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區域經濟規劃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在市場機制的長期作用下，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偏向出口。出口作為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高度依賴出口打破了原有經濟結構的平衡，其弊端終究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展露無余。本文結合中國當前宏觀經濟狀況，提出若干針對貨幣政策的建議，并簡要探討了運用貨幣政策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工具對改變中國經濟窘境，實現經濟增長路線回歸正常運行軌跡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宏觀調控；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一、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窘境
1.經濟結構中需求結構失衡
投資、消費和出口是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三者間的結構比例合理與否關乎國民經濟能否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目前，我國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國有資產投資為主要視角，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重點的經濟低齡化階段，需求結構中投資需求在總體份額中依然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相對而言，消費需求的彈性較弱，其對GDP的拉動幅度遠不及投資需求所產生的經濟帶動效應。但需求結構嚴重失衡是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長期作用的結果，短期內難以加以平衡與改變，使得需求結構的調整成為一大難題。
2.巨大的國際收支雙順差
（1）外匯儲備脫離最優規模。2012年是我國自1999年持續保持雙順差以來首次實現貿易結構的“一順一逆”。但好景不長，2013年我國對外貿易結構再次陷入嚴重的雙順差泥淖，終使2012年的“一順一逆”成為曇花一現。長期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遠遠超過市場所需要的最優儲備量，有限的資源難以得到高效的配置，進而造成大額的外匯浪費；相應地，外匯儲備失控的波及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外匯資源的閑置，其對央行以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職能的發揮同樣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都形成巨大的負擔。
（2）貨幣升值預期持續走高。我國國民經濟總量的迅猛增長以及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升值壓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幣升值不足的預期，由此引發各路國外資本紛紛涌入中國資本市場，企圖分刮人民幣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觀消費者的投機行為也是導致大量貨幣流入資本市場的重要原因。這些因素混雜便形成了一條惡性循環鏈，引起國內經濟增長速率過高，偏離穩步發展的軌跡，一旦資本撤離中國市場，便會極大可能地造成我國資本市場的癱瘓，加速經濟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國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的發展。
（3）貨幣流動性過剩。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作為通貨膨脹的一大誘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國內物價的漲勢；市場上資金過多、儲蓄利率過高、外貿順差增長迅速都是造成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因素。
二、應對經濟危機的貨幣政策工具
1.公開業務
公開市場業務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買賣有價證券來調整貨幣供應量的行為，其主要涵蓋回購、現券交易、發行銀行票據及吞吐基礎貨幣等形式。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央行通過公開業務操作回籠幣值高達2000億元，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資金流動的有效控制?？梢?，央行通過合理運用公開業務這一手段，對降低貨幣供應量，為國家經濟政策目標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參考借鑒意義。
2.存款儲蓄準備金率
存款儲蓄準備金率制度是中央銀行為協調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促進國內貨幣幣值的穩定的一項措施，其主要通過影響金融機構的資金供應能力來間接調控貨幣的供應量，實現銀行、企業、股市等機構之間穩定和諧的發展。存款準備金制度從成立至今，累計調整了三十次有余，從2007年到現在就調整了將近二十次，而其中調整幅度最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調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經濟調控上將逐漸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變。央行主要通過利率政策來對市場利率的水平和結構加以調整，使得利率逐漸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為進一步推動并深化利率的市場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全面開放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場化實現成為可能。
三、針對我國貨幣政策現狀的建議
1.以消費需求來稀釋投資濃度，實現投資消費的合理配置
在投資過剩的背景下，通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來擴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協調投資消費關系的有效途徑。而在消費需求結構的盲區，中低收入階層具有較強的潛在購買力。而利用貨幣政策工具促進內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為采取較為消極的儲蓄利率政策，適當緩解居民的儲蓄動機，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二為實行信貸消費政策，為居民的消費提供必要的信貸支持。
2.平衡國際收支狀況，對進出口貿易進行結構性調整
要改變我國國際貿易雙順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務是要加強進出口貿易額間的協整關系，實現進出口總額之間的長期均衡。同時嚴格限制外資在中國的投資結構和投資規模，從源頭上將我國外匯儲備穩固在有效范圍之內，防止人民幣的增值幅度脫離預期掌控，避免資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時適當降低貸款基準利率，有利于刺激項目建設貸款，實現外資的再投資與再利用，間接影響國際國內的貨幣供需，使貨幣保持適當的流動性，分散外匯的持有風險。
3.促進經濟轉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
我國應該改變過度依賴出口這一經濟增長模式，實現進出口貿易的雙向平衡，同時繼續采取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努力改善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的非效率資源配置，加快經濟發展模式、要素及路徑的良性轉變。合理應用貨幣政策（利率工具、存款準備金工具）來調控就業結構、產出結構，營造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同時積極迎接新經濟的嚴峻挑戰，逐步向國際經濟一體化過渡。
參考文獻：
[1]張映娜.小議我國當前貨幣政策[J].財經界，2014（14）
[2]汪洋.中國貨幣政策工具研究[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
我國區域經濟規劃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本文就發展綠色金融推進國內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對各個行業的轉型優化以及國內經濟建設問題進行了分析探究，希望對進一步推進相關領域內的研究有所啟示。
關鍵詞：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國內經濟
1.現階段國內綠色金融發展所遇到的問題分析
1.1經營宗旨與經營目標有待改善
現階段，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經營宗旨以及經營目標強調的是股東利益以及利潤的最大化，因此綠色金融的發展遇到了缺乏價值驅動因素的問題。再者，國內很多從事環保業務的中小型企業仍缺乏合理的融資渠道，無奈他們只得選擇民間借貸融資，這種做法既增加了他們的運營風險，又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失去了對于這類企業發展的制約及掌控作用。
1.2公司結構不完善，綠色金融的發展缺少保障
“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理念促使國際金融機構拓展業務時擁有一票否決權或業務監督權。但國內金融機構的組織結構設置還尚未涉及到環境保護方面的內容，更缺少具備相應職能的機構，因此綠色金融發展進程中很多問題仍得不到有效監管。
1.3專業產品、專業人才、產品和服務相對缺乏
在中國，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在項目技術可行性、節能量測算、節能行業政策及技術標準確定等工作中仍存在諸多問題，相關的規程以及標準還未熟練掌握。
2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論述
2.1綠色金融能夠推動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現階段，區域經濟的發展為社會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利用做出的貢獻已經得到了相關人士的重點關注。綜合相關案例分析，綠色金融決策的制定能夠為資源的優化配置打下堅實的基礎，既能夠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又能夠為各個行業的轉型發展創造更加豐富的環境效益。再者，綠色金融業也有助于緩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進而幫助企業運用合法、合理的手段規避風險，促進區域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在各方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傳統金融正在逐漸向“綠色金融”轉變，因此金融機構的綠色環保理念、綠色金融戰略理念均得到了強化。而這方面變化產生的影響最終將體現在企業生產方式以及經營管理模式的變化之上，能夠為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新的動力?；诤暧^層面分析，區域經濟的轉型發展是社會經濟騰飛的重要前提，所以我們需要擺正對于“綠色金融”問題的關注度。
2.2能夠促進產業、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通過相關措施并優化資源配備來促進綠色金融的發展對相關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最終會使相關產業呈現出可持續發展的新態勢。具體來說，綠色金融能夠對社會資金流向起到引導作用，進而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轉型升級。在此基礎上，它還能夠以聚集資金的方式為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支持，這一環節的支持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诤暧^層面分析，在綠色金融的影響下“綠色產業”也將產生規模經濟效益，能夠助力于勞動力、商品以及技術的空間轉移，進而使產業實現整合發展。在上述變化的影響下，市場體系將會愈發完善，政府主管部門對于金融市場的監督管理也因此而增加了新的可能性。
綠色金融的引導下，企業管理者以及普通公民的環保意識也能夠得到強化，這方面的變化最終將有助于增加社會成員對于社會的認同感?，F階段，民眾的環保意識正在不斷增強，金融業同樣需要順應這一變化，進一步推進自身的優化調整。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需要通過綠色金融業務承擔起屬于自己的社會責任，進而樹立起良好的社會形象。另外，發展綠色金融對緩解當前日益嚴峻的環境保護問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企業能夠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為環境保護作出相應的努力。
3發展綠色金融，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策略分析
3.1強化金融隊伍建設
金融機構想要發展綠色金融，并讓其助力于國內經濟的轉型發展需要強化金融隊伍建設。這方面的工作是后期各類細節工作優化落實的前提。具體來說，需要選擇具有豐富經驗的項目經理以及金融分析師參與到綠色金融產品的開發與推廣之中，針對特定產品制定出詳細的風險管理方案，確保在綠色金融業務領域能夠及時完成相應的人才儲備。在此基礎上，國內金融機構還需要進一步加強與國際綠色金融機構的合作，確保能夠在管理理念、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能夠得到相應的支持。嚴格按照上述標準落實相關細節才能夠在全新的行業形勢下助力于綠色金融的發展，最終讓其在國內經濟轉型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3.2進一步推進金融產品的創新
綠色金融產品的創新也是相關領域實踐中所必須要關注的一部分工作。最常見的方式便是發行綠色金融債券，既需要發揮市場機制對企業旅行環境責任的監督和保護作用，又需要發揮市場的導向作用。待企業評估上市時，要將履行環境保護責任納入評估體系之中，以此來約束企業的行為。在此基礎上，企業需要重視綠色債券產品的發行，如此才能夠為綠色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多低成本、使用周期長的資金。而這方面的實踐也能夠為以企業為主導的環境保護項目解決好融資難的問題。最后，完善巨災保險以及綠色衍生產品也是金融機構應當重視的一部分內容，它實現了金融產品對于自然環境風險的有效管理，既能夠創造經濟效益，又能夠為環境保護打下堅實的基礎。
3.3推廣綠色信貸政策
綠色信貸是綠色金融的重要體現，而實施綠色信貸則能夠為綠色產業、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具體來說，在相關領域的實踐中可以嘗試制定差異化的信貸政策，主要通過降低經濟資本的占用指標、信貸規模優化以及貸款利率優化等手段強化對于節能環保項目的扶持力度。此外，需要嘗試控制產能過剩、污染嚴重企業的授信，以此為起點限制對環境產生污染的項目的建設。若能夠將環境因素納入風險評估以及貸款審批制度之中，則有助于對相關風險做好防范。
結語
綠色金融對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以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機構的金融機構需要提高對于綠色金融的關注度。以上筆者站在高中生角度，在分析匯總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對此類問題進行了分析探究，希望對進一步推進相關工作的優化落實有所啟示。
大慶高新區石化產業促進中心 劉海軍
我國區域經濟規劃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建筑經濟繁榮多樣，建筑經濟市場活躍異常，為了促進建筑經濟市場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新時期背景下的建筑企業對建筑經濟的全面深刻的認識，轉變觀念，意識到私營建筑經濟在市場方面的作用，同時看到國有建筑經濟存在的問題，嚴厲打擊國有建筑企業中不正當的損壞國家利益的行為，以促進我國建筑經濟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
關鍵詞：建筑經濟；經濟效益；對策
0引言；在建筑經濟效益提高過程中，我們必須對當前建筑經濟效益的現狀及其成因有一個基本的認識，明確建筑標準在建筑經濟效益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并將其應用于建筑經濟提高的過程之中，與此同時，還應優化建筑節能，加強成本控制，并致力于建筑施工管理科學化水平的提升，最大化的確保建筑經濟效益得到有效的提升。
一、建筑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1在建國初期時，我國經濟的所有制大致可以分為五種：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社會主義所有制、公私合營所有制以及工商業主個體所有制。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到十五大時期，我國經濟所有制可以分為公有制及非公有制兩大類。而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建筑行業也逐漸可以劃分為公有制以及非公有制兩種類型。建筑經濟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在完成建筑指標，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以及有效創造社會經濟效益等方面，公有制建筑經濟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1.2 同時，私營建筑經濟也是深化我國建筑經濟改革的結果，它對我國深化公有制建筑經濟改革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與公有制建筑經濟相輔相成。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現階段，公有制建筑經濟在我國建筑經濟總量中還是處于主體地位，仍然對我國建筑經濟起著主導作用。但是，我國公有制建筑經濟中也存在著諸多問題：建筑企業內部記住不夠靈活，權責不明確，經濟效益低下等等，這些問題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公有制建筑企業的健康發展，對我國國有建筑企業的影響與沖擊也越來越大。而且，目前我國公有制建筑市場還出現了出售營業執照與企業資質，提供掛戶、壓級壓價以及拖欠工程款項和農民工工資等突出問題，私營建筑經濟的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那些不正當行為，對建筑經濟起到規范的積極作用，有利于使我國建筑經濟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
二、淺談如何提高建筑經濟效益的幾點看法
2.1明確建筑標準在建筑經濟效益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建筑物的建筑經濟效益。因而在建筑物建設之前，就必須對其進行精心的設計，并確保設計過程的可靠性、適用性、美觀性和耐久性以及經濟性，而這就離不開相應的標準，只有嚴格按照標準，才能更好地將建筑的使用價值體現出來，進而更好地將其經濟效益體現出來。因此，各種建筑標準都會對建筑的經濟效益帶來相應的影響，但也是確保建筑經濟效益的重要前提。因而建筑標準在建筑經濟效益提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切實掌握建筑標準制定的原則以確保建筑經濟效益。為了更好地確保建筑標準在建筑經濟效益提升發揮其作用，首先就必須科學的制定建筑標準。具體來說，在建筑標準制定過程中，必須按照相應的原則，尤其是應注重理論基礎與實踐經驗的有機結合這一原則，方能確保所制定標準的合理性和科學性。由于在不同國家和不同環境下，建筑標準在形式上的區別較大，因而建筑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所以我們在制定建筑標準時，必須緊密結合我國建筑業發展的實際確保所制定的標準與我國國情相符，方能在促進建筑經濟效益實現的同時將其提高。
2.3致力于建筑質量標準體系的完善是促進建筑標準應用成效提升之根本。為了更好的應用建筑標準促進建筑經濟效益的提升，就必須致力于建筑質量標準體系的完善。因而在完善過程中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首先，應盡可能地預防和避免出現建筑質量時候檢查的尷尬局面，否則就會難以確保建筑質量，進而降低建筑的經濟效益，因而必須從建筑物的規劃到設計再到施工和維修的全程貫徹和完善建筑質量標準體系，以確保建筑物有效的進行質量的監督；其次，應將建 筑質量標準體系的建立作為提高建筑經濟效益的首要任務，加強建筑質量的工作必須在整個生產全程進行，實現全面地管控建筑工程質量，并從科學性、全面性、預防性和推進性等多方面開展，方能促進建筑業穩健的發展。再次是始終將促進建筑經濟效益提升作為建筑改革的根本性目標，并始終堅持建筑標準化，以實現其對提升建筑經濟效益的重要作用，并切實做好修訂建筑標準的工作，并致力于建筑質量標準體系的健全和完善，從而在促進建筑質量提升的同時促進建筑使用價值的提升；最后，將完善的建筑質量標準體系應用于整個建筑工程之中，最大化的確保建筑經濟效益，實現建筑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促進我國建筑經濟發展的對策
3.1積極發展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當今世界，我國國內建筑經濟行業要想調整企業的戰略結構，拓寬建筑企業的經營渠道，優化建筑企業的經濟結構，提高自身競爭力，就必須積極參與建筑經濟行業的全球化.我國建筑經濟行業可以通過工程、貿易、勞務等方面，與國外企業相結合，提高我國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以及經濟實力。國內建筑工程企業不但可以與自己國內其他行業企業強強聯合，增加自身實力，走出國門，從而提高我國建筑工程企業的整體經濟能力，并且能夠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國內建筑工程企業還可以有效利用國內相對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通過與國際知名承包商合作，可以有效學習國外企業的先進技術以及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同時，國內建筑工程企業還可以利用當今先進的互聯網優勢，廣泛搜集有利信息，可以及時有效地了解國際建筑經濟市場的變化及趨勢，并根據這些市場變化及時調整戰略結構。
3.2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我國在發展公有制建筑經濟的同時，可以通過以下措施，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強大我國國民經濟的力量：促進企業產權的多元化，積極發展國有、集體、個人的多種方式相互滲透的混合制經濟。不斷解決國有經濟涉及面過寬的問題，調動企業員工的積極性，逐漸轉變員工由單純的勞動者到勞動者與投資者結合的角色。組建股份合作制經濟，把國有中小型建筑企業逐漸改組為國有建筑經濟參股的新型公有制經濟。明晰產權，實現集體建筑企業的改組。
3.3提高認識，轉變觀念。要正確處理好國有建筑經濟與私營建筑經濟的關系，轉變對私營建筑經濟的認識，要認識到國有建筑經濟與私營建筑經濟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補充、互相促進的關系。一方面，要認識到私營建筑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發展私營建筑經濟，提高私營建筑經濟的整體水平，促進我國建筑企業的有效改革，讓我國建筑經濟健康穩步發展；另一方面，應該適當控制國有建筑經濟在我國建筑經濟中的總量，協調國有建筑經濟與私營建筑經濟數量的比例，有計劃有步驟地使國有建筑經濟淡出建筑經濟，促進我國建筑經濟能夠更加健康穩定的發展。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對如何提高建筑經濟效益進行探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作為新時期背景下的建筑施工企業，必須緊密結合時代發展的需要，致力于自身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對當前我國經濟效益的現狀及其成因有了一定的認識，明確建筑標準在建筑經濟效益提升中的重要作用，致力于建筑質量標準體系的完善是促進建筑標準應用成效提升之根本，致力于建筑節能的優化，致力于建筑成本的控制，致力于項目管理的科學化水平的提升，最大化的確保建筑經濟效益得到有效的提升，進而在促進建筑經濟效益提升的同時促進企業的完美轉型升級。
我國區域經濟規劃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盡管經過長期的發展，我國農村經濟組織的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目前依然存在許多問題。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特征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確立，使我國開始進入農村經濟組織的發展與創新時期。新時期我國農村經濟組織需要新的創新理念、確立新的創新原則與目標，探尋新的創新路徑和模式選擇。
關鍵詞：農村經濟組織；組織創新；產業發展
一、引言
20世紀60至70年代經濟學家開始關注組織創新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國內外關于農村經濟組織發展和創新的研究日臻成熟。
國外的文獻對農村經濟組織的發展主要從農業產業鏈縱向協調的角度對農產品生產、交換和分配影響進行分析。相關文獻所研究的組織形式發展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契約制(準)一體化組織，即各個環節上的利益關系由契約聯系起來，基本的表現形式是農業合作社、新一代合作社和農協等；一種是公司制一體化，各環節內部化到一個企業，所有權由一個主體所掌握，進行統一的指揮和管理，表現形式是股份制企業。
對農村經濟組織的不同類型的研究，目的在于通過什么樣的制度和契約形式把分散經營的農戶與大市場對接起來。因為，即使是發達國家，農戶在整個農業價值鏈上的經營也是相對分散的。而農村經濟組織的設計應該考慮要在盡可能低的交易成本條件下達到協調和激勵的目的，特別是有效地增強商品契約的穩定性。
在國內，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更多地從理論上探討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一系列問題。研究者們大多認為，農村集體組織的創新是必要的。從農村經濟組織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以及各類組織之間矛盾與沖突的情況來看，我國的農村經濟組織的確需要制度創新，唯有創新的組織體系，才能在新農村建設中真正發揮出主體的功能。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形式的創新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對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善和發展的必然選擇。農村經濟組織創新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建立合作社，合作社是市場中企業組織的一種替代形式，是具有一定社會功能的特殊經濟組織，它的存在有助于完善市場秩序和規則，是政府、公司(私人或公共企業)以及農戶都需要的一種組織形式；二是培育和發展按農產品分類的行業協會等市場中介組織。
現行的農村新興組織形態大致可劃分為四類：以契約形式作為聯結方式的分包制、以勞動要素之間的合作作為聯結方式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以土地要素作為聯結紐帶的社區合作經濟組織以及以資本要素作為聯結紐帶的農村股份合作經濟組織。除此以外，由于各種組織形式的相互交叉、相互融合，還存在著許多中間組織形態。
上述文獻對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創新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但尚存許多不足。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思路拘泥于經濟組織本身，大多從產權、制度來研究。從農戶本身的經濟行為出發的研究較少，從非經濟因素角度研究的更少。鑒于此，本文擬在回顧中國農村經濟組織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分析其局限與存在的問題，提出中國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路徑和模式選擇。
二、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形式的發展演變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農村經濟組織建設經歷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包括土改時期(1947-1957)、集體經濟時期(1958-1979)、改革開放初期(1979-1985)、農村經濟組織發展創新時期(1985-)幾個重要發展時期。土地改革使廣大農民獲得了土地的所有權，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隨著1953年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的提出和集體化、公有化的推行，我國逐步進入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導致的分散的農戶小生產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農業生產專業化和社會化服務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些新型農村經濟組織形式不斷涌現，比較典型的形式有公司加農戶、專業合作社、專業協會、股份合作經營、農業公司等。
1 農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
農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后形成的“農業集體統一經營和家庭分散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統稱。它是以土地的集體所有制為基礎，以鄉村區域為范圍，以管理土地和集體資產、組織本集體成員共同開展大規模的生產經營活動和提供其他社會經濟服務的集體性經濟組織。社區合作經濟組織既是合作經濟組織，又是社區自治組織。一方面，社區合作經濟組織通過管理社區集體資產，開辦集體企業，組織資源開發，開展非農產業經營，興辦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另一方面為社區農民提供各種公共物品，興辦各種公益、福利事業，維護社區的社會秩序等等，承擔政府委托的社會公共服務職能。
2 農村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為適應我國農業生產商品化的需要，1982-1984年，農村供銷合作社圍繞恢復合作社性質，在組織體制、經營體制和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了改革，恢復了自身的組織體系，擴大了經營范圍，加強了對農業生產的互助與合作，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和城鄉資源的雙向流通。1995年2月，中央在《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改革的決定》中指出，要堅持其集體所有制性質、堅持為農業、農村、農民提供綜合服務的辦社宗旨，堅持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合作社原則，把供銷合作社真正辦成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農村信用合作社一直在中國農業銀行的領導和系統內開展工作，在解決農民的資金需求，吸收社會閑散資金支持農業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農村信用合作社受政府干預和控制很大，不是真正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1996年，農村信用合作社從農業銀行脫鉤，也沒有理順內部各機構部門之間的關系，有效的管理體制也沒有建立起來，信用合作社的生存和發展面臨著困境。近年來，信用合作社開始按照商業銀行的模式進行改革，利潤導向明顯，存貸款非社員比例增大，已經失去了合作組織“互助共濟”的特征。
3 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
隨著農業生產專業化發展和農產品商品化、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了抵御市場風險，降低風險和不確定性，各地農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則，自發組織了各種類型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政府的鼓勵和扶持下，經濟合作組織的合作領域進一步拓寬，產業依托性增強，越來越多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經營活動與當地產業結構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當地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法寶。部分地區還初步形成了農業生產加工銷售以及技術服務等一整套產業鏈。比較有影響力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主要有“官民結合”為特點的“邯鄲模式”、以股份合作制為特點的“安岳模式”、企業與農民合作的“萊陽模式”等。經濟合作組織中，以銷售、加工為龍頭或產銷結合為主的專業合作
社，發展最快、也最為活躍；行業協會次之；各種經濟聯合體關系比較松散，但運轉靈活，效果最為顯著。
4 農村股份合作經濟組織
20世紀80年代中期，各種以勞動者的勞動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經濟聯合組織在農村涌現，特別是以股份合作制形式興辦鄉鎮企業，取得了積極的效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廣大農民又把股份合作制這種組織形式和經營機制廣泛引入到種養業、農業資源開發、鄉鎮企業以及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的改革中，黨中央、國務院對此極為關注，并及時給予了肯定和引導。1994年，中央就發展股份合作制的重點、方法、途徑和要注意的問題等提出明確要求，強調要尊重農民的意愿，要清晰產權關系、轉變經營機制、形成積累制度、防止集體資產流失，要引導農村股份合作制健康發展。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明確指出，目前城鄉大量出現的多種多樣的股份合作制經濟，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導，不斷總結經驗，使之逐步完善，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
5 “公司+農戶”為代表的契約型合作經濟組織
“公司+農戶”是指公司與農戶之間通過簽約形式，建立固定供銷關系的經營模式，是以契約為組織聯結機制的組織形態，可以將其稱之為契約化或契約型的農村經濟組織模式。這種組織模式包括公司與農戶合作經營，農民出土地，公司出資金，收益按比例分成；農民出土地、勞力，公司提供生產資料，產后由公司定價收購產品，扣除投人成本后統一組織銷售；以及公司與農戶掛鉤經營，公司提供技術、物資、服務，收取一定管理費的合作形式。到目前，“公司+農戶”這一組織形態還演變出了“公司+合作社+農戶”、“公司+基地+農戶”、“合作社+農戶”以及“合作社+公司”等多種契約型組織形態。在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業商品率還比較低，農戶生產自給程度較高，農民自治組織能力也較弱的現階段，“公司+農戶”模式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是實現農業一體化經營較好的農村經濟組織模式之一。盡管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效能已為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所證實，從我國農業產業未來發展的角度來看和我國農村實際情況出發，農村經濟組織的發展雖然也呈多樣化發展，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也必然是我國農村經濟組織的發展方向。但由于我國農村自然因素與經濟發展狀況的差別及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因素，我國農村經濟組織的創新與變遷仍然需以契約、農戶和“龍頭公司”作為基礎和出發點。
三、我國農村經濟組織發展的局限與問題
我國的農村經濟組織兩千多年來，基本上是地主制產權與小農經營權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組織。盡管這種組織形式具有經營靈活、權責利清晰且與風險緊密結合的制度優勢，但與現代經濟組織發展要求相比，依然存在許多發展中的問題：
1 農村經濟組織處于農村，市場交易分散，信息流通緩慢，交易對象缺乏，其結果可能會使經濟組織的成本高過個人交易成本。農民通過組織起來聯合進行交易固然可以降低市場進入壁壘，增加交易頻率和規模，實現信息搜集和處理的規模經濟，但農戶參加經濟組織所獲收益本身就不大，在付出一定的組織運行成本之后還要另外付出委托代理成本。
2 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弱化了經濟組織所提供的分工協作功能。農業生產只能在地理空間范圍內分散進行，而無法像工廠企業那樣進行集中控制；同時由于產權因素和農業生產的技術水平要求不高，農業生產的專業化需求比較弱，且受自然條件和季節氣候的影響而無法進行，而對農民進行的組織協調的成本卻相對較高，農業生產無法實現集中的大規模生產。農業生產的這種特殊性使經濟組織無法實現高度的專業分工。也無法產生大規模生產所擁有的高效率。
3 農村經濟組織的交易對象主要是農產品以及農業生產資料等。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影響很大，農產品產量波動大而其需求彈性又比較小，其結果會導致農產品價格的大幅波動。這樣在農產品價格高于契約價格時，農民常常采用機會主義行為，違約將產品通過市場銷售，經濟組織無法通過交易獲取收入，某些生產性經濟組織還會因為缺乏原材料而遭受損失。而在農產品供過于求價格大幅下跌時，農戶又傾向于將農產品按照契約協定價格銷售給其所參與的經濟組織，這樣就會使經濟組織遭受嚴重虧損。農產品本身易腐爛、不易儲存的特點則加劇了這種情況。
4 在農村經濟組織內部，委托代理問題顯得更加突出。由于多數農村經濟組織并不以盈利為目的，而是以社員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經濟組織的經營績效難以量化考核，容易誘發作為經濟組織實際控制人的經營管理者的偷懶傾向。同時，經營管理者通常只有資產控制權而無剩余索取權，在其行動難以監督、業績難以考核的情況下，也容易出現敗德行為，為了個人利益最大化而損害經濟組織其他成員的利益。對于非企業的經濟組織，農民縱然有退社自由限制管理者的道德風險和其他參與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但在農村的市場范圍內，經濟組織常常處于相對壟斷地位，單個農民的交易成本高，從而使交易無法進行。
5 合作性經濟組織通常是一種勞動控制資本的權力結構，參加經濟組織的當事人有基本相同的權力和義務，對組織的經營決策有相同的參與決策權。這種決策結構會導致經濟組織的決議常常出現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局面，造成經濟組織對外部市場環境變化的反應遲緩。
四、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目標
發達國家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歷史表明，建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參與市場競爭，保護和提高自身社會經濟利益的內在需要和有效的組織形式。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時期，隨著我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村經濟市場化的深入，農村經濟組織的發展具有多樣化發展的趨勢，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目標必須作出相應調整。
農村經濟組織創新是指為適應農業分工深化和專業化的發展，依靠自發的市場力量或強制性的體制變遷推動農村經濟領域各種資源的重新配置，以改善農村經濟組織的規模、機制和結構，提高農產品流通的效率和效益的探索活動。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農村經濟組織結構的合理化。目前農村經濟組織創新是在我國促進農業現代化，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背景下進行的，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其創新目標必須符合法制化、市場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的要求。歸結起來，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目標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使農村經濟組織成為代表農民集體利益，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法人實體。大多數農村經濟組織都有自己的財產、名稱、組織機構和營業場所、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按照我國《民法通則》中關于法人資格的規定，農村經濟組織應當獲得法人資格地位。雖然我國在2003年3月1日實施了《農業法》，
對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地位、組織原則及在農業產業化中的作用也做出了法律上的規定。但是，在具體的經濟活動中，由于農村產權制度的特殊性導致其經濟組織產權不完備，農村經濟組織無法像其他類型的法人主體一樣，有處理自己擁有的財產的全部權力，如土地、科學技術等，難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和經濟利益。農村經濟組織的法人地位，還需要在農村經濟活動實踐中，通過進一步的創新來完善和補充。
第二，使農村經濟組織發展成為運作規范，內部經營機制健全的經濟活動主體。合作經濟組織的本質特征是社員聯合擁有和控制的經濟聯合體，其目標雖然是追求公平，為社員提供服務，實現社員的聯合自助，但在具體的運作管理上，它又具有企業的本質特征，即追求效率。由于經濟組織的非營利性特征，決定了其基于結果的激勵約束機制難以發揮作用。完善內部控制，健全治理結構就成為提高效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的唯一選擇。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在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速，但由于發展時間很短，內部經營機制還很不健全，總體上還處于起步階段。農村經濟組織的發展，重點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理順組織內部的財產關系和管理機制，按照股份公司的設置要求進行股份制改造，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結構。這樣既能維護全體成員和所有者的合法利益，又能夠給予經營者充分靈活的經營管理權。同時建立健全合作經濟組織公積金、公益金和風險保證金制度，保障合作經濟組織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第三，使農村經濟組織發展成為符合國際合作社原則，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的經濟主體。合作經濟組織作為個體農民聯合組織起來的互助性組織，其具有地域性、相對封閉性、自我保護性強的先天性缺陷，限制了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和規模的擴大。同時，由于其實行勞動聯合，限制資本，實行民主管理，導致合作經濟組織股金集資受到限制，決策遲緩，很難適應千變萬化的市場要求。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市場競爭力一般都遠遠落后于企業，尤其是股份制公司。目前發達國家的農村合作社為了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需要，對合作社的組織和運作進行了市場取向的創新。主要包括社員進退的資格受限、社員之間和社員與合作社之間責任、權利義務的雙向分配，勞動與資本的聯合等內容，促進了合作社經濟效益的提高和競爭力的增強。這為我國農村經濟體制的創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第四，使農村經濟組織真正成為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主要推動者。我國目前農村經濟發展滯后，農民收入水平停滯不前，在很大程度上與農村經濟組織發展滯后有關。農村經濟組織作為連接小農生產與外部統一大市場的中介，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我國的農村經濟組織規模小，業務范圍的局限性很大，承受市場風險能力有限，限制了農業的市場化和產業化發展。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創新應該在加強政府扶持的基礎上，促進各類合作組織包括農業龍頭企業的聯合和合作。加強彼此之間的利益聯結，形成“企業+農村經濟組織+農戶”的產業化和市場化經營鏈條，促進農業生產的市場化和產業化。農村經濟組織在這個產業鏈條中的主導地位，既有利于保證企業原料來源的穩定性，又可以降低農戶分散交易的成本，幫助農戶得到農產品加工和流通領域的增值利益。
五、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路徑與模式選擇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開始進入農村經濟組織形式的發展與創新時期。原有農村經濟組織不斷變化和各類新型農村經濟組織不斷涌現。但這些經濟組織形式并未真正成為引領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龍頭，它們要么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很快被淘汰；要么是一種理論上的抽象模式，缺乏現實基礎和可操作性。
諾斯(1981年)認為，在市場中有效的組織達到的效果是：存在適宜的度量技術和度量標準而減少交易費用；交易者的集中降低了信息費用；交易者之間的競爭約束了機會主義行為；產權結構的有效界定和行使能夠降低或完全消除不確定性；非人格化的立法和執法機構減少了契約關系中的談判和交易雙方認可的交易的合意性。為此，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創新與演進方向也必然是要以效率作為衡量標準，以企業化、產業化作為演進的方向。
企業經營型農村經濟組織形式是指參與交易的各實體是平等的市場主體，完全按市場機制形成交易，包括供求、價格、競爭、風險等機制也完全由市場主導完成。農業產業化，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以龍頭企業為依托，以資本、技術為紐帶，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將農業產業的產前、產中與產后諸環節通過一定的組織方式聯結成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或產業鏈，實現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的過程。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核心是實現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的聯合經營。其關鍵在于做大做強龍頭企業，基礎是形成主導產業。要害是建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利益聯接機制。本質是發展市場農業，使農業向現代化邁進。農業產業化是以市場化、社會化、集約化和縱向化為特征的農業現代化過程。
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組織所表現的聯結方式有多種形式，而股份合作社被認為最有創新意義。股份合作社可分為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的股份合作社和專業合作組織基礎上的股份合作社。社區合作經濟組織作為傳統的農村經濟組織，相對而言，也具有創新的意義和創新的可能性。近年來發生在村、社范圍內社區合作組織的多樣化創新，雖然目前從數量上來說還不具有普遍意義，但是可以證明農村經濟組織創新可有多種模式的探索。如村莊的公司兼并就是其中一種創新表現。通過有實力的企業，對自然村、行政村范圍內各項職責和農業生產經營實施全面委托管理，進而一次性地直接改變農村社區合作經濟組織和管理體制，形成一體化的企業集團。其主要特征是村莊和托管公司合二為一，主要村干部在公司任職，村民小組建制為分公司，內部通過“公司+農戶”的組織形式，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另外還有村莊之間的兼并，包括扶貧式兼并和擴張式兼并等創新模式。
新型的農村經濟組織模式無論是通過“公司+基地+農戶”、“合作經濟組織+農戶”還是其他形式的聯合方式，都必須構成一體化聯合體。從長遠看，按照現代企業模式實行公司制度，實行企業式管理，必然會成為“農業企業”或“農村企業”的發展趨勢。
六、結論
農村經濟組織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經濟條件下有著不同的實現形式。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形式創新不夠，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的作用還非常有限。因而，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的歷史時期，創新和構建一種和新農村建設相匹配的新型農村經濟組織形式，它既能克服現有農村經濟組織的種種弊端，又能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反映廣大農民意愿，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目的應該是調整農村組織機構，以改變農戶因超小規模經營的自我封閉狀態，改進組織目標，增加農民的合法收入，優化組織行為，減少農村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保證實現農民各種利益。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目標必須符合法制化、市場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的要求，最終目標是建立精簡高效、富有活力、結構合理、運行高效的新型農村經濟組織。
任何一種農村經濟組織都有其成長的過程，各種新型農村經濟組織之間在功能上和適應性上是不同的，也是不可替代的。這種不可替代性以及不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和產品特性的不同，決定了現階段我國農村經濟組織創新的選擇是多元化的，只要生產力發展水平允許，農民自己也能夠接受，就可以選擇最適應某一地區、某一種農村產業發展需要的組織結構模式。
我國區域經濟規劃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十三五”規劃以來，我國區域協同發展面臨新形勢，對公安機關提升治安治理能力，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國雖已建成以打擊跨區域犯罪、服務區域警務的區域警務合作機制，但該機制的發展趨勢亟待理論解讀。文章通過對我國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的生成演化、路徑及發展趨勢進行總結分析，助推我國區域安全治理能力走向現代化。
【關鍵詞】區域合作 警務合作 區域警務合作機制
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環境，“十三五規劃”將我國區域協同發展概括為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基礎，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①面對區域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公安機關亟待順勢完善區域安全與公共服務的職能，提升區域安全治理能力。
警務合作可以理解為區域警務協同治理。自2010年9月以來全國公安機關先后簽署七個區域警務合作協議，初步形成區域警務合作框架?，F已建成的區域警務合作機制，對于有效整合資源，打擊犯罪和提升社會治安防控能力，成效顯著，意義深遠。區域警務合作機制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僅強化了公安機關打擊犯罪的精確度和力度，同時整合了警務資源，形成團隊作戰合力。但在取得成效和進展的同時，這一合作機制也存在著來自外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尤其是區域協同發展的新趨勢和公安改革過程中組織機制變革帶來的挑戰。因此，在新的“十三五”區域協同發展戰略的大背景下，亟待對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的發展趨勢進行理論梳理和分析。
關于區域警務合作的產生與發展
區域合作的概念早期是在區域經濟和區域公共管理領域中提出的，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形成的。早期的區域警務合作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國際警務合作。打破警務管理區劃的局限，建立區域間的警務合作，是一種發揮資源共享、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并實現合作雙贏的良性機制。該機制不僅簡單易行節約資源，而且很好的體現整體性治理理念。就區域警務合作演化進程和方式而言，可分為區際警務合作、跨區域警務合作以及區域警務合作等方式。早在20世紀70年代，區際警務合作就已啟動，所謂區際警務合作是指在“一國兩制”條件下，根據中國大陸同港澳臺地區不同的法域規則，為共同打擊犯罪而進行的相互合作與協助的警務活動。自20世紀80年代，香港與廣東就啟動了警務合作。隨著合作的不斷深入，2000年以來建立了定期會晤工作機制、聯合行動機制、情報交流工作機制等。在兩岸四地區際警務合作不斷加強辦案執法等領域合作的過程中，打擊跨境犯罪活動的成效顯著，有效提升了警務戰斗力。
相較于區際警務合作，跨區域警務合作經歷了從靜態打擊犯罪的警務模式向動態打擊犯罪警務模式的轉變。早期的跨區域警務合作體現為個案合作的方式，以1983年“二王”案、2000年張君案為例都采取了個案合作的方式。隨著經濟社會區域協同發展戰略的推進，跨區域犯罪的激增，隨之帶來了區域間多領域協作模式的豐富。以長三角地區警務合作機制為例，早期的長三角地區警務合作只限于單一警種，即江浙滬刑偵警務協作機制，該合作被認為是我國區域警務合作的開端。隨著社會管理創新的不斷深入，現行的蘇浙皖滬區域警務合作機制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刑事偵查單一警種的合作，而是在合作共贏原則的基礎上開展應急聯勤指揮合作、情報合作等多維度深入合作?？梢?，現行的跨區域警務合作是回應警務實踐需求，以合作為基調的區域警務戰略。
所謂跨區域警務合作是一種橫向協作模式，以各自的行政區劃為準，依據區域安全問題的性質，分層次和等級的不同行政隸屬的公安機關或者內部不同警種和部門之間協同行動，即通過警務合作機制的方式達成區域共同體。由于跨區域警務合作在實踐運行中存在復雜性，區域警務合作機制逐步形成。在打破行政區劃的基礎上，基于區域協同發展大戰略背景下，公安機關之間根據特殊地域聯系、犯罪同源關系、犯罪發展態勢關系、區域應急處理突發事件關系等社會治理任務需求，在自愿合作、互利共贏原則的基礎上，建立起以維護區域安全、打擊區域犯罪、創新社會區域治安治理為共同目標，合作各方、整合資源、協同行動的一種穩定而可持續的警務戰略合作關系。從當前我國區域警務合作發展的情況來看，主要的合作類型種類多元，形式多樣。②區域警務合作機制是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不斷關注和發展區域協同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該機制在區域整合的多變性和行政區劃非從屬性的前提下形成了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協作體系。
關于區域警務合作的路徑
從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來看，該機制經歷了從靜態合作到跨區域協議互助再到區域警務共同合作的過程。全國公安機關先后建立的七個區域警務合作都是建立在警務協議的制度基礎上，通過契約的方式使合作常態化、規范化、信息化。我國區域警務合作的路徑通常有兩種選擇，一是制度化區域警務合作機制，即在上級政策指導下，以區域協同發展為出發點，根據區域內公安機關間區域整體利益所達成的共識，在制度和組織資源的基礎上推動區域警務合作，進而整合區域資源整體，發揮合作優勢。二是非制度化區域警務合作，即在傳統警務模式下，辦理跨區域案件，基于雙方或多方合作，所傳承下來的警務合作傳統。該傳統一部分轉化為制度化合作機制，另一部分為傳統協助模式，至今在打擊區域犯罪、應急處突等區域危機合作中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的路徑來看，該機制發展趨勢的理論研究正是應現實的各區域警務合作實踐需要而展開的。早期的區域警務合作理論研究多是基于該機制的警務實踐進行梳理，而對國內警務合作已有模式進行理論梳理與發展趨勢判斷的相關研究還較為薄弱，亟待在理論上分析我國公安機關面臨社會動態治理問題以及對不同的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發展進行必要性分析和理論分析，科學闡述這一機制的發展趨勢，推動區域警務合作向前邁進。
關于區域警務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區域警務合作是時代大背景的產物。早在20世紀50年代，國際區域警務合作就伴隨地理區位鄰近國家頻繁的經濟往來而產生了，就區域社會治安秩序維護展開探索。早期的區域警務合作是基于兩國或多國間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展開的，這類合作通常采取簽署警務合作協議的方式，形成區域一致警務管理對策和方略，共同完成區域治安治理。就警務合作這一事務來看，無論國際警務合作、區際警務合作還是我國區域警務合作，都是由長期以來公安實踐不斷探索的成功范例發展起來的。目前構建的國內區域警務合作，是一種組織橫向架構間的合作伙伴式社會治安治理。因此，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的高效運行，一方面在于通過區域防范體系的構建，維護了區域社會安全穩定；另一方面在于不斷完善合作的過程中，將區域系統穩定和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社會治安“新常態”要求加強警務合作。區域社會開放程度、經濟發展速度、人口流動程度、治安控制強度等因素都是影響治安形勢的晴雨表。因此，面對社會治安呈現地緣犯罪同域化動態化的新常態，同樣要求進一步務實警務合作。地緣犯罪同域化是指在推動區域社會經濟加速發展的同時，要面對犯罪以同樣速度增長的嚴峻考驗。區域違法犯罪日益突出組織職業化和暴力智能化的特點，流竄作案加劇且時空轉換加劇、頻率遞增。傳統警務是在行政區劃的框架內開展的，當地緣犯罪同域化發展時，警務工作就會在打防控治安時面臨犯罪同域化而警務行政區劃之間的矛盾，難以突破行政區怪圈。區域警務合作的大力推進，有助于應對地緣犯罪同域化和動態化發展趨勢，將警務便利原則發揮淋漓盡致，全方位打擊清查區域內各類犯罪，尤其是跨區域違法犯罪。通過合作打破行政區警務下的孤立和各自為政，將警務活動的整體作戰能力有效提升，警務的真空地帶不再出現。
公安信息化與規范化促進區域警務合作。新時期的公安信息化是基于大數據、“互聯網+”背景下的智慧警務，科技的進步為現代警務機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礎。如何真正實現信息情報的生命力和價值，就在于充分的信息交流和情報使用，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區域警務合作正是順應這一趨勢的。同時，公安的規范化建設是基于科學管理基礎的標準化與流程化運行，也為區域警務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滿足我國區域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一體化發展，構建多層級、多動力、多維向的區域警務合作，既是公安信息化的要求，又是規范化建設的題中之義，從而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對公安安全產品的需求變化。
區域警務合作發展趨勢的理論分析
當前，公安工作站在公安改革的歷史起點上，改革的目標是為了建立與我國第五個現代化③相適應的現代警務機制，區域警務合作機制是現代警務機制中重要的一項社會治理機制，充分發揮了我國的政治優勢和體制優勢。我國區域警務合作、警種合作機制以及部門合作機制的完善，逐步形成社會治理的整體合力，以區域治安治理為目標的警務合作有效提升了我國公安機關區域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區域警務合作機制順應警務實戰化發展趨勢。我國區域警務合作框架形成以來，各區域不斷完善合作機制，呈現良好態勢，有效提升了警務戰斗力。同時進一步深入推進區域警務合作，提升公安機關基層基礎工作以及打防管控的實戰能力，進而全面提升社會治安治理能力。在合作層級方面，向一線基層延伸，在各區域交界及次區域地帶，尤其是派出所、業務警種和巡特警等基層警種，深入推動小區域合作，凸顯小、快、靈的特點，使基層一線整體作戰和快速反應能力整體提升；在合作對象方面，加強同政府相關部門的緊密合作，進一步推動區域協同警務合作，優化常態合作機制，從四維空間繼續拓展警務合作。在合作內容方面，向公安業務橫向和縱向延伸，努力拓展到公安機關社會治理、打擊犯罪和公共服務諸方面。
區域警務合作機制順應社會治理理論的發展趨勢。治理理論主張治理多中心化，即治理理論中政府權力的特性為主體之間責任界限的模糊。這種多中心化的直接表現就在于社會力量的日漸強大，區域協同的日漸豐富，使得權力合作伙伴關系和依賴關系的多元化治理主體間協作共贏。權力中心多元化，NGO組織、第三部門及私營組織等行使的權力在得到公眾認可的前提下，同樣可能成為不同社會層面上的權力中心。多元治理主體在這樣的網絡中，基于主體之間的相互信任，確立共同目標，并依據和整合各自的資源和優勢，在合作與對話當中持續增進相互理解與認同，相互鼓勵來共同承擔風險，最終使公共事務的聯合管理得到確立。
社會治理的多樣化治理模式特點和優點表現在：一是社會治理主體多元是一個交流、互商以及參與的過程?，F代社會逐步走向多中心化，權力和社會利益逐漸分化，政府服務要獲得市民的支持，必須選擇合作模式。區域警務合作致力于推動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提升治安治理能力作為關鍵因素。首先，該機制堅持以公安政策為原則，考慮地區利益的多樣性，考慮不同利益主體在該地區的利益需求，實行不同措施。其次，區域警務合作使權力實現途徑多元化，區域治安治理主體間因區域共同的社會安全需求而相互依賴，基于區域治安治理進行協商，解決區域面對共同社會安全治理難題，形成共識，整合共同的利益訴求反映到區域安全治理策略中，各自目的的實現是以共同目標實現為基礎。再次，交流、互商及參與機制是重要基礎，能夠保證區域警務合作的健康發展。多元化的社會治理主體是一個相互合作的關系，實現公共責任的平衡。區域在公安機關的協作關系，本著對公眾負責的核心理念進行社會治理，不乏為創新之舉。
我國區域警務合作機制順應整體性治理理論的發展趨勢。21世紀以來，隨著新公共管理式微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整體性治理日漸取代強調碎片化和分散化競爭的新公共管理。整體性治理在西方政府改革的潮流中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有效解決了新公共管理中分散化帶來的效率低下等問題。整體性治理作為一種新型的政府改革模式，主張從管理走向治理，從部分走向整體，更多地著眼于政府內部機構和部門的整體性運作，強調集中與整合。
重新整合是整體性治理的重要思想之一。這一思想也是對新公共管理碎片化的有力回擊，即逆碎片化和部門化。以美國國土安全部為例，在應對“9·11”恐怖襲擊時期，美國的警務運行模式呈現出極度分散化，也因此在情報研判和應急處置的過程中產生了低效甚至無效，其實質在于警察組織內部跨部門內部協同的工作機制出現了整合效能不足的問題。從整體性治理重新整合思想出發，要求我國區域警務合作在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應為整體公安改革戰略服務，必須始終服務于我國公安改革的整體戰略，基于公安改革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實現區域警務協同整合與單個地區警務發展之間的統一，適應整個警務系統運行與環境之間的交互與改進，實現區域協同作戰與跨部門協同作戰，從整體把握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的進一步發展。
追求整體并多元整合的組織結構是整體性治理的又一重要思想。以行政區劃為劃分基礎建立的各級公安機關，都是以科層制為組織架構的，同樣面對科層制帶來的分工弊端。面對警察組織的進一步發展，整體性組織理念無疑能夠帶來區域警務合作的可持續性。我國區域警務合作機制向縱深發展同樣要符合這一發展大勢，整體合作框架具體表現為各大區形成合作伙伴關系，突破行政區劃的單打獨斗，從網絡結構中為整體處理各種綜合性社會突發事件反應滯后等社會治理瓶頸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形成共同領導多個部門，區域整體績效評估，區域共享工作成果、風險及責任的工作機制。
我國區域警務合作機制在順應治理理論的發展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區域治理的特點和規律創造并管理新的警務合作系統，并不斷創新。所以，我國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的完善和發展在于統籌機制中的整體要素關系，完善跨部門協同治理機制，優化多方整合的組織結構，從而為區域警務合作機制的可持續性發展提供整體性治理策略。
（作者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
【注釋】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新華網，http：//www.china.com.cn/，2016-03-18。
②李俠：“我國區域警務合作現狀與思考”，《北京人民警察學院學報》，2012年第7期。
③李景鵬：“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四個現代化’之后的第五個‘現代化’”，《天津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2期。
責編 /張蕾
我國區域經濟規劃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經濟收斂文獻總體上反映出一種忽視產業結構與收斂聯系的趨勢。產業結構變動的過程是勞動力從低效產業轉向高效產業的流動過程，它會不斷提高經濟體的生產率，一個落后的經濟體可以從滯后的產業結構變動中獲得“后發優勢”，從而步入快速的經濟增長階段，并最終與發達經濟體實現經濟收斂。我國六區域在2002-2008年間總體上表現出了較強的經濟收斂趨勢，但從產業水平上看，第一、第三產業表現出了較弱的收斂趨勢，而第二產業出現了很強的反收斂趨勢?；诋a業結構變動視角，本文對于六區域總體與各個產業增長趨勢的不一致給予解釋，通過使用偏離-份額模型發現如果缺乏產業結構變動的作用，六區域間總體生產率收斂速度平均每年會下降一半以上，這表明產業結構變動對我國區域間經濟收斂具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經濟收斂；產業結構；生產率；偏離-份額模型
一、引言
貧窮經濟體是否會與富裕經濟體達到相同的生活水平？這個問題一直是經濟增長領域研究的核心問題，而這個核心問題也可以表述為各個經濟體之間是否會出現經濟收斂。如果用人均福利來替代一個經濟體的經濟水平，那么經濟收斂就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經濟體（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與它初始的人均福利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貧窮經濟體要比富裕經濟體增長得更快一些，因此這兩類經濟體的人均福利差距會不斷縮小。實際上，經濟收斂并不是一個現代詞匯，它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早在1750年Hume就提出了這種理論，他認為：富裕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會因為一種“內生衰退”的過程而表現出一種自然放慢的趨勢，這就給貧窮經濟體創造了迎頭趕上并實現收斂的機會?，F代收斂理論的研究起源于Gerschenkron（1962），他認為“相對落后”的經濟體可以在技術、經濟、制度、知識等多方面模仿發達經濟體而獲得后發優勢，這種優勢會使得落后經濟體以更快的增長速度不斷追趕發達經濟體并最終與其實現經濟收斂。
盡管各種經濟增長理論都不同程度地預言了經濟收斂，但經濟收斂是否存在仍需要大量的實證文獻予以解答。Baumol（1986）對OECD國家的收斂分析開創了此類研究的先例，至此以后，大量的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 Barro and Sala-i-Martín （1991）通過研究不同的經濟體（美國各州之間或歐洲各國之間等）證實了經濟收斂的存在，他們認為各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大約以每年2%的速度收斂。其他學者通過采用不同的實證方法對經濟收斂進行了研究，但他們的研究結論基本上都證實了Barro and Sala-i-Martín的看法（Mankiw，Romer and Weil，1992； Durlauf and Johnson， 1995）。此后，Barro（1996）系統總結了各國學者對經濟收斂的研究成果，并分別考察了各種因素（人均GDP的初始水平、受教育程度、預期壽命、生育率、政府支出、法律的執行情況、通貨膨脹率、貿易條件、政治自由程度、政治權利和民主）對經濟收斂的具體效應。
國內學者對經濟收斂是否存在有著很大的爭議。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區域間并不存在經濟收斂趨勢，例如林毅夫等（1998）利用基尼系數分析了我國區域間經濟收斂問題，他認為1978-1995年期間我國省際間以及東中西三大區域之間都不存在經濟收斂趨勢，不過省際間反收斂（經濟發散）的趨勢并不明顯，而三大區域之間卻存在著明顯的反收斂趨勢。蔡昉、都陽（2000）分別利用了泰爾系數和β收斂檢驗來分析經濟收斂問題，他們認為我國省際間和東中西三大區域間都不存在經濟收斂趨勢，但三大區域內部卻各自存在著俱樂部收斂。另外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區域間存在著經濟收斂趨勢，例如申海（1999）利用β收斂檢驗法考察了經濟收斂，他發現我國省際間存在著β收斂，但是省際間人均收入的收斂速度要慢于人均GDP的收斂速度。劉強（2001）也根據β收斂檢驗法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他發現我國各省在1981-1998年期間的收斂系數β僅為0.0014，即我國各省存在著并不明顯的弱收斂趨勢；但把這一段時期拆分為兩段以后，各省就呈現出不同的增長趨勢：在1981-1989年期間，我國省際間存在著明顯的經濟收斂，其收斂系數β為0.024，這意味著落后省份以每年高于發達省份2.4%的速度實現著收斂；但1989-1998年間，我國省際間并不存在經濟收斂趨勢，即在不同時期，我國地區間具有不同的經濟收斂趨勢。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經濟收斂發生的空間范圍和時間跨度存在著較大的爭議，隨著空間范圍和時間跨度的改變，學者們對經濟收斂的存在與否有著不同的看法。近些年，已經有大量學者開始關注經濟收斂的內在形成機制，不過主要都是從資本、技術、制度、貿易等傳統角度去思考經濟收斂的形成邏輯；但對經濟收斂的結構特征卻鮮有人關注。眾所周知，產業結構的變動就是勞動力不斷從傳統產業轉移到現代產業，也就是從低效產業不斷轉向高效產業的過程，這個過程隨著高效產業不斷替代低效產業而實現了生產率的提高，更高的生產率會推動更高的人均福利，貧窮經濟體的產業結構通常遠遠滯后于富裕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因此貧窮經濟體可以從產業結構變動中獲取一種后發優勢，即產業結構變動推動了經濟體之間的經濟收斂。本文組織結構如下：第二部分引入偏離-份額模型，并從產業結構角度重新探討了該模型的意義，以及如何從這個模型出發去研究區域間經濟收斂問題。第三部分為計量實證部分，首先討論了我國六大區域的劃分標準和產業結構的衡量基準，并據此尋找模型所需數據然后進行計量分析。第四部分為總結，在此部分中，我們將根據計量的實證結果給出相應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模型的建立
產業結構變動是“促進生產率提高的一種重要機制”①。貧窮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往往滯后于富裕經濟體，而落后的產業結構又是以傳統的第一產業為主，所以隨著勞動力不斷從生產率低下的第一產業移往生產率更高的第二、第三產業，落后經濟體的生產率會經歷一個較快增長的過程，而發達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已經相對合理，產業結構的變動就會相對緩和，所以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就不會因此實現快速的增長。因此，落后經濟體產業結構更快的變動促進了與富裕經濟體之間生產率水平的收斂。
為了考察產業結構變動對我國區域間經濟收斂所造成的影響，本文采用了偏離-份額模型作為研究分析的框架。偏離-份額模型在Dunn （1960）之后得到了充分的應用。這種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地區性經濟問題：例如區域內或區域間的產業結構、失業率或者勞動生產率等經濟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②。本文運用偏離-份額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將地區間經濟增長的差異歸于以下三種效應：產業結構效應、競爭效應和交叉效應。產業結構效應測量了一個地區產業結構變動（假定各個產業的生產率水平保持不變）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競爭效應測量了一個地區各個產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假定產業結構保持不變）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交叉效應測量了前面兩種效應的共同作用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這種效應是該地區專門從事具有生產優勢的產業所帶來的。
如前所述，盡管偏離-份額模型最初主要用于分析地區失業率問題，但是本文卻根據它的三種效應對其進行擴展，從而用來分析地區產業結構對經濟收斂的影響。此處，我們將一個地區的產業整體生產率表示為該地區各個產業部門的生產率的加權之和，可見，該地區的產業生產率若要高于其他地區的產業生產率，那么該地區就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實現：一種可能的產業結構是，該地區每個產業部門的生產率都要高于其他地區相應產業部門的生產率水平；另一種可能的產業結構是，該地區專門從事那些生產率更高的產業部門，從而使得產業整體生產率高于其他地區的生產率水平。下面，我們將依據Kennedy （1971）的方法構造偏離-份額模型的三種效應來解釋各個區域的生產率差異。
三、計量實證
（一）區域劃分
區域的劃分要考慮到省份間的同質性，即區域內部各省份間應該具有類似的產業體系、經濟結構以及經濟水平等，而通常的東中西三大區域劃分方法卻顯得過于籠統，因為每個區域內部都包括彼此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的省份，有鑒于此，本文采用黃作平（1998）的區域劃分方法，他認為區域劃分應該考慮四種標準：首先，中心-外圍標準，即將經濟中心以及它所覆蓋的外圍地區算作一個區域；其次，地理自然環境標準，即應該講具有相似自然稟賦的地區算作一個區域；再次，行政、經濟區域標準，即將一個完整的行政省份以及經濟功能相似的地區算作一個區域；最后，目前發展和未來演變標準，即將目前發展水平相似以及未來演變趨勢相近的地區算作一個區域。由于港澳臺地區的經濟制度與中國大陸整體的差別，故將排除這三個地區。在此基礎上，我們將我國分為六個區域，詳細見表1。
（二）數據收集
根據前面的模型可知，我們收集數據的時候需要考慮三個維度：首先，我們只考慮大陸地區六大區域的31個省份（或直轄市）③。其次，由于各個省份數據的局限，我們將只考慮三大產業總體所構成的產業結構，不再進一步考慮三大產業的內部結構。最后，根據偏離-份額模型可知，我們需要收集兩類數據：就業人數和各個產業的產值，然后計算出我們想要得到的結果。因此，本文將參照中國國家統計局出版的《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挑選1998-2008年間各個省份的相應數據，其中三大產業產值根據1998年不變價格計算而成，人口分別根據三大產業的就業人口匯總而得。
（三）實證結果
根據第二部分構建偏離-份額模型的步驟，我們首先計算出產業生產率的變異系數。圖1描繪了六大區域總體變異系數和每項產業變異系數的變動趨勢，通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六大區域總體生產率的變異系數從2002年開始不斷下降，即六大區域總體上從2002年開始出現了經濟收斂趨勢，但是三大產業的變異系數曲線卻都沒有表現出持續的下降趨勢，因此從每個產業來看，六大區域并沒有實現顯著的經濟收斂趨勢。
圖1明確地告訴我們六大區域總體上是從2002年開始進入收斂階段的，因此以下研究都以2002年為初期，2008年為末期。根據變異系數，我們可以計算出各個產業獨自和總體的收斂速度。表2給出了關于我國總體生產率以及各產業生產率的收斂速度，從表看出，六區域在整個階段實現了較強的經濟收斂（每年變異系數都在下降），平均每年收斂速度大約為1.88%，這與Barro and Sala-i-Martín （1991）所發現的2%收斂速度非常接近。雖然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生產率水平差異最終減少了，但是它的變異系數并沒有出現持續下降趨勢，即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只有微弱的收斂跡象；第二產業沒有出現收斂趨勢，其生產率水平差異明顯擴大了，平均每年擴大的速度為2.08%。
表3給出了六區域各種生產率與相應均值的比率，從總體生產率與均值的比率來看，2002年生產率比值大于1的區域包括華南、長江、華北和東北四區域，這四個區域2008年的比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即這四個區域的生產率增長速度都低于六區域的平均增長速度；而2002年生產率比值小于1的兩個區域西北和西南卻出現了不同的趨勢，西北地區2008年的比值得到了提高，這表明西北地區的增長速度要快于六區域的平均增長速度；而西南地區2008年的比值卻稍微下降了，這說明西南地區與其他五個區域之間的差距有所擴大；綜上所述，雖然西南地區表現出了反收斂的趨勢，但是這種微弱的趨勢要小于其他五個地區所表現出的強勢收斂趨勢，所以六個區域總體才表現出了經濟收斂現象。
從第一產業生產率比值角度來看，2002年比值大于1的區域有華南、長江和東北地區，其中只有華南地區到2008年時比值發生了下降，長江和東北的比值都出現了增長，也就是說長江和東北產生了反收斂的趨勢；而2002年比值小于1的三個區域中，華北和西北地區在2008年時比值得到了提高，西南地區的比值卻相對地下降了。由此可見，六區域并未明確地表現出收斂趨勢，這與表2中發現的第一產業弱收斂趨勢（每年0.33%）是相吻合的。第二產業方面，初期比值大于1的兩個區域，華南在2008年時出現了比值下降，而東北卻進一步上升；比值原先小于1的四個區域中只有西北地區的比值得到了提高，長江、華北、西南三個區域的比值都發生了下降，可見只有華南和西北兩個地區表現出了經濟收斂的趨勢，而其他四個區域都產生了反收斂態勢，這與表2中第二產業的反收斂情形是一致的。而在第三產業中，2002年比值大于1的三個區域都在2008年時實現了比值的下降，而最初比值小于1的三個區域中也只有西南地區在2008年時仍然出現了比值下降，即五個區域都表現了經濟收斂的趨勢，而西南地區表現了較弱地反收斂趨勢，這與表2中第三產業出現經濟收斂現象也是相符合的。
到目前為止已經確定了六區域總體層面和各產業層面的增長趨勢，但是我們還需要進一步了解產業結構在這種趨勢下是如何變動的，因此我們將各個區域和全國在2002-2008年間產業結構變動的情況總結到了表4之中。由表4可知全國第一產業的平均份額（即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為45.09%，平均每年下降3.19個百分點，而每個區域的第一產業份額也都表現出了下降的趨勢，但是各個區域第一產業占三大產業的份額仍然是最大的，其中西南地區的平均份額達到了59.41%，西北地區達到了53.08%。第二產業全國的平均份額為24.73%，除了東北表現出輕微的下降以外，其他五個區域的第二產業份額都有所上升。在第三產業方面，全國的平均份額為30.18%，六個區域的第三產業份額都在不斷上升著。由此可見，六個區域的第一產業份額在不斷減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分額在不斷增加，也就是說，每個區域的勞動力都在不斷地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中，即產業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動，又根據前文可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生產率普遍高于第一產業，因此這種產業結構的變動自然會提高整個經濟體的生產率，從而實現經濟增長。
了解了我國區域間產業結構變動的主要情況后，就可以開始測算產業結構變動對生產率收斂的作用了。如前所述，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收斂的作用不僅包括產業結構效應，而且還包括一部分交叉效應（交叉效應是產業結構效與競爭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為了估算產業結構變動對六大區域經濟收斂的影響，我們不能只估算產業結構效應的大小，還需要考慮交叉效應中產業結構變動的部分。在具體的估算過程中，我們通過排除競爭效應和部分交叉效應來測算產業結構變動的總效應。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比較CVt、CVT，t和CVT*I，t三者的變化趨勢，其中CVt和CVT，t二者變化的差異便是產業結構變動和交叉效應對區域間經濟收斂的作用大小，而CVt和CVT *I，t二者變化的差異便是產業結構效應對經濟收斂的作用大小，產業結構變動對收斂的總效應應該居于這兩個數值之間。
如表5，在2002-2008年的整個期間，CVt平均每年的變化速度要快于CVT，t和CVT*I，t，其中CVt、CVT，t和CVT*I，t分別每年以1.88%、1.04%和0.96%的速度不斷下降，可見排除掉產業結構效應后的生產率變異系數的下降速度明顯變慢了，根據數據可知，產業結構變動對區域收斂速度的貢獻大約介于0.86%和0.92%之間，即區域間經濟收斂一半的速度都來源于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可見產業結構變動對區域間的經濟收斂的確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四、結論
綜上所述，我國六區域在總體生產率方面具有較強的收斂性，其收斂速度平均每年為1.88%。但各個產業卻表現出了不同的變化趨勢：第二產業出現了顯著的發散趨勢，速度平均每年為2.08%；第一產業表現出了微弱的收斂趨勢，收斂速度平均每年為0.33%；第三產業也只表現出了微弱的收斂趨勢，收斂速度平均每年為1.21%，但它和第一產業都沒有實現持續性的經濟收斂。通過使用偏離—份額模型，我們發現產業結構變動具有顯著的收斂效應，這種效應所實現的收斂速度幾乎占到了總體經濟收斂速度的一半，也就是說，如果產業結構保持不變，那么六區域總體生產率的收斂速度就將減少一半左右。
正如Gerschenkron （1962）、Baumol （1986）等學者強調的，落后經濟體之所以具有追趕發達經濟體的可能性，是因為它們在落后的前提下獲得了某種優勢（后發優勢），這種優勢（落后經濟體可以不斷模仿、借鑒發達經濟體的先進之處）使得落后經濟體具備了快速追趕發達經濟體的可能。我們通常把這種后發優勢定義為技術的模仿、資本報酬的遞減、人力資本的積累、貿易的自由化和先進制度的借鑒，卻對產業結構變動這種后發優勢缺乏足夠的重視，正如文中所表明的那樣，落后經濟體的傳統低效產業往往占有較大的結構比例，隨著勞動力不斷從這類產業移往更加高效的產業，落后經濟體的總體生產率會不斷提高，正如前面所證實的那樣，產業結構變動具有顯著的經濟收斂效應。
從政策含義角度來看，我國政府應該積極推動勞動力進入更加高效的產業部門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并憑借這種產業結構變動促使我國以更快的速度追趕發達國家。不過對于我國的不同區域的而言，我國政府要有不同的發展策略，首先，應該努力倡導落后區域的產業結構優化，這樣不僅可以促使落后區域實現更加快速地經濟增長，而且還可以不斷縮小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并最終實現區域間經濟一體化。對于發達區域而言，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作用已經相對減小，所以對于這些區域應該更加重視能夠同時提高各個產業生產率的發展策略，即應該重視教育水平、基礎設施、產權制度等經濟基礎發面的發展。
注釋：
① 引自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NESC）（199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Growth in Ireland， NESC， Dublin.
② 其中包括Paci and Pigliaru， 1999； Cuadrado et al.， 2000； Esteban， 2000； Landesmann and Stehrer， 2001。
③ 由于經濟制度的差異，故排除掉臺灣、香港和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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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Shift-Share Method
GUO Pei-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Key words：economic converge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ductivity； shift-share model
（責任編輯：嚴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