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人口政策演變歷程
第2章中國生育政策的演變歷程
第2章中國生育政策的演變歷程 2.1鼓勵生育政策階段(1949-1953)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不精確的人口統計數據為4～5億人，當時還沒有提出一項明確的生育政策，人口發展處于盲目的自發和無計劃狀態，出生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在保護婦女身心健康的口號下，國家衛生部門于1950年4月和1952年分別發布了“禁止非法打胎”的規定和嚴格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的規定[7]。不僅國內限制銷售計生藥具，并且禁止從國外進口此類藥物。這些規定的出發點雖然是保護婦女身心健康，但在客觀上卻起到鼓勵生育的作用，這些有關規定使本來想要節育的婦女失去了節育的可能性。同時，一方面，由于人口快速增長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具有滯后效應，其作用并不能及時反映出來。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的勝利，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大批失業人口紛紛就業，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解決了141.5萬的城市失業人口，這使得政府部門認為人口眾多帶來的問題并不是那么難解決的事情。另外還有中華民族傳承下來的多子多福的觀念，以及新時期的人多好辦事等傳統觀念相互影響，相互依存，促使人們認為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好的事情。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這篇文章也提到，“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8]。這句話讓人們都以為毛澤東是鼓勵生育、多增人口的。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下，中國政府被迫采取一邊倒的政策，對蘇聯學術界的人口理論、政府的人口政策導向也全盤移植過來，而不顧中蘇兩國國情的顯著差異，把對學習蘇聯的態度，提升為政治態度來對待。
于是，蘇聯鼓勵人口增長，獎勵多子女母親的政策和做法，得到了中國政務院衛生部的全力支持并廣為輿論傳播[9]。新中國的成立使我國社會秩序日趨安定，工業和農業生產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從而為我國人口的生育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和生活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從1950年至1953年，我國凈增人口三千四百多萬，形成了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峰期。從50年代后期起，雖然一些有遠見的人已經開始意識到了人口帶來的壓力和負擔，提出了進行人口控制的倡議， 1
中央政府也允許有條件的采取人工流產和使用避孕藥具，但這時候人們對人口問題的認識并不一致，也未能形成政府的一貫指導思想。 2.2政策轉變醞釀階段(1953-1959)
1953年，我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總人口突破6億大關，人口自然增長率高達23‰。由于人口數量增加過快，青少年升學和城市住房問題開始緊張，婦女避孕節育的要求更加強烈。猛然增加的人口與自然資源、環境資源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對此，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都先后
在不同場合發表了關于實行計劃生育的觀點。1954年5月，鄧穎超同志就部分婦女的避孕要求寫信給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同志，鄧小平閱后批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并要求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10]。1954年12月，由于黨內外對節育問題方面的議論較多，劉少奇同志主持召開了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座談會。在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他代表黨中央明確指出：“黨是贊成節育的”，“說節育不人道，這不對”，“如果不節育”，人口“增加還要快”，“人口增加后有沒有困難?有困難，困難很多，父母、家庭、小孩子本身都困難，社會和國家也困難”[11]。
1956年底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在代表中國政府所做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12]。這是我國控制人口的思想首次正式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布于眾。與此同時，社會各界人士，如邵力子、馬寅初等也以不同方式陳述了自己關于節制生育的思想。從節制生育思想的提出到逐步傳播，是在不斷與鼓勵生育思想的矛盾斗爭中開展的，同時為我國制定限制人口增長的生育政策奠定了思想和理論的基礎。然而，在1957年，中國節制生育政策向前發展的腳步由于反右派斗爭而停滯不前了。一些主張制定和落實生育政策的學者被打成右派分子，原本是積極思想的控制人口增長的主張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1959年，各種宣傳節育思想的文章與活動都消失了。關于人口政策方面的工作一時陷于僵硬狀態，既沒有任何正式 2
文件說明提倡節育是錯誤的，國家政府也沒有出臺任何新政策鼓勵人們生育。
2.3實施限制生育政策階段(1959-1969)
1959～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把人口增長過快問題再次提到人們的面前。因而，1962年12月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名義發出了正式文件《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批示》，在文件中明確宣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
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13]。這樣，有計劃的控制人口增長首次被提到國家政策的高度。該文件明確提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計劃生育工作列入工作日程，安排定期進行討論和檢查;有關各部門和群眾團體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積極宣傳倡導節制生育工作，做好宣傳教育，通過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技術指導、供應避孕藥物以及研究新的科學避孕措施等方法，積極貫徹落實節制生育政策。
1963年10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對計劃生育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討論，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具體帶頭做好這方面的工作。1964年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著手進行試點工作，以便取得經驗，逐步推廣。隨即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計劃生育工作機構，普遍開展了節制生育的實際工作。經過一段時間在城市和部分農村的試點工作，生育率有了明顯的降低，1968年城市的人口出生率為20.85‰，比1963年的44.05‰降低了23.2個千分點，農村人口出生率也降低了6.48‰，由此可以看出節制生育政策是十分有效的。
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剛剛萌芽，建立起來的相關人口機構剛開始工作不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又降臨中國大地，計劃生育機構的工作基本停頓了，人口控制工作再次被迫停頓，更談不上采取任何控制生育的措施，我國的人口再次處于任意發展的態勢。人口持續高速增長，經濟面臨崩潰邊緣，人口問題日益突出，人口壓力更加嚴重。60年代末期，我國總人口已突破8億大關，比建國初期增 3
加約3億人口，形成了我國的第一個生育高峰期，人口的年均出生率都在34‰以上，每年增加的人口在2000萬左右。 2.4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階段(1970-1986)
2.4.1實施寬松的計劃生育政策階段(1970-1980)
70年代初，毛澤東發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我國政府和領導人也提出要特別注意計劃生育，使人口增長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把人口發展作為我國的一項重要工作需要重點研究。1973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計劃生育工作機構也在各地相繼成立，人口指標開始被納入國民經濟計劃，計劃生育工作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鋪陳開來。我國逐步形成了以“晚、稀、少”為中心的計劃生育政策，即“鼓勵男女青年晚婚晚育，鼓勵夫婦拉長兩胎之間的間隔，鼓勵一對夫婦少生子女”，具體內容為晚婚女性為23歲，男性為25歲，一對夫婦最好生育一個孩子、最多兩個，生育間隔必須在3年以上。“晚、稀、少”政策順應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盡量采取群眾自愿的原則，既滿足了有生育意愿婦女的生育要求，又可以讓不想繼續生育的婦女采取避孕措施。該政策達到了控制人口數量的目的，取得了顯著的成績。198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80年的2.238，凈增人口數由2321萬降至1163萬，自然增長率由2.88%大幅度下跌到1.19%[14]。城市總和生育率為1.15[15]。這表明在提倡生育一胎，允許生育二胎的生育政策下，城市地區做到了基本上只生一胎。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出該時期生育政策的可行性。
2.4.2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階段(1980-1986)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了和經濟發展目標相適應，國務院明確提出了20世紀末力爭全國總人口不超過12億的人口總目標，以實現全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確立與之相適應的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1980年9月，國務院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國務院經過認真研究，認為在今后二三年內，必須在人口問題上采取一個堅決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盡快控制住，爭取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 4
1211億”[16]。有關方面根據1979年我國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長率、總和生育率的計算、研究和預測，我國要實現在20世紀末人口不超過12億的目標，必須實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獨生子女政策，才能實現該目標。
在上述背景下，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公開信》指出：為了爭取在20世紀末把我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2億以內，中央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特別是各級干部，用實際行動帶頭響應國務院的號召，并且積極負責地、耐心細致地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教育[16]。在《公開信》中，表明了控制我國人口增長、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還對此種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將來可能帶來的問題做出了合理的解釋，認為該政策在未來可能引起的人口老齡化和對子女的壓力都能適當的解決?！豆_信》的發表標志著我國獨生子女人口生育政策的正式出臺及全面實施。在未經試點與未考慮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條件下，激進的實施盡可能的只準生育一個的生育政策，加上當時的各種社會因素，使本應下降的生育率，轉變為回升的趨勢。1981年和1982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分別回升2.63和2.86，第
一、二個小孩出生間隔縮短為2.2年。出生率回升為20.91‰和22.61‰,農村總和生育率回升到2.93和3.20,城鎮總和生育率回升到1.40和1.58。峰值生育年齡段僅3年時間就反彈為20～24歲[17]。由于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使本來加大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實際效果與主觀愿望背道而馳。使本來已經逐步下降的生育政策又突然升高。緊縮政策使計劃生育工作出現了空前的困難，群眾的工作十分難解決;黨和領導干部與群眾的關系也越來越僵化。1984年，黨中央及時地下發了《關于計劃生育情況的匯報》的七號文件，以山東“開小口堵大口”的經驗，即適當放寬農村群眾生育第二胎的政策(開小口)，減輕計劃生育工作的壓力，但嚴防超計劃的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為(堵大口)，從政策高度加以完善，實踐反復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18]。開小口堵大口政策的嘗試，雖然使出生率出現了一定幅度的回升，但是卻在某種程度上穩定 5
了群眾和干部的緊張關系，也挽回了計劃生育工作的緊張局面。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開小口、堵大口的做法，比較全面而又符合實際地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以計劃生育為人口控制方式的經驗。
2.5我國現行生育政策(1986-至今)
1986年5月中央轉發了《關于“六五”期間計劃生育工作情況和“七五”期間工作意見的報告》的13號文件，強調了必須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精神[19]。根據中央的文件精神，從1986年起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先后頒布了地方計劃生育條例，基本上穩定了八十年代中期的生育波動現象。至此，我國現行的生育政策得以形成，其具體內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國家干部、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可以有計劃地安排間隔幾年以后再生第二胎;不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數民族地區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具體要求和做法可由有關省、自治區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20]。
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政策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同時嚴格按照規定條件照顧生兩個孩子，照顧生二孩的比例不超過10%，實行這一政策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四川五個省、市;第二種類型是照顧獨女戶可生兩個孩子。河北、山西、遼寧、浙江、山東、河南、湖南、陜西等18個省、自治區實行這一政策;第三種類型是基本允許生兩個孩子。寧夏、云南、青海、廣東、海南實行這一政策[16]。從民族劃分的角度看，漢族以外的55個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又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人口超過1,000萬的壯族，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嚴格控制二胎，堅決杜絕多胎;第二種類型是人口在1,000萬以下的少數民族，允許一對夫婦生育二胎，個別的可以生育三胎，不準生育四胎，但由于各少數民族的具體情況不同，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個別的也可生育四胎，甚至在人口較少的幾個少數民族中不實行計劃生育[21]。
2001年12月29日我國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將原有的政策性規定法律化為：“國家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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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 委員會規定”[22]。
表2.1是根據有關資料整理而成的我國人口的變化情況。從表中可見，2004年底全國總人口與第四次人口普查時相比，由11.337億人增加到13億人，14年13零4個月共增加了1.663億人，平均每年增加1190萬人，而從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國人口由5.88億增加到11.3億，年均增加1465萬人。由此可見，多年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以使我國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有效地控制，我國人口已基本實現了從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總人口數量的增加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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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人口和計劃生育常用手冊(2003)第49～51頁
2.200
3、2004年數據來自2003年、200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3.2000年總和生育率來自五普資料圖2.1是根據1949年至2003年中國人口變動表繪制的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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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可以看出，1950年到1954年出生率、總和生育率處于穩步上升的趨勢，我國當時正采取鼓勵生育政策的時期。1959～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從圖中看出，該時期無論是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都急劇下降。而從1970到1980年，是我國實行“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該時期的出生率穩中有降，恰好證明該時期的人口政策是非常適中的。1985年的時候由于我國采取了緊縮的生育政策，出生率出現了一個小高峰，到90年代才有所下降。到了90年代，由于我國采取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水平的提高，使得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下降。
圖2.1 1949年～2004年自然增長率等變化趨勢
[7」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史「M].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0.[8〕土勝今.中國人口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川土勝今.人口社會學「M].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38-139.[10」姚新武，尹華編.中國常用人口數據集[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4: 44.[11」尹豪.人口學導論[M].中國人口出版社，2006: 336. [12〕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09一1517.[13〕湯兆云.20世紀60年代中國人口政策評價「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4, (2 ).[14〕湯兆云.20世紀70年代中國人口政策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03, (3) .[1別湯兆云.新中國人口政策的演進歷程「J].世紀，2003 (5).[16〕湯兆云.新時期中國人口政策研究綜述「J].懷化學院學報，2004 (2.[17〕湯兆云.中國現行人口政策的形成與穩定.中共黨史資料.2008 (2).[18]馮立天.中國人口政策的過去、現在和將來「J]，人口研究，2000 (4.[1川曾鴻.新時期人口政策應有新思路[J]，問題研究，2003 (5).[20〕金小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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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國龍舟競渡的起源與演變歷程
龍舟競渡是我國民間傳統體育活動,歷史悠久,深受各族人民歡迎。它融民族性、藝術性、技術性、競賽性、趣味性、于一體,在我國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探討龍舟競渡的起源與演變歷程，可以更好的保護中國傳統龍舟。對于中國龍舟以后的發展方向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關鍵詞：龍舟競渡、起源、演變歷程
一、中國龍舟競渡的起源
(一)紀念伍子胥和曹娥說
傳說伍子胥因遭讒言誹謗，被吳王夫差命人拋于錢塘江波濤之中，有曹娥駕舟去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曹娥碑》)。后世遂劃龍舟，作救伍員狀。
(二)紀念越王勾踐說
《事物原
“越地傳云，競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踐，今龍舟是也。”(始·端陽》)吳越交戰，勾踐敗而被俘，在吳國過了三年忍辱含垢的生活，騙得了吳王夫差的信任，被放回越國?；貒?，他臥薪嘗膽，立志雪恥，于當年五月初五成立水師，開始操練，終于在數年后，一舉消滅吳國。后人為了昭彰勾踐這種堅韌不撥的精神，便效仿越國水師演練時的情景，于五月五日這一天劃船競渡，以示紀念。
(三)紀念屈原說
屈原是春秋時期楚懷王的大臣。其倡導舉賢授能、富國強兵、聯齊抗秦遭到貴族子蘭等人強烈反對，屈原遭饞去職，被趕出了都城，
流放到沅和湘流域。他在流放時，寫下憂國憂民的《離騷》和《天問》、《九歌》等不朽詩篇。公元前278年，秦軍攻破了楚國京都，屈原始終不忍舍棄自己祖國，于五月初五在寫下絕筆作《懷沙》之后，抱石投汨羅江身死。
傳說屈原死后，楚國百姓哀痛異常，紛紛涌到汨羅江邊去憑吊屈原。漁夫們劃起船只，在江上來回打撈他的真身。他們爭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時不見蹤跡。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劃龍舟以紀念之。借劃龍舟驅散江中之魚，以免魚吃掉屈原的身體。在湖北的屈原家鄉秭歸，有祭拜屈原的儀式流傳。祭屈原之俗在《隋書·地理志》中有記載：“其迅楫齊馳，棹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云。”唐劉禹錫《競渡曲》自注：“競渡始于武陵，及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沼屈之義。”這種說法普遍被接受，其文字記載始見于南朝梁人撰寫的《續齊諧記》：“楚大夫屈原遭讒不用，是日投汨羅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陽競渡，乃遺俗也。”
二、中國龍舟競渡的演變歷程
(一)、以爭奪食物為主的競渡階段
獨木舟、木排、竹排、木板船的出現，為競渡創造了條件。原始競渡與漁獵時期的勞動生產緊密聯系在一起：人們有了舟，經常在水上活動，只要有2只或2只以上的舟同時發現食物時，先民們為了爭奪食物，獲取食物，自發性的就開始了原始的競渡。
(二)、以爭戰為主的競渡階段
隨著人類原始部落的產生，舟的作用就不僅僅是為了滿足生產勞
動和交通的需要了，其中重要的作用就是把舟用作戰爭的工具。古代戰爭除了陸地之戰就是水上之爭。漫長的人類發展進程，原始部落之間以及奴隸社會國家之間，為了土地、權益而產生了戰爭，關鍵環節是舟的速度和質量，就自然涉及到舟的制造技術。于是，龍舟的前身就出現了。作為戰船，既要求靈活便捷，又要求快速;操練時既是對戰斗船的檢驗，又是對將士體能、意志、合作精神、技巧的錘煉。競渡活動的性質到了商周以后發生重大變化，那就是由自發性轉變為有組織、有目的、極具群體性和競技性?！秶Z》載：“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溯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勾踐率中┅軍溯江以轉吳，如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戰爭促進了舟的制造技術迅速改進和發展?！吨腥A古今注》載：“孫權，吳之主也，時號為赤龍┅言如龍之飛于天。”描寫的是其舟為紅色，其速度快如飛箭┅。
(三)、以祭祀為主的競渡階段
人們在原始競渡和爭戰競渡的基礎上發展了節日競渡。在湘北、鄂南、贛西北等地，龍舟被作為巫人占卜的祭器，肩抗著到鄉間串游;有的地方因為水淺不能競渡，流行旱龍舟活動，不下水，但登高埠，或游街市，俗稱“迎鬼船”?！督魍ㄖ尽份d：“每當五月五日，城內造龍舟，以人裝故事其上，一舟數百人，舁(YU，裝載)之，行諸陸地，云禳(RANG ，驅除)瘟氣也”。 祭祀的主要目的是驅災祈福，而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從競渡中體會到了“水戲”的樂趣，便加以總結，在節日開展競渡活動，體現原始競爭的樂趣，展示群體合作
的力量和結果，并與神秘宗教文化、神話、民俗結合，體現人們的創造力和凝聚力，更隱隱體味到人類在生存和發展中需要的某種精神，與人們的道德情操、宗教信仰、賞心悅目關系甚大。關于我國節日競渡的記載最早見于三國人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進筒糧，一名粽;造百索系臂，一名長命縷，一命續命縷，一命辟兵繒(ZENG)，一命五色縷，一命五色絲，一命朱索;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送;采艾懸于戶上;蹋百草;競渡。”“端午”、“ 競渡”之詞，都始于此。
(四)、以娛樂為主的競渡階段
全國各地竟渡日并不一致。這是因為龍舟竟渡既然是禳災祈福，企求豐收的活動，是全體農民人人關心的大事，就必須選取一個農閑休息的時間。而全國各地時差較大，耕作習慣，農作物生長的季節又不相同，就無法有一個共同的時間。龍舟競渡雖有祭神祈福之意，或是紀念英雄人物，而實質都是廣大農民休閑時的娛樂活動。在緊張的春插之后，農民利用禾苗返青的時間，開展龍舟競渡娛樂，松馳一下勞累的身體，然后再精力充沛地投入生產，爭取農業豐收。這表明從求神禳災祈福進入到依靠自身努力了。祭神娛神不過是一種借口，實質上是農民群眾自己的休閑娛樂?！端鍟?地理志》上說：南郡，襄陽地方龍舟競渡時“喧振水陸，觀者如云。”《杭州府志》上記載：“五月端陽，各至河干湖上觀競渡，岸上人如蟻。”這種沉醉于龍舟競渡的現象，就象今日世界上風行的“足球熱”。
(五)、以比賽為主的競渡階段
1、龍舟比賽在世界興起階段
由香港旅游局1976年6月世界上第一次國際龍舟賽在香港舉行，舉辦，技術官員由香港業余劃船協會提供，香港國際賽創立。1977-1980年期間，模仿香港模式，在新加坡、檳城和其他太平洋地區開始舉辦國際龍舟賽。
2、龍舟比賽快速發展階段
1987-1990年期間，獨立的龍舟協會在中國、英國、荷蘭、意大利、德國、丹麥和世界范圍內的其他國家成立。國龍聯籌備指導委員會成立，舉行了正式的國際賽，歐洲龍舟聯合會成立。1992年亞洲龍舟聯合會成立。在1992-1994年期間，國龍聯為龍舟錦標賽和國家比 賽出版了國龍聯章程、細則、競賽規則和規程。龍舟和船槳技術細則逐漸發展和引進。1995-1997年期間，第一屆世界龍舟錦標賽于1995年在中國岳陽舉辦。國龍聯的成員發展到5大洲的30個成員。國龍聯第一次申請國際奧委會的承認和加入世界體育大會。1999年國龍聯申請加入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
3、中國龍舟快速發展階段
其中最為引人關注的是中2005年龍舟賽事達到了創紀錄的17項。國首屆全國龍舟月系列國際龍舟賽事。在此期間，吸引了有來自美國、中國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及國內300多支龍舟隊伍、超過6000名選手參加，現場觀看比賽的群眾達到了200萬以上。通過舉辦龍舟月及一系列國內、國際龍舟賽，有效的擴大了龍舟運動的影響力，提升了龍舟賽事的品牌，2011年開始舉辦“中華龍舟大賽”，該項賽事由國家體
育總局社會體育指導中心、中國龍舟協會、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共同主辦，中視體育娛樂有限公司和各賽事舉辦地政府承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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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
第三篇：中國古代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的演變歷程
中國的歷史悠久，古時帝王政權更替是極為頻繁，被權臣，大將或者外戚所奪權的有：西漢，東漢，東晉等;被其它民族所攻滅的有：西晉，北宋，南宋等;被農民起義推翻的有：秦朝，隋朝，元朝，明朝等。
因此，帝王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防止權力的分化，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在不斷演變完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內容了。帝王通過專制來加強自己的權力，達到控制臣民以及國家的目的，并且保證中央政府以及君主個人的絕對權威。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歷朝歷代都不斷從財政，政治，司法，軍事等制度上不斷完善。
最早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秦朝了。當時秦始皇完成了中國的統一，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的諸侯割據的混亂局面，中央集權制度的形成可以穩定國家的政權，促進社會的安定。
政治方面：秦王自稱“始皇帝”擁有一切大權并且建立中央集權的三公制度和地方機構的郡縣制度。 經濟方面：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便于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
思想文化方面：統一了文字，焚書坑儒，加強思想控制施行愚民政策。這些制度對整個社會影響深遠!皇帝制度，郡縣制度等都成為了以后封建王朝政治體制的基本模式。
西漢時期，漢高祖首先鏟除異性王(韓信，彭越等)，封同姓王形成諸侯。到了漢武帝時期，諸侯勢力日益強大并威脅到中央政府，于是，劉徹頒布了“推恩令”來消弱諸侯的力量并且推崇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來鞏固中央集權。儒家思想代替道家成為了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
到了唐宋元時期，唐太宗繼續完善中央集權制度，確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下設工，兵，刑，吏，戶，禮，六部。這樣，分工合作，又互相牽連監督，消弱了相權加強了中央的統治力量。后來六部制度為各朝所沿襲。唐代的政治制度比較完善，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而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由于是黃袍加身奪取兵權，所以怕歷史重演，于是將軍權過于集中，軍隊力量加強，邊防力量減弱，雖然有利于消除分裂割據，維護統一，但是造成長期“冗兵冗官冗費”的后果，最終導致北宋王朝積貧積弱，從而到了北宋中期出現了統治危機。元朝主要加強了對臺灣，西藏等邊疆的聯系與控制，鞏固了發展奪民族的統一國家。
中國古代中央集權空前加強的時期可是說是明清時期了。明清時期業是中國封建制度的衰弱時期。此時，封建制度僅僅依靠正常的統治已經無法維持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迫剝削了，從而只能依靠加強皇權的絕對化，控制人民的思想。朱元璋時，立時千年的丞相制度被廢除了，六部的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由皇帝直接領導的秘密特務機構-東廠，西廠的設立更凸顯了專制制度的腐朽性。為了禁錮人們的思想，中央政府采取八股取士，嚴重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蕶嗑哂薪^對的權威了。清朝設置的軍機處是總攬軍國大計的中樞機構，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加強的進一步體現，里番院的設置業空前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邊疆民族的控制管轄。清末的科舉制度，也是為了選舉官吏服務中央政府，加強皇權。文字獄興起也對知識分子起了極大的摧殘。此時，高強度的君主專制已經對整個社會造成了極為消極的影響。
當然，對于中國古代的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我們也不能全盤否定要在特定的環境中分析情況?？偟膩碚f，在封建社會前期，其主要作用是積極的。能夠有力于維護國家統一，有里于社會經濟發展，民族融合。但是，中國步入封建社會的后期，由于君權專制的過于集中，導致了腐敗的出現，文化的衰敗，并且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以及科技的發展。
歷史證明，地方割據會大大消弱中央集權，而高度的中央集權又會造成政府財政危機，這是封建統治者無法解決的問題?；实垭m然想擁有絕對的至高無上權力，可是又不能事事親歷親為，還是需要放任權力給機構官員，而過于放任的權力又使得君王感到了威脅，這也是一個令封建統治者頭疼的問題。 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存在的基本矛盾與發展總趨勢?
兩個基本矛盾： 一個是地方分裂勢力和中央之間的矛盾
一個是中央內部皇權和相權之間的矛盾
趨勢：一個是不斷削弱地方權力,中央集權不斷加強
一個是君權日益加強,相權日益削弱直至被廢除
我國早期的國家政治制度是隨著夏朝——古代中國的第一個國家政權的建立而開始出現;商周時期，經過了從方國聯盟到天下共主的轉變;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對此后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發展有著深遠影響，同時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斗爭也長期延續，但整個趨勢是專制皇權日益加強。
一是商代的內服外服制度和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
二是秦的統一和“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縣制;
三是漢朝七國之亂和漢武帝的集權措施、唐朝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宋初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
四是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確立和宋元時期的演變，明清君主專制制度日益強化，清朝達到了頂峰。標志是雍正時期軍機處的設置.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制度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對于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國體與政體，官僚政治與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央政治制度、地方政治制度、監察制度、選官制度、法制建設、古代治亂興衰與分裂統一
(一)中央政治制度的形成與發展
1、主要含義：封建專制主義是一種決策方式，主要特征是皇帝個人專制獨裁，集國家最高權力于一身，從決策到行使軍政財權都具有獨斷性和隨意性。而中央集權是相對地方分權而言，其特點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沒有獨立性，必須嚴格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
2、三個發展階段：
(1)西周時期萌芽;(2)秦漢至隋唐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建立、完善時期;(3)宋元至明清丞相權力逐步削減直至取消，皇帝集政、軍、財政于一身時期。
3、具體內容(演變過程)：
(1)萌芽——戰國時期：韓非子從理論上提出建立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主張;商鞅變法初步確立。
(2)創立——秦朝：皇帝制;三公九卿制等。其特點是皇帝掌握各種大權。意義：客觀上適應了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需要，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
(3)鞏固——西漢：西漢推行郡縣封國并行制，導致王國勢力膨脹。漢武帝頒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除王國的威脅;思想上實行“大一統”(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4)完善——隋唐：隋首創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唐朝繼承并完備。其特點是分散了丞相和中央機構的權力。三省的長官都是丞相，把秦朝以來的丞相職權一分為三，互相牽制，又把最高行政機構尚書省的權力分給六部，防止專權?？婆e制選拔了一批優秀人才做官，其機構運轉更加靈活。
(5)加強——北宋：解除朝中大將和地方節度使的兵權;派文臣到各地做知州，派轉運使管理地方財政;組建禁軍并由皇帝直接控制。其特點是削弱地方權力和剝奪大將的兵權，財權、行政權和兵權收歸中央，由皇帝直接控制。
(6)新發展——元朝：實行行省制度，即中央設中書省，地方設行中書省(簡稱省);還設宣政院(直接管轄西藏地區)和澎湖巡檢司(管轄澎湖和臺灣)。行省制度是古代郡縣制的新發展，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當代省區的規模，對鞏固和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起了積極作用。
(7)強化(或頂峰)——明清：明初把丞相權分六部，設廠衛特務機構和三司，采取八股取士。前清沿用明制，增設軍機處，大興文字獄。特點是分散丞相權力和地方長官的權力，加強皇權，同時加強思想控制。明清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強化，表明封建制度的衰落。
4、專制主義集權的政治特征：
①中國為農業大國，土廣民眾，于分散中求穩定需要集權;
②是封建地主階級經濟、政治需要的產物;
③封建社會早、中期進步作用明顯：創造出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促進經濟、文化發展，促進國家統
一、中華民族形成和中對外文化交流。也有對廣大人民的統治、鎮壓加強的一面。
④晚清消極、反動作用為主：經濟上束縛生產力發展，阻礙資本主義萌芽成長;政治上拒絕民主，人民毫無地位;思想上禁錮、抑制科學文化發展。但也有維護國家主權、鞏固統一的一面。
⑤專制主義本質上是政治文明的對立物，它滋養保守，是近代中國落后的根源。
5、評價：
積極作用：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在封建社會的初期和中期具有進步意義，表現在：
①維護了國家的統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②防止了分裂割據，抵御外來侵略，鎮壓人民起義，協調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保持社會穩定;
③便于組織公共工程建設，保證中外經濟文化的正常交流，推動科技文化事業的發展，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消極作用：表現在封建社會后期：
①對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十分殘酷;
②束縛了商品經濟發展，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
③導致思想禁錮和文化專制，嚴重阻礙了科技文化的發展。
6、近代以來，清政府對專制主義中央集制度的維護、最終廢除和復辟帝制活動：
①晚清王朝的維護：四次自救運動即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清末預備立憲。
②最終推翻：辛亥革命(1912年2月12日，宣統帝正式下詔退位)。
③兩次帝制復辟：袁世凱1915年當上“中華帝國的皇帝”，宣布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1915年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在云南發起護國運動，袁世凱于1916年被迫取消帝制;1917年夏，張勛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帝制，恢復宣統年號，孫中山發表《討逆宣言》，全國人民一致反對，段祺瑞組織“討逆軍”乘機打敗張勛。
(二)地方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1、三個發展演變階段：(1)西周封國制(貴族等級制);(2)秦漢至宋郡縣、州縣制;
(3)元以后省府縣制。
2、具體內容：(1)周朝的分封制(內容、作用);
(2)秦朝的郡縣制和漢朝的郡縣與封國并行制(內容和作用);
(3)金朝的猛安謀克制;(4)遼蕃漢分治制度(南北雙軌制);
(5)元朝的行省制度;(6)明朝的廢行省設三司和僧官制度;
(7)后金和清政權的八旗制度;(8)明清的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
3、重難點剖析：
(1)分封制與郡縣制
都屬于統治和管理地方的行政制度。在周朝以分封制為主，從秦朝統一全國起，以郡縣制為主，也有分封制存在。在西漢和西晉兩種制度并存，明朝也實行過分封制，但與先秦的分封制不完全相同。
區別在于：地方與中央的制約關系及其他地方權力的大小。在分封制下，被封者的爵位和領地等都是世襲的。雖對上承擔一定的義務，但獨立性很大，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在中央政權力量衰弱時，被分封者就稱霸一方，形成割據稱雄的局面。而在郡縣制下，郡縣長官都是中央的派出機構，權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縣兩級官員按能力選任，打破了貴族制下的血緣關系。對居民管理主要按地域劃分，進一步清除了氏族制殘余。
(2)府兵制與募兵制
都是重要的兵制。從南北朝到唐朝后期，我國主要實行府兵制;唐玄宗起則實行募兵制。
區別：一是士兵職業性質：府兵制下的士兵是與農業緊密結合，“寓兵于農”“兵農合一”。府兵平時在家鄉從事農業生產，戰時應征作戰并自備武器、糧食等，軍費由農民負擔。軍事結束，解甲歸田。募兵制下的士兵應國家招募當兵，是一種職業兵，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由國家供給衣食，免征賦役。二是兵將關系：府兵制的兵將平時不在一起，不易形成將帥擁兵自重的局面。募兵制下，將領長期統帥一支軍隊，兵將之間有了隸屬關系，會導致軍閥的形成。安史之亂、藩鎮割據與此極有關系。
(3)猛安謀克制與八旗制度
都是女真人兵農合一的社會組織，既是軍事組織，又是地方行政組織。各戶壯丁平時從事生產，戰時出征，都對各自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猛安謀克制由金朝皇帝阿骨打所創立，原是女真族的氏族部落組織。八旗制度由明朝后期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所創，是清代軍事力量的核心。
(4)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
明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沿襲元朝的統治辦法，在那里設立宣慰司、土知府等各級政府機關，任用當地的少數民族首領擔任土司長官，這就是土司制度。
明朝永樂年間，貴州等宣慰司發動叛亂，明朝派軍平叛，取消土司制度，改由朝廷派遣流官直接統治的變革，稱改土歸流。清朝在平定“三藩之亂”后便大規模改土歸流。其作用不僅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統治，改變了當地落后閉塞和紛爭的狀況，而且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有利于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
(三)古代監察制度的演變：
(1)秦朝：御史大夫(執掌群臣奏章，下達皇帝詔令，監察百官)
(2)漢朝：漢武帝后期，將全國劃分為十三州作為監察區。每州設刺史一名，代表中央監察諸侯王和地方高官。東漢時，刺史的監察權進一步加強，東漢末年，刺史執掌州的軍政大權，成為州的最高長官。
其影響是：刺史制度是一套嚴密的監察制度，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鞏固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但隨著刺史掌握州的軍政大權，失去了監察的作用，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如后來的曹操和袁紹集團。
(3)北宋：中央派遣文臣擔任地方長官知州，又在各州設通判。通判負責監督知州，可直接向皇帝報告情況。各州的公文須由知州和通判聯合署名才有效，以使他們互相牽制，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4)明朝：設承宣布政使司，負責地方監察事務;另設廠衛特務機構，監視、偵查官民的不法行為。 評價：中國封建社會的監察制度，對加強政府對官吏的監督，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為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強化皇權、鞏固封建統治的重要手段。
第四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演變
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國人口政策的核心，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為指導，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而提出的政策。這種政策體現著全國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以及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需要。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反復探索和不斷完善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新中國建立到五十年代后期，這是人口出生第一次高潮和節制生育呼聲第一次起伏時期。
新中國建立以后，由于國內戰爭剛剛結束，人民需要休養生息。隨著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是鞏固政權，恢復經濟，解決舊社會遺留下的生產凋零、失業、貧困、饑餓和防治疾病等一系列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中國人口在十
八、十九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注轉引自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400頁。)對于這種否定、懷疑中國革命的謬論，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予以堅決的駁斥：“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象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注轉引自毛澤東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1頁。)毛澤東的這些論述，給當時懷疑新政權是否能夠醫治好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創傷和認為人口太多因而悲觀的人們以信心和力量。這種信心和力量是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所十分需要的，上述論點在鼓舞全國人民奮力解決當時面臨的主要任務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論點也包含了忽視人口控制的因素，特別是這個論點后來被一些人所誤用，據以反對節制人口的正確主張，導致片面的、錯誤的人口理論曾盛行一時，直接、間接影響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放松了對急劇增長的人口的控制，這種消極的后果是很嚴重的。
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國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經濟迅速發展，刺激了生育率的上升，特別是處于小生產狀態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生產發展需要增加勞動力，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多子多福的落后生育觀又頑強地在生育上表現其作用，同時這一時期許多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得到良好控制，人口死亡率特別是嬰兒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這樣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迅猛上升。對于這種轉變，當時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研究，對社會主義人口規律就是人口不斷迅速增長的片面觀點，缺乏清醒的認識，甚至認為中國人口迅速增長是社會繁榮和生活改善的標志。因此，對于人口的發展不僅沒有及時采取有計劃的控制政策，而且還采取了一系列直接間接鼓勵盲目生育的行政、經濟措施，如嚴格限制人工流產和禁止做絕育手術的規定，對多子女的職工實行經常性的困難補助，等等。
一九五三年中國進行了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普查的結果表明，新中國建立后的四年凈增加人口4600多萬。這樣，人口無計劃地盲目增長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開始注意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長的必要性。這一時期隨
著建設事業的發展，城市就業人數迅速增加，特別是婦女就業人數的迅速增加，使許多家庭要求減輕多子女的拖累，緩和多子女同父母親的學習、工作、健康以及改善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同時城市人民群眾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節育的人也逐漸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五三年八月，政務院批準了衛生部關于《避孕及人工流產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節育問題座談會。會后由一些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節育問題研究小組。劉少奇在節育問題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要適當提倡，不要反對。”(注《人民日報》社論，1957年3月5日。)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周恩來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148頁。)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頁。)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和邵力子以及一些其他學者，也先后提出過控制人口增長的主張。馬寅初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六月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先后提出了他對人口問題的主張，發表了“新人口論”。他根據一九五三年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客觀地估量了中國人口發展的態勢，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與資金積累、輕工業原料生產、糧食生產以及科學研究之間的一系列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的主張。當時有關人口政策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節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開展起來。
但是，到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斗爭開始了，由于“左”的思潮影響，不久斗爭出現了擴大化傾向，把馬寅初等人的人口觀點及其他學者主張節制生育的觀點與馬爾薩斯主義等同看待，展開了批判，指責馬寅初等人的觀點是見口不見手的“人口論”。這種“左”傾的人口觀點，不講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二重性，片面夸大了人作為生產者的一面，片面宣揚所謂“人手論”。“人多好”的觀點一時統治了人口理論界。這種錯誤的觀點，嚴重影響了人口政策，放縱了人口的盲目增長。
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間，全國共增加人口10500萬，年平均遞增率達22.4?。每年約出生2000萬人以上，總和生育率達到6，人口出生率達30?以上。這是新中國人口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期，也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醞釀時期。
第二階段，從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期，這是計劃生育被重新提起但隨即遭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時期。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人口增長速度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以后，隨著國民經濟狀況的好轉，人口出現了補償性的生育高潮。一九六二年人口出生率達到37.01?，一九六三年更高達43.37?。人口這種盲目高速增長，再度引起國家的關注。
一九六二年底，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步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注《健康報》(計劃生育版)，1984年9月28日。)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務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的決定，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具體領導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在幾個方面積極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如：加強群眾運動;加強技術指導;積極組織避孕藥
具的科學研制和供應;有關部門適當修改不利于計劃生育的規定;提倡晚婚等等。在許多大中城市，計劃生育工作初步開展起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都有所下降。
一九**年七月，中國進行了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普查結果是全國總人口達到69458萬多人。人口基數的增大使國家進一步重視了計劃生育工作，認為開展計劃生育工作對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保障婦女兒童健康和適當安排群眾生活，具有重要意義，是一件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與此同時，國務院決定成立了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開始將計劃生育工作納入政府工作議程。一九六五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提出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和措施，如：提倡制造口服避孕藥并免費發放，提高節育技術，衛生工作和計劃生育工作相結合，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的宣傳教育和技術指導，計劃生育與改善人民生活和合理安排勞動力一起抓，并提出人口增長目標。當時普遍宣傳的口號：“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
計劃生育工作剛剛開展起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種**對計劃生育工作也有嚴重的干擾和破壞。**期間，雖然國家對控制人口增長問題也相應采取了一些措施，許多群眾根據本身的需要和利益仍在實行計劃生育，但是由于各級領導機關受沖擊，各項正確的政策制度受到破壞，從總體上看，在計劃生育工作領域也不例外地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盛行的局面，這導致生育上的無政府狀態和人口增長的失控。
六十年代，中國人口平均增長的速度很快，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全國人口年平均遞增率達26?，總和生育率為5.91，九年共凈增加人口17000萬，這是新中國第二個人口出生高潮期。
第三階段，從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這是計劃生育政策取得顯著成效時期。
一九七〇年以后，周恩來克服重重困難，頂住“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中國計劃生育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人口出生率開始逐年下降。一九七一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商業部、燃化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地區外，都要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深入開展宣傳教育，把晚婚和計劃生育變成城鄉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力爭在“四五”期間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農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內。當時再次提出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一對夫婦有兩個孩子為最理想的計劃生育要求。一九七三年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計劃生育宣傳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號。為了便利群眾節育，全國免費發放避孕藥具。同年，在周恩來主持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長指標納入了國民經濟計劃。
這一時期，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在制定、落實政策措施上，有了新進展，后期人口理論工作也開始打破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
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計劃生育的政策和規定，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和法規，國家法律明確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調整和充實了各級計劃生育工作組織，配備了專業干部，總結了歷年來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
進一步加強了計劃生育科研機構和技術隊伍，加強了避孕藥具的生產和供應;
政府提出獎勵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夫婦，提出加強社會保險，做好婦幼保健和老年人福利工作，以鞏固計劃生育的成果;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開始得到較廣泛的傳播，全國和一些地方相繼舉辦人口理論學習班和研討會，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在思想和理論上做了有益的工作。
這個時期，雖然各項工作都受到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干擾和破壞，受到“左”傾思潮的影響，但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及時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各地的計劃生育工作在逐步走向正規化方面畢竟有所前進，特別是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性
日益明顯，城鄉人民，尤其是城市中有日益增多的人逐步認識到了控制人口增長對國家、集體、個人的利害關系，比較自覺地接受了計劃生育思想。因此，**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年平均34.4?下降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的24.16?。同期，總和生育率由5.91下降到3.94，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由20.11歲上升到21.56歲。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年以后，計劃生育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對于如何解決自己的人口問題，經過了三十年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和認識，直到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進一步明確了計劃生育政策的指導思想，并把計劃生育提到國策的高度。就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基礎來說，這一時期明確了兩種生產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是指導中國人口政策的理論基礎，肯定和推行了“兩種生產一起抓”的經驗。
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在提出中國新時期的總任務、總目標同時，提出了本世紀末把人口控制在12億的目標。為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國家采取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一九七九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提出：“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提出：計劃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經濟的措施，鼓勵只生育一個孩子;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從思想上、理論上闡述了計劃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全體干部，帶頭實行計劃生育，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加速現代化建設的堅定決心;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新的《婚姻法》，第十二條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還規定了青年的最低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于二十周歲。晚婚晚育應予鼓勵。”新婚姻法還對優生優育問題作了規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第二十五條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第四十九條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憲法中還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領導和管理計劃生育工作;提出“兩種生產一起抓”?！秶窠洕蜕鐣l展第六個五年計劃(一九八一至一九八
五)》中規定：“嚴格控制人口的增長，妥善安排城鎮勞動力的就業，在生產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使城鄉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繼續得到改善。”國家同時還提出，把計劃生育納入建設社會主義兩個文明的內容，人口發展計劃列入社會長遠發展規劃，并開展人口發展趨勢預報工作;
在人口學研究和計劃生育領域對內、對外實行開放政策。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中國計劃生育工作實際情況后，強調指出，要把計劃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安定團結。為進一步完善計劃生育具體政策，中共中央提出，在繼續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同時，在農村繼續有控制地放寬一些，有特殊困難的家庭，經過批準可以生二胎;但要堅決堵住大口子，即嚴禁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對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確規定。在執行中，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文化條件、人口構成和計劃生育工作開展情況，從實際出發，因人因地制宜，實行分類指導。具體要求上，農村比城市寬，邊遠、人口稀少地區比人口密集的地方寬，少數民族比漢族寬。有特殊情況的，如雙方為獨生子女結婚的、第一個孩子為非遺傳性殘疾的、夫婦為歸國華
僑的、農村中確有實際困難并愿意生育兩個孩子的育齡夫婦，都可以有計劃地安排生育第二個孩子。生育政策的這種調整，有利于計劃生育制度趨于完善。
兩年多來，各地本著計劃生育工作服務于、服從于四化建設的需要，進行了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的試點工作。關于“開小口子”，有如下幾種情況：規定若干條可以生二胎;照顧獨生子女戶再生一個，間隔多年再安排生二胎;降低多胎率的同時開放二胎;按經濟地理條件規定不同的生育政策要求;晚婚晚育加間隔;少數民族和華僑執行特殊的生育政策。實踐證明，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生育政策要緩和漸變的思想，從實際出發，做到既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黨群關系，促進安定團結，合情合理，群眾擁護。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這七年人口出生率平均穩定在19?左右，自然增長率穩定在12.5?左右，總和生育率為2.3左右。如果按一九七〇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水平來計算，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少生約2億多個孩子，其中一九七九年以后占一半。中國生育率迅速下降這一事實已經被全世界公認，一個經濟文化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生育率已經接近更替水平，這是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
三十多年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不斷發展、完善和提高的過程。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是完全可以辦到的，關鍵在于對計劃生育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要排除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要堅定不移地把它當作長期戰略任務來對待，并在廣泛宣傳教育的基礎上，采取行政的、經濟的、立法的綜合措施來促其實現。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大、年齡構成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兩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生育的人，已經進入和將要進入婚育年齡期，人口出生率的繼續降低會遇到更大困難，如果稍一松懈，人口自然增長率很快就會回升。針對這種情況，應該認真總結過去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進一步改進、完善計劃生育政策，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在這方面的優越性。
第五篇： 中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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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六十年來,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經歷了從小到無、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作為快速發展的“朝陽產業”,現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國民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則是文化及傳媒產業發展的重要保障——文化及傳媒產業的規范、有序、健康發展,需要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的引導、管理、扶持和調控。然而,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的演變歷程曲折而漫長,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經歷了顯著不同的各個歷史階段,逐步形成了復雜的政策體系。在當今文化全球化和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文化產業發展的大背景下,特別是目前全球金融危機還未結束,世界文化及傳媒產業格局發生較多變化的背景下,系統梳理和認真總結中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演變的歷程與基本邏輯,對于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推進文化及傳媒產業全新跨越發展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一、中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的含義與基本特點
從學理上講,產業政策屬于產業經濟學研究的范疇,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廣義而言,“產業政策是對于一定時期內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和目標的設想,同時規定各個產業部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實現這些設想的政策措施”。① 狹義而言,產業政策是指國家為了鼓勵或限制某一特定產業發展而采取的政策的總和。② 關于產業政策,在國內外理論界有一個基本共識:在市場發育不充分的情況下,產業政策是政府替代市場而發揮的階段性作用,且隨著經濟持續發展、市場發育完善而調整變化,具有整體性、動態性、開放性等特點。這不僅闡釋了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特定的重要作用,更揭示出了產業政策是一個動態過程,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和具體的條件背景下需要運用不同的政策思路作出調整,這就為產業政策的演變歷程中具有某種或某些內外基本邏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支撐。
所謂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主要是指國家權威部門制定并組織實施的旨在鼓勵、規范、扶持文化及傳媒產業發展的一系列政策的總和。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在這里需要厘清三個問題:其一,我國的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不僅涉及到國家文化及傳媒產業總體性政策、全國性文化及傳媒產業子類政策,也包括文化及傳媒產業地方性政策和文化及傳媒產業相關的第三產業、服務業等政策,既涵蓋文化及傳媒產業核心層,又囊括了文化及傳媒產業的外圍層和衍生層?？梢?我國的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是一個復雜的政策體系;其二,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的主體具有多元性和層次性,不僅體現在政府層面,還體現在執政黨和立法機關等層面,特別是執政黨在決策中的權威作用;其三,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手段形式多樣,工具性較強。根據政策作用途徑和特點的不同,可將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手段歸結為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三種?？傊?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除具有產業政策一般性特征外,還具有綜合性、層次性、復雜性、地域性等特點。
二、中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演變的基本歷程
實際上,早在建國初期,私營文化及傳媒機構的短暫存在以及公營傳媒單位的企業化經營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產業屬性。
為緩解政府財政支出的沉重壓力,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即在北京召開全國報紙經理會議研究對策,決定報紙實行企業化經營的方針。中共中央在批轉這次會議的通知中,要求“條件好的公營報紙爭取自給”,“多登有益廣告”、“廢除予取予求的單純報銷制”。1950年,中宣部發布了《關于報紙實行企業化經營情況通報》,肯定了報紙實行企業化經營的成效,明確指出,報紙的“企業化經營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可以實現的”。③ 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后,當年10月文化部電影局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了一整套改革電影體制的具體方案,上海電影制片廠改組成立了上海電影制片公司,下設海燕、天馬、江南三個故事片廠;長影與北影試行以導演為中心、自由組合、自選劇本、自負盈虧的創作集體,然而計劃經濟體制在全國范圍內最終確立以及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擴大化,這場探索迅速夭折。但這些文化及傳媒業經濟政策的初步探索,為以后產業化階段的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制定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國真正的文化及傳媒的產業化階段是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開始的,因此,我國的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也是從那時起步的。截至目前,我國出臺的文化及傳媒產業全國性和地方性政策文件與具體措施數以千計。從整個實踐過程考察,其政策的演變是有序的,并遵循了一些基本邏輯。在伴隨經濟體制改革和國家文化建設過程中,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從計劃性管制調控演變至體制與結構性改革相結合的新政策組合、從松散粗亂的行業政策演變至體系完善的產業政策、從區域與城鄉產業隔離演變至產業聯動的政策,實現了從自發到自覺、從“全面封閉”到“逐漸開放”、從單一到多元、從由“政府主導型”向“政府與市場二元推動型”的發展轉變。大體而言,其演變歷程可以分為文化及傳媒市場政策醞釀期的文化政策制定、文化及傳媒市場全面推進期的政策制定、文化產業合法性建構時期的文化及傳媒政策制定、文化產業合法化發展時期的文化及傳媒政策制定、文化及傳媒產業縱深發展時期的政策制定五個階段。
1.第一階段:文化及傳媒市場醞釀期的政策制定
第一階段的大體時間是1978年至1987年。在這十年中,改革開放雖然使文化及傳媒事業出現了復蘇和空前繁榮,但文化及傳媒的市場化步伐還未大幅邁開,文化和傳媒的經濟屬性和產業屬性雖初步顯現,但文化及傳媒單位中計劃經濟色彩仍舊濃厚,國家僅出臺少數政策放松了對文化及傳媒外圍行業的限制,政策的基本取向體現為計劃和管制。
改革開放初期,文化及傳媒事業的大多數領域都嚴格控制在黨的宣傳部門和文化管理部門手中,沒有任何松動的跡象。文化及傳媒生產還屬事業范疇,還沒有賦予“產業”地位,廣義的文化及傳媒產業實際上也沒有出現,只是與意識形態關系不密切的部分行業出現了產業化、市場化的趨勢,這些行業包括大眾娛樂業、廣告業、文化制造業等。既然文化及傳媒生產的主要部門還沒有產業化,也就沒有所謂的“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然而,1979年11月中宣部發出《關于報刊、廣播、電視臺刊登和播放外國商品廣告的通知》,允許刊播外國商品廣告,這是新中國第一份真正意義上對廣告工作做出明確指示的文件。1980年2月召開的全國文化局長會議認為:“藝術表演團體的體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問題很多,嚴重地影響了表演藝術的發展和提高,需要進行合理的改革。”會議明確提出:“堅決地有步驟地改革文化事業體制,改革經營管理制度。”隨后,一些體制內的演出團體開始展開經營活動,文化娛樂場所和廣告公司大量出現,但政府卻一度嚴令取締營業性舞會和公共場所自發舞會,禁止收購、出售、轉錄進口錄音帶、唱片,禁止營業性錄像放映。為了加強對這些文化單位的管理,國家相繼出臺了《關于藝術表演團體的改革意見》《關于改進舞會管理問題的通知》《廣告管理條例》等政策文件,當然這同時也為開啟文化及傳媒市場起到了鋪墊作用。
2.第二階段:文化及傳媒市場全面推進期的政策制定
第二階段的大體時間是1988年至1998年。這一階段見證了文化及傳媒“市場化”的整體蛻變過程,政策制定著重凸顯文化及傳媒的經濟屬性,從確立“文化市場”、推進文化及傳媒產業化發展到加速發展第三產業、完善文化經濟政策,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進入了初步覺醒期,政策的基本取向體現為引導和培育。
1988年,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布《關于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正式提出“文化市場”的概念,同時明確了文化市場的管理范圍、任務、原則和方針,這標志著我國“文化市場”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認;同年,新聞出版署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臺《關于報社、期刊社、出版社開展有償服務和經營活動的暫行辦法》,對報社可以開展的有償服務和經營活動進行規定;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出《關于當前圖書發行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放開圖書發行市場。1989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繁榮文藝的若干意見》,提出了藝術表演團體“雙軌制”的具體改革意見,即一軌為國家扶持的少數全民所有制院團,另一軌為多種所有制的藝術團體。這一年,國務院批準在文化部設置文化市場管理局,全國文化市場管理體系開始建立。④ 從產業政策角度分析,這一階段的政策措施主要體現在強化文化及傳媒體制改革,出臺眾多經濟政策。一方面,以總體性政策為主,謀篇布局,推進文化及傳媒市場化進程,規劃構建文化及傳媒市場、文化及傳媒經濟發展的格局和體系。1991年,國務院批轉《文化部關于文化事業若干經濟政策意見的報告》,“文化經濟”概念正式提出。1993年6月,中央《關于加速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正式將報刊經營列入第三產業,中國報刊業逐步進入產業化發展階段。其后,國務院在1996年推出《關于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的若干規定》。另一方面,從金融、投資、財稅等領域,制定并細化文化及傳媒產業各個行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國家在1993年出臺了《國家稅務總局、文化部、國家體委關于來我國從事文藝演出及體育表演收入應嚴格依照稅法規定征稅的通知》《關于繼續對宣傳文化單位實施財稅優惠政策的規定》之后,國家稅務總局先后于1994年和1996年出臺《關于境外團體或個人在我國從事文藝及體育演出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和《關于對電影發行單位的發行不征收營業稅的通知》。這些政策為解決文化及傳媒單位的實際經濟困難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1998年,我國提出在3年內取消包括電視臺在內的部分事業單位政府財政撥款,明確要求電視臺等事業單位在3年內全部實行自收自支。于是,廣播電視事業在優厚的財稅減免中被成功地推向完全市場化。
3.第三階段:文化產業合法性建構時期的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制定
第三階段的大體時間是1998年至2002年。這一階段是文化及傳媒的產業屬性急劇迸發,并在有一定“市場化”的基礎上進行“產業化”的過程,文化及傳媒的外圍層行業和衍生層行業開始走向產業集群,形成了文化及傳媒“市場化”和“產業化”同時推動、相互促進的局面。這一時期,我國越來越注重建構文化產業的合法性,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的基本取向體現為建構和規范。
1998年8月,文化部文化產業司成立并制定工作規則,成為第一次設立的文化產業專門管理機構,這標志著政府確認了文化產業的合法性,并且此后不斷提高重視程度。2000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產業”和“文化產業政策”這一概念,要求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在此兩個月后的同年12月,國務院就推出了《關于支持文化事業發展若干經濟政策的通知》。200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也聯合下發《關于轉發中央宣傳部、國家廣電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的通知》,傳媒產業化步伐加快。“文化產業”這一提法和政策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報告中得到了深化和細化,并進一步明確區分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出要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完善文化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至此,文化產業終于由依附于國家文化體制改革和脫離文化事業而完全浮出水面,文化產業的合法性建構取得實質性突破。
與此同時,國家也在推進文化及傳媒產業法治建設,規范文化及傳媒產業的管理層面。據不完全統計,這一階段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央文化管理部門陸續制定和頒發的法律法規、政策性文件或部門規章多達百個,涵蓋了舞臺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互聯網、文化經濟等諸多領域,如《著作權法》(2001年修正案)《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音像制品管理條例》《印刷管理條例》等。這些法律規章的出臺,直接而有效地規范了文化及傳媒產業管理,為文化及傳媒產業的良性有序發展提供了法制環境和保障基礎。
4.第四階段:文化產業合法化發展時期的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制定
第四階段的大體時間是2003年至2008年。加入WTO和十六大開啟了文化產業合法化發展的新時期,在文化產業獨特而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正式確立和文化體制改革深入推進,文化生產力進一步釋放,文化建設活力顯著增強的大背景下,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發展進入了由“相對封閉”向“逐漸開放”轉變的“快車道”,并在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和國際化競爭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一階段國家在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上更加開拓創新,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為重心,結合文化及傳媒產業結構調整,積極利用有利時機全力助推“走出去”戰略,內外統籌推動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發展繁榮。政策的基本取向體現為鼓勵和扶持。這一階段,我國的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推動部分國有文化單位轉企改制。文化體制改革最緊迫的就是要重塑國有文化市場主體,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頒布《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這是建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第一次就文化體制改革做出重大決策,《意見》明確劃分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范圍和界限,使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兩種類型的分類改革有了明確目標和政策依據?！兑庖姟愤€首次允許轉制為企業的文化單位,可以吸收部分社會資本,進行投資主體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已經進入存量改革的深水區。為貫徹落實《意見》精神,2006年7月文化部推出《關于進一步做好文化系統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新聞出版總署出臺《關于深化出版發行體制改革工作實施方案》,就文化及傳媒行業改制方案做出具體部署,國有文化及傳媒單位的產業化改革愈加深入。
其二,注重吸納非公有資本發展文化產業及傳媒業。繼2005年初國務院下發《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之后,國務院又公布了《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使得非公有制資本進入文化及傳媒產業既有理論依據,又有現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同年7月6日,文化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又聯合發出《關于文化領域引進外資的若干意見的通知》,就外資進入文化及傳媒領域做出明確規定?？傮w而言,在對待國內社會資本和外資上,我國相關政策堅持內外有別原則,一方面加大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加強對外資進入文化及傳媒產業的監管,以維護我國的文化主權和意識形態安全。
其三,引導和扶持文化產品和服務逐步外向型發展。2003年12月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大力發展涉外文化產業,積極參與國際文化競爭”,“走出去”戰略首次出現在文化產業領域。2005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工作的意見》,標志著我國“走出去”戰略在文化產業領域已經基本成型。⑤ 2006年公布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特別提到:整合資源,突出重點,實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項目,加快“走出去”步伐,擴大我國文化的覆蓋面和國際影響力。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再次強調“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在此背景下,文化部、財政部、商務部等相關部委于近年先后配合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關于促進商業演出展覽文化產品出口的通知》《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指導目錄》《關于鼓勵和支持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的若干政策》等,并確定了文化出口重點企業、重點項目;2009年4月,新聞出版總署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中,也明確要求擴大對外交流,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國家財政和有關文化部門聯合設立了例如“國產音像出口專項資金”、“動漫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等政策資金;文化部還設立了優秀出口文化企業、產品和服務項目的獎勵措施。這些舉措表明了政府著力扶植、培育外向型文化及傳媒企業的決心,增強了文化及傳媒企業“走出去”的信心。⑥
其四,積極鼓勵新興文化產業和新媒體發展。新興文化產業和新媒體是未來文化及傳媒產業競爭的制高點。為搶占這一戰略高地,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即轉發財政部等部門《關于推動我國動漫產業發展若干意見的通知》,以助推我國動漫產業迅速崛起。同年《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出臺,旨在加強網絡著作權保護,激發網絡傳播文化作品潛能。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運用高新技術創新文化生產方式,培育新的文化業態,加快構建傳輸快捷、覆蓋廣泛的文化傳播體系。”明確要求發展新興文化產業和新媒體。不久,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鼓勵數字電視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從政策上為數字電視這一新興文化產業和新媒體發展提供堅實的后盾。
5.第五階段:文化及傳媒產業縱深發展時期的政策制定
2008年下半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致使全球多數產業遭受巨大沖擊,但文化及傳媒產業在此背景下卻呈現出了反經濟周期增長,對引領各國經濟逐漸走出金融危機的陰霾顯示出強大的帶動與輻射能力。于是,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在刺激經濟方案中明確扶持文化及傳媒產業的發展。我國也不例外,2009年7月,國務院出臺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并強調要做好八項重點工作,這標志著我國文化產業的戰略地位得到進一步提高,在“機遇期”和“轉型期”中已經確定成為引領我國經濟走入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成為助推社會轉型、促進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新動力,步入了縱深發展時期?？梢灶A見,今后一個階段的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的基本取向將以大力扶持為主,體現為振興和激勵。
國家在此背景下出臺的《關于深化國有文藝演出院團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關于深化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出版社體制改革的意見》等政策措施,是我國利用文化及傳媒產業自身特性和運行規律以及“機遇期”和“轉型期”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及傳媒產業向縱深發展的具體體現,這些政策措施促使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適應新的時代發展和市場變化的需求,為全球金融危機中文化及傳媒產業的“逆勢上揚”提供了政策保障。
目前,全球金融危機仍未徹底結束。2009年9月,文化部部長蔡武在國新辦就我國文化建設60年發展成就舉行發布會上表示,國家將進一步加快文化體制改革步伐,鼓勵社會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領域,并大力發展以網絡文化、手機文化為主的新興文化產業?？梢?隨著文化及傳媒產業地位的提高,文化及傳媒產業的內容將進一步拓展和細化,新興衍生行業將大量出現,國家將出臺更多激勵政策和措施,強調堅持以結構調整為主線,加快推進重大工程項目,擴大產業規模,增強文化及傳媒產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推進文化及傳媒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
產業政策的演變是諸多因素共同、動態作用的結果,它不僅受到國際產業發展趨勢、經濟體制、政府發展戰略、經濟環境、政府行為能力等宏觀因素的影響,也受到產業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相關產業及產業集群等微觀因素的影響。上文的分析更加清晰地證明了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的演變歷程是“有序的”,因為這種政策演變邏輯符合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和各項體制改革的推動進程,符合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發展規模變化、執政黨建設思路演變、民意訴求變遷(包括學者專家建言)以及世界文化及傳媒業發展趨勢。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根據《中國文化產業發展藍皮書》中的測算數據,目前我國的文化消費水平只達到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人均消費潛力遠遠沒有釋放出來。中國的第三產業整體發展程度也低于相同發達國家約10個百分點,以文化及傳媒產業為代表的“新興服務業”遠沒發揮應有的作用。如今,“大洗牌”的全球金融危機還沒有結束,世界文化及傳媒產業格局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國家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已經出臺,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及傳媒產業向縱深發展,在此背景下,更要善于梳理和總結文化及傳媒產業政策演變的基本歷程和有效經驗,抓住機遇,以推進我國文化及傳媒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