體系上。韓國的大學教育評估有半政府性質、專業機構和民間團體等多元化的評估體系, 以不同周期對不同層次和門類的大學和學科進行評價, 既提高了高校的教育質量, 又獲得良好的社會效益。我國的高校本科教學評估可借鑒韓國大學教育評估的做法和經驗。

關鍵詞:本科教學評估,韓國,大學教育

參考文獻

[1] 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韓國教育白皮書 (2008~2009) [Z].

[2] 田以麟.韓國的大學綜合評估認定制[J].外國教育研究, 1998, 6.

[3] 張大慶.一個人的大學評估讀書[Z].2008, 10.

韓國經濟論文范文第6篇

收稿日期:2012?12?26;修回日期:2013?06?14

作者簡介:彭升(1964?),男,湖南汨羅人,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林猤(1990?),男,福建福安人,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摘要:由成熟的市民社會以及政治精英共同推動的韓國政治轉型,其在政治變革前所面臨的社會背景與中國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韓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經驗說明,應加強市民社會的建設,重塑現代民主政治文化,改善經濟政治二元結構,健康、平穩地發展中國民主政治建設。

關鍵詞:韓國;政治轉型;市民社會;中國民主政治

韓國的政治轉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引人注目,其在政治變遷中面臨的二元國內政治環境與當代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所面對的社會背景較為相似,在韓國民主政治的建設過程中市民社會的成熟等因素推動了韓國民主化的進程,這些都對中國正在進行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一、市民社會興起對韓國政治轉型的

影響

(一) 中產階級的政治利益訴求

大韓民國建國初期,擁有美國教育背景,深受美國文化熏陶的韓國總統李承晚曾試圖在韓國推行美式民主。但是由于朝鮮半島以往是受君王專制統治,行政權力凌駕于其它權力的痕跡明顯,建國之初的韓國延續了這種政治文化的傳統慣性,因而美式的憲政體制在韓國并未得到很好的發展,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體制也并沒有遏制住行政權力的過分擴張。原本期望的民主政治模式蛻變為威權政治模式。其后上臺的樸正熙、全斗煥的軍人政府也繼續維持著威權統治的模式。這一模式在韓國經濟文化精英缺失,經濟發展與教育發展成為第一要務的情況下,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然而,盡管威權政治模式創造了“漢江奇跡”,在經濟上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績,但在衡量政府合法性的另一維度——政治自由方面,威權政府卻績效不佳。隨著經濟的騰飛,人們逐漸將關注的重心轉移到政治改革上來,爭取民主的呼聲日益壯大,威權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挑戰。伴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人

們逐漸高漲的政治自由、政治民主要求,韓國的市民社會已經初具雛形,業已形成社會結構分化的韓國社會,出現了頗具民主理念的中產階級,這為韓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獲得與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中產階級向威權政府提出了擴大政治參與的民主化訴求,并為之進行了不懈的斗爭。但與此同時,部分中產階級作為現存秩序的受益者,又主張將斗爭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和規模內,不贊成暴力斗爭。作為市民社會的主導力量,中產階級的兩面性使韓國的政治轉型更趨向于以平穩的方式進行。這樣的政治訴求方式使得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同時也使得民選政府的政權合法性基石得以鞏固。當政府與民眾之間出現矛盾時,不再是以往的以暴力方式顛覆政府,而是用和平的制度化方式來謀求政治上的共識??偠灾?,以龐大的中產階級為主導力量的政治階層的興起,在一方面促進韓國人民政治啟蒙的同時,另一方面通過斗爭表達自身的政治利益訴求,爭取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及普通民眾的支持,為日后本階級登上韓國政治舞臺奠定廣泛的群眾基礎及合法性基礎。

(二) 政治精英的歷史推動

政治精英的歷史推動作用與市民社會爭取民主的運動是相輔相成的。在大韓民國成立初期,由于經濟的不發達和教育資源的匱乏,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相對缺少,這使得政治精英由于面臨的政治權力競爭不那么激烈,而容易形成由單一政治精英主導的威權政治。但是,隨著韓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教育水平的提高,韓國的市民社會逐漸興起,從而涌現了一大批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他們與具有民主理念的政治精英

的良性互動,促進了這三種力量結成同盟,共同爭取民主。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精英當屬韓國的三任總統——盧泰愚、金泳三以及金大中。面對民主運動的不斷高漲以及威權政治體制的內憂外患,盧泰愚發表的民主化宣言所闡述的原則經全民投票被寫入了憲法。之前,韓國的憲法也幾經修改,但都是為了維護統治者威權統治的需要,唯有此次修憲體現了人民的利益訴求。盧泰愚恰逢其時的民主化宣言也使其在稍后的總統全民直選中以微弱優勢當選總統。盧泰愚政府在促進韓國政治民主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仍不可避免地被視為是軍人政權的延續。作為第一位經全民選舉產生的文人總統,金泳三在參加民主化運動時曾受到過威權政府的迫害,正因為如此,上臺后的金泳三除積極培育市民社會,進一步鞏固市民社會在韓國政治中的地位外,還在處理政府與軍隊的關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軍隊保持中立,防止軍人干政,此舉為韓國的文官政府穩定而持續地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為維護憲政權威,金泳三對前軍人政府首腦全斗煥、盧泰愚進行了“世紀審判”,藉此向韓國民眾表明了其建立廉潔政府的決心。對于政黨之間的競爭,金泳三則采取開放的姿態,加強了政黨政治的民主化運作,并促使政黨間良性競爭的開展。另一位民主化運動的領袖金大中是韓國第一位在野黨候選人成為總統的,他與金泳三在反抗威權政府的斗爭中有相似的經歷,因而也極大地促進了韓國政治民主的轉型。為整合國家力量恢復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的韓國經濟,金大中在青瓦臺宴請前總統崔圭夏、全斗煥、盧泰愚,此舉消除了韓國政黨之間多年的隔閡,加強了執政黨和在野黨的聯系。同時,金大中還創建了新黨,從而使韓國政黨政治的制度化進程向前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這些政治精英的出現代表了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利益,為表達中產階級的政治利益訴求而不懈努力。其上臺后的政治實踐使得韓國的民主化進程進一步向前推進。

(三) 民眾基督教斗爭精神的弘揚

韓國學者李相沃認為,韓國“無論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幾乎是照搬美國的政治制度或思想。這樣就產生了韓國人民價值觀念的混亂及互相矛盾。此種矛盾現象,從政治和社會領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對韓國人民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1](63)。而作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信仰自然對韓國民眾爭取民主的過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于韓國傳統的政治文化是與儒家文化一脈相承的,儒家文化注重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強調維護現有秩序,這就無法為民眾反抗政府威權統治提供思想武器。儒家文化以“和”的思想為主導,不具有反抗壓迫的精神,而基督教在韓國的迅猛發展恰恰為韓國民眾提供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在威權政府的專制統治下,教會主動承擔起了維護人權,爭取民主的使命,連原先政治立場趨于保守的天主教也加入了這場爭取民主權力的斗爭。民主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金泳三、金大中本身就是基督教教徒,基督教的平等、民主思想對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他們畢生也是為實現韓國國民能夠更好地參與政治而奮斗。同時,因為基督教的組織性質并不是單純的國家內部組織,而是跨國的、國際性的組織,因而威權政府在處理教會問題時不得不投鼠忌器,因為一旦處理不當就會引發國際性的紛爭,從而基督教的教會活動就為民主人士的民主斗爭提供了最好的隱蔽。對此,美國學者亨廷頓有過這樣的論述:“教會和教堂活動為人權和正義的活動提供了制度的基礎,以及為分享反對意見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間……”[2](116) 基督教在韓國政治轉型中主要起著凝聚人心的作用,政治精英們接受了基督教中進步的思想,從而使用這些思想對韓國民眾進行教育,以起到政治啟蒙的目的,從而為推動韓國民主進程爭取絕大多數的民眾支持。

二、政治環境結構對韓國政治轉型的

影響

政治環境結構對政治轉型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政治環境結構作為政治轉型的環境因素,影響著政治轉型的進度。

(一) 二元的國際環境對韓國政治轉型的影響

二元的國際環境主要體現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經濟上主要表現為“先進—落后”的二元國際經濟環境;政治上則表現為“民主—威權”的二元國際政治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都開始了經濟復蘇進程,許多國家的經濟都紛紛獲得了快速的發展,而韓國的經濟卻止步不前,這與李承晚執政時期國家層面的政策目標“先統一,后建設”不無關系。但是,經濟落后產生的巨大的國際環境生存壓力迫使之后上臺的樸正熙政權改變了政策目標,啟動了韓國現代化進程。作為后發展國家,其現代化進程必然具有追趕性、急劇性、全面性的特點,而發展前期的追趕性、急劇性特點要求后發展國家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領導,以便能夠調動各方面的資源,形成強大的合力,成功地啟動和推進經濟發展進程,這就為韓國威權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但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后發展國家往往是直接借鑒和遷移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技術以便形成更多的現代性因素而縮短現代化進程,因而西方價值觀中的民主、自由、平等觀念的涌入對韓國國民傳統的觀念造成了沖擊。同時,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的形成必然也會在政治上提出相應的要求,這兩個因素為之后韓國政治民主化轉型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員和社會力量支持。而全面性特點則要求韓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是全面的,即不僅僅只追求經濟的發展,政治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必須與經濟發展同步進行,這是由于發達國家的全面示范效應迫使后發展國家必須進行現代化改革,也是由于后發展國家國民對現代化進程具有較高的期望值。韓國國內的政治改革要求一直遭到威權政府的抵制,它們認為唯有威權政治才能實現政治的穩定,但與此同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席卷歐洲、拉美、東亞、非洲等地,韓國的政治精英和要求在政治上提升自身地位的中產階級大受鼓舞,此時的威權政治在民主政治浪潮的沖擊之下已岌岌可危。綜上所述,韓國是通過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較為成熟的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憑借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響,在國內政治舞臺上提出本階級的政治利益訴求。

(二) 二元的國內環境對韓國政治轉型的影響

韓國國內環境的二元結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另一個是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韓國國內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是一種“強國家—弱社會”的關系,這是由威權政治的運行機制決定的。在韓國建國之初,通過各種措施,政府集中了大量的經濟資源。同時,繼承了日本殖民者留下的龐大統治機器的韓國政府,也掌握了國內的絕對話語權。冷戰期間韓國軍隊的快速發展更是為軍人政權的威權統治埋下了伏筆。以上三種因素使得韓國的“強國家—弱社會”模式更加得到了強化。在韓國啟動現代化進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之后,這種模式受到了正在崛起的新興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的挑戰。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試圖擴大社會在政治決策上的話語權,這就與威權政府所要維持的政府權威產生了沖突,社會與威權政府對政治話語權的爭奪在所難免。經濟與政治之間的二元關系則主要體現在快速發展的經濟與滯后的政治改革之間的矛盾。憑借著出色的經濟績效,威權政府在執政前期獲得了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但是,經濟的發展也使人們對政治參與的期望值提高,威權政府卻試圖忽視這種政治利益訴求以保持政權的穩定性,背離民主化政治道路的威權政府因此逐漸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從而造成了政治的不穩定,政治的不穩定進而又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進程,在這種情況下,中產階級的經濟利益無形中受到了影響,因而其要求變革現

有政治模式的呼聲也更加高漲。崛起的中產階級力量主要集中在社會當中,通過其在經濟上的主導作用,中產階級的勢力逐漸滲透到政治領域,影響政治決策和政治走向,從而逐漸使市民社會的力量強于國家,改變了“強國家—弱社會”的情況。

三、韓國政治轉型對中國民主政治

建設的啟示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與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韓國,其政治制度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而對于韓國政治轉型中的經驗,中國在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應吸其精華、去其糟粕,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進行循序漸進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建設,最終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

(一) 加強市民社會建設

市民社會的崛起在韓國的政治轉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市民社會的成熟是有利于鞏固政府執政合法性基礎。中國與韓國的國內環境同樣是二元結構的,即“強國家—弱社會”模式。這與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形式密切相關。中國共產黨是依靠軍事斗爭的勝利獲得政權,并且為了鞏固處于資本主義包圍下的社會主義政權,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成為必需。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利益主體多元,這些利益主體擁有著自己的經濟利益需求和政治利益訴求,因而其必然要求在政策制定上擁有話語權以促成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政策出臺。這些利益主體的要求實質上是正在形成的市民社會需求的反映。政府對于市民社會力量的崛起應抱有正確的心態,不應該采取敵視甚至是壓制的態度,而應該以主動的心態積極培育市民社會以加強自身執政的合法性。成熟的市民社會是由一個個成熟公民所組成的,而成熟公民的標志便是是否具有主體意識。中國經過了數千年的封建統治,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對民主、法制的破壞,公民的主體意識并沒有得到樹立,缺乏主體意識的公民會削弱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不利于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而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關鍵在于教育。政府應通過教育機構開展啟蒙教育,向公民宣傳民主、平等的政治價值理念,培養公民的國家責任、社會責任意識,從而促成公民主體意識的生成。

(二) 重塑現代民主政治文化

韓國的政治文化的二元結構特征體現在原有的政治價值與從發達國家移植過來的政治價值并存。韓國政治文化系統的二元性并沒有導致韓國政治運行的紊亂,在面對異質文化的沖擊下,韓國的政治文化主流仍保持著儒家的政治價值取向,但與以往相比加入了更多現代的、民主的元素以適應政治體制的發展。中國的政治文化也呈現出二元結構,即數千年來傳統的政治價值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價值文化之間的二元結構。而這兩種政治價值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沖突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人們面臨著政治信仰危機,即原有的政治價值文化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中生存價值不大,甚至面臨著被拋棄的危險,而新生成的政治價值文化由于舊有政治價值文化的抵制和人們的思維慣性,一時難以被人們接受,因而在政治信仰地帶就出現空白現象。為緩解傳統的政治價值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價值文化之間的沖突,就必須重塑一種現代的、民主的政治文化。為此,必須做到:首先,加快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程,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理論成果以指導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其次,對傳統的政治價值文化進行揚棄,傳統的政治價值文化并不是一無是處,再加上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感情以及這種文化的歷史積淀,使得人們一時間難以接受新的政治信仰。為此,尋找傳統政治價值文化與現有政治價值文化的共通之處,以人們可以接受的形式向人們進行宣傳教育,促進人們政治信仰的形成與政治文化系統的和諧。最后,政治文化的形成應適應時代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已經勢不可擋,因此政治文化中民主已經成為必需的因素。而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必須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保證,通過制度的建立形成一種民主的政治制度文化,從而輻射到整個政治文化系統,形成民主的政治氛圍。

(三) 改善經濟政治二元結構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經濟改革開始的,自1992

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處于良好態勢。但是與經濟發展的迅猛勢頭相比,中國的政治改革的步伐卻稍顯滯后,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因此,進行政治改革迫在眉睫。而這場政治改革的方式應該采取自上而下的漸進式的改革。之所以采取這種方式與中國現存的“強國家—弱社會”的政治模式有關,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會由于其力量薄弱,導致其不可能擔負起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任,因而政府就當仁不讓地接過了政治改革的使命。而政治改革應主要從兩個層面著手:一是文化層,二是制度層。在文化層方面,一個運行協調的政治文化系統是必備的,但是對于擁有公權力的行政人員的思想以及良好的行政人格的塑造是十分迫切的。只有權力的行使者樹立“權為民所賦,必為民所用”的權力觀以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服務觀,才能更好地避免權力尋租行為,政治改革的軟件層面的改造才算基本完成。制度層方面的改造屬于政治系統硬件層面的改革。在制度層方面,政府應建立更多民主參與機制盡可能地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以及更完善的利益表達制度,如聽證會制度、信訪制度等,改變以往公民的政治利益訴求被“無視化”或“靜音化”的政府的不作為現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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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塞繆爾·亨廷頓. 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M].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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