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作為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重要組成部分的古代詩學辨體理論，在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有一個逐步演變發展的過程。先秦兩漢出現了古代文體分類的濫觴，詩歌體制得到了初步規范；魏晉南北朝是我國古代詩學辨體理論取得自身獨立意義的重要時期，尤其是《文心雕龍》與《詩品》的出現，形成了古代詩學辨體理論的第一個高峰，具有重要的文學批評史意義。
關鍵詞：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 詩學辨體理論
古代詩學辨體理論是構成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主體內容，它與文學創作共同發展，確定與規范文學創作的基本體制規范與要求，同時又在文學創作的實踐中不斷修正，不斷調整，規范與修正交替發展，尊體與破體相輔相成，共同推動古代文體理論向前發展。大致來說，先秦兩漢時期文學雖然沒有從史學、哲學等中分離出來，可已經出現了古代文體分類的濫觴，其中隱含著對詩歌體制的初步規范。相對于先秦、兩漢來說，無論在文學文體的分類與規范方面，在詩歌獨特的語體風格的確立方面，還是在文體風格論方面，魏晉六朝時期都是我國古代詩學辨體理論取得自身的獨立意義，確立基本審美規范的時期。以《文心雕龍》、《詩品》為杰出代表的魏晉南北朝無疑是古代詩學辨體理論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是我國古代詩體形態理論發展的重要階段，具有重要的文學批評史意義。
一、先秦兩漢文體分類的濫觴與詩歌體制的初步規范
最早的文體分類是辨體批評的濫觴，雖然先秦的文體主要是應用文體，分類的標準也不一致，或以功能，或以題材，或以功用，或以形態，涉及到文體發生學、文體源流論、文體功用論等多方面。文學批評也遠沒有獨立的地位，只是服從于歸納編集或指導應用文體寫作的需要。然而這種以文體分類為手段的辨體批評對后世的影響是很深遠的，從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到明代的《文章辨體》與《文體明辨》，對建立在文體分類基礎上的詩文體制及其源流演變的考察，為我國古代詩學辨體理論積淀了深厚的基礎，對強化古代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有重要貢獻。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最早的文體分類出自《尚書》?！渡袝ぎ吤菲岢龅摹稗o尚體要”，很可能是我國古代文體論的最初的起源?！渡袝返牡?、謨、訓、誥、命等名目的出現，就已包含著最早的散文分類的萌芽?！对娊洝返姆帧讹L》、《雅》、《頌》則是詩歌分類的萌芽，也是古代詩學辨體理論的最早源頭
以《楚辭》為代表的“騷體”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詩體演變發展中的異數，它構建在南方巫官文化特有的氣質上的獨特的文體風貌，奠定了古代詩學的浪漫主義傳統?！膀}體”在句式上突破了《詩經》以四言為主，兩字一頓，兩句才構成一個完整意思的體式，以六言為主，雜用四、五、七言，大都一句一意，節奏感很強；在語詞上，大量吸收楚地方言入詩，大量使用虛詞以增強感染力，語言風格絢麗華美，瑰瑋雄奇；在結構上，突破了《詩經》抒情短章的體制限制，大大加強了鋪陳敘事的功能，故事性與鋪敘性成為了騷體文學的基本文體特征。屈原所開創的騷體對后世詩體的演變與文學風格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枚、馬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衣被詞人，非一代也?！笨墒恰冻o》的詩體創新成就在后世詩學辨體理論批評中常常遭到了不應有的忽視。
漢對文學現實功能的極度的強調，不僅掩飾了文學的本體論意義，而且也影響到文體規范的確立?！对姶笮颉贩Q：“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曙L發乎情，止乎禮義?！?“溫柔敦厚”“主文譎諫”等，與其說是對詩體審美規范的要求，還不如說是政治教化對文體風格的干涉，完全忽視了文體自身演變發展的規律。這種對文體規范的誤解最典型地體現于班固等人對屈原的批評上。班固批評屈原“露才揚己”，不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風格規范，以及后來的揚雄認為辭賦“勸百諷一”，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法言》），就是古代文體論中極端政教化、道德化傾向的突出表現。這種傾向形成于漢代，到唐宋古文運動后得到極度的強化。這樣《五經》在文體論中就具有終極的意義，成了預先設定的源頭，它可以為文體形式制定最基本的也無法擺脫的規范。不僅文體的“體”是“宗經”的產物，而且“風格”的“體”亦然，能宗經才能恰到好處地把握文體風格規范，而對于《五經》的違背是楚、漢以來文學舍本逐末、滔滔不返的根本原因。
二、文學的自覺與魏晉南北朝詩學辨體理論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詩學辨體批評的學術史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學文體從一般文體中獨立出來的過程，同時也是詩歌這種獨特的文學文體的體制規范逐步形成的過程，這種不自覺的文體區分在漫長的演變發展中逐步清晰并最終確立。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曾詳細論述了中國古代文學文體從應用性雜文體中分離出來的過程：“初始之本，殆本與語言稍異，當有藻韻，以便傳誦，“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區以別矣。然漢時已并稱凡著于竹帛者為文章（《漢書·藝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舉一切可以圖寫，接于目睛者皆屬之。梁之劉勰，至謂“人文之元，肇自太極，三才所顯，并由道妙，形立而章成矣?！保ā段男牡颀垺ぴ馈罚┕史不呦季_，林瀨泉韻，俱為文章?！濒斞傅恼撌隹偨Y了我國古代詩歌體式在其形成的初期，即已具備純文學文體的形式特征：重視情感、講究格律、詞采華美，富有意境。最遲在劉勰與蕭統的時代，這種純文學觀念的詩歌體制規范已經出現。
魏晉時期詩學辨體理論的發展，還突出表現在有意識地從“體”的角度對作家創作風格的摹仿，這種摹仿正是建立在對諸家體制風格差異的辨析的基礎上的，并且作家創作風格已經形成了可供后人效法的創作典范，摹擬成了學習詩歌的基本門徑。整個魏晉六朝時期，擬體詩成為一種創作風尚。如鮑照有《學劉公干體》、《學陶彭澤體》，蕭衍有《清暑殿效柏梁體》，蕭綱有《戲效謝惠連體》，何遜有《聊作百一體》。最突出的是江淹“作三十首詩，效其文體”的《雜體詩》，其擬古達到了非常逼真，令后人真偽難辨的程度，正如嚴羽評江淹詩所說的：“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睌M體詩是詩學辨體理論發展到一個階段的產物，同時它也對詩學辨體理論的發展有促進作用。
曹丕的《典論·論文》作為我國第一篇獨立的文學史論文，在詩學辨體理論上的意義是第一次充分肯定了文學自身的獨立價值，揭示了詩歌的審美特征。針對兩漢文學觀念中嚴重的道德倫理性以及與之相隨的政治性對于文學自身價值的浸淫，曹丕不僅認為文章是“不朽之盛事”，而且強調它可以“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即具有不依附歷史事功等外在形態的獨立的價值。同時，曹丕提出：“詩賦欲麗”，是對揚雄的“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發展。他提出在文體的共性即“本同”的背后包含著各個文體類別不同于其他文體的體裁規定性即“末異”，從文體形態的本質的角度規定了詩賦的體裁特征是“麗”，強調了詩賦獨立于“奏議”“書論”“銘誄”等應用文體之外的審美特征。
繼曹丕之后，陸機首先揭示了不同文體的語體要求對文章風格的形成具有制約作用，不同體裁必然有不同的風格規范與要求，這種文體風格是在長期文學實踐中形成的，對后世的創作具有規范性意義，這就是他所說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庇绕涫菍υ姼栉捏w特征用“緣情綺靡”來概括，是對曹丕“詩賦欲麗”的發展，不僅對詩與賦的文體特征加以區分，而且，“緣情綺靡”兼顧到詩歌的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即“緣情”是詩歌的表現內容，“綺靡”是詩歌的語體風格，“綺靡”說是對漢儒“麗以則”的中和的詩學思想的揚棄，“緣情”說則是對儒家“詩言志”的詩學思想的根本動搖。陸機的詩學辨體理論代表了魏晉六朝文學批評的發展態勢。
中國文體學史上最早的文體流變專著是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久佚，據《隋書·經籍志》載，該書二卷，與四十一卷的《文章流別集》相輔而成，后世摘出單行摯虞專從文體歸類編集，并作《序論》探討各種文體的源流演變與創作規范，作為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文體論的主要批評形態，對后世詩文評的發展具有范式的意義。方孝岳先生對摯虞在古代文學批評中的地位有高度評價：“摯虞可以說得后世批評家的祖師。他一面根據他所分的門類，來選錄詩文；一面又窮源溯流，來推求其中的利病，這是我國文學批評學的正式祖范?！?/p>
三、詩學風格論與《文心雕龍》的詩學辨體理論
作為我國古代一部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批評巨著，文體分類詳盡與體例嚴密是《文心雕龍》詩學辨體批評的突出特征，童慶炳先生對此有高度評價：“《文心雕龍》對古代文體分類的突出貢獻主要在于它開創了一個縱深地闡明文體特點的方法。這就是說，劉勰在闡明各類文體特點時，都遵循‘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步驟與原則。所謂‘原始以表末’，是說推求各體的來源，敘述它的流變；所謂‘釋名以章義’，是說解釋各體的名稱，顯示它的意義；所謂‘選文以定篇’，是說選取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說明不同文體的特征；所謂‘敷理以舉統’，是說要闡明各類文體寫作的理論依據與規格要求?！?/p>
劉勰認為文體形態的規范的形成與變化取決于表達內容的需要是必然，同時也是文學發展的自然的要求。創作者個人的氣質稟賦影響到獨特的風格的形成：“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干?！保ā睹髟姟罚┰谖捏w論的自然觀的影響下，劉勰在論述各體文章的體制特色與規范要求時，頗為辨證地揭示了文體因襲與新變的辨證關系，他認為詩人可以也應該在“有常之體”中求得“通變”，即繼承前人文學傳統與文體規范加以創造性的改變，從而能在廣泛吸收前人文學成就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這樣，文體就在傳承與新變的交替演變過程中源源不斷地向前推進發展?！缎蛑酒分蟹Q：“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后生之慮?！笨梢哉f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文學批評史簡論。
在劉勰的文學批評體系中，語體實際上包括兩個不同的層面，一方面，他認為是體裁所要求具備而且不能突破的語體，即不同文學體裁必須具有的不同的體制規范，《定勢》篇通過對各種體裁相對應的語體風格的辨析來揭示其創作要求：“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也。中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也?！?/p>
不同的體裁要配以不同的語體，作品文辭的風格要求，首先由它所表達的內容的性質決定，如章表奏議應該選擇與之相匹配的典雅語體，賦頌歌詩必須選擇與之相適應的清麗語體，符檄書移要求明斷，史論序注則必須核要，箴銘碑誄的語體必須宏深，而連珠七辭則不妨巧艷。此外，劉勰又認為，作家可以根據自己獨特的審美理想，審美趣味來選擇適應自己主觀人格的語體，這就是“曉變”，只有這樣，才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保持文體的開放與發展的態勢。劉勰的“昭體”與“曉變”并重的文學文體論，充滿了辯證色彩，代表了我國古代文體理論的新的高度。
在論述作家個性與作品風格形成的關系后，劉勰在《體性篇》中還將眾多作家的創作風格歸結為八種類型，開拓了古代文學批評風格類型理論的先河。八種風格類型中，劉勰最為推崇的是“典雅”，他認為章、表、賦、奏、議幾種體裁的風格最近于典雅，他對與“典雅”相對的“新奇”特別不滿，“新奇”的最大特點是擯古趨新，追求詭異奇巧。他在《定勢》篇中嚴厲抨擊當時宋、齊文學對于“新奇”的追逐：“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边@種靠文字次序顛倒以為新，表達怪誕反常以為奇的作法，必然會導致“熔式經誥，方軌儒門”的質樸剛健的文風的凋喪，所以劉勰《通變篇》的時代文學風格流變便是一個每下愈況由典雅漸趨新奇的過程：“榷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辯，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p>
（薛東紅，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文學理論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作為我國高校英語課程的的重要內容，英美文學教材的編寫質量也是我國高校英語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教材編寫的質量直接影響著學生的對英美文化的學習和英語教學的有效性，因此，本文根據英美文學教材編寫的特點，進而分析了文學教材編寫中存在的弊病，并提出了改進建議，以期能促進夠提高英美文學教材編寫質量。
關鍵詞：英美文學;教材編寫;弊病;改進建議
一、前言
英美文學是我國高校英語專業必修的一門課程，其教材編寫的質量，直接影響到學生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對英語學習的效果有著直接的影響，實踐證明，該課程的開設不僅有助于學生提高學生語言修養能力，還能夠培養學生對英文文學的鑒賞能力，同時，對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流素質也有著重要作用。但是，我國英美文學教材在實際的編寫過程中，受到網絡科技和商品經濟的沖擊下，英美文學教材的編寫正在被侵蝕，影響力也被削弱，編寫中存在著很多弊病，影響了英語教學的有效性。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分析，英美文學教材編寫的弊病，進而盡可能的降低編寫質量對學習的影響。
二、國內英美文學教材編寫的弊病分析
1.教材內容沒有與時俱進，與時代有所脫節，在結構安排上固化，并且指導理論陳舊。一方面，導向型英美文學教材種類繁多，有文史類、作品選讀類的，還有中英文結合、斷代的等等，還有小說、詩歌、戲劇等等，種類眾多，但是，整體上來講，結構老套，結構模式化嚴重，并且重復性也較大，在結構安排上大致都是按照作品的歷史背景—作者簡介—作者的寫作特點—作品選讀—難句解釋。在另一方面，內容安排上也與時代脫節，在教學內容上單一、刻板，枯燥無味，突破性不大，不易于老師的發揮，并且過于強調傳統經典，對現代文學鮮有提及。此外，在網絡的發展沖擊下，學生對現有教材的閱讀也產生了較大的距離感。
2.詞匯難度大，不易接受。很多國內編者編寫的英美文學教材傾向于使用大量的詞匯，用一些比較復雜的句式來對文學作品進行解釋分析，凸顯了教材的深度和高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學生學習的難度，進而喪失了學習的興趣，不利于教學的效果。
3.教材的導向性過強，不利于發散思維。在現行的英美文學教材中內容評價方法相對單一，并且所使用的語氣等也不容置疑，禁錮了學生的發散思維。此外，對文學作品的選擇上，沒有區分時代的價值取向，也容易造成語言的誤區，價值的誤導。例如瑪格麗特·米歇爾的《飄》在發表以后雖風靡全球，但卻被認為是通俗文學，在美國的教材中也很少提及。因此，在文學教材的編輯上不應該以某種標準來定義文學的價值和意義。
4.教師所用教材刻板，功利性導向強。在很多英美文學的教材中，大部分文學著作不是原著，而是經過修飾的著作，所以，在內容上缺乏完整性，容易對學生和老師產生誤導，在升學等功利性的指導下，使得教材的編輯也迎合這一現象，導致教材編寫缺乏方向性。
此外，教的編排風格、模式都比較單一、單調，一是封面設計單調，缺乏個性，不能發揮學生的想象空間;二是在目錄和附錄的內容編排上顯得墨守成規不利于學生的閱讀?？傊?，現在英美文學教材的弊端眾多，在編寫教材時應當提高重視。
三、國內英美文學教材編寫的改進措施
1.豐富教材編寫的內容，改變原有的結構模式。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尤其是美國英國兩國的文學教材經驗，按照適合我國特點的方法來進行編輯，在教材中將文學史和文論相互結合，進而用文學理論來引導教學和學習，豐富教材的內容，避免追求宏達的結構編排，進而培養讀者的文學鑒賞能力;另一方面，改變原來單一的編排結構，使得教材的結構豐富化，例如可以將相同類型的文學著作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在比較中提高文學的鑒賞能力。此外，在教材的編排上，還可以打破國界，盡可能按照英美的思路來對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進行品論欣賞。
2.增加與時代特征相符的內容，在內容編排上既兼顧傳統的經典，也強調時代的元素。一是，在對英美文學教材編寫時，推陳出新，介紹更多的展現英美文學發展趨勢的作品，給教材注入新的元素，例如可以選取今年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部分作品，進而提高學生對英美文化趨勢的把握能力，同時還應當注重經典的文學著作的學習，如可節選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等名著，了解英美文化的底蘊。二是，增加非文學作品的欣賞，例如對電影、雜志的節選，例如可以選取電影《阿甘正傳》的評介，也可以選取《自然》、《金融時報》等雜志、報紙的關于科學、時事的著作來增加學生閱讀的興趣。
3.減少引導性的灌輸，注意發散思維的培養。由于文化和語言的差異，導致學生在學習英美文學的過程中會產生一定的感情隔閡，因此在教材的編排上，就應該充分發揮學生的思維空間，避免陷入導向性的思維，這樣不利于學生能力的培養，
4.提高教材編人員的素質。由于我國英美文學教材種類眾多，其質量也良莠不齊，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提高教材編寫人員的素質，嚴格規范職稱評價體系，對于不合格的教師，堅決予以約束，提高編寫人員的質量;另一方面，形成多層次的教材質量檢驗，進而保證其質量，減少重復、濫竽充數的教材。
四、結束語
近年來，我國英美文學教材的編寫質量已經取得不錯的進步，但還需要加強對教材編寫的創新，進而提高教材的編寫質量，便于學生學習和培養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進而推動我國高校英語教學改革進程。
參考文獻：
[1]葉紅衛，劉金龍.英語翻譯教材編寫的問題與對策[J].出版發行研究.2014，（08）：74-76.
[2]顧弘，杜志卿.新世紀高校本科英美文學教材建設探索[J].河南大學學報.2004，44（02）：129-132.
[3]于江海.英美文學教學以素質教育為核心的原因與對策[J].運城學院學報.2009，27（06）：70-72.
（作者單位：商丘職業技術學院）
文學理論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20世紀90年代初期，王富仁寫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學經典重讀的文字。這些文字強調從自我感受出發，與文學經典傳達的情感和經驗直接對話，運用了諸多現代文本解讀手法，將閱讀還原成了審美體驗的過程，從而實現了與古代知識分子真正的心靈溝通。王富仁的這些經典重讀的文章，為中小學語文教師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發揮主體性、有所作為的范例。
關鍵詞：王富仁 古代文學經典 解讀
20世紀90年代初期，王富仁寫作了一系列古代文學經典解讀的文章，最初發表于1991至1995年的《名作欣賞》上，在語文教育界產生了異常深遠的影響。這組文章給中學師生提供了一種極具個人體驗的閱讀示例，又能被包容在中高考制度的整體框架中——換言之，這些解讀并不以思想層面的標新立異自炫，它展現的是解讀者細膩出色的藝術感受力和將現代文本解讀手法作用于古典作品所帶來的清新感。有意味的是，作者提到自己寫作這些作品的初衷，是在某種低氣壓的環境中，試圖通過與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心靈溝通，尋找自我內心的慰藉和安穩。在這樣的背景下，解讀者收發自如的學術功力令人稱贊。自然，這種“隨心所欲不逾矩”的操作背后，也有王富仁當年實際任教中學所帶來的個人經驗和理解在內。在技術層面上，作者將現代文學的文本解讀技巧應用于古典作品，以讀者的身份——而非權威的闡釋者或宣教者——與作品進行精神溝通，切入角度新穎，結論別具一格又平和穩妥。
王富仁的經典解讀最為關鍵的一點，便是從自我感受出發，將閱讀還原為審美體驗的過程，避免一系列既有結論對閱讀活動的干擾。他曾談道：
當我們一提到岳飛的《滿江紅》便想到它是一首愛國主義詩詞，一提到杜甫的《石壕吏》便想到它反映了戰亂給人民造成的痛苦生活，一提到白居易的《長恨歌》便想到它表現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的時候，它們的詩意特征便淡漠了。這些“主題思想”像橫亙在我們心靈與詩之間的一道堤壩，使我們的心靈再也難以與詩的本身實現直接的擁抱。其原因何在呢？因為對詩的任何一種主題思想的確定，都把詩的各種豐富的內涵簡化了，而詩意恰恰只有使心靈主要活動在直感的、情緒的、審美的，亦即難以言說的境地的時候，才能最有效地被表現出來。a
上文中提到的結論性描述，無疑是以往解讀活動一步步提純的結果。但結論性的描述會受制于時代或個人的局限，對一名“新讀者”而言，如果對論斷的接受超越了個人的體驗，則未必具有積極的意義。王富仁的詩歌解讀強調從自己直接感受到的詩歌意境入手，將自己的心靈直接沉浸到詩歌所展現的豐富的心理流程和繁復的意象中去，用個人感受與詩歌傳達的經驗直接對話。如孟浩然的《春曉》這首人人熟稔的小詩，在王富仁的分析中，它首先被定位為詩人對自己描寫的外部世界保持了一定心理距離狀況下的創作，展現了詩人從朦朧的無意識到建立起自我主動意識的過程，即人從沉睡到醒來的一剎那間所感受到的春的意蘊；并進一步提示到，伴隨這一過程的獨特的精神境界，是有著玄妙意味的，這種玄妙之處可以感同身受，卻不可言傳——“藝術家的目的在于使我們和他共享這種如此豐富、如此具有個性、如此新穎的感情，并使我們也能領受他所無法使我們理解的那種經驗?！眀從文藝學的角度看，這更接近于“直覺”論的分析方法?！八^‘直覺’，就是對解讀對象的‘直接的領悟’，即當下的、突如其來的、直截了當的理解、覺察?！眂
王富仁的古典詩文解讀，無疑為中小學語文教師提供了如何在文本面前發揮主體性、有所作為的范例。如《江南》一詩，“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在以往的文學史論述中，多強調樂府民歌內容的寫實性和音韻之美。王富仁在《江南》詩中卻讀出了自由的意味以及人類對自由的向往之情。該詩的前兩句描寫的是蓮葉茂盛豐美的樣子，但后五句卻很快將讀者的關注點從“蓮”轉到了“魚”上，魚圍繞著無窮碧綠的蓮葉追逐嬉戲，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圖景，而五個方位詞，“間、東、西、南、北”的運用，因為涵蓋了所有的方向，實則是沒有方向、沒有限制、無拘無束地游戲和穿行，更突顯出魚的自由和愜意。這種體驗自然有著強烈的現代意味，它跨越的是歷代對這首詩的分析、討論和定評，將“現代人讀古詩”變為“現代人讀詩”，讓讀者與作品猝然相遇，將中小學古詩文講解這種知識傳遞活動，還原為閱讀審美活動；但作者緊扣文本，只談個人體驗，不代古人立言，亦不做顛覆性結論，將重讀牢牢框定在審美范疇之中。這種穩妥性正如解讀樂府長詩《孔雀東南飛》時展現的，王富仁從劉蘭芝的陳述——“十七為君婦，心中?？啾?，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中感受到，這是一位意識到自我存在價值卻在婆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女子的自我申辯，在這種申辯里，我們可以體會到劉蘭芝對丈夫的埋怨和失望，這無關愛情，只是平淡如水的婚姻中常有的抱怨。在這里，王富仁從正常的人的情感取向出發，認為“一個在夫家遭受虐待和歧視而又具有自尊心的女子，是不可能產生對丈夫的真正感情上的愛的，她充其量只能遵守傳統婦德，盡到一個妻子對丈夫應盡的義務”d。接下來，王富仁又分析了焦仲卿這個人物形象，指出男主人公在蘭芝被遣歸時表現出的既同情又猶疑的態度，以及在自己的母親面前缺乏獨立人格的言行，都使得他缺乏獲得一名正常女子愛情的基本條件。順著這一思路推演開來，王富仁認為，劉蘭芝的死是由于相繼在婆家和娘家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的結果，她對焦仲卿的眷戀，只是由于對方維系了她在人世間的一絲溫情。簡言之，劉蘭芝的死是為了絕棄薄涼無情的人生，而焦仲卿的死則是為了證明自己殘存的自我意志，《孔雀東南飛》一詩是作者對人生與命運的思考，其中亦有對理想愛情的向往，但卻不是對劉蘭芝和焦仲卿已有婚姻關系的歌頌。以往文學史及中學語文教學參考將《孔雀東南飛》定義為愛情主題，實際已是具有現代意味的劃歸和提純操作，王富仁質疑該作品的主題，所采用的方式并非概念的拆解和歷史場景的還原，他在分析人物形象時，采用了袁昌英改編同題話劇時相似的策略，為作品灌注了更多的現代心理活動和倫理原則，內涵的豐富早已突破了原有的主題歸納，實則揚棄并重構了對《孔雀東南飛》的解讀理路。充分呈現“現代”所具有的豐富性，以凸顯以往文本闡釋的僵化和粗疏，這是王富仁的策略，也是現代文學學者重讀古典作品的特色和魅力所在。
如王富仁所言：“作為一個人，總想感覺到自己，感覺到自己心靈中的東西，而感受別人，感受別人的作品，又是感受自己、感受沉埋在自己心靈深處的思想、感情和情緒的唯一途徑?！眅王富仁的古典詩文賞析，十分注重分析詩人創作時的心理狀態和情感系數，行文時又將自己的生命體驗和人生經歷融入其中，這是古詩的新讀，而解讀者在古代文人和作品中進行精神追索的熱切和虔誠，同樣讓讀者心有戚戚焉。在屈原、陶淵明、杜甫、韓愈等人的作品中，王富仁讀出了現代人的生存體驗和精神意志。陶淵明的《擬挽歌詞三首》，包含了從死者觀察生者的視角及對生之意義的拷問。在傳統的主流文化觀中，人們更為重視的是對人生的評價，“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對死后哀榮的執著，掩蓋了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陶淵明卻注意到，生者對死者的悼念儀式，原本只是為了排解生者的情緒和意愿。這一由死觀生的寫作視角，讓人猛然醒悟——對身后名的追逐，會讓自己的一生系于別人的意愿，失卻自身的主體性，這是因襲的重負，也是人生的異化。討論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時，王富仁強調的是，詩人的孤獨感是在時間與空間的四維結構中體味到的“孑然獨存，無所憑依”的感覺，這是一個有著使命意識的個體，面對人生的困境，又對所從屬的精神譜系的信心有所保留時的緘默與痛楚。上述解讀充分融入了王富仁的個人體驗，這樣的文字貫穿著魯迅《摩羅詩力說》中“任個人而排眾數，掊物質而張靈明”的精神力度，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知識界低氣壓氛圍中，其中包含的感慨和期許，無疑會令讀者動容。
另一個例子是王富仁對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解讀，他將這首詩理解為“一個老年人的悲哀”。在這篇賞析中，作者將自己的中學老師米中和兒時所見的一個孤寡老人的經歷拿來與杜甫作比較。他們都在一連串的生活挫折和人生失意中落入人生的困境，在不斷的人生理想破滅之后，他們努力打造一道最后的防線——一個精神上的“窩”。一旦這個“窩”像杜甫草堂上的那些茅草一樣被風卷跑、被年輕人公然抱去，他們便陷入徹底的絕望。在王富仁看來，杜甫對茅草得失的擔憂，象征著一個歷經滄桑的老年人對已經改變了的社會的不信任和無助感?！睹┪轂榍镲L所破歌》所展現的，正是這些經歷了人生節節敗退、物質和精神方面都極端困窘的老年人脆弱的社會應對能力，以及對如何安放自己風燭殘年的困惑。將普通人的經歷與文學經典的情景結合起來，引導人們去探究文字所傳達的人類共同的困境，從而拉近讀者和經典的心理距離，使得王富仁的經典解讀帶有強烈的生命體驗特征。從教學層面看，王富仁的解讀方案是先贏得學生對作品的整體性認可和親近，再去處理諸如文字、音韻和思想等具體問題，以求事半功倍。
總體而言，王富仁的解讀極為契合世態人情，這種世態人情無疑是遵從現代而非古代的邏輯。這批經典解讀文字，更像是對魯迅《故事新編》寫作策略的致敬——在古人的軀殼中吹入現代的氣息，使其鮮活，和現代人心靈相通。在藝術感悟力和歷史知識背景之間，王富仁的知識結構可以保證自己的解讀妥帖地處理二者的關系，但他的解讀重心偏向前者；對于中學師生而言，這種文本解讀的真正意義在于不為作品的先驗性主題左右，在緊扣文本的前提下，表達個人在閱讀時的獨特體驗和感受。
a王富仁：《賈島〈尋隱者不遇〉的解構主義批評——〈舊詩新解〉（十二）》，《名作欣賞》1993年第5期，第52頁。
b柏格森：《創化論》，《現代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頁。
c曹明海：《文學解讀學導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頁。
d王富仁：《主題的重建——〈孔雀東南飛〉賞析》，《名作欣賞》1992年第8期，第17頁。
e王富仁：《古老的回聲·自序》，《古老的回聲——閱讀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
文學理論論文范文第4篇
中國兒童文學研究已有百年歷史，在以周作人、陳伯吹、蔣風和浦漫汀為代表的第一、二、三代學者，以及曹文軒、梅子涵、朱自強、吳其南、王泉根、方衛平等第四代學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國兒童文學的學科已經形成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在日前由黑龍江省伊春市委宣傳部、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主辦，伊春市文廣新局協辦的中國兒童文學第五代學者論壇上，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會長莊正華表示，當下兒童文學創作和市場越繁榮，就越需要兒童文學理論、評論的支持，并引導觀念的變革和藝術的創新。來自全國各地的50多位高校教師、兒童文學研究者、知名作家圍繞各自不同的研究主題宣讀了研究成果，并展開熱烈而富有學術精神的研討。
論壇以“新時代兒童文學的課題”為研討主題，分為“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兒童文學：史論·評論”“兒童文學：閱讀·教育·推廣”“兒童文學與伊春生態文化建設”“兒童文學與森林文化講座”五個單元，旨在梳理當前中國兒童文學面臨的諸多問題，尋求解決方法和路徑，為中國兒童文學創作提供思想層面的滋養和理論的支撐與引導。北京大學教授、國際安徒生獎獲得者曹文軒以《我的兒童文學觀念史——一個第四代學者的回憶》為題發表了主題演講，他認為，兒童文學的意義在于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這里所說的人性基礎至少含有道義感、審美意義和悲憫情懷。
文學理論論文范文第5篇
文化史上總有一些人物?？梢源呱鷮映霾桓F的話題。不同時代，不同學術背景，不同文化立場的研究者都能從他們那里找到自己的興趣點，甚至，在關于他們的研究中一旦出現新因素，可能就是學術變遷的一個風向標。之所以如此，通常是因為這種人物的經歷代表著一個重要時代文化經驗的典型性和豐富性，比如魯迅之于現代中國。其典型性在于，他的個人經歷、知識結構和文化體驗是得風氣之先的那一代人的集體經驗，其豐富性在于。研究者能從他的個人經驗中反觀文學、教育、學術、政治、人際交往、地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等幾乎所有社會文化領域的變遷。我們這里的關注點是民國初年的學術場域。
從晚清到民初，中國現代轉型正式啟動，也是中國現代學術形成其基本構架的關鍵期，魯迅的教學與學術生涯也恰恰處于這一時間段。魯迅1909年回國以后，除任職教育部之外，主要職業是在各級學校擔任教師，直到1927年4月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以魯迅的學術活動為考察對象，至少可從以下四個方面檢視現代學術場域在中國的形成，以及這一場域對學者個體選擇的影響：
第一，中國現代學術積極拓展研究范圍，開始重視對邊緣的文學、文化現象進行嚴肅的、專業化的研究。傳統學術中的等級秩序，除了對研究方法的規范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對研究對象進行等級劃分。研究儒家經典的經學成為學術的最高典范，甚至，要發布思想上的創新和發現，也不得不借助對經典的闡發，“依經立義”，才被認為具有合法性。這種排他性的學術文化，造成學術視野狹隘，創造力漸趨衰竭，也使很多社會生活中重要的文化經驗不能得到知識界的關注。久而久之，我們的學術，我們的知識界，既不能對本民族的生活歷史提供有效的解釋，也不能應對事易時移的變局。晚清以來，西方學術文化的影響迅速轉變了國人的學術觀念，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破除原有的文化等級秩序。以小說為例，無論是梁啟超式的從啟蒙民智的角度肯定小說的社會文化價值，還是王國維式的從美學的角度肯定小說的藝術品質，都提升了小說在文學家族中的地位。與之相應，小說評論、小說研究也漸漸獲得了學術身份。魯迅倡異端、反權威的個人精神氣質，觸發他對邊緣知識的重視，比如提倡多讀野史，偏愛被傳統文人貶為街談巷議、誨淫誨盜的小說，并于1911年完成《古小說鉤沉》，這種意識和知識儲備使他能夠率先對民初學術風氣的轉變作出反應，以一部《中國小說史略》成為相關研究領域的開山。
一項研究成為一個正式的學術領域，通常有幾個必要標志：擁有專業學者、出現研究成果、進人大學課程、設立研究機構。1922年初，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下設風俗調查會、歌謠研究會、方言研究會、考古學會、明清史料整理會5個分支研究機構，從機構制度上體現出研究范圍的擴大正是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大趨勢。機構的成立也促進了學者成長和學術交流，有利于形成學術共識和學術風氣。魯迅1920年在北大兼職任教，《中國小說史略》1923年首次出版，就是在這一時期教學講義的基礎上成書的，而魯迅當時也兼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委員?？梢娨欢ǖ膶W術選擇通常是學者個人興趣和學術場域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第二，西學對傳統學術的妥協與改造，主要采取了以現代科學方法整合考據傳統的途徑。外來的學術文化要在本土落地生根，不可避免要遭遇阻力。在中西學術體系中找尋可通約的部分，以迎合風氣的方式來改造風氣，有助于化解阻力，促進不同學術的交流融合，“整理國故運動”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作為民初學術史上的重大事件，“整理國故”的倡導者一方面宣傳以考據學為代表的傳統學術具有現代科學精神，緩和舊學與新學、國學與西學的對立，化解推進現代學術和新式教育的阻力；另一方面以西方學術方法改造傳統文史研究，既把信仰與尊崇的對象還原為研究對象，也逐漸確立了西方學術體系和研究方法的優勢地位。
因此，“整理國故運動”的最大成就，不在于推出了多少具體的學術成果，而在于推動現代學術觀念成為知識群體的共識。在當時的學術場域中，開放而趨新的文化觀念與深厚的舊學功底的結合，最易于獲得認可。章太炎如日中天的學術聲譽，胡適急欲證明自己對考據學的擅長，都與此有關。魯迅獲聘北大、廈大、中大等高等學校，與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聲譽是分不開的，但當他一旦身處學術體制之中，就自覺不自覺地調動了自己的舊學訓練，以適應體制的規范，《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著作，在方法上都得益于舊學訓練的積累，但學術觀念以及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和評價，則具有鮮明的現代性質。在中國傳統學術的知識與方法中，積淀著陳舊的意識形態，借鑒西方學術所提倡的科學精神和客觀立場，民初學術致力于把知識、方法與意識形態剝離開來，建立既不割斷傳統，又不囿于傳統的新型學術規范，其對于中國現代學術的奠基作用，在今天的學術史研究中應給予充分重視。
第三，在推進現代課程體系的過程中，不同學科發展并不同步。以“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概論”為例，這兩門課程大約同時進入國人視野，前者因傳統資源雄厚以及民族主義的推波助瀾發展較為順利，后者卻因與傳統資源有較多抵牾而發展緩慢。民國初年，“文學概論”的名目已進人大學課程，但相對而言不受重視，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的開展都很不充分，真正能開設這門課程的學校很少，即使開設這門課。也只是以介紹輸入西方、日本的文學理論為主。
1913年的《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和《教育部公布高等師范學校課程標準》中，都出現了“文學概論”課程，但此后相當一段時間，由于缺乏師資，這門課程并沒有實際開設出來。在北大，初次教授文學概論課程的是周作人，時間是在1920年，同年，梅光迪開始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文學概論。在當時的教學中，主要借鑒西方相關著作，比如周作人受到韓德《文學概論》的影響，梅光迪直接使用溫徹斯特《文學批評原理》作為教材。另一個來源是日本，比如本間久雄的《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當然，現代日本的文學理論，其最終來源仍然也要追溯到歐美。魯迅對文學理論的興趣是很顯著的，1920年代，他在北大開設過“中國小說史”、“文藝理論”等課程，曾以《苦悶的象征》作為輔助教材，即使在“中國小說史”的課堂上，也“實際講的是對歷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對文藝理論的探索”，后來對馬克思、普列漢諾夫等左翼文藝理論也有較為深入的涉獵。在大學的課程建制上，文學理論比較薄弱，專任教師以及開設的連續性、課程的專業性都比較匱乏，但仍然取代了以傳統文論為基礎的“文學研究法”課程，對現代文學觀念、現代文學批評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并形成了以西方（先是歐美，后來是俄蘇）理論框架為基礎的文學理論模式。這種模式一直持續至今。如果我們要考察這一時期魯迅的文學寫作，就不能不去了解他當時所接受并向青年學生傳授的各種外來文學知識。
第四，與地域、學術背景相關的人事關聯在現代學術體制之中仍然是活躍因素，魯迅進入大學的學術場域，最終又放棄體制內的學者身份，都與此相關。魯迅與許壽裳、蔡元培的關系，被劃為“某籍某系”，與胡適派的沖突，如此等等，都不能僅從個人交往和純粹的學術分歧的角度去理解。某籍，是指浙江籍人士；某系，是指當時北大的中國文學系。在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學之前，當時的教育部、北京教育界和北京大學，浙江籍人士已經占有很大的勢力。教育部中的夏曾佑（社會教育司司長）、許壽裳（參事）、周樹人（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等皆屬浙江籍，且都為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引進。雖然引進的同鄉網絡有所變動，但是浙籍勢力一直存在于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中。而北京大學在浙籍知識分子何橘時、胡仁源主政時期，陸續引入章太炎門下的浙籍弟子，如沈兼士、錢玄同、朱希祖等浙籍留日新派人物，而蔡元培與章太炎曾共事革命，私交甚厚，與浙籍弟子也多相識，所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得益于浙籍人士地緣、學緣網絡組織成的人際氛圍。
蔡元培治校一方面提供了轉移風氣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在人事上廣延富有學識和現代思想的教員和學者，直接促成北大文科的新氣象，新文化運動的展開以及新文學的誕生，都以此為基礎。經過蔡元培的人事調整，擴大了具有浙籍留日背景的學者文人在北大文科中的群體力量，而這一群體也成為新文學、新文化的主要力量?？梢姷鼐壖~帶通過人際交往介入以職業為紐帶的社會關系，并進而影響大學場域和知識生活。如果說任教北大改變了魯迅等人的人生軌跡，那么，他們進入這個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也極大影響了新文化運動的文學地圖。既然地緣因素事實上介入了文學話語，那么對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及新文學的考察，也就應該把對地緣文化的考察納入進來。
以上四個方面，既體現了西方的學術民主觀念和科學精神對中國現代學術建制的根本性影響，也揭示了傳統因素的延續。而魯迅的學術生涯，則顯示了這種學術建制對學者個人學術活動的規范和影響。在民初學者群中，魯迅的異端意識和反叛精神是非常突出的，他終生為異端與“叛徒”的合法權利吶喊，喜好以“煞風景”來挑釁權威，但即使這樣，由觀念、體制、風氣、人事、機構等因素形成的學術場域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規約著魯迅的學術實踐。因而以魯迅為個案，尤能發現社會文化思潮的基本框架和體制的范型。對個體學術文化活動具有強大的塑造作用。學者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局限，往往并不只是屬于學者個人。也屬于一定的學術場域：公諸于眾的某些學術觀點，也可能與學者的個人見解并不完全一致，卻與其所屬身份、所處位置、所取策略有莫大關系。
之所以探討魯迅與民初學術的關系，是看重它對于學術史研究和魯迅研究的雙重啟示。就前者而言，這啟示我們在清理具體文本、具體觀點、具體知識的時候，對文本、觀點、知識的生產機制給予更多重視，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就魯迅研究而言，則啟示我們要重視對文學寫作與學術活動進行互文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