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弱勢群體分析論文范文第1篇
隨著我國成功加入WTO,與國際社會逐漸接軌,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亦明顯加快。城鎮化改造和建設的重要工作就是拆舊建新。拆遷工作處理的質量,直接影響著城市化的進程,也關系著政府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和威信。由于城市拆遷補償等問題處理不當,從“野蠻拆遷”到“暴力反抗”,引發了大量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并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導火索。群體性突發事件是指在社會生活中由人為因素引起的,突然發生的、嚴重危及社會秩序、有可能或己經造成重大損失的事件,具有突發性、不可預測性的特點。
群體事件是我國社會穩定與和諧社會建設的不和諧因素,它是一種人們在激烈的互動中自發的、無指導的、不受正常社會規范的狂熱行為。
城市房屋拆遷是一項涉及眾多相關利益當事人的博弈活動。文章首先構建了城市拆遷過程中政府與住戶之間動態博弈模型,分析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的條件及原因,并通過甘肅隴南事件進行實證分析,最后提出減少城市拆遷引發群體性突發事件、完善城市拆遷和補償機制的政策建議。
1 城市拆遷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動態博弈模型
根據我國《物權法》有關規定,城市用地分為兩種:公益性目的和商業性目的。前者的拆遷由政府主導,后者則由企業主導。限于篇幅,文章中只研究由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拆遷。
假設城市拆遷過程中主要涉及兩類參與者:地方政府和住戶。博弈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地方政府選擇強制實施還是合理補償;第二階段是住戶選擇上訪還是接受;如果上訪,就有第三階段,地方政府收到上級的指示,重新處理事件,是繼續強硬態度還是和解。動態博弈模型如圖1所示。
動態博弈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可信性”問題。所謂可信性是指動態博弈中先行為的參與人是否該相信后行為的參與人會采取對自己有利的或不利的行為。在政府選擇補償還是強制時,應該考慮住戶會做出如何選擇。這里住戶有上訪的權力,而在有些地方地區政府一手遮天,他們認為住戶是不會也不敢上訪的。
如果地方政府在拆遷過程中提供正常的補償,地方政府和住戶各自收益分別為(p,q),住戶上訪成本為cq,所得收益為一個單位lq。假定每次上訪都是成功的,則地方政府會受到來自上級的壓力,損失收益cp。上訪后,地方政府選擇和解時,須賠償住戶更多補貼,則損失財政收益△p,但聲譽更好,收益增加lp;住戶的收益增加△q,這里△p=△q。若地方政府仍然選擇強制解決,聲譽會有所下降,則損失收益為lp;地方政府強制拆遷時,住戶難免會失望,收益減少一個單位lq。若地方政府最開始就選擇強制拆遷,其財政收益必然比正常補償時要多,設多出的收益為△p′,而住戶損失的收益為△q′。
首先,比較地方政府部門分別選擇(補償,上訪,和解)與(補償,上訪,強制)兩種路徑的收益,如果p-cp+lp-△p>p-cp-lp,即2lp>△p。上式表明,當公眾輿論和公信力所帶來的收益是大于發展房地產而帶來的財政收入時,此時地方政府的最優策略為和解。在第二階段,住戶上訪與否,需要比較q和q-cq+△q的大小。如果q
其次,比較地方政府部門分別選擇(強制,上訪,和解)和(強制,上訪,強硬)兩種路徑的收益,如果p-2lp+△p′-cp
最后,比較地方政府部門在第一階段選擇(補償,上訪,和解)和(強制,上訪,和解)兩種行動方案的收益。當p-cp+lp-△p>p+△p′-cp-△p,即lp>△p′,政府認為強制拆除住房,發展房地產而損失的公信力比所得的地方財政收入更重要,政府自然會選擇補償。此時博弈的納什均衡路徑為(補償,上訪,和解),這種策略是和諧社會的一種體現。
結論1:當滿足cq<△q,即住戶上訪的收益大于成本時,住戶會選擇上訪。
結論2:當滿足2lp<△p或lp<△p′,即政府認為政績和財政比人民利益更重要時,群體性突發事件可能會爆發。
2 案例分析:甘肅隴南事件中城市拆遷群體性突發事件
2006年,隴南市提出在武都區東江鎮建設東江新區,準備打造區域中心城市,隨即開始了大規模的征地拆遷,僅在城區和城郊的東江鎮,就涉及3500多個拆遷戶。當地群眾原打算土地被征用后,隨著新城的開發可以到市區做小生意維持生活,然而在2008年3月不斷傳來行政中心要搬遷至成縣的消息,群眾擔心行政中心搬遷后,自己的生活福利勢必會受到影響。他們認為上訪的收益大于其成本,即cq<△q,自然會選擇上訪。從3月到11月,群眾集中上訪至少有三次。11月7日上午9時30分左右,武都區30多名拆遷戶集體到隴南市委上訪,要求市委市政府對行政中心搬遷后對拆遷戶的住房及日后生活安排作出答復。
隴南政府不直接和群眾對話,甚至調來了武警部隊,此時政府認為2lp<△p。行政中心要搬遷,對隴南政府自然是好事,但對于廣大拆遷戶卻不盡然。搬遷后隴南政府對于已拆遷群眾的承諾就可能無法兌現,甚至已經投入大量資金的開發商的利益也會受到影響。隴南政府未曾想過認真對待群眾上訪之事,忽略了政府應有的責任與義務,同時群眾未得到任何明確的答復,持續上訪,最后政府在大量群眾聚集的情況下調來了武警強制鎮壓。此時的納什均衡路徑為(補償,上訪,強硬)。這樣的納什均衡非但不能平息事件,反而使事件愈演愈烈,于是爆發了群體性突發事件,后果是2 000多人沖擊市委機關,政府大樓被砸,群眾被抓,兩敗俱傷。
從博弈中不難看出,雖然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主體是群眾,但導火索卻在地方政府。在本案例中要完全禁止上訪是不可能的,此時地方政府不能制止上訪,而是應該降低上訪成本,這樣才能促進政府與群眾之間的溝通,發展和諧社會。所以此類突發事件發生與否取決于政府如何對待上訪。如果隴南政府能夠從群眾的角度考慮問題,也就是2lp>△p,從一開始要搬遷行政中心時,將群眾的生活也考慮進去,并且及時公布信息,就不會出現謠言漫天飛的現象,更不會出現群體性突發事件。如果2lp>△p,此時納什均衡路徑為(補償,上訪,和解)。事件最后由甘肅省委平息,這也是一種和解,此時隴南政府意識到2lp>△p,最適合的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路徑是(補償,上訪,和解)。
如果以后還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地方政府應具有強烈的責任意識,耐心對待每一次上訪,就可以避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而直接達到(補償,上訪,和解)的納什均衡路徑。
3 結語
文章構建了城市拆遷過程中政府與住戶之間動態博弈模型,分析結果表明,城市拆遷引起的突發事件的根本并不取決于住戶本身,而是取決于政府能否協調拆遷過程中群眾的利益問題。既然政府在城市拆遷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就需要規范地方政府官員的拆遷補償方案,正確定位政府在拆遷過程中的職能定位。
(1)提高政府部門在城市拆遷過程中的責任意識和行為素質,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完善責任機制。政府必須回應社會和公眾的基本要求并積極采取行動加以滿足,承擔相應的責任。一方面將責任制度延伸到個人,避免推脫的現象;另一方面應加強責任監督,完善和落實行政監督機制。
(2)改善被拆遷人的信息機制。在拆遷過程中,住戶與政府之間有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政府應該建立順暢的信息通道,并及時公開發布信息,以便住戶能在了解信息的前提下做出理性選擇。
(3)規范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自利行為,加強制度建設。地方政府的自利性是導致強制拆遷的重要因素之一。調整政府職能就必須嚴格約束政府及其工作入員的行為,避免自利傾向引導政府行為背離公共利益。
摘要：我國城市化進程為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由于城市拆遷補償等問題處理不當引發了大量的群體性突發事件。文章運用動態博弈模型分析了城市拆遷過程中地方政府與住戶之間的動態博弈和利益分配過程,通過甘肅隴南事件進行實證分析,最后提出關于減少城市拆遷引發群體性突發事件、完善城市拆遷和補償機制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城市拆遷,群體性突發事件,動態博弈,應急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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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弱勢群體分析論文范文第2篇
1.1 財務管理觀念淡薄, 缺乏風險意識
高校財務會計仍沿襲傳統的“報賬型會計模式”—記賬、算賬、報賬, 這些僅限于對歷史數據和解釋信息的提供, 只做到了事后監督, 事前預測、事中控制、事后分析卻忽視了。
1.2 預算編制不科學
有些高職院校僅僅是為了滿足主管部門或財政部門的需要, 使預算流于形式, 脫離實際。
1.3 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益有待進一步提高
目前, 在一些高職院校中師生比例不盡合理, 學校行政和后勤人員過多;不少高職院校的教學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利用率不高;供電、供水、供暖、供氣設施嚴重老化, 基礎實驗室條件和通信設備十分陳舊, 這些無疑進一步加重了經費投入不足的矛盾。
1.4 資金來源渠道單一, 巨額貸款加大了財務風險
國家擴招政策實行以來, 許多學校辦學起點升格, 在國家、地方財政撥款和自籌收入等無償性財務的支撐已遠遠不能滿足學校對資金需要量的情況下, 許多高校向金融機構貸款建校, 加大了財務風險。
2 加強高校財務管理的有效途徑
2.1 高校財務管理理念的創新
管理是一種固定的制度體系, 管理的核心是人, 是對人的一種“規制”。確立財務管理不僅僅是一種權力, 更不能“以錢為本”, 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
2.2 加強預算及預算執行的管理
預算管理是高等院校進行各項財務活動的前提和依據, 隨著高校資金來源多元化和支出多樣化, 原有的預算管理已不符合高校形勢發展的需要, 必須以大收大支的概念建立新的預算管理。在編制支出預算時, 要量入為出, 在公用經費中要向教學和科研傾斜, 壓縮行政性開支。
2.3 建立、健全并完善高校內部控制
建立一套適合學校具體的內部控制管理制度, 并形成相互牽制、相互制約、以預防為主的監控防線。建立事前請示事后監督體系, 在會計核算的基礎上, 對各項業務收支等活動進行日常和周期性的檢查。通過常規審計、離任審計、效益審計等手段, 對會計部門實施內部控制和監督, 強化對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情況的檢查和考核。
2.4 監管與服務并舉, 穩妥推進學費清欠工作
加大申請助學貸款的力度, 建立學生費用收繳工作獎勵基金, 用于獎勵學生收繳工作中發生的交通費、住宿費、郵寄費等必要工作開支。加強服務意識, 盡量避免學費被學生挪作他用。穩定特困生的情緒, 提供勤工助學崗位。但是對惡意拖欠學費的學生, 加強“立法”, 在學生違紀處分中規定惡意欠費行為做記過以上處理。
2.5 建立校長領導下的總會計師制度
高?；I資多元化使高校的經濟活動日趨復雜, 設置總會計師專職主管學校的經濟工作, 直接對校長負責, 總會計師作為財務工作的主要負責人, 全面負責本單位的財務會計工作, 參與本單位的重要經濟問題的分析和決策, 是校長的參謀。
2.6 完善高等學校財務指標, 加強財務分析能力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 高校自主辦學的法人地位得到加強, 各類經濟決策行為依賴于財務分析得出結果。這就需要進一步改進財務分析方法, 建立完善分析系統。通過會計報表等重要指標進行分析, 確定潛在的風險, 及時控制及分散風險。
摘要：近年來, 隨著我國大力發展教育事業, 許多高等院校得到了蓬勃發展, 但是在發展的同時也遇到了許多困難和問題, 其中, 如何管好、用好資金, 提高財務管理水平, 成為各高校面臨的新課題。
關鍵詞：高校,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加強管理的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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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弱勢群體分析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數字化媒介技術的發展、智能終端的演進以及社交閱讀的風靡，促使新興出版形態不斷涌現。以自媒體為核心的出版活動蓬勃發展，帶動了新一輪出書熱潮。但自媒體出版在圖書內容生產過程中所存在的同質化、逐熱化、娛樂化等問題嚴重影響了其生存發展。自媒體衍生圖書應以創新為主線、以社群為依托、以泛文化為方向，這樣才能在圖書出版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關鍵詞：自媒體出版;出書熱潮;圖書;內容生產;生存之道
文獻標識碼：A
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使得以手機等智能終端為主要依托的自媒體使用率迅速攀升。據2018年8月20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7.88億，網民中使用手機的用戶由2017年的97.5%上升至98.3%，以手機為中心的智能設備，成為“萬物互聯”的基礎。[1]與此同時，以QQ、微博和微信等客戶端為代表的移動閱讀、社交閱讀用戶比例也呈上升趨勢。以互聯網技術為支撐、以粉絲經濟為基因、以社會化營銷和IP發散為手段的自媒體正逐步占領媒介市場，并不斷促進自媒體產業鏈的觸角多元延伸，刺激信息共享欲，點燃移動式閱讀和碎片化閱讀的熱情，從而帶動了新一輪的出書熱潮。
一、自媒體出版的興起
自媒體又稱“公民媒體”或“個人媒體”。關于自媒體性質和內涵的科學論斷要追溯到美國學者克里斯·威爾斯（Chris Wills）和肖恩·鮑曼 （Shayne Bowman）在對眾多相關研究成果總結和數據分析的基礎上所提出的“We Media（自媒體）”的概念。他們所在的美國新聞學會將這一階段性發現進行匯總，于2003年發布了一份權威報告，報告中指出：自媒體（We Media）是 “一個普通市民通過數字科技與全球知識體系相聯，提供并分享他們的真實看法、自身新聞的途徑”[2]。簡言之，自媒體就是基于Web2.0平臺開發的個人應用系統的統稱，包括微博、博客、微信、社交網站等。
從《數字化生存》中尼葛洛龐帝提出的“信息碎片化”到丹·吉爾默在《我們即媒體：民治民享的草根新聞》中所述的 “自媒體” 概念，可以發現媒介形態的變遷帶來了表達方式的解放以及出版方式的變革和創新。有關“自媒體出版”目前并沒有權威的界定，從《世界版權公約》對“出版”的界定來看，作品、傳播和復制是構成出版鏈條的三大核心要素。從這個意義上看，自媒體出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自媒體出版是指出版機構或者自媒體人將原本發布于自媒體平臺的多媒體作品如文字、影音、數據和圖片等用圖書編輯的理念進行內容的優化整合，從而轉化為圖書出版物，并進行廣泛傳播的過程;狹義的自媒體出版是指自媒體人擺脫第三方的加入，完全依托個體的力量，并借助自媒體出版平臺和系統自主化出版多媒體圖書產品的一種出版行為。[3]本文主要以狹義的自媒體出版為研究對象，來探討自媒體人出書熱下的圖書生存之道。
二、自媒體出版的特征
近年來新型出版形態不斷涌現，自媒體人紛紛依托粉絲效應和用戶黏度將線上流量引入線下。自媒體圖書出版活動促使傳統出版業態中的上游產業鏈逐漸下移，并不斷打破以出版社等特許機構為核心的固有出版模式的桎梏。大量自媒體人試水圖書出版市場，并取得了樂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反響。從咪蒙的第一本圖書《我喜歡這個“功利”的世界》到六神磊磊《你我皆凡人》等自媒體出版物的熱銷，可以看出自媒體出書熱在近兩年呈現愈演愈烈之勢。與傳統出版模式下的圖書內容生產相比，自媒體圖書內容生產具有如下三大顯著特征：
（一）“碎拼”模式成為主流
當前是一個碎片化的時代，人們的閱讀方式逐漸由書報等傳統媒體走向手機、電子書等移動媒體，閱讀習慣也從深度閱讀演變為淺閱讀和泛閱讀。碎片化閱讀的顯著特點就是利用零碎的時間將完整的內容拆分成一個個碎片，形成“碎拼”模式。當下最為流行也最為典型的“碎拼”模式當屬微信公眾號的文章推送。由于在公眾號上發表文章有字數限制，外加排版等要求，因此一些內容需要分期發表。同時，受注意力經濟的影響，為吸引粉絲和流量，一些公眾號有意選擇這種“碎拼”模式將同一主題的內容分多次發出，最終形成完整的內容鏈，以此來增加粉絲群體黏性。如羅振宇的《羅輯思維》系列圖書、韓磊的《深夜談吃》等自媒體圖書，都是由這種“碎拼”模式拼接而成，而后結集出版。
（二）“雞湯圖書”受追捧
雞湯圖書是兼具誘導性傳播和閱讀社交等屬性，以療愈和激勵為目的，并在綜藝幻化和社交迷失的精神失焦背景下，將簡單易懂的哲理故事、勵志模式與互聯網傳播規律緊密結合，以達到情感依賴和身份認同的圖書品類。這類圖書因單篇文章篇幅短小、故事深入人心，所以更易刺激讀者的痛點。在碎片化閱讀場景風靡的當下，擁有廣泛基數的雞湯圖書消費群體更加愿意選擇能夠與自己同頻共振的此類書籍。雞湯圖書能給人帶來心靈的慰藉，讓人重拾信心，這是快速消費時代行之有效的內容營銷方式。但也有學者認為，雞湯圖書只能給人短暫的激情，長期閱讀會使人深陷沉浸式的虛幻世界之中，消解其閱讀治療的功效。雞湯圖書努力迎合為受眾提供最簡單直觀的、最不使之迷惑的內容產品的文化工業生產模式，并與當代社會人某種功利心態相契合，而出版社同樣深諳此類圖書的讀者接受偏好和口碑傳播效力，因此試圖充分拓展此類自媒體人出書的空間。
（三）宣傳推廣前置
在傳統的圖書出版中，出版物宣傳是在審定發稿之后才進行的一項活動，其目的是向消費者傳遞出版物的信息，以促進出版物的銷售，從而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而在自媒體出版中這一模式被徹底顛覆。由于成功的自媒體本身就自帶流量資源和粉絲聚合力，讀者群相對可觀和穩定，因此，借助自媒體作者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出版社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來測算買方市場的購買力，勾勒圖書的銷售圖景，并基于此定制策劃和創意方案，從而進行精準的前置性營銷。同時，自媒體圖書的內容本身就來源于自媒體平臺發布的內容，因此在圖書出版前就已經凝聚了一大批具有共同理念、價值取向和情感歸屬的粉絲。這種基于“粉絲經濟”的出版模式借助社群化傳播平臺以及讀者對自媒體本身的信任契約、情感依賴，使得圖書的宣傳推廣更具針對性和識別度。如“羅輯思維”通過其節目建立起自身的閱讀社群后，將前19期節目的文字版進行整合推出了《羅輯思維》第一部，在3天內預售就超過了3000本，創下了30天內5次再版的記錄。[4]
三、自媒體出版存在的問題
自媒體出版顛覆了傳統出版模式，打破了傳統出版社對內容選擇的壟斷地位，實現了出版的自主性，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內容生產同質化嚴重
自媒體出版的實質是在粉絲經濟的基礎上利用互聯網傳播模式將原本屬于新媒體平臺線上的內容產品進行復制、加工，進而改編成線下圖書制品的過程。由此看來，這種衍生出的內容產品是對新媒體母體基因的充分延續和拓展。在人人都有話語權的自媒體環境下，同質化的內容泛濫成災，內容生產與傳播的模仿、抄襲形成信息冗余，加劇了信息超載，其根源在于優質內容生產與碎片化閱讀習慣之間產生的矛盾沖突。一篇高傳播率的原創文章需要較多的時間成本，而在當前的快速消費時代，部分急功近利的作者卻將整合同質化信息或改編高流量的文章視作其內容制勝的“籌碼”，這不僅是在迎合讀者淺閱讀的泛娛樂口味，也是在某種程度上減輕自身經營成本的表現。
自媒體出版的圖書作為自媒體平臺內容的延續存在同質化問題，這主要體現在自媒體圖書的選材相近等層面。通過對比“咪蒙”“羅輯思維”“鬼腳七”等自媒體大號在近年來出版的圖書，可以發現其中有近2/3均與成功、勵志、人生、青春等主題關聯。不難看出，文化價值與思想蘊涵欠缺的圖書內容生產導致了讀者精神的失焦，而對未來生活追求的渴望和現實的殘酷打擊，使得讀者急需心靈的慰藉和情感的支撐，這也是成功勵志和人生哲學類的圖書備受矚目的原因所在?！斑涿伞币劳凶悦襟w平臺的內容產品衍生出的圖書《我喜歡這個“功利”的世界》在預售期創造了1分鐘熱賣1千冊和4天銷售5萬冊的佳績，且至今仍位于各大圖書電商的熱銷榜前列。同質化的內容使得消費者產生審美倦怠，進而放棄對圖書內容的評價，轉而去關注圖書的價格等要素。在這種決策行為的誘導下，出版社選擇把更多的焦點轉移到圖書的營銷等層面，長此以往將導致出版社陷入選題重復、資源浪費的低水平發展路徑當中。
（二）出版社視自媒體圖書為“風口上的豬”
“風口上的豬”出自小米公司的創始人雷軍，其原意大致是人要抓住機遇，做到應時而生和順勢而為。這句話被廣泛應用于產業運營當中，成為“抓住機遇、借勢營銷”的代名詞。小米成功的商業模式無疑給徘徊在轉型中的自媒體創業者打下一劑強心針，他們認為只要能抓住方興未艾的自媒體傳播機遇，就能成為“風口上的豬”。
最早嘗試自媒體出版的是“羅輯思維”。2013年10月，“羅輯思維”出版了其第一本自媒體圖書《有種，有趣，有料》，該書根據羅振宇的互聯網視頻知識脫口秀“羅輯思維”創作而成。一年之后，“羅輯思維”的第二部自媒體圖書《死磕自己，愉悅大家》問世，而與之前不同的是這本書收錄的是羅振宇在微信公眾平臺中每天發布的60秒語音內容。從視頻短片到微信公眾號文章，自媒體圖書跨越了平臺的界限，而其本身與大眾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也使得其圖書的追捧指數呈直線上升趨勢。出版社基于這一現象認準自媒體圖書正是當下“風口上的豬”，并不斷地向一些知名自媒體人拋出橄欖枝，依托他們的優勢尋找選題，借助其平臺來拓展自身的營銷渠道。然而縱觀整個自媒體出版行業，真正成功的自媒體人寥寥可數，而暢銷又長銷的自媒體圖書也是零零星星，可見自媒體人出書的現有模式尚不成熟。同時，把擁有流量和自帶名氣的自媒體內容印制成圖書來發行和售賣的行為在部分人看來有“一女二嫁”之嫌，讓人實覺不快。因此，不是每個自媒體圖書都能成為“風口上的豬”，成功的模式探索依舊困難重重。
（三）娛樂化傾向加快了大眾審美趣味的流變
圖書是知識的載體，是文化傳承的方式，能夠把人類的精神產品傳播到全社會。但是注意力經濟時代圖書的影響力正在逐漸減弱，其地位也被大眾媒體所擠占，圖書市場正在由出版主體為主導的賣方市場轉變為大眾讀者為主導的買方市場。圖書出版要實現相應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就必須抓住大眾的審美取向，把握其審美趣味的流變。正如安德烈·希夫林在《出版業》中所描繪的：在如今的出版界，唯一會因為放棄原則而瞧不起自己的就只剩下作者了，出版商們在乎的只是怎么樣迎合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當下，大眾文化的興起催生了“讀書即消費”的觀念，大眾對膚淺文化和感官刺激的追求加速了圖書娛樂化的趨勢。讀者不再是為獲取知識而讀書，而主要是為追求一種娛樂休閑體驗而讀書。
尼爾·波茲曼曾在《娛樂至死》中談到人終將毀滅于他所熱愛的東西。當社會傳遞信息比較依賴印刷品時，民眾必須具備三項能力，即識字、專注力和邏輯分析。觀照當下，信息多以碎片化或圖片的方式傳達，大眾習慣了這種簡單的表達方式，進而用大量的時間去接收外部信息，但其獨立思考的時間和空間卻逐漸縮減。而自媒體出版正在繼續“縱容”大眾的這一不當閱讀行為，用內容通俗易懂的自媒體文章來滿足人們讀“書”的既得利益，其本質不過是在掩耳盜鈴。此外，自媒體圖書的娛樂化傾向正在加快大眾審美趣味的流變，導致閱讀形式的“淺表化”，這種瀏覽式、走馬觀花式的閱讀只能使其獲得表面信息，用一知半解來裝點門面，而并不能使其理解書的本質內容。
四、新時期自媒體圖書的生存策略
（一）以創新為主線，提升出版內容品質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到創新驅動力的指導思想，認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現代化的經濟體系需要創新戰略作為支撐。習近平也在多處重要講話中強調創新是方向，是鑰匙，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梢钥闯?，創新既是互聯網發展的核心動力，也是出版業繁榮發展的助推器。自媒體出版要以創新為主線，堅守內容為王，著眼于原創精品的打磨;同時應依托技術創新，構建定制化、分眾化圖書內容生產素材的用戶數據庫，以實現優質內容與讀者語境深度對接。
第一，創新選題，輸出精品內容。自媒體出版為傳統出版模式轉型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間，為圖書產品的推廣開創了“渠道制勝”和“終端制勝”的時代，但“內容制勝”應當是作為內容產業的出版業不容忽視的生命力保障。創新性的選題創作始終是自媒體出版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圖書在選題上應做到立體多元，處理好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關系，變傳統的創作模式為人情味敘事和故事化的表達，以小見大講述中國故事，傳遞社會不同階層的聲音。自媒體平臺應堅持深耕細作，緊跟時代發展潮流，以“工匠精神”為指引，實現內容的精品化輸出。如“羅輯思維”所推出的自媒體圖書系列，就是自己視頻節目原創內容的文字版，其扎實有趣的內容、多變的風格和對人文精神的傳播成為該品牌產品鏈生態閉環中的重要節點。2013年10月，《羅輯思維》第一部問世，創下了3天內預售超過3000本的戰績，位居亞馬遜、當當、京東暢銷書排行榜前列，并在30天內5次再版。[5]
第二，創新技術，實現內容生產與讀者語境對接。大數據時代，數據與數據之間不再是彼此隔離或互不相干。[6]
互聯網背景下，用戶的每一次行為痕跡都將被記錄在大數據庫中，平臺可以對用戶的每一次行為進行精準追蹤與保存，進而從大數據中分析出用戶的閱讀偏好與關聯性。以互聯網平臺為依托的自媒體出版與傳統出版相比有著明顯的數據優勢。因此，自媒體人和出版社應充分利用大數據深度挖掘購買趨勢和公眾的閱讀體驗，提供精細化、分眾化的內容推送，精準對接用戶。此外，自媒體出版不能只是對自媒體平臺內容進行簡單的搬運，相關創作主體應當做到寫作技術和編輯技術的創新，提升其話語的跨平臺再造能力，實現風格的變通，以便更好地連接讀者的語境。
（二）社群化內容生產，聚合平臺資源
社群相當于一個虛擬的社會網絡。其中思想觀念、行為模式、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大致相同的人進行空間上的匯聚，構成網絡中的一個個主體節點;人們彼此之間的資源共享、信息溝通和情感聯系構成網絡中節點之間的連線。在社會網絡中所生成的文化觀念和消費需求成為社群凝聚力的根本性來源，并通過網絡規模的擴大不斷吸納新成員的加入。當社群達成一致的消費訴求且有相應的產品予以滿足時，便自發地生成了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即社群經濟。
傳統出版業擁有巨大的社會資源，它通過對新資源的不斷接納和吸收，結合既有資源，可以勝任自媒體人難以承擔的宏大選題或創新選題的策劃。同時，由于傳統出版社會習慣性地選擇一些讀者范圍廣、閱讀階層多的選題，使得出版上市的圖書呈現出“大而全”的特點。相比之下，自媒體出版可以通過自身的平臺與粉絲進行交流互動，增強粉絲的認同感與忠誠度，并通過篩選明確其粉絲群偏好，建立起粉絲共同認可的社群。這種社群化的價值觀傳播就使得圖書出版更具針對性，也更能滿足讀者的個性化需求，最終呈現出“小而精”的特點。在社群化傳播中，“羅輯思維”的成功十分具有代表性。其團隊先以視頻分享讀書心得，同時也在微信平臺中持續推送60秒語音，以增強羅振宇個人影響力的持久性，并以此為基礎構建起一個“有靈魂的知識社群”。這一社群化內容成為產品理念，成功地將線上流量轉化為線下圖書的購買量，對圖書銷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自媒體平臺應在聚合自身資源的基礎上，打破平臺與出版社之間的壁壘，將二者充分融合，從“大而全+小而精”過渡為“大而精+小而全”的模式?！按蠖笔侵敢浴爸酢钡葹榇淼淖悦襟w平臺和出版社的結合，“小而全”是指以“羅輯思維”“曉松奇談”等為代表的個人自媒體與出版社的結合。無論哪種模式的融合嫁接，自媒體都應充分依靠自己強大的社群力量和平臺支撐生產出優質的內容，而后借助傳統出版社的資源整合優勢輸出精品的自媒體圖書，最終實現內容生產商和受眾的雙贏。
（三）泛文化內容生產，構筑“人”“社”協同新防線
泛文化是在當代社會文化多元共生的大背景下以某一文化焦點或流量元為軸心，以大眾可以接受的文化閾值為限度對文化進行橫向開發，從而凝聚優質注意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重收益。泛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傳統表意體系的內容涵蓋范疇，延伸了舊有意義框架的廣度和深度，是對文化內容生產及解碼過程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用接地氣的表達方式對陽春白雪的文化進行通俗易懂的闡釋。在2017年第23屆上海電視節系列活動中，阿里文化娛樂集團大優酷事業群總裁王平先生提到，泛文化具體包括文化、財經、教育、科技等，只要是以文化為基本屬性，以知識分享、智慧輸出、精神愉悅為基本使命的優質內容，都可以稱為泛文化內容產品。近年來，不少自媒體人進軍泛文化領域，生產了一批廣受歡迎的泛文化圖書，如六神磊磊的《六神磊磊讀唐詩》、“劉備我祖”的《新史記·秉筆畫時代》等，這類圖書的共同點是用通俗易懂的表達方式再現和重新解讀文化經典。這種“學術著作的市場化、社會科學的社會化”出版是當下泛文化出版的一個縮影。[7]
泛文化圖書出版早在約10年前就嶄露頭角，其繁榮發展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與當前的社會文化心理相契合。當下人們閱讀書籍主要是為了追求和享受高雅的生活情趣，而碎片化給人們帶來的卻是信息超載和精神倦怠，這使得大眾對于經典文化的需求愈發迫切。泛文化圖書為普通讀者學習相對深奧的知識提供了便捷的途徑，較大程度地提升了讀者的文化生活品質?！读窭诶谧x唐詩》中的內容基本摘自其公眾號，文章均獨立成篇，作者王曉磊用輕諧深情的筆墨、時代的視角和充滿人情味的敘事手法去呈現宏大生澀的內容，增強了閱讀的黏性。同時，泛文化圖書用通俗簡約的形式表達高深的學問，還可以促進經典文化的傳承。于丹的《〈論語〉心得》用白話的形式重新解讀了《論語》一書，淺顯的語言使《論語》中的許多故事變得生動形象、簡明曉暢。盡管學者們對該書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的是《〈論語〉心得》的出版喚醒了大眾對于儒家經典的集體追憶，激發了大眾回歸經典閱讀的熱情。
在當前的自媒體圖書生產過程中，自媒體人應突破眼球經濟和流量經濟的限制，以泛文化為方向，努力打造文化內涵豐富、引人思考的精品內容。與此同時，作為出版航母的掌舵者，出版社編輯也要審慎把關，以主流價值觀為導向，不能過分強調出版的產業功能和經濟功能，應不斷強化自身職業意識[8]，
將圖書的內容和質量放在首位，與自媒體人協同創新，共同打造優質的精品圖書。
從微信公眾號和博客文章到自媒體文章結集出書體現了出版模式轉型的新嘗試和新規律。當下，自媒體出版已經成為出版業的流行趨勢。在新出版語境下，自媒體圖書的內容生產需要關注多元創新元素的攝入，聚合自媒體平臺資源和社群凝聚力，實現出版社資源的優化整合，聚焦多元化優質內容，著力提升創作主體的跨語際寫作與編輯能力，實現多方語境的鏈接與通暢，最終通過頂層設計的完善強化自媒體圖書可持續生存的綜合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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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 玲
Key words： individual; social media; the view of happiness; interaction; the divorce case of Wang Baoqiang
城市弱勢群體分析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眾籌出版作為一種新興的出版模式，在數字化技術改變閱讀需求、出版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的當前，能夠為傳統出版業發展帶來新的思路。眾籌出版的優勢體現在運作模式和流程具備核心、延伸與附加三個層次的功能。眾籌出版的核心功能是作為出版融資平臺，能夠使出版真正與金融資本無縫對接；延伸功能是作為投資者消費前移和需求滿足的平臺，能夠使出版產品的價值提升和體驗增值；附加功能是作為出版價值決策平臺，能夠發揮群體智慧，使出版價值選擇和決策實現“自組織”管理。
[關鍵詞] 眾籌出版 出版功能 金融融資 群體智慧
[Key words] Crowd-funding publishing Publishing fuctions Finance Group intelligence
1 我國出版產業的發展新要求與現實困境
當前，作為文化產業的基礎產業和核心產業之一的出版產業發展面臨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戰。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引導出版產業的繁榮發展，從目前實施效果來看，出版結構調整粗具成效，傳統出版數字化升級取得了一些成果，整個產業規模有所提升。但仍要看到，盡管國家不斷加大支持力度，企業不斷嘗試創新，我國出版產業仍面臨著不小的挑戰。
1.1 金融與出版有限對接
產業的繁榮發展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支持，但流入出版產業尤其是中小出版企業的資金遠遠不足。資金需求缺口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出版產業的生態，一方面資金資源向大型出版集團和出版企業傾斜，使得出版市場逐漸缺乏“多樣化”的聲音，中小型文化公司、個體工作室和獨立書店的生存空間愈發狹窄；另一方面，出于對資金成本和風險的考量，越來越多的出版企業選擇出版“迎合大眾口味”、經濟效益高的“快餐式”圖書。
1.2 傳統出版的市場邏輯困境
目前，出版業仍然存在“有數量缺質量、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1]，這正是傳統出版出現市場邏輯困境的現象之一。傳統圖書出版模式受傳統出版流程本身的“封閉性”和較高的資金與時間門檻局限，難以應對讀者日益小眾化、碎片化的內容需求，出現內容價值選擇和決策的“迷?！?，出現大量跟風現象。這種取舍造成圖書同質化嚴重，陷入“出版產業的市場邏輯困境”之中。
1.3 互聯網沖擊下閱讀行為的變遷
互聯網帶來的沖擊也在進一步加重出版產業的現實困境?；ヂ摼W帶來的不僅是發行渠道的變遷，它對讀者消費習慣和閱讀行為的影響深刻影響了傳統出版的發展。讀者不再滿足于被動地接受和靜態閱讀，而希望能夠自主選擇并“發聲”。從豆瓣上大量存在的簡短書評和網絡書店上動輒成百上千條的用戶評論便可窺一斑。傳統出版流程下的出版物難以滿足讀者在這方面的需求，使得不少讀者轉向更能滿足其需求的其他媒體形式。
面對這些現實困境，筆者認為，眾籌出版作為互聯網思維、創新性金融與傳統出版結合下的產物，或許能發展成為滿足金融與出版融合新要求，使傳統出版產業脫離市場邏輯困境，利用群體智慧完成出版價值選擇和決策、提升出版產品價值和體驗，滿足讀者需求的一大“利器”。
2 眾籌出版的基本模式及運作
有學者認為眾籌（crowd-funding）的概念來源于眾包，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微型金融和眾包的結合體。眾籌首先是一種依托互聯網平臺的小額籌資活動，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為眾籌融資提供了土壤和平臺，碎片化的融資（投資）降低了參與門檻，擴大了公眾參與度。此外，眾籌不僅是簡單的融資，它能體現眾包的特點，即發起項目的籌資者能通過眾籌這一模式利用大眾智慧來獲得產品創意或解決難題，使產品更能適應市場需求[2]。
眾籌出版作為眾籌的重要門類之一，主要由出版項目發起人（籌資者）、投資者和眾籌平臺構成。一般來說，在我國眾籌平臺會對出版項目發起的流程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如眾籌網要求發起人要把出版的內容、想法和創意以文字或圖像的形式展示出來，并說明項目資金的用途、實施的步驟和時間表以及投資者能從項目中獲得的回報。若在規定時間項目成功籌集到目標資金，則進入項目執行與實施階段。在執行實施過程中，發起人需按照計劃時間表按時向投資者匯報項目進展。同時，投資者也能通過評論分享、聯系發起人等方式參與到出版產品的創作過程中。在項目完成之后，支持人能獲得印刷品或數字出版物的閱讀權利及其他約定的產品或服務。
從眾籌出版的模式來看，眾籌出版一方面是出版項目發起人資金籌集和項目執行實施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出版項目投資者消費資金前移的過程。眾籌出版模式不僅能提高出版融資和投資的金融效率，還將出版項目生產、銷售和營銷環節囊括在同一平臺上從而提升出版產品價值并使出版產品的產品體驗增值，除此之外，眾籌平臺聚焦的群體智慧對出版產品價值預測和決策也有重要意義。
3 眾籌出版的三大功能
眾籌出版作為一種新興的出版模式，能夠滿足出版產業與金融對接的發展新要求、傳統出版轉型升級以及政府價值引導職能“下放”等任務。從內到外，眾籌出版的三大功能分別是：核心功能，作為出版融資平臺，能夠使出版真正和金融資本無縫對接；延伸功能，作為投資者消費前移和需求滿足的平臺，能夠使出版產品的價值增值和體驗提升；附加功能，作為出版價值決策平臺，能夠發揮群體智慧使出版價值選擇和決策實現“自組織”管理。如圖1所示。
3.1 核心功能：金融與出版的無縫對接
一般來說，現代經濟社會中的企業僅依靠內部積累是難以滿足全部資金需求的，因此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問題一直被認為是世界性的金融課題。林毅夫曾分析過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指出直接融資（主要指股權和企業債券融資）由于融資的高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資金成本）而將我國大多數中小企業排除在外。間接融資（通過金融機構融資）又由于銀行的“惜貸”和銀行業的集中現狀而受限嚴重[3]，這一情況在“輕資產”的出版產業更為明顯。出版中小企業普遍出現直接融資渠道受限、間接融資信貸支持少、融資成本高政府補貼不足等問題。
而眾籌模式在西方等國出現之初便被認為是應對后金融危機時代，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空缺的模式創新，被廣泛接受并寄予厚望。眾籌出版摒棄了傳統的出版企業融資渠道和融資模式的限制，大大降低了出版項目融資的門檻，真正使得金融與出版無縫對接。以2013年成立的眾籌網為例，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融資近6000萬元，成功為124個出版項目籌集資金[4]，給亟需金融資金的出版項目真正快速“解渴”。
3.1.1 解決資金來源問題
傳統上，大部分出版項目的發展資金主要來源于出版企業自有資本積累和國家部分補助，極少一部分出版項目能夠獲得銀行信貸資金支持。眾籌出版的資金來自于民間閑置資金和草根公眾的文化消費資本，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出版企業的資金壓力，使得更多被判斷為市場效益有限的出版項目紛紛“上馬”。
3.1.2 解決資金流向問題
眾籌出版模式還能夠使資金天然地流向那些最富有創意和活力的“既有價值又有魅力”的出版項目。根據學者對我國眾籌出版項目的內容分析研究發現，眾籌出版項目的內容創意以及個性化供求關系的建立是影響其籌資成功與否的核心因素，這就從模式設計上限制了跟風和抄襲。
3.1.3 解決資本成本高的問題
相對于傳統的融資渠道，眾籌出版的融資成本極低。一方面表現在融資門檻相對較低、信息披露成本相對較低，僅對出版項目的內容和創意披露有所要求，而對項目發起人的既有資本和資源并無要求；另一方面表現在融資時間短、流程簡單，資金負擔小等。以眾籌網為例，融資時間最長為90天，比起傳統融資渠道大大縮短。此外出于對我國法律風險的規避，目前眾籌出版融資僅采用購買模式，即投資者對感興趣的出版項目進行捐贈或者通過資金投入來換取某種獎勵，如實物產品和服務等。因而眾籌出版獲得的資金無任何利息成本，僅需在項目完成后提供產品和服務。
3.1.4 降低信息不對稱
眾籌出版模式的核心理念源自于眾包的“用集體智慧創造效率”，因而其核心機制是將出版項目的信息可視化，再利用集體知識對出版產品和項目進行價值驗證和商業評估，并將資金碎片式分攤到每一個投資者身上。這一機制大大減少了信息不對稱問題，減輕了投資者的顧慮和投資風險。
除此之外，眾籌成功的出版項目也能夠因信息不對稱的減少而獲得更多資金的青睞。如對眾籌成功的出版項目進行跨媒體的“大出版”，從而借助之前影響力開展二輪眾籌，甚至成功轉向傳統的天使投資及風險投資等融資渠道。
3.2 延伸功能：出版產品的價值增值和體驗提升
根據馬克思對價值的定義，我們認為出版價值是指出版客體（出版物）的屬性、功能對出版主體（包括傳播主體和接受主體）的效應。從這個層面來看，出版物的價值主要包括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兩大類[5]。
眾籌出版模式通過眾籌出版流程以及讀者消費前移和需求滿足平臺模式，能夠提升出版物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從而實現延伸功能，即對出版產品的價值增值。此外，由于眾籌出版模式的開放性天然優勢和“渠道下放”優勢，讀者往往從中能夠獲得以往傳統閱讀方式難以滿足的參與熱情和情感共鳴，從而實現受眾體驗提升。
3.2.1 出版產品的價值增值
出版產品的價值增值主要體現在眾籌出版模式既能對出版產品的文化價值進行增值，又有助于出版產品經濟價值的提升。
出版物的文化價值分為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內在價值是指其包含的文化含量，外在價值則體現在傳播范圍和發行量上。一方面眾籌出版正是通過眾籌平臺實現出版產品內在文化價值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會聚集大量讀者參與互動，實時與項目發起人溝通，貢獻創意和意見。發起人借此來評估和改進原有的產品創意和內容，從而提升出版產品的內在文化價值；另一方面，眾籌出版項目在公開眾籌的流程中會吸引大量注意力資源，通過獲得目標讀者的支持、關注和大范圍傳播，實現品牌和影響力的增值，這是使出版產品文化價值增值的過程。
此外，眾籌出版還有使出版物經濟價值增值的延伸功能。衡量出版物的經濟價值實現，不僅要關注出版物獲得多少盈利，還要看出版物獲取盈利時消耗了多少成本。眾籌出版的經濟價值提升功能是通過降低出版物的經濟價值實現成本達到的。眾籌出版項目獲取讀者投資的過程實質上是一種讀者消費前移的過程，項目發起人通過眾籌平臺能夠直接實現出版物的營銷和銷售，節約了傳統出版流程中從出版物到讀者的渠道環節成本和營銷成本，大大提升了出版物的經濟價值。
3.2.2 出版產品體驗提升
根據營銷“渠道對角線”理論，21世紀將是消費者主導渠道的時代。而眾籌出版正是互聯網時代渠道權利下放，讀者權利急劇擴大的體現。眾籌出版帶來的讀者渠道權利擴大，一方面表現在讀者的信息權利急劇擴大，改變了讀者以往需要依靠圖書零售商來獲取相對滯后的出版信息的方式。讀者在出版項目產生之初就能獲得有關的所有出版信息，使得讀者獲取出版物信息的體驗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伴隨著眾籌出版模式帶來的讀者“專家權力”急劇增加。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個性化需求，選擇甚至影響出版項目的生產創作，從而給予讀者貼合需求的產品體驗。此外，眾籌出版通過改變讀者為出版內容付費的方式，將“內容和服務的購買”轉變成“對項目和創意的投資”，從而給予讀者更多的參與感、歸屬感和某種成就感。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對讀者情感體驗的滿足能夠帶來讀者消費效用的提升，從而形成某種溢出價值，這也是傳統封閉式的編印發出版流程難以實現的價值增值和產品體驗提升。
以《創業時，我們在知乎聊什么》（以下簡稱《知乎》）為例，這本書是對知乎網站上近三年創業問答精華通過眾籌出版進行合集出版。在內容生產上，知乎用網友“贊同”或“反對”等方式對內容進行取舍，從而將碎片化的、質量參差不齊的互聯網內容有效整合成有一定邏輯體系的紙質圖書，實現出版項目的文化價值增值。在產品營銷上，上線僅10分鐘就達成了預期融資目標，眾籌項目信息的披露和宣傳吸引讀者的注意，并獲得大量媒體報道和關注，以微小的成本代價實現了出版產品的經濟價值增值。眾籌出版項目過程中的支持人和圍觀者，獲得傳統出版方式難以滿足的參與熱情和情感認同。支持人還將獲得印有自己署名的專屬版圖書，這極大地延伸了讀者的產品體驗，“我購買了一本圖書”和“我眾籌了一本圖書”帶來的價值滿足感是遠遠不同的[6]。
3.3 附加功能：群體智慧下出版價值選擇與決策
眾籌出版模式在某種層面上可以看做是以市場交易為基礎，激發群體智慧從而進行復雜問題決策的預測市場和決策平臺，這使得它具備出版價值選擇與決策的附加功能。
預測市場是在哈耶克假說、有效市場假說、理性預期和實驗經濟學方法等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興預測方法[7]。通過買賣雙方進行市場交易機制來幫助政府、企業等各類組織進行有效預測、支持決策、分配資源、管理風險。根據已公開報道的大量研究與案例分析，該預測方法有極高的準確性，因而得到廣泛應用。群體智慧被學界樂觀地認為是互聯網時代應對復雜決策問題的一種高效決策模式[8]。根據蜂群理論和群體智慧模型，在適當的環境下，當大量的、各自并不完善的判斷力以一種正確的方式匯聚在一起時，就會涌現出群體智慧?！叭后w智慧”被認為是對個體決策和群決策風險的一種替代機制[9]。
從預測市場和群體智慧的理論和實踐可以看出，眾籌出版模式正是具備了兩者特點的以市場交易為基礎，激發群體智慧來對出版項目的價值進行判斷、篩選和決策的模式。眾籌出版模式一方面具備了預測市場的利用市場交易來“自組織”價值決策的特點，即通過投資者個人自發的投資行為來篩選出版項目；同時還具備蜂群理論和群體智慧模型中利用群體匯聚涌現出的超越個體總和的智慧來進行價值決策的功能，即大量被眾籌平臺吸引的投資者匯聚在出版項目周圍，對其價值和內容進行討論和評估，從而產生“智慧”的出版價值選擇與決策。
因此，眾籌出版模式具有低成本應對復雜決策問題、高效率的市場交易、實現“自組織”等特點，具備依靠群體智慧來對出版價值進行選擇與決策的附加功能。事實上，從當前眾籌平臺上籌資成功的項目來看，其價值選擇與決策的結果是相當“聰明”的。眾籌成功的項目無一例外是針對目標群體而言“既叫好又賣座”的出版項目，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
4 結 語
綜上所述，眾籌出版不僅限于一種出版產業融資模式。得益于其天然的模式設計和載體形式，一方面眾籌出版是出版融資平臺，具有使出版真正和金融資本無縫對接的核心功能；另一方面眾籌出版是讀者需求滿足的平臺，其延伸功能既能在眾籌過程中使出版產品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增值，又能在眾籌過程中滿足讀者參與式個性化需求，提升出版產品體驗。此外，眾籌出版還是出版價值選擇和決策平臺，具有能夠發揮群體智慧使出版價值選擇和決策實現“自組織”管理的附加功能。眾籌出版的三大功能使其能成為應對當前中小出版企業與金融對接困難問題，傳統出版面對市場出現的價值決策邏輯困境問題以及傳統出版流程下的出版物難以滿足互聯網時代下讀者的參與式需求問題的一大利器。
可喜的是，當前學界和業界對這一新生事物寄予了較高的關注和熱情。但仍要看到相關法律、法規、規范和對眾籌平臺權責限定的缺失，使得針對眾籌項目資金使用情況的監管不足以及部分眾籌出版項目出現的未按照約定時間和內容完成出版項目，未能及時且高質量地向投資者提供出版物和回報等問題。這些規范性問題如果無法得到有效解決，將直接影響眾籌出版模式的功能實現，甚至影響未來發展。這也亟待學界更加深入、細致、全面地對眾籌出版這一新生事物予以研究和探討。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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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3-11 ）
城市弱勢群體分析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不同群體,城市居民,運動健身素養,調查研究
運動健身素養是指個體為了通過運動的方式增強和維護身體健康, 有目的地獲取、理解和處理基本的運動健身信息或服務并具備與運動健身相關的包括健身知識、健身技能、健身防護、健身營養等方面的能力, 可以通過訓練和實踐獲得。具備一定運動健身素養的人, 對運動健身的渴望也會較強, 參與健身的行動也相應增加, 隨之, 健康水平也就得到提升。這對提高國民的整體健康素質, 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將產生積極影響。該文通過對連云港市居民健身素養的調查, 使政府相關部門全面、準確的了解城市居民對健身知識以及健身行為等方面的情況, 客觀的進行評價, 分析。有利于體育行政部門對全民健身工作進行指導和管理。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從連云港市政府機關、事業單位、高校教師以及企業工作人員中隨機抽取320名進行問卷調查, 其中男性168名, 女性152名。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獻資料法
檢索、查閱與本研究相關的書籍, 搜集研究成果和文獻資料, 進行整理、歸納。
1.2.2 問卷調查法
發放健身素養調查問卷320份, 回收316份, 其中有效問卷為308份。
1.2.3 數理統計法
對所收集整理的數據使用SPSSl7.0對調查獲得的資料建立數據庫, 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2 研究結果與分析
2 . 1 運動健身知識與理念
2.1.1 運動健身知識調查結果分析
對健康知識的了解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運動健身的開展效果[1]。從調查結果顯示, 在調查的4類群體中, 在健康基本概念上, 4個群體對健康基本知識概念的了解差異不大, 對健康以及安靜脈搏的概念, 60%以上的人都能了解, 而對于身高體重指數 (BMI) , 則在40%左右, 企業人員僅有26人了解這一概念, 占被調查人數的34.2%。在知識獲得渠道上, 4個群體在書報雜志以及電視上的選擇都超過了60%以上, 而在家人朋友和網絡獲得健身知識上的選擇則較少, 大部分都低于50%, 說明這些人群對健康知識的主動性獲取程度不夠。
2.1.2 運動健身理念調查結果分析
健身理念是個人參與健身運動的內在動力和導向, 沒有健身理念引領勢必影響居民對健身的正確施行, 從而影響到健身運動的效果。調查結果顯示, 4個群體中85%的人每一年就要進行一次身體健康檢查, 說明大家對身體健康的關注程度普遍較高。在健身的重要性上, 4個群體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健身是很重要的, 能夠對健康有促進作用。而在資金的投入上, 企業人員愿意投入資金購買運動場地或裝備的則明顯低于其他3個群體, 可能與企業人員總體收入不高, 不愿意在健身器材設備上進行較多投入, 而選擇投入較少的運動項目有關。在健身的功能上, 4個群體中50%以上的人都知道健身運動可以促進健康、增強體質, 但是還有48.5%的人認為運動健身不具備防病治病的功能, 這也說明這些人群的健身理念還存在許多誤區, 需要加強健身功能的宣傳。
2 . 2 運動健身技能和行為調查結果分析
運動健身技能主要從健身時間、健身的場地和項目上進行調查?？傮w上看, 高校教師在參與健身的時間上較多, 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其次, 企業人員參與健身時間最少, 無論是每周參與次數還是每次運動持續時間上都大大低于其他3類人群, 這可能與該群體工作性質有關;在健身場地上, 除高校教師選擇體育場館較多外, 大部分人都選擇在健身公園或廣場進行鍛煉, 而選擇健身路徑和體育場館的較少, 可能大多數高校體育場館條件較好, 教師會選擇在學校內的場館進行健身有關;健身項目的選擇上, 大部分被調查者都選擇步行跑步類的運動健身形式進行健身, 而在武術氣功類、傳統項目類和舞蹈操類等形式的選擇上分別只有14.9%、14.2%和28.5%, 這說明在運動健身形式的選擇上比較單一, 在參與需要有一定技術支撐的運動項目上還比較欠缺。
2 . 3 運動健身防護調查
對運動健身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運動損傷風險的防范意識取決于和運動相關的知識及技能。不科學的運動健身行為甚至反而有害于身體健康, 使人體機能和肢體受損[2]。而對于意外的運動損傷會做預防、處理和運用正確的康復方法也是運動健身素養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調查發現, 對于健身后要做一些柔韌性的拉伸或借助放松器械對身體進行放松上, 企業人員有68.4%的表示不清楚或不需要;對空腹進行運動對身體健康是否有害政府機關群體有48%的人表示不清楚或無害, 對于健身時的運動量控制高校教師有42.3%的人作出身體發熱出汗即可和只要當時身體能承受就行的選擇, 這些數據都表明有相當多的人健身素養水平不高。
對于在健身過程中出現運動損傷處理上, 大部分的損傷情況都不會處理, 只有抽筋一項所占比例稍高, 但也僅達60.1%, 一個都不會處理的比例高達26.7%。對運動損傷后的康復鍛煉, 認為不需要盡早開始并制訂個體化康復方案的有153人次, 占被有效調查人數的近50%, 認為有活動能力時也不一定要采用依靠自身力量進行鍛煉的主動運動的人數竟然多達150人, 占被有效調查人數的48%。對于拉傷、扭傷等閉合性軟組織損傷, 合理的預防和處理方法, 每一個選擇都有達到或超過32.6%的人沒有作出選擇。說明該人群對運動健身素養中必然須包含的這一方面能力嚴重欠缺。這可能與該群體的健身方式不豐富, 缺乏有一定技術支撐的運動項目, 不容易在運動健身過程中發生運動損傷現象有關系。
2 . 4 運動健身營養知識調查結果分析
營養是人體攝取、消化、吸收和利用食物中的養料以維持生命活動的整個過程[3]。健身活動過程中必然要有營養因素參與。對健身營養知識了解程度的高低將對人們參與健身產生極大影響。調查發現, 50%以上的人對于運動中的飲水知識不清楚, 認為隨時都可以補水, 而且補水量也無限制, 甚至有28%的人認為運動時不能補水;33.7%的人對運動前后的進食時間不清楚, 認為沒有時間限制;對于運動消耗后的營養補充, 只有35%的人了解如何補充營養;這些都說明該群體對于營養的認識也不全面。
3 結語
(1) 連云港市居民具備較好的健身知識和理念, 但是還存在一定誤區, 在健身知識獲得渠道上也過于集中, 對從網絡媒體獲得健身知識的能力較缺乏。建議加強健身知識宣傳, 相關部門能夠利用網絡技術手段和移動數據平臺, 為居民提供網絡學習平臺。
(2) 連云港市居民在健身形式的選擇上較單一, 在參與需要有一定技術支撐的運動項目上還較欠缺;健身場地過于單一集中;建議政府加大免費體育資源的開放, 大力推進體育公共健身的建設, 豐富居民的運動健身形式。
(3) 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及高校教師人群的健身素養水平較企業人員要高, 建議體育部門通過參與監測, 加大宣傳力度, 提供科學健身指導等多種途徑促進居民健身素養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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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弱勢群體分析論文范文第6篇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
(一)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突出、爭辯最激烈的社會學概念之一, 眾多學科的學者紛紛對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其代表人物有布迪厄、科爾曼、普特南、林南、博特、波茨等。雖然各位學者對社會資本的界定不盡相同, 但多數認同它具備一些共同要素, 如互助、信任、共享、參與、社會準則以及關系網絡等。
(二) 城市社區老年群體與社會資本
城市社區老人可利用的社會資本有:第一, 血緣型非正式支持網絡, 即家庭子女和親戚的幫助;第二, 友情互助型非正式社會支援, 如近鄰和朋友的幫助;第三, 非正式社會支援網絡, 即社區服務和互助服務, 包括家庭服務員系統、志愿者組織、社區老年人互助組織等;第四, 正式社會支援網絡, 即各種專業人員的介入, 包括社會工作者、心理保健人員、醫療健康保健人員等。
二、我國城市社區老年群體社會資本的現狀
從陳偉然、崔麗娟、李虹等人的調查研究結果可以看出, 對城市老年人而言, 社會資本是影響其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中來自子女與社會機構的支持更為重要, 且情感及認知方面的支持更為老人所需。
李玉玲發現, 在國際上, 在社會工作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 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是與社會工作者的服務密切相關的。為適應社會變化, 我國政府和有關部門對于老年群體的社會資本建構也作了不懈的探索。如有關部門和社團及部分單位組織發起實施的“夕陽工程”、由民政部牽頭組織實施的“星光計劃”等, 這些工作都是基于老年群體外部的援助活動來建立其內部的社會資本。
然而, 何敏媚、吳明也意識到, 一方面, 隨著我國核心家庭比例的增多以及傳統家庭觀念的弱化, 傳統家庭養老功能逐漸弱化;另一方面, 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階段, 正式社會支持, 如養老、醫療等保障體系及社會服務體系并不完善, 尚不能滿足老年人在保障及社會服務的需要和需求, 因此, 老年人正處于社會資本嚴重缺失的階段。
三、我國城市社區老年群體社會資本缺失的原因
各學者均對城市社區老年群體社會資本缺失的原因進行了詳略不一的闡述, 其中以何敏媚、吳明等的闡述最為全面。一方面,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和社會的發展, 家庭網絡規模減小, 不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比例增加, 家庭網絡資源減少;另一方面, 由于社會競爭壓力加大以及工作壓力、自己家庭的利益等因素的作用, 子女越來越難以為老年人提供滿足他們需要的社會支持, 提供社會支持的選擇性增強, 提供社會支持的力度有逐漸降低甚至難以提供的趨勢。同時, 傳統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的改變使得不遵從非正式約束給人們帶來的社會成本已經遠遠低于既往, 非契約性信任發揮作用的基礎發生了變化, 尤其是在大城市, 再加上社會環境中各種客觀因素導致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 因此, 可以預期基于非契約性信任形成的家庭網絡社會資本量將越來越小。另外, 國家政府目前尚未關注老年人問題, 缺少為老年人提供社會支持的相關政策, 因此國家政府的社會資本量貌似很大, 實則不大。居委會所承擔的工作通常為國家指令性工作, 而目前國家仍以發展經濟為核心, 盡管老齡問題逐漸嚴重, 但是在相關政策缺乏或不完善的情況下, 缺少居委會在為老年人提供社會支持方面的規定, 即使居委會為部分老年人提供了社會支持, 也是出于道義上或鄰里間互助上的選擇, 而非其職責, 因而所提供的社會支持缺乏穩定性, 也難以滿足老年人對社會支持的需要。因此, 實際社區網絡的資本量并不大。此外, 目前城市中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市場范圍窄, 服務內容局限, 除了幾乎沒有接受過任何照顧老年人生活或護理老年人專門培訓的家庭服務員外, 既缺少專門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顧的社會化服務機構, 即使有要么服務質量不能滿足老年人需要, 要么價格太高, 也沒有為老年人提供其他類型社會支持的提供者。因此, 市場在為老年人提供支持方面作用發揮不充分。
四、我國城市社區老年群體社會資本的建構
學者對于重建城市社區老年群體的社會資本的研究主要是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入手的。
(一) 微觀層面:以“孝”為依托的家庭養老導向與自我支持的互動
近藤克則認為, 個人愛好及社會參與對老人健康是件好事, 因此提出通過實施預防老年人功能衰退的方案來增加社會網絡支持和社會資本。高利平認為, 老年人除了需要基本的物質支持和幫助外, 還需要相當數量的專兼職服務人員和社會工作者提供多種生活照料和服務。因此, 應該建立一個由社會工作者、專業家政人員、失業低保人員等構成的居家養老服務隊伍, 并對其成員進行相關職業培訓, 經過嚴格的考核, 對合格者發放從業資格證書再正式上崗。另外, 應該充分利用我們根深蒂固的傳統道德文化, 從倫理、道德、觀念、心理、習俗、制度、法律等各個方面來建設社會主義新型敬老、養老文化, 進一步營造敬老、養老的輿論環境, 促進家庭、社會的代際和諧。
高靈芝提出老人自身則要: (1) 保持身心健康, 降低發病率, 延長生活自理時間, 減少家庭照料。 (2) 提倡老年人之間的支持幫助和精神慰藉, 鼓勵建立自助協會等。 (3) 支持、幫助孤寡單身老人再婚。 (4) 鼓勵幫助子女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參加社區活動。李玉玲認為, 作為被關懷和照顧的老年人不要把自己封閉在狹小的居住空間內, 要主動走出家庭, 走向社會, 找到積極、健康的精神寄托, 心懷“老有所樂、老有所學、老有所為”的生活態度, 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 發揮自己的余熱。許傳新提倡發展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個體支持、以緣關系為基礎的個體支持和以人生價值取向為基礎的個體支持系統。崔麗娟、李虹認為, 子女應多去看望父母, 多與父母交談, 多與父母討論一些老年人關心的話題, 也可多向父母說說社會上的新鮮事, 而不是僅在逢年過節時送上幾十、幾百元禮品。
(二) 中觀層面:構建社區及居家養老助老的社會服務體系
崔麗娟、李虹提出要加強社區建設, 完善社區功能, 社區、街道等應充分重視老年人社會交往的需求, 合理組織和開展各種文化及體育活動, 進行老年保健的宣傳和教育, 還可以適當的為部分老人提供再就業的機會, 使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
李玉玲提出要增設為老年人服務的公共設施是必要的, 包括老年公寓 (老年俱樂部、療養院、護理院等) , 當然機構設施中的服務質量和費用問題也是應考慮在內的。
高靈芝認為, 社區的主要責任有: (1) 建立社區服務中心, 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消閑娛樂、老年教育等各種服務。 (2) 建立社區醫療保健服務站 (點) , 設立家庭病床, 建立社區老人健康檔案、生活卡片, 實現信息聯動。 (3) 整合社區資源, 組織駐區單位及各種社區組織以其所擁有的人力、設施、場地、技術等資源優勢參與社區的敬老助老活動。 (4) 提倡服務儲蓄, 即由社區機構組織當地老人或準老人利用閑暇時間入戶為困難老人提供各種服務, 并將勞務時間儲存起來, 當提供服務者本人需要服務時, 可將自己積累的服務時間用于支付別人對自己的服務。
高利平認為, 社區老年服務設施應由政府納入統一規劃, 如多少人的小區必須有多大面積的公共建筑、多大公共服務機構, 納入民政局的直接管理等, 都應該以政策性固定下來。
周春發、黃建安認為, 要構建支持老年人養老的居住環境, 保持住房及社區環境的穩定性、持續性。在長久的自然交往中, 居民之間形成緊密的社會網絡, 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增強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同時, 還有必要構建多種類型的社會空間, 推動社區成員參與社區事務的過程, 增大社會資本存量。
(三) 宏觀層面:政府提供法律以及政策支持, 切實解決空巢老人實際困難
許傳新認為, 政府要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 促進對老年人權益的保護;政府要進一步宣傳《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老齡工作的決定》、《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計劃綱要》, 提高各級領導對保護“空巢老人”合法權益的重大意義和各項法律、政策的認識, 還要將支持“空巢老人”的先進經驗加以總結, 并廣泛宣傳, 全面推廣;除此之外, 政府應加強對包括國家、群體和個人在內的各相關部門的協調。
高靈芝認為, 國家的主要責任是制定社會政策, 進行宏觀調控, 這包括: (1) 制定相應政策, 向照料老人的家庭 (包括中青年) 提供各種具體的幫助 (如經濟補助、政策優惠等) 。 (2) 有計劃地適度發展養老機構, 鼓勵民辦養老機構的發展并給予政策支持, 擴大機構養老的覆蓋面。 (3) 建立家庭服務員制度, 培訓老人家庭護理員。 (4) 改革完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 制定有利于老人生活供養和醫療保障的特殊政策。 (5) 借鑒日本的介護保險做法, 發展老年護理保險, 由政府及個人共同出資, 引入市場機制, 鼓勵社會或企業的力量對老年人提供護理服務。
五、研究中的局限與展望
總的來說, 國內外現有的研究成果為社會資本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對于建構城市社區老人的社會資本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第一, 大多數學者對老年人的研究側重在物質生活方面, 但筆者認為, 在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 心理精神層面尤其是人際交往方面的需求顯得尤為迫切;第二, 在現有的對社會資本推動城市社區發展的研究中, 很多學者都忽略了社區中曾為孩子為社會做出貢獻的老年人群體;第三, 雖然現有的研究對建老年人社會資本提出了建構方案, 但都是一些比較抽象比較籠統的建議, 缺乏具體有效的實施辦法;第四, 現有的建構方案大都是從外因的角度提出的, 忽視了內因的決定性作用, 較少涉及老年人主動參與建構社會資本的方法。今后, 作為研究者, 應該從中國的國情及具體實際出發, 提出構建老年人社會資本的具體可行的實施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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