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的哲學研究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我國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由于各種歷史原因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二元性，并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但我國的農村仍能保持一定的安定、團結、發展和支持中國的工業化建設。這是由于中國“家族主義”為特征的傳統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它的富有對家庭、家族及社會的保障功能，以及制度本身的“路徑依賴”，使得這種非正式制度不但沒有弱化，而且人們沿著這種既定的路徑延續，把“家族主義”與保障功能有效地結合并達到一種良性循環。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這種正式制度安排，應考慮到創立新制度的“連鎖反應”，考慮其所處的非正式制度環境，即“家族主義”一非正式制度，并與“以資產為基礎的政策”和有效的法律制度結合。
關鍵詞：家族主義；非正式制度；路徑依賴；農村社會保障
1 家族主義及其保障功能
家族主義，從不同的視角其含義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種含義，從社會哲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家族或家庭是一種社會組織形式，持社會哲學意義上的家族主義觀點的學者主張以家族為核心來建構社會生產生活和管理的各種制度和組織；第二種含義，從家族的角度出發，認為是指一種家族利益或家庭利益至上的價值觀；第三種含義，楊國樞從人格及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出發，將家族主義視為“個人作為家族的一分子對自己的家族、家人及其相關事物所持有的一套復雜的態度系統”。
這些觀點從不同的視角闡述了家族主義的內涵并且都在家族對家庭的安定、團結、保障等功能上持相同的態度，即家族主義具有對家庭、家族及社會的保障功能。而筆者認為從家族主義的保障功能來看，對于家族主義的定義應該是這些觀點的綜合或擴展。
家族主義之所以能保障家族和諧、延續，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家族主義與傳統中國社會的農業經濟形態密切相關，并且能夠很好地融和。對傳統中國人而言，家族主義的主要功能即在于能夠促進家族的和諧、團結、延續及昌榮并能有效適存于直接或間接以農耕為主的生態及環境。這些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①經濟特征：表現在家族內部以“族產”來維系家族的生存，從而保障家族的延續。②互助精神：這種互助精神作為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一部分在家族主義的內部教化可以得到了很好的發揚，從而能夠在社會上推而廣之，使得家族的和諧及延續并有了精神上的無形保障。③敬老養老：敬老養老的傳統道德規范在維持社會的和諧及穩定上起到社會保障的功能作用。
2 從“家族主義”及其“路徑依賴”到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思考
在我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民的生活保障主要依賴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發生了根本變化，主要是建立集體經濟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但是很明顯后者經濟實踐證明其對農民的保障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是這種方式卻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它的保障依賴于家族或家庭，所以它仍是一種家族、家庭保障的范圍內進行的調整，而且在保障農村人口的生活安全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就農村社會保障而言，在農村還在著不少問題：部分農村貧困人口還沒有納入農村社會保障，或是納入保障的農村貧困人口享受的保障待遇水平還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其保障發展的程度存在很大差異；國家對農村社會保障投入較少等等。
可見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或是說真正意義上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不存在的。由于各種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在社會保障方面城鎮與鄉村分別實行不同的、相互獨立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村的社會保障主要是以社會救助為主體，對傳統的家庭保障的依賴程度不減，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國真正意義上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建立；另一方面農村經濟發展由于缺乏有效的金融制度的支持，而農民為發展農村經濟或是為生計，以家族為網絡核心的“金融圈”的作用就突顯出來，這種維系家庭生活、保障經濟資金支持中起重要作用的家族主義觀，從而得到進一步強化，它所具有的功能就得到突現。從而使得這種傳統“家族主義”為依托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沿著這種制度本身所具有“路徑依賴”繼承和延續。
從“路徑依賴”的角度分析，這種具有的以家族為生活的核心，擁有保護、和諧及團結家族的功能，而且由于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在管理、教化等方面的作用，以家族利益或家庭利益至上的價值觀，以及由此推而廣之的泛家族主義在農村保障起著非常積極的作用。作為非正式制度的傳統家族主義，因為它在促進家族的和諧、團結、延續及昌榮有重要作用，而且在我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沒有轉變為一種合理的或較為合理經濟、社會結構的情況下“家族主義”的保障功能在家族、家庭仍至社會上沿著它原有的路徑有延續，并且幾千年來的這種非正式制度安排它能有效適存于直接或間接以農耕為主的生態及環境。而家族主義這種非正式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功能，二者在很在程度上擁有一致性，并且可以說我國這種傳統的以“家族主義”為依托的“家庭保障”是社會保障制度未建立前的一種最有效的保障制度。正是這種延續幾千年的文化傳統，由于這種制度安排本身所具有保障功能，人們才會依然朝著這種制度安排的路徑的既定方向前進，而且在某些方面強化，產生良性循環。因此在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遠未建立起來的情況下，我國的農村仍能保持一定的穩定性。
3 我國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模式的思考
當前，面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政府責任不到位，然而在我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城鄉二元性更是突顯，農村和城市二者不公平的程度在不斷提高，那么建立一種有效的、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就更加具有緊迫性和必要性。
因此，我國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時，應考慮到創立一種制度必然會產生“連鎖反應”，應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從農村的實際出發，從農民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出發，從公平的原則出發，應充分重視文化傳統“家族主義”的功能作用，立足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豐富農村家庭養老內涵和外延，將我國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與我國文化傳統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相結合，在這種非正式制度的傳統文化基礎上，將“家族主義”與“以資產為基礎的政策”和有效的法律制度結合形成一種合力社會保障制度模式。
（1）重視“家族主義”的“路徑依賴”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上的基礎作用?！凹易逯髁x”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這種傳統的倫理道德已經在我國農村深深根植于人們心中，而且“家族主義”在經濟特征、互助精神、敬老養老的保障功能說明這種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夠起著保障家庭延續、家族延續，達到家庭、家族和諧廣之社會和諧的作用。因此，這種非正式制度安排及泛家族主義結合我國農村的宜農生態環境能夠給予農村在生活上以基本保障，從而也能夠為建立有效的法律制度及增加農民收入的正式制度給予非正式制度去支持。
（2）建立“以資產為基礎的政策”?！耙再Y產為基礎的政策”是邁克爾•史樂山教授提出的，從一種發展的角度，“以資產為本”。因為這種政策能夠保障農民的收入的來源、不斷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而我國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上最主要問題就是資金問題，建立“以資產為基礎的政策”就能夠給予農民以自我保障能力，同時我國的農村在“家族主義”的作用功能上具有充分的理性。因為在中國，農民已經把“家庭主義”這種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文化觀念與農村保障有效地結合一起，因此穩定的收入對于農民來說才是基礎，因為這種低成本的保障方式下，社會所獲得的收益是最大化的。從西方經濟學關于效用論分析，在這種成本很小的情況下，農民的收入能夠得到提高，農民的滿意程度就會得到提高或保障能力就會得到增強，因此可以說這種設計是符合國情的。
參考文獻
［1］ 楊國樞.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 厲以寧.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 何平.社會保障概論［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
［4］邁克爾•史樂山.什么是以資產為基礎的政策［J］.中國社會保障，2005，（3）.
［5］陳少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缺陷與政府責任［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4，（4）.
和諧社會的哲學研究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為呈現、驗證和解釋技術理解和技術態度間的關系，文章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對我國除港、澳、臺以外的7個地理地區的835位高中通用技術教師開展實證檢驗。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表明：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技術理解雖對技術態度存在顯著正向影響，但并不具備一種明確的正相關，各維度間的強度和方向并非完全相同，這與普遍的認識存在一定的矛盾?？赡艿慕忉尀椋河绊懠夹g態度形成的因素多樣，知識系統與理性觀念的差異造成了技術態度的差異，學科價值取向與課程關注范疇的差異導致了技術態度的不同。因此，文章提出了全面考量技術態度的形成原因、重新確立通用技術教師理解技術的方式、彌合專家和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觀點差異三條建議。
[關鍵詞]技術理解;技術態度;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實證檢驗;多元線性回歸
一、研究問題
在討論知識和態度的關系時，多數人會持有這樣一種潛在的假設：知識和態度是完全正相關的。即掌握的知識越豐富，持有的態度越積極。然而，漢斯·皮特·皮特斯在探討公眾的技術理解與技術態度的關系時卻發現，當面對不同且單獨的技術問題時，兩者呈現的關系各不相同，不一定會存在普遍意義上的單調線性關系。例如：在考查德國當地公眾對核能使用的態度時發現，對核能知識的理解水平與對核能的態度所呈現的是非單調關系，持有次否定態度公眾的理解水平卻處于第二位;在調查德國當地民眾對建造焚化場的態度時發現，他們對焚化場的理解水平與態度的關系呈現U型。上述發現與我們普遍意義上所認知的不大相同，故引發如下思考：若將技術視為整體意義且無特定指代的技術，技術理解與技術態度又將呈現何種關系呢？
《技術與工程素養標準》（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and Engineering Literacy，STEL）中提到，“對技術與工程本質的理解是學習技術與工程學科的理論基礎，它有助于學生增強技術與工程素養所需的相關知識、技能和傾向”。技術態度作為技術與工程素養的重要組成成分，上述陳述間接肯定了學生的技術理解對其技術態度的正向影響。Mcrobbie等學者發現，職前教師在參加技術學科的單元培訓后，其自信心獲得了極大地提升，這表明教師的技術知識與教學自我效能感有積極的聯系。有研究表明，如果技術教師不具備對技術本質準確且全面的理解，學生將無法獲得正確的技術理解，其技術態度也將受到負向影響。鑒于此，本文將研究對象轉向高中通用技術教師，試圖厘清以下問題：（1）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技術理解和技術態度會呈現何種關系;（2）鑒于技術理解和技術態度間的關系，該做出何種解釋;（3）技術理解和技術態度的關系為技術教學帶來何種啟示？
二、研究綜述
（一）技術理解的構成維度研究
技術理解是指對技術本質的理解程度和知識水平。學生技術態度系列研究項目（Pupils’Attitude towards Technology，PATT）試圖從技術與社會、技術與科學、技術技能（設計、理解、使用）、技術范疇（物質、能源、信息）四個維度調查學生對技術本質的理解程度，結果顯示：學生對技術本質的理解是狹隘的和幼稚的。從PATT系列研究中得知，技術理解的測量涉及技術的表征形態、活動過程、特征屬性、社會影響等因素。此外，也有學者立足技術哲學、技術社會學、技術歷史和教育等視角，從“技術作為人工物”“技術作為創新過程”“技術作為人類實踐過程”“技術的發展歷程”“技術的社會角色”“技術作為方法”“技術作為知識”“技術文化與價值”“技術與科學”“技術的兩面性”等維度考查師生對技術本質的理解。從上述研究可知，技術的形態各異、內涵豐富、涉及范疇較廣，若僅從某一種特定的表現形態、單一的內涵成分、特定的活動范疇去闡釋技術，則對技術本質的準確理解是無益的。因此，理解技術的視角應是多維的，可從技術哲學、技術社會學、技術歷史、教育等視角去審視;技術構成的成分是多元的，涉及技術多種表征形態和活動過程：技術涉及的領域是多樣的，涵蓋技術與科學、技術與社會、技術倫理等內容。
（二）技術態度的構成維度研究
技術態度特指技術教師在其專業背景下，對技術教學的認知信念、情感和行為控制。Androulidakis調查了251位希臘教師對技術的態度，通過因素分析發現，僅包含兩個有意義的因子，分別為：技術和技術教育的重要性、技術興趣。Asma等人通過對84位教師的技術與科學態度開展半結構訪談發現，教師對技術與科學的態度可劃分為：認知信念（重要性、難度、性別信念）、情感（愉悅、焦慮）和感知控制（自我效能感、外部資源）。Nordlof等人訪談了10位技術教師對技術的觀點與態度，從自我效能感（教學經驗、教育經歷、興趣、課程知識和教學準備）和外部資源（同儕支持、教學大綱、教學資源和課程地位）兩個維度論證了外部支持與個人內部因素對教師技術教學態度的顯著影響。Nordlof等人分別從“技術教育的重要性”“技術教育的外部資源”“技術教育的課程內容”“技術教師的信心、興趣、知識”四個維度，對1153位瑞典技術教師展開技術態度調查，得出不同技術態度群體（消極、一般、積極）與教師個人背景、學校課程和教學資源之間的聯系與差異。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技術態度由認知、情感和行為控制三個維度構成，其中，認知包括從積極到消極的評價、觀點和信念，由重要性、困難性和性別信念三個成分構成：情感是指技術教師在教授技術類課程中所表達的積極或消極的情感和情緒，由愉悅感和焦慮感兩個成分構成：行為控制指技術教師把控技術教學中的感知，由自我效能感和外部資源依賴兩個成分構成。
（三）技術理解與技術態度的關系研究
研究發現，學生的技術理解與技術態度呈現顯著正相關。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理論表明，只有當人們獲得了準確的知識，并對知識展開積極的思考，才能逐步形成正向的態度，最后促成穩定行為的發生。根據KAP理論，想要形成技術教育的健康生態，教師首先應對技術本身形成準確的理解，才能促成積極的技術態度。Jarvis和Rennie在調查教師的技術本質觀時發現，教師對技術的理解是狹隘的，多數教師將高端技術（如計算機、電子設備等）視為技術，只有極少數教師認可奶酪、杯子、書本和牛仔褲也是技術，他們無法將技術與日常生活相聯系，也不能從歷史的視角去看待技術;Lachapelle對106位教師開展訪談時發現，教師對技術的定義是模糊的，他們更傾向于將電話、電視、地鐵等高科技產品視為技術。此外，現有文獻極少關注技術教師的技術理解與技術態度兩者間的關系。因此，本研究試圖從系統的、整體的視角去探究兩者的關系，進而尋求促成積極技術態度形成的方法和路徑。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以我國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為調查對象。正式問卷的發放于2019年4月開始，6月結束，為期3個月。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除港、澳、臺地區外，根據每個地理地區（華北地區、華東地區、東北地區、華中地區、華南地區、西北地區、西南地區）高中通用技術教師隊伍的發展情況與易調查性（即是否熟悉某個省份的高中通用技術課程教研員、某省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積極性與熱情度），確定每個行政地區中抽樣的省份。華北地區選擇天津、河北與山西，華東地區選擇浙江、江西與福建，東北地區選擇黑龍江、吉林、遼寧與內蒙古，華中地區選擇湖南與湖北，華南地區選擇廣東、廣西與海南，西北地區選擇陜西與甘肅，西南地區選擇重慶、四川與貴州。確定相應省份后，選擇其下屬的省會城市（經濟繁榮的市轄區）和GDP排名靠后的城市（經濟狀況偏差的市轄區）進行正式問卷的投放。本次調查共回收正式問卷977份，其中，有效問卷835份，有效率為85.47%，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個人基本信息見表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綜合張之滄、Liou和Digironimo提出的技術本質觀框架，將技術理解視為自變量，由作為人工物的技術、作為知識的技術、作為活動的技術、作為意志的技術、技術的歷史、技術與科學、技術的兩面性、技術與社會八個維度構成。作為人工物的技術重在強調對技術人工物的界定、自然物與人工物的區別與聯系、人工物的物理與功能屬性;作為知識的技術重在強調對不同類型技術知識的理解程度：作為活動的技術重在強調對不同類型技術活動表現的認識：作為意志的技術重在強調對技術功能和人技關系的認識：技術的歷史呈現技術的發展史與演變史：技術與科學涉及兩者之間的聯系與區別：技術的兩面性從安全、環境、隱私、軍事、人類尊嚴等方面提供理性的審視框架;技術與社會探討技術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技術理解量表采用李克特六等計分法編制，1表示非常不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共有25個題項，信度系數為0.879，表明技術理解量表的信度佳。采用驗證性因素分析對技術理解量表結構效度進行檢驗，所有測量題項的因子負荷系數均大于0.4，卡方與自由度比為1.212<3，各個擬合指標RMR=0.022，SRMR=0.025，RMSEA=0.016， GFI=0.978，AGFI=0.963， NFI=0.967，IFI=0.994，CFI=0.994，均達到擬合標準，表明技術理解量表的結構效度佳。
技術態度量表在原有試測量表的基礎上再次修改與完善，包括重要性、困難性、性別信念、愉悅感、焦慮感、自我效能感、外部資源依賴七個維度。重要性指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技術課程重要性的認識：困難性指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在教學中對困難或輕松的感知：性別信念指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在技術教學中的性別偏見或刻板印象：愉悅感指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在技術教學中的快樂、滿足、好奇、興趣與渴望;焦慮感指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在技術教學過程中的焦慮與困惑情緒：自我效能感指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自身能力的認知：外部資源依賴指高中通用技術教學過程中對外部因素與情境的依賴。技術態度量表采用李克特六等計分法編制，1表示非常不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共有26個題項，信度系數為0.732，表明技術態度量表的信度較好。采用驗證性因素分析對技術態度量表結構效度進行檢驗，所有測量題項的因子負荷系數均大于0.4，卡方與自由度比為1.832<3，各個擬合指標RMR=0.049，SRMR=0.037，RMSEA=0.032，GFI=0.957，AGFI=0.944， NFI=0.941，IFI=0.972，CFI=0.972，均達到擬合標準，表明技術態度量表的結構效度佳。
四、研究結果
（一）數據說明
以技術理解為自變量（X），技術態度為因變量（Y），繪制散點圖，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技術理解與技術態度存在正向線性關系。采用多元回歸分析進一步驗證技術理解的八個維度對技術態度的七個維度的影響。
（二）多元回歸分析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技術理解與技術態度的回歸模型顯著（t=2.229，p<0.001），非標準化回歸系數B為0.211，技術理解對技術態度有正向預測作用。將技術理解各維度與技術態度各維度作回歸分析發現，八個模型的Durbin-Waston值均接近2，其中，DW1=1.996，DW2 =2.044，DW3 =2.026，DW4 =1.871，DW5=1.891.DW6 =1.952，DW7 =1.954.DW8 =1.994，表明殘差間相互獨立，各模型均適用于線性回歸。模型1顯示，在技術態度的不同維度上，技術理解的八個維度表現了不同強度和不同方向的影響。就整體的技術態度而言，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技術人T物的理解越有局限性（Beta=-0.073，p<0.05），對技術的兩面性認知水平越低（Beta=-0.124，p<0.01），其技術態度越積極正向，呈現顯著負向影響;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作為意志的技術理解越深刻（Beta=0.189，p<0.001）、越深入思考技術與社會的關系（Beta=0.121，p<0.05），其技術態度越積極正向，呈現出顯著正向影響;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技術作為知識（Beta=0.038，p>0.05）和活動（Beta=0.016，p>0.05）的形態認知水平越高，越能準確把握技術與科學的關系（Beta=0.008，p>0.05），越能用辯證的眼光看待技術的歷史（Beta=0.022，p>0.05），對技術態度的作用是積極正向的，但影響卻不顯著。模型2顯示，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技術教學的重視程度受到他們對作為活動的技術（Beta=-0.096，p<0.05）理解水平的顯著負向影響，并受到作為知識的技術（Beta=0.082，p<0.05）、作為意志的技術（Beta=0.229，p<0.001）和技術的歷史（Beta=0.292，p<0.001）理解水平的顯著正向影響。模型3顯示，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技術教學的困難感知受到他們對作為人工物的技術（Beta=-0.105，p<0.01）、技術的歷史（Beta=-0.122，p<0.05）、技術的兩面性（Beta=-0.131，p<0.01）理解水平的顯著負向影響，并受到他們對作為活動的技術（Beta=0.152，p<0.01）理解水平的顯著正向影響。模型4顯示，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在技術教學中性別信念不受技術理解中任何一個預測變量的影響（p>0.05）。模型5顯示，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在技術教學中的愉悅感受到他們對作為意志的技術（Beta=0.172，p<0.001）理解水平的正向影響。模型6顯示，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在技術教學中的焦慮程度受到他們對作為人T物的技術（Beta=-0.097，p<0.01）、技術的兩面性（Beta=-0.157，p<0.01）理解水平的顯著負向影響，以及受到他們對技術與社會（Beta=0.153，p<0.01）關系認知水平的顯著正向影響。模型7顯示，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在技術教學中的自我效能感受到他們對作為知識的技術（Beta=0.101，p<0.05）、作為意志的技術（Beta=0.206，p<0.001）理解水平的顯著正向影響。模型8顯示，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技術教學中外部環境支持的感知受到他們對作為意志的技術（Beta=0.166，p<0.05）理解水平的顯著正向影響。
五、研究討論
從研究結果可知，技術理解雖對技術態度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兩者在強度和方向上并非完全相同，技術理解的八個維度與技術態度的七個維度間并不存在明確的正相關，該結果與我們普遍的認識是矛盾的。多數公眾認為，只要消除知識代溝，就可以消除普通人和專家之間在風險評估、對技術的態度以及對環境的恐怖等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差異。此觀點受到邁諾爾夫·迪爾克斯等人的批判：雖然在科學方面，知識對形成態度的過程有著啟示作用，在實踐方面，多數研究也以提高知識來改善態度，但知識與態度的關系并非是單調線性關系，還需要將其放置在具體的情境中進行論述，且不同研究問題中所面對的實際情況與研究問題皆不同，不可一概而論。從技術理解與技術態度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中發現，個別維度間還出現了負向影響和無影響，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技術理解水平與對技術的專業態度是完全正相關的，只能說在整體上呈現顯著正向影響，其可能的解釋為：
（一）技術態度形成原因的多樣性
由圖1可知，技術理解僅可以解釋技術態度3.2%的變異量，可見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技術理解水平只是促成技術態度形成的一個極小的影響因素。Asma在調查教師的學科專業態度和個人態度的關系時發現，學科專業態度有時受到個人態度的正向影響，有時也受到其負向影響。如教師個人若對“轉基因技術”持否定態度或曾受到此類技術的傷害，那么在課堂教學中難免會忽略它對個人、社會積極正向的一面，雖然他們對此類技術有著較為全面的理解，但專業態度形成卻完全取決于個人動機、利益和經歷，而并非基于全面的、客觀的、辯證的和事實的論證。由此可見，技術態度并非完全緣于“知識”，而是基于“個人認知的一種情緒體驗”。
另外，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也會影響教師的技術態度。如國家大力提倡人工智能技術、區塊鏈技術，教師對這些技術的教學態度會更加積極，但這種積極的技術態度與技術本身的優缺點并無直接關系，更不需要教師去深入理解這些技術的形成原理和過程。因此，意識形態取向、道德觀點傾向以及國家價值導向都會影響教師技術態度的形成。
（二）知識系統與理性觀念的差異性
Rothman認為，對專業知識的掌握程度可作為區分專家和普通人的主要特征，態度差異則是由知識代溝而引起的。本研究中，技術理解量表中的題項均源于技術哲學、技術社會學、技術歷史學等領域的專家觀點，而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技術理解則屬于普通人的范疇。用專家的視角去審視作為人工物的技術，看到的是技術人工物豐富多樣的形態、與自然物相區別的功能與屬性：但高中通用技術教師未必會以專業的觀點和科學的語言去理解，在他們眼里的技術人工物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其概念在教學過程中也無須特意指出，它是具體的、日常的、實用的、物化的。若從真理角度去理解技術人工物，解剖概念，反而會增加技術教學的難度，弱化高中通用技術課程“實踐”的特征，更忽視了高中通用技術課程提倡“做中學”的教學方法，其抽象性更易使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產生焦慮情緒。因此，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作為人工物的技術的理解水平對其困難感知、焦慮程度以及整體技術態度均存在負向影響。
技術作為一種社會技術系統，我們能關注的不單是技術的運行、發展和實現，還需考慮它與其他學科、使用者、設計者間的互動，將其置于歷史的長河中去辯證地思考。專家視角下技術的兩面性主要用來評定技術對人類、對社會以及對其自身的風險性，所關注的焦點皆圍繞技術本身展開，如技術設計的人性化、安全性、可靠性與穩定性，專家對技術的風險性越了解，對技術持有的態度也越謹慎。相反，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更多會考慮技術的兩面性在現實情境中的應用，即技術的兩面性在技術教學中的應用語境與注意事項。例如：告知學生發展某種技術的風險和代價是什么，誰會采用與控制某種技術，誰會因某種技術受益或受損，以及某種技術對教學產生何種影響等。此外，專家眼中的技術發展史是可知的、明確的、可控制的、可預測的，但對于普通的高中通用技術教師來說，他們幾乎無法參與和控制技術的發展歷史，甚至會將發展中的技術視為一種潛藏的危險和需要進行有效防范的領域。因此，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技術兩面性和歷史性理解得越深入，困難感知就會增加，焦慮感也將隨之而來，也正是因為技術的兩面性在教學中的代人感過于強烈，造成了技術的兩面性對技術態度的負向影響。
（三）學科價值取向與課程關注范疇的差異性
技術哲學強調“作為活動的技術”的意圖是將其與多樣的人類行為聯系起來，它包括了人類參與世界的兩個寬泛的主題：生產和使用。前者是建立后者可能性的一種創始性的“行動”，且遞歸于“過程”。在作為活動的技術中，制作、發明和設計都是行為：制造、操作和維修則是工序，一個特定技術行為可包含多種工序，而一個技術工序也涉及多種技術行為。技術哲學中，作為活動的技術強調技術的過程性、活動性與行為表現力，技術哲學家在思考此問題時將“活動”置于主體地位。反之，在高中通用技術教學過程中，教師設計一系列技術活動的意圖是為了引導學生親身體驗制作出某個技術人工物或掌握某項技術知識的過程，其最終目標是根據教學實際需求設計出符合教學目標的活動。因此，高中通用技術教師要考慮的不只是“活動”，而是將教學目標、對象、方法、效果等一系列因素都考慮到教學中。教師若過多著眼于技術活動本身，則易忽略技術教學中知識的傳授、學生能力的提升和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倘若無法實現高中通用技術課程學科素養的要求，那技術課程的重要性也便無法體現。正是因為學科價值取向的差異，致使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作為活動的技術的理解水平負向影響了技術教學的重要性。
同樣，由于技術哲學與高中通用技術課程關注范疇不同，技術態度中的性別信念不受技術理解中任何一個因素的影響。其主要原因是：技術哲學中會精確而嚴密地定義技術的本質，將技術視為重要的研究對象：而高中通用技術課程對技術的定義是模糊且寬泛的，技術不再是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重要研究對象，如何教好技術才是其關注范疇。因此，性別信念是技術態度中獨有且不可回避的話題，但與技術理解無直接關聯。
六、結論及建議
（一）全面考量技術態度的形成原因
Peters指出，對信源的依賴程度與該信源同被訪者態度的一致程度有關，人們通過哪些信源形成對特定事件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決定于他們對那些信源的信賴程度。例如：在對高中通用技術教育在基礎教育中的重要性進行探討時，認為高中通用技術課程重要的教師會尋找媒體和報紙上的相關報道去論證其必要性，進而確認他們所接觸到的信源更加可信，技術態度則更為積極：而認為不那么重要的一方則不會主動關注和尋找相關報道，甚至避免與支持者交談，對支持者的信源信賴度較低，技術態度也相對消極。因此，想要提高教師的技術態度，需為他們提供能接觸到的且更易信任的信源，如正式培訓、媒體宣傳、專家講座等活動。
態度的形成受理性與非理性因素的控制。理性層面上形成的態度是基于信息的決策與判斷。當高中通用技術教師認為該學科處于弱劣地位時，容易產生不受外部資源支持的想法，此種態度的形成綜合了個人經驗和理性判斷。非理性層面上形成的技術態度可能出于個人利益或某種意識形態的引導。當高中通用技術教師普遍認為高中通用技術課程相對其他學科的教授是復雜和困難的，此種情緒的表達可能是為了引起國家和地方相關部門對高中通用技術課程的關注，態度的形成并非完全基于客觀的技術體驗，可能僅僅取決于個人動機和利益。此外，教師自身技術態度的形成也受到他人專業態度的影響，若是科學教師秉持男性在科學學習上的表現優于女性的觀點，其他教師在與之交流中更易持有性別刻板印象。不同學科的教學態度相互影響，且個人生活態度對專業態度也會產生影響。因此，想要提升教師的技術態度，對教學大環境或個人意識形態進行宏觀調控或積極引導是有必要的。
（二）重新確立通用技術教師理解技術的方式
“你怎么看待技術，你就會怎么看待人”，技術中彰顯著人性的光輝，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技術本質的理解彰顯了他們在技術教學中的處世哲學。研究結果表明，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技術理解在整體上對技術態度有著正向影響，如若教師的技術理解是狹隘的，其技術態度也將會是消極負向的。因此，有必要重新確立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理解技術的方式。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演講中表示，技術的本質絕不是技術的，它是一種看見自然的方式，是讓所有本質上的東西自我揭示，成為人類可以加以利用的潛在資源。技術所追求的是讓世界去配合它，而不是讓它去配合世界，因此，技術本身并無問題，問題存在于隨技術而來的態度之中。埃呂爾認為，技術是一種物，它指導人類的生活，人類生活必須向它屈服并進行適應，技術是一種向死而生并能自我決斷的有機體。因此，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技術的理解不應僅限于其表現形態和外部關聯，而應將其置于自然中去理解：技術加強了我們與自然的聯系，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技術教學活動，故而也就確立了在技術教學過程中的人性?！凹夹g是對自然的編程，是對自然現象的合奏和應用”，技術教學并不是有意而為之的，一定是為了解決某類問題采取的某種技術手段、態度或行為，個體在發現技術問題、使用技術方法、開展技術教學、解決技術問題的過程中都是極度自然的。因此，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在理解技術時應秉承“合乎自然”的原則，從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高階視角去全面把握技術教學與闡釋技術，如此便不難理解技術所呈現的多種形態與外部聯系。
（三）彌合專家和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觀點差異
研究認為，專家和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存在學科價值取向與課程關注范疇的差異。這些差異或許不能簡單歸結為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技術哲學素養低這一原因，也有可能是他們與專家的評判模式和控制地位不同導致的。在評判模式方面，專家與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視角不同，未曾考慮到技術作為活動在現實教學情境中需考慮的風險與收益。例如：在評判作為活動的技術時，教師會從教學視角出發，對技術活動的成本與效益進行全面分析。在控制地位方面，技術哲學家眼中的技術是高度抽象和概括的，這便于他們從高處去觀照技術的革新及其帶來的變化，從而預測和控制技術。然而，作為一名高中通用技術教師，他們面對的是具體的技術產品和工具，面臨的任務是將技術知識、能力、態度、思維傳授給學生，這種技術教學過程是不可預測且潛藏危險的，技術工具的使用也存在不可控性，教師極易陷入被動的地位。筆者認為，想要彌合專家和高中通用技術教師對技術本質的理解差異，使抽象的技術準確落地，其前提是足夠了解高中通用技術教師的理性原則，也就是說，專家應在具有解釋性框架的語境中賦予技術教學現實意義，權衡其實際風險與現實收益，給出可用于指導技術教學的實用理論，由抽象概括的技術理解轉向專家詮釋下面向實際教學的技術理解。
和諧社會的哲學研究論文范文第3篇
1 樹立哲學社會科學的自信信心
自十八大以來, 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地位, 這是哲學社會科學者的春天, 廣大哲學社會科學者要把握好歷史機遇, 利用好這個難得的機遇, 大力發展哲學社會科學, 樹立自信信心, 要認識到哲學社會科學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 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在這個座談會上, 開篇就強調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要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 他把哲學社會科學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體后, 我們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巨大的輝煌, 這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堅強的物質基礎, 在我們取得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 我們也應該為世界的精神財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文化。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 這是發揮哲學社會工作者的時刻, 廣大哲學科學工作者要擔當起歷史賦予的責任, 在為中國夢, 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目前, 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時刻, 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是大有作為的時刻。廣大哲學工作者要梳理自信心, 不必言必稱希臘, 要有自己的自信, 要挖掘自己老祖宗的優秀財富。不要做歷史虛無主義者, 要有對自己民族優秀文化的自信心和把握能力。
2 樹立哲學社會科學重要性及努力學習的思想意識
革命導師和我國的領導人一向都重視哲學社會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國家領導人曾經說過必須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 改造社會, 進行社會革命。在革命戰爭年代, 《矛盾論》、《實踐論》對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巨大的思想動力。改革開發后, 我們黨仍然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 幾代領導人都重視并身體力行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 尤其自十八大以來, 哲學社會科學迎來了發展的春天, 作為一位哲學科學工作者要抓住難得機遇, 加大自己的學習及傳播能力。要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三個方面下工夫, 這些文化是哲學社會科學的根和本。尤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 要下大工夫, 真工夫進行認真梳理, 挖掘其精華。要大力發揚革命文化, 針對現在網絡惡搞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現象, 哲學科學工作者要給予回應。在當下, 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武裝自己的知識體系。面對新形勢、新任務, 我們面臨著諸多挑戰, 網絡技術的發達給哲學社會科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新思想、新主義紛紛登場, 這些諸多思想、主義肯定對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和培育也不無負面的影響, 因此, 作為哲學科學工作者要站在歷史的高度去看待這些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 帶著問題去學習, 學習之后要有使命感, 要拋棄純粹的追求學術問題, 須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歷史的擔當。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這為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和歷史擔當。
3 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在科研、教學活動中的指導地位不動搖思想
恩格斯早就說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 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 無論時代怎么變遷, 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中指導地位這個原則不能搖動。對一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講, 啥時間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哲學社會科學者的工作、創新都經枯萎, 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工作的源泉和力量以及方向的保障。雖然馬克思主義誕生距離現在有一段歷史時間了, 但通過歷史和現實的實踐, 足以證明它的理論仍然不過時, 仍然煥發著強大的生命力, 仍然對當下我國的工作具有指導意義。但反觀現實, 在實際工作者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趨勢, 在有的學科中存在“失語”、在教材中“失蹤”、在論壇上“失聲”的危險現象, 這些現象都是很危險的信號, 也給哲學科學工作者敲響了警鐘, 哲學科學工作者必須要在這個網絡鋪天蓋地的時代, 要開辟新領域, 開通新媒體, 舉辦新方式, 抓住新一代來開展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工作, 使年輕一代樹立科學的“三觀”、健康的“三德”, 理性的消費, 向上的娛樂情趣, 健康的上網, 自覺的反對非馬克思主義對自己的侵蝕和腐朽。我們現在要樹立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要更加自覺學習和尊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是前所未有的高度來思考這個問題。西方國家歷來忘我之心不會改變, 這一點對哲學科學工作者來說要有清新的頭腦。這涉及到哲學科學為誰著書、為誰立說的重大政治問題。提高自己為人民服務的本領, 做到“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
4 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不懈奮斗
哲學社會科學作為我國文化軟實力的一個表現, 在國際日趨激烈競爭的今天不僅僅是在經濟領域更是表現在軟實力方面。經過改革開放將近40年的發展, 我國在世界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 但是在世界話語權里我們中國的聲音還不響亮, 話語權還不是太充分, 這種現象不能與我國經濟大國相匹配, 因此, 這種形勢對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極大壓力。具有自己獨特的哲學社會科學特色、風格、氣派, 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是成熟的標志, 更是實力的象征, 也是自信的體現。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根據中國特色這一獨特的國情出發, 立足自身國家、借鑒外面世界、挖掘歷史傳統、緊跟時代, 關懷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向未來的思路, 大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要在思想引領、學科體系、學術圈、話語權等體現中國特色。為實現以上之目的, 必須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第一, 體現繼承性、民族性。要繼承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不可缺性;要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資源庫;再一個就是國外哲學科學的資源。第二, 表現原創性、緊跟時代性。要想在世界話語權中有中國的聲音就必須要在原創形式下功夫, 緊跟時代脈搏, 如果一味的跟在別人的后頭人云亦云就不可能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 因此, 在新時代要在借鑒吸收別人的優點基礎上勇于開拓創新。
摘要：2016年5月17日, 國家領導人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指明了路標, 講清了思路, 提供了建構的框架, 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春天。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深刻領會講話精神, 緊緊結合自己的實際工作, 把這個講話精神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去, 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關鍵詞：哲學社會,大繁榮,擔當責任
參考文獻
[1] 鄭保衛.權力·責任·道德·法律——兼論新聞媒體的屬性、職能及行為規范[J].國際新聞界, 2005 (04) .
和諧社會的哲學研究論文范文第4篇
一、經濟領域
物質生活資料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必需品, 人們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開展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 就必須找到能夠給自身提供物質生活資料的途徑。也正因為這種對活下去的迫切希望催生了對物質生活資料的渴望, 也因此催生了人類的經濟活動。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是相互交換彼此所需要的東西, 而人與自然之間的經濟活動則是一種物質交換活動。
經濟活動發達與否, 取決于一個社會的生產力, 以及這個社會所處的社會形態?？v觀人類發展的歷史, 每一時期的人類社會都有其各自的特點, 也是因為不同的發展特點才形成了形態各異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經濟秩序。實際來說, 經濟活動的發達與否和經濟秩序的良好與否得演變主要取決于社會整體的生產力, 生產力水平高則經濟活動發達, 經濟秩序良好, 反之, 則經濟活動蕭條, 經濟秩序混亂?，F如今的經濟活動能夠得以順利開展, 并且呈現蒸蒸日上的趨勢, 主要取決于現代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以及市場經濟秩序的日益完善。市場經濟秩序為經濟活動的開展提供了規范性保障, 為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保駕護航, 良好完善的市場經濟秩序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動力。
二、政治領域
經濟活動滿足了人們最基本和最現實的生存需求, 實現生存之后, 才能談到以后的生活。但人類作為有思想有行動力的群體, 不能僅僅限于基礎的能夠生存的狀態, 還應該有更高的對生活質量的追求, 生活質量的高低關乎著人類的幸福度。但如何才能實現生活幸福呢?就需要一定的規章制度來保障人們的利益和權利, 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只有遵循一定的規章制度才能保證整個生活狀態的平穩運行。因此, 為了能夠保證規章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 就需要對其進行管理, 政治領域就承擔的是這樣一種職能, 即對社會規章制度進行生產和管理。
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所研究的政治領域并不單單是指階級社會存在的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 所有和人類社會和人類生活有關的秩序活動, 都是歸屬于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研究的主要領域。這也包括上文講述的經濟活動中的經濟秩序, 也是產生于政治領域。政治領域擔負著整個社會的規章制度的生產、管理和運營, 對整個社會生活的和諧發展具有規范性作用。
三、文化領域
人類具有自我意識和自我能動性, 對外界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自主選擇的權利, 以及創造的能力。人類所有的活動都是有意識的, 并不是無意識的, 人類是自然界最高級的生物, 人類的每一個舉動都不同于昆蟲和鳥獸的無意識行為。自然界當中的昆蟲鳥獸捕食生存是天性, 但人類的生存卻并不僅僅只是因為天性的緣故。人類能夠對滿足其生存發展的物質資料進行有意義地選擇, 并將這種活動逐漸演變成一種社會文化。人類不僅有物質食糧, 還有精神食糧。所謂的精神食糧就是人類發明創造出來的一種社會文化, 這種社會文化是在社會發展的基礎之上形成并積累延續的文化, 豐富人類物質生活的同時也充實了人的精神世界。
人類所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來源于經濟活動, 而人類所需要的精神生活資料則是由人類的精神世界創造出來, 它的出現主要是為了滿足人類對精神文化的需要, 精神生活資料沒有固定的形態, 卻始終伴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 以及人類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發揮著其獨特的作用。
四、社會生活領域
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最終極的服務對象是人類, 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人是一個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 只有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好了, 社會才能好。也只有當一個人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 才能有能力去開創新的事業。正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最基礎的是生理需求, 也即是所說的日常生活的生存需求, 最高級別的需求是自我實現需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人類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實現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 最終實現自我實現需求, 這一系列實現需求的實踐活動都是在社會生活領域之下發生的, 人類的每一個活動都離不開社會, 社會活動領域就是由人類的一個個生產活動組成的。我們還能夠將人類活動具體劃分為日?；顒雍头侨粘；顒? 日?；顒又傅氖?ldquo;人類自在的類本質的對象化活動”, 非日?；顒又傅氖?ldquo;人類自覺的類本質的對象化活動”。日?；顒又饕怯缮a、交往、觀念等活動組成的, 非日?；顒又饕怯捎勺杂X的、社會化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活動等組成的, 這兩種活動構成了人類活動的整體。
摘要：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對指導社會建設具有積極性作用, 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 對其研究具有一定的時代性意義。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的實踐領域性研究對象主要包括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社會生活領域。這四個領域并非是獨立存在的, 各個領域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本文依據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的理論知識, 主要分析了這四個領域的內容。
關鍵詞：社會哲學,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
參考文獻
[1] 劉天喜、梅良勇.社會哲學研究對象和方法之我見[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 2004, (4) .
[2] 赫伯特·斯賓塞.社會學原理[M].1885-1896.
[3] 陳晏清、閻孟偉.社會哲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J].南開學報.
[4] 王銳生、陳荷清.社會哲學導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1.
和諧社會的哲學研究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社會建構;科學哲學;科學實踐
Key words：social constructionism;scientific philosophy;scientific practice
對傳統科學哲學的批判最有力的來自于布魯爾，以他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向科學哲學提出了挑戰，目的就是要用社會建構論來取代自然實在論。
一、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
科學合理性一直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內容。正如邏輯實證主義代表人物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所言，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是闡明科學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勞丹在《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也有對科學合理性極為重視的類似表達。同時，科學合理性理論一直是科學哲學中眾說紛紜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內容。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哲學家們大多把科學知識視為自然之鏡，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此時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當以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標準科學合理性模型(又稱邏輯合理性模型)為典范，該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規則，例如：邏輯規則、算術規則、數學及科學方法論等。以卡爾納普、賴欣巴哈等為代表人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把觀察看作是不可懷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單靠經驗可決定理論真偽，通過制定對應的規則來檢驗定理，進而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正如賴欣巴哈所言：“哲學不過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歸納邏輯應當是科學知識合理性的根據，理論之被接受……是以事實到理論的推論為基礎;這個推論不是演繹的，而是歸納的。所給予的是觀察材料，觀察材料構成確定的知識，理論是通過確定的知識被證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注重把邏輯和方法的不變性作為科學合理性標準，并沒有考慮科學發現中的歷史、社會和心理因素。緊隨其后，批判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隨者雖然在劃界標準、科學邏輯的性質上與邏輯經驗主義有著嚴重分歧，對他們的意義標準并無興趣，排斥歸納邏輯，但他們的科學方法論仍然是科學邏輯，只不過是比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更強的演繹邏輯而已。同樣，他們也沒考慮科學發現范圍內的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學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學哲學的首要原則就是選擇一些方法論原則，以構成全部科學研究的說明性工作的框架。在這種哲學的指導下，人們就應該可以把科學展示成具體體現這種科學哲學的各種原理，并且是根據它的教誨而發展的某種過程。只要人們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根據哲學來表明科學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確立在科學方法論原理上的工作稱為“合理性重建”或“內在的歷史”。同時，拉卡托斯認為給社會學家預留了一個角色，讓他們以“外在的社會史”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說明的非理性的殘余物。拉卡托斯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①內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學發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說明科學發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對于外在史來說，內在史具有一種重要的優越地位，外史不過彌補了存在于合理性與現實性之間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屬于“病態”社會學研究，亦即科學方法無法充分說明的所有問題，就移交給社會學家進行研究，進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說明。拉卡托斯說：認為科學的內在的歷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歷史是第二位的，因為外在的歷史之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由內在的歷史界定的。外在的歷史要么對速度、位置、選擇性等以及對人們根據內在的歷史解釋的各種歷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說明;要么在歷史與人們對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時，提出對這種不同之發生原因的經驗性說明。但是科學增長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說明。
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中，把科學合理性與進步性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進步的理論選擇?？茖W進步則表現在一個理論總體解題效力的提高，即盡量擴大已解決的經驗問題的范圍，同時盡量縮小反常問題和概念問題的范圍。同時，勞丹對“認知社會學”提出了警告：“我們若要研究科學的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來，科學的合理性只是意味著整體上遵循科學的方法，并不是說科學家的行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強綱領SSK的原則不能界定一個值得承認的科學實踐方式(即知識社會學)，它對科學實踐的說明也不能用于說明它自身。勞丹希望社會學家扮演著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與思想史和認識論完全不相干的科學的非認識的社會學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劃界原則的前提條件下進入認識論。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建議社會學家遵循一種“外理性原則”。按照這種方法論的約定，“當且僅當那些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解釋時，知識社會學才可能參與對信念的解釋。”[2]217這種思想史家與知識社會學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頓·史密斯[3]的支持。牛頓·史密斯認為，至少存在關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說明，可以用來決定一個確定的信念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數科學哲學是“內在”于科學的認識論之中，區分了科學知識的標準、證據與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認識論之外的社會因素之間的區別。在社會學內部，由羅伯特·默頓所確立的規范的社會學傳統，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占統治地位，強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自然科學，但堅持科學制度與規范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拒絕社會學介入科學知識的成功內容。默頓學派一直關心的是科學工作是怎么樣在制度化與文化中體現出來，恰當地解釋它們為什么會脫離了已有的社會規范。
面對著科學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務，布魯爾與巴恩斯提出了強烈的異議。對知識內容在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強烈不滿。為此布魯爾提出了對稱性原則。對稱性原則是布魯爾強綱領的核心[4]，其具體內容是同一類型的原因應當既可以說明真實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對稱性原則堅持，無論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觀點還是不合理的觀點，只要它們為集體所堅信，就全部都應平等地作為社會學的探究對象，都應訴諸于同樣類型的原因獲得解釋。這就意味著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認識論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別優越的地位。從而否定了理性模式，為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尋求合法依據。布魯爾曾經多次舉一個例子[5]來說明這種對稱性?？紤]兩種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個部落中，都有一些人們傳統的信念，以及人們普遍接受的被認為比其他理由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每一個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達其偏好的詞匯。面臨著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與另一個部落文化信念之間進行選擇時，每一個人都很自然地傾向于自己的文化傳統。對部落的人來說，這些文化傳統將會提供可用來對信念的選擇進行證明的或辯護的規范與標準。關鍵在于，社會建構主義認為，他們的選擇與評價像這兩個部落的成員的選擇及評價一樣，是與環境密切相關的，并不存在著與環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范，并且“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種環境中可算作是某種信念的“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在另外一種環境中會被看作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因此，社會建構主義所關注的并不是“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它所關注的恰恰是“可以作為證據的原因”的理由。堅持知識與信仰是一回事。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人們只能夠依賴于其部落的傳統信念來對真理與謬誤做出“直接”的肯定。社會建構在社會語境下對科學合理性的一種解讀，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內容最終被歸結為某一共同體采用的社會文化規范，消除了科學合理性的客觀理性基礎。正如馬丁·霍利斯在《社會對實在的破壞》一文中所言，“強綱領的目的是腐蝕掉人們所熟悉的客觀性概念之理性基礎”[6]。
布魯爾的上述觀點引發了勞丹與他的一場著名的爭論。勞丹認為，不論科學研究的個體還是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構成對稱性主題。首先，就科學研究的個體而言，他在采納某種理論信念之前，必須具體說明該理論信念的因果關系和邏輯基礎，用因果關系解釋理論信念，通過邏輯推論過程完成因果解釋，這樣就可成為保證其理性信念的原因。與此相對的，對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釋卻需要極為不同的解釋，因為它們是“由社會和心理行為的直接行為導致的信念”[7]59。勞丹曾舉例說：“如果接受某種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結果，那么認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會或經濟原因引起的就毫無道理了。對信念Y和Z的接受當然也可能是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此時我們可以認為對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會境況的間接結果。但是這并不能用來反駁以下說法：對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說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結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與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關，那么對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說明看來應該根據理性之外的因素來作出，例如該信仰者社會(或心理)的狀況。”[2]207其次，就科學研究的群體而言，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產生的條件也完全不同。“我們可以設想，人類社會存在兩個群體：一個是非理性社會，另一個是理性社會。在理性社會中，人們只能在仔細懷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動者(指理性社會群體)自我意識到與自然相關部分的因果聯系后才會采納信仰，這些相互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構成理性行動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會里，即允許存在認識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里，每個人可以采用獨立于任何公共的認知政策的信仰。每個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沒有;每個人可以有信仰的證據，也可以沒有等等。”[7]62理性社會和非理性社會的信念形成社會機制完全不同，兩種不同信念來源于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基礎，這直接駁斥了布魯爾的對稱性原則。
對上述勞丹論證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觀點，布魯爾予以激烈的批評和反駁。布魯爾認為，勞丹的理性解釋模式實際就是“手段—目的計算模型”，該模型不論用于科學研究個體還是群體都缺乏說服力，更無法否定對稱性。他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貶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經歷恐嚇、賄賂、洗腦或者損傷后的頭腦內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產生真的不同嗎?布魯爾認為，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比不過是表明了“大腦是一個計算的機器”，“理性”表明機器處于運行狀態，“非理性”是表明機器中斷和失控的標簽[8]。機器的運行和中斷不過是裝置的兩種可能的物理狀態，這種狀態不需要任何先驗的評價，“運行”和“中斷”的語言體現了對稱性原則。布魯爾還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把對稱性理解為“完全因果同質”即同種原因只能產生同種結果。而實際上，同種原因完全可產生不同的結果。
總之，勞丹在這爭論中始終堅持外理性原則，堅定地捍衛科學合理性理論。而布魯爾則一直堅持要用對稱性原則來取代科學哲學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張對所有的信念進行社會因素解釋。勞丹在這里不僅強調了知識，而且還強調了知識是真實的內容。從這一點來看，像勞丹那樣要求把產生真實信念的機制與產生錯誤虛假機制區分開來的做法看來是合理的，因為它是借助了自然來進行的辯護機制。但如果強調的是“制造過程”，那么要求解釋產生信念的機制，而不問其認識論地位如何，同樣也是合理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布魯爾認為除非社會約定，否則不會存在著這樣一個過程，能夠區分出真與假的信念，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二、以發現的語境取代辯護的邏輯
社會建構與科學哲學之爭的關鍵還在于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之爭?？茖W或更為一般的經驗探索，就是利用種種手段去發現世界可能是如何，但無論什么樣的結果出現，得服從具有權威的哲學判斷，以確保是合理的知識?？茖W哲學本身就具有某些毫無疑問的評價標準，如一套先驗的邏輯范疇，無論是在康德意義上，還是在邏輯實證主義意義上，這套規范都是無時間性的。
社會建構主義關鍵點在于拒斥這種“第一哲學”，他們認為，首先，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的區分是非常難以進行的;其次，有關勞動分工的問題，也即科學家的工作在前，哲學家的工作在后。這特別在邏輯經驗主義的工作中體現得最為突出，他們趨向于把科學哲學視為一種在時間上后繼，是尋求對“完成了的”陳述系統的永恒的評價標準。再次，它還會產生出科學家自己在評價他們工作的角色與權利的問題，因為它同樣把評價權威置于科學家之上，以致蔑視實際的科學工作者的能力與決定權。
社會建構主義還認為，作為一種合理的論證的辯護模式，消除了科學研究實際上所涉及的艱苦工作。在具有邏輯重構特征的論證被形成之前，(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所感興趣的)幾乎所有的艱苦工作都已經完成。但對哲學家來說，論證是很有規則的，它并不會顯現科學家實際上所顯現的工作步驟。這種重構或許可能表明我們外行人能夠接受的科學結論，但這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理想化了認知活動的概念。如果認為這種重構代表著科學家在制造知識過程中的實際推理，那么這與科學家的實踐的認知活動無關。
這種區分還具有更進一步的意義。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對發現的(邏輯)理性的明確拒斥。邏輯實證主義視發現的過程為隨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運的。因此，科學哲學傾向于放棄對歷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或者說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進行研究的實際場所的混沌狀態的語境。獲取帶有真理主張的理論的科學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社會與歷史環境中獲取了他們帶有機遇與幸運的成果，但科學哲學家總是要施展他們的想像力、理論與實驗方法的嚴格性來制止這類混亂的語境，他們所制造的理論能夠被合法化與建構為真理的命題，他們為科學家制造了帶有徹底簡明與確定特性的邏輯的評價標準。
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科學發現的語境，就像語境自身一樣，是不能被化為經驗的。但對辯護語境的分析卻給形式邏輯以特權。“賴欣巴哈有關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語境的區分的要點在于有關科學數據產生的信息是無關于對這些數據的評價的。”[9]還有另外一種區分，即“內部”與“外部”之分，內部被確定為邏輯的，而外部被認為是經驗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會建構主義的突破點就在于尋求發現中邏輯的作用，尋求辯護中的科學合理性的產生的社會致因。這樣，邏輯在發現中就具有作用，社會與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價值”在辯護中也就扮演著重要角色。
隨著“價值”一詞的引入，兩種語境的區分中的問題最終顯露出來：傳統的科學哲學所持有的發現的與辯護的區分，目的在于強調上述“價值”對理論的評價(規范標準)的無關性。規范并不是來自于經驗的結果：兩者間有著一個無法逾越的界線。兩種語境的區分是邏輯實證主義的中心教條。社會建構主義否認這種鴻溝的存在。因此，從一開始，強綱領SSK與科學哲學的對抗，甚至超過了它與默頓式的科學社會學的對抗。強綱領SSK要求用社會學來取代科學哲學，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樣：“布魯爾不斷地把傳統哲學及其‘理性主義’的認識論作為一種特殊的目標。強綱領的整個事業就是特別關注于用社會學來取代所有的傳統的認識論，繼承了被稱之為哲學的所有主題”[10]。
科學哲學家認為觀察與推理對辯護是關鍵的。社會建構主義聲稱，當他們把觀察與推理置于其真實的語境之中時，這些實踐看起來并不像是哲學家所歸屬的辯護的結果。也就是說，科學家不僅是在觀察;他們在特殊的場所，為特殊的目的而設計與操作特殊的實驗，他們用特殊的測量儀器來計算特殊的樣本，他們為特殊的田野研究選擇特殊的場所?？茖W家并不理性;他們解釋觀察與實驗，他們支持或批評猜測或假說，他們推理出結果，他們把模式擴展到新領域。在他們進行的所有活動過程中，他們有著多種理由來進行一種特殊的選擇與決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應用、審美價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費者的利益、對形而上學與意識形態的反映。這些就是包含在“社會”大傘下的各種因素。社會學家主張知識生產就體現在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著這樣的實際實踐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脫離了在哲學描述中的理想，知識并不具有傳統哲學所描述的那種優越性。
三、以建構論取代實在論
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問題，在波普看來是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并且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科學方法論中尋求答案，因為，方法論可以解釋科學在提供有關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識方面的優越性。在波普以前，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是通過經驗積累的經驗證據來為理論做出辯護，科學家運用確定的事實來證實理論，如果他們成功了，那么科學就在向真理邁進。波普意識到，這種實證主義的策略會因為歸納問題而擱淺。因此，他更偏向于證偽而不是證實，用猜想代替了確定的真理?？茖W通過大膽的猜想與嚴厲的批判而走向真理?？茖W家從問題出發，走向邏輯概括與基本語句，這些理論概括與基本語句在原則上都是可反駁的。猜想越大膽，科學(客觀知識)進步的速度就越快?？茖W必須接受嚴厲的判決性實驗的檢驗，盡最大的努力去反駁理論。沒有什么理論能夠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學不是證實的游戲(尋求與普遍的理論相吻合的證據)，而是反駁的游戲(尋求證據來反駁它)，科學理論不是確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膽的猜測。波普的證偽主義為區分科學語句與非科學語句提供了一個劃界標準。對波普的劃界標準，柯林斯認為其問題集中在證偽性的經驗證據是否具有可重復性這一點上?？勺C實性或可證偽性作為一個邏輯條件，而證實與證偽卻是實際的觀察與實驗的過程，波普與柯林斯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爭論的焦點在于，證偽是用直白而清晰證據去反駁理論，還是說證偽過程具有解釋的模糊性，只有通過復雜的社會磋商來解決。此時，哈里· 柯林斯提出了所謂的“實驗者回歸” 的問題：最著名的論證出現在其《改變秩序》一書所討論的韋伯對引力波探測的實驗中。最初的發現刺激了大量在實驗上“重復驗證”的努力，包括許多物理學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測器”。結果是一組類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測實驗，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結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引力波是否已經被探測到的問題同樣也是實驗是否有能力的問題，什么樣的探測器被正確地設計的問題。如果我們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樣圍繞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就能說什么樣的實驗是有能力的，什么樣的探測器是好的。如果我們知道了什么樣的實驗是能勝任的，我們就能說引力波是什么樣的。這樣，在柯林斯看來，并不存在嚴格的標準來判斷一種合理的實驗結果或者一種好的實驗儀器，所有評價儀器的標準依賴于儀器在實驗中所產生的結果。這樣就導致一種實驗的循環：好的實驗儀器只有通過其獲得的正確結果來定義，而正確的結果只有用好的儀器才能獲得?？铝炙箞猿终J為這種不正常的循環總是要困擾任何實驗者。這就是“實驗者回歸”。 在實踐中，這種回歸是通過科學家之間的談判來解決的，并且這種談判并不依賴于任何認識論的標準，而是靠解釋學的力量來解決的，特別是由參與這場爭論的科學家盟友與其敵人所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過程。“核心群”成員的活動，是運用“磋商策略”來打破實驗者的回歸，其結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滿意的“適當的科學知識”。正是“核心群賦予社會偶然性以方法論的正當性”[11]。這就不僅對實驗證據的確定性，而且對其合理性也產生了懷疑。因此，實驗并不能為科學知識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礎。所以，在柯林斯看來，正是科學家之間的談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決定著什么作為一種有能力的實驗，決定著什么才能算作實驗結果，因此，這項研究對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提出了挑戰。確定某些實驗是否重復、是否可信，這僅是權力的顯現，是一種文化與修辭的游戲，結果，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就成為科學家之間磋商的產物，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
總之，20世紀70年代布魯爾提出了強綱領之后，標志著科學哲學出現了社會學轉向，傳統的科學哲學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應該承認強綱領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這主要因為它突破了傳統哲學預設的自然科學知識內容不可被社會學家碰的禁區，打開了科學知識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科學知識的廣闊的社會與文化的分析語境，正確地看到了社會與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種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社會因素是首要并且是決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借助于權力與修辭手段社會性建構出來的;在這建構過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幾乎不起任何作用。這種貶低甚至完全忽視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斷了知識與物理世界的聯系，顯然消解了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性，也沒有給科學的內在邏輯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樣：“在對科學知識的實際產生和演化過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狀態的基本作用被社會語境所取代(在這種社會語境中研究資源以一種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認識論術語，諸如實在論和相對主義，應該相應地用社會術語所取代(諸如由某些研究資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證據等)。而這必然導致去消解科學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學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與揭示自然奧秘聯系在一起。”[12]因此，對科學哲學中傳統問題的探討，我們不光要重視社會維度，也要更重視自然維度，不能顧此失彼。當然，我們也不贊同科學哲學中的反映論傳統，我們應該從理論走向實踐，從表征走向干預。這種實踐的科學觀它包容了諸如自然與社會、理性—非理性、主觀—客觀、主體—客體、物質—精神、可說—不可說等一系列矛盾的辯證運動，實踐范疇因而具有不可還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過程客觀性?？茖W實踐中所融入的所有的異質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實踐的開放性過程中歷史性地注入科學實踐的過程，并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制造出科學。這一過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強行地化歸為單一要素(如化歸為自然，或化歸為社會)，而是一種辯證的綜合，科學是在各種異質性要素的辯證的綜合的語境之中突現出來的。
參考文獻：
[1]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M].伯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78.
[2]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M].方在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
[3]SMITH W N.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M].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238-257.
[4]大衛·布魯爾.知識與社會意象[M].艾彥，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7.
[5]BARNES B，BLOOR D.Relativism，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HOLLIS M，LUKES S.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 Press，1983：29-30.
[6]HOLLIS M.The social destruction of reality[M]// HOLLIS M，LUKES S.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 Press，1982：69.
[7]LAUDAN L.The peudoscience of science[M]// BROWN J R.Scientific rationality：the sociological turn.Holand：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
[8]BLOOR D.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 programme[M]// BROWN J R.Scientific rationality：the sociological turn.Holand：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84.
[9]SEAGEL H.Justification，discovery and the naturalizing of epistemology[J].Philosophy of Science，1980，47：297-332.
[10]SLEZAK P.Bloor's Bluff[J].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1，5(3)：241-256.
[11]COLLINS，HARRY.Change order：replication and induc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144.
[12]曹天予.社會建構論意味著什么：一個批評性的評論[J].自然辯證法通訊，1994(4)：1-9.
和諧社會的哲學研究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哲學是一種抽象的理論，要使哲學的理論能夠為廣大的群眾所掌握并轉化為他們認識和改造現實的思想工具，有必要進行哲學理論的普及宣傳和教育。然而在這種哲學普及宣傳運動的過程中，也出現過一些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從哲學理論的高度來進行文化反思，無論對我們的哲學理論的研究還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哲學理論；學習運動；文化反思
[文獻標識碼]A
哲學的反思是哲學發展的前提。建國以來，我國曾多次開展全國性的哲學理論學習運動。這些運動一方面把抽象的哲學理論普及到廣大的干部和群眾中去，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了貢獻，但另一方面由于這種普及運動中的簡單化、庸俗化、實用化和教條化等傾向，也給我國的哲學理論的研究及其發展造成了許多不良的負面影響。從哲學理論的高度來反思這些哲學學習運動，無論對我們的哲學理論的研究還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早在建國之初，為了適應由舊中國向新中國的轉變，毛澤東就明確提出了在全黨全國進行“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和“使成百萬的不懂哲學的黨內外干部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要求，從而在全黨、全國掀起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熱潮。
按照毛澤東的想法，在馬克思主義所有理論中哲學理論是最基礎的東西，“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泵珴蓶|的意圖非常清楚，之所以要在全國的范圍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宣傳”，就是要確立一個“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方法”，以此來統一全黨、全國的行動和思想。
特別是在50年代初，電影《武訓傳》的發行和《紅樓夢簡論》的發表，更使毛澤東感到一些知識分子存在著某種“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思想傾向，因而有必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的改造和教育。在毛澤東的倡議下，1955年初，中共中央連續發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在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和《中共中央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明確把對干部的教育同對知識分子的改造結合起來，并把它確定為黨在思想工作中的一項根本任務。
第二次全國性的哲學學習運動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進行的。這次學習運動是從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開始的。毛澤東針對黨內和干部中間存在著的明顯的忽視商品經濟的傾向，明確強調“聯系實際研究經濟理論問題，目前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他于1958年兩次向中共中央建議，要讓廣大的黨員和干部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
然而在毛澤東看來，人們之所以會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外，一個更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沒有能夠真正結合實際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方法。因此在1959年，他在再次建議各級的領導在認真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同時要認真學習《哲學小詞典》。要求他們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證法這個科學的方法。
毛澤東十分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意義，他認為哲學實質上也就是認識論，也就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他特別反對那種離開現實的實際問題只是在課堂上和書齋里對哲學理論的抽象研究，明確要求要“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中的尖銳武器”。
如果說毛澤東關于讀書的建議主要是針對黨內和各級領導干部而提出來的，那么正是這一關于哲學“解放”的號召，則將這場學習運動推廣到了全國各地和各個階層。為了響應這一號召，哲學理論工作者紛紛走出校門和研究室，深入到部隊、工廠和農村，面向廣大戰士、工人和農民進行哲學普及化的宣傳和教育；各種戰士、工人和貧下中農哲學學習小組猶如雨后春筍般地在全國產生了出來，從而掀起了又一次全國性的哲學學習運動。
第三次大規模的全國哲學學習運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的。毛澤東為了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尋找根據，同時也針對林彪和“四人幫…‘形而上學猖獗”所造成的全黨、全國的思想混亂，多次號召要認真學習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
同前兩次學習運動不同，毛澤東專門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性。他開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宣言》、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費爾巴哈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經典著作，要求全黨和各級干部認真地加以學習。盡管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和干擾，這次學習運動帶有十分濃厚的政治色彩，但這種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主要內容的系統學習，客觀上為清理“四人幫”的形而上學和教條主義創造了理論的基礎和條件。
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長期在我國流行的教條主義思維方式并沒有隨著“文革”的結束而消失，“兩個凡是”仍然極大地禁錮著人們的思想。1978年，《光明日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又一次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為理論背景的大討論，從而開始了我國第四次全國性的哲學學習運動。
這次大討論是直接針對“兩個凡是”和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而進行的。鄧小平從一開始就十分關注這場理論的討論，強調必須完整正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他認為“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
與前幾次學習運動不同，這場由哲學爭論而引起的哲學學習熱潮雖然一開始就受到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但至少在形式上表現出某種自下而上的特征，因而可以說是一場較為自覺的哲學學習運動。這場大討論盡管只是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某些觀點也值得進一步探討與商榷，但其社會功能卻是十分巨大的。它打破了我國長期盛行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由此導致的思想解放運動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作好了理論準備。
第五次全國性哲學學習運動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進行的。1989年政治風波結束以后，中央為了將全黨、全國、全軍的思想重新統一起來，再一次作出決定，要求全國縣團級以上的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這場學習運動同前幾次不同，它的范圍始終局限在領導干部的范圍內，而沒有擴展到一般的群眾中去。各種政治的和理論的甚至是一些非哲學的綜合性刊物紛紛刊登哲學文章，也造成了較為濃厚的全國性哲學學習的氣氛。
(二)
總結建國以來五次大規模的哲學學習運動可以看到，盡管這些學習運動掀起的歷史背景各不
相同，每一次學習的重點和內容也不盡一致，但它們卻也表現出某些明顯的共同特點。
第一，在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同時又帶有明顯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傾向
哲學是一種抽象的理論，要使哲學的理論能夠為廣大的群眾所掌握并轉化為他們認識和改造現實的思想工具，當然有必要進行哲學理論的普及宣傳和教育。
然而在這種哲學普及宣傳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馬克思主義完整系統的哲學理論被確定為一些可以固定不變的原理和結構僵硬的體系，一切哲學的爭論都貫之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斗爭的形式，然后再用一些庸俗的所謂事例來加以注釋，以至于流行“石頭哲學”令人啼笑皆非的“哲學理論”。這種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最為極端、最為突出。正是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宣傳，不僅沒有真正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普及開來，反而導致了人們對哲學的反感。
第二，在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同時帶有某種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傾向
回顧這幾次大規模的哲學學習運動，可以發現它們都是為了解決當時的現實問題而展開來的。馬克思主義本來就不是某種固定不變的教條，而是研究和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具體地分析具體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
然而，在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解決現實的實際問題的過程中，與哲學理論普及化中的簡單化、庸俗化相適應而產生出某種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傾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所倡導的“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帶著問題學”學習方式，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了一種可以任人隨意拿取并為我所用的工具箱。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用性理解和運用，極大地傷害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系統性和科學性，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同現實實際的結合流于經驗化和形式化；而且由于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驗化和形式化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簡單化和庸俗化是結合在一起的，更是極大地增加了人們對哲學理論的厭惡。
第三，在服務于特定政治目標的同時帶有把哲學的理論爭論等同于政治斗爭的傾向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國強調的理論聯系實際，差不多都是某種政治需要的實際，所謂理論聯系實際常常也就表現為哲學理論為政治服務。
然而，哲學畢竟不是政治，也決不能把哲學歸結為政治。而我國強調哲學為政治服務的過程中，卻流行著一種用政治來裁剪哲學和把哲學爭論歸結于政治斗爭的傾向。一些人很善于揣摩一定時期的政治傾向，習慣于把哲學的理論爭論同政治上的分歧和斗爭等同起來，統統貼上政治標簽而加以打擊和壓制。被固定化了的哲學“原理”和被肢解了經典“語錄”常常成為打人的“棍子”和壓人的“帽子”，甚至演變為攻擊性的運動。如果說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簡單化、庸俗化和經驗化、實用化所造成的還主要是人們對哲學的反感和厭惡的話，那么這種哲學的政治化傾向則導致了人們對哲學研究和哲學爭論的恐懼。這種恐懼使哲學理論工作者不敢進行創新性的理論探討，使我國的哲學理論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只是停留于對經典著作、領導人言論和現實政策的注解，從而直接影響了我國哲學理論本身的深入和發展。
第四，在統一思想的意識形態宣傳中的教條主義傾向
盡管每一次哲學的學習運動的具體目的不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來統一全黨、全國和全軍的思想，因而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的性質。
然而，正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來統一思想卻出現了某種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固定化和教條化的傾向。與注解政治的風氣相適應，人們習慣于把經典作家的論述和領導人的講話當作某種固定不變可以到處套用的教條，引用經典，成為哲學論證的一種最基本的手段和模式。這種教條主義極大地禁錮著人們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現實的精神完全被這種注經式的教條主義所取代，照背、照搬、照套、照抄不僅成為哲學學習的基本風氣，而且也成為專業的哲學工作者進行哲學研究的基本手段。
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反思建國以來我國的哲學學習和普及運動，我們又能得出些什么有益的結論呢?
首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及化絕不意味著哲學理論的庸俗化和教條化
人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由于周圍環境的影響和自身經驗的積累和沉淀而形成對周圍事物相對穩定看法的，這就是所謂的世界觀。由于這種環境的影響和經驗的積累和沉淀是在一種潛移默化地過程中進行的，因而這種世界觀常常以不自覺的形式出現。學習哲學可以使人們比較自覺地將自己已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來同一種在理論上系統地闡述出來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進行對照和比較，從而增強自己思維和行動的自覺性。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種在總結人類思維成果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理論形態的世界觀，它不可能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自發的產生和形成，因此為了提高人們思維和行動的自覺性和增強人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事物的能力，有必要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宣傳、普及和教育，對整個中華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是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的。
馬克思說：“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币プ∈挛锏母?，就必須要有思維的抽象，通過哲學理論的系統教育而使人民逐步提高抽象思維的能力，這才能真正使哲學的理論深入到群眾去，因而才能真正地體現出哲學的普及化。
其次。必須完整準確地認識理論和實際的關系
我們常常強調要堅持理論要聯系實際，強調理論必須與實際相結合，然而殊不知，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本來就應當是一種雙向的過程：它一方向要求理論工作者要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另一方面也要求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必須把自己的實際經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來。只是片面地要求理論去解決實際的問題而忽視了實際經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容易導致理論研究的經驗化和實用化。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币蚨?，“光是思想竭力體現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理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學習理論就應當而且必須了解和把握這個內在的邏輯，從理論的內在邏輯研究理論，這不是理論脫離實際，而恰恰是為理論與實際的有機結合奠定理論的基礎。
哲學不是注解現實的工具，而是研究和探討現實問題的思維方法和原則。一種真正能夠立足于世的哲學理論，不僅要能夠深入地研究現實和解決現實的實際問題，而且還必須能夠通過對現實的研究而對現實未來的發展有所認識和探索，也就是說，一種真正徹底的理論必須具有某種超前或前瞻的性質。丟掉這種超前性或前瞻性，僅僅把哲學看作論證現實的工具，哲學就始終只能是一種永遠落后于現實發展的事后諸葛亮式的東西。
就哲學和政治的關系而言，哲學是世界觀，是更基礎的東西，而政治則是哲學世界觀在社會斗爭中的某種具體運用。盡管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哲學和政治是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的，但把哲學歸結為政治在理論上實際上是本木倒置。如果說哲學確實應當為政治服務，那么這種服務也決不是亦步亦趨地跟在現實政策的后面作理論的注釋，而在于通過深入地研究現實而指出現實存在的根據和不足，并運用哲學理論自身的邏輯力量去探索現實發展的方向，從而為國家制定新的和不斷完善現實的各種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論準備。哲學在政治的外面，而決不應當放到政治中間去甚至成為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過分強調哲學的政治功能無論對哲學的深入研究和發展還是對現實的政治本身都沒有任何好處，我們在這方面的教訓可以說實在是太多也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