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模式論文范文第1篇
正如管理大師德魯克所言“當今企業之間的競爭，不是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商業模式之間的競爭?！笔裁词悄Ｊ?模式就是規則、方法及其體系。什么是戰略營銷模式?戰略營銷模式是企業的營銷戰略和商業模式在營銷體系及其價值鏈中的體現，是企業營銷的最高規則，是準確把握了市場營銷規律的方法論。戰略營銷模式的建立是企業根據新的市場環境，結合自身資源條件和經營實力，尋求營銷要素及其組合在市場中的變革和突破的過程。
在市場過度競爭的當今，居于營銷重要地位的創新不再是戰術模式的創新，而是戰略模式的創新，只有戰略營銷模式的創新才能為企業創造最大的利潤來源，固守模式可能讓企業喪失市場機遇。戰略營銷模式要求企業決策者上升到企業戰略的高度認識營銷，打破常規的、傳統的思維定式，保持高度靈活的營銷思維和機智敏銳的市場器官，在市場競爭的理念與戰略層次上進行系統創新，以戰略突破和理念領先贏得市場目標。
戰略營銷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營銷學中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羅杰·凱琳與羅伯特-彼得森博士指出：與傳統的戰術性營銷相比，戰略營銷更注重營銷活動的整體性、全局性以及長期效果，注重經營環境分析和競爭導向，強調經營要素的整合。
如今，中國市場營銷正在進入戰略營銷時代。市場營銷發展到今天，也的確應該上升到公司戰略層面來思考問題了，而不僅僅是傳統的企業產品的銷售工具。戰略營銷模式比傳統的營銷模式更為深刻地了解顧客，通過把握顧客需求，為顧客提供更為貼心的產品和服務，以更加有效地提高客戶的滿意度和忠誠度，實現客戶的重復購買。
戰略營銷是一個精細化的營銷模式，它包含傳統營銷的所有過程。其主要目的還在于，在滿足顧客需要的前提下，為企業尋找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傳統的市場營銷活動往往強調滿足顧客的當前利益，由于需求的不確定性以及競爭者的干擾，往往使企業陷入困境。戰略營銷是通過企業自身價值的創造、資源的積累、利益相關者關系的建立而使企業贏得長久的競爭優勢。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戰略營銷模式就是企業競爭的核心邏輯和商業模式。
營銷大師科特勒認為，營銷就是要為顧客創造價值。從價值管理的角度來看，戰略營銷的實質就是價值管理。它是以企業戰略為導向，在外部環境不斷變化以及內部要素不斷約束的經營條件下，實現價值最大化的戰略過程。
根據馬克思的價值論，物質價值、精神價值、制度價值、人的價值是價值的基本形態。
因而，在市場經濟中，交換源于價值，營銷的目的在于使價值增值，從這一意義上說，營銷模式就是隱藏在交換之下的價值等式，是無所不在的價值邏輯。
當今，營銷模式無處不在，因為營銷無處不有。隨著市場營銷向縱深發展，人們對營銷的認識也在日益深入，形而上也罷，形而下也罷，總之人們對營銷有了新的認知。營銷模式也正在成為市場熱點，似乎沒有模式就是瞎蒙，有了模式才有了取勝的邏輯。
在模式泛化的當今，從團隊到個人、從社會到群體、從國家到城市，甚至從物質到精神，大凡存在價值交換就可能存在營銷模式。一部電影、一部電視劇，一名歌星、一位設計師，一座城市、一件新產品……都會有自己的營銷模式。研究商業模式的同仁認為：婚姻、家庭都存在商業模式。果如此，豈不是更應該存在貨真價實的營銷模式?
如此延伸開去，在廣泛的社會實踐中，似乎處處都存在特定的營銷要素和“4P”組合。如果再進一步，積極地來看，營銷的因子本來就存活于人性之中，營銷又何嘗不是自我價值發現和價值實現的一次艱苦的或者輕松的人生跋涉?在當今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無論個人還是組織，要想在競爭中取勝，就應該多學一點營銷知識，更應當掌握屬于自己的營銷模式。因為營銷模式才是利潤創造的有效范式，才是商業模式的價值邏輯。
商業模式論文范文第2篇
商業銀行作為我國最主要的金融中介機構，目前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轉型壓力。在當前銀行業越來越偏重股東回報，并普遍尋求能平抑調控政策、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的長期而穩定的盈利模式，市場競爭日漸激烈，積極尋求中間業務的盈利模式，擴大業務邊界幾乎成了各家銀行尋求發展的共同途徑。
2006年前后，銀行加快了與私募的聯姻。銀行除了可以通過接觸PE業務促進傳統貸款業務之外，在為PE業務提供綜合金融方案時也使銀行有充當多重角色的可能。這些角色包括投資人、管理人、貸款人、托管人等多重角色。按商業銀行介入PE業務的方式基本可以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金融增值服務的外圍探索
商業銀行可以圍繞PE做一些金融服務方案或者提供增值服務，這方面的業務潛力很大。商業銀行外圍介入PE業務目前主要集中在資金托管、投行顧問、業務咨詢以及引資服務方面。
在具體業務方面，商業銀行為PE基金提供一系列的金融增值服務，這種服務的提供往往與充當PE基金的托管行相關聯。這種綜合金融服務方案一般都包括：托管、融資支持、投資支持、投資后管理、投資退出等。托管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
單純的PE托管，銀行大概能收取千分之零點四到千分之一不等的托管費，基本上各商業銀行都將其歸為中間業務收入。在融資支持方面，商業銀行從外圍介入PE業務主要是通過采取介紹大客戶閑置資金給PE的方式來實現，銀行往往會收取PE的融資顧問費或收取大客戶的投資顧問費或二者兼收。像投資支持、投資后管理、投資退出等方面，商業銀行主要以PE財務顧問的角色介入。盡管銀行和PE對企業判斷的側重點不一樣，通過資源共享、互相補充，商業銀行能為PE提供其他機構很難提供的專業服務。
合作模式
商業銀行參與了PE的核心運作，但往往采取“資金投入方式”和“股權持有”兩頭在外的策略，以此實現既不違反現行法律法規，又能享受PE收益的目的。有幾種市場比較流行的做法。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信托+理財”模式、“期權貸款”模式和“高級投行顧問”模式。
“信托+理財”模式，商業銀行主要通過發行理財產品投資PE的信托計劃。事實上，商業銀行以理財產品過渡的方式，利用信托計劃參與PE投資已是公開的秘密，而管理層對此也基本上采取了默許的態度。各大商業銀行均推出過類似產品。如建設銀行2007年發行的建行財富三號一期和三期，中信銀行發行的中信錦繡1號和2號理財產品，招商銀行2007年7月發行的金葵花鴻運1號全球私募股權理財產品，此外，包括工行、光大銀行、民生銀行在內的諸多銀行都發行了類似產品。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說，商業銀行對于企業的了解程度要遠遠高于信托公司。對于這類產品，由商業銀行通過理財產品募集資金，投資后的管理也往往是由銀行在維護，信托計劃只是其中的法律載體。信托在這種模式下，充當的是一個平臺的作用，是一個要件合法的環節之一。被投資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往往是商業銀行。
PE業務既是高收益業務，同時又是高風險業務。商業銀行在利用“信托+理財”模式接觸PE業務時，往往也會重點關注各方面的風險。大部分的銀行內部都將此類與PE相關的“信托+理財”產品歸為高風險、高收益產品，在投資者教育盛行的當前，它并不是一個適合普遍大眾的產品。商業銀行廣大的客戶群體和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此時就表現出了強大的力量。各商業銀行不斷通過客戶細分，挖掘出適合承擔此類投資風險的客戶，對其進行專項理財產品的銷售。各商業銀行紛紛設立高端客戶部、私人銀行部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證明了這種市場細分。
期權貸款模式正在悄悄地成為銀行與私募機構合作進入PE市場的新業務模式。期權貸款模式實際上就是一種選擇權貸款。這種貸款方式首先由銀行牽頭與私募機構合作組建，為借款客戶提供服務。而在與客戶簽訂貸款協議時，銀行與客戶的約定可把貸款作價轉換成相應比例股權期權，由私募機構出面持有，在行權期內行權后，銀行并不持有股權，但銀行可以按照之前與私募約定的比例分享客戶的股權溢價收益。這一模式的精髓在于繞開了《商業銀行法》所禁止的直接股權投資，以期權代替了股權。
在這種方式中，由于利潤分成并沒有統一標準，由銀行和私募基金雙方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協商而定。如果銀行議價能力強的話，甚至可以得到項目投資收益后20％的提成。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銀行掌握信息、客戶等優勢資源，銀行對項目具有很強的控制力，這就直接決定了銀行具有相當強的議價能力，因此，相應地銀行從中獲取的利潤分成也會較高。從表面上看，銀行提供客戶資源，私募機構提供具體投資服務，但通過合作，銀行實際上是把私募機構變成了自己的業務部門。而且，在信貸緊縮的背景下，銀行也非常樂意進行期權貸款的發放，這也符合銀行內部的“資金向優質客戶、優質項目集中”的信貸原則。期權貸款實際上是直接融資市場與間接融資市場的結合模式，對于銀行、PE機構、被投資企業來說是一種多贏。據報道，目前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等國有控股銀行都已經開始嘗試期權貸款業務。
在高級投行顧問模式中，商業銀行內部的投行部門，往往通過為PE機構提供高級投行顧問服務來分享盈利。具體來說，往往采取兩種方式，一是利用引資的優勢，二是利用項目優勢。能為PE機構找來投資所需的資金，或者能為PE機構找來素質良好的被投資企業，那么在PE投資行為中，商業銀行就能扮演重要角色。而尋找資金和優質企業往往又是商業銀行的優勢所在。具體做法上，各商業銀行基本上都是采取進場費和成功費分段收費的模式。即簽署協議時收取少量進場費，在引入資金到位后或者項目產生投資收益時，收取成功費。
借道產業基金的PE模式
銀行往往會動用資金，并直接或間接持有PE目標公司的股權，所從事的是真正實質上的PE業務。這類業務的開展由于各類法律的限制，商業銀行真正介入的并不多見，往往都是采取特批或者繞道的方式。
目前，由于國內的大型產業投資基金都是采取經由地方政府上報國務院審批，國家發改委負責進行審查把關的方式設立。目前已獲批或可能獲批的有渤海產業投資基金、上海金融產業基金、廣東核電產業基金、綿陽高新產業基金、山西能源產業基金等等。在這些產業投資基金引入商業銀行的過程中，如果銀監會給予商業銀行的投資準入的權限，那么在國務院的整體批復同意的條件下，就不存在違法的情況。
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參與這種產業投資基金，往往要面臨國務院、發改委審批和銀監會審批兩道關口，而這兩道關口在做出決策時往往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具有國際化運作平臺的商業銀行往往采取曲線繞道的方式。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天津成立的渤海產業基金，涉及的重要機構中就有中銀國際。渤海產業投資基金總規模200億元，首期募集金額60.8億元，其中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出資10億元。負責管理該基金的渤?；鸸芾砉咀再Y本金為2億元，中銀國際占48%的股份，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長由中銀國際的董事長、中行行長擔任。在這個基金整體方案中，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這兩塊核心內容中，都能找到中國銀行的身影。首先，中行利用其旗下的“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對渤?；鸸芾砉究毓?8%，達到控制管理公司的目的，中行行長、中銀國際董事長李禮輝出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其次，中行利用其旗下的“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對基金出資10億，達到投資的目的。最后，該基金全額委托中銀國際控股的渤?；鸸芾砉竟芾?，實際達到了中行控制該基金的目的。通過該結構設計，中行一方面作為出資人有分配收益的權利，更重要的是，通過控制基金管理公司從而實際控制了基金的投向和運作。
除了上述兩種方式外，商業銀行涉及PE業務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做法。就是收購信托公司，通過信托公司開展PE業務。對商業銀行收購信托公司開展信托業務，《商業銀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證券經營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同時，第三條第14款規定，“商業銀行可經營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準的其他業務，經營范圍由商業銀行章程規定，報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準”。第四十三條的“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和第三條第14款的規定實際上為商業銀行實現綜合化經營預留了空間，為商業銀行參股或收購信托公司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行性。信托業素有“金融百貨”之稱，商業銀行作為綜合化經營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在收購信托公司，拓展業務范圍方面不遺余力。交通銀行收購湖北信托獲批，湖北信托更名為“交銀國際信托有限公司”。這是境內信托業經歷多次整頓后第一次引入商業銀行作為投資者，可以說是交行版圖向信托領域擴張的里程碑事件。隨后，建行收購興泰信托獲批。據了解，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大型商業銀行目前也在著手收購信托事宜。
毫無疑問，業務轉型問題是我國商業銀行在完善公司治理改革之后需要面臨的又一項重要課題。轉型目標在于不應再將商業銀行簡單地看作介于借貸方之間、用來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的代理人，它應是一個獨立的市場參與者，通過創造金融產品，以及對風險、期限、規模、流動性的轉換來提供綜合服務，為客戶實現增值。商業銀行對于PE業務領域的拓展展示了其走向綜合經營的一種嘗試，無論其步伐大小、節奏快慢，都必將深深根植于中國特有的經濟金融環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PE業務已成為商業銀行轉型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投資銀行部）
商業模式論文范文第3篇
燈泡不是買的，而是租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航站樓，3700個LED燈具和照明設備讓這里一年四季明亮如晝。正如去餐廳享受美食不必將餐具一同買下，昕諾飛在史基浦機場的這種商業模式不僅使客戶節約成本，通過對燈具的回收利用實現了50%電力消耗的減免。
隨著世界各國對照明需求的增加以及循環經濟模式的普及，照明行業放棄消耗即增長的商業信條勢在必行。昕諾飛推廣的光照設備租賃模式，允許顧客在搬家或者其他情況之下并不需要丟棄舊設備，而所有權的持有也便于企業對產品材料進行全面回收和設備的更新換代。這種“一次性銷售”向“照明即服務”的循環經濟模式轉變，將更好地平衡人與環境資源的關系。
“不賣燈泡，賣照明時數”
史基浦機場，歐洲第四大機場。雖然吞吐量不及倫敦、巴黎機場，但其高效便利的設施服務、簡潔空曠的空間感，以及航空大廈良好的光線感卻更勝一籌。光，正是帶來這些美好的源泉，而產生光的LED燈具是與昕諾飛租賃而來。
2011年，昕諾飛推出“不賣燈泡、賣照明時數”的創新服務“Pay per Lux”。與史基浦機場的合作就是一次成功的實踐。這份十五年的“照明服務解決方案”合約顯示，昕諾飛保留照明設備所有權，合約期間包辦所有管理和保養維修，機場只需要每月支付固定服務費。昕諾飛透過聯網裝置，隨時監控照明設備的運作與用電狀況，出現故障就馬上派人維修，維持在最佳能源效率的狀態，淘汰的燈具則直接由昕諾飛回收再利用。
協助昕諾飛設計Pay per Lux的歐洲循環經濟先驅、永續建筑Thomas Rau說，“當產品所有權回到廠商身上，很多行為就會跟著改變?！彼忉?，首先，因為每月收取固定服務費，昕諾飛會希望在合約期間，維修或更換產品次數愈少愈好，成本才會愈低、利潤愈高。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昕諾飛將產品設計得更堅固耐用、更容易拆解、維修。在推出Pay per Lux之后，昕諾飛重新設計了LED燈泡，將容易故障的驅動器從燈泡內移到外側，出現故障時只要更換驅動器，不用把整個燈泡丟掉，不但延長使用壽命，也減少廢燈泡產生。另一方面，同一個照明設備重復使用的次數越多也是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手段之一，這種商業模式有利于企業主動擔負起回收的責任。
對于客戶而言，花最少的錢使用最好的產品和服務，從而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史基浦機場因為有昕諾飛代為管理、維護照明設備，電力消耗比過去降低了50%，節省電費的同時減少碳排放?！岸夜举Y產負債表上，少了一項資本支出，對整體財務和營運也有幫助，”昕諾飛循環經濟專案經理人Markus Laubscher強調，“如果要真正做到可持續發展，就要想辦法找到一個和‘不斷消耗原物料’脫鉤的成長模式，也就是用相同或更少的資源，替自己和客戶創造更多的價值?！?/p>
智慧照明推動循環經濟發展
對于循環經濟究竟該如何發展，業界專家普遍認為物聯網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助推作用。未來節能就是照明變得更智能，不管是家居照明還是市政照明，智能調光，按需照明采用時控控制、自動控制、傳感器控制、系統控制等多種智能調控方式，盡可能減少產品在全生命周期中資源、能源和環境成本，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史基浦機場照明系統也因智能互聯更加綠色節能。
機場后勤區域能夠在需要的時間和位置提供恰到好處的照明，人來即亮，人走燈滅，平行的燈具安裝設計消除陰暗角落，有效減少事故發生。這背后得益于智能照明模組智能互聯的特點，數字化調試減少人力投入從而降低運營成本。尤其是標準化的安裝口使更新升級便于操作，即使部分替換也不必全部淘汰，支持循環重復使用。通過LED智能互聯照明系統，昕諾飛用燈光幫助史基浦機場迎來送往、去危就安，保障航班安全起落，這也契合昕諾飛“閃亮生活”可持續發展愿景。
未來，隨著技術、產品成熟，企業積極實踐，以及智慧照明概念普及，LED智能照明市場會將持續成長。高工產研LED研究所相關數據顯示，預計2020年全球LED智能照明市場規?？蛇_300億美元。通過智能調光，節能率可提高10%—20%，加上LED燈具本身60%左右的節能率，智慧化手段之后的節能率可達到70%—80%。目前，昕諾飛智能互聯照明技術已經在全球多個城市落地，家庭、辦公和城市公共場景轉變為可持續的智能空間。這不僅有利于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也是拉動循環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力量。
“閃亮生活，美好世界”
昕諾飛相信，可持續發展不僅是一種責任，更是未來成功的關鍵。正如昕諾飛全球首席執行官洪岸禮（Eric Rondolat）所言，“我們不僅視可持續發展為企業責任，更是勢在必行的全球化行動。對我們而言，可持續發展是從根本上改善我們的發展途徑?！?/p>
正是在此基因催生下，昕諾飛探索出循環照明模式，助力史基浦機場成為可持續發展程度最高的機場之一。
而且，在昕諾飛看來，這種轉變意味著商業機遇。
昕諾飛大中華區總裁王昀認為在循環經濟模式下，兩個維度的模式創新能夠給企業帶來良好的發展前景，一個維度是業務模式的轉變，從傳統的產品售賣轉變到提供服務與產品的綜合模式;另一個維度則是發掘產品的衍生價值。昕諾飛正在通過物聯網技術改善生活的同時大幅減少能源消耗，提高生產運營和供應鏈領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在人口壓力和資源挑戰的背景下，更多、更節能的光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剛需，LED照明在節能減排、影響氣候變化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據測算，1998年全球照明共消耗2300億美元的電力，同時在發電過程中還產生4. 1億噸二氧化碳氣體。昕諾飛認為，如果將現今占全球電力需求15%的照明產品都升級為更節能的LED產品，到2030年，照明電力需求占比將降至8%。
面對能源與環境的危機，昕諾飛已經形成了明晰的發展戰略和途徑。2016年，昕諾飛在全球發布下一個五年可持續發展計劃——“閃亮生活，美好世界”， 致力于到2020年將可持續收入占比提升至80%，節能LED燈泡全球銷售超過20億只，并且實現全球運營碳中和。2018年成績顯示，昕諾飛可持續產品的銷售額占比達到了79%，全球碳足跡減少49%，并且在加拿大和美國實現了碳中和，而廢棄材料填埋較2017年降低了17%，廢棄物回收利用率達82%。
在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昕諾飛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行動中都走在了前列。這也是一家歷經百年洗禮的企業，在歷史中的積淀，以及面向未來的承諾。
商業模式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技術創新的實質是硬技術與軟技術的集成。技術創新各主體通過資源共享、知識分享機制展開橫向、開放、網絡式協同創新。對珠三角地區職業院校校企合作實證研究表明，校企合作對于相關企業技術創新人才投入、技術投入、創新意識、企業制度創新產生了較為積極顯著的影響，但是對于促進企業將新技術轉化為經濟效益、提升企業盈利能力以及增加產品價值的成效不顯著。對此，校政企共建校企協同創新中心、完善技術創新保障與服務體系、注重職業院校校企文化融合是提升職業院校校企合作技術創新成效的實施路徑。
關鍵詞 職業院校；校企合作；技術創新；珠三角地區
一、軟技術與技術創新
（一）技術概念的進化
美國科學家比爾·喬伊（Bill Joy）指出，21世紀最強有力的技術—機器人、基因工程和納米技術正在威脅人類走向毀滅[1]。人類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如生態環境的破壞、技術的不當使用等都迫使我們反思，對于技術的理解，不能僅停留在對于自然界的支配與改造的認識層面，而更應該重視對于人類自身及行為技術的深入研究，回到技術的邏輯起點，全面認識技術的內涵。
古希臘柏拉圖（Plato）認為，技術包括獲得術（學習術、知識獲得術、利潤獲得術、斗爭術、狩獵術與制作術）與制作術（實物制作術與影像制作技術）。達賽歐（Friedrich Dassauer）認為，技術要符合自然法則、合目的的加工、具有創造性的目的[2]。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認為，將技術表述為目的與行為這一命題并沒有揭示技術的本質，他認為，技術是一種解蔽的方式。中國學者董光璧認為，從知識的視角看，技術是可操作的知識（科學是理論的知識）；從方法的視角看，技術是方法，屬于發明（科學是發現）；從活動的角度看，技術的目的在于實踐（科學的目的在于認識）[3]。
雖然對于技術的理解，學界難以形成統一的認識，但是筆者認為，技術既不是主觀的技能、技巧或智力，也不只是客觀科學體系中的物質手段、工藝程序或設計，技術存在于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人類活動體系（認識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動、認識和改造社會的活動、認識和改造思維的活動）之中，是具有操作性的知識體系，包括實體世界的硬技術與意象世界的軟技術，是物理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社會因素的融合。
（二）技術創新的實質——硬技術與軟技術的集成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認為，創新是經濟系統引入新的生產函數，更新了成本曲線。成思危認為，創新包括把一種新產品、新工藝或者新服務引入市場，實現其商業價值的過程（技術創新）；把一種新思想、新方法、新手段，或者新的組織形式引入到企業或國家的管理中，并取得相應效果的過程（管理創新）；將一種新關系、新體制或者新機制引入到人類的社會和經濟活動中，并且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過程（制度創新）。
如將創新區分為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將軟技術誤認為是管理或制度來研究，究其原因，是沒有弄清楚技術創新的本質。加州大學教授馬丁·肯尼（Martin Kenney）在《硅谷的組建新公司的機構》一文中指出，硅谷不同于一般的產業集群區或者難以用普通的產業集群理論研究和解釋的地方在于，其不僅是新公司、新技術和新產業的基地，而且是培育和發展新型商業模式的發源地。我國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CIMS）技術專家經過長期的探索與實踐，證明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成功的關鍵在于軟硬件技術之集成，即信息、自動化和加工技術必須與企業組織文化、制度以及企業能力集成[4]。技術創新不僅是技術活動、商業活動（技術轉移過程），還應包括控制和管理技術的活動。
筆者認為，技術創新的本質是硬技術與軟技術的集成，從創新主體維度分析是企業與外部其他組織的協同創新，從創新客體維度分析是對于產品、服務、過程、規則的創新。技術創新蘊含著人的思維、觀念等“人”性的力量，技術創新的結果往往是創造性地開辟新市場、開發新產品和新服務、創造與更新知識、提升管理水平。
（三）校企合作與技術創新的內在機制
在價值論上，職業院校尤其是高職院校、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功能定位應不局限于人才培養，還應注重科學研究（應用型研究）、社會服務（服務區域經濟、文化建設）等價值實現。在科學研究方面，職業院校與研究型院校相比，其研究的位階上存在差異，具體而言，研究型本科院校應致力于基礎研究，探究學科的基本科學規律和普遍知識，而職業院校校企合作協同創新應立足于上一位階研究成果的應用研究，進行應用性、生產性等具體操作層面的研究，將抽象、原理性、純粹科學研究具化為新產品、新工藝、新管理規范、新業務流程，重視將科研成果服務于廣大中小企業或普通受眾。
在本體論上，科技創新體系分為知識創新體系（研究型大學為主體）和技術創新體系（企業為主體），通過科學發現、成果轉化、新技術應用等三個方面的工作，實現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銜接機制的構建[5]。職業院校校企合作技術創新應以企業為主體，在研究型大學的知識創新基礎上，以市場為導向，由企業提出技術創新需求，職業院校提供智力支持，校企共同進行新技術應用層面的合作，促進上游科學研究的知識成果在應用領域的轉化，促進科技成果的產品化、商業化應用與推廣，著力在“新技術應用”層面展開合作。
在方法論上，職業院校校企合作技術創新通過校企技術應用創新項目合作（契約方式）、校企共建技術創新中心（股份制方式）、職教集團協同創新（一體化方式）等模式開展。在具體合作路徑上，職業院校校企合作技術創新不僅指高校和企業共同參與具體的創新項目過程，也包括基于技術創新項目的相關業務往來，即包含純商品交易式的技術轉讓以及職業院校參與產品技術研發、技術應用創新的過程。
二、職業院校校企合作成效分析——基于珠三角區域企業技術創新實證調研
（一）校企合作與產業集群技術創新
“線性范式”企業技術創新過程。關于單個企業技術創新溢出效應的研究，即產業集群技術創新的“線性范式”主要內涵是：校企合作優化企業內部創新系統，影響單個企業技術知識轉移和技術知識開發的轉化過程，產生產業集群技術溢出效應，進而促進產業升級、優化產業鏈內部組織結構。
“集群網絡范式”企業技術創新過程?！熬€性范式”無法解釋目前職業教育集團、職業教育聯盟的校校合作、職業院校與數家企業協同創新的復雜性實踐問題?；诋a業集群網絡創新視角分析，技術創新的主體包括企業群、中介組織（行業協會或專門服務校合作的組織）、學校群，各創新主體通過資源共享、知識分享機制展開橫向、開放、網絡式協同創新，并構建和實施激勵機制、分配機制，創新長效合作創新機制。在具體創新過程中，校企合作線性創新（職業院校與單個企業協調創新）通過在產業集群內部企業間的學習效應（技術引進與學習、技術人員自然流動等）形成技術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提升整個產業技術水平，同時通過垂直溢出效應給整個產業鏈帶來技術的變革動力。此外，學校間的聯盟與合作、學校與企業群產學研聯盟實體（如職教集團）協同創新、學校與企業通過中介組織搭建橋梁形成創新型網絡集群，通過激勵機制、技術支撐機制、知識產權機構來構建多方合作主體的信任機制，形成校企合作知識集成耦合路徑，構筑協同創新的制度基石，動態累積循環，實現校企合作利益相關者（企業、職業院校、學生、家長、政府、中介組織）各方共贏的局面[6]。
（二）校企合作技術創新評價指標構建
徐曄、陶長琪、丁暉（2015）采用知識創新能力、技術創新能力、管理與制度創新能力、區域產業創新貢獻能力四個指標構建區域創新系統評價指標體系，其中技術創新能力劃分為兩個二級指標，即技術開發能力（專業技術人員數、大中型企業技術開發投入、重大科學技術成果數和或國家科技進步獎數目）、技術轉化應用能力（技術成交額、科技成果轉化率和科技進步貢獻率）[7]。柳卸林、高太山認為區域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包括知識創造、知識獲取、企業創新、創新環境、創新績效[8]。
國內外學者在研究區域創新能力中通常把企業技術創新、知識創新、環境與制度創新作為獨立的研究指標，把技術創新理解為新產品研發與推廣、新工藝流程改進的硬技術升級過程；用技術創新采用企業研發（R&D）投入經費比例、技術人員數量來衡量企業的技術投入，根據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專利（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外觀設計專利）數量來評估企業創新產出；關于產學研的量化研究，通常還包含科研院校研發（R&D）投入經費比例、科研人員數量、論文發表數量、橫向課題數量等量化指標。
綜合以上分析，校企合作技術創新的評價指標應包含軟技術創新評價指標與硬技術創新評價指標。具體而言，軟技術包括企業管理創新、企業商業模式創新、企業資本運作創新，硬技術創新評價指標包括創新投入指標（研發人員數量、研發經費比例）和創新產出指標（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專利數量、著作權登記數量、技術服務收入、論文數量、橫向課題數量）。軟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應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評估方法，硬技術創新評價指標應主要進行定量分析。
（三）珠三角地區校企合作與技術創新實證分析
1. 珠三角地區職業院校校企合作情況調研
珠三角職業院校的校企合作呈現出“量大面廣”的基本特點。以廣東省高職院校為例，2015年校企合作企業共計15763個，校企合作專業數達到3483個，校企合作開發課程數達2920門，校外實習實訓基地15719個，校企合作訂單班培養22786人，校企合作中企業捐贈設備總價值6529.956萬元。截至2015年12月，廣東省共建有區域職教集團47個，區域職業院校聯盟1個。
珠三角地區職業院校校企合作典型模式有：職業院校專業群對接園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工業園）產業群的“校園融合”模式；依托“職教集團”實現混合所有制共建二級學院、創新孵化院、廠中校；與產業集群（專業鎮）合辦“產業學院”實現專業與產業對接。
2015年廣東省已建成313家校企合作工程中心或技術中心，陸續建成309個各具特色的專業鎮，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從1995年的39%增加到2015年的50%，高新技術產值年均增長30%[9]。2013年至今，廣東省教育廳認定了15個高職院校協同育人平臺及協同創新中心，橫向科研課題到賬經費9511萬元，技術服務收入12500萬元，通過協同創新、強化科技服務，職業院?？萍奸_發能力得到有效增強[10]。
2. 珠三角地區校企合作技術創新評價模型構建
中國企業聯合會和中國企業家協會對千戶經營戶展開問卷調查，調查顯示，企業經營者提高企業競爭力應當重視的主要能力依次為：戰略執行能力（62.72%）、研究與開發能力（56.96%）、市場銷售能力（47.27%）、市場應變能力（41.81%）、資金運作能力（37.27%）、企業文化能力（29.39%）、經營組織能力（29.09%）、風險控制能力（27.57%）、生產制作能力（12.42%）；企業家需要提高的相關能力依次為：戰略決策能力（86.96%）、開拓創新能力（76.36%）、資源整合能力（53.63%）、應對風險能力（49.39%）、溝通能力（28.78%）、其他（1.81%）[11]。由此可見，不論是對于企業競爭力的提升還是企業家需要提高的能力，技術創新能力成為僅次于戰略能力的企業關鍵能力。
雖然關于技術創新的研究尚未形成統一的測量量表，研究者已經進行諸多有益的嘗試。技術創新的研究中以創新績效為被解釋變量的較多，但筆者認為，創新績效的量化指標（例如新產品銷售額、專利數量、技術轉讓合同金額）往往難以反映相關成果的質量，無法反映企業總體創新績效，并且研究者可供查詢的統計數據以規模以上企業類型為主，在中小企業統計數據大量缺失的情況下難以評估其創新績效。因此，擬進行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借鑒張文強的產學研評價體系[12]，采用羅氏等級評分法，對校企合作利益相關者（校企合作企業員工、職業院校教師）進行自我評價，根據校企合作目標、技術創新效果等設計針對性問卷，累計計分（二級指標設立0、2、4、6、8、10、12不同分值，其中0表示最差，12表示最優，根據不同企業類型設置不同評分標準），得出對校企合作技術創新的評價結果，進而提出意見和建議。詳細評價指標見表2。
在以上指標體系中，技術創新人員投入、技術創新資金投入等指標為定量指標，根據調查企業校企合作開展前后的對比數據分析并評分，并依據國家工業與信息化部《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將企業劃分為大型企業與中小微型企業，并采用不同評分標準。
校企合作技術創新評價體系中，有一些指標無法量化，或因為量化會產生不準確的評價效果，比如用技術專利數量、技術轉讓合同金額、新產品銷售金額等指標僅反映技術創新的數量，而難以反映技術創新的質量，因此這些指標采用定性評價指標，具體包括：技術創新活動能力（創新意識）、技術創新產出水平、企業轉化經濟收益、企業盈利能力提升、企業技術人員穩定性、企業技術人員能力提升、企業產品價值提升、企業創新制度評價、企業核心經營理念轉變等。
（1）技術創新人員投入（A11）指標評分標準
大型企業技術創新人員投入標準從0分到12分依次為：技術創新人員沒有增加（0分）、增加1%以下（2分）、增加1%～4%（4分）、增加5%～9%（6分）、增加10%～14%（8分）、增加15%～19%（10分）、增加20%及以上（12分）。
中小微型技術創新人員投入標準從0分到12分依次為：技術創新人員沒有增加（0分）、增加1%～2%以下（2分）、增加3%～4%（4分）、增加5%～6%（6分）、增加7%～8%（8分）、增加9%～10%（10分）、增加20%及以上（12分）。
（2）技術創新資金投入（A12）指標評分標準
大型企業技術創新資金投入標準從0分到12分依次為：技術創新資金沒有增長（0分）、增加5%以下（2分）、增加6%～9%（4分）、增加10%～14%（6分）、增加15%～19%（8分）、增加20%～24%（10分）、增加25%及以上（12分）。
中小微企業技術創新資金投入標準從0分到12分依次為：技術創新資金沒有增長（0分）、增加3%以下（2分）、增加4%～5%（4分）、增加6%～7%（6分）、增加8%～9%（8分）、增加10%～19%（10分）、增加20%及以上（12分）。
（3）技術創新活動能力（A13）評價指標
技術創新活動能力標準從0分到12分依次為：完全沒有技術創新意識（0分）、重視程度不足（2分）、重視程度有待提高（4分）、技術創新得到技術人員的重視（6分）、技術創新得到管理層的重視（8分）、技術創新得到全體員工的重視（10分）、形成創新團隊并把技術創新作為企業生存的首要條件（12分）。
（4）技術創新產出水平（A14）評價指標
技術創新產出標準從0分到12分依次為：完全沒有任何實用成果（0分）、有成果難以轉化（2分）、有成果但未進入轉化階段（4分）、有成果已經進行初步轉化嘗試（6分）、有成果轉化順利但尚未見效（8分）、有成果已轉化并已見成效（10分）、成果豐富轉化順利效益明顯（12分）。
企業轉化經濟收益（A21）、企業盈利能力提升（A22）、企業技術人員穩定性（A31）、企業技術人員能力提升（A32）、企業產品價值提升（A41）、評價指標企業創新制度（A42）、企業核心經營理念轉變（A43）等評價指標均為定性評價指標。
3. 珠三角地區校企合作與技術創新調研數據分析
擬通過小規模樣本調查及檢驗，對問卷的具體條款進行分析和凈化，旨在盡早發現測量工具的缺點并做修正，以減少大規模樣本調研發生錯誤的可能性，提高研究的效度和信度，爭取到更加真實可靠的研究成果。小樣本是在廣州市某職業院校和其校企合作的3家企業中進行測試，共發放問卷67份，有效問卷58份，有效率達到86.6%。技術創新量表的各項測量條款修正后項總相關系數值（CITC）都大于0.3，并且無提高α系數的可能性。整體量表的Cranach α系數為0.8147，大于0.7，表明條款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對樣本充分性及樣本分布檢驗發現，KMO測試值為0.734，Bartlett球形檢驗卡方值為321.142，顯著性概率為0.000，表示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大樣本調查和假設檢驗。通過系統抽樣方法（systematic sampling）進行數據統計分析，魯恩納利的建議是“樣本數量是測試變量數的10倍”。本次大樣本調查通過實地調研和網絡發放問卷展開，調研對象為珠三角地區職業院校以及校企合作單位（高職院校協同育人平臺以及協同創新中心合作單位、職教集團成員），校企合作企業共發放問卷875份，回收797份， 回收率為91.1%，其中有效問卷783份，有效率89.5%，有效問卷涉及了157個企業；職業院校共發放問卷343份，回收335份，回收率81.3%，有效問卷335份，有效率100%，有效問卷涉及15所高職院校以及5所中職學校?；厥詹⒎治鲇行柧?，得出統計結果，詳見表3。
利用SPSS對各測項和相關系數進行檢驗，各項指標的 Item-Total Correlation系數均大于0.7，其中產品盈利能力提升指標的Item-Total Correlation系數數值最低為0.7723。Cranachα系數為0.927，符合信度檢驗要求。大樣本Cranachα系數為0.927，和小樣本的整體Cranach α值（0.8147）對比，可以看出，隨著樣本容量增大，技術創新量表的信度有所提高。
因子分析過程采用KMO樣本測試法和巴特里特球體檢驗法，KMO測試值為0.904，Bartlett球形檢驗卡方值為398.142，顯著性概率為0.000，各因子的原始變量有較顯著的相關性。
通過以上實證并結合實地調研、與企業專家、職業院校校企合作負責人訪談可知，校企合作對于相關企業技術創新人才投入、技術投入、創新活動能力（創新意識）、企業制度創新產生了較為積極顯著的影響。珠三角地區，通過校企合作共建協同創新中心、協同育人平臺的建立，改革辦學所有制模式，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方式，為技術創新帶來活力，為硬技術創新提供良好環境，同時也成為軟技術創新的內容。如依托“廣東機電職教集團”，與廣州歐佳機電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出資成立了“廣東省華南機電創新孵化院”，共建新型教育科研機構，由校企雙方的代表作為股東組成董事會，企業總經理擔任董事長，二級學院領導擔任創新孵化院院長，實現了基于產權混合共同搭建科研開發和技術服務平臺。珠三角地區職業院校通過加大校企合作人員與資金投入，促進企業配套資金投入研發項目，共同攻克企業技術難題、申報科技項目、制定行業標準、申請專利，促進企業技術水平提升與產業升級。如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構建起校企合作技術轉移基地，開展合作的企業達23家，校企合作成功開發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汽車動力電池激光切割機，解決了困擾新能源汽車行業多年的技術難題。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廣東家具工程與裝備數字化技術協同創新發展中心”積極推動家具數字化制造技術、裝備技術的轉化應用，主持起草了1項地方標準，申報獲得了2項行業標準制定立項。
實證調研分析發現，校企合作過程的問題與不足，校企合作技術創新促進企業轉化經濟效益、促進企業盈利提升以及產品價值提升要素上成效不顯著，尤其是中職院校以及非示范性高職院校在技術創新合作上不具備合作資源優勢，導致與企業實質技術合作較少，企業合作意愿不強。
三、提升職業院校校企合作成效、促進區域技術創新的路徑和建議
（一）校政企共建校企協同創新中心，提升職業院校技術服務能力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時代的技術創新是在大規模生產條件下進行的，具有“毀滅性創新”的特點，即創新表現為突變式或非連續性的過程。而產業組織垂直分離條件下，技術變革速度不斷加快，創新的方式也由突破性創新演變成漸進式創新，創新過程與生產過程結合得日益緊密，使得創新成果也更富于實踐性和應用價值[13]。職業院校應主動適應社會生產方式變革，準確定位技術服務功能，在政府主導下與企業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或基地，開展技術創新項目合作，進行混合所有制實踐與探索。如“教育部-中興通訊ICT產教融合創新基地項目”由教育部統一領導，應用技術大學聯盟與中興通訊、合作院校共同實施的戰略合作，為全國地方高校實質性轉型和產教融合發展樹立標桿，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二）完善技術創新保障與服務體系，促進技術產品市場化運作
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看，技術創新是創新主體借助技術手段的中介認識、利用、變革創新客體的過程，創新主體的能動性決定創新活動的成敗。技術創新的主體通常是熱衷承擔風險并具有責任感的企業人，包括構思產生者、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或倡導者、項目領導者、守門人、指導者。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企業要承擔資本投入較大、技術產品難以商品化的風險。作為合作院校，應更多擔負構思產生者與指導者的角色或協同角色。作為政府，應該優化創新環境，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出臺校企合作技術創新企業稅收、財政、金融、技術交易鼓勵政策，完善技術創新保障與服務體系，促進技術產品市場化運作。
（三）職業院校注重校企文化融合，大力開展內涵建設
職業院校的發展應從外延擴張轉向內涵建設，其內在的含義不僅在于教育觀的創新，構建校企合作育人的目標，更為重要的是立足于服務區域經濟，校企協同創新，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與區域產業升級。職業院校人才培養應定位于應用型、技能型人才培養，注重學生的可持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應注重新技術應用、改進、推廣以及文化的創新，注重校園文化與工業文化的融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世界沖突的根源來自于文化的沖突[14]。校企合作技術創新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職業院校校園文化的開放性。實現產學研協同創新的前提是，職業院校與合作企業文化認同與融合，構筑“平等合作、共同發展”的理念。在協同創新過程中，職業院校要深入了解合作企業的企業文化，熟悉企業價值標準、道德規范、企業流程，提升自身行業資源、提高智力轉化效能[15]，將企業文化因子滲透到校園文化的土壤中，培育出校企合作協同創新的豐盛果實。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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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Data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Deng Zhihong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uthor Deng Zhihong， lecturer of Guang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Guangzhou 510800）
商業模式論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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