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史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 設計史教學 設計倫理教育 教學改革
設計史作為高等院校藝術設計學專業的重要基礎課程之一,旨在使學生掌握中外設計的主要風格流派、代表作品和相關思潮,結合藝術與技術、藝術與經濟、藝術與文化的關系分析各個國家和地區設計發展的內在規律,樹立科學的設計發展觀,建立正確的設計倫理觀,并以此為其從事設計藝術實踐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設計倫理教育在設計史教學中的必要性
倫理屬于社會學的范疇,“倫理是以人為出發點和目標點的種種關系的道理與規范,以人為本是其根本,它能從宏觀的角度和理論的深度平衡‘利’與‘義’的關系。合理調節并維系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1]設計倫理是社會倫理在設計領域中的應用,旨在調整社會的設計道德觀念,促進設計與人、設計與社會、設計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與可持續發展。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設計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影響日益加大,與設計有關的種種道德問題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我們已看到,在世界日益興起的綠色設計、生態設計已開始影響大眾的消費價值觀。設計師、設計教育者站在社會和人類命運的大背景下,對現代設計的有關倫理問題進行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2]設計師建立健康的設計倫理觀對于設計的良性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高等院校是培養未來設計師的搖籃,在高校設計教育中加強設計倫理教育的滲透,為社會培養具有正確設計倫理觀的設計師在這樣的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正如許平教授所指出:“當今天的人類社會正在日益普遍關注設計行為的社會責任時,倫理學的主題進入設計藝術教育已成為一個刻不容緩的命題。”[3]因此,在設計史的教學中教師要本著知識學習和道德修養并重的原則,不僅要傳授設計的歷史知識,而且要樹立科學的育人觀,不斷深化對學科教學滲透倫理道德教育的認識,提高學生的專業素養和人文素養,增強學生作為設計師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二、在設計史教學中如何進行設計倫理教育
設計史課程教學內容中抽象的理論和具體的概念較多,如何使學生真正深入歷史的進程并思考其內在的發展規律,且對設計倫理思想的流變有深刻而全面的認識,樹立科學發展的設計倫理觀,這在具體教學中顯得較為困難。我在多年設計史教學實踐的基礎上從教學內容、教學方式和實踐環節等方面對課程進行了教學改革的探索與嘗試。
1.提高系統性和針對性,在理論闡述中滲透設計倫理思想。
設計史的主要教學內容由五個部分組成,分別為萌芽期的設計、手工業社會的設計、早期工業化社會的設計、工業化社會成熟期的設計、后工業社會的設計。我在每一單元的教學中,都將設計倫理思想作為宏觀的主要線索貫穿其中,使學生在系統掌握設計史論知識點和設計藝術發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認識到設計的倫理內涵從設計萌芽期的以實用性為主,手工業社會的階級性特征,工業化社會鮮明的民主性,直至后工業社會人—物—環境的高度和諧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在每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設計倫理的內涵都與當時的經濟、文化、政治、宗教等因素密切相關,呈現了不同的特征。這種以設計倫理思想演變為線索結合史論的教學安排不但有利于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將設計倫理道德教育潛移默化,而且能改變傳統的設計史教學在設計倫理道德教育方面的忽視或分散的情況,有助于學生形成更為系統的、整體的、發展的設計倫理觀。
其次,針對不同歷史時期設計倫理內涵的變化特點,結合設計史中的相關思潮和理念對設計倫理內涵的難點和要點展開分析,在有針對的滲透中逐步深入設計倫理的教育。如在厘清現代主義設計產生的原因、特征時,強調指出:“現代設計是工業化大批量生產的技術條件下之必然產物;同時又是設計界改變以往專為權貴服務的方向,轉而提出要為民眾服務口號下的產物,是設計民主化的進程。”[4]教師可有所傾向地將現代主義設計觀與手工業時代的設計觀作比較,在清楚剖析現代主義設計功能主義、理性主義特征的同時,也強化學生對現代主義設計民主性的認識,使學生理解現代主義設計不僅試圖改變社會的物質外觀,而且在深層次上力圖通過設計改良社會,通過社會民主革命構建理想社會。這種民主性既是現代設計有別于手工業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且是現代設計的重要倫理內涵之一。這種有針對性的講述和輔導可使設計倫理道德教育不流于空泛的說教和形式主義,既能讓學生有深度地把握設計史的發展要點,又能進一步加深對設計倫理思想的認識。
2.增強趣味性和思想性,在問題討論中深化設計倫理思想。
在設計史的教學過程中,設計倫理道德教育的滲透要講求趣味性。正所謂“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教師應注重培養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以提高設計倫理道德教育的實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樂之者”,教師在闡述設計史理論和分析設計倫理思想時,應避免向學生自上而下和由外向內單向強制地灌輸,避免封閉、刻板和程式化的以教師為中心的“填鴨式”模式,要注意教學中的生動性與互動性,多開展啟發式教學。具體而言,教師可在課堂上增強問題討論環節,巧妙地將相關的設計倫理問題與當次課的教學重點相結合,并通過現代多媒體展示等多種教學形式,營造教與學的良好氛圍。教師在課前精心構思,合理安排好問題討論在課程中的位置,問題可大可小、可深可淺,可結合課堂演示的感性的設計形象提問,可從設計史中的經典案例入手提問,也可在古今對比、中西對比中提問,等等。這樣不但能鞏固當次課教師講述的史論重點,優化設計史教學的教學質量,而且能使道德倫理教育不囿于空洞的道德說教,增強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加深其對設計倫理思想的理解。
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基礎上,教師要不斷通過科學而合理的“設疑”強化學生的思維訓練,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使學生在質疑、探疑、解疑的過程中提高自身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使其進一步學習的獨立性、自主性、創造性有所提高。如我在教學中分析未來設計的發展方向時安排對“日本無印良品”、“上海新天地心靈超市”的經典設計案例設疑討論。學生積極性很高,反應也很熱烈。在相互辯論和教師講解的基礎上學生能感知當前設計將不再囿于滿足大眾的物質需要,而是指向人類的精神文化層次。同時鼓勵學生展開聯想,由進一步的比較分析認識到未來設計的發展要強調設計的道德自律,把環保、生態、節能、綠色作為設計的基本原則,以實現人與社會、環境的良性發展?？傊?這種“以問題為中心”的多層次、多角度、多方位的思維訓練,既能增強教學的趣味性,又能激發學生自覺探索、尋求多種解決方法的積極性,強化學生的設計倫理意識,使學生在主動積極的思考中逐步形成健康、科學的設計倫理觀念。
3.凸顯實踐性和時代性,在實踐活動中感悟設計倫理思想。
知識來源于實踐,能力來自于實踐,素質更需要在實踐中養成。實踐教學是設計史教學的重要環節,它對鞏固課堂教學內容,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深化學生的設計倫理意識,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設計史的教學也要注重實踐性,要把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盡可能利用學?，F有的軟硬件教學資源和周邊城市的設計資源,如參觀博物館、美術館、相關展覽及市場考察調研等教學手段,給學生創造和提供更多自主實踐的機會,增強學生的實踐認識,深化學生對設計史中知識點的理解與掌握,從而進一步在實踐中感悟設計倫理的思想,形成正確的倫理觀。如為更好地配合教學內容的需要,我在教學過程中組織學生參觀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讓學生實地感受貝聿銘設計中的現代主義設計手法與人文精神的融合,領悟其建筑中彰顯的人性關懷和民族親情。再如講述北歐風格的設計時,安排學生利用周末分小組自行參觀上海宜家家居,拍攝圖片回來做成幻燈片課堂交流,使學生身臨其境感受北歐設計中的人性化、科學性及對社會、環境資源的保護,更好地理解北歐設計深厚的人文內涵和倫理內涵。
社會在進步,時代在發展,設計的內涵和倫理屬性也在不斷地發生相應的變化。而設計的本質在于創新,設計是追求新的可能,因此,研究設計理論和滲透設計倫理道德教育也要把握時代的脈搏,與時俱進。在設計史的教學實踐環節還應強調凸顯時代性,讓學生真切地感受設計思潮和設計倫理思想的最新變化。如我組織學生參觀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展館設計,這些展館展現了設計與科學、藝術的高度融合,彰顯了最新的設計理念,倡導了更為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通過實踐參觀,學生不但完善了知識體系,拓寬了視野,而且把握了時代設計的新節奏,充分認識并領悟了當代設計倫理的內涵是注重在深層次上審視人類設計意志與設計發展的合理性,追求人—設計—環境的和諧共生與可持續發展,將改造生活、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設計倫理意識融入內心深處,真正感受到了“現代設計的倫理觀念對于設計的發展方向起著不可忽視的引導作用”,[5]樹立了可持續發展的設計觀。
三、結語
在設計史的教學中有效地開展設計倫理道德教育,關鍵是要使學生在潛移默化和自我思考感悟的狀態下形成健康而正確的道德倫理觀。教師應通過理論滲透、問題深化、實踐感悟的方法把設計倫理道德教育有機地滲透到設計史教學之中,寓教于樂,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使他們在學習—思考—實踐中道德境界得到升華。當前全國高校中設計生源呈越來越擴大化的趨勢,設計人才在中國由制造大國向設計大國轉變的歷史進程中擔負著重要的責任。在設計時,教師必須樹立正確的設計教育觀念,以史為鑒,以德育人,加強設計倫理觀的培養,才能為社會培養更多具有設計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的未來設計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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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史論文范文第2篇
該書共分十章：第一章分別介紹州縣政府的設置、規模、組成機構，第二章至第六章專門研究構成州縣政府的各類人員，第七章至第九章介紹州縣政府的職能，最后瞿先生用專章分析了士紳與地方行政的關系。單從布局謀篇上看，其內容也與傳統法制史的研究迥異，避免了機構、人數、職掌等通常性研究模式。
具體到視角和研究方法而言，如果不把傳統僅僅視為一個時間概念的話，我國古代對于法律的研究缺少真正意義上的法學特征。遠古至先秦時期，在嚴格意義上是法刑不分；其后的封建時代，律學研究多以“禮”“法”的義理闡述為中心，或附以考鏡源流(如歷代正史中之《刑法志》)，或以法律條文之研究考證為主線；直至近代，隨著法律近代化的展開，真正意義上的法學才得以發展。然而，由于真正意義上法學傳統的缺失，對于法史的研究，仍附有傳統研究的特征，其代表性的如沈家本的《歷代刑法考》、程樹德的《九朝律考》，不脫窠臼。其間雖然具有通史性、專門性法制史學的興起，給傳統研究注入了新鮮的空氣，但從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上看，尚不能完全突破傳統法學方法或史學方法的范圍，囿守正史或政書中的材料進行“會典式”研究。
《清代地方政府》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如果我們注意到了時間概念的作用，對于傳統法制史學研究的反思就具有更加明顯的迫切性。雖然傳統法制史學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但方法的單一不可避免地會限制研究的視野，難以形成生機勃勃的全新局面。因為任何學科與現實的接近是其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而目前對于法律史的研究太多關注自身，忽視了與其他學科的交流與合作。正如瞿先生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導論中指出：“法律是社會的產物，是社會制度之一，是社會規范之一。它與風俗習慣有密切的關系，它維護現存的制度和道德、倫理等價值觀念，它反映某一時期、某一社會的社會結構，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極為密切。因此，我們不能像分析學派那樣將法律看成一種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與社會的關系，任何社會的法律都是為了維護并鞏固其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產生某一種法律的社會背景，才能了解這些法律的意義和作用。”
對法律規則作靜態研究，對于揭示法律的內容，體現法律本身的意義不可或缺，離開法律的靜態研究，不可避免地會令人無所適從，也不可能透徹了解真正的內容。但是法律本身在頒布時，對于今后作用于社會的途徑、效果及命運的認知是不確定的，立法者制定法律最主要的目的是使社會關系的運轉盡量合乎法律的框架，從而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后滯性，其于真正的社會中效果究竟如何，僅靠紙上談法是不全面的，它必須要與活生生的社會結合起來進行行為研究。把紙面規則和實踐規則有機結合起來，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實。
《清代地方政府》在靜態研究與動態研究的結合方面，幾乎堪稱完美。據該書的譯序中統計，其中引證的中文史料有370種，參考西文著作資料66種，日文著作25種，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官員或幕友的筆記、雜記類，有160余種；引用各種冊簿、全書或辦公指南手冊者31種；引用《安徽通志》、《長汀縣志》等地方志等68種；引用各種政書、律令、條例、詔諭匯編等23種；引用《漫游野史》等野史15種，尚有其他史料或著作70余種。該書正文字數僅13萬字，但其注釋引用史料或著作達460余種，注釋達1685條之多，注釋文字達15．2萬多字。
在如此宏富的史料中剔抉爬梳、披沙揀金，已經令人嘆為觀止了。而把這些史料進行恰到好處的運用，其動力之深確實令我輩汗顏。正因為占有豐富的法律規則以外的史料，其法律在社會中運行的實態才有更真實的展現，這本書因而也成了當之無愧的“活”書。如瞿先生在該書之序中言：“所有行為分析必須放到特定的情境中進行，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按照任何行為在具體社會和政治條件中進行實際顯示的情形來思考分析它。因為如果僅憑據法律法令，總是不全面不充分的。法律法令并不總是被遵守，文字上的法與現實中的法經常是有差距的。”這種實際情形，惟有充分占有各類史料方能得以顯現。
大量占有各類史料進行活的分析，在該書中隨處可見。其如就一個家庭累遭盜劫或幾個家庭同時被盜的案件而言，只要在四個月內未能捕獲罪犯，州縣官都將被處罰，被降官兩級并立即調任它職，然而實際情況往往迥異，寬仁厚情的總督、巡撫經常在最后期限屆滿之前將州縣官調任它職，以便為他解除實際降職之危。書中對于其他種種職能的具體運作方式多在宏富的史料基礎上進行微觀上的闡析，如果僅僅從紙面規則來進行靜態研究，是無論如何反映不出這些與理想狀態呈巨大反差的真實社會圖景的。
從社會大視角出發，把法律看成社會中的活法而非書本上的死法，從法律與社會整體及其各個部分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對法律進行綜合性的動態的研究，我們得出的結論和對歷史上法律運用的認識或許就全然不同。瞿先生把法學與社會學結合起來研究，可以說是別開生面，對于突破傳統法史研究意義絕非一般。
筆者于瞿書所感受到的新視角新方法之感受也許并不能表達先生創作的真正特點，然而，如果套用一度流行的“作者消失了”的說法，這確實是我的一點陋見，原來歷史也可以這樣寫，原來歷史也可以寫成這樣。如果讀者諸君能夠碰上這樣的好書，真正運用自己的大腦認真地讀下去，一定會受益非淺。
設計史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化學史教育;激勵;借鑒
中學化學教學中經常會涉及化學史教育，通常以“科學視野”的形式出現，但在教材中地位“低下”，好像可有可無，處于尷尬位置，以至于許多教師忽略了它的存在，沒有認識到化學史教育的作用。
一、化學史教育的必要性
“化學給人以知識，而化學史給人以智慧”。在教學中既要傳授系統的化學知識和技能，又需要培養科學的思維和方法，還要有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當今的素質教育要求，通過引入化學史實現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使化學教學不局限于課本知識(人類智慧的結晶)，還可以追溯人類對真理認識的曲折歷程，揭示化學家在科學發現過程中的科學思維和方法，使學生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培育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和創新精神?；蛟S我們都有這樣的疑惑：為什么有四大發明(其中多項與化學有關)的中國沒有誕生近代的化學?答案或許就在化學史教育中，我們可從他人身上找到答案和啟發。
二、化學史教育不能照本宣科，草草了事
化學史在教材中只是簡單的介紹，缺乏故事情節。如果在教學中充分重視化學史教育，認真備課，適度展開，將化學史講述得有血有肉，反過來對重點內容進行了有益的補充，對激勵學生學習化學將有很大的作用。
范霍夫，荷蘭化學家，上中學時非常愛好化學，經常積攢起父母給的零花錢購買一些實驗品和儀器，進行家庭小實驗。20歲到德國波恩大學深造，在名師凱庫勒教授的指導下，鉆研著有機化學結構理論的最新課題。1874年，發表了《空間化學結構》，提出了一種新觀點，他認為建立在平面結構基礎上的化合物的結構并不能反映二氯甲烷的真實結構。他提出在甲烷中，碳的四個價鍵指向四面體的頂點，碳原子位于四面體的中心，氫原子位于四個頂點上，合理解釋了二氯甲烷分子不存在異構體。
范霍夫的假說被許多實驗事實所證實，他的四面體學說還解釋了一些當時弄不清的異構現象。與此同時，法國化學家勒貝爾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他們二人共同奠定了有機化合物三維空間結構學說的基礎，這就是范霍夫—勒貝爾碳價四面體學說。他也成了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化學家。
化學史教育對學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時培養了學生敢于質疑，勇于創新的精神。
三、化學史教育使學生將化學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結合起來，與哲學、物理、生物等學科結合起來
火是人類控制和掌握的第一個化學變化，火可以照明、御寒、燒烤食物、抵御猛獸。熟食對人類智力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還可減少疾病延年益壽。因此，可以說化學是人類從火的認識與利用開始的。
陶器的出現是人類跨入新石器時代的重要標志，是人類用火之后又一項偉大成就。冶金技術的掌握，人類邁進了鐵器時代，生產力又發展到了一個新水平?？v觀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一部曲折的化學史。在教學深化這個方面的內容，使學生意識到化學的發展與社會是相互促進的關系，同時也使學生意識到化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越來越緊密。
1799年，伏特電池問世，人們立即用它進行化學研究。英國戴維利用電解質，將不易分解的苛性堿和氫氧化鉀進行電解，從而制得Na、K，對CaO、BaO、SrO的分解，得到了Ca、Ba、Sr?；瘜W史不僅說明了K、Ca、Na等金屬的活潑性非常強，同時還解釋了采用“電解質”法冶煉這些金屬的原理，這些內容都可以在“堿金屬”或“金屬的冶煉”部分講述。
物理學的發展為化學提供了精密儀器，如光譜儀、質譜儀、電子顯微鏡、核磁共振等，與計算機組成了龐大的綜合控制系統，有的光譜儀每分鐘可分析15種元素。物理方法具有微量、快速、準確、信息量大等優點。
四、化學史教育使學生對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掌握科學探究的方法與規律
中學教材中最典型的兩個例子是：道爾頓提出的原子學說和門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規律。原子學說促進人們對物質結構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開創了化學全面、系統發展的新局面?；瘜W發展又完善了原子說，原子不是不可再分的，它又由更小的微粒構成。
門捷列夫通過長期的科學實踐，依相對原子質量作為元素的最基本性質，把元素按相對原子質量的順序排列起來，其性質呈周期性變化。元素周期律的發現，使化學從個別元素的零星地羅列，發展到揭示化學元素之間存在的自然關系，把所有化學元素納入一個完整體系，使化學進入了系統的階段。門捷列夫在元素周期表中留下一些未知元素的空位，并預言了元素的性質。這些預言以后被驚人地兌現，充分說明了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但是，隨著相對原子質量的測定技術的日趨精密，周期表中出現了矛盾，矛盾的解決有待于深入原子的內部結構上去尋求?，F在通用的短周期表和長周期表是以原子結構為基礎的產物，說明實踐的發展又促進理論的進一步完善。這些科學史教育，不僅有助于學生對知識的學習，而且給孩子以強烈的震撼，影響學生的思維方式和情感態度。
化學教學中常涉及許多化學史，如波義耳的酸堿指示劑的發明、波爾多液的發現、苯分子結構的確立等，這些短小精悍、妙趣橫生的化學史，對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的興趣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瘜W史教育是調味品，是維生素，是化學教學不可或缺的有益補充。
設計史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數學史 高等數學 教學改革
1.數學史
數學史是研究數學概念、數學方法和數學思想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其與社會政治、經濟和一般文化的聯系的一門科學，蘊涵了豐富的數學思想的歷史。它不僅追溯數學內容、思想和方法的演變、發展過程，而且探索影響這種過程的各種因素，以及歷史上數學科學的發展對人類文明所帶來的影響。數學的發展絕不是一帆風順的，數學的發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受到政治、宗教等各種社會因素的干擾。歷史上無理量的發現，微積分和非歐幾何的創立，乃至費馬大定理的證明，等等，無一不是數學家們經歷了曲折艱難最終探索出來的。因此，數學史研究對象不僅包括具體的數學內容，而且涉及歷史學、哲學、文化學、宗教等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內容，是一門交叉性學科。
2.數學史在大學數學教學中的意義與價值
我國的數學教學一直注重形式化的演繹數學思維的訓練，而忽視了培養學生對數學作為一門科學的思想體系、文化內涵和美學價值的認識。但由于受傳統教學課時和內容上的安排的影響，大學數學的教學往往存在課時少，內容多的矛盾。廣大教師為了完成教學任務，達到“會考試”的效果，往往在課堂上只注重數學知識的傳授，而忽視了數學的思想性和趣味性。目前數學史的教育價值也早已被一些學者所認識。2005年在中國召開了“第一屆數學史與數學教育會議”，由此看出，充分發掘數學史在數學教學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要發展數學史教育首先要提高人們對數學史教育重要性的認識，雖然目前學術界對數學史教育在數學教學的功效引起一定的重視，但這并不夠。數學并不是一些枯燥定理的堆砌，而是人類文明、人類文化高度發展的結晶。
數學家龐加萊說：“若欲預見數學的將來，正確的方法是研究它的歷史和現狀。”數學史是人類文明給后人留下的路標，具有獨特的教育功能。數學史的學習在大學數學教學中的意義與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數學史是數學文化的最佳載體
傳統的數學教學一般只涉及數學的兩個層面：數學的概念、命題，數學的思想和方法?，F如今，數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早已是常識，那么，我們就應該用較為寬泛的眼光來看數學或數學文化。數學作為人類創造的文化之一，它并不是超文化的。數學課程應適當反映數學的歷史、應用和發展趨勢。數學文化除了數學知識本身，還包括數學對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數學的社會需求，社會發展對數學發展的推動作用，數學科學的思想體系，數學的美學價值，數學家的創新精神，等等。數學史正是數學文化教育的最佳載體。
（2）數學史是激發興趣的有效途徑
幾乎所有學科都強調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重要性，而數學學科尤為突出，在著名數學家成才規律的探索中，中外學者不約而同地將“對數學濃厚的興趣”列為第一位要素。在教學過程中，要善于激發學生對數學學科的興趣，正如愛因斯坦所言：“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大學階段的學生無論是邏輯思維能力還是自控能力都已經基本發展成熟，且大學階段的數學知識內容已經非常注重體系的嚴密性和完整性，學習方式也從中學時期的“要我學”變成“我要學”，學習興趣顯得尤為重要。
縱觀數學發展史，許多數學名家并非一開始就是從事數學研究的，很多人是因偶然的機會而對數學產生了興趣，才走上了專業化發展道路。解析幾何的創始人笛卡爾，從小游手好閑，偶遇一次街頭數學問題懸賞解答，強烈的興趣使他對數學入了迷，那年他已經近二十歲了。
數學史上的許多經典問題，仍然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數學學習者投入其中，如歐拉研究過的七橋問題，我國的七巧板游戲等，都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良好素材，在教學中要有意識地發掘其教育價值。
（3）數學史是理解數學的必由之路
數學課程通常給出的是一個系統的邏輯論述,好像從這一結論到那一個定理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實歷史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通過數學史的學習可以使同學們認識到，一個學科的發展是從點滴積累開始的，有的甚至需要幾百年時間。比如我們熟悉的四色原理從產生到最終解決花了三百多年，在解決問題過程中，衍生出了眾多應用數學的分支，從不同側面影響著社會生活。
從數學史看，數學成果的流傳主要是數學思想方法的流傳，所以我們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只有了解數學研究的歷史背景，分析前人的方法，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得到有益的啟示，激發出思想的火花，并真正學會“像數學家那樣思考”。
（4）數學史是思想教育的良好素材
數學史在課本中的反映是經過提煉的，自然淡化了發展中艱苦漫長的歷程。通過數學史的學習，同學們會獲得學習的勇氣，不會因為學習中的挫折而沮喪。中外數學家刻苦鉆研，嚴謹創新和為了科學事業而勇于獻身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解決數學史上的三大危機時，許多數學家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這些都是極好的思想教育的材料。
歐拉終身為數學奮斗，所有的領域都留下歐拉研究的痕跡，長期的勞累使他雙目失明，在此以后的17年，仍忘我地獻身于數學研究。牛頓出身于農民家庭,1661年考入劍橋大學。1665年，倫敦地區流行鼠疫，劍橋大學暫時關閉。牛頓回到了家鄉，在鄉村幽居了兩年，終日思考各種問題、探索大自然的奧秘。他平生的三大發明——微積分、萬有引力、光譜分析都萌發于此。后來牛頓在追憶這段崢嶸的青春歲月時，深有感觸地說：“我的成功當歸功于精力的探索。”“沒有大膽的猜想就做不出偉大的發現。”學生聽了數學家的事跡，必然會備受鼓舞，從而認識到只有經過自己奮斗，才能取得成就。通過這些數學史實和事例能夠幫助學生樹立超越世界數學先進水平的膽識，培養學生的科學態度和優良品質。
3.結語
數學史是人類的認識史、發明史和創造史，其中蘊涵著可供后人借鑒的巨大思想財富，廣大教育工作者已經認識到它的重要作用。數學史可以將邏輯推理還原為合情推理，將邏輯演繹追溯到歸納演繹，通過挖掘歷史上數學家解決問題的真諦學生不僅可以學到具體的現成的數學知識，而且可以學到“科學的方法”，更深刻地領略數學文化。在大學數學教學中融入數學史對強化課堂效果是一種很行之有效的做法，會起到良好的作用。最后引用19世紀英國數學家格萊舍的一句話作為結語:“任何企圖將一種科目和它的歷史割裂開來，我確信，沒有哪一種科目比數學的損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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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史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對日本學界的苗族研究進行文獻史梳理，認為日本苗學史可大致分為3個階段：一是二戰前的日本苗學研究，以鳥居龍藏為代表的關于苗族與日本民族文化源流關系的思考；二是二戰后的日本苗學研究，核心主題和特征體現為“照葉樹林文化論”和稻作文化等宏觀體系影響下的東南亞苗族考察及苗族神話研究；三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日本苗學研究，以實地考察為基礎的現實關懷逐漸成為趨勢。日本苗學研究的獨特視角與貢獻，在于將苗族放在“東南亞一中國一日本”的宏觀地域中，對其文化與社會進行把握。
關鍵詞：苗學研究；日本苗學；研究文獻
一、從百年來日本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脈絡看日本苗學研究
苗族因其獨特的歷史、文化、生活產業形態、遷徙分布、與近代世界局勢之間的密切聯系等特點，持續受到世界學術界的關注。在不同國別的學術傳統中，研究者因自身所處的時代與社會，對苗族進行多方位研究。其中日本苗學研究，可以說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問題視角及自成體系的學術傳承脈絡，值得特別論述。
石朝江、楊國昌等學者對海外苗學進行文獻綜述中提到部分日本學者；石茂明主要涉及日本對跨國苗族的研究；日本學者曾士才做過“日本學者關于苗族及中國西南民族的研究概況”的演講；崔蓮在其4篇文章中對日本近百年來中國少數民族研究進行文獻綜述，其中涉及對西南地區及苗族的研究。學界尚缺乏對日本苗學研究的專門梳理。要厘清日本苗學的脈絡，必須將其放在日本整體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中進行了解。一般而言，將日本民族學研究分為二戰前、二戰后兩個階段是常見的做法。同時，中國改革開放的70年代末也是重要節點，能否進入田野及是否主要通過實地調查做研究，將學者分為了上下兩代。
因此，本文將日本苗學研究分為3個階段：“戰前”“戰后”及“80年代以來”進行敘述。這種分期法強調3個段落各自的特點，但本文希望對日本苗學不同于中國或其他國家苗學研究的獨到之處有所把握。
二、戰前日本苗學研究：先行者鳥居龍藏與日本民族文化源流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除了一些譯介作品、間接民族志外，日本對苗族的研究可謂只有烏居龍藏一枝獨秀，他是日本第一個親自深入中國西南部進行詳實考察的人。在此之后，他基于自己的民族考察而提出的關于日本民族主要構成成分的思考，也為后世學者開啟先河?？梢哉f，他在這兩個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先行者。
1870年，鳥居龍藏生于日本德島，在東京大學從事當時屬于新興學科的人類學研究，1902年7月30日-1903年3月13日深入中國南部進行7個多月的考察，對湖南、貴州、云南的苗族、彝族、布依族、藏族等進行調查記錄并拍攝了大量的照片。1907年鳥居在日本出版了《苗族調查報告》，以之前的田野材料為基礎，介紹苗族體質及苗族的分布、語言、服飾、飲食、住房、蘆笙、銅鼓等。1924-1925年，鳥居連續出版了《日本周圍民族的原始宗教：神話、宗教的人種學研究》《從人類學看南中國》《有史以前的日本》《從人類學看我國古代文化》等專著，從中可見他的苗族調查與他對日本民族整體思考之間的聯系?！队惺芬郧暗娜毡尽分?，鳥居基于他對中國滿蒙地區、西伯利亞東部、中國臺灣、中國西南等地的實地調查，把日本民族的主要構成成分分為：北方固有日本人、埃努族、印度尼西亞族、印度支那族。其中印度支那族的主要文化要素有：銅鼓、大米、麻草鞋、草履、木履、橫穴墓、干欄式居屋、倭人紋身、神話傳說、蠟染、蘆笙等等，這些原本居住在華南、東南亞大陸的包括苗族等少數民族，把這些文化傳到日本。對日本民族學貢獻極大的學者岡正雄以對日本民族起源的探討著稱，他的論述與鳥居有一脈相承之處，“以一種獨特的觀點把日本看成是一種文化和地理區域的一部分，并把注意力放在日本文化的某些方面”。而日本民族起源問題在戰后一度成為影響極大的顯學。烏居龍藏的著作眾多。在中國，《苗族調查報告》在1936年便有中文翻譯，2009年再版；2000出版過鳥居的貴州調查照片集。在日本，1975-1977年朝日新聞社出版了《鳥居龍藏全集》12卷及別卷，收錄他所有作品約1000萬字，日本學界多位著名專家學者為各卷寫了題解。
鳥居龍藏對苗族的研究偏重于記述體質特征、語言、物質文化等，對于社會生活方面談到不多，在后期他將其放在與日本民族相關的思考中，在宏觀意識下發掘其與日本文化的可比性，鳥居龍藏的論述已經定下了此后日本苗學的基調。
三、戰后日本苗學研究：宏觀體系“照葉樹林文化論”、東南亞考察、神話研究
二戰后，追溯探討日本民族起源成為一股熱潮。岡正雄、石田英一郎、江上波夫、八幡一郎在1949年以座談會的形式探討“日本民族、文化源流和國家的形成”，1958年以《日本民族的起源》為題由平凡社出版單行本，在社會上形成熱烈討論。許多學者都談到與日本文化、傳說、風俗習慣、各種宗教儀式等有著密切關聯的華南民族文化。
1.照葉樹林文化論
稍遲的“照葉樹林文化論”其實也可視作同一脈絡下的宏觀體系。這一理論由栽培植物學家中尾佐助從生態學的角度提出?！罢杖~樹林”是以榆樹為代表的闊葉常綠樹，分布在印度東北部、尼泊爾、不丹、中國長江以南、臺灣北部、日本西部、韓國南部。這些地區除了植物分布特征以外，各民族的生產活動、習俗傳統也有諸多可比較之處。照葉樹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漆、大豆發酵食品、茶、對糯性大的食物之偏好等。日本學者對中國南部和東南亞北部的農業類型（刀耕火種及水稻種植等）抱有極大的興趣，因為水稻栽培在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上起著重要作用，它構成日本彌生時代（2-5世紀）生活文化的基礎。這個理論影響很大，“照葉樹林文化”概念在學者的討論中被廣泛接受。在這一宏觀理論的影響下，日本學者對中國西南部的苗族等少數民族一直十分關注。但是，客觀條件造成日本學者在這一時期內無法進入中國境內苗族地區進行真正的實地調查，因此，二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以前，日本苗學研究有兩個特征：一是對中國境外東南亞苗族的研究；二是通過文獻對苗族神話及民間傳說的研究。
2.東南亞苗族研究
1957年，日本學者開始組織調查團前去東南亞進行民族學研究，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調查團由日本民族學會組織。成員包括神話學家松元信廣、地理學家巖田慶治、社會人類學家綾部恒雄。1959年他們在《民族學研究》上刊載關于老撾和泰國北部實地調查的報告《東南亞國家種稻民族文化綜合研究》，后來于1965年成書出版。另一名重要學者白鳥芳郎從史學角度對苗族進行研究。白鳥芳郎1918年出生于一個東洋史學者世家。他繼承家學，而后又另辟蹊徑研究民族史，以“結合東洋史學和民族學”“結合文獻記載和實地調查”作為自己的努力目標。1967年，白鳥芳郎開始到泰國北部山地研究瑤族和苗族，1969-1974年又曾三度去泰國進行調查，收集到的文獻資料共有縮微膠片2萬多卷，并發表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多處涉及苗族。白鳥芳郎的目的“主要是想用泰國山區各民族的實況，對其30多年來關于華南各民族所作的研究成果作進一步的驗證”，他曾自言：“照目前的情況，很不容易親身進到那里（中國），因而對作為這一地區的民族和文化之延長的東南亞，特別是泰國西北部的民族進行調查研究很為重要……在泰國西北山地居住的瑤、苗、阿卡、傈傈都是在中國文獻中不斷出現的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因而到這里進行調查，意義很是重大，趣味極為濃厚?！?966年曾發表過《從華南山地栽培民文化復合看我國耕作儀式與田神信仰》的竹村卓二，于1973年發表《最近泰國北部山地民族的人類學調查成果（動向與展望）——以瑤族與苗族為中心》，可見在日本學者中東南亞北部山地民族研究、華南苗族研究與日本民俗研究之間的密切聯動關系。另外，青木千枝子1972年發表過有關老撾苗族的文章。
3.苗族神話、民間故事研究
白鳥芳郎等學者還組成“中國大陸古文化研究會”，1965-1980年發刊《中國大陸古文化研究》1-10期，對中國少數民族尤其是南部和西南部的少數民族神話與民間故事的比較研究占其中很大的篇幅；1967年村松一彌組織對中國民間文學抱有興趣的人們成立了“中國民話之會”并刊行《中國民話之會會報》。這些學者大都是將苗族研究作為他們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神話中的一環來進行論述的。1963年，村松一彌與千田九一共編《少數民族文學集》，1972年編《中國的民間故事》，收有包括苗族在內的各民族民間文學作品的日譯文。1973年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其歷史、文化及現狀》，在信息較封閉的情況下，盡量收集資料，對苗族等中國的54個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等進行了概述。1974日本“中國民話之會”的會員共同翻譯出版了《苗族民間故事》，對苗族的風俗習慣作詳細的解釋。作為先行者的村松一彌對日本后一代學者影響非常大，可以說他們是讀著他的書長大的。君島久子翻譯了相當數量的中國少數民族民問故事集，也發表有多篇介紹、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文章。這段時期與苗族有關的撰述包括《中國的羽衣傳說——分布與譜系》《東洋的天女——在中國變遷的過程》《龍神（龍女）傳說及龍舟節》，并與梅棹忠夫等合編《民間故事與傳承》一書。在《東洋的天女們》中她把類似“百鳥衣”的故事介紹并分類，說明不同民族版本的細節異同之處與刀耕火種等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伊藤清司主要研究中國古代神話，以《山海經》研究著名，這段時期他發表過苗學研究相關論文：《西南中國諸民族的敘事、傳說相關研究出版動向》《“楚辭”天問與苗族的創世歌》、在《日本神話與中國神話》一書中他介紹苗族和納西族的創世神話結構，并與古日本神話比較。大林太良主要是從神話和宗教儀式的角度，對岡正雄的日本民族起源論、佐佐木等人的“照葉樹林文化論”“刀耕火種的復合文化”等進行發展。他常引用苗族的神話傳說，比如兄妹婚姻與洪水神話，并與其他民族以及日本作出比較，出版了《稻作的神話》等書（水稻的傳說與儀式也是日本民俗學者主要傳統領域）。此外，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的西脅隆夫發表過《漢族中的少數民族形象——以苗族為例》；歷史地理學者千蕖德爾發表過《華南山岳地帶的刀耕火種：根據中國文獻的歷史概觀及問題的提出》及《中國中南部的土壤侵蝕與農耕文化》；村上順子發表《西南中國少數民族的洪水神話——以苗族、瑤族、彝語系諸民族為中心》。
以上是戰后日本苗學的東南亞研究及神話研究兩大重心。但從整體而言，從岡正雄等學者對日本民族起源的熱切的探究，到以生態環境為出發點的“照葉樹林文化論”，在這些理論關懷下對刀耕火種、水稻種植、各民族生產活動習俗傳統、神話儀式等各方面所進行的研究，都將苗族放在一個與日本息息相關的宏觀體系下。
四、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苗學研究：以實地考察為基礎的現實關懷
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日本學者訪問大陸并到少數民族地區調查成為可能，這對于日本學者來說盼望已久。這一條件很大程度影響了日本苗學研究，形成20世紀80年代之后逐漸著重以實地考察為基礎的研究趨向。1980年，大林太良將鳥居龍藏的《從人類學上看中國西南》改成《到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去》重新出版，指出：“不但學界，而且一般民眾都關心和積極期待機緣，隨時準備到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中去?！币婚_始是以著名學者的短期組團訪問為重點。上述老一輩研究者中，白鳥芳郎1979年便第一次到貴州、云南考察，其后多次訪問。先前主要依據文獻進行研究的上述多位學者都曾數次組團調研交流。白鳥對苗族起源及其與瑤族、藏緬語系、傣系、蒙格爾曼4個民族的歷史關系、君島久子對貴州苗族龍舟競渡、創世神話等的研究，伊藤清司對苗族鼓社節、稻作儀式、姑娘田、神話研究等等，都在他們原有的研究基礎上加上親身所見的現實感。1982年佐佐木高明率領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對西南部少數民族文化的實地考察，“照葉樹林文化論”繼續得到發展。1985-1986年，主要研究日本民俗的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坪井洋文也到貴州苗族地區考察，與日本做比較，其后出版《華南耕作村落的社會與文化：探訪貴州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
新一代學者也紛紛涌現，實地調查在他們的研究中所占分量越來越高。如鈴木正崇和金丸良子1985年依據2個星期左右的考察及其他綜合材料編輯出版《西南中國的少數民族——貴州省苗族民俗志》，雖然田野時間不長，但起到了填補空白的先驅作用；同年還出版了《中國南部少數民族志：海南島·云南·貴州》。鈴木正崇1988年發表《關于龍船節的考察——貴州省苗族的事例研究》，其后又在田野考察的基礎上撰寫苗族祖先祭祀、神話、正月的來訪神、鼓社節、民族服裝與觀光等專題文章，并出版多部專著。人文地理學方向的田煙久夫主要以農業生產活動為研究重心，重視生產、土地與民族關系，對貴州苗族、越南北部苗族的生活產業都有基于實地考察的撰述，并針對烏居龍藏的苗族研究寫過文章，也常常探討稻作起源及照葉樹林文化等。金丸良子主要也是從生活形態產業方面做研究，除了和鈴木正崇、田煙久夫合寫的作品外，也在苗族“過山榜”、村規民約、服飾、移民史等方面發表過著述。曾士才1989年發表《西南中國少數民族的基督教受容》，討論苗族與彝族的集團改宗；1991年發表了《苗族之“附靈”相關筆記》，把苗族的“釀鬼”和日本的“憑物”做比較，之后對苗族招魂儀式、民族觀光、風水信仰、禁忌觀念等主題都有進行論述。谷口裕久1988年發表《湘西苗族的百獅會》，1990年發表《民族集團動態與民族性——貴州省東南部苗族的事例》一文，探討在現代中國苗族的自我意識。針對越南北部等東南亞苗族進行研究，發表有關移民及跨境苗族的一系列文章。@這些學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堅實的田野調查基礎之上的。
這一時期主要從歷史方面研究苗族的有武內房司，他對太平天國時期以黔東南為中心的苗族起義與傳統村寨聯合組織、貴州東南部苗族社會的姑娘田習俗與女性繼承權、清代貴州東南部苗族的林業經營、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木材交易與當地少數民族商人、1911年越南北部苗族起義等歷史都有精彩的論述。Christian Daniels（唐立）研究過清代貴州苗族的植林技術，并主編了1736—1950年《貴州苗族林業契約文書匯編》等專著。罔田宏二則對華南古代少數民族、經濟形態、土司制度等歷史問題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吉開將人從2008年開始針對近代苗族史陸續發表論著。
衣、食、住、藝能等專題研究：有一部分日本學者單從某個生活方面的專題來對中國苗族（或東南亞苗族）進行考察，較著名的有鳥丸貞惠及鳥丸知子母女對苗族染織服飾持續多年的考察，名古屋女子大學對泰國苗族服飾及黔西南苗族飲食文化的研究、唐堅、土田充羲等人對苗族民居建筑的研究等。據筆者初步統計，1980-2014年的期刊或專著中，對苗族“民族服裝、染織、刺繡、銀具”等進行專題研究的有17種，研究苗族“苗歌、舞蹈、蘆笙、地戲”等民族藝能的有8種，研究苗族“建筑、家具、居住、聚落空間”相關的有23種，苗族專門寫真集5種；“飲食文化、大豆栽培”等相關的3種。
對離散苗族（西方HMONG）的研究：1975年老撾局勢動蕩，隨著美軍的撤退，在戰爭中幫助他們的老撾十幾萬苗族不得不到泰國尋求避難去，其后部分又遷居到了美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逐漸成為西方社會中的一個研究課題。日本在其傳統東南亞苗族研究之外，近來對此新發展也有所關注，從90年代起，先后有人從苗族難民營、老撾戰爭、難民意識、信仰與民族身份、美國苗族移民等方面進行論述。最新的綜合性成果是吉川太惠子2013年出版的《離鄉之民——苗族：超越時空的羈絆》一書，她對美國、法國、澳大利亞的苗族進行的多點民族志調查，探討了離散苗族歷史源流及現狀、民族性及民族認同等問題。
“現代化”“變遷”“適應性”等也成為當代苗學研究的關鍵詞：宮脅千繪對苗族麻文化、苗族服裝商品化及其流通所作的研究，楊志強對苗族知識階層及苗族身份再建構的研究，陶冶對苗族儀式、觀光開發與社會變遷的論述，及其他研究者對泰國北部山間的自然社會環境變化及農民的適應性的差異研究、苗族的離婚紛爭處理變化、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觀光考察、苗族社區里資訊媒體的利用、少數民族行商者與外國觀光客之間的互動關系等等，可見近十幾年來注重社會動態的研究趨勢。
綜上所述，在當今苗族研究者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學術傳統與現實關懷的結合。最好的例子是鈴木正崇2012年出版的《苗族的歷史與文化動態——中國南部山地民想像力的變容》，雖然是其舊作的重編合集，但以“動態”“變容”為關鍵詞貫穿全書，可見對現實性及社會實況的關懷占據了極大部分。另一方面，從每一章中鈴木（及日本讀者）所感興趣的神話、祖先祭祀、鼓社節、來訪神、巫女、龍船節、銅鼓等話題當中，仍然能見到屬于日本學者的興趣視角。這兩者達到了很好的結合。
五、結論：日本苗學研究的脈絡與特色
日本苗學研究不同于中國和其他學術傳統的地方在于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日本自身文化的清晰存在。從鳥居龍藏對上古日本的探尋，到戰后日本民族起源的熱潮帶來的對苗族歷史、神話的研究，再到“照葉樹林文化論”的提出及其后以實地考察為支柱的田野傾向，在宏觀關懷下，即使是最深入當地的調查中，學者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有著與日本文化的比較意識。其二，對生態與人文的結合，對相同或可比較的環境中生活生產的族群有著總體性的關照。其三，對苗族跨境特性及對東南亞的注意，半個世紀以來日本學者在東南亞發展出了相應的調查基礎，并延續到當今對世界苗族的研究中。我們可以說：具有日本特色的整體觀與宏觀體系，是日本苗學研究的基礎與背景。自鳥居龍藏以來，日本研究者一直將苗族放在其他少數民族、特別是南方山地少數民族的整體脈絡中來看待；同時對南方少數民族，又將其放在“東南亞一中國南方一日本”的這樣一片宏觀地域中看待。這個地域與宏觀體系概念，與中國學者或許是有所不同的，這一點是我們中國苗學研究者值得注意并可以有所借鑒的地方。對日本苗學的比較視角有更清晰的認知，有助于拓寬研究視野、深入交流與共同進步。
[責任編輯：曾祥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