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打工者問卷調查表范文第1篇
二、不要和不熟的老鄉關系太好。
三、找工作要借助正規途徑, 不要輕信路邊小廣告。
四、個人貴重物品一定要保管好, 現金最好存起來。不要在人很多的地方掏出錢包或手機, 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
五、要學會實干加巧干, 不能只顧埋頭苦干。
六、赴外地打工一定要帶齊生活必須品。
七、提前了解一下打工地的飲食習慣、風土人情, 要學會入鄉隨俗。
八、打工要到大城市或者正規企業, 這樣的地方通常比較有保障。
九、一定要和單位簽合同, 如果是短期工也要簽個合同或者協議, 必須是書面的, 不能是口頭上的約定, 注意留下用工依據, 避免在發生勞動糾紛時對自己不利。
十、任何單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職工索取押金, 所以當用人單位向您收取押金時, 請拒絕。必要時可向相關機構申請維權。
外出打工者問卷調查表范文第2篇
農民工外出打工應該如何防止受騙上當呢?
一、不受高薪誘惑
招工的企業不看你的相關證件, 隨便讓你填個表格, 然后給你開很高的工資, 這時就要注意了, 一般情況下, 企業招工要求是很嚴格的, 不會隨便讓你填張表格就承諾給你很高的工資。
二、騙了錢就讓你走人
有很多這樣的公司:公司告知將對所有新進人員進行為期半個月的培訓, 并將邀請某“知名教授”來講課, 因此這筆費用將由個人承擔。當然, 邀請來的并非“知名教授”, 而是騙子隨便找個人糊弄你而已, 等你交了錢培訓后, 公司就通知你:培訓不合格, 你被辭退了。
三、完不成逼你辭職
有許多公司還這樣干:他們在廣告上說是招聘“經理”, 月薪很高。當然, 進入公司是要交手續費的, 讓你交錢及辦完手續后就會讓你上班。上班第一天, 公司負責人會讓職工“先從基層干起”, 要求職工完成一定量的工作任務。當然, 這些任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那結果自然就會被辭退了, 不但基本工資沒拿到, 還會被公司昧下入職時的手續費。
四、去中介找工作要看清
如果到中介機構求職, 一要檢查對方的執照, 必須要有工商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和勞動部門頒發的中介許可證。接下來就要看對方提供信息的可信度, 對方應提供用人單位的招聘委托書。有些機構無論什么條件的崗位都能提供, 這樣的機構就不可信。
五、要明白中介收費標準
外出打工者問卷調查表范文第3篇
農民工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新時期農村人口流動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這不僅是指農民工本身的流動,還包括隨著他們外出打工而產生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留守兒童。學術界對留守兒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守兒童的生活現狀、心理健康、社會問題等方面,也有研究關注留守兒童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等。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關心留守兒童健康成長提供了有效的參考,同時也為研究留守兒童問題拓展了研究視角。但以往的研究文獻更多地關注留守兒童在學校中的學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家庭中的親子關系、心理健康、社會化發展等,忽略了他們在家庭和學校中都需要進行的語言教育。在社會語言學研究中,有學者對農村中小學生語言現狀進行了描述,但這些研究也存有不足,如沒有對留守和非留守兒童的語言現狀進行分析與比較,沒有對父母外出打工的不同類型的留守兒童的語言現狀進行分類描述,沒有用統計模型去檢驗父母外出打工對留守兒童語言使用產生的影響,也有些研究局限于個案訪談,存在樣本代表性等問題。本研究用分層隨機抽樣對江蘇省阜寧縣農村中小學生學校用語和家庭用語的現狀進行調查與分析,并構建統計模型,檢驗父母外出打工等變量對農村兒童語言使用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及研究假設
在我國,語言的使用主要表現為普通話、方言以及普通話和方言混用的現象。隨著普通話的推廣,俞瑋奇( 2012) 對南京本地兒童的調查表明,兒童的語言使用大多以普通話為主,特別是在學校,與老師課后交流時,普通話使用人數達80% 左右,與同學課后交流時,普通話使用的人數也超過50% ; 在家庭中,兒童用普通話交流近50% 。焦成名( 2009) 對上海土著青少年的調查表明,在家庭中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交流用普通話者占近50% ,隨著年齡增長,使用普通話的人數減少而使用方言的人數增加; 在學校與同學的交流有近50% 的人使用普通話。這兩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城市兒童不管在家庭還是在學校中使用普通話的人數均在50% 左右,在學校中使用普通話的人數略多。相對于城市兒童,很多農村家庭中因父母在外打工,兒童與成人的語言交流貧乏,他們的語言選擇與城市兒童有可能會存在不一樣的模式。因此,形成假設1 和假設2。
假設1: 父親外出打工影響兒童的語言選擇。
假設1a:父親外出打工的兒童在家庭中更傾向于使用方言;
假設1b:父親外出打工的兒童在學校中更傾向于使用方言。
假設2:母親外出打工影響兒童的語言選擇。
假設2a: 母親外出打工的兒童在家庭中更傾向于使用方言;
假設2b: 母親外出打工的兒童在學校中更傾向于使用方言。
Eckert( 1989) 認為,許多不同的社會語言學者的研究都發現,與男性相比,女性的語言更接近標準語和有聲望的語言。那么這種成年期女性語言習得的性別差異在兒童中是否會有體現。因此,形成假設3。
假設3: 和男童相比,女童普通話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假設3a:和男童相比,女童在家庭中普通話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假設3b:和男童相比,女童在學校中普通話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在關于中小學生二語習得的研究中,有研究者( 李健,1996) 指出,兒童的雙語習得與認知、智力和社會化的發展有關。焦成名( 2009) 、俞瑋奇( 2012) 的研究發現,年齡影響兒童的語言使用選擇,這一結果得到很多研究者的支持( 陳燕玲等,2013; 游汝杰,2006; 孫曉光等,2007; 王立,2008) 。因此,本研究假設農村兒童的語言使用與其年齡有關,形成假設4。
假設4: 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兒童方言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假設4a: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兒童在家庭中方言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假設4b: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兒童在學校中方言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三數據及變量設定
( 一) 數據
本研究的調查于2013 年9 ~ 10 月進行。根據兒童的年齡特征以江蘇省阜寧縣農村的中小學為抽樣框,進行分層隨機抽樣,各抽取10 所學校,小學四、五、六年級各抽一個班,每個班隨機抽取13 人。初中一年級、二年級各抽一個班,每個班隨機抽取20 人。根據兒童的年齡特征發放問卷790 份,最后因有的農村小學班級人數不足,或因故取消了班級建制,問卷回收了650 份,回收率82. 3% ,有效問卷642 份,有效回收率81. 2% 。
( 二) 變量設定
1. 因變量
通過問題“你在家講什么話: ①方言,②普通話,③兩種話都講”和“你在學校講什么話: ①方言,②普通話,③兩種話都講”來測量農村兒童的語言使用情況。將回答 “方言”設定為0,“普通話”設定為1,“兩種話都講”設定為2,以“方言”為參照組,其余兩組為虛擬變量。
2. 自變量
性別,通過問題“你的性別:①男,②女”來測量?；卮稹澳小痹O定為0,回答“女”設定為1。
年齡,通過問題“請問你幾歲”來測量。連續變量。
父親是否在外打工,通過問題“你的父親是否在外打工: ①否,②是”來測量?；卮稹胺瘛痹O定為0,回答“是”設定為1。
母親是否在外打工,通過問題“你的母親是否在外打工: ①否,②是”來測量?；卮稹胺瘛痹O定為0,回答“是”設定為1。
四研究結果
( 一) 農村中小學生家庭用語、學校用語的現狀
1. 中小學生語言使用現狀
由表2 可知,小學生中,家庭用語方言使用者近50% ,而學校用語方言使用者僅8. 5% ;家庭用語普通話使用者近20% ,而學校用語普通話使用者約44% ; 家庭用語兩種話都講的比例近40% ,而學校用語中兩種話都講的比例要高于家庭用語10 個百分點。中學生中,家庭用語方言使用者近70% ,而學校用語方言使用者僅為16% ; 家庭用語普通話使用者不足10 % ,而學校用語普通話使用人數也不到20 % ; 家庭用語兩種話都講者約20 % ,而學校用語兩種話都講者為65 % 。這一結果說明,農村中小學生在家大多數人使用方言,普通話使用的比例較小,兩種語言混用的比例居于中間水平; 中學生使用方言的人數比遠大于小學生,使用普通話的人數比遠小于使用方言者。在學校中,中小學生使用方言的比例較小,但初中生高于小學生; 普通話使用的人數比則相反,小學生高于初中生,兩種語言混用的人數比都較大。
2. 女生、男生語言使用現狀
由表3 可知,農村兒童家庭用語使用情況表現為,女生和男生的家庭用語都以方言為主,使用人數比在50% 左右,而學校用語中,女生方言使用人數比例遠小于男生方言使用人數; 女生和男生的家庭普通話用語人數基本相似,都非常低,在10% 左右,而學校用語中,女生和男生的普通話使用人數均在40% 左右,且女生普通話使用人數比大于男生普通話使用人數比;不論是家庭用語還是學校用語,農村兒童兩種話都講的使用人數均在30% 左右,學校用語的混用比例更高一些。
3. 父母都在外打工或都在家兒童語言使用現狀
由表4 可知,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時,兒童家庭用語中說方言者達60% 以上,學校用語中方言使用人數為16% ; 而父母都在家,兒童的家庭用語說方言的人數近50% ,低于父母都在外地的留守兒童家庭用語人數10 個百分點,學校用語為方言者的比例最低。父母是否都在外地打工,兒童家庭用語中說普通話者的比例都較低,僅為10% 左右,學校用語中說普通話者的比例均為30% 左右。父母都在外打工者,兒童家庭用語兩種話混用的人數比為25% ,而學校用語兩種話混用的人數比為50% 多; 父母都在家者,兒童家庭用語兩種語言混用的人數較多,達40% ,學校用語中兩種語言混用的人數為50% 。這一結果表明,父母是否都在家或都在外打工對兒童的家庭用語、學校用語的方言選擇以及兩種語言混用的家庭用語具有較大的影響。
4. 父母一方在外打工兒童語言使用的現狀
由表5 可知,父親在外打工、母親在家時,兒童的家庭用語中方言使用人數為56% ,普通話使用人數近15% ,兩種語言混用者約占30% ; 而學校用語中方言、普通話和兩種語言混用的人數分別約為10% 、25% 和65% 。母親在外打工、父親在家時,兒童的家庭用語中使用方言的人數高達80% ,普通話使用人數僅為6. 67% ,兩種語言混用者為13. 33% ,而學校用語中方言、普通話和兩種語言混用的人數分別為13. 33% 、13. 33% 和73. 34% 。這一結果表明,母親在家有利于兒童在學校和家庭中的普通話使用; 母親不在家的兒童方言使用人數比較高,家庭中的方言選用高于學校中的方言選用。
( 二) 回歸分析
分別建構家庭語言使用和學校語言使用的mlogit模型,分析父親是否在外打工、母親是否在外打工、性別和年齡對農村兒童語言使用的影響,結果見表6。
注: * 表示在0. 05 水平顯著,**表示在0. 01 水平顯著。
由表6 可見,控制母親是否在外打工后,父親在外打工對農村兒童家庭用語和學校用語的影響不顯著?？刂聘赣H是否在外打工后,母親在外打工對兒童家庭用語的影響顯著。表現為與母親在家相比,母親在外打工的兒童選擇普通話( 較方言) 的可能性低47% ( 1 - e- 0. 639≈0. 47) ; 選擇普通話和方言混用的可能性( 較方言) 低43% ( 1 - e- 0. 585≈0. 43) ,結果表明母親在外打工的兒童家庭用語更傾向于選擇方言,而不是普通話或普通話和方言兩種話混用?？刂聘赣H是否在外打工后,母親在外打工對兒童學校用語的影響顯著。表現為與母親在家相比,母親在外打工的兒童選擇普通話( 較方言) 的可能性低49% ( 1 - e- 0. 681≈0. 49) ,也就是說,與普通話相比,母親在外打工的兒童更傾向于選擇方言,而選擇兩種話混用還是使用單一方言之間無顯著差異。這一結果表明,在農村兒童中,母親外出打工不僅對兒童的家庭用語具有顯著的影響,而且對兒童的學校語言的選擇也具有顯著的影響。相比之下,父親是否在外打工對兒童的用語選擇影響不大,因此,母親是否在家對兒童成長過程中的語言教育影響大于父親的影響。
由表6 可見,控制其他變量后,性別對兒童家庭用語影響不顯著,對兒童學校用語影響顯著。表現為與男生相比,女生傾向于使用普通話( 較方言) 的可能性高70% ( e- 0. 530- 1 ≈0. 70) ; 兩種話混用和方言使用之間無顯著差異。
由表6 可見,控制其他變量后,年齡對兒童家庭中普通話使用( 較方言) 的影響不顯著,但對兩種話混用( 相對于方言) 的影響顯著,表現為每增長一歲,兒童在家庭中兩種話混用( 較方言) 的可能性下降28% ( 1 - e- . 328≈0. 28) ,年齡越大越傾向于說方言。年齡對兒童學校用語影響顯著,表現為每增長一歲,兒童在學校中說普通話( 較方言) 的可能性下降37% ( 1 - e- 0. 462≈0. 37) ,年齡越大越傾向于使用方言; 普通話和兩種話混用之間的年齡差異不顯著。
五結論與討論
本次調查表明,農村兒童家庭用語中普通話使用人數比例較低,不僅低于以往研究中城市兒童普通話使用人數比,同樣低于城市中小學普通話使用人數比。普通話政策規定學校教學用語的規范化,但是在農村中小學普通話的使用人數仍不足50% ,而更多的中小學生傾向于兩種話混用,甚至還有相當一部分兒童在學校也只說方言。同樣,農村兒童家庭用語普通話使用人數比例較低,這與焦成名( 2009) 關于上海土著學生家庭用語報告中得出的結果一致,家庭用語的方言使用者比例較多。研究結果顯示,農村兒童的普通話使用比例較低。進一步mlogit回歸模型分析發現,控制了其他變量后,性別、年齡與母親是否外出打工等變量是農村兒童學校和家庭用語選擇的主要解釋變量。
( 一) 性別與農村兒童的語言使用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的語言更接近標準語和有聲望的語言( Eckert,1989) 。因為通常意義上,女性在社會發展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中常常處于從屬地位,她們需要通過整飾自我以獲得有利競爭。因為得體、標準的語言而獲得積極效應時,女童會傾向于選擇標準語,以獲得表揚和鼓勵。這種通過語言整飾自我的表現在學校中更為明顯。和男童相比,女童說普通話的可能性較說方言的可能性高,且差異顯著,支持了假設3b。也就是說,女童在學校中普通話使用的可能性更高。而在家庭中影響不顯著,主要是因為學校中男女生之間存在的競爭要強于家庭中男孩與女孩的競爭。這一研究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女性比男性更接近標準語和優勢語,在兒童期就已有這種性別的差異存在。
( 二) 年齡與農村兒童的語言使用
當兒童使用普通話時,更多的成年人會選擇普通話與其交流,成人在語碼轉換上傾向于遷就小孩子( 游汝杰,2006) 。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的社會化程度在發展,他們會意識到在與人交流的過程中需要適應環境,當周圍的人都在講方言時,為了更好地融入這個群體,需要對語言進行調整。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兒童交往關系的范圍在擴大,不再僅限于同學、小伙伴,他們有時需要像家長一樣或是代表家長去和鄰居、親戚等成年人交往,這會增加他們方言使用的可能性。
( 三) 父母外出打工與農村兒童的語言使用
唐有財、符平( 2011) 通過實證研究分析了不同親子分離情況對留守兒童的影響,結果發現,與母親分離顯著影響兒童的自閉傾向、幸福感等主觀方面,與父親分離對兒童的學業具有一定的影響?？梢?不同的親子分離對兒童的心理和學業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在本研究中,父親外出打工對兒童的家庭用語和學校用語影響不顯著; 而母親外出打工對兒童的家庭用語和學校用語選擇影響均顯著,表現為母親外出打工者更傾向于使用方言。這一結果說明,在我們傳統的家庭教育模式中,特別是在農村,母親與孩子的日常交流占主導地位,她們承擔著傳統的家庭教育,負責孩子的日常生活與學習,而父親則更具有主外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與孩子的交流相對于母親顯得較少,所以在兒童的教育中母親外出打工對孩子語言教育的影響顯著,不僅是在家庭中,甚至也影響了兒童的學校用語。楊菊華、段成榮( 2008) 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結果,母親外出打工對兒童的教育產生負面的影響。
總之,農村兒童學校語言使用和家庭語言使用既存在年齡、性別的不同,又存在父母外出打工情況的不同。多元回歸模型分析的結果告訴我們,在留守兒童語言教育過程中,男童和母親外出打工的兒童更需要引起社會關注,加強普通話教育,從而提高他們的學校適應和社會適應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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