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供給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經濟學界對貨幣供應一直存在內生性與外生性之爭。據對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有關數據的統計分析，貨幣內生性理論較好地詮釋了中央銀行貨幣供給行為。貨幣流動性過剩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但由于貨幣供給的內生性，使得貨幣需求倒逼貨幣供應，中央銀行調控流動性往往很難達到預期效果。金融危機是本次通貨膨脹的誘因，寬松貨幣政策和四萬億投資等一系列的應對措施導致流動性大大過剩，但由于我國經濟結構的二元性特征，使得流動性總量過剩和結構性緊缺同時并存，單一收回流動性往往會傷及實體經濟健康發展。鑒于我國通貨膨脹原因復雜性，需注意防范治理通貨膨脹過程中造成的負面效應。治理通貨膨脹應立足于產業結構調整，把促進經濟和諧發展放在重要位置，制定協調、可持續的措施。
關鍵詞：貨幣；流動性；通貨膨脹
一、貨幣內生性與外生性
一般認為，通貨膨脹主要是因為貨幣供應過度才使得流動性過剩，導致過多的流動性追逐定量商品推動商品的價格不斷上漲。但在有些情況下卻并不適用。據許雄奇和張宗益（2004)統計顯示，1978—2002年，我國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口徑(M0、M1、M2)分別存在6.06%、4.15%、8.59%的超額貨幣供應，尤其是1997年以后，在M1、M2基數不斷增大的情況下，貨幣供應年均增長率接近20%，然而這部分超額貨幣并未引發通貨膨脹，反而在1998—2002年間出現了通貨緊縮[1]。在我國出現的這種貨幣供給與物價之間的關系完全背離了主流貨幣理論的經典公式，“超額貨幣”似乎不知所處的現象，被國際經濟學界稱之為“中國之謎”[2]。
（一）貨幣外生性
所謂貨幣外生性就是指貨幣供給作為經濟運行過程的一個外生變量，由中央銀行獨立自主地加以決定，其對經濟運行和其它經濟變量的影響通過凱恩斯效應或實際余額效應實現[3]。在現代經濟學中，主流貨幣理論主要是指主流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貨幣理論，二者雖然相互對立，但卻在基本理論假設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都主張貨幣外生性假設。中央銀行只要確定了經濟發展所需的合理貨幣需求量，然后供給適量貨幣，貨幣供需就能實現均衡。因此當貨幣失衡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政策手段的實施加以矯正。
根據主流外生貨幣供給理論，貨幣流通速度是一個受制度、偏好等長期因素影響的變量，貨幣供給的變動必然會通過產出與價格的變動加以反映，從數量上看，一國貨幣數量的增長率應該等于價格水平上漲率與產出增長率之和，即等于物價CPI上漲率與國民收入GDP增長率。由于貨幣在長期是中性的，貨幣供應量過多必然推動物價上升，但在我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時間中卻長期存在著超額貨幣供給與物價水平之間的反常關系。因此，基于貨幣供給外生性假定的現代主流貨幣理論似乎難以解釋我國出現的“貨幣迷失”和“流動性過?！边@兩種貨幣現象。但貨幣內生性卻較好地解釋了這個問題。
（二）貨幣內生性
所謂貨幣內生性是指流通中的貨幣是由經濟運行本身的內在要求決定的，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并不是一種主動的選擇行為，而是一種被動的適應性行為，因此，貨幣供給量是經濟體系中的內生變量，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的控制只能是相對的[4]。較早提出貨幣內生性的是，1959年英國拉德克利夫委員會發表的《貨幣體系之運轉報告》：“對經濟真正產生影響的是包括貨幣供給在內的整個社會的流動性，試圖控制貨幣的努力會促使經濟主體用其他流動性的資產來代替貨幣，以至于貨幣政策無法實施，只有對經濟中的一般流動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種有效的貨幣政策”。托賓認為人們會根據成本和收益，在貨幣與其他金融資產之間做出選擇，貨幣同其他金融資產一樣，其供給和需求取決于持有該種資產的成本和收益。貨幣供給受到貨幣需求以及公眾資產組合的優勢等因素制約，因而整個金融系統和公眾共同決定了貨幣供給[5]。格利和肖指出，由于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具有貨幣創造作用，并且這種非貨幣金融是在貨幣當局控制之外。
后凱恩斯貨幣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溫特勞布、卡尓多、拉沃伊、莫爾、明斯基、羅西斯和埃爾利等人在上世紀70和80年代陸續提出了“適應性內生貨幣供給理論”和“結構性內生貨幣供給理論”。他們有的認為貨幣供給與實際產出水平以及就業有直接關系，而與物價水平只存在間接關系，為了防止信貸緊縮導致災難性的債務緊縮，中央銀行除了滿足“交易需求”外別無選擇；有的則強調當銀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機構的準備金不足時，主要是通過創新性資產負債管理，即銀行貸款創造銀行存款，商業銀行再根據存款來尋找儲備，而貸款又是由具有信用的企業或個人決定的，中央銀行無法控制經濟中的貸款量，因此也就無法控制貨幣存量。內生性貨幣理論的提出和發展重新詮釋了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行為。
二、貨幣供給與流動性過剩
2010年，我國官方開始適用社會融資總量的統計。站在內生貨幣供給理論角度，隨著金融創新和發展，履行貨幣職能的金融資產數量和種類越來越多，傳統的金融業統計范疇已經不能涵蓋整個社會資金的流動和變化，貨幣供應量指標與產出和物價變動間的相關性越來越弱。與此同時，社會公眾、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政府等貨幣創造能力越來越強，各種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和新型融資方式、渠道的誕生大大降低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控制能力。因此，貨幣供給“過?！?，主因不是由供給方決定，而是由需求方決定。
（一）貨幣需求倒逼貨幣供應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貨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執行交易媒介職能的貨幣占比逐年下降，執行資產職能的準貨幣成為主體，這種貨幣結構導致貨幣供求均衡的主導力量由供給轉向需求方面，而在需求結構中居民又占絕對主體[6]。從中央銀行角度看，這種超額貨幣供給具有很大的被動性，由于其轉化為其他金融資產形式，所以并未對物價造成壓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如伍志文（2003）通過對貨幣形態的擴展，認為大量貨幣在資本市場的集聚是導致我國貨幣超額供應，進而出現“中國之謎”的重要原因[7]；王一萱、屈文洲(2005)認為，我國貨幣市場和股票市場上存在信貸資金套利的行為，大量貨幣通過灰色渠道流入股票市場的可能性是產生“迷失”貨幣的重要原因[8]；易綱和王召（2002）基于所建立的貨幣政策傳導模型，認為在股市存在時，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會完全轉化為商品價格的上升，而會有相當一部分在股票市場上溢出，而我國股市的投機性質所帶來的價格“超調”現象加劇了這一不對稱性，即使考慮股票價格上升所產生的財富效應和產量擴張，貨幣供給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到價格和產出的變化上來，因此股市溢出和超調是我國貨幣“迷失”的重要途徑[9]。張杰（2006）則認為，中國的高貨幣化和貨幣“迷失”現象具有深刻的政府行為內涵，政府部門對銀行體系的運轉進行了過多干涉，提供了大量顯性補貼和隱性擔保，經濟中的貨幣供給將高于市場化條件下的最優水平，由此出現在貨幣數量論框架下的貨幣“迷失”[10]。審計署發布的2010年審計公告中顯示，我國地方政府融資負債約10萬億元，占2010年年末人民幣貸款余額47.92萬億元的20.9%。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還存在大量的銀行外其他信用融資，不但數額較大，而且隱蔽性強，難以統計。地方政府融資相較于銀行貸款，具有軟約束性，容易游離于宏觀調控之外。
貨幣乘數是連接貨幣供給與基礎貨幣之間的紐帶，主流貨幣理論主張貨幣乘數是基礎貨幣擴張的倍數。一般來說，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控制基礎貨幣，但對貨幣乘數的控制能力有限。原因在于中央銀行雖然可以通過調整法定準備金率來影響貨幣乘數，但超額存款準備金率、提現率則主要取決于銀行和居民的行為選擇，中央銀行不能隨意控制。2011上半年，央行連續六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1.5%，接近歷史最高水平，理論上貨幣乘數相應下降，但實際結果確是貨幣乘數仍在不斷擴大，看起來是信貸投放逐步受到限制，但存款增長率出現持續下降甚至負增長，表現為企業存款大幅下降，直接轉向投資或經營領域，居民儲蓄存款通過民間借貸途徑投向企業或經濟實體，形成罕見的“全民借貸”現象，直接抵消了央行的調控效果。另外，我國貨幣乘數的變動具有明顯的順經濟周期的特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貨幣供給內生于經濟的周期波動[11]。還有許多學者的實證研究也支持了我國貨幣乘數呈現出內生特性的結論。
（二）基礎貨幣內生性的表現形式
基礎貨幣的內生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再貸款與再貼現的“倒逼機制”上，由于經濟轉軌時期預算軟約束的特征，財政和企業往往患有投資饑渴癥并轉化為銀行信貸的軟約束，形成適應性內生貨幣供給式的“倒逼機制”；二是在債券公開市場操作上，中央銀行主動性匱乏，由于適合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債券資產短缺，而中央銀行本身債券也不足，難以通過逆回購業務收回基礎貨幣，只能通過投放短期資金的單向操作，同時中央銀行還要受到其他銀行機構有無反向交易意愿的影響，靈活性和主動權受到一定的束縛；三是在外匯公開市場操作上，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漸進性的匯率改革條件下，央行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具有很大的被動性，這意味著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基礎貨幣數量成為依賴于外匯市場狀況的內生變量?？傊?，貨幣供應的內生性會擴大貨幣乘數并使市場流動性膨脹。
三、流動性過剩與通貨膨脹
（一）國際金融危機是本次流動性過剩的起因
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管理通脹預期”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6月15日，央行一直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加息4次至3.25%，11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最高達21.5%，但是，通貨膨脹依然居高不下。統計數據顯示，5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5%，PPI上漲6.8%，5月份CPI的同比增幅已經處于2008年7月以來的最高位，創下34個月來新高。從表面來看，流動性過剩成為本次通貨膨脹的主因，但通過實施嚴厲的調控流動性政策后，通貨膨脹趨勢并沒有減弱趨勢。2009年，我國曾一度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4萬億投資等一系列的應對措施，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貨幣政策逐步向穩健轉變?？v觀這一過程，央行向市場釋放流動性是迫于經濟發展的壓力，而收回流動性則是迫于市場價格的壓力。近期我國江浙廣東一帶中小企業經營形勢一度下滑，破產公司數量甚至超過金融危機以前，這是在當前流動性依然過剩的情況下發生的。
（二）我國通貨膨脹的復雜性
從中國本輪經濟通貨膨脹的發生原因看，受三方面因素影響。一是自2009年來的貨幣超發。二是在全球貨幣量化寬松大背景下，國際貿易收支和匯率等因素的變動會直接影響國際商品價格；通脹將通過農產品和工業品鏈條分別傳導到國內；通過貿易和非貿易部門的比價效應，通貨膨脹進一步由貿易部門向非貿易部門擴散，最后引起價格的全面上漲。三是國際鐵礦石、有色金融、原油等原材料和能源價格大幅上漲所引發的成本推動。當前中國經濟正在走過“劉易斯拐點”。從實證研究來看，一個經濟體在走過“劉易斯拐點”之后，往往伴隨著較長時間低端勞動力工資水平的快速上漲。由于工業品的價格傳導存在著明顯的價格黏性，成本壓力主要表現在低端勞動力密集程度較高的農產品上，容易引起農產品價格的波動。隨后，勞動成本會通過向終端產品轉移而引發整體物價與工資水平的螺旋式上升，最終促使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在整個居民消費領域和工業制成品領域體現出來。
當前，中小企業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據全國工商聯的調查顯示，九成以上中小企業無法從銀行貸款，當前中小企業生存難度超過2008年。鑒于通貨膨脹的嚴重危害，央行必須做出收縮流動性的宏觀決策。首當其中的影響是最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如果中小企業出現大面積經營問題甚至破產，勢必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為此，央行必須在收縮流動性、抑制通貨膨脹和扶持中小企業之間做出妥協，但只要流動性依然旺盛，就必然會加重通貨膨脹治理的負擔。這實際上體現的是，資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分配的不合理性以及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大量的信貸資金流入了大型國企和壟斷性行業，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本來就舉步維艱，抗風險能力差，資金緊張不過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罷了。
四、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內生性是當前我國貨幣供應增長的主導性因素，而貨幣超發造就了本輪通脹的流動性基礎。由于我國當前通貨膨脹形成的因素較多，傳導機制較為復雜，因此，單純的抑制流動性并不能從根本上抑制通貨膨脹的蔓延，過于嚴厲的調控反而會傷及經濟的發展，近期大量中小企業的破產甚于金融危機就是例證。治理通貨膨脹應當立足于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等方面，制定協調、有序的長期治理措施，并容忍通貨膨脹在一定幅度內存在。一是在控制信貸總量的同時，金融監管部門應該制定銀行業信貸投放監管比例，引導更多的貸款投向中小企業；二是切實提高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最大限度的削減市場壟斷和行業壟斷，除了影響國計民生、危及國家安全的行業之外，鼓勵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參與和競爭，在稅收、信貸等諸多方面保證中小企業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三是進一步加大社會信用融資統計和監管力度，尤其要防止銀行外信用和融資膨脹，從而實現對整個社會資金流動性的有效控制。
（責任編輯：張恩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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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供給論文范文第2篇
首先，我們要充分重視貨幣供給對物價上漲的推動作用。按照最基本的供給理論，當需求超過供給的時候，價格就會上漲。如果流通中貨幣總量過多，超過了商品和服務供給的可能，就會引起物價的上漲。目前，對這一輪物價上漲有帶動作用的貨幣供給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我國快速度增長的外匯儲備，截止到7月，我國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二是為擺脫金融危機，歐美國家都紛紛增發貨幣，尤其是美國兩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其增發的貨幣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包括我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再加上我國也實施了了4萬億元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貨幣。三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率先實現復蘇，吸引了熱錢的涌入。央行已經在上半年連續6次提高準備金率、3次加息，消除了一定數量的流通中貨幣，緩解了通脹壓力。
其次，我們也不能把物價上漲的矛頭都指向貨幣供給。物價上漲是各種因素的一個綜合的結果。引起物價上漲的其他原因有：一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我國目前對石油、鐵、銅的進口依賴度不斷提高，例如對原油的依賴度已經超過美國，達到55%，而這些資源的價格在今年漲幅很大。二是國際糧食價格上漲。2010年底國際糧食價格指數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而且由于外資進入壟斷、操縱國內糧食市場也促使價格進一步上漲，隨著糧價上漲，相關食品乃至蔬菜等農產品也價格也跟著上漲。三是工資成本上升。物價上漲推動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又反過來推動物價的上漲，形成了工資物價螺旋式上漲。四是豬肉價格的周期性上漲。五是頻發的然災害也助推了物價的上漲。所以，我們不能把物價上漲的矛頭都指向貨幣供給過多。
貨幣供給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農村公共產品 供給制度 制度分析
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要解決農村公共產品問題尤其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非均衡發展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矛盾，成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本文力圖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探討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改進的可行性分析，并提出相應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的思路。
一、制度非均衡: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現狀
制度非均衡是制度創新的必要條件，也就是人們對現有制度的一種不滿意和不滿足，欲意改變而又未改變的制度狀態。與此相適應的概念是制度均衡，被戴維斯和諾斯定義為一種帕累托最優狀態，在這種狀態中，“現有的制度安排的任何改變都不能給經濟中的任何人或任何團體帶來額外收入。”現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不僅存在著制度非均衡，而且這種非均衡已經相當顯著。突出的表現在這一供給體制的現實收益已經遠遠低于制度運行成本。產品的供給包括從籌資、生產一直到完成其產出和提供至消費者的過程。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是指公共產品供給的各環節、各要素的聯合和系統化組合。
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如下問題：
1.農村公共產品總體供給不足
公共產品的最優供給規模是消費者的邊際支付意愿之和等于生產單位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在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中，一方面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和農民收人的提高，農村社區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也在不斷提高。另一方面，雖然農村改革極大地激勵了農民生產“私人產品”的積極性，但伴隨著農作制度向非集體化的變遷和集體化農作組織的瓦解，我國農村原來用于提高當地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基本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張軍、何寒熙，1996)。并且因為農村稅費改革，基層政府經歷了供給公共產品資金來源萎縮的強烈陣痛(樊明麗、石紹賓，2007)。于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成為了“三農問題”的焦點。農田水利設施、農產品市場信息、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等成為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突出問題。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不合理
目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不是由農村內部需求決定，而是由農村外部指令決定。在政治目標最大化和經濟利益最大化的激勵下，對于能增加政府社會福利和官員政績的一些公共產品的供給，呈現出一種過高的超過農民需求度和實際承受能力的供給熱情;而對農民迫切需要和農村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公共產品，如農田水利建設、醫療衛生體系、環境保護等則供給短缺，不僅損害了農民的利益，而且威脅到國家長治久安和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3.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不合理，農民需求表達機制缺失，“一事一議”籌資交易成本過高
現有的農村公共供給機制不合理集中體現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機制不合理、需求表達機制缺失、農民參與公共服務建設的積極性不高等。長期以來，“白上而下”的供給機制沒有將農民需求因素納入到決策制定的影響因素中予以考慮。同時農村居民缺乏有效的需求偏好表達機制，結構的不合理也導致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過剩”和不足并存。同時，這一問題的長期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農民參與公共服務建設的積極性。在僅有的“合規”性需求表達機制──“一事一議”上，也存在著諸多問題，實施過程舉步維艱。目前“一事一議”在供給方面交易成本低而在籌資方面交易成本高?，F在農村農戶不在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即便是在同一村中，不同農戶之間在收入水平、收入結構和經濟活動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異。
4.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責任劃分不清，供給主體缺位、錯位
根據財政分權理論，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性公共產品的提供，而地方則負責地方性公共產品的供給。目前，根據現有法律法規，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責范圍規定得過寬、過廣。特別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各級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盡可能上收財權，下放事權，導致鄉鎮財權和事權不匹配，財政收入來源極其有限，而支出范圍越來越廣，其結果必然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稀缺。這些問題的出現也必然造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責任劃分不清，供給主體缺位、錯位。
二、制度成本與制度收益：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改進的可行性分析
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關鍵在于制度收益和制度成本的綜合比較。當就制度的制度運行成本已經高于預期制度收益時，就存在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可能，當新制度的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時，新制度就具備實施的可行性。反之則不能，即使存在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可能性，如果沒有一項好的新制度來代替，以及好的制度改進程序，舊制度仍然具備存在的可能。從目前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現狀來看，現有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制度成本已經大大高于其收益，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變遷和創新具備可能性。因此，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創新關鍵在于制度創新的收益是否大于制度創新的成本。
下面我們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的成本進行分析。
1.設計制度的成本
這是指用來探索、研究、設計、選擇、談判和締約形成新制度的成本。從我國目前農村實際來看，我國農村幅員遼闊，各地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在文化、習俗、歷史傳統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即使是設計一項新的制度，各個地區也必須根據各個地區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因此，在這方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成本較高。
2.預期完成成本
指預期新制度方案確立后具體組織實施的成本，它的多寡往往會延緩制度組織實施與制度方案的選擇。筆者認為，這方面的成本應該較低，原因有二：一是中國農村具有強有力的組織體系，凝聚力強，協同意識高;二是隨著農村居民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民主熱情的不斷提升，只要這項制度能夠給農戶帶來真正的實惠，一定能夠得到農戶居民的支持。
3.預期摩擦成本
這包括清除舊制度成本、清除舊制度之間的摩擦減少變革過程中的阻力所需要的成本。任何一項制度改革和變遷，都會觸動一部分利益團體的利益，從一般意義上講，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的預期摩擦成本較高。目前，農戶不再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即便是在同一村中，不同農戶之間在收入水平、收入結構和經濟活動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使得不同農戶的公共產品需求意愿和籌資成本承擔能力之間有一定差異。因此，從另一方面講，如果這項制度改革觸動了一部分農民的利益，也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從這個意義上講，預期摩擦成本應該是整個制度創新過程中制度最高的一個。
4.隨機成本
指制度變遷過程中不可預料的不確定因素或機會主義所帶來的成本。這一方面的成本屬于不可控制成本，但可以預防。筆者認為，隨機成本較高，但低于制度設計成本和預期摩擦成本。
通過以上成本分析，發現目前我國進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的成本較高，但相對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的收益而言，通過建立有效的組織，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是具有制度創新的可行性。
三、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
有效的組織，是制度變遷的關鍵。制度變遷的動因是經濟主體產生了新的制度需求。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要由若干分散的經濟主體提出關于制度變遷需求，在技術上是有困難的，要推進制度變遷，首先需要把分散的經濟主體關于制度需求的信息整合起來。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有效的組織是制度變遷的關鍵。組織是指由具體共同目標的個人結合和集合。筆者認為，從廣義上講，組織也是一種能夠反映共同目標的機制(機體)。組織(包括機制)建立的目標是期望獲得收入與其他日標最大化。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與生產機制未跟上市場經濟的進程、創新嚴重不足，沿用、恪守完全依靠財政資金提供公共產品的思路是行不通的。正是基于以上分析，通過建立有效的組織和建立有效的機制對于解決這些問題意義重大。
1.建立有效組織，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搭臺”
(1)有效組織能夠為反映農村需求偏好提供平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適應農村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一種特定的經濟關系，是農民為提高群體競爭力，謀取和保護自身利益，在資源、互利、民主的基礎上形成的產權歸其成員所有或控制的正式制度安排。農村合作組織不僅能夠在經濟上代表農民的利益、反映農民的要求，而且還能夠在政治上特別是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決策上強化農村居民的“聲音”，能夠使決策者充分考慮農戶的意愿。一方面，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建立，能夠為收集和反映農村居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提供一個交易費用比較低的平臺;另一方面，合作經濟組織能夠使分散的農民在保持產權獨立的前提下組織起來，形成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的強有力的一方，增強其談判地位和利益保護能力。
(2)組織是形成農村公共產品多元化籌資、供給和管理渠道的有效途徑。從本質上講，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組織，是由農村居民中具有共同或相似經濟目的的群體組織起來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作為農戶合作的經濟體，以合作社的形式參與農業生產活動，其對農村公共產品特別是生產型公共產品的需求量較大;另一方面其作為合作的經濟體，也必然具備較強的經濟實力。根據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論，需求會創造自身的供給。因此，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有能力、也有可能提供某些排他性較強的混合公共產品。從某種意義上講，農村合作社具有集體經濟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推進集體凈福利的增加。同時，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形式是農民自愿供給和市場供給的完美結合，符合農村公共產品的多元化籌資、供給和管理的改革方向。
2.建立有效機制，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提供保障
(1)建立合理、有效的需求反映機制。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最大的問題在于農村居民的需求反映機制尚未建立，農村居民缺乏反映其偏好的途徑。我們說有效的組織能夠為反映農村需求偏好提供平臺，但組織的正常運轉也必須由機制(或制度)來維系。從目前在全國部分地區試行的“民主懇談”、“參與式預算”等形式對于建立合理、有效的需求反映機制都是一些很好的嘗試。由于我國農村幅員遼闊，各地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在文化、習俗、歷史傳統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對于建立有效的需求反映機制需要根據各地實際情況進行，但必須明確一點的就是，農村居民參與、并能夠真實地反映其需求偏好是衡量需求反映機制有效的核心標準。
(2)創造市場參與多元化供給的良好環境。目前在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格局正朝著多中心體制方向悄然變化，政府的主導作用仍然十分突出，但農民自愿供給和市場供給份額正在上升，在發達地區日趨活躍(樊麗明、石紹賓，2007)。但是，總體上看，由于受政府主導的歷史傳統影響、公民自主治理的意識尚未普及，特別是農村居民普遍文化水平較低，收入水平不高，大大限制了私人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動力和范圍。因此，為鼓勵和促進民間力量參與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政府必須創造市場參與多元化供給的良好環境，政府要培育和引導農村中介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健康發展，提高組織化程度，通過政策扶持、項目引導、提供服務、加強管理等形式進行積極引導。另外還要加強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質量、收費標準等進行監督，避免農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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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供給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老年人的養老需求日漸增多，對社會養老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區養老作為一種新興的養老模式逐漸流行。為了更好地滿足養老需求，需要建立科學完善的養老服務供給運行機制，讓社區養老發展行穩致遠。我國城市社區養老服務雖然存在不足，但是市場前景廣闊，潛力巨大，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和研究，為社區養老的發展助力鼓勁。依據當前國內外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的發展成果，構建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的理想框架，分析機制運行過程中的制約因素，可得出有關針對性的建議。
關鍵詞： 社區養老; 供給機制; 制約因素; 完善措施
據有關專家預測，到21世紀中葉，我國老齡化程度將高達30%，80歲以上的老人將高達20%。[1]銀發浪潮的到來對養老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科學的養老服務模式。當前，養老服務的主要模式有時間銀行模式，公私合作伙伴模式，網絡化模式，多元一體化模式等，這些模式運行中存在著諸如社區基礎設施供給不完善、服務內容覆蓋范圍小、社區養老機構缺乏公信力和可信度、社區養老服務的供給主體參差不齊以及法規制度不健全等一系列問題。這些使得當前的社區養老服務供給不能很好地滿足老人的養老需求，更加科學有效的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運行機制的構建已是大勢所趨。
一、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研究綜述
西方發達國家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經開始了對養老問題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已取得了豐碩的成就：英國是最早進入“銀發”時代的國家之一，其實行“福利國家+社區照料”的養老模式成效顯著。由政府組織建立全社區養老基礎設施，鼓勵民眾選擇社區養老，國家福利政策向老年人傾斜，保證老年人對社區養老的信任。同時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到養老服務中來，頒發《照顧白皮書》等為其保障。美國所創建的PACE模式解決了針對體弱多病老人的長期照顧問題，是“醫療照顧+社區服務”型養老模式的典型代表。作為亞洲佼佼者的新加坡則將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區照顧”上，所以很多服務形式及策略都有所表現，其在養老服務發展上也首屈一指?！爸醒牍e金+社會參與”的模式，以強制性養老儲蓄為依托建立中央公積金，實行社會中產階級的養老金由個人和政府力量共同承擔解決的辦法，在減輕財政負擔的同時，利于形成“工作—投資—收益”的良性循環，是科學優質的養老保障制度。
在我國，社區養老也是政府以及全社會重點關注的領域，如何讓老年人安享晚年，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學，老有所樂，老有所教，老有所為的目標，一直是其努力的不竭動力。首先，在確定老年人需求方面，形成了老年人需求的重點領域，如醫療服務，家政起居，洗澡就餐，緊急救助等方面;其次，在養老模式上探索出了符合實際的科學模式，如上海市的養老服務，推出了老年照顧統一需求評估制度確立了照護等級，養老服務等基礎服務內容。其次，日間照料中心等社區機構的健全迎合了老年人老不離家的養老傳統，是值得推薦的養老模式。雖然我國城市社區養老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與西方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如社區養老服務內容單一，行政色彩濃厚，專業人才緊缺等現實性問題，一直阻礙著我國社區養老服務的發展進程。[2]
縱觀國內外對社區養老服務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問題，但關注熱度并未低迷。筆者主要研究的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運行機制，是以家庭為基點，以社區機構提供的服務為載體，通過對服務性資源的整合，依靠專業人才隊伍，依賴成熟法規政策，能夠精準對接老年人的養老需求的科學養老服務方式。
二、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運行的理想框架
（一）動力機制——多元供給與多層需求的精準對接
動力是驅使人行動的催化劑，因動力而產生行為。而產生動力的源頭是缺乏和需求，只有明確養老的具體需求，才能提供有針對性的養老服務。通過詳細的調查（如群眾反饋，問卷調查，網絡統計）全面了解老年人的基本訴求，建立老年人個人信息庫，為供給主體提供服務充當事實依據。讓社區老人參與到供給服務的商討中來，發表自己的意見，了解最核心的內容，促進相互理解與支持。在提供服務之后要定期檢查實際效果，組建后期反饋評價小組，對提供服務與真實需求的匹配度進行考評。良好的動力機制能夠為城市社區養老服務指明方向，激發其他養老服務提供主體的動力，積極投身養老服務事業，為社區養老服務帶來生機和活力。然而實際生活中，存在一些社區未能準確了解老年人的養老需求，未進行詳細的家庭調查，深入社區的每一戶家庭，了解每一位老人的真實需求，盲目跟風，存在錯誤的假想需求和幻想結果，致使供給與需求不匹配，從而也降低了社區與老年人之間的信任感，拉大了雙方之間的距離，阻礙了社區養老服務工作的開展。同時，也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加大成本。
（二）控制機制——供給主體規范化和服務指標度量化的緊密承接
控制是組織的一項重要活動，其目的是要保證實際工作效果與計劃一致。[3] 要達到控制的目的，必須依據一定的科學程序和量化標準。在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運行機制中，單靠市場一方的力量，很難成功吸引老年人的高度重視，只有政府發出號召，實施一些養老服務的項目，建立社區養老服務機構，制定養老服務標準，提供統一公平的服務和基礎設施，才有利于推動城市社區養老服務的進程。另外，社區養老服務屬于公共服務的范疇，政府在提供社區養老服務中要發揮主導作用，明確自身的職能，處理好自己與其他提供主體之間以及各供給主體之間的關系，了解把握城市社區養老服務項目的發展節奏。嚴格正確界定活動的職能范圍，幫助各供給主體明確自己的角色擔當，明晰職責，不互相推諉，不過度交叉。建立健全職責明晰的法律法規和獎罰條例。實際上，政府未能履行自己的職責，明晰自己的職能現象還依然存在。相關的制度標準，法規政策覆蓋范圍狹窄，存在盲區。城市社區養老服務缺乏法律和制度的約束與保護，不利于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機制的構建。
（三）整合機制——真誠良好溝通與科學合理協調的有效連接
城市社區養老服務的供給主體可以是政府、市場（企業）社區居委會以及草根志愿者。政府通過下發助老資金，投放養老服務項目來助力城市社區養老。一些企業與政府共同完成養老服務項目或者捐助助老款項，建設養老機構，投身養老事業等方式直接或間接貢獻自己的力量。草根志愿者走進社區，提供更加詳細周到的助老服務。多方主體的力量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凝聚核心，協調各方，共同發力。整合機制就是在服務機構，專業人員，政府政策和資源上進行整合，在各主體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協調機制，加強信息的交流和情感的溝通，以需求為導向，貼近社區老人，并將具體情況反映給上級政府，使上下貫通。同時，通過整合把握機制運行過程的各個環節，發現并及時改進出現的問題，求得思想上的統一，達到行動上的一致，發揮最大的效力。
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信息交流斷層隔絕的現象，參與主體只考慮自己的覆蓋范圍，從自身角度出發，缺乏與其他供給主體的交流，導致供給內容的重復單調，而一些迫切需要的領域則缺乏關注，并未真正滿足養老的需求，可能激發老年人與社區服務的矛盾，降低信任程度。同時，不利于城市社區養老服務的創新，許多新的路徑會因此受到阻塞，難以促進養老服務供給運行機制質的突破性發展。
（四）保障機制——嚴格有力的監督評價與科學及時反饋的合理銜接
城市社區養老服務項目的展開，需要一定的保障機制為其保駕護航。監督評議和反饋機制的雙向努力為其充當堅強護盾。首先，通過服務項目的監督評議機制，來監督各個供給主體的行為，監督服務項目的具體落實，評價服務項目的進展及結果。只有經過評議才能看到養老服務項目所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否符合民意，存在哪些弊端。其次，反饋機制是指在養老服務項目結束之后，定期對社區老年人進行回訪調查，見證他們生活的改變，記錄他們的感受和意見，及時將具體情況反饋給組織內部和上級部門。經過慎重的考量和詳細的計劃后，制定有效的解決對策，落實具體行動來提高養老服務項目的質量。
在這一過程中，采用重點抽查與普遍調查相結合，內監督與外監督相配合，形成全覆蓋無盲區有效力的監督評議反饋機制，有利于提升社區養老的可信度。但是，一些養老服務項目的相關信息，如資金的來源，資金的數量，受助對象，受助金額等并未公開，信息的閉塞給監督和評議工作帶來困難。
（五）激勵機制——政策吸引和福利待遇的耦合順接
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的激勵機制，指的是對那些提供服務的主體進行回饋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有效的激勵能夠吸引并留住真正的人才，激發創造性。激勵的方式有：第一，志愿服務積分兌換機制[4]，志愿服務的人員或者組織機構，在累積一定的積分之后，根據提供的服務等級可以兌換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第二，愛心大使福利機制，設置愛心APP，設計愛心捐助，愛心講座，愛心事跡等幾個窗口，每進行特定時間的助老服務，會得到一顆愛心，對達到一定數目的服務者頒發愛心大使獎章，公交愛心卡等特定的福利。第三，社區養老優惠政策。政府針對社區養老制定福利政策，可以是申請項目的特權，財政撥款的傾斜，發展規劃的指導等。這樣的做法可以激發各供給主體的動力，讓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形成一個良好運行的閉合機制，不斷向前運轉。但是，只付出無回報，無人問津的現象依然存在。一線服務人員的待遇不對等，對情緒勞動的管理不到位，使其不能發揮更大的吸引和傳播的作用。對提供服務人員的職等劃分不明晰，衡量標準模糊籠統，支援資金不能持續供給，人才輸入鏈中斷。
三、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運行機制的制約因素
（一）供給主體失靈，機制運轉桎梏
供給主體失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供給主體碎片化傾向明顯。由于各主體的動機、目標和手段各異，主體內部又有著不同的職能分擔，相互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理解，使供給的主體碎片化傾向日益凸顯。第二，角色認知偏差。政府對自身角色和職責的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產生了一些政府職能的越位和缺位現象。第三，責任體系模糊。政府內部各職能部門如何協同，如何保障等問題并沒有落實到具體的政策上。另一方面，社區行政化傾向造成社區角色的混淆和功能的失調，對自我認知的淡化以及目標導向的偏差，讓其失去自我發展與完善的靈魂主干。第四，監管力量單一。一味地以政府為主導，會使養老服務的發展偏向行政性色彩，偏離養老服務的宗旨;另一方面，其他監管力量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也存在弊端，養老服務供給過程和機制評價的科學性和民主性也亟需考究。
（二）人才血液凝固，持續供給中斷
人才的供給對于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社區的日常經營，養老服務中心的資源分配，基礎設施的維護，與其他主體的對接都需要專業人才的力量，依靠他們專業知識和技能來進行。其次，社區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心理輔導，法律咨詢，文化娛樂同樣需要專業的人才，他們擁有看護的經驗，懂得心理學，能夠細心觀察耐心引導，精通法律，善于科普法律知識，提供專業的服務內容。但現實運作中，這些崗位及內容服務上的人才數量及質量并不能滿足機制運轉的工作分工，高素質人才的缺乏使得社區養老缺乏專業性的支撐，難以為社區養老注入新鮮的血液，造就豐碩的“果實”。
（三）資金周轉緩慢，資源保障不足
城市社區養老服務發展過程中的主要資金來源于政府的財政撥款，市場（企業）的投資或者社會的捐助。隨著老年人養老需求的日益多元，迫切要求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內容，其中基礎設施和專業人才隊伍的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注入。但政府的財政撥款對象不單是養老服務還有其他領域;市場的投入大多以利益為導向，且受政府的管轄，回報小，制約大，勢必打擊市場的積極性;社會的捐助雖然時有發生，其力量也是杯水車薪。所以，資金和資源的供給達不到輸出的要求，養老服務的進程勢必受到拽制。
（四）愛心意識淡薄，慈善事業羸弱
擁有愛心和慈善意識會使人自發地做出自己的貢獻，不求回報，但求有效。社會的愛心力量包括愛心人士，愛心組織和愛心企業等。社會愛心力量能提供充足的物力和財力，同時能夠對社區養老產生很好的宣傳作用，在社會上擴大影響力。但是我國慈善事業起步較晚，缺乏成熟的運作機制。且愛心群體比重較小，多為擁有財力的企業或個人，在缺少愛心意識的熏陶、在慈善階層主體的固化下，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掩蓋對社區養老的關注，不利于社區框架內養老服務的發展。[5]
（五）法律制度不健全，制度化發展乏力
我國首個居家養老服務發展意見出臺于2008年，而正式建設起步則是在2010年左右[6]，目前我國缺乏統一的鼓勵扶持社區養老發展的政策法規，管理監督也沒有國家統一標準和規范制度。同時，在社區養老服務供給機制運行中，缺乏發展養老服務的專項法律，對于參與者如何參與，參與流程，參與規定等方面有待深入;對于吸引社會力量參與的福利政策有待多元化;對于愛心慈善事業的發展和項目推廣的政策指導有待加強。最后，相關的法律權威性不足，現實的可操作性有待考究。
四、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運行的完善策略
（一）依賴制度體系保障，營造有序運轉格局
1. 多元主體參與的制度化轉變。社區養老服務的供給主體參與缺少可持續性。[7] 持續性參能夠提高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更好地在社會上立足。實行參與主體合約制來保障持續性參與，對參與期限，服務內容等有關方面簽訂合同，明文規定。要加強供給主體參與的有序性，遵照流程進行。申請參加，審查合格后出具參與證明，制定參與主體行為規范法則。
2. 政府職能的優化性發展。政府應當出臺并實施一些指導性的政策，對養老服務工程加以正確的引導。另外，政府要明確服務供給的界限，哪些領域是自己應該介入并嚴格把關的，哪些事務要適當下放交給下屬部門去做，抑制重復供給，無效供給，形象工程等現象的發生，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提高供給效率和質量。最后，政府要加大社區養老供給運行機制構建的前期工作，提供輸血和造血功能，切實發揮好自身的作用。[8]
3. 權責體系的明晰化建設。參與到社區養老過程中的每一個機體，都應正確認識到自己的職能所在，了解自身權力的輻射范圍，正確行使自身的職權，不越位，不缺位。同時，對參與主體的職責規定形成明確的規定，對未能履行自身職責的主體進行適當懲罰，對長期履行自身職責的主體予以適當表彰和獎勵。最后，提供恰當的合作平臺，讓參與各方能夠平等順暢的交流和分享，互補共進，互相監督，促進信息的流動和情感的凝結。
4. 監管體系的科學化運轉。首先，要發揮政府自身的權威性，去關注那些其他主體無法監管的方面。其次，其他主體要利用自身與社區的近距離優勢，貼近社區，全方位實時監管。再次，政府可以通過購買第三方服務評估機構。[9] 通過與第三方建立溝通合作機制，實時監管與重點抽查的有機配合，積極完善服務供給機制。最后，擴大監督主體的范圍，吸納一些諸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會資深志愿者加入其中，配合以社區內部的力量，內外監管，科學評價，真實反饋。
（二）完善人才培養機制，提高人才供給質量
各大高校是培養人才的聚集地，他們對于人才的培養有著自己獨特的方式。課程設置，專業認知，知識積累，實踐歷練是其基本能內容。首先，設置一些老年人看護，心理健康咨詢，養老規劃等專業性的課程，配備資深講師講授。其次，在學生的培養計劃中加入有關方面的課程內容和發展方向，專門為社區養老培養專業人才。企業主要是實踐能力的體現，是理論與實踐綜合能力的考察。對于企業，應該將專業人才培訓納入到企業發展的規劃當中，與政府共同培養專業人才。企業可以建立培訓基地，由政府派遣或者外界聘用專業培訓人員，集中對員工進行培訓，培訓檢測合格后頒發資格證書[10]，投入到社區養老進程中，持續助力養老服務事業。同時，加大對社會專業人才的吸引力度，適當提高一線服務人員的工資待遇，建立服務人員的職稱評審制度。同時，定期舉辦一些宣傳活動，如定點宣傳，巡回講座等形式。由此來完善人才培養機制，輸出更多高質量的人才，投身于社區養老服務的發展事業。
（三）拓寬資金引入渠道，開發多元供給藍海
政府要加大對社區養老服務的財政支持力度，為社區提供養老基礎設施，建設老年圖書館、活動室，心理知識和法律知識咨詢室，讓老年人能夠體會到自身的價值，不會過度空虛寂寞，確保養老服務的日常照料和文化娛樂等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確保社區養老的福利性。社區機構以及政府要主動與市場企業接洽，吸引他們對社區養老的關注，投入相應的資金支持和人才輸入，政府可以制定相關的福利政策，如財政補貼，事務辦理流程的簡化等方式來吸引市場力量。社區可以將自己的發展計劃，未來前景等方面向市場展示，提供投入的籌碼“誘惑”。此外，社會上有許多關注社區養老發展的個體，他們可以提供一定的資金，資源的支持，他們擁有真誠的愛心，愿意貢獻自己的力量，愿意加入社區養老服務的發展進程。社區養老發展應該對這些個體予以一定的補償，感恩他們的奉獻。制定回饋機制，讓每一個加入其中的個體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價值和被尊重感。同時，要充分挖掘家庭的潛力，家庭是養老的核心，爭取家庭對養老的堅定支持。最終形成以政府為主導，以企業為主力，以家庭和社會為補充的多元供給主體[11]，為資金支持提供后盾。
（四）加大愛心公益宣傳，渲染暖心社會氛圍
在全社會營造一種濃厚的愛心慈善氛圍，讓人們在無形的熏陶中培養自己的慈善意識，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可以開展一些專題愛心講座，邀請愛心事業的佼佼者講述愛心意義，倡導愛心行為。同時，在全社會尋找愛心人士，邀請他們分享自己的經歷。其次，設置愛心廣告牌，張貼慈善標語?？梢酝ㄟ^專業設計團隊與社會征集相結合的方式，挑選最契合的宣傳標語，并以電視杯、條幅、廣告墻、短視頻等方式與公眾見面。最后，舉辦慈善活動等方式來加大愛心和慈善意識的宣傳力度?，F實生活中，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愛心事跡數不勝數，當忽略這些愛心行為的發生意義時，對社會愛心意識的宣傳和培養無疑是一種阻礙。政府、社區、市場可以通過合作的形式，成立愛心行為保護小組，記錄和觀察身邊的愛心事跡，推出愛心公益頻道，愛心行為站。制定愛心行為保護法規，愛心行為獎勵機制，對愛心行為加以保護。
（五）重視法規政策完善，開發制度化沃土
1. 社區養老服務機構管理法制化。出臺社區養老服務供給運行的專項法律，對社區養老機構的準入和退出加以法制化約束，制定相關獎懲法律條例，增強威懾力。制定社區機構監管法規，實行統一管理，統一監管。對機構運作流程，發展方向，辦理程序作出明確規定;最后，建立機構信息公開法規。社區養老服務機構要將資源的投入，受助對象，服務內容，服務成效等相關信息公開，保證必要信息的透明度。
2. 社區養老服務人才隊伍建設制度化。要想發揮人才的驅動作用，就要對人才隊伍建設嚴格把關。第一，制定人才引入衡量標準，如心理、健康、照護、醫療等知識的掌握程度，服務實踐的經歷及成果等，嚴守人才引進第一關。第二，人才的科學分工制度。根據不同人才不同的專業知識，分配到不同的崗位上，確保每個崗位上的人才供給能夠維持良好運轉，且供需平衡。第三，制定人才激勵機制?？梢远ㄆ趯θ藛T進行培訓和考核，評定等級，合格者頒發高級資格證，并予以一定福利待遇，如假日旅游、獎金等。
3. 社區養老服務保障措施制度化。城市社區應當在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下，制定一些保障性措施，建立雙方互信機制，為社區養老服務的發展提供可靠屏障。如建立受助對象層級化制度，依據失能、失獨、低保、有良好自我照顧能力、年齡等標準進行分類，每一類別對應特定的服務內容，這些都需要制度化的規范。再者，可以提供社區養老保險福利制度，由社區代繳一部分的保險費用，且對投保人、投保對象、投保內容進行明確規定。
通過對城市社區養老服務供給機制的研究，筆者發現，在國內外城市社區養老服務的大背景下，社區養老服務的發展勢頭強勁，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養老服務機制的有效運轉。筆者從動力機制、控制機制、整合機制、保障機制和激勵機制入手構建運行機制的理想框架。通過對機制運行制約因素的分析，提出來一些針對性的對策，包括參與主體的制度化機制，政府職能的優化，權責體系的構建，人才機制的完善，資金渠道的拓展和愛心意識的傳播等方面。相信通過這些對策，必定會對城市社區供給機制的運行產生積極的影響，雖然還有一些可行性的突破性的方法有待發現，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進步，觀念的更新，一定會為社區老年人提供更加完善和精準有效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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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校對：楊栓保]
貨幣供給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實證分析表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提升有著重要影響。這種公共產品的人供給不足，主要表現在飲水安全問題、公路質量問題、生活燃料結構問題、電力設施問題等。這種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影響了農村的消費支出;提高農村居民人均“三農”財政支出可以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促進農民消費能力的提升。目前，通過強化政府的供給主體責任、明確各級政府的供給分工、優先配置基礎性公共產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等政策來提高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數量，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質量，是目前中國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提升急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農村居民;消費能力;研究邏輯
農村居民的消費需要可以分為私人消費需要與公共消費需要，私人消費需要通過市場機制購買私人產品得以實現，公共消費需要通過政府或集體提供公共產品得以實現。典型的農村公共產品是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非競爭性是指對公共產品在消費的時候，如果多增加一個消費者，并不會影響到原來的消費者從該公共產品消費中所獲得的效用水平，新增消費者使用該產品的邊際成本為零;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產品在被付費的消費者消費時，生產者無法將那些沒有為該公共產品付費的消費者排除在外，原因可能是將沒有為該公共產品付費的消費者排除在外所需要的排他成本過高。典型的農村公共產品具體有：農村基層政府行政服務、農村環境保護、農業信息系統、大江大河治理等。而農村準公共產品一般不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如農村基礎教育、農村公共衛生、鄉村路網建設、農村社會保障、鄉村電網建設、農村文化場館、農村通信系統等。根據公共經濟學理論，農村準公共產品如果完全由市場提供，或者不足，或者缺失，所以，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就成為必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將限制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改善。
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
2004年以來，連續十二個“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加強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那么，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如何呢？對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體的評價還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處于嚴重短缺狀態。具體說來：
第一，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沒有明顯好轉。農村飲用水安全與否通常用下列指標作為評價標準：水質、水量、用水方便程度、供水保證率等。經過測算，目前全國還有接近一半的農村居民飲用水還處于國家安全標準之下，還需要通過加大供水設施建設保障其飲用水安全;
第二，農村公路質量不高?！耙敫?，先修路”，公路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正成為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提升的“短板”。農村公路等級較低、不暢通、路況極差等問題在西部偏遠地區還普遍存在?！掇r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報告2011》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仍有1200個鄉鎮、12萬個建制村不通瀝青或水泥路，其中90%集中在西部地區和邊遠地區。很多地方重建輕養，導致“油返砂”，全國50%以上的農村公路尚處于季節養護、突擊性養護、甚至不養護狀態”;
第三，農村居民所消費的燃料結構極不合理。秸稈、薪柴這些傳統燃料至今仍然是農村多數地區居民生活燃料消費的主要來源，沼氣、太陽能、風能、水能、海洋能、地熱等清潔能源所占比重還非常低，據調查，本人父母所在村所有的沼氣池建成兩年后基本上都處于報廢狀態;
第四，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電力基礎設施十分薄弱，遠遠滿足不了當地農村居民的需要?！掇r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報告2011》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四川省和青海省的低壓電網改造率不足65%，在內蒙古自治區、四川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和新疆自治區的農村地區，仍有約500萬農村居民因電力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而無電可用?！?/p>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短缺，既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產，也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如：供電時間限制，電壓不穩，信號微弱，電視節目少，畫面模糊甚至收不到節目，缺乏自來水供給，這些硬件基礎設施的匱乏，大大限制了農村居民對彩電、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的消費需求。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消費支出實證分析
由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無相應統計數據，所以在此用國家財政“三農”支出替代。由下表可以看出，1978年國家財政“三農”支出為150.7億元，農村居民人均“三農”財政支出為19.07元;到2012年國家財政“三農”支出為125952.97億元，是1978年的82倍，年均增速為14.69%，農村居民人均“三農”財政支出為1928.87元，是1978年的101倍，年均增速為15.46%。利用中國1978-2012年的農村居民人均“三農”財政支出數據與農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可以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消費能力提升之間的關系進行時間序列分析。
表1 中國農民人均消費支出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關系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運用統計軟件SPSS進行回歸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結果：
C=718.94+3.03P
（7.18） （16.76） R2=0.8917
3.11E-08 1.05E-17
調整后R平方達到89.17%，常數項的t檢驗值為7.18，p-value為3.11E-08，自變量的t檢驗值為16.76，p-value為1.05E-17，可見，統計檢驗是非常顯著的?？梢钥闯?，農民人均消費支出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之間存在某種對應關系，說明農村居民人均“三農”財政支出每增加一元錢，可以使農民人均消費支出增加超過3元。所以，提高農村居民人均“三農”財政支出可以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對于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提升有很大促進作用。
三、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對策
當前，中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較低，消費結構不合理，除了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較低有關外，還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直接相關。要想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需要為農村居民提供消費的基礎性條件。如果沒有高校的擴招，農村居民有錢也無法對子女高等教育進行投資;如果沒有村村通、村內通、戶戶通的農村公路“三通”工程建設，轎車進入農家就不可能實現;如果沒有寬帶、光纖入戶，電腦、IPAD等“互聯網”概念的消費品就只能成為擺設;如果農村居民沒有社會保障，農村居民就不敢消費……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缺失，正成為農村居民提高消費能力的“瓶頸”，“買得起、不能用或用不起”正在成為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礙。因此，要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力度，為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提升創造前提和基礎。
（一）強化政府的供給主體責任
農村居民的消費需要可以分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前者通過市場購買商品和服務實現，后者需要通過公共產品得到滿足。由于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已經形成共識。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提升過程中，要高度重視并將公共服務作為政府的基本職能和核心職能，切實強化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主體責任。中國農村居民作為國家公民的組成部分，理應享受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產品。所以，每一級政府都要樹立起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具有平等獲得公共產品服務的觀念，以便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在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差異化思維模式，向農村居民也提供與城鎮居民人均大體相當的公共產品，從而打破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城鄉二元結構，政府真正承擔起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責任，為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提升創造條件。
（二）明確各級政府的供給分工
要向廣大的農村居民提供公共產品，首先就必須建立一個覆蓋廣大農村地區的公共財政支出體系。具體說來，應該作到以下幾點：首先，要改革目前各級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大力壓縮非公共性的財政支出，嚴格控制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農村居民所急需的農村公共產品提供上。其次，要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做到財權和事權相統一，要徹底改變“事權層層下放、財權層層上收”的財權和事權不對等的現狀，使各級農村財政支出根據事權確定財權，以滿足農村公共產品需要為目的。最后，要明確各級政府提供公共財政的職責邊界，清晰界定每一級政府在提供農村公共產品方面的職權范圍。凡是受益范圍涉及全國所有農村居民的公共產品，應該主要由中央政府來提供，如農村的義務教育、農村的社會保障、農村的公共衛生以及全國性農業科技的推廣、農業公共信息和農村環境保護等;而受益范圍主要局限于地方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則應該由相應層次的地方政府來提供，如區域性的農田水利建設、轄區內的公路等。
（三）優先配置基礎性公共產品
由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是有限的，不可能滿足農村居民所有的公共欲望，所以，在用有限的資源生產公共產品滿足農村居民無限的公共欲望時，必須根據輕重緩急，進行選擇。當前，優先配置的重點應該是農村基礎性公共產品。具體包括：
一是要盡快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公共教育財政投入機制，讓農村孩子和城鎮孩子享受同等的公共教育資源，至少保證在義務教育階段起點、過程和機會的公平。目前農村教育類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已經影響了農村居民素質的提高，這對轉變農村居民的消費觀念、提高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加財產性收入等都形成了教育約束。
二是要加大農村農田水利等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居民防災抗災能力。農村農田水利等生產性基礎設施一直存在重視不夠、投入不足、維修滯后、主體缺失、產權不清、支持力度有限等問題，因此，通過法律界定財政投入比重、水利建設終生問責制、農村居民利益表達機制等制度建設迫在眉睫。
三是要加大農村消費性基礎設施建設，通過農村公路、電網、通訊基站、有線電視、光纖網絡、文化廣場等的新建、改建和升級，逐步改善農村居民的消費環境。
四是要廣泛發動社會力量參與農村基礎性公共產品生產。具體說來，一要按照“誰投資、誰受益、誰管理”的原則，引導農村居民積極投資;二是政府要積極組織和引導，并通過招商引資等建設大型工程;三是建立發展基金，保證后續經費投入。
（四）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
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讓農村居民沒有后顧之憂，減少預防性儲蓄，才能提高其現期的消費能力。具體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要完善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制度?！袄嫌兴B”才能“老有所樂”，到2030年中國農村將會有超過一個億的農村居民需要解決養老問題。家庭養老功能正在弱化，不再具有保障性功能，土地養老制度建設尚需時日，短期內是不可行的。中國農村居民養老保險的覆蓋面、養老保險的密度、保障程度等與農村居民的需求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現階段要重在消除城鄉養老制度差別、強化政府投入責任、合理安排資金籌措渠道、實現基金保值增值制度建設等。
二是建立基本的公共衛生保障機制。農村因病致貧問題比較突出，通過轉移支付建立起較高水平的、覆蓋全體農村居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特別是大病救助制度，才能保障農村居民消費時沒有后顧之憂。同時，應該為農村醫生提供在崗培訓學習、進修、考試等渠道，保證農村醫療質量的不斷提高。
三是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對象是家庭年人均純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農村居民，主要是因病殘、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以及生存條件惡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難的農村居民。目前，中國還沒有全面建立農村低保制度的省市有11個，全部處于中西部地區，因此，應該盡快建立全國范圍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應保盡保。
四是要優先建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應該給予高度的重視，否則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沒有了，“失地致貧”現象將會大量出現。對于失地農民，可以采取建立一種強制性失地保險，或在其他險種中增加一種，再從土地流轉收益中強制農民繳納一部分錢，以保證其失地后收入水平不低于失去的土地能夠帶來的收益。
五是要健全農村居民社會救助體系。目前，民政局對農村居民的救濟主要是針對重大自然災害、五保戶、軍烈屬、傷殘者等，并且救助標準低、覆蓋面窄、不具有長期性，不能滿足相關貧困救助群體的基本生活消費需要。農村居民社會救助體系急需體系化，它應該是由基本生活救助、傷殘救助、供養救助、大病救助、重大自然災害救助等不同救助內容為一體的救助體系，并且救助經費應該保證足夠投入、透明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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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馬會（1976-），女，遼寧錦州人，博士，遼寧金融職業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國民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研究。
（責任編輯：李直）
基金項目：遼寧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政府視角下城鄉一體化發展研究”（L14AJY004）;遼寧省教育廳創新團隊項目“區域經濟學”（WT2014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