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贏價格戰范文第1篇
工資集體協商，是指員工代表與企業代表依法就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制度、形式、收入水平進行平等協商，并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協議。
雖然，我國早在2000年就出臺了《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但由于企業積極性不高、相關制度建設滯后等原因，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和非公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進度相對緩慢。而且，由于工會協商代表缺乏談判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并不能完全做到真正意義上雙方力量對等的談判。很多時候，集體合同未經協商就一簽了之，很容易流于形式。重簽訂合同、輕集體談判的現象普遍存在。
近幾年，“招工難”和“員工頻繁跳槽”兩大難題一直困擾著多數沿海城市的中小企業，嚴重時，甚至導致部分企業在旺季無法正常生產。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用工單位給出的工資待遇過低;二是員工認為在企業沒有得到公平待遇。從這個角度看，工資集體協商制作為預防和解決勞資沖突的有效制度，是可以解決這兩大難題的。
工資集體協商制是勞資關系在經歷了罷工、沖突甚至流血革命等激烈形式后的理性選擇。20世紀初期的美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大規模罷工此起彼伏。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關系極度惡化，特別是資本家，極度傲慢，對工人的合理要求從來都是置之不理，不肯讓步。當時的美國政府在政治壓力下，由老羅斯?？偨y主動介入，強令勞資雙方坐在一起進行談判，最終談判成功，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方面，能縮小市場經濟中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維護一線員工的權益，使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益提高相適應，確保每個員工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和諧穩定的企業勞資關系，增強企業凝聚力，調動所有員工的積極性。
在勞動用工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中、小企業應該拋棄家族企業或者傳統習慣，分析形勢，并做出必要的妥協，積極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這樣做，對中、小企業來說，一方面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符合當前社會的勞動關系改革發展方向的行為。首先，工資集體協商能幫助企業建立和諧的用工關系和融洽的勞資環境，無論對留住老員工，還是吸引新的“人才”都能創造良好的條件。第二，工資集體協商能幫助企業了解員工的需求，企業在滿足員工需求時能做到有的放矢。第三，工資集體協商能使員工充分了解企業的經營戰略和發展目標，有利于增強企業凝聚力，調動所有員工的積極性。
當然，在中、小企業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目前可能還會遇到一些問題，諸如沒有工會、沒有建立員工代表制度、員工對工資集體協商不了解等，面對這些問題，中小企業應如何進行適應性改革，怎樣設立相應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呢?
第一，可以依托行業工會或地方工會。2009年7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正式公布《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指導意見》，該意見就企業如何與地方和行業工會進行合作，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指出了方向。
第二，根據企業發展的階段成立企業自己的工會或者建立員工代表委員會，依托企業內部的員工組織，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程序：(1)選派好員工協商代表;(2)掌握有關資料，擬定協商方案;(3)提出要約，進行協商;(4)簽訂工資專項集體合同;
(5)員工代表大會審議;(6)報備;(7)公布。
第三，要做好工資集體協商的輿論宣傳工作。重點是工資集體協商內容，包括：工資協議的期限、工資分配制度、工資標準和工資分配形式、員工平均工資水平及其調整幅度、獎金、津貼、補貼等分配辦法、工資支付辦法、變更、解除工資協議的程序、工資協議的終止條件、工資協議的違約責任、雙方認為應當協商約定的其他事項等等。
2月22日，大陳鎮貝克曼公司“工資協商制度”上了當晚的浙江衛視。
貝克曼公司2009年推出了“工資協商制度”——由工會干部、職工代表和公司管理層協商決定每批訂單的工價(員工報酬)。去年，該公司縫紉車工的平均工資達到了3000元以上。貝克曼的“工價三方協商制”，使該公司在招工難的形勢下，老員工回頭率達到了96%。截至昨日，該公司的員工人數比去年多出了100多名。
貝克曼服飾公司是義烏的一家民營企業，本著尊重人權，以人為本的理念，從去年下半年以來，“貝克曼”就對員工生產薪酬實行協商制度。同時，企業還在每臺縫紉機上安裝一臺掌上電腦，自動記錄當天每臺機器生產數量。
去年10月份以來，通過工資協商制，“貝克曼”生產工價已提高30%以上，員工月收入平均達3300元，最高達6000多元。圖為6月16日，“貝克曼”生產車間里一派繁忙景象。
工資條例年內出臺 納入工資協商與同
工同酬條款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王紅茹人民網記者常紅| 北京報道
近來，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漲”聲一片。
隨著今年年初江蘇省在全國率先確定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一季度以來，寧夏、吉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天津等省市自治區相繼調高了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過20%。
據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日前透露，有20個省份計劃在年內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其他具體措施也在緊鑼密鼓地制定過程中。記者從相關人士處獲悉，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起草修訂的《工資條例》將在年內出臺，全社會呼喚已久的工資協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條款將被納入其中。
中小企業工資協商推進難
5月1日起，寧夏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增幅達24.9%;吉林省新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也于5月起執行，平均漲幅為22.9%，這是自2007年7月以來，吉林省首次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針對各地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北京大學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表示，除了讓收入分配更趨合理，此舉另一大意義在于調整產業結構，“企業發放工資增加了，生產成本就會增加，這就逼迫企業必須向更有技術含量的領域轉型。”
現實中，為了削減人力成本，各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往往會成為一些企業為員工設定的標準工資。盡管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早在2000年就出臺了《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該辦法規定，當出現“本單位利潤增長、本單位勞動生產率提高、當地政府工資指導線提高、本地區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長”四種情況之一，都可以提出漲薪要求。
傳統的企業工資確定方法是：用人單位根據本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和經濟效益，自主確定本單位的工資分配方式和工資水平。而工資集體協商，是指職工代表與企業代表依法就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制度、形式、收入水平進行平等協商，并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協議。“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兩年之前就已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08年3月5日，在全國人大十一屆一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報告把“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上升到了政府行政層面的具體要求。
“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方面能夠維護一線職工的權益，使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益提高相適應，確保每個職工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和諧穩定的企業勞資關系，增強企業凝聚力，調動所有職工的積極性。”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
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其他問題，工資集體協商在具體實行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和阻力，使得實施的覆蓋面依然偏窄。
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在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表示，工資集體協商覆蓋面窄，全國共有1300萬家企業，其中超過1000萬家的中、小企業(也就是將近80%的企業)還沒有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山西省總工會紀檢組組長、黨組成員王珍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在大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般都能實現，每年工資也能夠根據效益的增長而上漲。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數量眾多且為就業主體的中小非公有制企業協商難，需要強力推進。“在這些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中單獨開展集體協商，普遍存在企業老板不愿談、職工談判能力弱‘不敢談、不會談’的問題。好多中小企業主不想和職工方協商工資，認為‘企業就是我自己的，工資肯定是我說了算’。”
對上述現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也表示認同，“我們應該承認，工資集體協商推行了這么多年是有成就的，對保障工人的權利，特別是提高工人的工資起到積極的作用。但中小企業工資協商推進較難。我認為，在中小企業推進的基本前提是要建立工會，要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去協商。”
但即便工會成立了，雇主也存在拒絕協商的可能，那么工會和職工該如何維權?據記者了解，目前對此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
“從我們現有的法律法規來看，工資集體協商是一種選擇性的或者是柔性的規定，并非強制性的。強力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勢在必行。”王珍表示。
近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張世平也在公開場合表示，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立將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勞工三權”需立法保障
記者了解到，在珠三角等一些地區，為吸引和留住日益寶貴的勞動力資源，眾多企業也開始著手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待遇，采取的方法就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工資協商制度全面建立后，如何保證其能有效實施?
常凱認為，工資協商制度“要防止搞形式主義，要為協商創造一些條件，比如說工會組織問題、工會獨立性問題，工資協商的手段問題、壓力問題、效果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應該系統地去研究，要提出一些對策性的辦法。”
據記者了解，除了2008年起施行的《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進行了?“傾斜”保護以外，為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我國政府相關部門正在加緊制定相應政策，推動勞動者薪酬保護制度的完善，將要出臺的《工資條例》也將對工資集體協商作出明確規定。“工資協商問題，其實不僅僅是協商工資，更是涉及到整個勞資關系基本權利的實施問題，如工人的組織權、談判權、罷工權，即勞動法上所謂的‘勞工三權’。而勞資關系問題、工資問題、工資協商問題涉及到勞資關系系統和政策怎么去調整，應統籌考慮。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工資協商的效果會打很多折扣。” 常凱表示。
在楊宜勇看來“在工資協商中，政府、工會、企業主、工人等都有責任，各自的工作都要做到位。”
如何打贏價格戰范文第2篇
二是合理控制規模, 根據供需變化合理規劃養殖業發展規模, 避免一味地求大求全, 對規模較大的生豬養殖單位的審批、立項要更加謹慎, 防止跟風而起、盲目上馬。
三是拓展融資渠道。資金緊張、還貸壓力大是部分生豬養殖戶“豪賭”生豬價格走勢、逆勢擴大養殖產能的重要動因。建議畜牧及金融主管部門適時出臺政策措施, 豐富涉農貸款種類, 積極拓寬融資渠道, 為養殖戶及時“減負”。
四是強化技術指導。農業及畜牧科研機構要加強與基層養殖單位的溝通和聯系, 提高畜牧業科技成果轉化率, 加強業務培訓和生產技術指導, 全面提升生豬養殖業的科技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