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內容摘要：本文著重于儒家思想文化在韓國的發展延續，并與我國儒家文化的現狀進行比較，從而發現韓國的儒家思想對我國的高校教育的啟發。并通過分析孔子的儒家文化在韓國被廣泛應用并根深蒂固的原因及現狀，發掘對中國學校德育教育的啟示，借鑒好的教育經驗，使大家更好的接受德育教育成長成才，同時增強我們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意識。
關鍵詞：韓國 儒家思想 高校教育
一、儒家文化的歷史背景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是由我國先秦時期的孔子所創立，經過不斷發揚光大，在東亞和東南亞廣為流傳，特別是韓國和日本。我們在平時韓語專業的學習過程中也了解到，韓國比儒學的誕生地中國更加遵崇儒家文化，《洛杉磯時報》曾報道說：“韓國比中國更儒家”。在韓國，雖然有多種宗教存在，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后，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韓國人日常生活中可以體現出的儒家傳統文化，而且通過種種細節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已經深深根植于韓國社會，在政治體制，經濟模式以及社會生活等各方面都產生了某些積極的影響。
但是現在外來文化的強力沖擊之下，我們對儒家思想的傳承的意識越來越淡?？萍及l達了，人們更多愿意面對手機和電腦，甚至連幾歲的孩子都心心念念著電子游戲，而對一些傳統游戲完全不了解。很少有學校會為學習傳統文化專門開設課程，這導致孩子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越來越少。當我們為圣誕節大肆慶祝的時候，很多年輕人已經不會包粽子、做湯圓，一到端午元宵，都去超市里買粽子和湯圓。這些都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必須重視。
二、儒家文化對于高校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中開展關于儒家文化的系統性的課程較為合適，一來，大學生相對來說時間比較充足，沒有特別繁重的學業壓力，而且大學生對于理論知識的接受能力較強。高校中是學生學習多元化的知識的好時機，但我們不能忘本，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不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被人們淡忘，學習傳統文化是每個學生都要做的。
儒學這一在中國文明史上獨領風騷上千年的傳統文化，在當今的學校人才教育中，更顯示出其非凡的現實意義。重視儒學經典教育，讓每個學生終身受益。學習儒學經典著作，促進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把握儒學經典精髓，培養學生健康向上的人格。弘揚儒學經典文化，增強學生的歷史責任和時代使命。 因此，學校在實施教育過程中，結合社會現實、針對學生實際，把儒家經典教育納入學生課程體系之中。
儒家思想本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文化精髓，流傳到韓國后也相當受重視。韓國現在從小學到大學都有專門設立有關儒家文化的課程，反觀我國學校中開設的卻少之又少。
我們要學會根據韓國的儒家文化來反思自己，并且在高校中開始著手。大學是提升學生綜合能力的最后一個階段，不僅要從專業知識技術的角度，更要是從人格素養的方面來考慮，一個學生是否能成為真正的棟梁之才。
現在，中韓兩國的交流越來越密切，很多人去學習關于韓國的歷史文化，其中也不難發現兩國的文化中有許多的相似點，當韓國把儒家思想十分推崇的時候，我們不能坐以待斃，畢竟這是我國的文化，大學生作為一代即將出世的新生力量，更應該把儒家文化發揚光大。
三、儒家文化在韓國高校的發展
細心觀察，在韓國語的部分詞語的運用上有很值得深思的現象，比如在漢語中通常會使用“我媽媽”或“我爸爸”等詞，而在韓國語中，卻用“？？ ？？”翻譯成中文也就是“我們媽媽”，這實在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語言現象，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對于韓國本土文化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
早在1960？年，韓國就將儒家文化放入到大學、中學、小學的教育科目里面。在推行國民精神教育的過程中，韓國始終把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作為載體，通過傳播儒家文化達到鑄造韓國民族精神之目的。韓國初中道德課滲透儒家文化傳統，要求學生要孝敬父母老師，尊敬師長，團結同學，與人要和諧相處。大學開設的國民倫理課吸取儒家文化的精華，并且進行自立自主思想方面的教育，以達到強國之目的。亞洲金融風暴過后，韓國又提出“文化立國”國策，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精髓，將其融入到現代生活之中。？例如，在高麗大學中設有“職業與道德、道德理論教育”的必修課程，和孟子著作導讀、韓國的儒家等一些選修課程。而且韓國著名的成均館大學的辦學目的就是為了促進王室對儒家思想的進一步理解與研究。
韓國推行“文化立國”最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華，把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社會，發揮儒家文化的社會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們乃至全人類都應該珍惜的精神財富，我們肯定其德育價值和弘揚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時，要正視其時代局限性。 由此看來，韓國相當注重儒家的發展，對我國高校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比如，上課前，見到老師說：“老師好?！毕抡n時說：“老師再見?！边@些都是我們平時比較忽略的東西，雖然說師生之間像朋友一樣相處的模式有助于推動學習氛圍，但是尊敬老師這一點我們必須要牢記，而且要用行動來表示?；蛘哌€可以舉辦有關儒家的文化節、知識競賽等一些有趣的活動，這樣寓教于樂更加可以讓同學們接受，因為有不少同學表示由于儒家理論課程比較枯燥，沒有很大的學習動力。
通過對韓國高校人文社科課程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分析，我們一方面要看到韓國高校與我國高校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差異性，要在承認兩國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存在差異的前提下分析韓國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和特征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清楚認識到韓國與我國同屬于東亞儒家文化圈、同處于全球化時代的轉型時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解決好繼承傳統和堅持創新相結合、民族精神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相結合的問題是兩國共同的任務。通過借鑒韓國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和途徑，以期能使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挖掘新的思路、找到新的方法。
四、韓國德育現狀對我國的借鑒作用
儒家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長期以來在韓國社會中一直占主導地位，并通過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影響著韓國社會的政治、教育、法律制度及整個經濟文化生活。而我們能夠感覺到我國在保護傳統文化方面也在加強，如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華成語大會等，但儒家文化傳承方面尚有不足，特別是韓國適時地發展儒家道德思想，在學校教育方面也采取行之有效的德育教育方式，這些對于提高和完善我國學校的德育水平應該具有一定的啟示借鑒作用。
（一）家庭教育的借鑒
在韓國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禮治教育。遼寧省沈陽市的西塔地區是繼美國洛杉磯以外朝鮮族第二大海外生活區。隨著1988年中韓兩國建交之后，越來越多的韓國人、朝鮮族人以及朝鮮人來到沈陽西塔地區，許多韓國家庭也隨之來到中國定居生活。在韓國家庭中，父母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從兒時就培養他們按照韓國傳統禮儀來尊敬長輩以及愛護晚輩。孩子們從小就養成了良好的禮儀習慣，如長輩再給晚輩倒酒的時候，晚輩一定要雙手持杯或者右手持杯，另外左手放在右肘部表示尊敬，同時不能面對長輩飲酒，要側過頭飲酒;這些簡單的禮節雖然簡單，但是卻反映了儒家孝、仁、禮思想在韓國家庭教育中的影響。？這一點也無疑是可以為中國高校生所學習的。
而中國式家庭教育，讓人聯想到的更多是“棍棒”或是“溺愛”這樣的詞匯。家長們望子女成才心切，然而卻往往不知道正確的教育方式，很容易走上一個極端。例如現在的小孩子常常上補習班，為此失去了很多玩樂的機會，也很容易失去小孩子的意志、樂趣等非智力因素。另外，體罰又是一嚴重的社會現象。不僅家長，甚至學校里都會出現這種狀況，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心智發展。
（二）學校教育的借鑒
在韓國教育觀深受儒家尊師重道思想的影響，自古傳承至今。今天的韓國人對教育的關注度絲毫不亞于國人。在韓國人的觀念中，教師和學校對孩子的影響甚至堪比家庭。即使再年輕的教師，享受的禮節也遵照家長的形式。同時，在韓國社會中，教師的社會地位一直以來都受到全社會的認同。
所謂“尊師重道”，這正是儒家文化的精華所在。但據我們調查顯示，中國大部分高校雖然都設置有中國文化相關課程，但基本為選修課程，而大學生往往會因這樣的課程枯燥而放棄學習。這就導致了除了在學校的基本教育以外，大學生很難在學校內接觸到儒家相關課程的教育。對此，我們建議部分有條件的高?？梢栽O置一些儒家文化館，并輔以多種表現形式來展示儒家文化的精髓。如觀看紀錄片，舞臺劇表演，創新方式的導入也許會吸引一些高校生學習與了解。
儒家文化教育不僅對大學生的思想道德方面有很大的幫助，更是可以幫助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對于其人際關系的加強和集體意識的培養都是有極大的作用的。希望中國高?？梢越梃b好的教育經驗，并形成一種良好的教育的氛圍，研究和發揚儒家文化，廣泛地應用于我們的高校教育中，取長補短，使大家更好的接受德育教育成長成才，同時增強我們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意識。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大學生創新計劃 “韓國的儒家文化對高校德育教育的影響及啟示”（項目編號： 20141026164）的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海洋大學朝鮮語系）
韓國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開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內容的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實踐活動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一項重要使命。當前，我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仍存在教育渠道、教育內容、教育方式過于單一等問題。應在充分考慮我國高校的差異性和獨特性的基礎上，學習發達國家豐富的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經驗，以學校為主線，推動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課程教學改革和課程體系建設；發揮家庭和社會的協同作用，構建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隱形教育體系；以個體為龍頭，形成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多渠道和寬領域教育格局，不斷提升我國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成效。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策略路徑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體現了其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反映了其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領作用，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盵1]為了能夠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高校必須通過“強化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大學生發展的全方位和全過程。
一、當前我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存在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部門和大學機構對于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高度重視，在制度設計、政策宣傳、課程教學和實踐活動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確保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效傳達和青年大學生的健康成長。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國際形勢的巨變、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以及社會結構與利益格局的重構，人們的思想觀念與價值體系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而大學生的價值取向也表現出多樣化選擇。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大學生的學習、生活、交往和思維模式都因外部世界的影響而發生著深刻的改變，以往由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制約作用被打破，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教育渠道過于單一，無法整體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處于核心地位，所體現的是其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也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因此，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不能局限于“點”“線”，而應從“面”的角度整體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而真正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然而，從目前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情況來看，主要渠道仍集中在課堂教學和傳統媒體（電視、報紙）宣傳，這種教育渠道的單一性導致了大學生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了解非常有限。同時，教育渠道的單一性還導致了大學生無法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生產實踐結合起來，只是停留在文本信息的識記上，也就根本無法認識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真正價值所在。[2]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渠道和路徑不能過于單一，如果脫離其母體或存在根基，沒有將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狀、國內與國外緊密結合起來，是無法從整體上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
（二）教育內容過于單一，無法全面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種綜合性的思想架構，不能僅僅從空洞的理論尋求認識和理解，其所包含的內容涉及價值取向、理想信念、社會責任、公民意識、文明禮儀、心理素質、人文精神等。然而，從目前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情況來看，主要內容集中在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等宏觀層面，對于與大學生個體成長相關的公民意識、文明禮儀、心理素質等微觀層面的內容關注太少。[3]伴隨著社會形勢的巨大變化，當代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內容呈現出多元化的需求，尤其那些關系到大學生未來發展和人生規劃的內容更需要被納入教育內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絕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應該切實地與每一位教育個體結合起來，滿足不同個體的個性化和差異化教育需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內容選擇確定和教育活動開展一定要立足于當代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和需求進行。
（三）教育方式過于單一，無法主動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陣地和主渠道，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仍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由于教育載體、教育手段和方法有待整合與優化，大學生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態度有些消極，學習主動性不強，能夠真正做到認真聽講和完成作業的相對較少，部分大學生上課無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存在遲到早退、逃課缺課的問題。究其根源，無疑與教育方式存在密切聯系，不少學生抱怨“內容死板且脫離現實”“灌輸式教學無法引起學習興趣”“教學缺乏互動與吸引力”等問題。[4]同時，教師過于注重基于傳統課堂教學的說教形式，對于新興媒體也沒有積極使用，無法發揮信息化教學手段如電視教學、多媒體教學、網絡教學的作用，導致大學生“左耳進，右耳出”，主動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態度消極，根本沒有達到預期教育目標。因此，必須改變這種形式單一、缺乏靈活性的教育方式，致力于對教育方式和手段進行改革創新，積極開展啟發式、參與式、研究式教學，才能真正改變當前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現狀。
二、國外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要特征
盡管不同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存在巨大的差異，但都擁有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核心價值觀，并大力倡導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發達國家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核心價值觀，如美國將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視為本國的核心價值觀，并使其在大學教育中全面融入；歐盟國家以“自由、民主、尊重人權、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為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并在大學教育中將其作為基本原則；英國社會秉持自由民主的傳統，并將其全面滲透到教育領域；新加坡同樣擁有明確的核心價值觀，將國家、社會、家庭、個人、種族、宗教的關系論述上升到國策高度，并與大學教育進行有效地整合；日本在中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都運用各種方式傳播其愛國、合作、感恩、尊重、秩序、法治等價值觀念。整體而言，西方發達國家在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系列可供學習和借鑒的有益經驗。
（一）政府將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納入國家戰略和規劃
政府始終是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要決策者和推動者。西方發達國家要求高等教育不僅要使大學生掌握扎實的科學文化知識，還要引導他們了解本國的發展歷史與傳統文化，逐漸接受與認同所倡導的核心價值觀念。因此，各國政府都高度重視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明確教育的目標和定位，并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以支持教育的發展。例如，美國以“公民教育”為抓手，將核心價值觀教育與培養合格的美國公民緊密結合起來，不僅要求符合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需要，而且還與大學的教育體制和管理機制（尤其是撥款機制）直接掛鉤，確保了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效果和效率。日本是一個有著強烈憂患意識的國家，充分認識到本國的劣勢，因而特別強調國家意識形態與責任感的培養，并制定了統一的實施方案，直接納入大學的國民教育計劃，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經費投入。此外，歐洲國家也都將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上升為國家戰略，由政府機構制訂統一的教育方案，明確教育的目標和方向，并直接對高校進行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監督、管理和指導。
（二）推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改革創新
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拘泥于單一的形態和方式，需緊跟社會發展形勢持續推陳出新，才能獲得良好的效果。國外高校在開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過程中，不僅重視以課堂講授和理論灌輸為主要形式的顯性教育，也注重運用各種隱性教育方法，包括環境建設、社團活動、校史傳承、校風熏陶、學術會議等。以課堂教學為主的顯性教育始終都是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要形態，需要在知識講授之外提供更加豐富的教育方式。新加坡以教學項目為依托開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設置了包括社會活動項目、專題講座項目、傳統文化項目、紀念日項目等多種類型的教學項目，服務于“共同價值觀”的傳播和教育。同時，為了兼顧不同種族、宗教和背景的學生的需要，新加坡還設立了一些特色實踐項目以提升國家認同感和社會向心力，如“華語運動月”“愛神運動”“國民意識周”，使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效果倍增。[5]隱性教育在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中所發揮的潛移默化和滲透引導作用毋庸置疑，因而更需要采用一些創新形式和手段來實施。一直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將校風培養、榜樣示范、活動開展和環境建設納入隱性教育的內容，使得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能夠延伸至高等教育的全過程和各個環節。美國大學利用各種全國性節日、紀念日以及學校的入學與畢業儀式活動來開展核心價值觀教育；歐洲大學特別注重學校社團活動，通過涉及各種學科和領域的活動開展來強化學生對于核心價值觀的認可；韓國重視影視文化的巨大宣傳作用，尤其是通過在影視中英雄形象的塑造來傳達愛國情感和奉獻精神，有力地推進了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6]
（三）強調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
盡管核心價值觀是理論和思想層面的內容，所開展的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也特別注重理論知識的學習和研究，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實踐層面的應用。事實上，只有將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與社會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才有可能發揮其思想指導和價值引領作用。因此，西方發達國家在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中，對于培養大學生的道德認知和選擇能力特別重視，認為如果要在錯綜復雜的現實社會環境中分清是非，明辨真偽，做出正確的決策和行為，就必須強化大學生的道德認知能力和判斷能力的培養與鍛煉。以美國為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一直是美國高校人才培養的核心內容，他們高度重視訓練大學生的價值判斷選擇能力，提高其道德實踐能力，并強調綜合運用價值灌輸、價值辨別、價值推理和價值解析等多種教育方法，從而引導大學生通過獨立思考和自主探究來潛移默化地認識和認同美國所提倡的核心價值觀。同時，有關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學術研究在美國也取得重要進展，其中以美國心理學家柯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認知發展階段理論（Theory in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最為著名，依據該理論所開展的核心價值觀教育發展出眾多的課程范例。[7]一直以來，澳大利亞的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都重視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通過諸如學校文化宣傳、社會團體活動、多元文化展示、公益服務活動等形式，讓大學生在實踐中體驗、在體驗中領會、在領會中成長，進而形成堅實的本國核心價值觀。[8]
（四）實現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多渠道、寬路徑
為了提升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效果和效率，僅僅依靠學校教育是不夠的，必須充分發揮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協同作用，采取多渠道、寬路徑的方式來推進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西方發達國家將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推進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結合家庭啟蒙、學校教育和社會引導等多種渠道全面展開，利用三方的協同合作來拓寬教育的培養路徑。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學校和社區民間組織對于“英國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和落實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家庭啟蒙教育中注重對于本國歷史文化的傳承，以紀念日活動、博物館參觀和日常行為規范訓練來凸顯核心價值觀；在學校教育中將核心價值觀納入課程體系，并提出明確的評價和考核標準；在社會引導教育中，通過廣泛開展公益慈善活動來提升大學生的公民意識和慈善觀念，確保社會穩定和增強社會凝聚力；政府部門為各個部門、機構、社團和學校之間開展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合作提供依據，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體系。[9]新加坡對于家庭在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非常重視，為此還專門設立了家庭教育民眾委員會，并對家長開展針對性的培訓，讓他們充分意識到家庭教育對于培養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價值，進而督促家長不僅要配合學校開展統一規范的核心價值觀教育，還要在家庭教育中以身作則，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來促進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形成。
三、中外比較視野下的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
當前，我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和完善。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要求：“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學作為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必須把培育和踐行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為自身重要職責和使命任務?！痹诔浞挚紤]我國高校的差異性和獨特性的基礎上，積極借鑒國外高校開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先進理念，并將其運用到具體的教育實踐中去。
（一）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內涵解析
作為先進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引領社會風尚的一面旗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貫穿于高等教育發展的一條主線，對于確保社會主義事業薪火相傳、繁榮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為了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我們提出了“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的概念框架。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的內涵由三個方面組成：在實施對象上，充分調動個體、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力量，集中各方力量推進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在實施路徑上，以學校教育為主線，與家庭啟蒙和社會引導協同配合，激發個體認識和學習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性；在實施策略上，強調學校教育的課程教學改革、家庭啟蒙的“潛移默化”和“無處不在”、社會引導的項目設計和活動開展以及個體發展的過程性與差異性。
（二）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策略路徑
1.以學校為主線，推動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課程教學改革和課程體系建設。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觀點之一是凸顯學校在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的主導作用，不僅要重視課程教學，還要持續推進課程教學改革和強化課程體系建設，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科學、全面的價值觀教育體系。大學課程教學是培養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主要渠道，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論課一直都是我國高校最為重視的價值觀教育課程，其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但目前思想政治理論課仍存在教學內容重復單一、教學方式死板落后、教學目標脫離實際、教學評價缺乏科學性等問題，必須加快推進課程教學改革。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需要從教學內容的整合、教學方式的創新、教學資源的拓展等多重路徑入手，改變千篇一律的教學形態，強化能力導向的教學評價機制構建。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論課要深刻認識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的價值取向，并根據價值取向重新設計教學內容，進一步明確教學目標，運用各種方式使課程教學從理論說教、政策宣講逐漸向價值觀教育和引導轉化。另一方面，理清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基本脈絡，完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體系，將理論知識學習和道德認知能力培養進行科學合理地穿插，使其能夠貫穿于課程教學的全過程，讓大學生完全逃離枯燥乏味和死板教條的課堂氛圍。
同時，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僅僅依靠思想政治理論課這種單一渠道開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顯然是不夠的，應該高度重視大量專業課程和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在傳播和宣傳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方面的作用。其他課程的任課教師也要認識到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重要性，將培養大學生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視為課程教學的目標之一，重視價值觀教育在教學內容中廣泛深入滲透。為了提升教學效果，任課教師還需要充分挖掘并整理專業課程和文化素質教育課程中所蘊含的價值觀內容，將這些內容的學習有機融入到教學的全過程，使價值觀教育與專業知識學習、人文素質培養能夠有效地加以整合。此外，基于課程教學還可以安排設計各種活動，如辯論、競賽、演講、研討等多種方式開展價值觀教育。
2.發揮家庭和社會的協同作用，構建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隱形教育體系。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觀點之二是應該在明確學校主導作用的同時，發揮家庭和社會的協同作用，在顯性教育之外構建一個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隱形教育體系。高校主要擔負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顯性教育的任務，并且更多地傾向于理論教學和知識灌輸，因而難免會影響到教育效果。實際上，國外高校在開展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過程中不僅關注一些抽象理論和空洞道理的講授，同時注重發揮家庭和社會的協同作用，將知識傳授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促使那些理論和道理轉化為具體生動的問題。在此過程中，家庭和社會的協同作用至關重要，可以將學生的學習轉變為一種切實的感悟和體會，進而使大學生在日常生活實踐和具體社會活動的體驗中加深對核心價值觀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絕不能僅僅依靠學校，而是應該將學校與家庭、社會視為一個整體，既有理論層面的說教，又能在實踐層面與學生的情感、認知和行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才能確保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面對當前大學生在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的被動狀態和聽而不信的尷尬局面，我們需要努力探索不同的教育手段和教育環境，擺脫固有的僵化教育模式，在顯性教育之外開拓新的隱性教育空間，讓大學生在真實的社會環境中感悟理論的真諦和探索實踐的體驗，進而促進正確科學的價值觀的培養。西方發達國家的高校非常注重通過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實踐活動來潛移默化地開展價值觀教育，這就是隱性教育的體現。因此，我國高校在開展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的過程中要注意研究大學生在不同階段思想認識和價值取向的特點，以此來確定不同階段的教育重點和教育方法，依靠家庭和社會的力量建立高效的實踐教育體系，并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為大學生搭建可靠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平臺，具有針對性地開展緊密聯系社會生產生活實際的實踐教育活動，讓大學生在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實踐體驗中逐漸培養正確的價值觀。一般而言，可以開展的社會實踐活動包括實習見習活動、公益慈善活動、助教支教活動、暑假或寒假“三下鄉”活動、社團活動、志愿者活動、社會調查活動以及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等。
（三）以個體為龍頭，形成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多渠道和寬領域教育格局
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觀點之三是充分認識大學生個體在價值觀教育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他們的興趣和積極性，通過多種渠道和不同領域的全面融入教育來提升教育效果和質量。根據國外經典的社會教育理論和道德認知發展理論，主觀能動性在大學生成長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時候甚至是決定性。為了充分激發他們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興趣和積極性，我國高校必須要重視和發揮大學生的主體作用，強調大學生的道德認知成長過程是個體在各種不同的道德理論和復雜矛盾沖突中主動探索、學習、思考、辨別、選擇的過程，而絕不是一個被動接受的過程。因此，包括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內的各種或顯性教育或隱性教育都需要尊重學生的興趣和愛好，不能采取過于單調呆板的教學方式，通過多種渠道、手段和方法來引導學生進行獨立思考、自主感悟和切身體會，最終接受、認同乃至內化為自身的價值觀念。每一位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大學生，只有經過這樣一個循序漸進、潛移默化而又豐富多彩的教育過程，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并以此為基礎構建自身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理想信仰，并最終轉變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際與自覺行動。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多渠道和寬領域教育格局離不開社會和家庭的大力支持與配合，因此高校要善于利用整合各種社會和家庭的教育資源，形成一定的教育合力，才能使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開展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各種社會和家庭教育資源具有開放性、群眾性、補償性、融合性等特點：開放性意味著任何人、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都能輕易獲得，這能帶來教育成本的下降，但如何有效運用卻有待費心思量和精心設計。群眾性意味著這些資源通俗易懂，便于普通人接受，當然也會是大學生比較容易接受和認同的，這對于激發他們的興趣和積極性是非常有利的。補償性意味著相對于學校正規教育資源而言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換言之，正規教育資源能達到的教育目的，這些教育資源也能實現，且更加廉價和易于接受。融合性意味著各種社會和家庭教育資源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們或者成為一個大的系統的組成部分，或者相互之間有著緊密的關系，這是最符合社會實際情況的，也是最容易在潛移默化中完成大學生的核心價值觀教育。豐富多元的社會和家庭教育資源、教育渠道的靈活多樣，能夠有效彌補高校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的短缺和不足。因此，高校應積極鼓勵大學生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和家庭資源，積極地參與實踐教學基地和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的活動，有力促進自身正確價值觀的構建。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少數群眾出現了思想觀念上的問題和一些不正確的價值取向。這對于正在成長的大學生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如何應對和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并促使廣大青年學子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成為擺在我國高校面前的一個重要使命。因此，要積極調查和研究大學生的身心特點和成長規律，注重創新方式方法，注重實效真效，潛移默化地開展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當下正值教育和文化交流鼎盛之時，作為同樣重視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西方發達國家，雖然與我國存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但還是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美國后現代主義學者格里芬認為，“通過了解西方世界所犯的錯誤，中國完全可以避免現代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10]。同時，研究發達國家的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他國經驗教訓的良好契機，通過對大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理念、內容、方法、成果、師資等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在批判中繼承，在反思中吸收他國的可取之處，從而用于改進和提升我國的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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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校 陳 瑤
韓國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一個國家的溝通典型如何影響這個國家媒體的報導內容
眾所周知，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而一個國家的文化則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溝通典型，是含蓄還是大方，是喜歡獨立英雄還是倡導集體第一，這都與各國在歷史的長河中形成的獨特的文化密不可分，而也正是因為各國的溝通典型和文化不一樣，各個國家的媒體在報道重大事件時所看到的角度不一樣，那么他們得出的結論和觀點也就自然會不一樣。而主流媒體的報道又會進一步的引導大眾的觀念，那么，現在就讓我們舉例看看幾個不同國家的文化、溝通方式是如何在影響著該國媒體的報道內容。
說起韓國文化，就不可不談“眼淚”和“哭泣”，這也正是韓國文化鮮明的一面，而韓劇的盛行也正說明了這一點。那么，到底是什么導致韓國人這么愛哭，又是什么導致那么多媒體追捧賺人淚花的韓劇呢?也許我們需要從韓國文化中尋找答案，韓國的歷史可以簡化為一部受屈辱史。以前韓國是中國的附屬國，世界大戰后仍然動蕩不安，并且不幸地成為了美蘇冷戰的主要戰場之一，被迫將國家一分為二。在這種壓迫下，韓國人沒有學會如何去反抗，而是把自己的不幸和不滿傾注于淚水，想要一泄而盡，同時，淚水也蘊含了韓國人對現實的無奈，或許，對于韓國人來說“哭能解決一切困難”?；蛟S因為歷史的不幸，韓國人一直是一個自卑且充滿淚水的民族，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韓劇會如此盛行，媒體為什么會那么青睞韓劇了。由于受到儒教和佛教的思想影響，韓國人表達自己的情感時一直都是比較含蓄委婉的，韓國文化的影響導致韓國人的愛不是現在進行時，而是過去時。過于靦腆謹慎使他們失去了所愛的人，到最后剩下的只有心中無法割舍的愛與無盡的淚水。韓國的文化使得他們的媒體也富有感情，更傾向于傷感和自卑，媒體在報道事件的時候也更加容易沉浸在對現實的無奈和傷感之中。
韓國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 韓國是世界上重要的水產品生產國與消費國，并與我國有著密切的貿易伙伴關系。韓國水產養殖業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根據韓國水產業發展的趨勢，分析了韓國近幾年主要養殖品種的養殖產量、模式以及存在的問題，以期為我國水產業的發展及兩國間的水產品貿易提供借鑒。
關鍵詞韓國；水產業；養殖模式；養殖產量
A
Key wordsSouth Korea； Aquaculture； Breeding model； Aquaculture production
韓國位于朝鮮半島的南半部，東、南、西三面環海，與我國和日本隔海相望。韓國海岸線長2 413 km，有大約 3 000個島嶼。韓國海域面積是陸地面積的5倍，同時又地處北太平洋漁場南邊，有豐富的漁業資源，漁業產業一直是韓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韓國人開發出自己獨特的水產品料理文化，人均水產品消費量在2011年已達到53.5 kg（魚類、貝類和海藻；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食品供需表資料）。然而，近年來由于過度捕撈，漁業資源匱乏，韓國對水產養殖業的關注日益增加（表1）。韓國水產養殖業在過去的40年內發展十分迅速。在20世紀60～70年代， 紫菜、牡蠣等育苗技術發展起來，20世紀80年代致力于貝類養殖，20世紀90年代開始魚類的網箱養殖，而現在主要開發集約化和可持續發展的高科技養殖。2011年，海水養殖是水產養殖業最大的貢獻者（1 448 000 t），占水產養殖總產量（1 478 000 t）的98%（表2），2012年海水養殖產量達到148.895 0 t，比2011年增加了2.83%[1]。通過政府的支持以及不斷的研究開發，韓國水產業在過去的50年內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韓國曾經是主要水產品出口國，但在過去的10年中，這種趨勢已經發生逆轉，國內對水產品的需求已經要依靠進口來滿足。2011年韓國進口水產品總額為38.3億美元，比2010年（30.3億美元）增長了24%[2]。
1海水魚類養殖
由表2可知，海水魚類養殖總產量是73 108 t，占2013年水產養殖總產量的4.89%。整體海水魚類養殖產量排名第三，僅次于藻類養殖（67%）和貝類養殖（26.65%）。
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是韓國最重要的海水魚類養殖品種，緊隨其后的是許氏平鲉（Sebastes schlegelii）、鯔魚（鯔科）、真鯛、鱸魚（Lateolabrax japonicus）和其他一些種（鮸魚、河豚等）。韓國2013年主要海水魚類養殖產量見表2。
養殖者們沒有認清生飼料的使用與水環境污染、疾病暴發和高生產成本間的關系，誤認為膨化飼料不能象生飼料一樣有效促進生長和保障存活率[5]。此外，網箱養殖的過度投喂引起過多的氮、磷排放，從而導致藻華和赤潮的爆發成為夏天的常見現象。高密度養殖也導致了疾病頻發，每年都會出現一些新的疾病。盡管流水式養殖和循環水養殖能夠解決這些問題，但是由于其高投資和運營成本，只有少數高價值的品種采用這種方式。
韓國海水魚類的人工育苗技術在過去的20年內已經日趨成熟，但有效的養成技術僅限于幾種經濟價值較高的種類（如牙鲆、許氏平鮋和真鯛類），而其他潛在的高價值養殖品種（如鸚嘴魚和黃獅魚等）由于不能商業化提供種苗，而限制了其進一步擴張。此外，高價值養殖品種（如牙鲆）的種苗生產，由于只選育生長快的親體，導致了遺傳多樣性退化，增加了疾病的爆發率和畸形魚的數量。
2淡水魚類養殖業
韓國主要淡水魚類養殖品種和產量見表5。與海水養殖以藻類為主相反，淡水養殖品種主要是魚類。日本鰻魚（Anguilla japonica）是最主要的淡水養殖品種。由于海外市場尤其是日本市場的需求，日本鰻魚產量占淡水養殖產量的2733%。
但是，鰻魚產量近年來也在逐漸減少。韓國每年可捕獲10～20 t 0.2 g規格的玻璃鰻，在1年內可以養到200 g的上市規格。然而，2012年只捕獲到2 t玻璃鰻，剩下的7～8 t都是從其他國家進口?，F在玻璃鰻的市場價格在7美元/只左右，當達到上市規格時其出塘價在50～70美元/kg。
鰻魚自1990年以來是韓國最主要的淡水養殖品種，但其產量并沒有對整個水產養殖產生多大貢獻，鰻魚養殖仍然只限于從河中捕獲鰻苗養成幼體，然后出口到日本臺灣繼續養殖。目前韓國的鰻魚養殖不只限于幼體生產同時也進行養成生產。韓國全南地區是最主要的鰻魚養殖基地，有236個養鰻場，總面積1 326 418 m2 ，包括202個流水式養殖系統和34個循環養殖系統，而釜山、首爾、濟州、全北及其他地區仍然是小規模養殖[6]。韓國鰻魚養殖也受限于鰻苗來源，由于自然鰻苗的缺乏及人工育苗技術不成熟，鰻魚養殖已成為最困難和最具挑戰性的產業。韓國目前正在進行鰻魚的人工育苗技術研究，并準備到2015年建立起成熟的人工育苗技術。
3藻類養殖
藻類養殖一直是韓國水產養殖業的主要組成部分，其產量在世界8個藻類生產國中排名第四[7]。藻類養殖在韓國具有悠久的歷史，一些品種（如紫菜）已經養殖了300多年，而其他一些品種（如Undaria 和 Laminaria）是后來引進的。在過去的20年內，又從日本引進一些生長快、抗病力強的Poryphyra品種。
藻類養殖主導品種是裙帶菜（Undaria spp.），包括裙帶菜和日本綠裙帶菜；其次是紫菜（Porphyra spp.）， 包括P.yeszoensis和甘紫菜；海帶 （Laminaria spp.） 和 羊棲菜（Hizikia fusiform）（表6）。養殖區域主要集中在韓國南海岸的西邊。
韓國人有食用生海藻或者曬干的海藻的傳統。過去的20年內通過不斷改進加工技術，生產出各種高質量的藻類產品供應海內外市場。然而，目前韓國的藻類養殖面臨著養殖區域減少及疾病的威脅。例如，紫菜養殖需要1 d內在空氣中暴露2次，每次暴露時間為3～4 h。在早期養殖階段，短時間的暴露能夠確保更快速度的生長，但也更容易受到疾病侵襲。長時間的暴露能夠提高抗病力，生長卻緩慢。12月，由于天氣寒冷及調整暴露時間的復雜性，所以很難生產出健康的紫菜。另外，大部分養殖的海帶都用于養殖鮑魚而非作為人類食物。面對海藻需求量的日益增加的形勢，保持產量的穩定性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4貝類養殖
在韓國水產養殖業中，貝類養殖產量緊隨藻類養殖，位列第二。韓國半島擁有許多土生貝類品種，理想的環境溫度
貝類養殖在過去的30年內發展非?？?，因為野生的產量已經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尤其是鮑魚和牡蠣因其高價值，產量增長迅速。然而，不適宜的養殖模式、緩慢的生長和流水式養殖的高投入成為鮑魚養殖的主要障礙。皺紋盤鮑是最為常見的養殖品種。鮑魚養殖一般投喂海帶，每生長1 kg的鮑魚大約需要35～40 kg的海帶。而海帶價格在過去的10年內漲了2倍，3年收獲1茬，高投喂成本及操作成本成為目前鮑魚養殖的最大挑戰。自1993年以來韓國牡蠣的捕撈量日趨減少，養殖量日益增多，但夏季的疾病暴發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在高密度的延繩式養殖區域，由于海底糞便堆積尤其是在海水循環差的地區，經常會導致海底缺氧。而且過度擁擠也使牡蠣生長緩慢，回報較低。
5甲殼類養殖
由表8可知，
韓國的甲殼類養殖主要是對蝦，主要品種包括南美白對蝦、中國對蝦和日本對蝦。中國對蝦和日本對蝦是過去西海岸和南方地區的主要養殖品種，而南美白對蝦是2003年從美國引種后開始養殖。大部分對蝦養殖場都位于韓國西海岸，大約71個養殖場，面積672 hm2[3]。對蝦養殖始于1960年代，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發展起來。2001年，許多對蝦養殖場已建立起來，但是由于疾病的頻繁暴發，導致對蝦數量又有所減少。2個本地品種中國對蝦和日本對蝦在90年代中期以前大量養殖，但是自從1993年暴發白斑病以后日本對蝦即停產了。南美白對蝦自2003年引進以來，由于其生長速度快和抗病力強，促使韓國的對蝦養殖業快速發展起來。
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病毒性疾病的暴發嚴重打擊了韓國的對蝦養殖業。病毒性疾病使2003年產量減少了50%。即使引進了SPF親體，仍有許多養殖場報道了大批死亡，養蝦業并沒有擺脫疾病的困擾。因為親體是經檢測不帶病原的，所以現在普遍認為進口的生物餌料鹵蟲或紅蟲是病原來源。依靠進口親體和種苗以及營養不平衡的飼料是目前限制對蝦養殖發展的主要因素。盡管市面上有許多商業飼料，但其投喂效果卻并不象海外市場報道的那樣令人滿意。對蝦養殖者也不愿意重新選擇一個新的品種養殖。盡管對蝦養殖業在過去的5年內發展是比較令人滿意的，但是對整個韓國養殖業而言其貢獻也是微不足道的。
6發展目標品種
最近來，韓國政府提名了10種重要的水產經濟養殖物種作為國家目標物種（牙鲆、鮑魚、金槍魚、海參、石斑魚、蝦、牡蠣、鰻魚、觀賞魚類和海藻，包括紫菜和裙帶菜）。但是，水產養殖對環境的污染壓力導致水產養殖的進一步擴張已成為國家的一個重要挑戰，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潛在問題需要解決，以確保水產養殖在韓國的繁榮發展。
7對我國水產業的借鑒
韓國水產養殖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韓國水產發展基金在2001年設立起步資金為262億韓元，而2013年規模已達到7456億韓元。其中，海洋環境運營基金占2.4%，而養殖漁業占79.2%（韓國水產政策科）。為了滿足國內水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及保護自然資源，韓國逐步推進養殖為主的政策，并發展高效生態養殖業，優化水產業的生產結構。在我國漁業資源匱乏及養殖對環境的污染同樣也是制約水產業發展的因素，我國也亟需解決養殖污染的問題，優化產業結構，發展高產、高效、綠色的現代化養殖。
韓國是世界上第十大水產品輸入國，而我國是第一大水產品輸入國家，同時我國也是韓國的第二大水產品輸出國[8]。中韓兩國間的水產品貿易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了解韓國的主要養殖品種及產量，可以發展我國水產養殖的優勢種及韓國需求量大而不能自足的品種，擴大對韓國的出口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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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韓國;進口替代;出口導向;歷史分析;威權政府
作為亞洲四小龍的主要代表，韓國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創下經濟飛速增長的亞洲神話，其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也成為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典范。然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次貸危機以來，韓國經濟所遭遇的嚴重挫折，又使國際社會對于韓國經濟發展模式，特別是其對外經濟的戰略選擇產生了嚴重的懷疑。事實上，如果回溯戰后韓國對外經濟戰略的選擇，我們會發現，韓國并非一貫推行我們所熟悉的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開放戰略，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曾經選擇過保護程度更高的進口替代戰略?？墒侨绻`以為韓國在不同階段選擇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外經濟戰略的話，似乎又很難理解其間何以實現如此順利的轉型。在筆者看來，戰后韓國的對外經濟戰略只是韓國長期發展過程中，自然演進生成的一種必然選擇，盡管在開放程度與政策選擇上存在明顯的差異，但其核心思想卻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異。本文將試從韓國戰后對外經濟戰略選擇的歷史演進歷程著手，并對其進行客觀的分析和評價。
一、戰后初期封閉型的貿易保護
對于戰后韓國經濟發展爭議最大的應該就是其戰后初期的相對封閉的進口替代戰略選擇了。正是由于李承晚政府的高關稅和進口替代策略，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韓國經濟一度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與經濟衰退，企業大量破產，工人失業，國際收支狀況持續惡化。正是這種經濟形勢的惡化，才迫使李承晚選擇操縱總統選舉，引發“四一九運動”，被迫下臺。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失敗，為戰后初期的對外經濟封閉劃下了失敗的標簽，成為很多學者批評這一階段韓國對外經濟戰略的事實依據。
然而，如果單純從其結果上對韓國戰后初期的進口替代戰略進行評價，把其視為韓國政府在對外經濟戰略選擇方面的一個錯誤的話，也許也并不客觀。事實上，自1948年韓國贏得獨立，至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被卷入戰爭，韓國并沒有得到太長的喘息期，即使到了朝鮮戰爭結束后的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韓國仍然是一個內部紛爭不斷的農業國，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剛過10%，而第一產業產值的比重卻超過40%。在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秩序一直沒有得到穩定構建的當時，韓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經濟發展，而更關注于政治獨立，強調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打破原有的殖民主義在韓國的殘余，贏得國家與民族的獨立，為此后的經濟發展創造更為優異的政治環境。在這樣的指導思想指導下，盡管此時的政府高呼“打倒貧窮”，宣稱要建立工業化經濟，但是經濟發展卻并沒有得到各執政官員的充分重視，也就并不足為奇了。在這樣復雜的政治格局下，著眼于世界的，更為開放的對外經濟戰略無法得到此階段政府的青睞，也恰恰符合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
正是由于缺乏足夠的經濟發展的政治環境與政策支持，在戰后相當長時期內，韓國的國內經濟仍然以分散經營的個體農業生產為主，由于資金、人力、技術的缺乏，國內的工業體系并得到充分的構建，技術低下，經營分散的中小規模企業仍然是當時韓國工業企業的主體。在這樣的產業發展水平下，韓國產品在當時的世界市場中并不擁有大的市場，韓國工業企業的出口創匯能力并不突出，鼓勵出口政策也很難獲得明顯的政策效果。因此，采取進口替代戰略，優先發展當時韓國具有明顯的人力成本優勢的服裝、鞋類、紡織等加工制造產業，通過這些產業的領先發展，替代同類外國制成品的進口，利用節約下的外匯資金去購買推動工業發展的生產原料、機器設備與技術的引進，培育更為健康的工業基礎，必然成為當時的韓國政府的首要選擇。
其實，這一階段韓國進口替代戰略恰恰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的共同選擇。盡管理論界對保護性色彩更濃的進口替代戰略存在眾多的非議，20世紀末采取進口替代戰略的拉美各國相繼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與債務危機，也為這種觀點提供了事實的依據。
實際上，恰如著名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的觀點，英國由于較早推行工業化道路，因此只需要推行自由放任主義則可，而后進的國家，在推行工業化進程中，由于面臨英國的競爭，因此必須要更多的政府干預，才可能趕上英國。對于像韓國這樣后發的工業化國家，如果簡單模仿先進的歐美工業化國家的自由放任政策，在對外經濟戰略方面，選擇純粹的對外開放，那么由于二者技術水平的差距，必然形成強烈的路徑依賴，使得后進國家被固化在低端技術產業，而缺乏產業發展的空間與動力。這也是無論東亞，或者拉美國家在經濟發展早期都自然選擇更為封閉的保護貿易政策的緣由。
為了解決出口創匯能力不足的困難，在經濟發展初期，韓國一方面加大了從美國獲得投資資金的力度，20世紀40年代底的“占領區救助援助”，解決了韓國建國初期民眾的基本生存能力，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府提供的2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又成為韓國工業化初期，推行進口替代的基本的資金保障，為韓國工業體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另一方面，通過高估韓元匯率的方式，鼓勵大量進口替代工業化所需要的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加快國內的工業化進程，也為此后韓國實現工業化跨越式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然而，正是在這段進口替代時期，韓國由于自身工業基礎薄弱，可供出口的農業、服裝等產品的出口能力本來就相對有限，匯率高估導致本國本來就相對有限的出口競爭力進一步受限，最終導致其出口狀況極度惡化，即使在當時的政府主導，大量的壓縮了國外消費品的進口，但是用于發展經濟的機器設備與原材料卻很難減少①，這才導致20世紀50年代末韓國的對外國際收支狀況的持續惡化。進口替代原本需要充裕的國內市場的支撐，然而，國土面積狹小的韓國，根本無法為本國的工業產品提供足夠的市場，進口替代戰略更使得出口的擴張成為難以實現的任務，這才導致20世紀50年代末韓國國內嚴重的經濟危機，也為進口替代型對外經濟戰略劃上了一個休止符。
二、“漢江奇跡”背后的出口導向戰略
李承晚政府后期，包括其后的許政臨時政府、尹普善政府都出現了激烈的政治斗爭，政局不穩定，政府更替頻繁，這也呼喚著更為鐵腕的威權政府的出現，這一切直接導致了1961年的“516”軍事政變，樸正熙掌握國家政權。這一事件不僅僅奠定了戰后韓國的威權政府的格局，也恰恰成為戰后韓國的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②
樸正熙在位18年，成為戰后韓國掌權最久的總統，也恰恰利用其在軍事、政治上的絕對權威，力推了多項改革，成為實現韓國經濟崛起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進口替代戰略下，韓國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與國際收支狀態的惡化，使得力行對外開放，廣泛引入外資，提升本國企業的出口創匯能力，開拓國外市場更成為這一時期，韓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主導思想。
樸正熙倡導“出口第一”主義，通過發展國家資本主義，鼓勵發展出口貿易，并以此來帶動起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由政府主導，通過財政、金融、稅收等政策，鼓勵機械、電子等一些能夠在短期內建立起國際競爭力，擴大商品出口的產業的發展，并通過組建出口加工基地，實現出口產業在區域經濟中的帶動作用，從而由點到面的實現由出口龍頭企業向出口加工基地，再向全國經濟轉變，為韓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解決經濟起飛階段的資金困難，韓國政府通過“外資引進法”(1966)，逐漸放松對于引進外國資本的限制，并通過稅收政策鼓勵外資優先流向鼓勵發展的制造業部門，發展外國直接投資借此帶動起早期的制造業的技術引進與產業升級。而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國家的科技革命帶來的產業轉型，加速了大量技術成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韓國的轉移，更為韓國通過相對開放的對外經濟戰略，引入國外生產技術，加速國內產業升級，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為了提升韓國制造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韓國政府還利用金融市場與金融制度的改革，為發展對外貿易創造更為優越的環境。在政府主導下，自1964年推行單一浮動匯率制后，韓元的持續貶值，為韓國制造品的出口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借以實現開發國際市場，替代本國市場，為本國制造業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而出口產業扶持基金的建立，更為對重點出口企業的扶持，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
為了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韓國政府還把政府主導引入的外國資金大量投向商業投資所不屑的基調設施建設領域，如1962年至1971年，韓國財政借款的70%和商業借款的58%，就被投向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領域，總金額高達15.8億美元。這也為韓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更為優越的外部條件。
與之相對，20世紀90年代實施自由化改革后，在拉丁美洲地區很多國家就選擇通過采取管理合同，對私人資本的提供特許權，徹底的私有化，鼓勵私人資本進入公共設施領域等措施，從而在公共設施領域引入競爭，提升效率。然而，事實卻發現，由于過于追求市場利潤，私人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卻大量集中于經濟發達區域，造成發達區域基礎設施建設過剩，而貧窮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卻嚴重不足，從而造成了更為嚴重的經濟二元化。即使公共設施的私有化改革催生了市場競爭，然而，公共領域的自然壟斷性質反而影響了公共投資規模經濟的實現，導致了公共服務市場價格的持續上升。這也導致新世紀以來，拉美地區公共設施投資又回歸了政府主導的傳統道路。這恰恰從另一個側重驗證了韓國經驗的科學性。
20世紀70年代，韓國由政府主導資金向投資回報期較長，資金短期難以收回的公共領域投資，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必然的選擇。單純依賴私有資本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必須由于經濟刺激的不足，而導致公共投資不足，如果在公共領域政府投資缺位，也就很完全避免導致公共服務質量下降與價格上升二大頑疾的出現，反而影響對于外國資本的吸引力。
為了優化韓國的產業結構，自1973年第三個“經濟五年開發計劃”起，樸正熙正式提出“重化學工業立國”的方針，這也標志著韓國政府對于產業的經濟支持從前期的出口主導產業，轉向對于國民經濟更具意義的汽車制造、造船等重化工產業。但是對于出口企業的重視并未放松，依靠早期財稅支持發展起來的出口產業恰恰為這一時期的韓國經濟的重化工化提供了資金支持。韓國的GDP也從1962年樸正熙掌權之初的23億美元，飆升至其統治末期，第三個五年計劃末1976年的232.9億美元，GDP年增長率超過10%，人均國民收入從1962年的87美元，到樸正熙去世后的1980年，已經增長至1 510美元，樸正熙時代也因此成為韓國經濟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
正是在樸正熙政府對于出口產業的強勢扶持，服裝、家電、汽車、石化等產業逐漸得到了發展壯大，并成為韓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成份，出口貿易的發展，突破了韓國國內市場空間的不足，成為韓國經濟騰飛的重要驅動力。
三、韓國對外政策的延續與自我完善
1994年，保羅.克魯格曼多次發文批判曾經創造戰后經濟奇跡，并被世界銀行視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模板的東亞經濟不可持續，認為東亞模式過于追求數量擴張，經濟發展過多著眼于要素的持續投入，卻忽視了技術創新與生產效率的提升，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必然掩蓋著巨大的泡沫，因此所謂的東亞奇跡也必然“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幻滅”。
的確，在韓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既成為這一時期它們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恰恰成為20世紀末，韓國經濟出現危機的源頭。正是由于韓國的經濟發展利益于強勢的威權政府對于出口能力的持續關注，出口企業才能夠以較低的利息成本，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從而從國外引入本國經濟發展所必須的經濟資源，實現了韓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持續提升，然而，這種源于緊密的政企關系的官方支持也扭曲了韓國企業的成長路徑，使它們過于追求經濟資源的持續投入，而忽略了科技創新與能力建設在發展中國家經濟騰飛中的地位，恰恰又影響了韓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持久的維護。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恰恰為克魯格曼的觀點作了一個完美的注釋。
在1997年金融風暴中，作為東亞經濟模式的突出代表韓國的危機很大程度上恰恰驗證了克魯格曼的批評的科學性，這也誘發了很多學者對于韓國經濟發展模式與對外經濟戰略的批評，一些外國學者甚至批評韓國式的出口導向型的對外開放政策的穩定性甚至差于經濟表現遠差于東亞的拉美國家，他們高呼“亞洲金融危機證明美國經濟模式正確”，并借此來否定東亞經濟發展模式。
事實上，筆者反對以一種割裂的視角評判韓國，乃至整個東亞的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在經濟學家，一些學者在危機之前，把韓國經驗視為一種完美的科學發展道路，以至向其它發展中國家推廣，而遭遇危機之后，又把韓國式的對外開放與經濟發展視為一種徹底的失敗，否認其內涵的價值，這完全是抹殺了韓國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戰略之間的內在聯系，無視其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統一性和自身演進性的割裂的視角。事實上，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內部的政策必然具有內在的延續性，同時也通過持續的試錯過程，實現著政策選擇自我調節和自我完善。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韓國政府的政策選擇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它們已經完全認識到克魯格曼對其的批評，并一直在通過政策的調節試圖通過自我調節和自我治療，克服本身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盡管韓國政府的努力并沒能克服韓國經濟內在的問題，阻止金融風暴的到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已經削弱了金融風暴對韓國的沖擊。
整個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的對外開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樸正熙絕對的個人權威，正是通過典型的東亞式的威權政府的政策引導，韓國實現了從對外封閉向對外開放的劇烈轉變。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韓國的對外開放必然形成了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千絲萬縷的關系，政府主導，政策推動成為韓國式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強有力的政府作用固然在韓國的經濟起飛階段，起到集中社會資源，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是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企業等市場主體的效率低下。
正是看到長期的政府干預對于國民經濟效率的破壞，在后樸正熙時代，由于以往維系強有力的政府干預的權威領導的喪失，韓國政府開始在國內通過《公平交易法》(1980)③加強對于國內競爭秩序的維護，通過鼓勵競爭，規制財閥的維持自由公正的市場秩序，提升韓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④1993年，金泳三政府旨加推動自由市場經濟培育的“新經濟100日計劃”更是韓國轉變以往政府對經濟過多管制策略的集中體現。
在出口方面，伴隨著韓國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改造，韓國對外貿易的主導力量由國有企業轉向了私營企業，得益于長期偏低的韓元匯率，在電子、汽車、船舶等產業涌現了一大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韓國私營企業，并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實現了多年的貿易盈余。
作為20世紀70年代重化工業化政策的延續，20世紀80年代，韓國政府不僅為重化工業的生產與出口提供低利率貸款等資金支持，特別強調著眼于提升韓國重化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對于企業的研發，進口國外技術與設備，進口技術的本土化提供專門的資金支持。1980年，“科技立國”戰略提出后，韓國政府特別強調企業的研發投入從購買國外技術設備，轉向發展高新技術。這在很大程度已經表明，韓國政府早已察覺20世紀七、八十年代，依賴要素持續投入的韓國重化工業的弊端，通過目的性的政策引導，提升企業的能力建設，希望以此來加強韓國出口企業的內涵建設，盡管這些政策沒能改變金融風暴中韓國企業的命運，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削弱了危機對于韓國的沖擊。
在出口導向政策推行初期，韓國政府在積極鼓勵發展出口工業的同時，也通過嚴格的進口限制，減少外國產品的進口，特別是農產品與對于本國制造業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制造業產品的進口受到了直接的限制。即使在韓國1967年加入GATT以后，也仍然通過限制進口產品表系統，對于進口的外國商品的種類與數量，實施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韓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的逐步確立，韓國政府逐漸減少了對于本國市場的直接保護，將本國出口產業放置于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讓其發展壯大，這恰好與其在針對國內企業的競爭政策選擇方針保持了吻合。當然，在農產品等重要商品領域的進口保護政策，仍然被韓國政府通過差異化的貿易自由化給予了保留。
同時，合理利用GATT(WTO)的相關規則，在其規則框架內，利用政府政策對于韓國的出口企業提供政策支持，也成為這一時期韓國對外經濟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如1987年對外貿易法利用GATT的特保規則，建立工業損傷援救系統，對于由于貿易自由化造成進口增加，對本國企業造成傷害進行救助。1993年，以進口農產品對本國農民造成嚴重傷害為由，對特定農產品加征100%的調節關稅。同時，還減少了GATT嚴格限制的政府對出口企業的直接補貼，轉而通過地方政府通過出口信貸，關稅減免為出口企業提供間接的資金支持，通過一些WTO框架內的手段，支持本國的出口擴張。
伴隨著韓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韓國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工業化早期的低廉勞動力資源不復存在，而東南亞、中國對外開放的發展，家電、電子、汽車等韓國出口主導產品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與這些經濟發展水平更低的亞洲國家相比，韓國制造的競爭力水平已經難以維系，因此鼓勵韓國企業走出國門，到海外直接投資才會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韓國政府的重要選擇。由于美韓，日韓貿易摩擦而導致的韓元匯率的升值又為韓國制造業企業的海外投資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至1977年金融風暴，在東歐，東南亞，中國，包括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韓國企業已經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到1995年，韓國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總額已高達118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的飛速發展固然對韓國企業的國際化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韓國制造業的空心化，國內生產與國內市場在韓國制造業發展中的重要程度下降，對于海外市場與海外生產的依賴程度上升，更為金融風暴中的韓國企業的衰退埋下了伏筆。
事實上，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韓國政府已經察覺早期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所存在的問題，并通過激勵創新，規則壟斷，培育自由市場競爭秩序，在對外戰略上從引進來轉向走出去，以期為韓國制造業培育更為有持續的國際競爭力，這些政策固然與前期的樸正熙時代“出口第一主義”政策一脈相承，具有明顯的政策延續性，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在嘗試修證早期出口導向戰略的弊端。
四、從金融風暴到次貸危機
盡管20世紀八、九十年代，韓國政府早已經對早期的出口導向戰略進行了微調，希望能夠從根本上提升韓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然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仍然打破了韓國政府的幻想，韓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戰略，仍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府對于經濟的過多的干預，大企業大財閥對于產業的壟斷，以及政企勾結所導致的低效率。20世紀80年代的政策微調是根本不可能徹底解決韓國經濟戰略本身所自帶的問題，這才導致韓國深陷金融風暴，經濟遭受沉重打擊。
與此前遭受債務危機與經濟危機的拉美國家一樣，為了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資金支持，減少金融風暴對本國經濟的影響。1997年12月，韓國同樣以削減預算，嚴控政府財政赤字，關閉經營狀況不佳的金融機構為條件，接受了IMF的經濟援助。然而，事實上，IMF以經濟緊縮和自由化、市場化改革為主要思路的應對危機的策略，無論在拉美，還是針對同樣深處金融風暴的泰國、印尼，效果都不理想，甚至有放大危機影響之嫌。
盡管危機初期，韓國政府按照與IMF達成的協議，推行嚴格的緊縮型政策，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以求保持健康的政府財政狀況，然而，當整個韓國深陷危機之中時，金大中很快就宣布改變政府的宏觀政策方向，轉向加大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增加公共設施建設，擴大貨幣發行量，降低市場利率，以擴張性經濟政策刺激市場消費與投資，帶動起韓國的經濟復蘇。由于政府政策得力，2009年，韓國GDP增長率高達10.9%，率先走出危機的泥潭。
危機前，韓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遠低于泰國、馬來亞西、印尼等同樣身處危機的東南亞國家，銀行系統的開放程度較低，而外匯管制與對外國投資的管制則更為嚴格。危機導致韓國金融機構的壞賬率急劇上升，從而影響了經濟運行的資金源泉。為此，韓國根據IMF開出的療法，推行了金融自由化。⑤韓國政府對危機中遭受重創的本國銀行實施兼并、接管，積極處理銀行不良債權，成立國家資產管理公司，妥善處理銀行不良債務。為了彌補危機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沖擊，韓國放松了對外匯匯率的管制，放任韓元貶值，以緩解外匯儲備耗盡的壓力，同時，放寬資本市場管制，允許外國公司在韓國股市直接上市，以及收購國內銀行與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改革，為危機中的韓國注入流動性，以盡快走出危機。從這方面來說，1997年金融風暴恰恰成為韓國金融開放的契機。
由于長期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韓國經濟對于國際市場，特別是美、日等主要貿易伙伴的依賴過高，因此海外市場的動蕩對于韓國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危機后，韓元的急劇貶值，政府對于出口支持的加強，引起的出口的恢復對韓國走出危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2001年，受世界經濟的影響，韓國出口銳減，又再一次拖累了韓國經濟的發展，金大中政府開始尋求擺脫對外貿易對于韓國經濟發展的制約，提出“健全的消費是經濟復蘇之路”，希望通過鼓勵國民消費，擴大內需，促進企業投資，增加就業，實現經濟景氣的良性循環。為此，2001年下半年，韓國政府兩次追加財政預算6.98萬億韓元，用于基本設施建設，同時，連續4次下調商業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提高對大企業貸款的上限，對于韓國經濟的恢復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盡管擴大內需成為新世紀以來，韓國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然而，對于韓國這種傳統的出口型國家來說，國際資本和國際市場仍然影響國民經濟運行穩定性的重要因素。2007年以來，由于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向世界的擴張，全球金融市場重現金融資產價值急跌，金融機構虧損增長，海外銷售市場急劇萎縮，出口下滑同時帶來國內經濟衰退。由于兩次危機，具有極大的相似性⑥，經過危機洗禮的韓國政府，運用類似的擴大政府基礎設備投資、降息，加強教育投資等措施，很快度過了危機。
在應對危機的資金來源上，韓國政府不再像1997年那樣，通過向IMF等國際組織，或者通過放松政府管制，開放市場換取外國投資來籌集資金，以避免喪失本國經濟管理的自主性，而更多的選擇通過鼓勵出口⑦，發行國債等多種手段，進一步發掘本國資源，自主引導本國的經濟恢復與發展。
五、結束語
盡管理論界對韓國經濟發展經驗的評價不一，甚至如果從時間段來看，1997年金融風暴之前，對于韓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明顯更多是贊揚，而金融風暴之后，則更多人從不同角度對韓國政府主導型的對外開放戰略展開了批判。時至今日，經過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與2007年次貸危機，韓國經濟仍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從二戰以后內戰的廢墟中起長為亞洲經濟的一面旗幟的事實，其實已經足夠說明韓國經濟發展戰略與對外開放戰略的價值。
我們不可能運用完全割裂的目光，以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為界，把韓國對外開放劃分成明顯的兩個完全差異化的階段，從而對韓國的對外經濟戰略作出完全不一樣的評價。如果想要真實的還原韓國戰后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演進，我們更加需要運用歷史演化的視角，全真的回溯不同歷史階段，韓國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的不同環境，去真實的考察其對外開放戰略的產生與演進的整個過程。
在筆者看來，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都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根據客觀環境與各種因素的變化而選擇出的制度與政策的總結，也成為對于該國的真實的客觀歷史的描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韓國的對外經濟戰略的選擇其實也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韓國政府始終在根據本國的經濟形勢的變化，國際環境，特別是全球分工價值體系的演進，前期的政府對外經濟政策在實際經濟運行中的實際效果等因素，適時的修證其戰略設計與制度選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戰后韓國的對外經濟戰略的演進恰恰也是受其不同歷史階段制約的動態調整，適時演進的過程，是一個完整的整體，而非割裂的兩段歷史。
正如前文分析的，戰后初期韓國選擇保護性更強的進口替代，完全是由于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對于像韓國這樣國內市場狹窄的國家來說，當本國工業體系建立起后，再繼續推行隔絕貿易的保護性政策，必然影響本國的制造業發展，這樣由保護轉向開放也就順其自然了。而歷史的經驗也證明了，無論是歐美國家，還是其它發展中國家，當國內經濟面臨危機時，自然會轉向保護性政策，希望通過保護性色彩更濃的對外戰略，減少本國資源的漏出，提升本國政府政策的效果，這也導致在二次危機后，韓國政府都選擇了運用政府直接的干預手段，對本國企業實施經濟支持，提升本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希望通過推動出口來幫助本國走出危機。
其實，如果剝離保護或者開放等表面特征，韓國對外發展戰略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始終堅持政府強有力的政策引導，有效利用國外資源，提升本國經濟的發展速度。無論戰后初期的貿易保護，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出口推動，二次危機后的資本市場開放與出口支持，都離不開政府的直接的政策作用，長期的產業發展戰略規劃，持續的政府政策引導，對于國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成為戰后韓國對外戰略選擇的主旋律。與其相比，拉美國家早期也是利用威權政府對國民經濟實施嚴密的保護和直接的干預，而債務危機后，在休克療法改革后，又轉向絕對的自由化與市場化，而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中政府的作用則相對單薄，無論對外開放，還是經濟運行的自由化程度都遠高于韓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戰后不同時期的韓國實質上推行的對外開放戰略，并非是截然不同的兩段論，而更是一個戰略明確，執行持續有機的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