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政治與外交論文題目范文第1篇
2、區域性小學道德與法治教師專業發展路徑的研究
3、小學道德與法治課與法治教育融合的分析
4、深化初中道德與法治課堂教學效果的途徑探討
5、小學道德與法治教學中滲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策略
6、激勵理論在初一《道德與法治》課堂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7、初中道德與法治教學踐行“八個相統一”的實踐研究
8、巧用繪本故事提高道德與法治教學效果的分析與探究
9、多學科整合視域下小學道德與法治教學探討
10、初中道德與法治課程教學現狀及對策研究
11、探究如何提高初中道德與法治課堂質量
12、論中小學道德與法治課程教師應具備的三重意識
13、道德與法治課程性質要義解讀
14、初中道德與法治教學如何與班主任工作相結合
15、小學道德與法治教研員的工作現狀與改進策略
16、淺談《道德與法治》課堂的整體邏輯性
17、利用信息技術構建初中道德與法治高效課堂路徑研究
18、新媒體環境下初中道德與法治課思維能力的培養策略
19、析西藏農牧區初中道德與法治課教學的現狀及對策
20、中小學思想政治（道德與法治）課教學一體化的路徑與評價
21、淺談新媒體給初中道德與法治教育帶來的挑戰及建議
22、淺談《道德與法治》教學活動中的情景創設
23、激發學生興趣，提高道德與法治教學實效性
24、初中《道德與法治》課程生活化教學策略的實施探究
25、兒童立場下道德與法治教學的創新研究
26、道德與法治課對中學生進行勞動教育的實施策略
27、初中網絡思想政治與法治教育的實踐與探究
28、淺談小學道德與法治課教學現狀及應對策略
29、信息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與法治教育
30、初中道德與法治學科核心素養的要素探析
31、初中道德與法治課中學生責任擔當核心素養培育策略探究
32、聚焦學科核心素養 例談課堂教學策略
33、道德與法治學科實踐活動課程的構建與實施研究
34、初中道德與法治課政治認同素養培養
35、黨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與法治》課教學路徑研究
36、中華傳統美德與初中道德與法治的深度融合路徑探究
37、試論初中道德與法治學科實踐活動與綜合實踐活動的有效整合
38、淺析如何在道德與法治教學中拉近學生與傳統文化的距離
39、在初中道德與法治教學中利用時政新聞資源的研究
40、道德與法治試卷講評課的有效性策略
41、淺談新聞資源在初中道德與法治課中的價值
42、小學道德與法治教師學科本體性知識的整體架構
43、基于“思想道德與法治”課程教學視角的教學改革探討
44、如何構建初中道德與法治有效課堂
45、班杜拉社會學習理論在“道德與法治”教學中的應用摭探
46、基于核心素養的道德與法治教學策略芻探
47、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視域中的高校道德教育與法治教育融合研究
48、守正創新：我國初中德育教材建設的回顧與展望
49、初中道德與法治課學生自主學習教學模式研究
韓國政治與外交論文題目范文第2篇
韓國政治與外交論文題目范文第3篇
收稿日期：2012?12?26；修回日期：2013?06?14
作者簡介：彭升（1964?），男，湖南汨羅人，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林猤（1990?），男，福建福安人，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摘要：由成熟的市民社會以及政治精英共同推動的韓國政治轉型，其在政治變革前所面臨的社會背景與中國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韓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經驗說明，應加強市民社會的建設，重塑現代民主政治文化，改善經濟政治二元結構，健康、平穩地發展中國民主政治建設。
關鍵詞：韓國；政治轉型；市民社會；中國民主政治
韓國的政治轉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引人注目，其在政治變遷中面臨的二元國內政治環境與當代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所面對的社會背景較為相似，在韓國民主政治的建設過程中市民社會的成熟等因素推動了韓國民主化的進程，這些都對中國正在進行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一、市民社會興起對韓國政治轉型的
影響
（一） 中產階級的政治利益訴求
大韓民國建國初期，擁有美國教育背景，深受美國文化熏陶的韓國總統李承晚曾試圖在韓國推行美式民主。但是由于朝鮮半島以往是受君王專制統治，行政權力凌駕于其它權力的痕跡明顯，建國之初的韓國延續了這種政治文化的傳統慣性，因而美式的憲政體制在韓國并未得到很好的發展，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體制也并沒有遏制住行政權力的過分擴張。原本期望的民主政治模式蛻變為威權政治模式。其后上臺的樸正熙、全斗煥的軍人政府也繼續維持著威權統治的模式。這一模式在韓國經濟文化精英缺失，經濟發展與教育發展成為第一要務的情況下，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然而，盡管威權政治模式創造了“漢江奇跡”，在經濟上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績，但在衡量政府合法性的另一維度——政治自由方面，威權政府卻績效不佳。隨著經濟的騰飛，人們逐漸將關注的重心轉移到政治改革上來，爭取民主的呼聲日益壯大，威權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挑戰。伴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人
們逐漸高漲的政治自由、政治民主要求，韓國的市民社會已經初具雛形，業已形成社會結構分化的韓國社會，出現了頗具民主理念的中產階級，這為韓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獲得與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中產階級向威權政府提出了擴大政治參與的民主化訴求，并為之進行了不懈的斗爭。但與此同時，部分中產階級作為現存秩序的受益者，又主張將斗爭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和規模內，不贊成暴力斗爭。作為市民社會的主導力量，中產階級的兩面性使韓國的政治轉型更趨向于以平穩的方式進行。這樣的政治訴求方式使得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同時也使得民選政府的政權合法性基石得以鞏固。當政府與民眾之間出現矛盾時，不再是以往的以暴力方式顛覆政府，而是用和平的制度化方式來謀求政治上的共識?？偠灾?，以龐大的中產階級為主導力量的政治階層的興起，在一方面促進韓國人民政治啟蒙的同時，另一方面通過斗爭表達自身的政治利益訴求，爭取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及普通民眾的支持，為日后本階級登上韓國政治舞臺奠定廣泛的群眾基礎及合法性基礎。
（二） 政治精英的歷史推動
政治精英的歷史推動作用與市民社會爭取民主的運動是相輔相成的。在大韓民國成立初期，由于經濟的不發達和教育資源的匱乏，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相對缺少，這使得政治精英由于面臨的政治權力競爭不那么激烈，而容易形成由單一政治精英主導的威權政治。但是，隨著韓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教育水平的提高，韓國的市民社會逐漸興起，從而涌現了一大批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他們與具有民主理念的政治精英
的良性互動，促進了這三種力量結成同盟，共同爭取民主。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精英當屬韓國的三任總統——盧泰愚、金泳三以及金大中。面對民主運動的不斷高漲以及威權政治體制的內憂外患，盧泰愚發表的民主化宣言所闡述的原則經全民投票被寫入了憲法。之前，韓國的憲法也幾經修改，但都是為了維護統治者威權統治的需要，唯有此次修憲體現了人民的利益訴求。盧泰愚恰逢其時的民主化宣言也使其在稍后的總統全民直選中以微弱優勢當選總統。盧泰愚政府在促進韓國政治民主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仍不可避免地被視為是軍人政權的延續。作為第一位經全民選舉產生的文人總統，金泳三在參加民主化運動時曾受到過威權政府的迫害，正因為如此，上臺后的金泳三除積極培育市民社會，進一步鞏固市民社會在韓國政治中的地位外，還在處理政府與軍隊的關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軍隊保持中立，防止軍人干政，此舉為韓國的文官政府穩定而持續地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為維護憲政權威，金泳三對前軍人政府首腦全斗煥、盧泰愚進行了“世紀審判”，藉此向韓國民眾表明了其建立廉潔政府的決心。對于政黨之間的競爭，金泳三則采取開放的姿態，加強了政黨政治的民主化運作，并促使政黨間良性競爭的開展。另一位民主化運動的領袖金大中是韓國第一位在野黨候選人成為總統的，他與金泳三在反抗威權政府的斗爭中有相似的經歷，因而也極大地促進了韓國政治民主的轉型。為整合國家力量恢復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的韓國經濟，金大中在青瓦臺宴請前總統崔圭夏、全斗煥、盧泰愚，此舉消除了韓國政黨之間多年的隔閡，加強了執政黨和在野黨的聯系。同時，金大中還創建了新黨，從而使韓國政黨政治的制度化進程向前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這些政治精英的出現代表了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利益，為表達中產階級的政治利益訴求而不懈努力。其上臺后的政治實踐使得韓國的民主化進程進一步向前推進。
（三） 民眾基督教斗爭精神的弘揚
韓國學者李相沃認為，韓國“無論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幾乎是照搬美國的政治制度或思想。這樣就產生了韓國人民價值觀念的混亂及互相矛盾。此種矛盾現象，從政治和社會領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對韓國人民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1]（63）。而作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信仰自然對韓國民眾爭取民主的過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于韓國傳統的政治文化是與儒家文化一脈相承的，儒家文化注重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強調維護現有秩序，這就無法為民眾反抗政府威權統治提供思想武器。儒家文化以“和”的思想為主導，不具有反抗壓迫的精神，而基督教在韓國的迅猛發展恰恰為韓國民眾提供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在威權政府的專制統治下，教會主動承擔起了維護人權，爭取民主的使命，連原先政治立場趨于保守的天主教也加入了這場爭取民主權力的斗爭。民主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金泳三、金大中本身就是基督教教徒，基督教的平等、民主思想對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他們畢生也是為實現韓國國民能夠更好地參與政治而奮斗。同時，因為基督教的組織性質并不是單純的國家內部組織，而是跨國的、國際性的組織，因而威權政府在處理教會問題時不得不投鼠忌器，因為一旦處理不當就會引發國際性的紛爭，從而基督教的教會活動就為民主人士的民主斗爭提供了最好的隱蔽。對此，美國學者亨廷頓有過這樣的論述：“教會和教堂活動為人權和正義的活動提供了制度的基礎，以及為分享反對意見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間……”[2]（116） 基督教在韓國政治轉型中主要起著凝聚人心的作用，政治精英們接受了基督教中進步的思想，從而使用這些思想對韓國民眾進行教育，以起到政治啟蒙的目的，從而為推動韓國民主進程爭取絕大多數的民眾支持。
二、政治環境結構對韓國政治轉型的
影響
政治環境結構對政治轉型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政治環境結構作為政治轉型的環境因素，影響著政治轉型的進度。
（一） 二元的國際環境對韓國政治轉型的影響
二元的國際環境主要體現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經濟上主要表現為“先進—落后”的二元國際經濟環境；政治上則表現為“民主—威權”的二元國際政治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都開始了經濟復蘇進程，許多國家的經濟都紛紛獲得了快速的發展，而韓國的經濟卻止步不前，這與李承晚執政時期國家層面的政策目標“先統一，后建設”不無關系。但是，經濟落后產生的巨大的國際環境生存壓力迫使之后上臺的樸正熙政權改變了政策目標，啟動了韓國現代化進程。作為后發展國家，其現代化進程必然具有追趕性、急劇性、全面性的特點，而發展前期的追趕性、急劇性特點要求后發展國家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領導，以便能夠調動各方面的資源，形成強大的合力，成功地啟動和推進經濟發展進程，這就為韓國威權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但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后發展國家往往是直接借鑒和遷移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技術以便形成更多的現代性因素而縮短現代化進程，因而西方價值觀中的民主、自由、平等觀念的涌入對韓國國民傳統的觀念造成了沖擊。同時，作為市場經濟的產物——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的形成必然也會在政治上提出相應的要求，這兩個因素為之后韓國政治民主化轉型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員和社會力量支持。而全面性特點則要求韓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是全面的，即不僅僅只追求經濟的發展，政治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必須與經濟發展同步進行，這是由于發達國家的全面示范效應迫使后發展國家必須進行現代化改革，也是由于后發展國家國民對現代化進程具有較高的期望值。韓國國內的政治改革要求一直遭到威權政府的抵制，它們認為唯有威權政治才能實現政治的穩定，但與此同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席卷歐洲、拉美、東亞、非洲等地，韓國的政治精英和要求在政治上提升自身地位的中產階級大受鼓舞，此時的威權政治在民主政治浪潮的沖擊之下已岌岌可危。綜上所述，韓國是通過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較為成熟的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憑借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響，在國內政治舞臺上提出本階級的政治利益訴求。
（二） 二元的國內環境對韓國政治轉型的影響
韓國國內環境的二元結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另一個是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韓國國內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是一種“強國家—弱社會”的關系，這是由威權政治的運行機制決定的。在韓國建國之初，通過各種措施，政府集中了大量的經濟資源。同時，繼承了日本殖民者留下的龐大統治機器的韓國政府，也掌握了國內的絕對話語權。冷戰期間韓國軍隊的快速發展更是為軍人政權的威權統治埋下了伏筆。以上三種因素使得韓國的“強國家—弱社會”模式更加得到了強化。在韓國啟動現代化進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之后，這種模式受到了正在崛起的新興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的挑戰。市民社會和中產階級試圖擴大社會在政治決策上的話語權，這就與威權政府所要維持的政府權威產生了沖突，社會與威權政府對政治話語權的爭奪在所難免。經濟與政治之間的二元關系則主要體現在快速發展的經濟與滯后的政治改革之間的矛盾。憑借著出色的經濟績效，威權政府在執政前期獲得了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但是，經濟的發展也使人們對政治參與的期望值提高，威權政府卻試圖忽視這種政治利益訴求以保持政權的穩定性，背離民主化政治道路的威權政府因此逐漸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從而造成了政治的不穩定，政治的不穩定進而又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進程，在這種情況下，中產階級的經濟利益無形中受到了影響，因而其要求變革現
有政治模式的呼聲也更加高漲。崛起的中產階級力量主要集中在社會當中，通過其在經濟上的主導作用，中產階級的勢力逐漸滲透到政治領域，影響政治決策和政治走向，從而逐漸使市民社會的力量強于國家，改變了“強國家—弱社會”的情況。
三、韓國政治轉型對中國民主政治
建設的啟示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與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韓國，其政治制度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而對于韓國政治轉型中的經驗，中國在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應吸其精華、去其糟粕，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進行循序漸進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建設，最終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
（一） 加強市民社會建設
市民社會的崛起在韓國的政治轉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市民社會的成熟是有利于鞏固政府執政合法性基礎。中國與韓國的國內環境同樣是二元結構的，即“強國家—弱社會”模式。這與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形式密切相關。中國共產黨是依靠軍事斗爭的勝利獲得政權，并且為了鞏固處于資本主義包圍下的社會主義政權，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成為必需。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利益主體多元，這些利益主體擁有著自己的經濟利益需求和政治利益訴求，因而其必然要求在政策制定上擁有話語權以促成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政策出臺。這些利益主體的要求實質上是正在形成的市民社會需求的反映。政府對于市民社會力量的崛起應抱有正確的心態，不應該采取敵視甚至是壓制的態度，而應該以主動的心態積極培育市民社會以加強自身執政的合法性。成熟的市民社會是由一個個成熟公民所組成的，而成熟公民的標志便是是否具有主體意識。中國經過了數千年的封建統治，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對民主、法制的破壞，公民的主體意識并沒有得到樹立，缺乏主體意識的公民會削弱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不利于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而培養公民的主體意識關鍵在于教育。政府應通過教育機構開展啟蒙教育，向公民宣傳民主、平等的政治價值理念，培養公民的國家責任、社會責任意識，從而促成公民主體意識的生成。
（二） 重塑現代民主政治文化
韓國的政治文化的二元結構特征體現在原有的政治價值與從發達國家移植過來的政治價值并存。韓國政治文化系統的二元性并沒有導致韓國政治運行的紊亂，在面對異質文化的沖擊下，韓國的政治文化主流仍保持著儒家的政治價值取向，但與以往相比加入了更多現代的、民主的元素以適應政治體制的發展。中國的政治文化也呈現出二元結構，即數千年來傳統的政治價值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價值文化之間的二元結構。而這兩種政治價值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沖突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人們面臨著政治信仰危機，即原有的政治價值文化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中生存價值不大，甚至面臨著被拋棄的危險，而新生成的政治價值文化由于舊有政治價值文化的抵制和人們的思維慣性，一時難以被人們接受，因而在政治信仰地帶就出現空白現象。為緩解傳統的政治價值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價值文化之間的沖突，就必須重塑一種現代的、民主的政治文化。為此，必須做到：首先，加快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進程，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理論成果以指導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其次，對傳統的政治價值文化進行揚棄，傳統的政治價值文化并不是一無是處，再加上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感情以及這種文化的歷史積淀，使得人們一時間難以接受新的政治信仰。為此，尋找傳統政治價值文化與現有政治價值文化的共通之處，以人們可以接受的形式向人們進行宣傳教育，促進人們政治信仰的形成與政治文化系統的和諧。最后，政治文化的形成應適應時代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已經勢不可擋，因此政治文化中民主已經成為必需的因素。而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必須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保證，通過制度的建立形成一種民主的政治制度文化，從而輻射到整個政治文化系統，形成民主的政治氛圍。
（三） 改善經濟政治二元結構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經濟改革開始的，自1992
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處于良好態勢。但是與經濟發展的迅猛勢頭相比，中國的政治改革的步伐卻稍顯滯后，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因此，進行政治改革迫在眉睫。而這場政治改革的方式應該采取自上而下的漸進式的改革。之所以采取這種方式與中國現存的“強國家—弱社會”的政治模式有關，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會由于其力量薄弱，導致其不可能擔負起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任，因而政府就當仁不讓地接過了政治改革的使命。而政治改革應主要從兩個層面著手：一是文化層，二是制度層。在文化層方面，一個運行協調的政治文化系統是必備的，但是對于擁有公權力的行政人員的思想以及良好的行政人格的塑造是十分迫切的。只有權力的行使者樹立“權為民所賦，必為民所用”的權力觀以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服務觀，才能更好地避免權力尋租行為，政治改革的軟件層面的改造才算基本完成。制度層方面的改造屬于政治系統硬件層面的改革。在制度層方面，政府應建立更多民主參與機制盡可能地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以及更完善的利益表達制度，如聽證會制度、信訪制度等，改變以往公民的政治利益訴求被“無視化”或“靜音化”的政府的不作為現象。
參考文獻：
[1] 李相沃. 韓國的政治文化[J]. 韓國研究論叢（第二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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