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ppp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PPP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識局政策】國內已出臺PPP指導文件一覽
時間:2015-08-05
PPP在我國并非全新的事物，上世紀末就已出現通過PPP項目。截至目前，我國采用PPP模式運作的項目累計超過1000個，涉及交通、通信、能源、水資源等領域，總投資超過9000億元。我國PPP模式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開創性階段：20世紀末至2003年
典型案例：我國最早采用引入國內民營資本的BOT方式建設的路橋項目——刺桐大橋。 項目結構：泉州市政府和準刺桐大橋開發總公司按60：40的出資比例成立“泉州刺桐大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刺桐大橋經營期限為30年，建設期為3年。項目采用以刺桐大橋經營權質押貸款，固定貸款和流動貸款相結合，并在國內首次采取按揭式還本付息方式償還銀行貸款。
經驗及意義：刺桐大橋1997年通車以來，車流量迅速上升，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刺桐大橋的建設，實現了以較小量國有資金引導較大量民營企業資金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的目的，成為國內首例以內地民營資本為主的BOT投資模式案例。
項目不足：由于一系列主客觀因素的局限，刺桐大橋項目雖有SPV的構架，卻并未形成本應與之相匹配的規范的契約文本，在實際運行當中出現了種種問題。項目前期未考慮排他性條款，當項目收益較好時，政府投資建設了并行的新橋，形成競爭狀態，投資方權益未得到充分保障;政府領導層強勢施加的“建設增項”，使業主方增加了大量利益讓渡負擔;過橋收費標準無法形成調整機制等。
以彌補基建投資資金缺口為主要目的，使PPP項目啟動伊始就注定會遇到各種困境。由于PPP模式缺乏好的制度性環境，此期間PPP試點項目無論成功與否，都沒能真正起到由點及面的示范效應。PPP模式在中國的第一輪發展浪潮逐漸歸于平息。
2、現代意義發展階段:2003年至2013年
2004年，建設部頒布并實施了《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建設部令第126號)，將特許經營的概念正式引入市政公用事業，并在城市供水、污水處理及燃氣供應等領域發起大規模的項目實踐。各級地方政府也紛紛以126號令為模板，先后出臺了大量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及政策性文件，用于引導和規范特許經營項目開發。中國式PPP進入第二輪發展浪潮。 此階段， PPP項目仍然缺乏頂層設計，一切以地方政府短期實用目的優先，各種問題依然延續。但成功的PPP經驗經過復制與改良，促進了PPP理論發展。實踐與理論共識初步成型，政策法規框架、項目結構與合同范式在此階段得到逐步確立。
3、新一輪熱潮：2013年以后
近年，我國PPP模式的制度化建設提上議事日程。隨著一系列頂層設計的逐步推進，我國有望形成由法律法規、管理機構、操作指引、標準化工具和專業培訓構成的相對完整的PPP政策框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2014年5月，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工作領導小組正式設立。
特許經營立法工作重新啟動，《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已于2015年1月公開征求意見。財政部在2014年12月批準成立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中心，并下發了首批30個PPP合作示范項目名單和操作指南;國家發改委同期下發了關于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和通用合同指南。
當前各地PPP項目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一是地方PPP投資金額較大。2014年9月以來，福建、重慶、青海、湖南、黑龍江等十個省級行政單位和南昌、昆明兩個省會城市已完成了首批項目篩選，開始進行項目推介，合計推介項目計劃總投資額1.2萬億元，除重慶、四川公開報道了其中部分項目已經簽署合作協議或備忘錄外，多數仍處于推介和洽談期。
二是PPP推薦試點項目的重點領域以交通和以污水處理行業為主。江蘇、湖南、福建、黑龍江、河南和安徽等六省計劃PPP總投資金額4343億元，項目總數143個。其中總投資金額最高的為交通領域，計劃總投資額3128億元，金額占比達到72%，而基礎設施類項目總數為77個，項目數占比為54%。
三是PPP項目周期長、投資金額大，對大規模低成本長期限資金有大量需求，但此類資金供給并不樂觀。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近期中央和各部委也在積極推進各項安排。首先，國務院鼓勵創新投融資機制。其次，央行正在就新的《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公開征求修改意見，未來相關PPP項目利用項目收益權質押融資可能會更加便利。 再次，對項目付費支持將通過合同約定，更加規范化。在未來的PPP模式中，政府仍然可以通過政府付費等方式給予支持，但支持僅限于注資、補貼等合同約定的責任，而非直接替項目公司償還債務。2014年12月發改委發文指出“如政府為合作項目提供投資補助、基金注資、擔保補貼、貸款貼息等支持，應明確具體方式及必要條件”。未來PPP項目無論是獲得補助、注資，還是擔保、貼息等政府支持措施，都可以根據合同進行分析，有利于判斷和分析項目運營后期現金流。
當前決策層大力推廣PPP，不是把其單純作為一項融資工具和穩增長工具，而是寄希望于它能撬起一場公共服務變革。各級政府唯有摒棄認識偏誤，才能推出真正適銷對路的PPP，激發起社會資本的參與熱情。
PPP中國模式的幾大特征
公私合作模式(PPP)就是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合作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根據社會資本參與程度、承擔風險，PPP主要分為外包類、特許經營類和私有化類三類：
外包類：私人部門僅承擔項目的建設、維護等過程中的一項或幾項，政府為其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付費，項目投資和經營的風險完全由公共部門承擔。
特許經營類：以授予特許經營權為特征，私人部門涉及項目的投資或運營，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需要共擔風險。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需要協調私人部門的收益性和項目整體的公益性之間的關系，項目資產在特許經營期限之后需要移交公共部門。
私有化類：私人部門負責項目的全部投資，也承擔全部的風險，項目所有權永久歸私人所有。私人部門在定價和服務質量等方面需要接受政府的監管。
綜合最近一兩年，有關官員講話和政策文件，可以大致勾勒出我國PPP模式的結構上的幾大特點：
一是合作形式以特許經營類為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推廣PPP：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一次體制機制變革》一文中指出，“廣義PPP是指政府與私人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而建立的合作關系，以授予特許經營權為特征，主要包括BOT、BOO、PFI等模式。”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管理的意見》(以下簡稱“43號文”)指出，“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業投資和運營”。財政部在113號文中提到的項目運作主要方式是特許經營類，也包含了外包類中的委托運營和管理合同。 從目前的政策動向看，在PPP項目經營中，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合作鏈比較長，雙方共擔風險、共享收益，而且項目最終要交還政府。因此，可以預計，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合作形式主要是特許經營類。外包和私有化類，都不是PPP的主要模式。
二是以特殊目的公司為載體。國務院43號文提出“投資者按照市場化原則出資，按約定規則獨自或與政府共同成立特別目的公司建設和運營合作項目”。財政部解答43號文中提到，“對供水供氣、垃圾處理等可以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的公益性項目，要積極推廣PPP模式，其債務由項目公司按照市場化原則舉借和償還，政府按照事先約定，承擔特許經營權給予、財政補貼、合理定價等責任，不承擔償債責任”。
據此推斷，國內PPP項目將主要以特殊目的公司(SPV)為載體來實現。SPV是政府與社會資本組成的一個特殊目的機構，共同承擔風險，全過程合作，期滿后移交給政府。
三是政府部門和社會資本分工明確。政府職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招投標和質量監管、特許經營權授予、價格監督、部分政府付費(含補貼)、融資支持基金(包括股權、債權、擔保等形式的支持)。社會資本則需承擔包括設計、建設、運營、維護、融資的大部分職能，項目公司可以按商業化原則舉借債務，但政府不承擔項目公司的償債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規范文件并沒有將合作方定義為私人部門，而是定義為“社會資本”，而我國很多商業化的企業是國有控股的，因此我國的PPP模式并沒有排除國有企業這一參與主體。
在傳統公私合作模式下，公共部門或私人部門一般只各自負責項目鏈的部分板塊，而不是全程參與項目設計到運營的完整鏈條，雙方都缺乏對項目全生命周期成本收益和質量的全盤考慮。單一部門“重建設、輕運營”的傾向易導致設施建成后不能發揮應有功效，甚至出現嚴重的質量問題。目前財政部推廣的PPP基本模式強調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和風險適當原則，合作期限更長，并且項目整體生命過程中合作較為密切，有利于保證項目質量。
PPP模式的本質
公私合作具有很長的歷史，近年來中東歐及中南美洲國家在PPP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人們意識到其重要意義。概言之，PPP模式實現了公共項目兩個方面的革命。
1、從傳統融資進入項目融資模式
從金融市場的角度來看，PPP項目融資不再是傳統的信用融資，而是以項目前景為基礎的項目融資。項目未來收益是主要保障，借款人接受收益監管和項目資產抵押、質押，融資方具有更全面的盡職調查義務和項目參與權。 通過成立SPV，實現了項目和投融資主體之間的風險隔離。同時，PPP模式以完整的契約體系和完備的法律架構維系并協調項目各方利益，未來還款主要依靠項目預期收益，是嚴格意義上的項目融資。財政只提供有限擔保、政府信用有限介入或不介入融資安排，是PPP模式的關鍵特征。
因此， PPP模式有效控制了中央政府信用、地方政府信用與項目之間的關系，控制了隱性債務風險。
2、實現了私人資本對公共財政領域的合理參與
PPP模式以政府與私人部門間的特許權協議為基礎，公共部門通過特許權安排掌握項目主動權，并有效借助私人部門的專業能力，同時實現向私人資本的風險分散;私人部門對項目評估、決策、投融資、建設和運營全程參與，其獲益途徑可以來自于項目運營和特許權，也可以是其它附帶收益，如稅收優惠、沿線優先開發權、其他業務牌照等等。
因此，PPP模式有效解決了財政直接投資效率方面先天劣勢，同時在公、私兩部門間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系，規避私人部門道德風險。
PPP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及之策
目前，PPP模式出現“剃頭挑子一頭熱”現象。各級政府對PPP熱情高漲，但社會資本則顯得相對冷靜，據悉截至目前各級政府推出的項目中，與社會資本達成初步意愿的僅占十分之一左右。
1、政府與市場的職能界限不清。目前社會對PPP模式的認知存在明顯的誤區，不論是社會資本、專家學者，還是一部分政府部門等，都把PPP單純地詮釋為一種新的城鄉基建融資模式。特別是在4月份宏觀數據顯示經濟持續回落勢頭未有效扭轉時，PPP模式更被誤導為了一種投資刺激工具和政策安排。鑒于當前正在經歷前期刺激消化和陣痛期，加之上一輪刺激計劃中許多投資項目缺乏嚴格的可行性研究而倉促上馬，這加重了社會資本對PPP項目的可行性與有效性的疑慮。
把PPP模式理解為一種新的融資安排是典型的認知扭曲，盡管PPP模式客觀上帶有向社會融資的效應，但PPP的本質是更高效地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訴求，更有效地利用好政府財政資源，以及促進政府職能的轉型。
當前推廣PPP模式，本質上是推動一場新的公共產品和服務變革。過去，看似政府在公共產品和服務上投入許多資源，但許多公共資源實際變成了鋼筋水泥組成的形象工程，未有效形成公共服務和產品，更談不上最大化政府公共財政效用。通過PPP模式，公共產品和服務就可走出政府自產自供的格局。這一方式的轉變不僅極大地避免公共財政資源沉淀，而且提高了公共財政資源的使用效率。從這個角度上講，PPP模式可視作一場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革命。
當然，這要求對公共性和公益性進行科學合理的定義。除了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和自然壟斷領域，那些可以市場化的領域，應該通過市場定價來解決，避免集運動員與裁判員于一身的角色錯位。如果政府擁有裁判員和運動員的雙重角色，一旦政府失信違約，給項目帶來直接損害的同時，也不利于后期項目開展。盡管PPP項目合作雙方有合同約束，但在具體項目運作及投資過程中政府依然處于強勢和優勢地位，政府失信違約對投資人的融資成本、項目收益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并且不利于其他項目的開展。
2、為PPP模式提供穩定的法律環境，避免基于政策推動的不穩定性。當前PPP項目的投資周期大多跨越一任官員任期，這意味著用全國人大立法的方式規范PPP市場秩序，要比單純基于政策更有利于消除社會對政策“朝令夕改”的擔憂。
在立法機關立法制定PPP市場秩序時，應明確規定PPP模式的基本理念是政府搭臺、市場唱戲，政府與社會資本基于權責對稱行駛各自職責，盡可能避免在規則制定上把政府放置在不容挑戰的主導地位，如若政府在發起的各種特定PPP項目公司(SPC)中占據主導地位，社會資本更多為項目配資，那么PPP將被社會資本誤解為單純的政府融資工具，進而削弱社會資本的參與熱情，不利于PPP的健康發展。
過度強調政府主導，甚至即便在設立有助于破產隔離的SPV中，依然置入政府主導項目的條款，將很容易混淆參與各方的權責，使SPV無法有效隔離風險，導致政府等事實上承擔了隱性或無限的風險連帶責任，并給政府等帶來不必要的聲譽風險。
3、創新PPP產品的實現形式和交易模式，提高PPP項目的市場深度。當前的PPP項目投資規模都較大，投資周期也較長，且多是非標準化和非證券化項目，這導致PPP資產轉讓市場很難活躍，投資者風險不易轉移。
為此，一方面可在PPP產品設計上按照《合伙企業法》確定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的合伙人機制，抑或借鑒眾籌模式中的領投人與跟投人機制，并根據項目的特殊性制定特定損益分配條款，確定政府及相關實體參與特定PPP項目的身份和角色，用法律的形式明確各自的權責。另一方面，PPP產品設計可以實行分級證券化基金模式，把參與PPP項目的各方權責與損益分配機制，內嵌到PPP產品設計中，使PPP具有硬約束。同時，不論是合伙人制、領投/跟投的眾籌模式，還是分級基金模式等，都旨在對PPP產品的證券化、標準化處理，使其能在股權和金融交易所交易，為PPP創造動態優化投資者結構和動態優化運營機制的環境。 總之，當前中央決策層大力推廣PPP，并不是把其單純作為一項政府融資工具和穩增長的工具，而是寄希望于它能撬起一場公共服務變革。因此，各級政府唯有摒棄認識偏誤，立足改革創新政府行政理念，那么據此推出的PPP才能真正適銷對路，激發起社會資本的參與熱情。
(作者蘇亮瑜為廣州越秀金控副總經理，羅劍為越秀金控集團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第二篇：財新網—從中國PPP發展歷程看未來
2014-08-04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PP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受到各級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指出，在當前創新城鎮化投融資體制、著力化解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風險、積極推動企業“走出去”的背景下，推廣使用PPP模式，不僅是一次微觀層面的操作方式升級，更是一次宏觀層面的體制機制變革。
當前，PPP成為落實國家戰略的重要工具。在此重要的歷史時刻，回顧PPP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希望能對吸收PPP適于中國國情的經驗，并推動PPP健康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引入中國至今，PPP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現在邁入第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探索階段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1993年，是中國PPP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即探索階段。
探索階段的出現有兩個背景：第一，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吸引了很多境外資金進入中國，其中有一部分資金嘗試性地進入了基礎設施領域。第二，80年代中期，中等發達國家出現債務危機，為推動經濟繼續發展，土耳其首先出現了BOT(建設-運營-轉讓)模式，然后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效仿，香港商人也把這個概念帶入了中國。
當時，中國沒有與BOT直接相關的法規，也沒有規范的審批程序，地方往往向中央主要領導匯報并獲得首肯后執行。
探索階段的代表項目有深圳沙角B電廠BOT項目、廣州白天鵝飯店和北京國際飯店等。沙角B項目作為BOT模式的案例，受到了國內外廣泛認可，并已在15年特許經營期滿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給當地政府。由于時間較早，該項目的文件較簡單，只有幾頁紙。項目的外商是廣東華僑，其在商業因素外還有回報家鄉的考慮，這也是在合同簡單的條件下項目能順利執行的原因。當然，項目也留下了一些教訓。比如，投資商是按照特許經營期限設計項目的，很多設施在移交給政府后需要重新建設，這個經驗在1994年北京做BOT研究時被寫入報告，后
期大岳咨詢公司做的BOT項目中對移交時項目設施的狀態都做出了明確且嚴格的規定。
探索階段的項目都是投資人發起、通過談判和政府達成一致，沒有招標過程。這些項目也是地方政府自發推進的，沒有中央政府的關注、總結和大規模推廣。
第二階段：試點階段
1994年到2002年是中國PPP發展的第二階段，即試點階段。國內學術界較早研究PPP也是從這個階段開始的。
試點階段的工作是國家計委有組織地推動的，這與探索階段不同。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以及當年底召開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為基礎設施市場化投融資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1993年新一屆政府成立后，國家計委開始研究投融資體制改革，包括BOT可行性問題。1993年底，國家計委有官員下海成立了博拓投資公司，博拓就是英文BOT的音譯。博拓公司成立后，開始運作北京的京通快速路BOT項目，由于某種原因未能成功，最后首創公司代表政府投資建設。1994年，國家計委選擇了五個BOT試點項目—廣西來賓B電廠項目、成都第六水廠項目、廣東電白高速公路項目、武漢軍山長江大橋項目和長沙望城電廠項目。當年底，又有一批國家計委官員下海成立了大地橋基礎設施投資咨詢公司，其英文名Bridge Of Trust的縮寫也是BOT。大地橋成立后開始為來賓B電廠項目做準備，1995年5月來賓B獲得了國家計委的批準。由此可以確定，1994年是BOT試點項目的起點，可以稱為中國PPP元年。
1995年8月，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聯合下發了《關于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為試點項目的實施提供了法律依據。這個通知是試點項目啟動之后頒布的，從通知中可以看出，第一，試點的重點是電力和交通項目;第二，以外資為主。后來地方政府推出自己的BOT項目時，無論水務、燃氣和區域開發等領域的項目，還是內資參與的項目，也是以這個《通知》為法律依據。試點期間，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曾幫助國家計委和國務院法制辦準備了一份《BOT法》草案，但最終不了了之。
1994年，北京市計委成立課題研究BOT，本人有幸擔任這個課題組的組長。當時經費有限、專家缺乏、資料少，但研究還是取得了較好成果，出版了《BOT項目指南》一書。應該說，當時取得的認識非常重要，對北京市投融資體制改革
有啟發和參考作用。1996年本人到大地橋公司擔任了半年的顧問，當時正值來賓B電廠BOT項目的談判，我全程參與了談判，在和項目國際顧問及國際投資人的接觸中，做課題期間的很多謎團逐步解開。
除了國家的試點項目，各地政府也推出了一些PPP項目，比較典型的有上海黃浦江大橋BOT項目、北京第十水廠BOT項目、北京西紅門經濟適用房PPP項目、北京肖家河污水項目等。大岳咨詢公司1996年底成立后，作為英國泰晤士水務和日本三井物產聯合體的投標顧問參加了成都第六水廠BOT項目的競標，后來較多參與了地方BOT項目的咨詢。嚴格地講，這期間的地方BOT項目也是試點性質的，BOT沒有成為地方常規的投融資方式。1997年，大岳咨詢聯合國家計委投資司副司長戴公興，結合北京BOT課題研究成果和國家計委BOT試點項目經驗編寫出版了《BOT項目運作手冊》，這本書成為后期各地運作BOT項目的指南。
當時國家和地方的BOT試點項目涉及的行業很多，包括電力、自來水、污水、燃氣、大橋、區域開發等。這些試點項目有的成功執行，有的在運作或執行時失敗了。無論成敗，都為后來的BOT項目運作積累了重要的知識。中國PPP文件形成的脈絡基本是：來賓B電廠—成都第六水廠—北京第十水廠—肖家河污水處理廠—西紅門經濟適用房。其中，前兩個項目側重國際經驗的引進，后三個項目的重點是國際經驗的消化和本土化，第十水廠項目相當于從引進向消化的過渡。這些本土化項目的合同文本直到現在仍被廣泛參考，起到了準標準文本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第十水廠BOT項目。盡管該項目后來經歷了工業企業外遷、密云水庫沒水、申奧成功引起引水管道改線、南水北調上馬、歐盟成立導致英國企業回防、法律變更等歷史事件，但在中國BOT發展史上是改變歷史的支點項目。該項目是汪光燾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時主持的，前期非常規范順利，招標效果非常好，水價只有預測水價的三分之一，這個結果使汪市長強烈意識到公用事業改革勢在必行。在第十水廠草簽協議后，汪光燾主張對第九水廠進行市場化改革，大岳繼續擔任項目顧問。在第九水廠項目方案完成但尚未實施時，汪光燾調任建設部部長并很快啟動了市政公用市場化改革工作，我們協助建設部城建司于2002年底完成了《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該文件的發布使BOT從2003年起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階段：推廣階段
2003年到2008年是PPP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即推廣階段。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為PPP的推廣提供了理論基礎。十六大精神是建設部2002年底出臺《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的大背景。隨著PPP項目的推進，建設部又陸續出臺一些文件，包括2004年的“126號文”(《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該辦法及各地出臺的特許經營條例是這一時期開展PPP項目的基本法律依據。
借指導意見的東風，2003年全國各主要城市掀起了PPP高潮。2003年春天發生了SARS，為了完成當年的經濟指標各地又臨時推出一批PPP項目。從大岳咨詢公司提供PPP咨詢業務的發展情況能夠感受到當時市場的火熱程度。2003年大岳進入了七八個省會或者副省級城市，同時進行的PPP項目從以前每年3個左右超過了10個。
在推廣階段，PPP項目最多的是污水處理項目。當時正值全國各地建設污水處理廠的高峰，此外，也有自來水、地鐵、新城、開發區、燃氣、路橋項目。比較著名的PPP項目有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項目、蘭州自來水股權轉讓項目、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北京亦莊燃氣BOT項目、北京房山長陽新城項目等。用目前PPP的概念來看，當時PPP項目很多，但第一個官方稱PPP的是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
在此階段，市場經濟特征非常明顯：第一，外企、民企、國企同臺競爭;第二，項目競標過程公開透明，競爭達到白熱化;第三，溢價頻出，效率提高的改革效果開始顯現;第四，傳統企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主動改革的積極性提高。盡管多數項目是成功的，但由于PPP項目數量增加很快，有些地區思想不夠開放、項目運作方法不夠科學，也出現了一些失敗案例。
2007年開始，國內出現了一股思潮對改革進行反思，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很大爭論。由于PPP領域的失敗項目，市政公用行業的個別老同志也開始反思市場化改革并提出質疑，在“鐵證”面前主管部門也開始猶豫，市政公用事業的市場化改革開始降溫，甚至“市場化”這個詞都變得非常敏感。
西安自來水市場化改革終止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受蘭州自來水改制成功的影響，2007年西安自來水公司管理層開始積極謀劃市場化改革，大岳咨詢被聘為
顧問。業內個別同志認為應該阻止西安自來水的市場化改革，否則整個自來水行業的國有體制將會受到沖擊。他們一方面指責威立雅等國際水務公司，另一方面以供水安全為由影響當地主要領導，最后西安自來水改革終止。盡管沒有威立雅等國際公司在中國嚴重違約的記錄，而且蘭州、深圳等自來水市場化改革的效果很顯著，但西安自來水終止改革以后，市場化在水務行業被認為是行不通的。
應該說，在PPP推廣階段，市場經濟取得了勝利，大規模的改革出現幾個失敗項目是正常的，業內人士反思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與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相比較，市政公用行業在此期間的改革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比任何其他行業的改革都規范：業內的研討會層出不窮，媒體高度關注，大部分中心城市的PPP項目在運作時都會聘請咨詢公司以借鑒國內外的經驗教訓，競爭公開透明。
曾經一度，人們對高溢價出現過擔憂，現在回頭看，在市場啟動初期出現一定過調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重新定位市場不可缺少的階段，從結果看，王小郢等項目的溢價并沒有影響投資人的回報水平，蘭州自來水的溢價雖然沒有達到投資人的預期回報，但主要原因在于價格改革滯后。只要蘭州自來水價調至省會城市中等偏下的水平，投資回報就能滿足要求，溢價完全是效率提高的體現。
第四階段：反復階段
2009年到2012年是中國PPP發展的第四個階段，即反復階段。這段時間是中國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幾年，鬼城、市政不配套等問題也是在這個階段暴露出來的。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年底中國推出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2009年成為PPP受沖擊最嚴重的一年，大岳提供咨詢的很多PPP項目都停止了。比如，中部一個省會城市的地鐵項目完成了PPP方案，本來需要100億資金，后來國內三家國有銀行自擔風險給項目貸款100億元;沿海一個計劃單列市的引水項目當時正在準備PPP方案，忽然我們的項目組找不到客戶了，他們全都到北京來等“大餡餅”了，資金輕松解決。銀行無條件提供貸款，有的為了放貸甚至送禮，像一場洪水淹死了所有農作物一樣，社會投資主體徹底失去了講條件的資本，PPP生態遭到破壞，有些執行中的PPP項目被政府提前終止。
“四萬億”刺激計劃的弊端很快暴露出來，政府再次開始重視民間投資。2010年，國務院出臺了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新36條”(《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
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而2009年以來外資受金融危機影響投資能力減弱，銀行擔心私人老板跑路等原因導致私人資本也很難得到銀行授信，私人資本和外資猶猶豫豫，“新36條”的效果不明顯。
這個時期，國企尤其是央企拿到大量銀行授信，其中一部分用于向私企放貸。漸漸地，地方政府與央企對接開始流行，央企成為了如火如荼城市化運動的重要角色，央企參與的很多項目都是以PPP方式進行的。央企成為主角改變了PPP的規則，既然是對接，那么地方書記、市長和央企董事長、總經理吃飯時定的調子就是PPP的準則，競爭、透明等市場規則退居二線。以前做項目要進行可行性研究，在這個階段，開發一個新城或一個新區寫幾頁紙說明就行。
當然，這個階段有些地區還是比較規范的，繼續推出一些競爭性的PPP項目，私人資本、外資和國資同臺競爭。如大連垃圾處理PPP項目經過充分競爭，垃圾處理費每噸只有50多元。央企的新做法對私人資本和外資的行為方式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們一方面向央企學習，尋求規避競爭，另一方面也尋求與國有資本的合作以利用其優勢。這個時期的PPP市場沒有出現充分競爭、溢價頻發的火爆場面。
盡管沒有政策禁止私人資本和外資的進入，但國企特別是央企在強大政府資源支持下的做法，使私人資本和外資無法參與競爭，社會上出現了玻璃門、彈簧門和國進民退等說法。為了促進民間投資，2012年國務院各部委出臺了20多個落實“新36條”的細則，客觀地評價，這些細則沒有太多新意，PPP市場也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
這個階段PPP項目很多，前提是把包括央企在內的國企也視同為社會投資人(Private一方)。粗略估計，到2013年全國PPP項目有7000到8000個，其中很多項目沒有公開招標，不被外界了解。
反復階段的后期，PPP市場出現了新的變化，有不少并購整合的案例，這完全符合市場規律，并購整合在下一階段應該還會有較大的發展。
第五階段：普及階段
2013年開始，中國PPP發展進入第五個階段，這個階段的故事正在發生。很多人對這個階段都有很高期待，我們暫且把這個階段叫作普及階段，希望PPP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一種常態模式。
十八大提出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為PPP的普及提供了理論基礎。2013年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結束后，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做了關于PPP的專題報告，對PPP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轉變政府職能、建設現代財政體制和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等方面的作用給予了高度期待。進入2014年，財政系統組織了多次官方PPP培訓，地方財政廳局的PPP培訓也接連不斷。住建部和財政部結合財政體制改革開始準備有關指導意見，地方政府積極上報PPP試點項目。國家發改委啟動了特許經營立法工作，學術界、咨詢界也熱鬧起來，各種研討、沙龍層出不窮，各種文章不斷問世。最近財政部還專門成立了PPP中心。
實際上，這次推動PPP發展有很強的社會經濟背景。中國城市化經過十年高速發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時出現了大量問題：房價見頂，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地方債務超過20萬億元，還在快速增長;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治理需要大量資金。國有體制可以調動大量資源但浪費驚人，投資效率越來越低。參與城市建設的央企負債率快速攀升，融資和抗風險能力快速減弱。中國需要轉變發展方式，提高效率、減少浪費、少走彎路一定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基本內容。PPP不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但可以帶來體制和機制的創新，對解決當前問題有益。
咨詢公司處于PPP產業鏈的上游，可以比較早的感受到行業的變化。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大岳咨詢的PPP項目咨詢業務量明顯增加，從平均每個月簽四五個合同增加到差不多八個。本人作為PPP咨詢專家，參加的各種研討會、審查會明顯增多。各地政府、各種機構委托大岳咨詢起草政策文件、合同范本的情況也在增加。接下來，投資機構、設計建設機構、材料設備供應機構、運營機構都會逐步感受到PPP熱潮的影響。相信PPP在很多行業會越來越普及。
在普及階段，PPP會出現新特點。第一，并購機會增多。國家要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并購將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手段。第二，多個PPP項目同時推進的情況會增加。多個相關項目綜合考慮可以減少浪費，提高效益。第三，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做PPP的情況會增加。第四，總結經驗教訓并進行推廣會受到新一屆領導的重視，只有傻子才會允許同一種錯誤重復發生。
站在普及階段的起點上，我們對PPP的大發展有所期待，比如：中國會出現一批世界級的公用事業企業、PPP在轉變發展方式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使中國不
僅沒有掉進“中等收入陷阱”，反而還邁上了新的臺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短期內，我們無法對特許經營立法有過高期待，因為那需要太多時日，做好PPP的當務之急是規范、規范、再規范。選擇投資主體要公開、競爭，政府在嚴格監管社會主體的同時自己也要守信，要充分發揮中介的作用少交學費，要千方百計掃除阻礙“新36條”落實的種種障礙。從PPP近30年在中國的發展歷程看，做好PPP工作，前景美好、任重道遠，切忌一廂情愿。
第三篇：中國期貨的發展歷程
最佳答案 1990年10月12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鄭州糧食批發市場開業。該批發市場以現貨交易起步，逐漸引入期貨交易機制，邁出了中國期貨市場發展的第一步，標志著中國期貨市場的誕生。
1991年5月28日上海金屬商品交易所開業
1991年6月10日，深圳有色金屬期貨交易所宣告成立，這是國內第一家以期貨交易所形式進行期貨交易的交易所，同年9月28日推出的我國第一個商品期貨標準合約——特級鋁期貨合約。
1992年9月，第一家期貨經紀公司——廣東萬通期貨經紀公司成立，同年底中國國際期貨經紀公司開業。標志中國期貨市場中斷了40多年后重新在中國恢復。
1993年5月28日，鄭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標準化期貨合約，實現由現貨到期貨的過渡。
1993年11月4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制止期貨市場盲目發展的通知》，要求堅決制止期貨市場盲目發展，中國期貨市場規范整頓工作由此開始。
1994年3月30日，國務院發文，禁止境外期貨代理業務，并將期貨經紀公司的審批權由國家工商局轉移到中國證監會，從嚴控制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參與期貨交易。
1994年4月6日，國務院開始關停一些大品種，停止鋼材、食糖、煤炭期貨交易。同年9月29日暫停粳米、菜籽油期貨交易。
1994年4月28日，第一部地方期貨法規——《河南省期貨市場管理條例》出臺。
1994年5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批轉國務院證券委《關于堅決制止期貨市場盲目發展若干意見的請示》，開始了對期貨交易所的全面審核、對國有企事業單位參與期貨交易的嚴格控制、對各種非法期貨經紀活動有嚴格查處。
1994年10月，國務院授權中國證監會正式批準11家期貨試點交易所。1995年1月，天津、長春兩家聯合試點期貨交易所誕生。1995年4月19日，上海商品交易所成為第14家試點交易所。
1995年5月，國債期貨“3·27事件”和“3·19風波”導致國債期貨交易被暫停。
1995年4月，上海物貿因在上海商交所9505和9507膠板合約中嚴重違規成為第一個被中國證監會處罰的會員單位。
1995年9月，中國證監會要求各期貨交易所著手進行會員制改造。
1995年10月24日，中國證監會要求各期貨交易所控制風險，禁止資金T+0結算。
1995年10月31日，中國證監會責令長春聯合期貨交易所停業整頓半年。
1996年2月23日，國務院發文加強期市監管，金融機構退出期市。
1997年2月底，中國證監會嚴厲查處天津紅期貨操縱案。
1997年3月1日，李鵬在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規范證券、期貨市場，增強風險意識”。由此1997年被中國證監會確定為“證券期貨市場防范風險年”。
1997年7月上旬，中國證監會對期貨經紀公司開始進行年檢工作，并公布第一批不予通過1996年度年檢的11家期貨經紀公司名單。
1998年8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整頓和規范期貨市場的通知》，要求中國證監會對期貨市場再次進行力度較大的治理整頓，對期貨交易所、期貨經紀公司進行了數量、質量上的調整，改變了整個期貨市場的格局，將原來的14家期貨交易所合并為大連、鄭州、上海三家。
1998年8月，國務院批轉中國證監會《證券監管機構體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確立中國證監會統一負責對全國證券、期貨業的監管，一個集中統一的證券市場監管體制初步形成。1998年11月24日，中國證監會批準重新修訂后的大豆、小麥、綠豆、銅、鋁、天然橡膠等六個合約，11月27日新修訂后的小麥、綠豆合約上市交易。
1999年6月2日，國務院頒布了《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與之相配套的《期貨交易所管理辦法》、《期貨經紀公司管理辦法》、《期貨經紀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辦法》和《期貨業從業人員資格管理辦法》也相繼發布實施，從而加強了對期貨市場的監管，為期貨市場的進一步清理整頓和規范運作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期貨市場由此進入了試點新階段。
1999年12月，大連、鄭州、上海三家期貨交易所分別召開會員大會。
第四篇：中國平安的發展歷程
2007年3月1日，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證券簡稱為“中國平安”，A股證券代碼為“601318”，成為A股第二保險股，申購平安IPO所凍結的資金達到1.1萬億人民幣。其A股發行價為33.8元，最終發行規模為11.5億股，募集資金388.7億元，不僅成為A股市場發行價格最高的金融股，還創下有史以來全球最大保險公司IPO，網上申購中簽率僅為2.3%。
2006年
2006年8月，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購深圳商業銀行89.24%股權，取得一張全國性的中資銀行牌照。盡管此前平安集團已控股平安銀行(原福建亞洲銀行)，但由于種種政策原因，平安銀行終究改變不了“外資銀行”的身份。由于深商行擁有銀監會授予信用卡業務許可，故收購深圳商業銀行將為平安集團提供涉足信用卡業務的理想機會。
2005年
平安資產管理公司成立;平安健康險公司成立
2004年
2004年6月24日，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掛牌交易。公司股份名稱“中國平安”，股份代號2318，目前市值已逾100億美元。隨后，中國平安相繼入選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中國指數成份股，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成份股。11月，公司又因上市運作的上佳表現，榮獲全球著名的《投資者關系》雜志(Investor Relations Magazine)頒發的2004年亞洲區“新上市公司最佳投資者關系”獎。
2004年2月19日，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平安與匯豐聯合收購的福建亞洲銀行正式更名為平安銀行。同年，平安銀行獲準將總行遷至上海，并設立福州分行。
2004年12月1日，平安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通過中國保監會的驗收，核準開業。同年9月，平安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準籌備。
2004年9月17日，中國平安全國客戶服務及后援技術中心項目工程在上海浦東新區張江銀行卡產業園區開工奠基。
2004年11月10日，平安人壽行銷支援管理系統正式投入使用，該系統結合公司業務流程和IT業務系統，通過事件提醒、新聞公告、查詢中心、行銷支持、早會經營、互動園地六大模塊，建立與實際業務運作緊密結合的網上專業服務平臺，為營銷隊伍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援。
2004年12月11日—12日，在兩年多建設和準備的基礎上，平安IT系統成功完成了國內首次保險企業“IT災難快速恢復”演習，此次演習共投入專業技術人員100多人，歷時28小時，經過30多個機構用戶驗證顯示，所有恢復工作順利達標，標志著平安IT已經初步具備了應對重災的緊急處理能力。
2003年
經國務院同意，中國保監會批準，2月14日，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完成分業重組，更名為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集團公司控股設立平安產險、平安壽險、平安信托和平安海外投資，平安信托依法持有平安證券股份。
服務邁向全球化。8月，中國平安將全球急難援助服務、急難援助特服電話95511全面升級，平安客戶海外遇險時直撥平安95511，即可享受到專業、便捷的全球急難援助服務。這是國內首次實現特服號碼海外直撥。
獨家承保國內投資額最大的合資項目。2月，平安產險獨家承保國內目前投資額最大的合資項目——中海殼牌石化項目一攬子保險，總保險金額超過31億美元，保費超過1900萬美元。
2002年
2002年10月8日，匯豐集團(HSBC)與平安正式簽署《認購協議》，以美元6億元(約人民幣50億元)認購平安10%的股份，公司資本實力進一步壯大。這是國內金融業迄今為止金額最大的引進外資項目。作為戰略投資者，匯豐集團還將在管理和技術方面與平安進一步合作。
2002年6月27日，繼平安大學成立(工程奠基)之后，平安—LOMA學院正式成立，這是LOMA與其會員公司國際化合作創辦的第一個學院。同月，平安與LIMRA合作，引進禮賢業務員甄選系統(LASS系統)。
2002年10月19日，平安信托投資公司新產品“卓越汽車消費貸款集合資金信托”面市，迅速銷售一空。標志著平安信托成功邁出了通向高價值客戶金融服務市場的第一步。
2001年
平安的集團改革方案正式獲批，公司更名為“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5月28日，平安金融大學正式奠基并獲博士后工作站資格。平安首屆中級管理干部培訓也于8月31日在上海復旦大學圓滿結束，此次培訓人數達800多人，新時期公司的干部成長機制正式啟動。
3月13日，平安首家推出團體退休金投資連結保險，填補了國內團體保險市場的空白。
2000年
平安3A客戶服務體系初步建成。7月18日，平安全國電話中心95511在蘇州開通，并力爭三年內建成亞洲最大的企業電話中心;8月18日，一站式綜合理財網站PA18正式啟用，平安大步進入電子商務。
平安證券獲中國證監會批準增資擴股至10億元人民幣。
1999年
9月20日，原美國林肯國民集團副總裁斯蒂芬•邁爾正式加盟平安，出任總精算師及董事長高級顧問。
10月中旬，中國第一家全國性電話咨詢中心——平安 Call Center 項目將全面提升平安服務、銷售和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水平。同時電子商務項目也開始起步。
平安世紀理財在滬試銷10月23日，中國大陸第一代投資連結保險——“平安世紀理財”在上海面世，該險種是中國保監會首次“會”的名義批準的新商品。
11月15日，平安被正式確認為江蘇田灣核電站首席承保人。江蘇田灣核電站是我國目前在建的最大的核電項目，平安獲得39%的份額。
1998年
麥肯錫改革方案全面推出，平安在產、壽、證、投、內控、人力資源六大領域進行了全面深刻的改革，各項方案都已通過并進入實施階段，經營管理各方面全面推選KPI指標體系。產、壽險小型機系統、證券公司SYBASE證券交易系統全面上線，使平安信息技術在同業中處于領先地位，為平安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加強風險防范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援。全系統精簡機構和人員。1998年6月22日，“總公司組織和崗位設計方案公布會”召開，打響了全系統“消腫減肥”的揭幕戰?？偣静块T數從12個減為8 個，室建制數從51個減肥為26個，人員數量從327名減為238名。各專業公司和分支機構“消腫”工作隨即全面展開。
1997年
公司收購深圳足球俱樂部，開創了國內金融企業獨家經營足球俱樂部之先河。經過一年的努力，平安足球隊于11下旬提前一輪晉升甲A，展現了平安拼搏進取的精神。建立健全內控制度，初步構架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內控體系。全面實行稽核、審計雙軌制;建立區域稽核中心;推行財務委派制;完善區域總督導制。
1996年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同意公司增資擴股，股本從15億擴至25億，公司實力將進一步增強。平安證券公司正式在國家工商總局注冊，平安信托投資公司和中國平安保險海外(控股)公司成立，使公司形成以產險為基礎，壽險為重點，證券和信托為兩翼，海外業務為補充的集團化架構。
1995年
公司募集定向法人股工作獲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復，公司資本金擴大到15億元。全國推選產險、壽險、證券業務的營銷體制改革，其中壽險營銷業務成果顯著。按《保險法》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實行了產險、壽險、證券、投資四大業務的統一管理、分業經營。完成了資產一體化改造工作，實現二級法人向一級法人的平穩過渡。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準，平安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偣境闪⒇攧展ぷ魑瘑T會和電腦工作委員會，加上已有的保險業務審定委員會和投資貸款審查委員會，四大專業委員會已全部形成。
1994年
整個平安系統實施人壽業務與產物險業務分業經營、管理和核算的舉措，推動了平安人壽險乃至整個平安保險的大發展。證券業務實施經營機制改革，大大增強了平安證券業務的競爭實力。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準，世界兩大財團摩根財團和高盛財團參股平安，進一步增強了平安的經濟實力，平安的管理水平上升到國際化水準。
1988-1993年
1988年3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發文(銀復〈1998〉113)批準成立平安保險公司，同時頒發“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這是我國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險企業。
1988年4月15日平安保險公司批準成立后，承保了第一筆業務，保戶是深圳特區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房地產公司，保額為3072.1萬元人民幣，收入保費43998元人民幣。
1988年11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復深圳人行(88)深人融管字75號文《關于對平安保險公司在海南設立分支機構的意見的函》，同意設立分公司，這是平安保險公司在特區外設立的第一家分公司。
1992年9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發文(國辦函[1992]93號)批準平安保險公司更名為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并同意中國平安保險公司辦理法定保險和國營企業、三資企業的保險業務以及各種外幣保險和國際再保險業務。
今天的平安：
中國三大綜合金融服務集團之一，以保險為核心的，涵蓋證券、信托、銀行的高度緊密的綜合金融服務集團;
中國第二大保險集團，3000萬優質個人客戶，300萬企業客戶，2005年保險業務收入707億人民幣，2005稅后利潤42億人民幣，2005公司總資產3100億人民幣，2005公司股東權益380億人民幣;
平安業務：綜合金融業務體系。
擁有中國金融企業中真正整合的、獨一無二的綜合金融服務平臺，集團實現品牌、IT、HR、計劃和風險管理的集中統一;
為企業及個人客戶提供一站式綜合金融服務(保險、信托投資、證券、銀行)創造更多的便利和更高的效率。
其中：
平安信托投資公司
平安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2日，是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02年2月，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重新注冊登記，成為全國第一批獲準重新登記的信托投資公司之一;2005年10月，平安信托進行增資擴股，注冊資本增加到42億元人民幣，成為國內注冊資本最大的信托公司;為客戶提供基于下列本外幣信托業務的產品：資金信托業務;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財產的信托業務;投資基金業務;公益信托業務;租賃信托業務;企業資產的重組、購并及項目融資;公司理財、財務顧問等中介業務;目前，平安信托代管理資產超過90億元。
平安證券公司
1995年10月正式成立，總部設在深圳，注冊資本金為18億元人民幣，獲得國家創新級券商資格;2005年，在中國股市結構性調整的背景下，平安證券積極開發新產品，改善服務手段，降低經營風險，公司盈利能力顯著提高，正向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務的券商方向邁進;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完善，客戶對金融服務全方位需求愈加迫切，客戶已不滿足于單純或者品種單一的投資渠道，因此對券商提出了更高的專業服務要求;平安證券將充分發揮中國平安的集團品牌優勢，進一步打造先進的綜合金融服務平臺，不斷開發新的業務品種，完善服務手段，以專業的體系、專業的產品、專業的服務，為客戶創造最大的價值。
平安銀行
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平安銀行有限責任公司于2004年2月19日正式成立。平安銀行將采用國際先進的商業銀行管理、運作模式，引進國際先進的銀行電腦操作程序，努力建設成為一家具有獨特競爭能力、規范、穩健發展的商業銀行。由中國平安與匯豐銀行攜手合作的平安銀行，中國平安持有73%股份，匯豐銀行持有27%股份。十年規劃將成為中國第五大行。目前平安銀行開辦對外商投資企業、外國駐華機構、香港、澳門、臺灣在內地代表機構，外國人及香港、澳門、臺灣同胞的人民幣業務;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和中長期貸款;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買賣股票以外的其它外幣有價證券;提供信用證服務及擔保;辦理國內外結算;買賣、代理買賣外匯;從事外幣兌換;從事同業拆借;從事銀行卡業務;提供保管箱服務;提供資信調查和咨詢服務;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的其它業務。
中國平安榮獲福布斯頂尖非國有企業第一
近日，著名商業雜志《福布斯》中文版發布針對中國大型非國有企業的2008 “中國頂尖企業榜”，中國平安首次入榜即榮列第一，這也是平安繼入選《財富》“世界500強”并成為入選的中國非國有企業第一名之后，在非國有企業領域獲得的又一個驕人榮譽。
2008年“中國頂尖企業榜”是福布斯連續第三年針對中國大型非國有企業進行的調查，并向讀者推出了兼顧規模與效率的100家大型企業典范。其調研范圍包括2007年銷售額超過30億元、主營業務在中國大陸的非國有企業。
“中國頂尖企業榜”排名根據候選企業在2005-2007三年間的回報率指標(總資產回報率、凈資產回報率)、增長性指標(銷售增長率、利潤增長率)和贏利性指標(銷售利潤率)進行加權計算，并根據企業過去3年的銷售規模進行調整。此番入選福布斯“中國頂尖企業榜”是對中國平安三年來穩健經營和快速成長的充分肯定，也是繼連續兩年上榜《福布斯》上市公司前500強并蟬聯該獎項中國非國有企業第一之后，中國平安獲得的又一殊榮。
榜單方面有關負責人在總結今年的調研時指出，許多大型企業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都開始走多元化和國際化的道路，而中國平安國際化的綜合金融戰略正是走在眾多企業前端的典范。目前，中國平安正積極推進全球化的資產配置戰略，并將繼續加大海外資產管理業務的拓展力度，力求打造“以保險、銀行、投資為三大業務支柱的國際領先的綜合金融集團”。
另外，聯想控股和日照鋼鐵也分別位列榜單第
二、三位。
這也是中國平安在中國非國有企業排名中獲得的多項榮譽之一。今年7月，繼兩度入選《福布斯》全球500強，并蟬聯中國非國有企業第一之后，中國平安首次進入《財富》世界500強，并成為入選該榜單的中國非國有企業第一名。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
來源：發布日期：2010-11-2
51、從五四運動到“南湖會議”(黨的創立時期 1919.5.——1921.7)
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和“救亡圖存”斗爭的屢遭失敗，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社會基礎;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和政治上的覺醒，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階級基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傳來了馬克思主義，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思想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干部基礎。在各種條件具備后，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1921年7月至7月30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代表12人 ，當時，全國的中共黨員只有53人。7月30日，在上海召開第六次會議，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斷后，第二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一只游船上舉行，并于當天閉幕。大會討論了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機構等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7月1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是毛澤東于1938年首先提出來的，當時，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他們記得“一大”是1921年7月召開的，但記不清確切的日期，又無檔案資料可查，于是就把7月的第一天，作為象征性的中國共產黨誕辰紀念日。
2、從第一次國共合作到“七.一五分共”(國民革命時期 1921.7.——1927.7)
1924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推動了北伐戰爭的順利進軍，但由于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右派的妥協退讓，放棄了對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的領導權，致使國民黨右派勢力得逞，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變”，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事變”，相繼背叛革命，國民革命失敗。
3、從挺進井岡山到“七七事變”(土地革命時期 1927.7.——1937.7)
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實現了兩次生死攸關的大轉折：第一次是從國民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中國共產黨在失敗中總結教訓，成功的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第二次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遵義會議的召開，停止了“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重新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黨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4、第二次國共合作到抗日勝利(抗日戰爭時期 1937.7.——1945.8)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蘆溝橋事變”，點燃了全面侵華的戰火。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情地推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并歷經八年艱苦抗戰，打敗了強大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5、從重慶談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解放戰爭時期 1945.8.——1949.10)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不顧全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的反對，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了全面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和各民族黨派的支持下，最終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新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6、爭取國民經濟恢復到“三大改造”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1949.10.——1956.12)
1949年到1952年，面對滿目倡痍、白廢待興、矛盾重重的困難局面，中國共產黨遵循“不要四面出擊”的方針，成功地用三年時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從1952年開始，又展開并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7、從“大躍進”到“八字方針”制定(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時期 1957.——1965)
從1957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在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下，也出現了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經濟建設中的“左傾錯誤”。
8、從批“海瑞罷官”到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6.——1976.3)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指導下，加之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壞，出現了“文化大革命”這樣歷時十年的全局性內亂，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受了嚴重挫折和損失。
9、從“兩年徘徊”到十一屆六中全會(撥亂反正時期 1976.——1981)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由于黨的主要領導人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使社會主義建設處于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線，并開始了全面的撥亂反正工作，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制定并通過，標志著撥亂反正工作的勝利完成，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實現了第三次轉折。
10、從黨的十二大到黨的十七大(改革開放新時期1982.——)
從黨的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國共產黨成功實現了兩代領導班子的順利交接，在對毛澤東思想繼承的基礎上，創立了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
1982年9月12大：提出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團結全國過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1987年10月13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路線。
1992年10月14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99年15大：明確跨世紀發展的奮斗目標和任務：第一個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經過10年的努力 ，到建黨100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2002年11月16大：提出三大任務：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
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選舉產生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決定》中明確把構建和諧社會作為黨的目標和加強當的執政能力和建設的五大任務之一，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
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2006年9月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
2007年10月17大：大會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胡錦濤總書記的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認真總結了黨的十六大以來5年的工作，系統總結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和寶貴經驗，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做出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報告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當前和長遠相結合，突出了高舉旗幟、科學發展、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和加強自身建設四個重點，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和重視民生的三大要求，對科學發展觀進行了系統闡述，以戰略性思維和前瞻性眼光描繪了我國改革發展的宏偉藍圖，是中國共產黨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政治宣言，是指引全國各族人民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的行動綱領?，F在，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擁有7500余萬黨員、具有60年執政經驗的大黨，我們黨正帶領13億中國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昂首闊步、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