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第1篇
一、突出地圖，建立地圖網
地圖是地理學科的靈魂，高考中對地理知識的考查往往以地圖的形式呈現，因此記憶不同地區的絕對位置和相對位置，在頭腦中建立中國地圖網是非常必要的。
1.用《中國政區圖》掌握我國的行政區劃及分布，特殊經線或緯線穿過的行政區（如回歸線穿過的省份），中國的邊界、鄰國、領海，中國的民族分布與民族政策。
2.記憶相關地形圖中的主要山脈的名稱、走向，山脈的地理特征，個別山脈的經緯度。如：東西走向的天山，是我國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的分界線；東北—西南走向的大興安嶺是我國東北平原與內蒙古高原、溫帶季風氣候與溫帶大陸性氣候、森林與草原、種植業與牧業的分界線。我們還可以記憶昆侖山—秦嶺（34°N）、南嶺（26°N）、太行山—巫山—雪峰山、賀蘭山、祁連山、武夷山、橫斷山（100°E）、喜馬拉雅山等主要山脈的地理特征與經緯度。
3.記憶重要經緯度上突出的地理事物。如110°E與34°N交點為華山，與30°N交點接近巫山，與20°N交點為?？谑?；30°N與120°E交點為杭州市，與105°E交點為四川盆地，與90°E交點為拉薩。
4.記憶主要地形區的分界線或經緯度。如青藏高原（80°E~100°E，30°N~40°N）、云貴高原（100°E~110°E，23°N ~28°N）、塔里木盆地（85°E，40°N）、準噶爾盆地（85°E，45°N）、四川盆地（105°E，30°N）、柴達木盆地（95°E，38°N）。又如內蒙古高原東部以大興安嶺為界與東北平原相鄰，西部連接塔里木盆地與準噶爾盆地，南部以長城為界與黃土高原相鄰；黃土高原南到秦嶺（34°N），北到長城，東到太行山，西到烏鞘嶺；東北平原位于大興安嶺以東，燕山以北；華北平原位于太行山以東，燕山以南，淮河以北；長江中下游平原位于巫山以東，長江南北兩側。
二、重視知識重組，簡化復習環節
初、高中知識中有很多知識重復點，或對某一地區知識在初高中均有分布。為簡化復習環節，節省時間，使知識系統化、網絡化，有必要對知識進行重組。
1.地形區的知識重組：在歷年高考中，對區域地理知識的考查，往往以區域圖的形式出現。我們可以把初中、高中地形區知識進行總結與整合，以地形區為單元，從位置、地形、氣候、植被與土壤、資源、農業、工業、交通、人口與民族、生態環境問題及其治理措施為切入點，綜合復習某一地形區的自然與人文地理知識。例如：青藏高原：①地形特征：世界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高原起伏和緩，遠看是山，近看是川；地勢西北高，東南低，西北是較完整的高原，東南是呈南北走向的高山峽谷。②氣候：地勢高，形成獨特的高寒氣候，氣候冬寒夏涼，是我國夏季氣溫最低的地方；氣溫的日較差大，年溫差??；氣溫低，晴天多，日照時間長；太陽輻射強，風力強大；4~9月有來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濕潤氣流帶來降水，降水從東南向西北逐漸減少；東南溫暖濕潤，西北寒冷干旱。③植被與河流：從東南向西北植被為山地森林—高山草甸—高山草原—高山荒漠。多河流源頭，多咸水湖，凍土廣布。④資源：青藏高原資源豐富，多地熱能、太陽能、風能、水能、生物資源；東北部的柴達木盆地多鉀鹽、煤、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已建成羊八井地熱電站，察爾汗鹽湖附近有我國最大鉀肥廠。⑤經濟：是我國高寒牧區，雅魯藏布江谷地和湟水谷地是高原上的重要河谷農業區；牦牛是藏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交通不便，以公路為主，現青藏鐵路已通車；拉薩和西寧是高原上的重要城市，拉薩被稱為“日光城”、“宗教城”、“旅游城”、“高原城”。⑥環境：高寒、凍土、缺氧；脆弱的生態環境及嚴重的荒漠化是青藏高原經濟發展中面對的主要問題。其他地形區仍可進行知識重組。如內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可結合西北干旱半干旱自然區的東西差異進行復習，東北平原可結合商品農業區域的開發，華北平原可結合農業低產區的治理，黃土高原可結合水土流失的治理等。
2.中國氣候的復習與中國的三大自然區相結合，綜合復習中國的氣候總體特征及內部差異。
3.中國的河流湖泊與河流治理相結合；中國的自然資源與資源跨區域調配相結合。
三、區域地理系統化，重現區域問題及解決措施
學生要以三大自然區的劃分為切入點，以區域為基礎，以地形區為主體，自主復習各區域的相關知識，加強國土整治與區域發展的知識復習。如東部季風區以秦嶺—淮河為界分為北方地區、南方地區。北方地區包括東北平原、華北平原、黃土高原，結合復習商品農業區域的開發，農業低產區的治理，水土流失的治理。南方地區包括長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云貴高原、東南丘陵，結合復習山區農業資源的開發，交通運輸的建設，海島和海域的開發，城市新區的發展。西北地區包括內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結合復習荒漠化的防治。青藏高原區主要復習青藏高原知識點。
四、做最后總結，畫圓滿句號
最后，由學生總結我國三大自然區內部差異及我國三個經濟地帶的特征、差異與發展。綜觀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復習現代化技術在國土整治中的應用。
中國地理復習的關鍵在于把中國地理知識鏈接為一個整體，記憶重要地理事物的絕對位置及相對位置；記憶各地區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識；了解當地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p>
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重典治國”在各朝不同時期備受統治者青睞，是實現社會長治久安慣用且重要的法制工具。但重典治世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往往難以完成統治者的決策預期，收效了了，最終難以逃脫成為歷史陳跡的命運。應當按照現實的客觀需要，制定出適宜的刑罰，才能實現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
關鍵詞：重典；法制；適宜；秩序
元末明初，社會不寧，犯罪現象嚴重，被明太祖視為亂世。朱元璋遵循古訓，提出：“吾治亂世，非猛不可”的思想。于是“亂世當用重典”的思想便應運而生。重典，顧名思義，是指較重的刑罰。而在此之前，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朝代雖不處于亂世，但對于重典仍是有記載的，所以今天我們對重典的使用也需要有一些探討。
早在《周禮·秋官司寇第五·大司寇》中載：“一曰，邢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笨梢?，重典在歷史早期就已經使用了。雖然周王朝對于刑罰本著世輕世重的原則，但我們看到西周刑罰的主體是墨，劓，髕，宮，大辟五大刑罰，也稱舊五刑。這五種刑罰，手段均是十分殘酷的，前四種肉刑的目的是給人造成不可恢復的傷害，使人殘疾，而最后的大辟又稱生命刑，其嚴酷程度不言而喻。所以，在西周，在非亂世的階段，重典是存在的，并且作為一種普遍性的刑罰使用。
在上古時期，法制制度并不完善，重典的出現可以有效的起到威懾百姓的作用，嚴明的刑罰可以降低犯罪的發生。但是，重典是否應該貫穿整個王朝的發展，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我們看到，不僅是在西周。在漢初時，由于連年的戰爭，國家已經是破敗荒涼不堪，百姓民不聊生，社會經濟凋敝。漢初統治集團在推行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的思想的同時，意識到秦律過分的嚴苛和繁密。于是，劉邦初入關就與咸陽民眾“約法三章”，廢除了秦朝繁苛律令。之后，漢惠帝，文帝又相繼廢除了一系列重典，進行形制改革。與秦朝相比，漢朝的法制明顯呈一個輕刑慎罰的態度。
在《尚書》的《呂刑》中最早出現“刑罰世輕世重”?！秴涡獭芬幎ǖ馈靶塘P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其大意是說，對于刑罰的適用，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其輕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說在不同時期刑罰也是有所區別的，應當依照社會現實的客觀需要，制定出不同輕重的刑罰，使其符合于各個不同時期打擊犯罪的目標；有區分的去使用刑罰，正確的執行刑罰，才能保證社會安定和諧的需求。
戰國時法家代表商鞅也有著與《呂刑》相通的思想，他明確提出：“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边@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更全面的闡發：“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從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表n非的思想是指統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為了愛護百姓，是為了保護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以隨心所欲的使用刑罰，要考慮到治理社會的根本。也就是說制定刑法是為了治理好社會，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隨著時代的需要而發生變化。假如時代轉變但是國家的法律不變，那必定會有法律無法涵蓋到的社會問題，即使善于治理眾人的人，如果不能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設禁懲罪，那也是會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統治者一定會隨時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刑罰的輕重應當適時采用，這樣才可以實現把國家治理好的目標。由此可見韓非把“刑罰世輕世重”的思想從兩方面進行了闡述：一方面立法要適應形勢，做到“法與時轉則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適應形勢，達到“治與世宜則有功”。
漢代在初始之時由于經歷了太多戰爭的摧殘，國家已經是十分脆弱，統治者奉行黃老的休養生息的哲學，同時又根據漢初百姓久苦秦時嚴刑苛法的客觀現實，遂即實行簡法輕罰和“省約煩苛”的刑政策略，也獲得了載諸史冊的“文景之治”?？梢娫跐h朝的治理中，刑罰適時無疑是他們鞏固政權的法寶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張變法時曾明確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并且強調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币馑季褪?，國家的治理有賴適應時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執行，又有賴于善于審時度勢的執法人。這兩個條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是實現社會穩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歷代統治者鑒于歷史上這些經驗教訓，在司法和審判活動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堅持了“刑罰世輕世重”的刑法原則，并結合客觀的社會形勢，推行了一套相應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刑罰制度。這也就說明，亂世用重典的傳統并非是一味正確和有道理的，只有建立理性客觀的刑法制度，才能夠起到社會治理的作用。
而在一開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在他之后的萬歷年間，海瑞在起復任用，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際，曾向萬歷提出了一個條陳，條陳中提到要恢復太祖皇帝當年的嚴刑峻法，并指出要杜絕官吏的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別無他法。這一大干眾怒的提議在朝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并招惹了許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戲是應受到杖責的，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里，這類事情已屬司空見慣，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來懲治，結果只能被大眾看成膠柱鼓瑟，不合乎時代的潮流。
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從《武德律》到《貞觀律》，正是因為唐高祖李淵制定的法令太過于嚴苛，舊律用刑太重，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便令大臣修律，《貞觀律》從此成為唐律定本。其中，主要大量減死，流刑，《舊唐書刑法志》對此做出概括性的總結：“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p>
所以，我們看到“亂世用重典”也并非絕對的良方能解決問題。重典可以在一個朝代失去秩序，民心混亂之際起到一種警示或是約束的作用，但其本身是不適合于社會的長足發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開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斷的改革重典，在這個過程中，輕刑慎罰的態度越來越明朗。一個文明的國家能夠長久的存在，不是靠武力鎮壓，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懾，應該是依靠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依靠嚴明有力但卻張弛有度的法制。
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們看到它所產生積極的作用，但是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改弦更張都告訴人們，只有從本質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才是一個王朝能穩定存在的根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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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云鵬朱元璋重典治吏及其啟示[J]法制與社會，201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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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文化生態；文化軟實力；走出去
一、文化生態視域下中國英語的使命
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強調文化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是生態學產生并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與文化嫁接的一個新概念。文化生態化是指在世界全球化和一體化的進程中，世界各個國家民族的一切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在繼承與發揚本土民族特色文化的同時，在不斷吸收其他國家文化的精髓，從而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呈現出和諧發展與大繁榮的景象。那么文化的發展必然會推進其載體——語言的不斷豐富與創新。中國英語的出現恰恰反映出世界文化生態化和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中國英語彰顯語言跨文化交際的魅力，承載著民族文化的底蘊，賦予了語言的創新性，它肩負著能夠讓中國文化更好地在全球范圍內傳播，讓世界來恰當地了解中國文化的歷史重任，對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困境
文化“走出去”戰略是我國政府積極應對文化全球化與文化生態化發展的重要舉措，同時它也是國家提升綜合競爭力的偉大戰略。文化軟實力建設和文化“走出去”戰略是我國政府近年來建設中國文化的突出主題。面對文化生態發展時代，全球文化生態鏈需要中國文化元素。然而與現代西方國家相比，我國文化“走出去”依然任重道遠，需要解決文化輸入內容單一、方式陳舊、文化認可度低等問題。
1.文化輸出內容單一
一提起中國文化，大多數外國人會想到中國茶文化、中國武術文化、中國京劇文化、中國絲綢文化、中國瓷器文化等。國際友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僅僅停留在中國傳統文化輸出層面。但對于中國文化其他方面了解不夠。比如：中國高等學府、大眾傳媒作品、當代文學作品、高精端產業等。
2.文化輸出方式單調
在國際文化市場繁榮發展的今天，各國爭先搶占國際文化市場，進而拉動國內經濟、文化大幅提升。然而，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文化產品占國際文化市場份額較小，出現文化貿易逆差。而我國文化輸入方式多為圖書、報紙、期刊、音像制品等，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與世界文明古國的地位不相符合，也與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的地位不相稱。
3.文化認可度單一
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由于中西方文化與思維認識的差異，傳統文化的普世性和審美性容易走進西方社會，在文化輸出中占有主體地位。但對中國文化輸出中帶有政府背景和宣傳色彩的文化充滿警惕與排斥，致使嚴重影響中國文化的傳播與發揚。
三、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對策思考
1.豐富中國文化輸出內容
在文化輸出過程中，除了要進一步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還要加大對中國現代、當代優秀文學文化作品的宣傳與輸出。充分發揮中國英語這一強有力的語言工具，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核心價值理念。
2.優化中國文化輸出路徑
大力發展我國文化產業。學習借鑒西方文化產業的先進做法，壯大中國文化產業，搶占國際文化市場的先機，扭轉文化貿易逆差。比如：創造電視文化節目品牌，發展中國文化?！渡嗉馍系闹袊奉H受大眾歡迎，建議此欄目面向海外，配合中國英語的翻譯，會受到良好的效果。
3.提升中國文化對外交流的可接受度
中國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重要窗口是宣傳資料、政府工作報告等。充分發揮翻譯活動的作用，增加外國民眾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接受度。
參考文獻：
[1]任成金.中國文化走出的歷史借鑒與現實選擇[J].中州學刊，2015.
[2]任東升，馬婷.漢語經典翻譯中國英語的文化主體地位[J]. 當代外語研究，2014.
作者簡介：曹東波，女，1980年出生，碩士，講師，英語教育 英語語言文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遼寧省規劃基金項目“文化生態視域下中國英語與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L15CYY008）；2015年度遼寧省社會科學聯合會與高校社科聯合作課題“生態語言學視域下漢英翻譯中的中國英語研究—基于近5年政府工作報告熱詞英譯”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lslgslhl-112）。
編輯 尹 軍
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第4篇
作者簡介：鄭祖強（1989一 ），男，漢族，河南信陽人，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11級社會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民族社會學、社會問題社會政策。
摘要：馬克思主義在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先后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也指引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不斷取得勝利?；仡欛R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演進的社會歷史背景，繼續在新時期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社會歷史背景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具體地說，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更進一步地和中國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現民族化和具體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一方面是在實踐中學習和運用理論，用理論指導實踐的過程；另一方面又是在總結實踐的經驗的基礎上深化對理論的認識并豐富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概括的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同時又使中國豐富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并且同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國的優秀文化相結合，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指引黨和人民的偉大事業不斷取得勝利。
一、中國革命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革命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體現在中國近代史提供的極其深刻的經驗和教訓上。第一，改造舊中國的任務必須走革命的道路。在中國，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頑固，又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后的特殊地位，它們都不愿意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只有進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舊中國的面貌，完成歷史賦予的任務。第二，中國革命必須由先進的階級來領導。在中國近代史的政治舞臺上，農民階級、地主階級的改良派、資產階級的改良派、資產階級的革命派都曾先后登上前臺，演繹一段他們從西方學來的理論，但最終都歸于了失敗。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所有的這些階級都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必須由代表新興生產力并能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階級——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領導。第三，中國革命必須有先進的理論作指導。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來了各種觀念和理論，農民階級從西方學來了拜上帝教，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從西方學來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資產階級革命派從西方學來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這些階級在它們所學得的思想理論指導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變革中國社會的浪潮，對中國社會的進步起了推動作用。但是這些理論武器的運用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中國的社會性質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中國的社會變革必須由一個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代表中國廣大人民利益的理論武器作指導，這個理論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
二、馬克思主義要中國化的原因
第一，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需要。中國國情的特殊性要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揮指導作用，需要實現其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發揮指導作用，不僅因為它是科學，更主要的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它同中國人民的實踐發生了聯系，實現了在中國的具體化，從而被中國人民所掌握。第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要求。馬克思主義本來提供的就不是可以到處套用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國家要想發揮其指導作用，必須結合著各個國家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實際，將其進一步加以民族化、具體化。按照這個道理，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發揮其指導作用，就必須實現其中國化。第三，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革命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在全黨的實際領導地位后，開始從理論上系統地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教訓，為中國革命提供完整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榜R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是由毛澤東提出，但是這并不是說，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是突然冒出來的。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等在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就已經提出過要研究怎樣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到中國的實踐，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去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的思想。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的歷史背景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范疇， 在黨的兩次大會文件中出現過。一次是中共七大，一次是中共十七大。中共十七大把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整合為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時候，明確地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最早是毛澤東同志在認真總結我國革命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并進行深入的哲學和理論思考的基礎上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提出來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以我們黨在北伐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經歷的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歷史經驗和抗日戰爭初期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出現的右傾錯誤為借鑒，深刻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彼^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中每一次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須解決的問題。①在這里，毛澤東同志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并強調這是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中共十七大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了巨大工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后來毛澤東常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否則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會失去靈魂而失敗。但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只有正確地運用于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因此，馬克思主義必須民族化、具體化、大眾化。對于中國革命和改革和建設而言，它必須中國化。八十年的實踐啟示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科學理論的指導，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這是總結我們黨的歷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經驗。
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及其社會歷史背景
（一）毛澤東思想的的內容及其形成的歷史背景
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它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略的理論、政策和策略的理論、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論、黨的建設理論。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于上述各個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20 世紀上半葉，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主題，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毛澤東思想萌芽于共產黨成立時期和大革命時期，形成和成熟于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于1945年的七大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繼續發展于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從時間上可以看出毛澤東思想形成和成熟于20世紀上半葉，而上半葉的時代主題是戰爭與革命。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它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從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轉變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幫助中國的先進的分子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毛澤東思想就是在中國共產黨人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實踐基礎。
（二）鄧小平理論的內容及其形成的歷史背景
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的主要內容：社會主義本質理論，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改革開放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除了上面指出的幾個方面外，鄧小平理論體系中還包括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統一戰線、軍隊和國防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戰略、國家完全統一、黨的建設等理論。鄧小平理論是貫通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涵蓋經濟、政治、文化、黨的建設等方面比較完備的科學體系，又是需要從各個方面進一步豐富發展的科學體系。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它同樣有一個貫穿始終的哲學思想，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鄧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互相聯系的基本觀點，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指導我們黨制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些基本觀點的真理性已經被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所證明。鄧小平理論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逐步開始和發展起來的。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正式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命題。 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國總結長期歷史得出的基本結論。它的提出標志了鄧小平理論的初步形成。
（三）三個代表的主要內容及其形成的歷史背景
“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边@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概括。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在科學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逐步將治黨治國治軍新的經驗加以概括和總結，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1989年，鄧小平對江澤民和新的中央其他領導作出了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的“政治交代”。②面對在實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重大現實問題，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進行了艱苦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經過長期思考，2000年，江澤民出席廣東省高州領導干部“三講”教育會議，發表重要講話，在會上第一次提出“三個代表”的要求。③在同年的5月的一次講話中，他又指出“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④2001 年，江澤民在紀念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全面闡述了“三個代表”的科學內涵和基本內容，正確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一重大問題，提出了按照“三個代表”要求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任務，使“三個代表”要求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的建黨綱領。貫徹黨的三個代表，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于堅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寫進了黨章， 2004 年又寫進了憲法。
（四）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內容及其形成的歷史背景
科學發展觀的內涵極為豐富，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茖W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的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边@是我們黨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學發展觀。2007年，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的報告中進一步深刻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時代背景、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根本要求。他強調，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科學發展觀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黨的十七大把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確立為黨的指導方針。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指引著黨和人民的偉大事業不斷取得勝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提供了凝聚黨和全國名族人民的強大的精神支柱。這些是被實踐所證明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倡導體現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和優良學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演進是個不斷前進的歷史進程，回顧馬克思主義研究演進的社會歷史背景，繼續在新時期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境界。（作者單位：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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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頁。
②《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頁。
③《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④《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
中國歷史地理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地理環境決定論”固然有失偏頗，然而，中華大地獨特的地理環境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卻是不容置疑的客觀事實。本文在分析中華大地地理特征的基礎上，初步探討了地理環境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和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地理環境；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影響
【作 者】許 彬，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蘭州，730020；謝 忠，湖南科技大學法學院。湘潭，411201
On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XuBin，XieZhong
Key words: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ineseNation ； diversity in unity; pattern; influence.
俄國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說過：“在研究一個民族的歷史時，首先遇到的是制約每個民族發展的力量——它的自然條件，一個民族國家的地理特征，對民族的歷史生活過程有著強烈的影響?！?sup>[1]因此，考察我國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必須從分析中華先民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入手。
所謂地理環境是一個與社會環境相對應的概念，指的是與某一人類社會所處的地理位置相聯系的各種自然因素的總和，它是每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中華民族生存的地理環境同世界上其他文明發祥地相比，具有十分明顯的特征：四周由天然屏障構成一個半封閉的地理環境，幅員遼闊，地形、土壤與氣候等自然條件復雜多樣，中央平原地勢開闊、生態條件得天獨厚，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與外界相對隔絕、內部結構完整并自成體系的地理單元——我們可稱之為“中華大地”。中華大地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一、半封閉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中華大地的“自然疆域”，這是中華民族由多元走向一體的“大熔爐”
研究我國古代民族關系，首先必須界定我國的歷史疆域。然而，當代中國是古代中國的歷史發展，“中國”一詞的內涵與外延都經歷了多次演變，其疆域面積、民族成分也發生過多次變化。[2]因此，如何界定中國的歷史疆域，歷來是歷史學和民族學研究的熱點和難點之一。在這個具有重大政治歷史影響的方法論問題上，由于研究者各自的視角不同，當前學術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種截然不同甚至針鋒相對的方法：一是“上溯法”，主張由今及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出發去研究中國歷史；①二是“下敘法”，主張以中原王朝為中心自古而今地敘述中國歷史；②三是“截取法”，主張按照1840年以前的清朝疆域來界定中國的歷史疆域。學術界之所以在中國歷史疆域這個問題上至今仍未達成共識，是因為上述三種觀點都各有利弊?！吧纤莘ā彪m然照顧了當代政治的現實，但是以今套古，難免有削足適履的弊端，而且從學術研究的方法論上來說，這也是不足取的；“下敘法”，從“中國”的歷史演變出發，把“中國”等同于中原王朝，不僅難免有大漢族主義的嫌疑(因為漢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最多、統治的時間最長)，而且必然導致“未納入中原王朝勢力范圍的民族就是外國和異族”的歷史悖論；“截取法”實質上也是一種“上溯法”，只不過上溯的起始時間稍微提前了一些，而且在疆域面積上對我國最為有利。
我們認為，無論是從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還是從有利于學術研究的現實需要來看，中華先民的生存空間都應該有一個基本穩定并且大體一致的地理范圍，而且，這個地理范圍并不存在一條人為疆界，而是由半封閉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一條“自然疆域”。中華大地的東面及東南瀕臨浩淼無邊的大海大洋，北方和東北綿延著一望無際的戈壁沙漠、荒原草地和原始森林，西邊和西北是萬里黃沙與高山雪峰相間隔，西南則有氣勢絕倫的喜馬拉雅山脈，呈新月形環繞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南側，成為中華大地與南亞次大陸的天然分界?？梢?，雖然中華大地與東南亞諸國和朝鮮等國相接之處較為暢通，但就其整個地理環境而言，基本上自然形成了一個半封閉的“自然疆域”。這條自然疆域同中國疆域范圍的最終底定極點——1820年清朝《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及所附《皇輿全圖》所確認、并得到沙俄與西歐列強承認的疆域基本吻合。
中國古代典籍對中華民族棲息之地的大致描述最早見于《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边@種早期華夏族的“四至”觀，已相當明確地概括出我國半封閉的大陸——海岸型地理特征。費孝通先生在論及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時指出：“這片大陸四周有自然屏障，內部有結構完整的體系，形成一個地理單元。這個地區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類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塊土地，因而稱之為天下，又以為四面環海所以稱四海之內。這種觀念固然已經過時，但是不會過時的卻是這一片地理上自成單元的土地一直是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sup>[3]中華大地這種相對獨立的地理特征為中華民族由多元走向一體奠定了共同的心理認同和地域基礎。
一方面，基于對中華大地半封閉性特征的樸素認識，中華各族先民形成和發展了大一統的思想觀念。大一統思想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經萌發了，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豐富和發展，隨著秦漢的初步統一得到正式確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逐步演變為中華民族的整體觀念。[4]中華大一統思想在認識和處理民族關系問題上，表現為強調“中華一體”、“華夷一統”，它作為中華政治文化的價值取向和中華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認同，對我國民族關系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中華大一統思想歷經數千年而不衰，延續至今而且歷久彌堅，成為中華各族不斷走向統一、融為一體的心理文化基礎。歷代封建帝王，無論是漢族帝王君臨天下，還是其他民族首領入主中原，無不將“一統天下”視為己任；官僚士大夫階層無不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各族人民無不在分裂中盼望統一、在亂世煎熬中祈求天下太平。近現代以來，中華各族兒女更是同仇敵愾，為捍衛祖國統一和國家主權作出了巨大犧牲。
另一方面，在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整個古代時期，中華各族先民都很難同“自然疆域”之外的民族開展大規模的交流，他們的聯系和交往基本上是在中華大地內部展開，從而使中國古代民族關系走向了一條獨立發展、自我調節的道路。兩千多年來，在中華大地這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中，中華各族人民以己所有易己所無，相互依存，彼此促進。雖然關系或親或疏，時戰時和，有分有統，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分庭抗禮、兵戎相向，還是“和親”通好、會盟互市，都是發生在中華大地這個共同地域里。在這個民族融合的“大熔爐”中，經過數千年的“攪拌運動”[5]，以漢族為核心的中華各民族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逐漸融合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正如費孝通先生指出，在這個共同的生存空間里，“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3](P3-4)
二、遼闊的疆域有利于中華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發展
民族理論研究一般說來，疆域面積的大小同其容納民族成分的能力成正比，狹小疆域容納民族成分的能力相對較小，因而其中的民族成分也就比較單一。這是因為，居住在狹小疆域的民族一旦遇上嚴重天災或強敵入侵，他們為了生存和發展，只能遠走異國他邦；否則，就要么坐以待斃，要么甘當奴隸，甚至被強迫同化。然而，中華大地幅員廣大，回旋余地極為寬闊。就當代中國疆域而言，東西跨經度約62。，長約5 200公里，時差在4小時以上；南北跨緯度約49。，長約5500公里，地跨亞熱帶、溫帶和寒溫帶三大氣候帶；總面積達960多萬平方公里，占全球陸地總面積的6.5%,在世界各國中僅次于俄羅斯和加拿大,位居第三，與整個歐洲大陸相差無幾。[6]況且，中華大地的“自然疆域”比當代中國疆域的面積還要大得多。相對而言，廣闊的疆域不僅包含著復雜多樣的地理條件，而且能為各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寬綽的回旋余地。而這兩個條件對民族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發展都極為有利。
在這種恢弘的地理環境中，中華民族格局中的多元成分很早就得以形成，并得到了較好的保存和發展。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已經證明，“中華民族的先人在文明的曙光時期，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間的3000年中還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區，分別創造他們具有特色的文化。這是中華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點?！?sup>[3](P7)中華大地的廣大面積使分居各地的民族能夠相安無事地向前發展，即使有所沖突和斗爭，也因為有極為寬綽的回旋余地而使弱勢民族能夠得到較好的保存和發展。根據史籍所顯示的材料，我國曾先后出現過160多個民族，而實際存在的民族比這個數字還要多得多。[7]毋庸諱言，在中國歷史上，也曾發生許多次民族戰爭和嚴重的自然災害，但是，除部分大月氏人、匈奴人、突厥人等遷出了中華大地的“自然疆域”外，絕大部分民族是在中華大地內部進行遷徙和流動。所以，雖然經過漫長的民族融合與同化，但直到今天，我國還是一個擁有56個民族的大家庭。
三、復雜多樣的地理條件對中華民族格局產生了“既發展多元又促進一體”的雙重影響
費孝通先生說過：“民族結構似乎總是反映著地理的生態結構，中華民族并不例外?！?sup>[3](P4)對于這句話，我們可以反過來理解，中華大地的生態結構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基本格局。
中華大地的生態結構是多元的，這種多元性來源于她的地理條件的復雜性。其一，大陸地勢西高東低，并呈三個梯級逐級下降。最高一級為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第二級由大高原(云貴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和大盆地(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和四川盆地等)組成，平均海拔下降到2000～1000米；第三級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其二，地形非常復雜。既有高原和平原，又有山地和盆地；既有丘陵、沙漠和島嶼，又有海域、湖泊和河流。其三，氣候類型比較齊全。南北跨亞熱帶、溫帶和寒溫帶三大氣候帶，同時，復雜的地勢、地形條件也增加了氣候類型的多樣性。這種復雜的地理環境“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態環境，給人文發展以嚴峻的桎梏和豐潤的機會?！?sup>[3](P5)
一方面，復雜的地理條件孕育了我國各民族經濟文化類型④的多樣性。在古代科技和交通非常落后的條件下，復雜的地理條件(尤其是地形、氣候條件)使得散居各地的中華先民長期處于分隔狀態，他們只能適應本民族的生態環境，相對獨立地發展各自的經濟和文化，從而形成各民族千姿百態的經濟文化類型。這種由地理條件造成的自然分隔狀態，雖然阻礙了各民族的相互交流與學習，從而導致了有的民族經濟文化發展長期滯后的不利后果，但是，它在客觀上又成為這些民族屏蔽外界影響、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點的天然盾牌。根據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中國經濟文化類型框架大致可分為三大類型組，即采集漁獵經濟文化類型組，畜牧經濟文化類型組，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每一大類型組又分為若干類型、亞型，如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又分為山林刀耕火種型、山地耕牧型、山地耕獵型、丘陵稻作型、綠洲耕牧型和平原集約農耕型(含北方亞型和南方亞型)。[8]這些同生態環境相適應的經濟文化類型，是對我國各民族生產、生活方式和民族特點的理論概括，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格局中多元成分的集中體現。由此可見，中華大地這種復雜的地理條件同其廣闊的疆域一樣，對中華民族格局中多元成分的形成、保存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復雜的地理條件又造就了我國各民族經濟文化類型的互補性。如上所述，就整個中華大地而言，它生態結構是千姿百態的，與此相適應的經濟文化類型也是豐富多彩的，但是，就各個具體的民族地域而言，它們的生態結構又是相對單一的，與此相適應的經濟文化類型也是相對單一的。我國經濟文化類型的這種多元性與單一性的對立統一，既給各民族提出了打破自然封鎖、開展經濟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又為它們在經濟文化交流中取長補短、共同進步提供了便利條件。這是因為，各民族自身相對單一的經濟文化類型使它們的生存和發展受到了很大局限，為了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它們必須盡可能地打破“老死不相往來”的分隔狀態，開展經濟文化交流。隨著各民族經濟文化交往的不斷加強，它們之間的聯系也日益緊密，最終融合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有的學者指出，中華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自然地使中國的民族與經濟區域劃分為互相依賴和補充的南北三個發展帶和東西兩大部。南北三個發展帶就是：秦嶺——淮河以南的水田農耕民族和水田農業發展帶；此線以北到長城以內(包括遼東、遼西)的旱地農耕民族和旱地農業發展帶；長城以外為游牧、漁獵民族和游牧、漁獵經濟發展帶。從東西方向看，則以天水為中心，北至大興安嶺北端以西，南至云南騰沖把中國劃分為東西兩大部，東部濕潤而適合于農耕，西部為干旱高寒的游牧和小塊農業區。中國的大統一實際上就是這南北三帶和東西兩部民族關系發展的偉大結果。[9]可見，中華大地復雜多樣的地理條件在孕育和發展中華民族格局多元成分的同時，也蘊涵著各民族走向一體的歷史趨勢。
四、復雜多樣的地理環境造就了風格迥異的民族特點，進而對民族融合進程產生了深刻影響
復雜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中華各族特色鮮明的民族差異，而這種民族差異又深刻地影響著我國民族關系發展的歷史進程。如前所述，主要聚居在中原地區的漢族以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成為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漢族主要從事農業，他們堅韌勤勞，性格內斂，安居樂業，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多為廣闊的草原、沙漠，交通便利，氣候寒冷干燥，宜于發展牧業。在這種生態條件成長起來的北方游牧民族性格豪放，勇敢尚武，精于騎射，一直對中原政權構成巨大威脅，甚至取而代之。當然，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北方民族一輪又一輪地侵擾漢族雖然存在深層次的經濟動因，如它們需要漢族生產的糧食、茶葉、鐵器等農業和手工業產品，但是，中原地區平坦開闊、易攻難守、便于騎兵縱橫馳騁的地形特點也往往成為引發北方民族屢次侵襲的誘因。
相反，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區往往局促于山地，氣候溫暖濕潤，交通不便，造就了南方民族數量眾多、力量分散、性格溫和、發展遲緩的特點。因此，在歷史上中原王朝與南方民族的關系中，它不僅極少受到來自南方民族的嚴重威脅，而且多次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如秦始皇征百越、漢武帝用兵西南等。
這種源自地理環境的民族差異對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格局的發展產生過巨大影響。大多數中原王朝在軍事部署上都采用“向北防守，向南退卻”的戰略態勢。如何防御北方民族的侵襲，歷來是中原王朝的基本國策之一，而面對北方民族的長驅直入，中原王朝如不能遏止其攻勢，大都采取向南遷徙的策略，如東晉、南宋、南明等。即使少數有作為的君王曾主動出擊北方民族，也基本上是以攻為守，漢武帝和明成祖北伐成功后隨即修復長城便是這一動機最好的詮釋。
總之，南北方民族正是基于這種源自地理環境的民族差異，走向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融合之路：北方諸民族的融合總是少數民族采取主動“打進來”的方式,呈現出金戈鐵馬、縱橫馳騁、大開大合的恢弘氣勢。而南方各民族的融合總是伴隨著漢族向南方的遷徙、開發，方式比較和平，進程相對緩慢。在南北方民族融合進程的巨大差別的背后，隱藏著地理條件的難以察覺的，但又幾乎是全方位的影響。[10]
五、以黃河、長江中下游為主的中央平原，以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造就了華夏—漢族在多元一體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中華大地山地眾多，但是平原面積也很廣，而且相對集中于中央。就當代而言，我國平原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12%，其主體部分在中華大地的腹心之地連成一片，成為中央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它主要由灤河、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及其支流沖積而成，總面積近達百萬平方公里。在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國中，很少有我國這么集中而廣大的中央平原。[11]
黑格爾說過：“有好些自然的環境，必須永遠排除在世界歷史的運動之外?！诤畮Ш蜔釒?，找不到世界歷史民族的地盤，因為……在極寒和極熱的地帶上，人類不能夠做自由的運動；這些地方的酷熱和嚴寒，使得‘精神’不能夠給它建筑一個世界?！詺v史的真正舞臺便是溫帶，當然是北溫帶，因為地球在那里形成一個大陸，正如希臘人所說，有著一個廣闊的胸膛?！?sup>[12]我國廣大的中央平原正處于北溫帶，位于地球母親的“胸膛”之上，特別是黃河、長江中下游平原的自然條件更是極為優越。居住在這一區域的華夏—漢族利用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創造了高度發達的農耕文化，使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成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漢族憑著這種文化上的領先地位，成為中華各民族的凝聚核心。然而，這正如白壽彝先生所說：“不是因為漢族比別的民族更聰明；不是‘天賦獨厚’，而是得天獨厚?！?sup>[13]
考古發掘證明，大約在7000年以前，新石器文化的曙光幾乎同時照亮了中原兩河流域中下游這兩個生態條件基本一致的地區。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勢平坦，大部分為肥沃疏松、便于耕耘的黃土覆蓋。在遠古時期，黃河流域的氣候條件非常優越。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指出：“自仰韶文化時期至西周初年，中原一帶氣候溫暖，降雨充沛，動植物繁盛，森林草叢隨處可見。此時期年平均氣溫高于現在3。C左右，一月份溫度大約比現在高4。C ～6。C?！?sup>[14]正是這種極為優越的自然條件，使黃河中下游平原最早邁進了農耕文明的先進行列，創造了輝煌燦爛的華夏文化，即狹義的中原文化。長江中下游平原同黃河中下游平原一樣，也以其優越的自然條件，很早就成為我國最發達的農業地區之一。在古代，雖然生產力非常落后，但農業生產同漁獵、游牧相比，它的收獲物更穩定，因而更容易解決溫飽問題，并給人以安定有序的生活，所以農業文化具有相對的先進性。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黃河中下游平原的文化與長江中下游平原的文化不斷地互相滲透和彼此交融，逐漸融合成一種廣義的中原文化。中原農業文化的先進性使得它成為一種強勢文化，而地理上的居中性又為它同各族人民廣泛開展交流創造了天然的有利條件。在我國歷史上，由于受各種自然條件和交通落后的限制，散居各地的民族大都長期處于分隔狀態，因此，民族交往的主體和范圍是有限的，特別是各少數民族之間的直接接觸更是十分有限，有的甚至是天各一方，素無往來。華夏—漢族以其高度的文明和有利的地理位置，先后同各民族發展了不同程度的關系。正是憑著這種廣泛的民族交往，華夏—漢族才“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且滲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區，形成一個“點線結合、東密西疏”的網絡，這個網絡正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骨架。[3](P3、32)
在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雙向互滲互動中，強勢的中原農業文化呈放射狀向四周滲透、擴展，不斷地吸收、同化別的文化，但不會被別的文化同化。正如費孝通先生指出：“中華民族的經濟與文化，在古代始終是呈現多元區域不平衡發展，而又反復匯聚于中原，形成一個又一個發展高峰；同時，又以高度發達的中原經濟、文化，向邊疆地區輻射與擴散，促進邊疆既同步又不平衡的發展。眾多民族各有發展歷史，又互相影響、越來越緊密地結成統一的國家，在世界上創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偉大奇觀?！?sup>[3](P89)
廣大而集中的中央平原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也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自秦漢以來，我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制度延續了兩千多年，其間雖然經風沐雨、屢遭變亂和分裂，但總是“形散而神不散”，每一次分裂都帶來了更大范圍、更長時間、更高程度的統一。透過中華民族這種無比深厚的凝聚力，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中央平原帶來的深刻影響。第一，在四周都有天然屏障阻隔的條件下，周邊民族向中央平原發展比向邊疆或外界發展要容易得多，從而對中央平原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內向性；第二，基于自然條件的差異，以華夏—漢族為主的中央平原和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形成了明顯不同而又互為補充、彼此依存的經濟文化類型，由此構成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經濟文化紐帶。第三，中央平原地勢平坦，無險可守，比較容易統一，而且也便于修筑諸如馳道和大運河之類的大規模的水陸交通設施，從而有利于中華大一統國家制度的建立和鞏固，為維系和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提供有力的物質載體。由此可見，在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中央平原確是功不可沒。有人甚至認為：“中華民族的向心力之所以大于離心力，而不是像歐洲有些民族那樣離心力大于向心力，使羅馬帝國一旦分裂則無法再統一，主要是受了中央平原的恩賜。如果中國的中央平原也被很多高山峻嶺所分割，那么中華民族可能也會像歐洲有些民族那樣離心力大于向心力?！?sup>[15]這種看法雖然因帶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色彩而有失偏頗，但是，它所指出的中央平原對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發展的重大影響則是不容置疑的。
我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說過：“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sup>[16]正是在中華大地這個具有獨特地理環境的大舞臺之上，中華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演繹了一部“各民族共創中華”的歷史大劇。
注 釋：
①這種觀點以翦伯贊、白壽彝、翁獨健為代表。參見翦伯贊：《關于處理中國史上的民族關系問題》，《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9年第1、2期；白壽彝：《論歷史上祖國國土問題的處理》，《光明日報》1951年5月15日；白壽彝：《關于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幾個問題》，《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1年第6期；翁獨?。骸对谥袊褡尻P系史研究學術座談會閉幕會上的講話》(摘要)，《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到4期。
②這種觀點以馬長壽、王玉哲、范文瀾、孫祚民為代表。參見馬長壽：《北狄與匈奴》前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王玉此及彼哲：《中國古代史上的民族問題》，《南開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范文瀾：《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斗爭與融合》，《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孫祚民：《處理歷史上民族關系的幾個重要準則》，《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③這種觀點以陳連開、陳玉屏為代表。參見陳連開：《論中國歷史上的疆域與民族》，《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玉屏：《關于我國古代民族關系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④經濟文化類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態環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計方式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經濟文化特點的綜合體。參見林耀華《民族學通論》(修訂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版，第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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