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分析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2008年，美國次貸金融危機席卷全球。雖然現在由次貸金融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業已消退，但次貸金融危機給全球的金融體系帶來的不良后果卻影響至今?？v觀金融危機發生的前因后果，金融創新如影隨形。雖然爆發次貸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走低和當時的全球經濟萎靡，但金融創新活動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金融創新使一場金融危機迅速波及全球，在范圍和危害上讓人記憶猶新。分析金融創新和金融危機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我們理解金融危機，避免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
關鍵詞：金融創新;金融危機;影響
前言
促進金融業不斷發展的動力就是金融創新。金融創新對金融業的影響也分為兩方面：金融創新的正效應有助于最大程度的發揮金融制度對金融業的推動作用;而金融創新的負面效應卻會使金融業發展脫離實際，變成空中樓閣，最終引發金融危機。
金融創新和金融危機的關系緊密相連，一切高樓大廈的筑基都是從平地而起。而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就是金融事業的不斷創新，新興的金融產品、信貸套餐、支付理財等金融消費方式從多方面滲透進人們的生活中，滿足了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拉動了國家的經濟內需，推動國家的經濟發展。而潛藏其中的金融危機如果不能及時發現和處理，金融崩塌的海嘯最終仍舊會席卷而來。本文通過對金融危機和金融創新的解析，分析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和影響，為我國的金融創新事業提出一定的建議。
一、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表現在三個方面的危機。即金融資產大幅度縮水、金融機構倒閉或面臨倒閉、金融市場(一般來說是股市)產值劇烈下滑。當金融資產或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某一方面發生金融危機時，另外兩個方面也會同時出現經濟跳水現象。金融危機不但會導致一個片區的金融體系崩塌，還會使更多的人民群眾和地區都產生經濟倒退現象。工廠倒閉、人民失業、企業裁員等現象甚至會引發國家方面的動蕩，影響到國家的政治統治。
二、金融創新理論
廣義的金融創新理念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金融工具的創新;二是金融體制的創新。金融工具是指活躍在金融活動中的各個金融交易合約手段，如期權合約、期貨合約、支票、信用卡等金融手段;金融體制是指根據本國國情和發展的金融現狀來說，新的金融市場體系和融資方式及金融組織等。(對我國而言金融體制的創新更具有實際意義)
三、金融創新與金融危機的關系探究
(一)金融創新和金融危機不斷循環
從金融史的發展來看，金融業發展始終是金融創新和金融危機交替出現。某些在當代出現的金融創新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金融業的迅猛發展，卻也在日后為金融危機的出現做下了鋪墊。
以美國的金融史為例：1929年10月24日，美國金融業大崩盤，股票一夜之間跌到谷底。此次金融市場的崩塌不僅給美國，還給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都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引發了長達數十年的經濟衰退效果。在此基礎上，美國聯邦政府不得不推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該方案運應此次的金融危機出現而出現，開啟了美國后續十多年來的經濟平穩發展時期，是一次有效的金融創新。但與此同時，該法案的負面作用也逐漸累積，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金融又陷入了通貨膨脹的新金融危機。由此可見金融創新和危機在金融發展史上總是交替出現。
(二)金融創新對金融危機具有雙面性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金融危機和金融創新的關系不僅如同雙生子交替出現，而且在某些時刻還會產生互相促進和推動的作用。
金融創新可以消融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金融創新的出現往往需要一定的歷史時機，而在金融危機中，百業待興、經濟蕭條。任何經濟措施的實施都會比往常達到更好的實行效果。金融創新可以解放金融生產力，將已經不適應現在的金融手段和金融體制煥然一新，創造出新的經濟推動力，帶動各行各業的發展。促進經濟增長。
但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創新也會引發金融危機的出現。金融創新在體制、手段方面的革新往往超出當代的經濟實體發展，出現一種虛擬化的繁榮景象，如果美國的次貸經濟危機。在金融危機爆發前，超大量的通貨膨脹把美國的經濟渲染得如同花朵一樣，卻在一夜之間像泡沫一樣迅速消退。當金融創新發展過度，超出當前經濟體所能承受的極限時，金融創新就淪為了贏取利益的投機工具。著不但不能促進經濟貿易的發展，還會直接引發出其中的金融危機。
四、金融創新對次貸危機的影響
(一)產生了新的風險
次貸金融危機中，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主要包含：基礎資產風險、操作風險、利率風險、系統性風險等。而關于次貸是一種結構性的金融創新產品，它通過對資產、風險、信用等環節進行重組，對不同的投資者給予分配，而在這個重組和分配的過程中，就源源不斷的產生了新的資產和信用，但風險也隨著分配集中到每個投資者的手中。導致了一個看似經濟美好卻十分脆弱的金融市場。
(二)泡沫經濟的產生
美國次貸金融危機中，不僅體現在金融市場的崩塌，還顯示出金融創新創造出了一個巨大的泡沫經濟體。美國實體行業的產量不斷衰退，但大量的虛擬經濟卻在蓬勃發展。以汽車制造業為例，通用汽車在2005年的虧損達到了86億美元;福特汽車在2006年的虧損更是高達127億美元。與之相反，美國的證卷業、銀行、保險等為主的虛擬經濟產值不斷上漲，經濟比重從1950的11.37%，到2007年已經飆升到20.67%。大量資產集中在虛擬經濟中，構筑出了一個美好卻容易幻滅的泡沫經濟。
(三)過度自由的經濟體制
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受到了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影響。雖然在體制中建立了美聯儲這一金融監管體制，多種金融創新產品卻限制了這一監管機構的發展。實際上多個監管者管理的美聯儲從各種意義上都有著極大的缺陷。缺乏一個正確的導向監督作用，金融監管體制就不能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對金融的風險防控能力也相應降低。
五、從金融危機視角分析金融創新
從金融危機中，我們看待金融創新也要一分為二，既認識到金融創新對金融發展的推動作用，也要看到金融創新對金融體系的破壞面。
如何正確的使用金融創新為金融活動帶來新的動力，需要注意對金融創新的監管和駕馭。對金融創新采取不避諱、不放縱的態度加以運用，這樣才能既享受到金融創新為我們帶來的便利，又規避金融創新可能帶來的金融危機。
六、建議
我國的經濟發展現已進入高峰期，在對于金融創新的運用中應該遵循以下幾個原則：首先根據國情出發，在金融創新方面應從金融制度創新著手，改善我國現有落后的金融制度，大力發展經濟;其次是緊跟實際，保證金融創新產品帶來的虛擬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注意是否脫離了實際現狀的經濟發展，杜絕泡沫經濟;最后要實行有效的金融監管體制，為金融創新規劃適宜的道路，提供堅實的社會保障。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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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土地出讓金/土地房產稅收”之間的比率可作為地方財政非正規化程度的一種度量。中國地方財政收入內部的“土地出讓金”“房地產稅收”的相對結構在1999—2013年的歷史演變趨勢說明，地方財政收入的波動主要是由土地出讓金收益的波動造成的；中國地方財政中土地出讓金占比領先于房地產稅收占比的現象只是發生于2003年之后的10年里，地方財政對于“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只是一個大概10年左右的過渡現象。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人均GDP水平、三產在GDP的占比（即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和外資在全部資本中的占比這三個變量，是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中穩定、顯著的決定變量。地方財政結構轉變的根本決定因素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水平。
關鍵詞：地方財政；土地財政；土地出讓金；房地產稅
一、導言
土地出讓金與房地產稅之間的關系是涉及中國地方財政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需要研究：一是在過去10多年實行以土地出讓金為主要內容的土地財政的基礎上，中央政府已經將房地產稅的起草列入“十三五”規劃，那么，在未來推出房地產稅的背景下，房地產稅與土地出讓金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處理？對此，理論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賈康和梁季（2015年）認為，政府收取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稅的身份不同，政府以所有者的身份收取土地出讓金，而以管理者的身份征收房地產稅，二者并行不悖。他們主張，未來應該構建可持續的包括“租、稅、費、債”的土地財政體制：所謂“租”即土地出讓金，這旨在解決城市化的基礎設施的資金來源問題；所謂“稅”即在房地產保有環節開征房地產稅，旨在解決城市化過程中當期的公共服務的資金來源問題；所謂“費”即對使用基礎設施而收取的“使用者付費”；所謂“債”即以土地為抵押的地方舉債。郭云劍等（2011年）則主張，若政府開征房地產稅，應將目前征收的土地出讓金并入房地產稅，變目前一次性收取的土地出讓金為分年分次地從房地產稅中收取。二是土地出讓金與房地產稅之間的關系還涉及地方財政體制的規范性、正規性和透明性程度。鐘大能（2013年）指出，由于土地出讓金收入沒有納入地方政府預算管理，這樣地方政府對此項資金就有很大的自由處置權，容易被濫用，滋生腐敗。如將土地出讓金納入房地產稅，從資金監管的角度會提高地方財政的透明度。馬雪（2012年）也認為，土地出讓金從本質上說是地方政府利用信息優勢通過體制外收入擴大財力的表現，這是一種非正式資金，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問題。Li Han等（2015年）從地方財政激勵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地方政府在正規的稅制與非正規的土地出讓金之間的替代選擇行為。他們以中國地市級政府財政1999—2005年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通過模擬工具變量（SIV）法，估算了中國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與正規的稅收之間的替代彈性：每當中央政府在稅權上讓地方政府的稅收留成減少1%，地方政府就會在征地面積上擴大6.4%—11%，并且在征地收入上增加10%—16.3%！這就是說，土地財政在一定意義上是中國地方政府以非正規的土地出讓金對正規稅收的一種替代。三是土地出讓金與房地產稅之間的關系也關乎財政風險控制問題。正如楊圓圓（2010年）所指出的那樣，土地出讓金屬于一次性財政收入，注定沒有可持續性，而且隨著經濟的波動，土地出讓金也會有大的波動。然而，地方財政支出則是需要有可持續性的，這種明顯的對立會給地方政府的財政平衡帶來很大的風險。李洋宇（2013年）則系統研究了土地出讓金產生的地方財政的波動所引發的財政風險，研究了土地出讓收益過高所導致的房地產過度繁榮而引發的經濟風險以及土地交易不規范所導致的道德風險，等等。
本文所關注的中國地方財政中的土地出讓金與房地產稅收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指正式的房地產稅推出后兩者之間的關系，本文所謂的“房地產稅收”是指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各省市區一直存在的在房產銷售或轉手環節與土地交易環節開征的7個房地產稅，我們要研究的只是這7種房地產稅與土地出讓金之間的關系。我們之所以關注這種關系，是因為這種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講是中國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中正規的稅收與不太正規的土地出讓金之間的關系的反映，這種關系就是在正式的房地產稅推出后還會繼續維持。從正規的土地房產稅收與不大正規的土地出讓金之間的比率變化過程中，我們試圖找出決定這種比率變化背后的經濟規律，認識這種經濟規律本身是有意義的。
在已有的文獻基礎上，本文首先用“土地出讓金/土地房產稅收”之間的比率作為地方財政非正規化程度的一種度量。我們把31個?。ㄊ袇^）作為總體，討論了地方財政收入內部的“土地出讓金”“房地產稅收”的相對結構在1999—2013年的歷史演變。我們的主要發現是：土地稅收和房地產企業稅占中國地方財政收入之比在2013年已近15%，就算是不開征新的房地產稅或物業稅，現行的7種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在中國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經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財產稅（主要是房地產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了。如果“地方財政對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是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的一種度量，那么，我們的計量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人均GDP水平、三產在GDP的占比（即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和外資在全部資本里的占比這三個變量，是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的穩定的、顯著的決定變量。這就告誡我們，要把中國地方財政對于土地出讓金的依賴轉變到對于房地產稅收的依賴上來，是不能操之過急的，地方財政結構轉變的根本決定因素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水平。
二、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相關稅收與土地財政結構的變化趨勢
1.土地出讓金的定義和度量
土地出讓金或曰土地出讓收入，全名為“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是指政府以出讓等方式配置國有土地使用權取得的全部土地價款。具體包括：以招標、拍賣、掛牌和協議方式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所取得的總成交價款（不含代收代繳的稅費）；轉讓劃撥國有土地使用權或依法利用原劃撥土地進行經營性建設應當補繳的土地價款；處置抵押劃撥國有土地使用權應當補繳的土地價款；轉讓房改房、經濟適用住房按照規定應當補繳的土地價款；改變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土地用途、容積率等土地使用條件應當補繳的土地價款，以及其他和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或變更有關的收入等。它屬于政府性基金，是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主要來源。在通常的研究中，是將這種土地出讓金收入定義為“狹義的土地財政收入”的。
但是，如果把全部土地出讓金都算入狹義的土地財政，就會夸大狹義的土地財政的規模。應該從土地出讓金里減去土地財政的成本，將土地出讓金的純收入算作狹義的土地財政收入。我們根據2009年中國地方財政的基金預算統計算出：第一部分是在全部毛土地出讓金收入中，政府用于補償農民或者城市企業和居民的補償支出，占到土地出讓金收入的38.18%，這是真正的土地財政成本；第二部分是地方政府上繳中央的土地出讓金+土地發展支出+土地財政管理費+復耕支出+城建支出+農村基礎設施支出+城市基礎設施支出，這部分支出占到土地出讓金收入的35.98%；第三部分是利潤，占到土地出讓金收入的25.84%。其實，第二部分已經不是土地財政的成本，而是地方政府用土地財政收入所進行的公共支出。因此，土地出讓金的純收入應該是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之和，大體上是全部土地出讓金收入的61.82%。我們對每一年每個省份的土地出讓金都按62%的比率來計算土地出讓金純收入，本文將這種土地出讓金純收入定義為“狹義的土地財政收入”。
2.與土地和房地產相關的地方稅收
在中國目前的稅收體制下，地方政府是可以征收7種與土地和房地產有關系的稅收的，即房產稅、契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有稅、房地產企業繳納的所得稅和營業稅。這里面，建筑業和房地產業向地方政府繳納的稅收是地方政府預算內收入的重要來源。狹義的土地財政收入加上“與土地、房地產相關的地方稅收”，就是通常所指的“廣義的土地財政收入”。在本文里，我們簡稱“與土地、房地產相關的地方稅收”為“與房地產相關稅收”，或者“房地產相關稅收”。
3.地方財政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
我們以土地財政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來度量地方財政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這里的“地方財政收入”是指地方政府本級預算內收入和上級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收入之和。由于土地財政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地方財政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也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度量：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是指狹義土地財政收入對于地方財政收入之比，廣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是指廣義的土地財政收入對于地方財政收入之比。本項研究所用的數據全部來自于《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2000—2014年）和CEIC數據庫。
4.地方土地財政結構的變化趨勢
圖1給出了1999—2013年中國平均的地方財政對于土地財政依賴度的變化趨勢。這里給出廣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和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的圖示，由于廣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與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之間的距離就是“地方財政對土地稅收和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所以，圖1實質上顯示了中國地方財政對于三種土地財政收入的依賴度：對于土地出讓純收入（狹義的土地財政）的依賴度、對于房地產相關稅收的依賴度、對于廣義的土地財政的依賴度。
從圖1不難看出：第一，在1999—2013年，中國地方財政對廣義土地財政的依賴度的波動基本上來自于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的波動。因為，圖1清晰地顯示，“廣義土地財政依賴度”曲線和“狹義土地財政依賴度”曲線的形狀是基本一樣的。
第二，地方財政對于土地稅收和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是相對穩定的，并且穩中有升。圖1說明，地方財政在對土地稅收和房地產企業稅的依賴度在1999—2013年的波動幅度明顯小于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的波動幅度。2013年，全國平均說來，地方財政對土地稅收和房地產企業稅的依賴度為148%，是1999年同一依賴度4.6%的3.22倍。自2007年以來，在地方財政收入里，土地稅收和房地產企業稅的貢獻度一直在10%以上，只在11%—15%之間小幅波動。
第三，土地稅收和房地產企業稅占地方財政收入之比在2013年近15%這一事實告訴我們，現行的7種土地稅收和房地產企業稅在中國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經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財產稅（主要是房地產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比如美國，1998—1999年，財產稅占州和地方兩級政府財政收入之比為17.9%。中國如果在目前7種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的基礎上再新開征房地產稅或者物業稅，可能會使人民的稅負過重。
第四，如圖1所示，中國地方財政對于廣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在2003—2013年上升了11.3個百分點。由于地方財政對狹義土地財政的依賴度在這期間只上升3.2個百分點，所以，這剩余的8.1個百分點的“廣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的上升，就只能來自于“地方財政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依賴度”的上升。這就是說，地方政府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依賴度的上升，是2003—2013年期間中國地方財政對于廣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上升的主因。地方政府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依賴度的上升在廣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中已經占到71.7%的比重，而對土地出讓金依賴度的上升只占全部土地財政依賴度上升幅度中的28.3%。
第五，從圖1可以看出，在1999—2013年期間，“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曲線和“地方財政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的依賴度”曲線之間，在2001年有一個從下往上穿越而發生的交點，說明在2001年之前，地方財政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收的依賴度是高過其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的，而自2001年以來，則是反過來了。平均說來，2001年至今，中國地方政府對于土地出讓金的依賴是高于其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的依賴的。然而，這中間也有兩年（2008年和2012年），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與“地方財政對于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的依賴度”非常接近，圖1顯示這兩條線在這兩年幾乎要相交。這是值得注意的中國地方財政現象。我們知道，2008年和2012年是中國政府對房地產業和建筑業實施嚴厲調控的年份。圖1的數據告訴我們，在政府對房地產業進行嚴厲調控時，地方財政里收入土地出讓金的比重會下降，而財政收入里與土地和房地產有關系的稅收比重倒可能會相對上升（見2012年的地方財政對土地稅的依賴度）。對此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對政府的嚴厲調控的反應，相對于土地出讓金收入由于政府嚴厲調控而迅速下降的反應來說，會相對平緩一些；另一種解釋是，地方政府在收不到土地出讓金時，為了維持公共支出，會加大對土地、建筑業和房地產業企業的稅收征收力度。但是，這并不是說，在過去的15年里，土地出讓金和與房地產相關的稅收在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中的相對地位存在著一種相互替代的關系。我們在本文后邊提供的實證檢驗結果會說明這一點。
總之，作為“廣義土地財政依賴度”的兩個組成部分，“地方財政對土地出讓金純收入的依賴度”和“地方財政對房地產相關稅收的依賴度”有著各自的特點。在過去15年里，在中國地方財政收入里，土地出讓金純收入的地位當然要高于土地相關稅收所占的地位，并且，是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的波動才推動了地方財政收入在1999—2013年的波動。但是，自2003年以來，中國地方財政收入對土地財政依賴度的上升增量，卻主要是由于地方財政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收依賴度的上升；而且，相對于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地方財政對土地相關稅收的依賴度則要穩定得多，這樣，當土地出讓金收入由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加強對土地市場和房地產的調控而急劇下降時，由于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所繳納的稅收的穩定性，其在地方財政收入中所占的權重就可能不減，甚至有所上升。
三、廣義土地財政依賴度內部結構的省際比較
1.各地廣義土地財政依賴度內部結構
我們知道，每個?。ㄊ袇^）的廣義土地財政依賴度實際上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是土地出讓金純收入對于本省地方財政收入的比率，即“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另一個是房地產相關稅收在本省地方財政收入里的比率，即“房地產相關稅收依賴度”。我們對31個?。ㄊ袇^）的兩個依賴度都做了15年（1999—2013年）的均值計算。圖2和表1就給出了計算結果。
在圖2中，橫軸是表示1999—2013年間，中國地方財政對土地和房產稅收的依賴度或者是地方財政對狹義土地財政的依賴度。淺色的是地方財政對狹義土地財政的依賴度，而深色的是地方財政對土地和房產稅收的依賴度。比如浙江省，在這15年里，地方財政對狹義土地財政的依賴度達到3259%，其對土地和房產稅收的依賴度平均也達到13.69%。北京市的地方財政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在1999—2013年間已經與其對土地和房產稅收的依賴度不相上下。圖2縱向排序是按各?。ㄊ袇^）地方財政對土地和房產稅收的依賴度由高到低而排的。大體說來，地方財政對土地和房產稅收依賴度最高的第一梯隊是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山東和遼寧；第二梯隊是天津、海南、重慶和安徽；第三梯隊是四川、湖北、河南、廣西、河北、江西、內蒙古、湖南、吉林；第四梯隊是云南、黑龍江、陜西、貴州、新疆、寧夏、山西；第五梯隊是甘肅、青海和西藏。
表1給出了1999—2013年土地出讓金與房地產相關稅收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相對比重的省際比較結果，這個比重越高，就表示地方財政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越高，對土地和房產稅收的依賴度就相對越低。表1顯示，比率超過2的?。ㄊ袇^）有3個：西藏、浙江和安徽。西藏是房地產最不發達的地區，與土地和房產相關的稅收當然不完善，這個比率高是說明不了什么的。但浙江是中國房地產最發達的省份之一，其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在全國是最高的，但可能該省與土地房產相關稅收還不完善，因此顯示出其地方財政中，土地出讓金占比達到土地房產稅收占比的2.38倍的結果。如果將表1第一欄的指標作為地方土地財政“非正規化”的一個度量，則浙江顯然屬于中國地方土地財政非正規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安徽的地方財政收入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和土地房產稅收依賴度都不是很高，但是安徽的地方土地財政非正規化程度也在2以上，這是不太正常的。
1999—2013年，地方財政收入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與對土地房產稅收的依賴度之比在15—2之間的省份有江蘇（1.98）、河北（1.98）、天津（195）、四川（1.85）、江西（1.67）、重慶（1.63）、福建（1.59）、湖北（1.58）、湖南（1.54）、山東（153）和山西（153）。這11個省份里，只有天津、福建和山東是房地產比較發達的，這3個省的地方財政對于土地財政的廣義依賴度在30%以上；像河北、四川、重慶、湖北的省份，地方財政對于土地財政的廣義依賴度通常只在20%上下，這些省份的土地財政“非正規化”程度比較高，與其說是因為土地出讓金收入增長得快，還不如說是由于地方政府與土地和房產相關的稅收還來不及完善所致。至于江西、湖南和山西等省份，或者房地產產業是后來才發展的，或者到現在也還沒有什么發展，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征收與土地房產相關的稅收可能比收土地出讓金更為困難，這才是造成地方財政中的“土地財政非正規化程度較高”的主因。
1999—2013年地方財政收入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與對土地房產稅收的依賴度之比在1—15之間的?。ㄊ袇^）有寧夏（1.46）、云南（1.41）、遼寧（134）、甘肅（1.32）、陜西（1.28）、廣西（1.25）、青海（1.24）、貴州（1.21）、河南（1.14）、吉林（1.14）。這些?。ㄊ袇^）里只有遼寧省的地方財政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在過去的15年里平均超過27%，其余?。ㄊ袇^）的地方財政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大體在10%上下。這些地區的特點是，房地產產業和土地財政有一定發展，但都還未達到發達的程度。這些?。ㄊ袇^）的地方財政還是更多地依賴土地出讓金而非土地房產稅收。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地方財政要從依賴土地出讓金轉變到依靠土地和房地產稅收上來，前提是房地產業必須有相當程度的發展。
在表1中，最后7個?。ㄊ袇^）在1999—2013年地方財政收入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與對土地房產稅收的依賴度之比在100%之下。而這7個?。ㄊ袇^）恰恰是處于兩極：北京、上海、廣東是屬于中國經濟和房地產業最發達、土地財政對地方財政貢獻最突出的?。ㄊ袇^），海南也屬于房地產業和土地財政發展程度高的省份，而新疆、內蒙古和黑龍江則屬于經濟發展、房地產業和土地財政發展水平都欠發達的?。ㄊ袇^）。這個事實說明，當經濟發展水平和房地產業發展水平處于低水平階段時，或者在經濟發展和房地產業發展水平處于比較高的發展階段上時，地方土地財政是主要依賴于土地和房產稅收的，只有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房地產業發展處于中間狀態時，地方土地財政才會主要依賴于土地出讓金，土地財政才會呈現出比較高的“非正規性”。
2.按“地方財政對于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均值”高低排序的分組
表2給出了分?。ㄊ袇^）的地方財政對于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排序。我們已經指出，在地方財政對廣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的內部結構里，對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和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的相對比率是地方財政正規化程度的一種度量。因此，表2的排序實質上也反映了中國在1999—2013年分?。ㄊ袇^）的地方財政正規化程度的差異性。
表2的分省排序與圖1的排序3是完全一致的。是什么決定了中國在過去15年里不同省份的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的平均“正規化”程度？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從直觀上看，這個排序與中國各?。ㄊ袇^）的經濟發達水平的排序是大體一致的。本文后邊的實證分析結果說明，決定地方財政對于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即地方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的主要變量是人均GDP水平、國民經濟中的外資進入程度和第三產業在GDP中的占比，而這3個指標無一不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這就證明，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如果要從主要依賴于土地出讓金轉變到主要依賴于房地產稅收，取決于經濟發展的過程，不能操之過急。
四、地方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的決定因素分析
我們在前面將地方財政中土地出讓金占比與房地產稅收占比之間的比率作為地方土地財政非正規化的一種度量，這反過來就意味著，“地方財政對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是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的一種度量。由此引發的一個問題是：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的正規化程度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地方財政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與其對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之間是否存在著替代關系？
我們收集了中國31個?。ㄊ袇^）1999—2013年的地方財政收入、土地出讓金收入、7種與土地和房產相關的稅收收入、人均GDP、外資占全部資本比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數據，建立了一個465（=31*15）個觀察值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了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的決定因素，并相應估算了這些要素的決定作用。
1.變量和樣本的簡單統計分析
表3列出了變量名及其相應的代碼記法。從表3所顯示的簡單統計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在1999—2013年這15年間，中國31個?。ㄊ袇^）的地方財政收入里，土地出讓金占比（即狹義的土地財政依賴度）的均值為10.8%，而房地產稅收收入占比均值為7.6%。前者是后者的1.42倍。這說明，平均說來，中國地方財政的非正規化程度還是比較高的。
表3還顯示，“地方財政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的依賴度”（即房地產稅收在地方財政收入里的占比）的分布離差要比“狹義土地財政依賴度”（即土地出讓金在地方財政收入里的占比）的分布離差小，說明中國各?。ㄊ袇^）之間在房地產稅收占比上的差異相對于土地出讓金占比上的差異來說要小一些；這也說明，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房地產稅收收入比較規范，用房地產稅收作為地方政府的公共收入，相對于土地出讓金來說，引起的矛盾會小一些。
2.計量估算模型
為了估算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水平這3個因素對于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的正規化程度的決定作用，我們建立了下面3個計量模型：
需要說明的是，模型（1）是一個面板數據的最小二乘法—固定效應（OLS—FE）模型，模型（2）是一個面板數據的廣義矩（GMM）模型，模型（3）是以滯后一期的“地方財政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的依賴度（deprate4）”為“工具變量”的“工具變量—固定效應（IV—FE）”和“工具變量—廣義矩（IV—GMM）”模型。
3.計量結果分析
計量結果表明，OLS—FE模型、GMM模型和IV—GMM模型的估算結果基本一致。我們采用OLS—FE模型、GMM模型和IV—GMM模型的估算結果來加以討論。
在地方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的決定因素里，人均GDP的作用是顯著為正的，并且在OLS—FE模型、GMM模型和IV—GMM模型的估算中，都在1%的顯著水平上。當然，GMM模型和IV—GMM模型的估算結果由于剔除了內生性因素，使得人均GDP對于地方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的決定作用會變小一些。
產業結構的升級水平我們用“三產比重（sr）”來度量。表4說明，第三產業占全部GDP比重是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提高的一個顯著的決定變量。這種正向關系在GMM模型和IV—GMM模型的估算中，都在1%的顯著水平上；在OLS—FE模型估算中，也在5%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作用大小來看，GMM模型所估算的系數最大，OLS—FE模型估算的系數其次，IV—GMM模型估算的系數最小。
“外資（包括港澳臺資）占全部資本比率（fcr）”對于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的正向影響作用，在GMM模型中在5%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在IV—GMM模型的估算中，在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是在OLS—FE模型估算中，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外資比率和地方財政的正規化程度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內生性：地方財政的正規化程度越高，可能越吸引外資；反之，外資進入水平越高，地方財政的正規化程度也會越來越高。
地方財政對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與其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之間是否存在著相互替代的關系？我們的實證研究否定了這一點。如表4所示，“狹義土地財政依賴度（deprate）”，即地方存在對于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與地方財政對于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之間的相關關系，在OLS—FE模型、GMM模型和IV—GMM模型的估算中，都為正，并且，在OLS—FE模型估算中，在5%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在IV—GMM模型的估算中，在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在1999—2013年間，中國各省在房地產稅收的征收上和土地出讓金的征收上是齊頭并進的。表4還顯示，滯后一期的“地方財政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的依賴度”對于當期的“地方財政對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的依賴度”在GMM模型的估算中的系數為正，并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地方財政正規化程度本身是存在“自我實現”“自我加強”的傾向的，這個傾向是良性的。
五、結論
在上文中，我們對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中的土地出讓金依賴度和房地產稅收依賴度做了以下方面的分析：第一，把31個?。ㄊ袇^）作為總體，討論了地方財政收入內部的“土地出讓金”“房地產稅收”的相對結構的歷史演變；第二，運用計量方法，對地方財政收入對于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的因素做了實證研究。我們研究的主要發現是以下幾點。
第一，土地稅收和房地產企業稅占地方財政收入之比在2013年近15%這一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即便不再開征新的房地產稅或物業稅，現行的7種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在中國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經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財產稅（主要是房地產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稅負是比較高的。
第二，地方財政中土地出讓金占比與房地產稅收占比之間的比率是地方土地財政非正規化的一種度量，反過來也可以說，“地方財政對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是土地財政正規化程度的一種度量。我們的計量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人均GDP水平、三產在GDP的占比（即產業結構升級水平）和外資在全部占比里的占比，這三個變量是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顯著的決定變量。這就告誡我們，要把地方財政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轉變到對房地產稅收的依賴上來，是不能操之過急的，地方財政結構轉變的根本決定因素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水平。
第三，我們的計量實證研究顯示，在1999—2013年，地方財政對房地產稅收的依賴度與其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因此，至少在房地產產業發展過程中，中國各省的地方政府在房地產稅收的征收上和土地出讓金的征收上是齊頭并進的。
上述發現意味著，我們應當對過去15年內發生的地方財政尤其是土地財政的非正規化問題作歷史的、客觀的分析，對地方財政結構轉變的經濟基礎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同時，上面的分析事實也在告誡我們，在設計未來的房地產稅制時，應該考慮到現行的7種土地稅和房地產企業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經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財產稅（主要是房地產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這個事實，在推出新的房地產稅收時，應當考慮將其與原有的房地產稅收作一些合并和規范，以免發生民眾稅負過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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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曉 立
Key words：local finance； land finance； land leasing； real estate tax
統計分析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為基于SpringBoot的軟件管理及統計分析功能為一體的平臺，依照這個管理體系能夠對實驗室的軟件信息進行細致、有效的管理，解決了管理人員對繁雜數據難以處理的問題。本平臺為了更好地增強數據的可讀性，對雜亂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生成統計圖表，實時、直觀地獲取關鍵信息。本系統采用Spring、SpringBoot、Mybatis-Plus作為后臺的框架方案，前端則引用了較為流行的功能強大，性能良好的模板引擎Beetl，最終設計了基于B/S架構的軟件統計分析系統，具有實際應用價值。
關鍵詞：SpringBoot;Mybatis-Plus;Beetl;軟件管理;數據統計
1 引言（Introduction）
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開發利用信息資源，促進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關鍵途徑。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不斷創新，信息產業持續發展，信息網絡廣泛普及，信息化成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顯著特征，并逐步向一場全方位的社會變革演進。進入21世紀[1]，信息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更加深刻。廣泛應用、高度滲透的信息技術正孕育著新的重大突破。
隨著計算機應用技術的迅速發展，學校各個專業對專業軟件的數量的需求不斷增長，如何有效地管理軟件信息便成了急需解決的難題。為了充分解決這個問題，建立一套穩定、便利、有效的軟件管理系統不可或缺。
數據分析是管理體系的基礎，若存在直觀、準確的數據分析工具，便能夠對大量的數據進行分析，以求最大化地開發數據資料的功能，發揮數據的作用，提取有用信息并形成結論加以詳細研究，可以有效地提高信息的利用率。通過這種方式可以針對性地對當前已知的情況進行概況了解，可以用過往數據來預測未來趨勢，也可以對工作數據進行統計，作為工作人員考評參考。本平臺的主要應用目標為管理計算機中心的軟件的維護人員，方便其對計算機中心實驗室的有效管理。
2 相關工作（Related works）
2.1 框架介紹
本系統以Spring+SpringBoot+Mybatis-Plus作為后臺的框架方案，利用beetl模板引擎支持前端開發，以MySql作為數據庫數據庫實現信息的存儲，shiro作為安全框架進行身份認證，設計了基于Web的軟件統計分析系統。
2.2 SpringBoot簡介
SpringBoot是由Pivotal團隊提供的全新框架，目的是用來簡化新Spring應用的初始搭建和開發過程。SpringBoot對于Java的快速開發是有幫助的，它簡化了開發過程、配置過程、部署過程和監控過程。SpringMVC為Spring框架提供的構建Web應用程序的全功能MVC模塊。
MVC（Model-View-Controller，即模型—視圖—控制器[2]）是Web[3，4]開發中的一種設計模式。Spring MVC框架提供了一個DispatcherServlet作用前端控制器來分派請求，同時提供靈活的配置處理程序映射、視圖解析、語言環境和主題解析，并支持文件上傳。Spring MVC[5]還包含了多種視圖技術，例如JSP、Velocity、Tiles、iText和POI等。Spring MVC分離了控制器、模型對象、分派器，以及處理程序對象的角色，這種分離讓它們更容易進行定制。圖1顯示了這三種組件的聯系和功能的分工[6]。
3 系統設計方案（System design plan）
3.1 系統總體設計
如圖2所示，系統設計包括系統管理、機房管理、統計圖表三個模塊。
（1）系統管理模塊：主要管理系統中最基本的用戶、角色、日志等信息。
（2）機房管理模塊：主要負責統計和收集運維過程中的軟件、機型、分區等基礎數據，為了使管理流程更清晰，管理過程更便捷，我們將此模塊又細分為基本信息管理、狀態信息管理、日常管理三個子模塊。
（3）統計圖表模塊：是系統功能模塊中的核心模塊，此部分主要負責將機房管理模塊中統計的數據進行統計、加工和分析，最后生成多種類型的、直觀的、可參照的數據分析圖和表格。
3.2 統計圖表模塊介紹
統計圖表模塊主要對系統中六個部分的數據進行了分析。
（1）軟件庫平臺統計：提供了餅狀圖、柱狀圖和趨勢圖來顯示軟件總數和軟件所占百分比。
（2）實驗室分區統計：餅狀圖顯示各分區實驗室的數量，柱狀圖顯示各分區的使用密度。
（3）實驗室機型統計：顯示在用和停用機型占比，利用統計圖表顯示各類機型在實驗室中的使用頻率。
（4）軟件發包統計：利用軟件發包統計表，可動態選擇校區、實驗室和操作系統，顯示各實驗室的不同操作系統發包次數和發包頻率，并給出月發包趨勢圖，顯示往期的發包高峰和低谷，為后面的發包工作提供參照數據。
（5）軟件系統統計：統計分析軟件列表總數，給出各操作系統軟件列表數量統計圖。
（6）軟件明細統計：統計顯示了整個中心的軟件明細，利用統計圖表顯示在庫和在用的軟件總數，并分類顯示每種類型的軟件所占百分比。
3.3 數據庫設計
軟件統計分析系統的數據庫設計是針對不同用戶的實際需求設計的，共有部門表（sys_dept）、字典表（sys_dict）、登錄記錄表（sys_login_log）、菜單表（sys_menu）、通知表（sys_notice）、操作日志表（sys_operation_log）、角色和菜單關聯表（sys_relation）、角色表（sys_role）、管理員表（sys_user）、機型表（tb_cec_computer）、軟件發包表（tb_cec_softsend）、實驗室表（tb_cec_lab）、實驗室機型表（tb_cec_labcomputer）、實驗室分區表（tb_cec_labpart）、分區表（tb_cec_part）、軟件列表表（tb_cec_softlist）、軟件列表明細表（tb_cec_softlistdetail）、軟件庫表（tb_cec_softstore）、軟件平臺表（tb_cec_softtype）、操作系統表（tb_cec_system）總計19張數據庫表單。
4 系統功能詳解（Detailed function of system）
4.1 界面框架設計
如圖3所示，整個網站的界面設計遵循簡約風格。主體色彩簡約、大方，突出功能性與實用性。主頁面為網站的通知頁。頁面由五個基本模塊組成。左上方顯示個人信息、左側導航欄、右上方搜索框、主操作導航欄、內容展示區。在每個左側一級導航欄下設置了對應分類的二級、三級導航欄，方便用戶快速找到操作界面。
4.2 餅狀、柱狀數據分析圖
圖4中涉及兩類圖表，左側餅狀分析圖和右下方的柱狀分析圖，餅狀分析圖的優點在于能夠直觀的體現不同數據的占總體數據的比例，圖4中分析了各軟件平臺中不同類別軟件使用比例，在餅狀圖左側顯示了不同顏色對應的軟件類別，用戶可以手動點擊選擇是否展示該類別的分析數據。鼠標焦點停留在餅狀圖中任意扇形上時會顯示該分類下軟件數量、百分比等詳細數據。
在柱狀圖中，我們給出了每種類型軟件的數量，其中數據實時更新，通過顯示這種分析數據，我們可以實時的了解當前實驗課程中的熱門軟件，熱門學科，促使維護人員去關注軟件更新動態，給師生提供良好的學習和上機環境。
另外，為了展現除圖表以外的詳細分析數據，我們在右上方給出了數量和百分比兩種統計類型的數據表格。
4.3 趨勢圖
除了各類體現數值類型的分析圖，本系統同時給出了趨勢圖，如圖5中所示，是對實驗室的月發包數量進行統計，x軸代表月份，y軸代表發包的數量，后臺自動繪制曲線趨勢圖，例如圖中的發包低谷期是2018年2月，且突出發包數量為2，而發包高峰期為2018年9月，突出發包數量為78，第二高峰期為2018年3月。有了這些分析數據，部門可以根據當年的月發包任務量估算明年的發包工作，合理安排當月運維工作。
5 結論（Conclusion）
當前，大部分實驗室的預約，以及教師和管理員的管理都處于手動狀態，對于教學工作有很大的不便。因此，通過實驗室資源管理系統的試用，可以促進各個實驗室實驗資源的利用。通過將實驗室資源管理系統的數據庫擴大，將學校所有的實驗室資源錄入其中，并將管理員的信息也錄入其中。比如，可以加入計算機室、活動會議室、金融實驗室等等。甚至可以將學?；邮褂玫馁Y源都編入數據庫中，這樣形成一個體系，是整個校園都處于信息化管理的狀態中。通過這些改進，實驗室資源管理系統將會得到很大的改進，既有利于系統本身的提高和功能的完善，也有利于資源的智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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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 丹（1991-），女，碩士，助理實驗師.研究領域：協同計算，計算機技術.
孫曉宇（1996-），男，本科生.研究領域：軟件工程，計算機技術.
楊路斌（1996-），男，本科生.研究領域：互聯網開發，計算機應用.
高勝嚴（1996-），女，本科生.研究領域：計算機應用技術.
統計分析論文范文第4篇
當前，我國正處于加快市場擴張、形成創新發展模式的戰略機遇期。集體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助推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制度設計，是“十二五”乃至今后一段時期我國轉型與改革的關鍵任務。
一、推進集體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建設的經濟社會背景
（一）勞動力成本上升帶動工資集體協商“擴面”
自2004年“民工荒”爆發以來，農民工工資結束了長期停滯狀態，進入到一個快速上升通道。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以農民工為代表的低端勞動力工資仍不降反升。2005—2010年，我國農民工工資水平不斷上升，6年上漲幅度超過1倍，年均漲幅超過12.4%。在我國二元勞動就業體制下，部分農民工工資的漲幅甚至超過城鎮勞動力。
工資水平的上漲是人口、周期、政策、結構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隨著金融危機后我國經濟觸底反彈，各地對勞動力的需求快速回升，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出現大幅逆轉，沿海和內陸局部地區同時出現“民工荒”，用工短缺問題凸顯，低端勞動力供給開始由總量過剩轉向結構性過剩。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全國116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信息的統計分析，2004年以來，我國勞動力市場中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始終保持在0.9以上，2010年更攀升至1.01。另據該機構對全國101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信息的統計分析，2011年第一季度，我國勞動力市場中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又進一步上升至1.07，其中，東、中、西部地區的該項指標值分別為1.09、1.05、1.07。
此外，我國的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勞動力增長幅度放緩，供給水平下降。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人口已從2000年的12.65億增至13.39億。0—14歲人口占16.60%，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比重下降了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與2000年的普查相比，比重上升了2.93個百分點。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不僅說明我國老齡化進程正在加快，也預示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逐步改變。
未來，在全球化發展以及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速的推動下，勞動力工資水平增速將進入到一個市場化增長的全新階段。據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提供的數據顯示，2003年之前，相對于高技能工人，我國低技能工人平均工資的相對比重由1998年的71%下降到了2003年的64%。但自2003年以后，隨著我國經濟重化工階段和加工貿易化階段的深化，低端勞動力需求不斷上升，低技能工人勞動報酬也在快速增加，相對工資比重在2008年已上升至72%，存在較為明顯的“回升”特征。同時，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也在推動勞動力、特別是低端勞動力價格的上漲。2003—2008年，食品價格累計上漲48%，年均漲幅近10%。這在相當程度上抬高了城市生活成本及生存工資。
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最終將有利于市場導向型工資形成機制的確立及工資集體協商的全面推進，使勞動力的工資增長趨于市場化、制度化和規范化。
（二）群體性勞動爭議高發推動三方協調機制“增效”
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后，我國群體性勞動爭議①的數量和涉及人數呈現上升趨勢，特別是2009年以來，更發生了多起極端的群體性勞動爭議事件。2009年立案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68.4萬件，涉及勞動者101.7萬人，其中，集體勞動爭議案件1.4萬件，涉及勞動者近30萬人。從總體上看，這些群體性勞動爭議事件表現出了集中性、突發性、對抗性、誘因多元化、形式多樣化和勞動者組織化等特點。
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和依托條件都發生了顯著變化。一方面，我國已經從以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生存型階段，進入到以人的自身發展為主要目標的發展型新階段，使得社會突出矛盾由私人產品短缺變為公共產品短缺，需要從滿足人對教育、就業、醫療、住房、文化等民生訴求的角度，構建有利于人的發展的體制機制。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人口轉變，人口結構特別是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受教育結構和城鄉結構等都發生了重要變化，人的權利意識、集體意識和行動意識在不斷提高，需要從平衡不同人群的生存與發展角度，架設有利于彌合差距的利益軌道。群體性勞動爭議的高發，不僅反映出我國尚缺乏有效的、在集體層面協調勞資關系的制度基礎，更在深層次上揭示出我國亟待構建和完善順應新時期發展與轉型需要的體制機制和利益架構。在實現人的發展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時代背景下，以三方協調機制建設作為實現勞、資、政三方協調勞動關系、發展和完善勞動標準的核心制度設計，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日益凸顯。
二、集體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建設的主要問題
（一）工會組織缺乏代表性和獨立性
在現有體制下，由于我國工會既要代表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又要代表工人的具體利益，使得勞動爭議和群體性事件頻發與社會穩定、政治穩定共同構成了其維權方式的約束機制。一是工會組織的官辦性質和行政化色彩突出。自上而下的工會組建方式和工會主席“委派”式的選任方式仍居于主導地位，基層工會主席的直選也要“有控制地”進行。二是出于維護政治穩定的需要，放棄了罷工權，不謀求以對抗形式維權。三是行業工會和產業工會發展滯后，依附于雇主的企業工會體制難以有效承擔維權責任，導致集體協商和員工參與等機制流于形式。根據中國勞動關系學院課題組（2010）的調查，企業發生重大勞動安全事故和職業病災害時，工會很難發揮預防和有效參與處置的作用；企業與職工發生勞動爭議，鮮見工會代表職工參與仲裁和訴訟工作，而工會代表企業方參與案件處理卻時有耳聞，工會地位的錯位令人尷尬。四是基層工會組建遲緩，企業工會特別是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的覆蓋面依然較低。根據2009年全國總工會的相關數據及《工會法》實施情況報告顯示，民營企業工會組建的效果不容樂觀，尤其是在中小企業，工會覆蓋率、職工入會率偏低。全國2億多農民工，其入會率不到三分之一，中小企業對建立工會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抵觸，工會組建率和職工入會率都不足50%。五是兼職工會主席現象普遍，“角色沖突”導致職責模糊。
（二）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作用有限
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推行集體協商制度以來，集體合同的數量呈正增長態勢。截至2009年底，全國共簽訂集體合同124.7萬份，覆蓋企業211.2萬個，覆蓋職工16196.4萬人。盡管制度“擴面”的成效突出，但是制度建設與實施中仍存在諸多問題：一是法律法規不完善。二是三方協調機制架構虛化，難以就重大問題共商決策。目前，我國三方協調機制的工作還比較局限，制度虛化導致其目標和任務缺乏計劃性和針對性。有調查發現，一些地方的三方機制在省、市、縣發展不平衡，尤以縣級較差，深入鄉鎮和行業就更為有限。此外，代表性不強，主體缺位也是各地三方會議的通病。三是集體合同文本形式化現象嚴重。一些企業在起草工資專項集體合同時，并未結合自身經營現狀形成個性化協商文本，導致合同缺乏針對性；還有一些企業的協議文本既沒有履約監督的形式、辦法，也沒有工資協商的相關會議記錄，甚至協議一年一簽制度都無法履行。四是企業層面的工資協商程序不規范，協商雙方地位不平等。五是部分企業重簽約輕履行、重形式輕內容情況嚴重。六是集體協商層次較低。集體協商制度在現實運行中的各種問題，直接造成勞資雙方在體制內缺乏一個有效的博弈平臺。
（三）集體勞動爭議調解仲裁制度嚴重不足
目前，我國勞動法律法規還比較缺乏對集體勞動爭議處理的相關規定，盡管《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中對集體勞動爭議處理進行了一定的調整，但在實踐中仍存在一定問題：一是對集體勞動爭議的認定標準不統一，大致分為“以發生勞動爭議的職工人數為依據”和“強調因集體合同引發的爭議”兩種。二是缺乏完善的處理集體勞動爭議的程序與規則。除了履行集體合同爭議之外，現行勞動法律法規還沒有關于處理集體勞動爭議的專門規定，在實踐中只能參照個別勞動爭議的程序和規則處理。正是由于認定標準不統一和處理規則的專項立法缺失，使得集體勞動爭議處理的程序復雜、處理時間較長，不利于問題的及時解決，進而促成誘發群體性勞動爭議的重要原因。三是缺乏處理群體性勞動爭議事件的制度化渠道。目前，我國還未從性質上將群體性勞動爭議事件同其他類群體性事件明確區分開，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和工會組織往往以“群體性事件”或“突發性事件”的名義處理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集體勞動爭議，但這種解決方式同樣也缺乏相應的制度依據。
三、推進集體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建設的對策建議
（一）繼續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一是繼續推行企業和行業層面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特別加強以區域、行業為重點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推進。二是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特別是一線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在進行工資核算時，要把一線職工工資與經營者的工資分開計算，以保證一線職工工資的真實增長。三是參照建筑業的農民工工資支付擔保制度，將工資支付擔保制度覆蓋到所有企業。四是建立企業欠薪保障制度，要求企業每年繳納一定費用并納入“欠薪保障基金”。企業欠薪如果符合規定情形，政府即可啟動“欠薪保障基金”，為企業墊付工資。
（二）盡快出臺有操作性的法律法規
一是加快《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配套規章和司法解釋的出臺，促進立法完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應盡快會同全國總工會、中國企業聯合會出臺勞動爭議調解規則，使勞動爭議調解組織有章可循；最高人民法院應盡快出臺《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配套司法解釋，使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有法可依。二是對一些地方政府、法院、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出臺的內容與《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勞動合同法》相悖的指導意見和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應督促抓緊清理規范，保持規定與法律一致。
（三）提高工會維權職責的有效性
一是及時修訂《工會法》。強化工會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職能，尤其要對基層工會組織的代表性和獨立性，以及在涉及勞動者權益的決策和管理上與資方協商共決的特征等法律規范進行明確的規定；增設會員一章，對其權利做出明確概括，確定會員代表大會是工會組織的權力機構。二是將基層民主管理機制和平等協商機制盡快納入立法程序，盡快將集體合同制度提上立法議程。三是對群體性勞動爭議事件，在內容、目的和程序上進行明確的法律規范和限制性要求。四是推進工會體制改革。加強《企業民主管理條例》中對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和爭議處理機制的規定；發揮產業和行業工會在協調勞動關系和確定勞動標準方面的作用；推進企業工會獨立于企業雇主的進程。五是理順企業內黨組織、行政管理組織與工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在非公企業中不容許“黨政一體化”，只可以“黨工一體化”；在國企中應實現工會內黨組織的垂直領導。
（四）強化政府監督檢查的責任
一是加大普法宣傳，正面引導用人單位依法經營、規范管理及引導勞動者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二是修改完善《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強化勞動保障監察機制，建立問責制。三是完善勞動保障監察與勞動爭議仲裁銜接機制。四是建立勞動保障監察與法院協調制度，強化執法效力。五是建立工會與勞動保障監察部門協調處理勞動爭議聯動機制。六是建立企業勞動保障誠信評價、公布制度，遏制用人單位的違法違規行為。七是增加各級勞動監察人員的專項編制，加強勞動監察機構職能。
（五）健全集體勞動爭議處理制度
一是明確集體勞動爭議的含義?？刹捎脧V義的標準，即職工一方人數眾多（一般為10人以上）、有共同的理由或職工集體（工會等）與用人單位發生的爭議。二是調整現有的調解仲裁機制，將勞動爭議仲裁院立案與調解職能分開，分別設立案庭、調解中心。三是加快基層勞動仲裁實體化建設，依托現有街道勞動保障平臺，成立基層仲裁部門，加強基層勞動爭議調解工作。四是加強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建設。五是調整完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合理分流案件，減少裁審環節，簡化處理程序。針對勞動爭議案件特質，建立快速處理機制，集體勞動爭議可由法院直接受理并通過特殊程序審理。六是建立處理勞動爭議突發事件的部門聯席工作機制。組織成立一個由政府牽頭、政府各職能部門骨干人員組成的協調聯動機構，機構設立常務理事，形成工作體系，采取聯動和分散相結合的工作機制。
（六）建立三方協商的工作機制
一是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定期召開三方領導會議，分析勞動關系發展趨勢，做出宏觀決策；不定期召開三方日常性會議，制定三方議定事項的落實措施和反饋落實情況。二是建立聯合監督檢查制度。三是設立各方參加的勞動爭議處理專門委員會，研究勞動爭議重大問題，為決策和立法提供意見和解決方案。四是建立政府主導，工會、企業代表組織共同參與的突發性重大集體勞動爭議應急調解協調機制，落實和完善重大集體勞動爭議信息報告制度、信息協調、信息收集和分析評估制度，建立應急工作預案，及時排查和處理重大勞動爭議隱患。
注：
①群體性勞動爭議是指有群體勞動者參與的、有明確利益訴求的、以非正常途徑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突發性群體行為，是現行勞動爭議的群體表現形式。
（王陽，1981年生，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社會政策與勞動力市場）
統計分析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 臨床醫學專業 《正常人體解剖學》 期末考試成績分析
人體解剖學是研究形態結構極強的一門科學，要求空間立體感強，實踐性強，重在認知，使學生充分掌握和了解人體器官系統的組成，各器官的位置、形態及其器官的毗鄰關系和主要功能。通過《正常人體解剖學》的學習，能夠增強學生觀察問題、解決問題、實際動手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同時為以后的臨床手術等專業技能操作打下基礎。通過對我校2011級560名學生《正常人體解剖學》期末考試成績及試卷試題質量進行分析，以探索《正常人體解剖學》試題質量的測價方法，為本專業基礎課的教學改革提供參考依據。
1.一般資料
資料為我校2011級臨床醫學專業?？茖W生的560份《正常人體解剖學》期末考試試卷。此次考試試卷由試卷庫抽題，滿分100分。
1.1命題類型及分數值
1.2考試成績分布
1.3分數情況
2.試卷分析
2.1試題分類
根據我校臨床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學生應既具有必要的醫學的理論知識，又具備較熟練的實踐技能，更具有—定的獨立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故此我們將本次《正常人體解剖學》試題分為三種類型：把以定義、概念、數據為主要內容的試題歸納為單純記憶型;把以實驗操作為主要內容的試題歸納為分析判斷型;把以臨床應用為主要內容的試題歸納為實際運用型。
2.2試卷的難度指數和區別指數
2.2.1試卷難度指數
難度指數P=1-(H-L)÷2nF，計算方法：將參加考試學生分別將各成績按照由高分到低分排列;取前27%為高分組，取后27%分低組。具體人數為n，H為高分組該題得分總和;L為低分組該題得分總和;F為該題總分。計算該題的難度指數。0.2～0.5為難度適中。
2.2.2試卷區別指數
區別指數R=(H-L)÷nF，計算方法和公式中字母的意義同上。其中，<0.15沒有區別性;0.15以上有區別性;0.3有較好的區別性。
利用上述公式，分別計算出本次考試的試題難度指數P和區別指數R。
從表五可以看出各類型題的難度指數均在0.21～0.47之間，難度適中。而區別指數均在0.22～0.28之間，區別指數顯著。
2.3各題型失分情況
經過對這次考試的分析，單純記憶型題失分最少，總分為33分，平均失分5.57分(16.88%);其次是分析判斷型題，總分為29分，平均失分9.72分(33.51%);而實際運用型題失分最多，總分為38分，平均失分14.1分(37.11%)。
3.結果討論
此次考試試卷難度適中，區分度良好，成績呈正態分布。通過對各題型失分的統計，發現部分學生對單純記憶的內容普遍掌握較好，而對分析判斷性內容掌握較差，實際運用性內容掌握得更差。產生以上結果，我們認為與以下因素有關：一是課堂理論教學仍以灌注式為主，缺少教學情景設計，導致學生死記硬背;二是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存在脫節現象，導致學生的實驗操作能力和實際運用專業知識能力較差;三是評價學生的主要手段還是靠理論考試，學生有單純應付考試的思想，考試前以背書為主。
因此，我?！墩Ｈ梭w解剖學》教學改革應從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做起。在理論授課時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課件、解剖圖庫、模型、實物標本等教學素材融于一體的“立體化教材”，使難以理解的人體復雜結構盡量形象化，實體化，增加學生的感性認識，有利于學生理解和記憶。實驗課充分發揮解剖實驗室的優勢，加強對學生動手能力的訓練，提供更多的尸體標本供學生解剖操作，開放實驗室，配合實驗課教學，方便學生自學和課后復習。學生利用尸體解剖操作，觀察實物標本和模型等直觀教具，使學生對人體各系統器官的位置、形態及毗鄰關系的學習有立體感和透視感，同時培養學生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及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能力。要改變以往以“灌輸”為主的講授方式，踐行以“學生為主，能力為主”的教學總思路。要積極創建“教、學、做”一體的人才培養模式，使學生在基礎課課教學期間盡早、更多地接觸臨床實踐，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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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牛曉麗.考試成績及試題的統計分析方法.衛生職業教育雜志，2001.S2.
統計分析論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社會不斷發展，對統計學知識的需求越來越明顯，高校的體育教學也將體育統計學課程引入，基于此，本文分析SPSS視域下高校體育統計學改革可行性，思考高校體育統計學課程教學目標，并進一步探究科學開展SPSS視域下高校體育統計學課程教學改革活動的方法。促進高校體育統計學課程實現對學生的科學培養。
關鍵詞 體育統計學 案例引導 互動式教學
體育高校設置體育統計學課程，獲得的教學成果還不夠理想，主要是因為體育統計學知識比較抽象，所涉及的內容比較復雜。學生方面存在的問題是獨立思考能力不佳，難以理解體育統計學中的理論知識。在SPSS視域下，應積極實施改革手段，以提高教學質量。
一、SPSS視域下高校體育統計學改革可行性分析
SPSS的優點是操作簡單，只有在數據輸入時才需要使用鍵盤，剩下的工作可以通過點擊鼠標來完成。在窗口上完成管理，主要是以菜單和對話框的形式，整個過程都不需要編程。只要求學生能掌握電腦基本的操作軟件，也沒有過高的計算機水平和英語水平要求。使用簡單的統計學方法和基本原理就能完成比較復雜的同級運算。SPSS的明顯優勢是方法豐富，具有強大的功能，教學中的需求基本上都能得到滿足。從比較簡單到復雜的問題都能得到有效解決。無論是管理功能還是分析功能都能完成。將SPSS軟件應用于統計學，會使用圖或者是表的方式來表達分析所產生的結果。在SPSS中，還有各種幫助形式，以有效促進學生自學入門。從以上論述可知，SPSS是體育統計學教學改革的軟件保證。就體育教師而言，要想有效實現統計課程的延續性，應當滿足更高的要求，達到一定專業水平，主要體現在組織能力和應用軟件能力這兩方面。作為體育統計學教師，應該對前沿的體育信息有充分的了解，進而增強自身的體育科研教學能力。分析SPSS軟件，并形成研究理論，提高對軟件的應用能力。運用統計軟件，促進體育統計課程整合，以優化教師的教學組織[1]。
二、高校體育統計學課程教學目標
學習《體育統計學》的知識培養學生的體育專業素養，該課程的作用是揭示體育科學發展目標，這對從事體育專業工作的體育老師和教練員來說意義深刻，為體育發展提供科學指導，促進體育教學、運動訓練以及社會體育的進步。體育統計學是高校體育專業的專業基礎課程，一直以來被冠以方法論學科的美稱。該學科的知識包括數理統計的原理和方法，使用科學的方法來收集、整理、分析和展示數據，實現對體育學現象的有效揭露，總結出隱藏在體育現象中的規律。在學習體育統計學課程時，要求學生掌握基本的理論和方法，在接受體育統計學基本訓練的過程中，能初步形成研究體育現象的能力。安排學生學習該課程，目的在于讓學生能夠完成試驗設計，并科學進行統計分析。應用體育統計學中的原理和方法來解決體育領域中的一些現實問題。在同學們掌握了一些具體的設計和分析方法之后，能熟練操作計算機統計軟件，在腦海中形成一種統計思維，能正確認識自然界和社會中具有不確定性的事物。
三、科學開展SPSS視域下高校體育統計學課程教學改革活動
（一）全方位實施教學改革措施
在調整教學內容的工作中，仍然堅持著分析方法實用、夠用的原則，并在此基礎上追求發展和進步。將體育統計學的基本理論放在關鍵位置上，適當添加了一些多元化的實踐內容，會對計算結果產生明顯影響效果的是分析過程所使用的計算工具。學生通過自學來學習計算方法，在此期間還需要學習SPSS的實踐操作。構建較為豐富的教學方法，在完成這項工作時，需要將同學們的接受能力、教學內容考慮在內。以現有的教學條件為基礎，向著提高教學效果努力，促使學生可以主動掌握分析應用技能。建設科學的考核制度，并做進一步的完善，確保合理化。所實施的考核方案應該以學習效果為指標，將以學生為主體作為考核的基本宗旨，使得學生可以完全投入到整個課程的學習中。促進學生在平時養成積累知識的習慣，同時也要能夠獨立進行思考。就體育統計學的教學過程而言，所應用的評分方法應該體現一定的綜合性，考核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平時成績、期末筆試、機試[2]。
（二）案例引導教學，促進學生深入思考
堅持以案例引導教學活動，也就是實現教育對象主體化，并做到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在組織案例教學的過程中，要保證與體育統計學的學科特點相符合，執行案例教學很容易在教學實踐活動中獲得較為明顯的成效。在課堂教學過程中，適時引入案例，促進學生在實際運用中較好發現各種問題，學生也會自覺融入角色，能做到設身處地的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在實際解決體育統計學復雜新問題時能合理使用課本上所學的知識。在案例教學的過程中，學生能更容易掌握書本上的知識，也能更好掌握統計學的分析方法，實際學習時自然而然對體育現象的規律進行深入的思考。比如教師引入的案例是不同教學方法所產生的不同教學效果，題目的要求是比較新教學法和原教學法對達標所產生的影響，在研究的過程中，設立了實驗班和對照班，將新的教學方法運用于實驗班，把舊的教學方法運用于對照班，在經過一個學期的實驗后，比較兩個班級達標認識的差異，實驗探究新舊教學方法是否影響了班級的達標情況。學生解決實際的案例問題，會有更強的主觀能動性，熟練應用SPSS軟件中的各項功能。
（三）應用互動式教學，把問題拋給學生
將互動式教學運用在體育統計學知識的學習中，能成功將學生從傳統填鴨式的教學中解放出來。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同學們可以循序漸進的掌握學科知識。教師運用互動教學模式時，應始終把學生放在主體位置上。充分體現教師與學生的思想互換和角色互換，使學生逐漸形成獨立思考能力。通過與教師和其他同學的合作，學生能學習并理解知識，與此同時，還要讓學生能夠學會靈活運用所學知識。由此可見互動教學不僅在體育統計學的學習中適用，也可以延伸到其他的學科領域。平等對話是互動教學的基本，教師要摒棄以往權威式的教學模式，不再是“獨白式”的講解，糾正不良現象，才能保證獲得有效的互動。較為寬松的外部條件和良好的心理支撐是實現有效互動的基礎，建立平等對話機制非常關鍵。另外，教師還應該為學生創建自主互動的空間，為學生拋出的問題要具備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功能，所設置的問題應該具備較強的包容性，同時也有較為明顯的選擇性功能。學生在解決教師提出的問題時能有策略的進行，而不是僅僅選擇某一個具體的方法。也可以讓學生對解決問題的過程做多種假設和猜測，而不是僅僅讓學生按照既定的程序作一試就靈的驗證。教師要做的是將關鍵性的問題拋給學生，使其可以放開手腳去探究，此時互動就有了一定發展空間，同時也能激發學生迫切的需求。
（四）應用多媒體技術，提升教學質量
將數字化教學運用在體育統計學課程中，能有效彌補傳統板書教學的不足，為學生展示更為清晰的內容知識。對于各種信息的記錄是非常形象而又具化的，有聲音也有圖像。在播放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會被聲音和圖像內容所吸引，使得抽象的知識變得比較直觀[3]。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可以在課堂上實際進行操作，促進學生更好理解概念，同時也能學會套用概念。多媒體教學法的應用使得體育統計學的理論具備形象化特征，起到豐富教學方法的作用，同時也充分發揮了教學資源的價值，使得教學質量和教學效率明顯獲得提升。比如教師制作多媒體課件，在課件中實現對體育統計學知識的詳細介紹，繪制能揭示體育規律的圖像，包括“雙側檢驗示意圖”，該圖分為左右兩部分，并進一步解釋題目中的兩類錯誤的關系，使得學生能夠更好了解體育統計學的知識，獲得較好的教學效果。
四、總結
綜上所述，科學開展SPSS視域下高校體育統計學課程教學改革活動，應當全方位實施教學改革措施，堅持以案例引導教學，促進學生深入思考，應用互動式教學，把問題拋給學生，鍛煉同學們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茖W應用多媒體技術，提升教學質量。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之后，使得高校體育生能夠靈活運用統計分析方法，具備較強的數據處理和分析能力。
參考文獻：
[1]白伊菲，王澤華.基于SPSS軟件的高校周邊商品價格分析與研究[J].中國商論，2020（08）：86-88.
[2]楊志軍.新時期高校體育專業轉型發展影響因素的統計學分析[C].中國體育科學學會.中國體育科學學會，2019：6151-6152.
[3]余桂剛，李存鵬.基于SPSS11.5的高校體育課程資源開發利用現狀及發展對策研究[J].山東農業工程學院學報，2016，33（06）：32-33.
作者單位： 湖南信息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