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工作中我們總是面臨著一些工作任務和目標，特別是對于營銷工作而言，有年度工作任務，季度工作任務，月度工作任務，每周工作任務，甚至每日工作任務。在進行工作任務之前，我們就要提前做好計劃工作，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計劃生育人口政策》，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第一篇：中國計劃生育人口政策
評中國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計劃生育實施30多年了，雖然獨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過快增長，使中國少生了3億人，推動了經濟發展，但也給中國政府帶來了諸多問題。
首先，中國人口正在老齡化，從而導致年輕勞動力減少和退休保障體系出現問題。如果中國的年輕人口減少，“世界工廠”的廉價勞動力就會出現短缺。而工資的上漲將導致國內和國外市場中手工業產品價格大幅攀升。成本的增加可能使中國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外國投資流向其他勞動力更加廉價的國家，進而導致就業機會減少，使失業率上升。
經濟發展使中國人口平均壽命上升到2000年的71.6歲，但這也意味著依賴退休金、政府援助和子女贍養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在中國的大城市中一個獨生子女要照顧自己的一對父母和4位祖父母，壓力顯然很重。另外人口老齡化和納稅人減少將導致依靠稅收的中國退休保障體系出現問題。
其次，舊有的“重男輕女”觀念導致中國新生兒性別比例嚴重失衡。據官方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男性比女性多1800萬，這個數字到2020年還將增加到3000萬。為了生男孩，有的孕婦會進行性別選擇性流產。雖然中國政府禁止歧視、虐待和拋棄女嬰，但是此類慘劇經常上演。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單身的男性越發不容易覓到伴侶。在某些農村地區，這種現象甚至催生了綁架和販賣年輕婦女的違法行為。
第三，獨生子女政策執行起來存在很多不平等。經濟發展使中國的中高階層人數不斷增加，這些富人有能力交罰款，往往會生兩個甚至三個孩子。各個地方的罰款標準也各不相同，在北京生二胎要交10倍于平均收入的罰款，而上海只需要交3倍的罰款。這種不平等現象在既沒錢也沒“關系”的群體當中引發了極大的不滿。
2007年曾有中國人大代表建議將只允許生一個孩子放寬到允許生兩個孩子，以解決獨生子女政策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問題。中國在山西省和黑龍江省的兩個城市進行試點，允許一家生一個以上孩子。令人驚訝的是，30年來這兩個城市人口增長率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男女比例也比較平衡。這不得不令人思考。
第二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效果
1.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
中國政府控制人口的努力在下個世紀將充分顯現出來。1950年，我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為22%，1998年為21%，到2050年將下降到15%，亦即中國人口從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強降到七分之一弱。同期，占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從1950年的32%下降到2050年的17%，或者說，從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到2050 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桂冠將戴在印度的頭上，我國計劃生育的成效可謂不言自喻。
2.中國人口增長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總和生育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我國人口已經從過去的高增長轉向低增長，人口增長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發展中國家屬于較低之列。 總和生育率已接近目前發達國家水平，當人口慣性增長消除后，我國人口將出現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倍增時間如果包括中國為40 年， 如果不包括中國則為35年。我國對減緩世界人口增長所起的作用可見一斑。
3.計劃生育使中國人口轉變時間縮短，人口乘數降低
人口轉變是世界各國已經或正在經歷的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轉變過程。由于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時間和速度不同，人口轉變必然帶來人口的轉變增長。人口乘數是用來刻劃人口轉變增長特征的一個綜合指標，它指的是轉變結束時的人口規模與轉變開始前人口規模的比。人口乘數受轉變的時間長度和轉變的高度即人口峰值增長率兩個因素的制約。生育率下降越晚，下降速度越慢，人口乘數越大，反之，加速生育率下降，縮短轉變過程，則人口乘數就會大大降低。同樣，轉變乘數與峰值人口增長率成正比。我國在人口轉變的早期沒有采取控制人口措施，因而人口的峰值增長率很高(例如，1963年達到3.3%)。 如果不采取急剎車的辦法降低人口生育率，縮短人口轉變的時間長度，我國的人口乘數將非一般之高。然而，事實是，我國推行了快速降低人口生育率的政策，大大縮短了轉變時間，把人口乘數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表5的數字表明， 我國人口乘數不僅在發展中國家位于最低，甚至低于某些發達國家。研究表明，如果中國的計劃生育推遲10年或20年實行，則人口乘數將會高達5-7，人口規模就有可能高達25億以上，其后果將不堪設想(陳衛，1996)。計劃生育使我國避免了由人口轉變增長可能帶來的人口災難性膨脹，緩解了人地關系緊張的矛盾，為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寶貴時間。
4.穩定低生育率有利于減低人口的增長慣性，削減人口的峰值高度
如果把人口轉變開始到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時的人口增長稱為轉變增長，則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到人口實現零增長時的人口增長即為慣性增長(陳衛，1995)。歐洲國家的人口轉變所用時間長，峰值人口增長率低，因而，人口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和實現人口零增長的時間幾乎同時。而發展中國家則面臨完全不同情形。由于人口的峰值增長率很高，生育率下降迅速，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因而，在總和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仍要繼續滑行30至40年的時間才能最終停止增長。世界銀行曾計算過世界各國的人口慣性值，其結果為：發達國家均低于1.3， 新興工業國家為1.3-1.5，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為1.5-1.7戶，中國為1.5， 拉丁美洲國家在1.7-1.8，西亞和非洲國家則高達1.8-2.1。如果我們把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則我國的慣性值將降到1.2，峰值人口將不是世界銀行估算的17億而是15億以內，這對于已經嚴重超載的我國，無疑是較好的結局。對于不堪重負的地球來說，也是一大幸事。
5.從老年人口乘數看計劃生育產生的未來老年人口隊列效應
同計算總人口乘數一樣，我們可以計算老年人口乘數。結果表明，下世紀中葉前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乘數將大幅度上升， 2050年達27.6。而老年人口中80 歲以上的老老年人口乘數增長更是驚人， 2050年將高達115.17。下世紀中葉前將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時期。然而，這正是過去人口高增長的結果。低生育率對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長遠效應將在低生育率時期出生的人口進入老年時充分顯現出來。100年后我國的少兒人口乘數、 老年人口乘數和老老年人口乘數將遠遠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
中國人口現狀：http:///test/2005-07/26/content_17363.htm
第三篇：新中國人口生育政策的變遷
公共事業管理
2013104094
陳旭
中國現行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屬于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其基本內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某些群眾有特殊困難，包括獨女戶，要求生二胎的，經過批準可以間隔幾年后生第二胎;不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生三胎;少數民族地區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具體要求和做法可由有關省、自治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這一生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既提出了限制人口數量過快增長的要求，又提出了提高人口出生素質的要求;既提出了國家提倡什么，又提出了國家抑制什么;貫徹了從實際情況出發，區別對待，分類指導，不一刀切的精神;少數民族也要計劃生育，但生育數量可以適當放寬。
這一生育政策是當今中國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逐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是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需要，它既照顧了宏觀及其長遠利益，也照顧了微觀及其當前利益，縮小了國家和家庭在生育需要方面的差距，得到了絕大部分育齡群眾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史無前例的舉世公認的成就。最近幾年來，中國總和生育率都在替代水平以下的低位水平就是證明。但是，這一生育政策現狀的鑄就也是來之不易的。 下面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口政策的變遷案例 1.鼓勵生育階段(1949年～1953年) 這一階段，政府對生育及人口增長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并出臺了限制避孕和人口流產的政策，鼓勵人們生育。
1950年4月20日，國家衛生部和軍委衛生部聯合發布了《機關部隊婦女干部打胎限制的辦法》，規定“為保障母體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在上述規定的基礎上，衛生部制定了一個面向全民的《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將適用于機關部隊婦女干部的規定在全國推廣。1953年，衛生部又以“與國家政策不符”為理由，通告海關禁止進口避孕用具和藥物。這些政策都強化了人們多生多育的觀念和行為。 2.政策轉變及反復階段(1954年～1959年) 鼓勵生育的政策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發生了急劇的轉變。遠遠高于預期的人口數，與當時我國有限的資源與落后的綜合國力形成對比，震動了政府領導人。從中央領導到學術界都提出一些節制生育的觀點。
1955年3月中央在衛生部黨組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報告上指示:“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1956年初，中央公布了《1956年～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在綱要中明確提出:“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
但是“大躍進”及隨后的大饑荒，改變了中國人口轉變的方向。大躍進的浮夸做法使得當時的一些領導人對人口形勢產生了樂觀情緒，“人多力量大”、“人多可以辦大事”的想法在一些主要領導人心目中再次占據主要地位。隨著主張限制人口增長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在全國被批判，節制生育的政策主張被扼殺在搖籃里。
3.提出計劃生育號召，在部分市、縣的試行階段(1960年～1969年) 大躍進失敗的反思和三年困難時期結束后現實人口增長的壓力，使控制人口和節制生育的思想得以復蘇。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這一工作列入議事日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雖然黨和政府并沒有放棄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方針，仍在實行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但社會環境處于無政府狀態，一些計劃生育機構名存實亡，有的甚至被“革命委員會”給取消了，節制生育的實際工作停頓了，人口又處于盲目發展的狀態。 4.限制人口增長的“晚、稀、少”政策逐步形成和全面推進階段(1970年～1980年) “文化大革命”的**使經濟滑坡，人口增長，1969年全國總人口突破八億大關，使得人口與經濟本來已尖銳的矛盾更加突出。這種客觀現實迫使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國民經濟恢復后不得不重申控制人口的重要性。
1971年7月，國務院強調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地區外，都要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深入開展宣傳教育，使晚婚和計劃生育變成城鄉群眾的自覺行為。”
1973年，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正式提出了“晚、稀、少”政策，并在全國進行了推廣。1973年，人口發展第一次列入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和計劃，1974年末在中共中央轉發河北省《關于召開全省計劃生育工作會議的情況報告》中，肯定了按“晚、稀、少”要求結婚和生育的政策。
1978年6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會議進一步明確了“晚、稀、少”的內涵;會議還提出了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新要求。 5.全面推行一胎化的緊縮政策階段(1980年秋至1984年春) “晚、稀、少”的政策推行后非常有成效，但是，由于人口增長慣性的存在，根據有關方面的預測，要實現在20世紀末人口不超過12億的目標，必須實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獨生子女政策。同時由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生活較以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他們的生育欲望有所擴張，而“大躍進”及三年困難時期后補償性生育的人口也開始進入育齡階段，因此這一時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總和生育率都有所反彈。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在全國推行緊縮的一胎化政策，也就是“獨生子女”政策。 6.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階段(1984年～1991年) 由于實行的“一孩”政策與廣大群眾的生育意愿嚴重沖突，使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成為“天下第一難”。在實施“一孩”政策中，為達到人口控制目標，采取了許多行政、經濟等強迫手段，產生了很多負面效應。
為了縮小政策與生育意愿的差距，緩和干群矛盾，1984年4月13日中央轉發了《關于計劃生育情況的匯報》的七號文件，文件要求進一步完善當前計劃生育工作的具體政策。
主要是:①在農村繼續有控制地把口子開得稍大一些，按照規定的條件，經過批準，可以生二胎;②堅決制止大口子，即嚴禁生育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③嚴禁徇私舞弊，對在生育問題上搞不正之風的干部要堅決予以處分。即所謂的“開小口子，堵大口子”。
1988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專門會議，討論并原則同意國家計生委的《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提綱》。會議規定了現行計劃生育人口政策的具體內容: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包括獨女戶，要求生二胎的，經過批準可以間隔幾年以后生第二胎;不論哪種情況都不能生三胎;少數民族地區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具體要求和做法可由有關省、自治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 7.多樣化的生育政策時期(1991年～2014年)
199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實際生育控制能力與政策間的差距，實事求是地做出了《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切合實際地將1991年～2000年人口計劃控制目標定在年均自然增長率為12.50?以內，即總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億以內。
2001年12月29日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將原有的政策性規定法律化為:“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 根據社會發展水平、城鄉結構和地域民族特征，各省市制定了地方計劃生育條例，形成了現行的生育政策格局。概括起來為:①城鎮地區和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江蘇、四川等六省、市的農村，基本實行漢族居民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②除上述六省、市外，有五個省、區規定可以生育兩個孩子;有19個省、區規定第一個孩子是女孩時，間隔幾年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簡稱一孩半政策;③有29個省、市、區規定夫婦同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其中有七個省還規定農村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間隔幾年可以生育兩個孩子;④各地條例還對少數民族、殘疾、再婚、歸僑、特殊職業等各種情況作出具體規定，可以生育兩個或更多的孩子。
根據以上60多年來新中國人口政策的變遷，這里可以根據中國現在的社會現狀預測下未來將會采取什么樣的人口政策。
在經歷了迅速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之后，我國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增長過快，而是人口紅利消失、臨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等。國內20多位頂尖人口學者歷經兩年研究指出，我國的人口政策亟待轉向，尤其是生育政策應該調整。 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上月底發布的報告《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中，這些學者建議，我國應實施“生育自主、倡導節制、素質優先、全面發展”的新人口政策。
二胎政策可以這樣理解：農村戶口的話，頭一胎是女的就可以生第二胎，但是前提條件是年滿28周歲的夫婦，否則兩胎要相隔四年才可以生第二胎。如果頭一胎是男的，無論是什么戶口都好，只能生一胎。這是漢族的基本情況。少數民族的政策是這樣的：少數民族人口是中國人口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少數民族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少數民族居住區一般人口密度較低，經濟文化比較落后。 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增長很快，為了少數民族的繁榮昌盛和民族素質的提高，近幾年來，在少數民族中也實行計劃生育。具體規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關省、自治區根據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精神，結合本地實際，制定本地的生育政策。 針對計劃生育何時調整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國家人口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馬旭表示，二胎放開政策涉及到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國家現狀是開始出現了低生育水平。因此，國家根據人口狀況、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進行調整，比如說黑龍江、遼寧、吉林等省市開始探索放開二胎，也就是從原來的雙獨可以生二胎，變化成單獨可以生二胎，但這主要是農村地區，馬旭認為可以開始逐步放開二胎生育政策。 馬旭認為，中國二胎放開的調整路徑的核心是“分類”，馬旭說，中國不同省份的各方面狀況差別很大，比如遼寧、黑龍江、吉林，再比如上海、廣東，這些省份的經濟發展和人口都存在很大差異。因此應逐步分類，人口政策調整跟經濟人口數量構成等狀況掛鉤，絕對不能一刀切，應該是分類、分省份、分步驟逐步放開。馬旭認為，一線城市、發達城市、人口多的城市可以放緩。
專家研究認為，分區域分步放開“二胎”，可以避免同時全部放開帶來的人口大起大落，也可避免放開“單獨”帶來的花費時間較長、貽誤時機等問題。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介紹，學界通常用人口撫養比下降來定義人口紅利，根據聯合國的預測，中國的人口總撫養比于2011年跌至谷底，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已經結束。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中國喪失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就是人口紅利期結束的表現。 在專家看來，調整生育政策可緩解20年后的高度老齡化局面，使中國再次獲得人口紅利。 這一生育政策是當今中國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逐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是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需要,它既照顧了宏觀及其長遠利益,也照顧了微觀及其當前利益,縮小了國家和家庭在生育需要方面的差距,得到了絕大部分育齡群眾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史無前例的舉世公認的成就。
制定我國的人口政策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這既由于影響和制約人口因素的復雜性,也由于人口能夠作用于其他因素的復雜性。因而,對于依據什么來制定我國人口政策的認識,在人口學界也有一些不同觀點。有的認為:中國現階段的人口政策,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根據國家的人口數量、人口素質以及人口分布、年齡、性別構成等性質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制定的;有的認為,任何統治階級在制定維護其統治地位和利益的人口政策時,總是從經濟與人口發展的相互關系、從人口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以及從求得民族繁榮等客觀現實出發;還有的認為,要想制定出科學的和行之有效的人口政策,必須以科學理論為指導,綜合考慮各種客觀因素和人的心理因素。如果缺乏一定的依據,是不可能制定出科學的人口政策的。
這些看法雖然大同小異,但還是反映了強調的重點和視野涉及的范圍是不同的,有的強調要有科學理論的指導,有的側重從人口與經濟、人口與自然環境等國情出發,有的則提出要有利于民族的繁榮,有的提出要考慮人口的心理因素,等等。上述看法都是無可非議的,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制約人口政策制定的因素實在太多了,就是再增加一些也是能夠羅列出來的。問題是,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必須考慮的,哪些是可以考慮也可以不考慮的,我們必須予以區分。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抓住人口政策的主要依據,考慮那些必須考慮的因素,從而使我國人口政策具有較強的科學性,既有利于民族的繁榮昌盛,也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主要依據以下三方面來制定我國的人口生育政策: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和毛澤東、鄧小平人口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我國制定人口生育政策的思想理論依據。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有什么樣的思想認識路線,就會制定出什么樣的政策來。 我國的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在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和毛澤東、鄧小平人口思想的指導下制定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和毛澤東、鄧小平人口思想不是就人口談人口,而是運用唯物論的方法,把人口現象、人口運動及其整個過程放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加以考察,從而既科學地闡明了人口自身的發展規律,也闡明了人口與經濟、人口與社會的發展規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兩種生產理論、人多也好也壞的兩點理論、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理論、中國是大國也是小國的理論、人均是主要尺度的理論,為我們認識和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為我們制定出一個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同時,也為我們在人口問題上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
我國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現狀及其交互作用后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是制定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客觀國情依據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是從自己的國情及其需要出發而制定出來的。我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人口基數大、素質偏低;經濟較為落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各種社會設施和社會福利的人均水平處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各種資源總量可觀,但是總的人均水平則歸于世界上最低行列;自然環境雖然空間較大,但是適宜于人類生存的環境相對緊張,環境的人口承載力已接近飽和。
我們的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已經承受了來自人口的巨大壓力,我們不能再繼續加壓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承認現實,在已有國情的條件下尋求快速發展的路子。在人口方面,要盡量減少出生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在經濟方面,在充分利用和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的同時,大力采用最新技術,以盡快提高社會平均勞動力生產率水平;在社會方面,改善社會設施,增進福利水平,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在資源方面,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在開發新資源的同時轉變經濟的增長方式,提高單位資源的貢獻率;在環境方面,合理人口分布,減少污染或破壞,大力發展環保產業,使生態得以平衡,并處于良性循環狀態。
以上國情諸多要素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依賴,其中特別是人口要素,既與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又與社會有著密切的關系,既與資源有著關系,又與環境有著關系,人口的數量過多和素質偏低的現狀正在通過許多途徑給經濟、資源、環境以不良的影響。我國國情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以及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都要求我們制定一個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的人口政策。
絕大多數人的生育觀念定勢及其可塑性是制定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社會心理依據生育觀念是人們生育需求的反映。生育需求即生育動機,有經濟的、社會的、精神的、宗族的、夫妻之間的等等多個方面。
由歷史和現實諸多因素形成的人們生育觀的定勢,雖然是我們制定人口政策的出發點,但不是我們制定人口政策的決定點和最后臨界點。人們生育觀的可塑性和生育極限性才是我們制定人口政策的決定點和最后臨界點。從出發點到最后臨界點的人們生育觀的可塑性是有較大幅度的。我們決定人口政策內容及其量點究竟在較大幅度的哪一點上? 對此,我認為,在控制人口過速增長方向已定的條件下,主要就決定于經過努力工作后人們心理的承受能力了。能承受得了,我們的人口生育政策最終就能落實,也會有很好的政策效果。承受不了,就會造成諸多矛盾,出現各種阻力,人口生育政策就不能完全落實,政策效果也不會是理想的。因此,我們在制定人口政策時,要認真考慮人們生育觀的可塑性和人們的不斷變化著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執行人口政策時,要從育齡群眾現實需要出發,采取多種措施,急人所急,幫人所需,不斷加大人們生育觀的可塑性,提高他們對人口生育政策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只有這樣,我們的人口生育政策才是從實際出發的,才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也才能順利地得到貫徹執行。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處在發展和變化之中，作為影響和指導人口再生產過程的生育政策也是如此。生育政策與其他任何社會經濟政策一樣，它的穩定具有相對性，沒有絕對穩定不變的社會性政策。因此，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發展和變化是正常的、符合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
這種在動態中不斷調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政策思想,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就已明確坦言：“如果不從現在起用
三、四十年特別是最近
二、三十的時間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長，„„這將會大大增加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困難，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難有多少改善的嚴重局面”。1984年初中共中央書記處在一次研究人口向會議上也指出：“黨的政策不能脫離實際?，F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仍是一個歷史階段的政策，今后，隨著我國經濟，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還可以進一步加以完善”。因此，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是永遠的，到下一個世紀的某個歷史階段現行生育的政策肯定會進一步完善，成為影響和指導人口再生產過程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生育政策。完善后的人口生育政策，將在許多方面繼承現行生育政策的符合人口再生產的質和量規律要求的內容，將得到城鄉廣大人民和育齡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人們會更加自覺地按照政策要求行事，人口過程將會更加協調和自然。它不但會促進中華民族的進一步繁榮昌盛，而且還會給中國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好的人口條件。
第四篇：中國需要改變計劃生育政策
• 盡管中國經濟正在面臨減速的風險，但我們認為一些相對容易的結構性改革舉措能夠為未來的進一步改革提供動力。其中的一項就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我們也認為伴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加劇，中國也需要改變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
• 我們的測算顯示，從中長期來看，對現行政策的微調不會帶來"嬰兒潮"。如果中國僅僅允許"單獨"夫婦生育二胎，那么在未來10年內中國將僅僅增加900-1500萬嬰兒。
• 事實上，我們認為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放松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改革舉措，但卻能夠為下一步改革積累更強的公眾基礎，并能夠在中長期內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
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對中國中長期的經濟發展產生明顯的影響：
• 盡管新增人口對消費的貢獻到2020年仍然較小(小于名義GDP的0.1%)，但長期影響仍然不可忽視：到2030年，家庭消費將增加0.3-0.45%的名義GDP。
• 對于增長前景來看，新增嬰兒需要15-20年的時間才能轉化為勞動力，整體來看中國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難以扭轉，但下滑的速率可能減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可能加快對教育體系和養老體系的改革，以增強人力資本。
• 但這樣的政策變化對于某些行業可能帶來直接的影響。比如說嬰兒用品和乳制品可能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作為中國最大的乳制品進口國，新西蘭也肯定從中受益良多。
在過去的數年中，市場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需要改變備受爭議的"計劃生育政策"，今年8月，中國官方也表示，正在對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討論，但政策可能要等到2015年才能真正改變。
IMF也認為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由于勞動力人口下降帶來的經濟減速期， 如果中國維持目前1.63的生育率水平，那么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將在未來10年出現下滑。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經在2010年見頂。這樣的人口變化也意味著中國開始臨近劉易斯拐點。
來源：UN, ANZ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自從1979 年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支持者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控制環節，以防止中國受到人口爆炸。然而，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持久的：
中國正面臨著老齡化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的預測，老年撫養比將急劇上升，從2010 年起。30 年后，這一比例將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比如說美國和澳大利亞。除非生產力的勞動人口可以抵消老年人口的不斷增長的需求，否則老齡化問題將加劇中國的養老保險和福利制度的強大壓力。
來源：UN, ANZ
數據表明，中國存在性別不平衡的問題，在2010 年，30 歲以下的人口中53%為男性。到2030 年，這個比例將上升一個百分點。除了一些社會問題，性別比例失衡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例如，過量的男性工人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加劇，這將導致女性找到工作更加困難。然而，在某些行業，男性卻不能完全代替女性，比如說紡織品行業。
來源：UN, ANZ
需要指出的是，計劃生育政策在漢族群體中執行較為嚴厲，但在實際操作中仍然有存在很多的彈性。比如說中國允許"雙獨"夫婦生育二胎。
放松計劃生育政策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根據相關報道，中國官方正在考慮放松單獨夫婦養育二胎的政策，為了評價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效果，我們根據聯合國的相關研究作出以下的預測：
基準情形(保持目前的生育率)：即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保持不變，同時目前的政策也保持不變;
第一種情形(低生育率)：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保持不變，但女性更不愿意生育;
第二種情形(中等生育率)：放開"單獨"政策;
第三種情形(高生育率)：政府逐步鼓勵生育更多的孩子，整體生育率水平也到2050 年逐步達到2.31的可持續性水平。
根據這樣的預測，我們有以下的發現：
首先，如果目前的政策沒有變化，同時生育率保持在1.63的水平，中國的總人口將在未來的10-12年內見頂，但如果中國放開"單獨"政策，總人口將在2030年附近見頂，即晚于基準情形大約5年的時間。如果中國政府允許家庭生育更多的小孩，那么人口總數將持續增加。
第二，在任何一種情形下，中國的勞動力人口都將在2015年附近見頂，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增速可能出現降低。與其他情形相比，允許生育兩個以上的小孩才能避免勞動力人口下降過于迅速。
第三，在任何一種人口政策下，中國的老年扶養比率都會出現明顯的上升，這也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來源：UN, ANZ
這些均表明面臨著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的趨勢，中國需要盡快放松計劃生育政策。
然而，即使中國放松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總撫養率——即非勞動人口(15歲以下和64歲以上)相對于勞動力人口(15-64歲之間的勞動人口)的比例——也將出現明顯的上升，這是因為更多的嬰兒將出生。比如說，在2013年中國的總撫養率大約為36%，即大約2.8個勞動人口撫養一個非勞動力人口，但如果中國放松單獨政策，中國的總撫養率將在2030年上升至47%，即2.1個勞動人口撫養一個非勞動力人口。這也意味著中國的工資水平需要上升來撫養更多的人口。
來源：UN, ANZ
如果政策放松，中國將增加多少新生嬰兒
按照我們的預測，如果中國放松單獨政策，在未來的10年，中國將增加大約900-1000萬新生嬰兒，而如果中國鼓勵家庭生育更多的小孩，新生嬰兒將在未來10年增加至5500-6000萬。
來源：UN, ANZ
我們也將我們的預測與一些相關研究進行比較：
曾毅教授估計，如果中國放開單獨政策，在未來的10年中國將增加1300萬新生嬰兒，如果中國允許"二胎但晚育"的政策，在未來10年中國增加3600萬新生嬰兒。
事實上，對于未來人口的預測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中國的總和出生率，人民大學的相關研究表明，如果中國的總和出生率上升至1.8或者2.1，并在未來數十年內保持不變，中國將分別增加新生嬰兒為1300-1500萬和3000-3500萬。
這些測算顯示，從中長期來看，對現行政策的微調不會帶來"嬰兒潮"。如果中國僅僅允許"單獨"夫婦生育二胎，那么在未來10年內中國將僅僅增加900-1500萬嬰兒。而從2008年至2012年，中國平均每年新生嬰兒為1500-1600萬。
如果將預測擴展至20年，我們的預測顯示，中國將在新增大約1900-2000萬的嬰兒。
但我們認為，伴隨著城鎮化的推進，中國的出生率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行風險。舉例來看，上海從2008年開始放開雙獨養育二胎的政策，但從2009年至2012年，每年僅有2000對夫婦申請生育二胎，而到2011年年底，上海的總人口達到了2300萬人。
對于消費以及中期增長前景的影響
人口結構的變化對于中國的中期增長前景將有著顯著的影響。Choukhmane的研究表明，中國擁有兩個孩子的家庭的儲蓄率低于獨生子女家庭大約4個百分點。
我們的測算也顯示，如果中國從明年開始放松"單獨"政策，假設新生兒家庭將增加15%的家庭消費，盡管新增人口對消費的貢獻到2020年仍然較小(小于名義GDP的0.1%)，但長期影響仍然不可忽視：到2030年，家庭消費將增加0.3-0.45%的名義GDP。
但這樣的政策變化對于某些行業可能帶來直接的影響。比如說嬰兒用品和乳制品可能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作為中國最大的乳制品進口國，新西蘭也肯定從中受益良多。
來源：UN, ANZ
對于增長前景來看，新增嬰兒需要15-20年的時間才能轉化為勞動力，整體來看中國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難以扭轉，但下滑的速率可能減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需要加快對教育體系和養老體系的改革，以增強人力資本。與此同時，人口政策調整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的影響并不明顯——整體人口增加可能在未來的20年內增加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大約0.1個百分點。
第五篇：中國是時候應該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人口政策的實施事關民族命運、國家安全。從毛主席的“人多力量大”的著名論斷到馬寅初的“計劃生育刻不容緩“的偉大前瞻性，中國在人口問題上也經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中國過去人口太多，制約了國家發展。但從實行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至今已有30年。30年來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長, 但是其弊病也越來越明顯。
有人說;“中國的人均資源少，要實行計劃生育。”這是他們的主要理由?，F在讓我們理性的分析下，這個觀點是否正確。
中國的很多資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均資源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是因為：世界上存在幾個人均資源遠遠超出世界人均水平的大國，如俄羅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打個比方，在一個貧富極為懸殊的國家里，極少數富人擁有大量的財富，那么絕大多數人的人均收入都低于這個國家的平均水平。與很多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均資源并不算低。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有些國家應該實行計劃生育的話，那么最應該實行計劃生育的是那些人均資源豐富的國家，并且這些國家的主要經濟來源是依靠本國的自然資源。例如沙特阿拉伯，它的主要經濟來源是石油，現在沙特有2000多萬人口，如果人口減少一半，那么沙特的人均收入肯定比現在高得多。
而日本和美國等國家不同，主要經濟來源并不是依靠本國的自然資源，而是依靠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的產業，因此，如果日本和美國的人口都減少一半，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基本上不會有多大的變化。加拿大國土面積與美國差不多，人口只相當于美國的十分之一，但人均收入反而比美國低一些。
中國現在已經有13億人口，這個國情決定了中國只能走依靠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來致富之路。人力資源豐富是中國的最大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應該依靠提高人口素質來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而不是靠減少人口來使這個優勢消失。
目前中國人口數量表面上看好像仍然太多，但出生率已大大降低、總人口已呈下降趨勢，并且人口結構已經不太合理，如年齡結構、性別比例等。如果繼續實行已實行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在未來幾十年內，中國人口將大幅縮減，可以可以想象一下這樣子的后果是什么。
變成老人社會，多數家庭結構為：小孩1人、小孩父母2人、小孩祖輩4人，這將大大加重作為青壯年的小孩父母負擔，不但影響物質生活質量也將影響家庭情感生活質量。同時也會影響整個社會的活力。這樣的家庭抗風險能力很弱，一旦作為家庭主要支柱的青壯年一代倒下，會使整個家庭、家族幾代人馬上陷入困境。
在中國傳統觀念影響下，性比例將更加嚴重失調，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一旦發生戰爭，兵源將成問題，試想一下，會有多少1：2：4 結構的家庭會愿意讓自己的子孫輩奔赴前線。
人身在世，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意外發生，如果人過中年、到了無法再生育、或無力再生養小孩的年齡，而自己的獨生子女卻意外死亡或傷殘，可想而知這對一個家庭是多么殘酷的打擊。獨生子女政策不利于家庭和睦，由于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因為生女孩而造成不和的家庭不在少數，有的甚至因此導致夫婦離婚或釀成家庭悲劇。
將改變少數民族地區民漢比例，使得漢族人口比例不斷減少，而少數民族基本不受計劃生育限制從而人口比例不斷增加，加大諸如新疆這類少數民族地區分裂的危險。此外，少數民族家庭因子女多、負擔重，因而生活水平低于受計劃生育約束的漢族家庭，也容易造成少數民族對漢族的不滿。
不利于提高人口素質，沒有兄弟姐妹，獨生子女容易被嬌生慣養，缺乏應有的鍛煉，如此長大的人，很難肩負重任。到了某個階段，大部分家庭結構為1:2:4 甚至為1:2:4:8，人口會以出生一個、死亡4到8個的速度迅速縮減。這時如果發生特大天災人禍，將會對中國及中華民族造成重創甚至致命打擊。
人口的生產、成長周期很長，一代人從出生到能夠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為社會作貢獻需要
二、三十年時間，到了出現人口危機時再去調整人口政策，很可能為時已晚。隨著中國的現代化，社會形態、觀念都已發生很大變化，且不論這些變化是喜是憂，對多數人來說，恐怕最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壓力的加大，即使不限制生育，很多人也無力供養兩個以上的孩子。 為避免將來出現因人口問題帶來的各種社會危機，中國應該從現在起實行不論民族一對夫婦生育兩胎、限制第三胎的生育政策，將平均生育率(或稱總和生育率)控制在2.0的水平上。這個生育率低于公認的2.1零增長水平，將使總人口緩慢下降，同時有利于使中國人口結構趨于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中國家庭的幸福指數，有利于社會穩定，從而不至于給今后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湖南商學院 經濟與貿易學院
經濟0902 丁柏華 090110084
2011年10月7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