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政治學發展論文范文第1篇
政治發展道路是歷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有著自身的]變軌跡,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政治發展道路也是具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選擇應基于具體國家的政治生態系統,遵循著自身的]進邏輯,具有獨特的動力推進機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未來取向,必須進一步確立以人為本的政治發展理念,必須探索契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政治發展模式,必須培育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政治倫理,必須構建適應網絡時代的民主政治發展機制。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歷史邏輯;發展指向
胡伯項(1965—),男,南昌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學;劉浩林(1973—),男,南昌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學。(江西南昌330031)
本文系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科學發展觀與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項目編號:08KS10)和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研究”課題階段性成果。
政治發展道路是具體的。就全球范圍而言,各個國家的政治發展道路應該是各國的歷史傳統、現實國情以及政治發展實踐的產物。經過新中國成立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初步成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政治制度體系。在政權制度上,實行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政黨制度上,實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城鄉社區,實行了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一政治現代化模式既有別于世界上廣大發展中國家,也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話語大相徑庭,是完全中國化了的制度設計與安排。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選擇。為了更好地堅持這一道路,本文在考察其形成]進軌跡的基礎上,闡述了它的現實特征,并描繪了這一政治發展道路的未來發展取向。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形成軌跡
政治發展道路也是歷史的。從歷史進路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可以看到這一道路經過了黨和國家幾代領導集體的探索與實踐,有著自身的]變形成軌跡,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
(一)毛澤東對新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路徑或者模式問題的探索,嚴格意義上講,自新中國成立前夕即已開始。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就開始思新中國的政治體制架構了。在1948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在中國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很適合的,我們開人民代表大會……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三權鼎立等?！盵1](P135-136)及至1949年6月,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再次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盵2](P1471)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政治體制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下曾很大程度上照搬蘇聯模式。1955年底,毛澤東察覺蘇聯經驗并不完全適合我國的情況,就在黨內首先提出了“以蘇為鑒”,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大問題。毛澤東認為:“我們不要迷信,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一切都是好的?！盵3](P69)1956年初 ,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等事件被揭發出來后,毛澤東說 : “要引以為戒 ”,“老房子不盡如人意,需來一番改造了”。[3](P23)此后,隨著蘇聯、東歐一些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存在問題的充分暴露。毛澤東開始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艱辛探索,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思想。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要走自己的路,不能把書本當教條,也不能照搬外國的模式。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發表,成為全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先聲。十大關系中有四對涉及民主政治建設,圍繞這些關系,毛澤東發表了一些富有建設性的真知灼見。其中許多見解成為長期指導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方針。比如,關于黨和非黨的關系,毛澤東指出:“無論過去還是將來,恐怕還是幾個黨好,幾個黨可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辈娬{“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3](P34)從上所述,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有過正確審慎的探索。但頗為遺憾的是,他未能堅持住這一正確的方向。反右運動開始后,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探索實踐遭到挫折。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初步形成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點,鄧小平首先從思想路線上撥亂反正,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重新予以思考。早在1979年3月,他就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1982年9月,他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他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盵4](P3)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從此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并不斷深化,其間遇到了政治體制的阻礙,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不相適應的問題開始突出。鄧小平敏銳地覺察到這一問題。從1985-1987年上半年間,他多次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地感覺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盵4](P176)并強調:“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盵4](P164)一方面,鄧小平極言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但同時,鄧小平對中國政治改革所面臨的困難有著充分的認識,對推進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式、方法采取了極為慎重的態度。鄧小平一直堅持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具體化,要進行總體設計,要有一個藍圖。面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種種不確定性,鄧小平著力倡導的是一條漸進改革的道路。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江澤民堅持了鄧小平所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路徑,并隨著實踐的發展,提出了更為系統的政治發展理論和主張。江澤民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思考,集中體現在他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六項原則中:一是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而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二是改革的目標是要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擴大基層民主,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三是堅持不懈地加強和完善黨內民主,以不斷促進人民民主的發展。四是改革是否成功,關鍵看國家政局是否穩定,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能否改善廣大人民的生活,能否增進各族人民的團結。五是不能丟掉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民主”,要根據我國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六是政治體制改革很復雜,每一個措施都涉及千千萬萬人的利益,要分步驟、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5](P144)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開,此次會議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針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作了專門的闡述。在報告中江澤民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上論斷,事實上已從宏觀層面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基本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輪廓基本形成。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完善和發展
世紀之交,改革開放在爭論中繼續推進并不斷深化。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解放思想,站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大力推進民主政治建設,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邁向了更高的臺階。在改革、穩定、有序的狀態下,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一步完善,立法速度加快、質量提高、過程公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得到加強;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設進一步推進;黨內民主發展取得了重大進展;人權入憲,提出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開始深入人心。
黨的十七大召開后,黨中央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設的新思想和新舉措,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主要包括: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的新論斷;提出了擴大人民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提出了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新命題;提出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新部署、發展人民民主的新舉措和發展黨內民主的新辦法,等等。
這一系列新思想標志著我們黨對民主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的不斷豐富和發展。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現實特征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政治發展道路,只能從本國國情和實際出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和實踐找到的正確道路,具有世界上其他政治發展模式所不具備的現實特征。充分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現實特征是正確把握并堅持這一道路的關鍵所在。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脫胎于我國特殊的政治生態系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脫胎形成于我國特殊的國情當中。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而言,在經濟基礎以及政治文化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由此使得中國政治發展之路根本無法全盤遵照西方民主化的路徑而必須重新設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工作重心開始轉移到經濟建設,經濟體制實現了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進而推動了整個社會的進步。但是客觀地講,目前我國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國家市場經濟體制”,在資源配置中,國家對市場的功能替代還較為常見。這一“市場經濟體制”離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還有較大距離。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原本兩者就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市場經濟的不完全性,決定了民主政治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另外,就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而言,民主意識的缺失,仍為不爭之事實。中國具有兩千來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的歷史,除極少數情況外,中國政治形態一直無多大變更,即一直是受著專制政體的支配?，F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曾經指出:“中國文化精神在政治方面只有治道,而無政道?！盵6](P187)這無疑是洞悉中國政治文化要義的精辟之見。民國初年,“美國政治學會”首任會長古德諾做袁世凱的憲法顧問期間曾經指出,中國缺乏它要表現的自由民主所應具備的東西,法制,個人權利,甚至于紀律,都一無所有。他說:“專制主義應該繼續下去,直到它發展了對于政治權威有更大的服從,對于社會有更大的力量,對于私人權利有更大的關注之后再說?！盵7](P210)鄧小平在談及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時也曾經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盵8](P332)以上所述經濟基礎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不足,給了中國政治發展實踐以很大的制約,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生態環境的影響下,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呈現出明顯的漸進性特點。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具有特殊的動力機制
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遵循著自身的]進邏輯,具有自己的動力推進機制。從其動力機制的特點來看,呈現出由政府主導與危機推動相結合的特點。
政治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從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體現出來。簡言之,政治發展就是國家控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互動過程、狀態、格局和趨勢。目前,我國傳統的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對比并無實質性的改變。無論是改革發生時,抑或改革進行中,“強國家,弱社會”的權力格局始終未能觸動。由此決定,中國最初的政治體制改革只能是一場“政府主導型的改革”。在這種改革過程中政府擁有很大的“自主性”。政府有能力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獨立地制定并實施改革方案。由于政府在改革問題上有實力決定是否改革以及如何改革,所以,改革路徑的選擇自然地要屈從于政府的理性和權威。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我國政府與社會力量的消長變化,單純的政府主導型改革顯然不能完全適應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需要。危機推動開始成為推動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動力機制。2003年的非典危機后,危機推動的動力模式在中國政治發展領域漸趨明顯。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具有自身特殊的]進規律
走政治改革與政治建設相結合的道路,通過政治建設來鞏固政治改革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突出特色。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基本上沿襲的是革命時期的“先破后立”的思維取向。毛澤東相信“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并試圖以此指導思想來規劃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圖景,以至于最終爆發“文革”那樣的政治災難。政治革命條件下,采取先破后立的方式是慣常的一種形式。但先破后立的思維方式顯然不適合于政治建設。如果在政治建設條件下仍然采取先破后立的方式,就無疑會造成一種既無新體制又無舊體制的政治真空。舊的體制業已破壞,新的體制卻無從建立,到頭來最終還得恢復以前所破壞的,這樣就浪費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導致循環重復建設。這種做法,表面上說是推進政治發展,其實質卻與政治發展背道而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在政治發展領域開始了偉大的轉折,表現在認識領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思維方式的確立。一般來講,在政治建設時期,顯然要以維護現有政權為目標。因此,在具體操作層面,必須要充分利用固有的政治資源并不斷發掘出新的政治資源,通過不斷的體制改革和創新,以鞏固現存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基礎。俞可平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呈現出“增量民主”的特征并取得很大的成功?！霸隽棵裰鳌钡谋硎?也很好地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特殊的]進邏輯。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未來指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主觀選擇使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是一個內容廣泛的系統工程,需要長期的努力。為了更好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在中國政治發展領域需要進一步探索解決好以下問題:
(一)必須進一步確立以人為本的政治發展理念
經濟社會發展要解決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是發展的目的問題。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從根本上回答了這個問題。政治發展同樣面臨政治發展的目的問題。政治發展道路在“以什么為本”這一根本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是區分一種政治形態是否進步的根本標志。資本主義之前的政治發展,基本上是以神為本,人們主要從虛幻的神靈中獲取政治的價值與動力。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廣泛發展,使社會發展進入以物為本的階段,金錢主宰政治成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無法超越的藩籬;只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才能真正進入以人為本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新階段,以人為本成為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本質特征。從這個根本點上說,我們黨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不僅具有極其廣泛的經濟社會意義,而且具有極其深刻的政治意義。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的基本]進邏輯,就是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不斷調整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設不斷發展、完善,使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不斷得以實現。就這一]進邏輯來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最終通向社會主義的政治發展道路,其終極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的政治價值取向必須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始終,要成為不斷推進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主線。
(二)必須探索契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政治發展模式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和利益結構日益多樣化,社會階級階層出現了新的變化,人民內部利益要求復雜多樣,利益矛盾日益增加,大量新的社會問題凸顯。在此情況下,必須努力實現由傳統的社會控制體系向現代的社會控制體系的轉變。從政治發展的視角看,這一過程的歷史趨向是從行政控制走向法律控制,即實現法治。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社會秩序主要表現為法律秩序,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會關系均納入法律規范的調整范圍,法律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和最高的權威性。
(三)必須培育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政治倫理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發展。由于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經濟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全面推進,政治領域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政治倫理的異化。政治領域中大量存在的腐敗現象,政治行為中的低效率等負面的東西,帶給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不信任,對法律的不尊重,對道德的褻瀆,對誠信的鄙視。導致這些局面的深層原因,主要還在于政治倫理建設方面的問題:一是利益分配環節明顯的欠公正,群眾正當的利益沒有很好地得到保護與滿足,沒有體現公平與正義。二是基于民主政治體制不完善情況下的政治倫理缺失。部分領導干部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脫離群眾,輕視群眾。有的干部甚至以權謀私、貪贓枉法,極大地破壞了自身形象,惡化了干群關系。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要構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那么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實踐中比較迫切的任務,除了加強顯性的法律制度建設之外,相對內隱的政治倫理建設也還任重道遠。
(四)必須構建適應網絡時代的民主政治發展機制
當今時代是一個互聯網的時代。截至2009年1月,中國網民已突破3億人,而且還在以每月800萬至900萬人的速度增長?；ヂ摼W的迅猛發展和網民數量的激增,以及網絡的開放和自由特性,使得網絡成為表達民意訴求的重要平臺?？梢悦黠@看到,網絡的巨大影響早已透過社會,滲透到政治層面,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領導者的思維和理念。不僅如此,網絡還正在向政治制度、政治過程、政治權力以及政府治理等各方面滲透,為現實的政治生活增添了許多鮮活的內容,進而催生出所謂的“互聯網政治”?！盎ヂ摼W政治”的基本內涵是指民眾通過網絡參政議政,實際上是行使民主權利,其性質就是民主政治,是在高科技基礎上借助互聯網推進民主政治發展的一種新方式和新途徑。中央黨校的沈寶祥認為,“互聯網政治”的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形式日益豐富、民主政治不斷發展的新表現?！盎ヂ摼W政治”讓“提問與答疑”成為一種有效的輿情機制。領導人上網了解民情,政府上網公開政務,公民上網表達意見,互聯網上的“政治互動”不僅改變著政治信息的傳播方式,也日漸深入地改變著現有的政治生態環境?；ヂ摼W帶來的政治生態轉變也正深刻影響著我國政治發展的現實進程,構建適應網絡時代的民主政治發展機制是我們面臨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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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俞暉】
我國政治學發展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教科書研究經歷了在借鑒中探索、在曲折中停滯、在恢復中發展、在開放中深化和在輝煌中自信五個時期，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研究樣態?？偨Y70年來教科書研究的成就，發現其學科性質逐步明晰、社會建制不斷完備、中國底色日漸凸顯。審視這些研究碩果發現：一是教科書研究視野相對局限，未能妥善處理好民族性與國際性、傳承與創新的關系，尚未構建出一套科學且可操作的評價系統。二是方法論自覺意識仍需增強。要警惕教材實證研究的形式化，避免教材研究的功利化。此外，在團隊合作和學術爭鳴等方面有待加強。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教科書研究;研究成就;問題審思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1.024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教科書的研究樣態，總結經驗與不足，既能了解教材研究的學術印記，亦可以資對未來研究提供借鑒與指引。本文主要以70年來教科書研究的相關論文、專著、國家課題等為研究對象，研究時間范圍設定在1949—2019年。關于研究論文，是以中國知網為數據庫，對社會科學領域II輯篇名中包含“教科書”“教材”或“課本”關鍵詞的文獻進行中文檢索;關于專著，是以讀秀數據庫為檢索來源，對教育領域題名中包含“教科書”“教材”或“課本”關鍵詞的圖書進行檢索;關于國家課題，是以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網站公布的自“六五”以來的數據為檢索依據，對項目名稱中包含“教科書”“教材”或“課本”關鍵詞的國家課題進行查閱[1]。因受限于工具與來源，本研究也許會有遺漏和不完全處，但也可從中審視新中國成立以來教科書的研究樣態。
一、整體回眸：70年來教科書研究之樣態
為客觀地探尋教科書研究的軌跡，研究階段劃分力爭做到質量兼顧，故以數據躍遷（即論文數量的變化）（如圖1）和重大事件（標志性教科書政策文件的頒布）二維向度的變化作為劃分依據。整理發現，教材研究經歷了在借鑒中探索（1949—1965年）、在曲折中停滯（1966—1977年）、在恢復中發展（1978—1993年）、在開放中深化（1994—2011年）和在輝煌中自信（2012—至今）5個時期。（一）在借鑒中探索（1949—1965年）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一切都在摸索中前進，本階段的教材研究形態僅具雛形。
1.研究成果形式單一、數量有限。研究成果主要由期刊論文和專著構成，碩博論文和相關課題立項尚未出現。其中，期刊論文的年發文量均未超過百篇，平均每年發表數量為37篇（如圖1）;關于教材研究的專著僅4部，分別為《怎樣輯寫教材》（呂伯攸，中華書局，1949）、《中學教材改革的經驗》（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幾種快速掃盲的教材和教法》（子東，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和《干部、職工業余中學教材革新初步經驗》（上海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
2.研究人員較為分散。在本階段研究中，專家學者、一線教師和研究人員均有參與。如西北教育部編審室的劉御、江蘇省江都市實驗小學的田毓珩和南京曉莊師范學校的何祖熙等，但發文數量都局限于5篇內，多發表于《人民教育》《江蘇教育》和《數學通報》等期刊。
3.研究內容淺表化，深度有待加強。該階段的教材研究大多停留在表象研究，多是基于文本分析法對各學科教科書內容與使用層面的探討，理論性、專門化研究不足。此外，得益于“以俄為師”的教育政策，該時期還集中對蘇聯教科書進行了相關評價，以期能夠借蘇聯之石，攻中國之玉。
（二）在曲折中停滯（1966—1977年）
10年動亂期間，我國教科書建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教科書研究出現斷崖式下跌，研究成果“貧瘠化”。
1.研究成果數量極少。該階段，期刊論文為僅有的成果形式。期間，沒有一部專著問世，十幾年間可查的期刊論文共29篇，平均每年發表論文數量僅2篇（如圖1）。
2.研究人員多為高校學者。他們的研究成果集中發表于《人民教育》《廣西師院學報》和《日本教育情況》（《外國教育研究》的前身）。
3.研究內容多是時代催化下的產物。遵循毛澤東關于“教材要徹底改革”的精神，該時期的教科書研究大都是對教材改革概況的描述或對工農業知識的介紹。另外，因1972年中日開始建交，一批有關日本教科書的研究也得以涌現，如《明治年間小學教材中的孔孟之道》（日本教育情況，1974）、《日中復交，教科書還“未公認”》（日本教育情況，1974）等。
（三）在恢復中發展（1978—1993年）
改革開放時期，教科書研究開始在恢復中發展，但尚屬“年輕”領域。
1.于研究成果而言。教科書研究的形式和數量日漸豐富。（1）首次出現教材領域的研究課題。僅有的3項課題都是關于教材改革方面的立項，且均隸屬于基礎教育學科。這些課題的成功立項彰顯了國家對教材研究的重視。（2）拓荒性的研究者和論著開始出現。如，《教材建設淺論》（周士林，北京航空學院出版社，1986）和《教材編寫瑣憶》（辛安亭，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等現已是各自領域內的奠基之作。（3）成果數量迅速增長。其中，期刊論文數量開始破百，年均發表論文數量303篇，于1991年達到522篇（如圖1）;學術專著也邁上新臺階，一躍升至39部。
2.于研究隊伍而言。研究員依賴獨一無二的編寫經驗成為研究主力，編研合一成為改革之初教科書的研究特色。在發文居于前10的作者中，有一半是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毋庸贅言，研究員可以依賴實踐經驗做到“以編促研”，但也會導致選題過于瑣碎，偏于實踐探索，缺乏理論反思。他們以《教材通訊》（《中國大學教學》的前身）、《課程·教材·教法》和《江蘇教育》為主要發文期刊。
3.于研究內容而言。（1）得益于鄧小平“引進國外教科書”的政策。該時期開始重視國外教科書的探索研究，對中美語文教科書的分析比較探究①、日本寫作教材的借鑒研究[2]、國外教科書練習題的簡介[3]等文獻的關注度和傳播度較高，均位居前列。（2）該時期側重于對教材改革和編制問題的研究。如前所述，該時期僅有的3項課題全是關于教材改革方面的立項，已足以說明。
（四）在開放中深化（1994—2011年）
該時期的教科書研究已逐漸蔚為風氣，在追求研究數量的同時，也關注質量。
1.研究成果在形式、內容和數量上均取得重大突破。（1）一些學子開始把教科書研究作為畢業論文選題。相關碩博論文于2000年首次出現，數量為7篇;2001年增至2倍多，直接躍至15篇;2005年開始破百;2011年高達507篇。（2）期刊論文發表量呈現井噴式增長。自1994年開始，年發表量連續突破4位數。其中，1994年為1 011篇，2011年高達2 333篇，平均年發文量為1 504篇。（如圖1）。（3）研究專著不斷涌現。研究專著量一躍升至123部。校本教材和鄉土教材的研究著作首次出現，教科書制度研究得到進一步細化。此外，開始關注教科書的政治性，如出版了《走進教材與教學的性別世界》（史靜寰，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與《教科書政治學》（M.阿普爾、L.克麗斯蒂安·史密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4）課題立項取得重大進展。從上個階段的3個課題增長到本時期的65個課題，從單純的基礎教育學科擴展至成人教育、高等教育、教育史、體衛美育和教育信息技術等諸多學科。
2.教科書研究群體多元化，青年力量進入。一方面，除研究員外，高校學者和一線教師也積極參與研究;另一方面，一些碩博研究生開始將教材研究納入畢業論文選題，新生研究力量的出現激發了研究活力。于發文期刊而言，本時期論文主要發表于《課程·教材·教法》《教學與管理》和《中學地理教學參考》等期刊。
3.研究范式逐步科學。（1）研究方法日趨客觀。一改往日以定性方法為中心，偏重靜態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和動態分析逐漸成為研究的新趨勢。（2）研究視域更為多元。不再局限于教學論視域下的文本分析，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比較研究等視角陸續為研究者所關注，成為教材研究向前邁進的重要一步。（3）研究內容拓寬。除聚焦新課程改革教科書外，教材制度研究，尤其是教材評價研究也成為一大亮點。究其緣由，21世紀初期，教科書政策由“一綱一本”轉為“一綱多本”，由此引發了對教材質量的關注。其中，華南師范大學高凌飚的相關研究較為突出，出版了專著《基礎教育教材評價理論與工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立項了全國教育科學“九五”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 “我國義務教育教材評價體系研究”。
（五）在輝煌中自信（2012—2019年）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教材建設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新時代教科書研究如火如荼，進入研究快車道。
1.研究成果不斷突破。（1）碩博論文數量持續增長。至2017年，相關碩博論文數量突破1 000篇，高達1 031篇，并呈持續增長之勢。（2）期刊論文年發文量顯著增多。期刊論文年發文量突破3 000，至2019年，數量高達3 455篇，平均年發文量達3 162篇（如圖1）。（3）教科書研究相關專著涌現。8年間，涌現出專著69部。其中，最明顯的特征在于叢書、匯編類著作猛增，實現了由單本化到系列化的轉變。如，石鷗教授的團隊出版的研究叢書對不同學科（語數外、史地政、音體美等）和不同類型（少數民族、鄉土、清末民初女子和革命根據地等）教科書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進一步夯實了教材研究的文獻基礎。（4）基于歷史視角，系統梳理教材演變軌跡的課題驟然增多。如，立足現實，出現了大量關于改革開放40周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教材研究課題。
2.研究隊伍不斷擴大，核心團隊日漸成型。新時代高校學者成為教科書研究的主力，在論文發表數量居于前10的作者中，首都師范大學的石鷗教授位居首位，其培養的博士研究生吳小鷗位居第2;同時，居于第8的張增田也是石鷗教授教科書研究團隊的一員。由此推知，新時代已經形成了具有師門傳承特點的教科書研究團隊。就發文期刊而言，《課程教育研究》《小學教學參考》和《中學數學》成為該時期的主要發文期刊，改革開放后一直名列前茅的《課程·教材·教法》沒能繼續擠進前三，這意味著教科書學術交流平臺的擴展和豐富。
3.教材研究從書齋走向基層，力促理論與實踐相融合。（1）教科書研究開始緊跟時代，服務于社會發展。如，新時代結合“立德樹人”要求，學者開始轉向對核心素養時代教材的編制使用研究，為了貫徹“傳承優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求，研究者逐漸把目光聚焦于教科書中傳統文化的轉化研究及國學教材研究。（2）數字教科書成為新時期研究的生長點。信息技術倒逼教科書形態轉型，故無論是專著、課題，抑或是論文中，都出現了大量相關研究。
二、時代鳥瞰：70年教科書研究之成就
經過70年的努力，教科書研究隊伍逐漸壯大，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進入學術自覺時代。
（一）學科性質逐步明晰
1.在本體論上，教材研究學科體系日漸完善。經過70年的努力，教材研究逐漸形成了彼此關聯、動態整合的學科體系。其中，就教科書要素研究而言，劃分出了教科書文本研究、教科書制度研究、教科書編寫研究、教科書評價研究等;就教材學段研究而言，逐漸形成了小學教科書研究、中學教科書研究、大學教科書研究等;就教材研究的學科領域劃分而言，逐漸形成了語文教科書研究、數學教科書研究、外語教科書研究等;就教材跨學科研究而言，形成了教科書倫理學研究、教科書生態學研究、教科書社會學研究、教科書心理學研究等。
2.在方法論上，研究方法不斷規范。（1）除了重視傳統的文本分析、歷史研究和文獻分析法外，實證研究方法得到發展。實證研究方法是基于事實和證據的研究，利于促進教科書研究的科學化。這類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某一研究特點的追蹤或對教科書的詞頻分析兩個方面。（2）多種研究方法被綜合利用。學理性思辨與實驗探索緊密結合、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彼此協調，為教科書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如，張銘凱從定量和定性兩個層面解析了兩個版本教科書變與不變的印記[4]。（3）借鑒性運用其他學科研究方法，重視跨學科研究。如，陳雪梅綜合社會學和心理學視角，對小學語文課文內容的社會心理展開了深入剖析[5]。
3.在認識論上，教科書功能實現了從純粹傳遞知識到兼顧教學方法與過程的轉變。按照傳統觀點，教科書功能是單項的，主要根據教學大綱提供教學內容，但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教科書還有很多其他功能。為此，曾天山提出，教科書具有傳承人類文化、促進全面發展、提升教育質量、促進教學改革等功能[6]。同時，陳月茹也認為教科書功能多種多樣，但其根本功能在于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7]。反思后發現，教科書功能的轉變根植于教材編寫理念的變化。早期教科書的設計大都遵循學科邏輯，內容較為單調，只有少量的活動設計和圖像說明，在一定程度上更像一本知識手冊，因此，提供教學內容成為教科書的主要功能。后來，教科書編寫理念開始轉向注重學生心理發展邏輯，同時為教學方法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空間。如此，教科書功能實現了從純粹傳遞知識到綜合功能的轉變。
（二）社會建制不斷完備
1.專業研究機構先后成立。教材建設無小事，而良好的科研是教材建設的基礎。為此，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建國初期，教育部于1950年便成立了我國最早的教材出版研究機構——人民教育出版社。改革開放后，教育部于1979年成立了9個高等院校理科、工科基礎課程外國教材中心圖書室;同期，全國第一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研究編寫的專業機構——課程教材研究所于1983年成立;1990年，國家教委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研究中心也隨即成立。這些專業機構的成立推動了教科書研究的專業化。近年來，教育部先后搭建了一系列國家級高水平研究平臺。如2018年成立了首家國家級課程教材研究專業機構——課程教材研究所;2019年，認定了北京師范大學等11個基地為首批國家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此外，為進一步提升基礎教育教材的研究水平，各個高校（尤其是師范類大學）也積極投身到教科書研究平臺建設中。如，首都師范大學和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基礎教育教科書研究與評價中心;2018年，首都師范大學成立了中國基礎教育教材研究院;隨后，北京師范大學掛牌成立了北京師范大學教材研究院。
2.期刊交流平臺不斷搭建。早在1981年，國家便創建了教科書研究的專門權威學術期刊《課程·教材·教法》，隨后，其他教材研究相關的專業期刊也相繼創辦。如《教學與教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主辦，1979年，現用名《中國大學教學》）、《課程教材教學研究》（云南省教育科學研究院、云南師范大學主辦，1985年）、《中小學教材教學》（人民教育出版社主辦，1993年）等。另外，部分期刊還通過開設教科書研究專欄，集中刊發教材研究成果來為學者搭建交流平臺。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有《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中國教育學刊》《華東師大學報教育科學版》等。欣喜的是，除期刊雜志外，自2013年起，首都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通過以書代刊的方式出版了《教科書評論》系列叢書，該書每年1冊，主要由教科書研究的論文集構成，成為目前全國唯一專門刊發教科書研究的刊物。
3.學術交流會議日趨豐富。學術會議利于了解學術界最新的研究動態，對開拓學者眼界、啟發其科研思路具有重要意義?；诖?，課程教材研究所多次牽頭主辦教材研討會，如課程發展與社會進步國際研討會、課程教材改革與21世紀人才培養國際研討會和全國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研討會等，每次會議的成功舉辦推動著教材研究不斷成熟。近年來，伴隨國家對教材的日益重視，學術交流會議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影響力方面都不斷擴大。以首都師范大學石鷗教授為例，2013年11月，其在首都師范大學倡議并運作了第一屆海峽兩岸教科書研究高峰論壇后，自此每年一屆，至2018年已成功舉辦6屆（第六屆已經擴展為國際性學術論壇），論壇規模也由最開始的幾十人發展至如今的幾百人，影響力逐步波及海內外學術界。
（三）中國底色日漸凸顯
多元文化背景下對教材民族性、鄉土性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盡顯中國底色。
1.重視教材民族性的研究。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一直重視教材民族性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少數民族教科書的研究和漢族教科書中民族文化的研究兩個方面。對少數民族教科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研究和文本研究。其中，政策研究主要包括歷史梳理和政策建議;文本研究主要側重內容分析。就漢族教科書來說，尤其是諸如語文、政治、美術、歷史、音樂等人文性較強的學科教科書，無論在內容編制還是插圖設計上，都力圖體現少數民族文化。相關研究主要表現為對學科教材民族性問題的文本分析，如王小鶴探討了教科書中的民族性問題[8]。
2.重視教材鄉土性的研究。費孝通先生曾言：“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盵9]鄉村是中國人的根，對教材鄉土性的研究極大地凸顯了中國底色。教科書中鄉土性的研究主要體現在鄉土教材研究和教科書中鄉村元素研究兩個層面。多年來，我國一直關注和重視鄉土教材研究，主要是通過文獻法、文本分析法、參與觀察法等對鄉土教材的歷史、編寫、開發實施、作用功能等進行分析[10]。就教科書中鄉村元素的研究而言，多數研究側重于對教科書正文、插圖以及助讀系統如何適應農村進行探討。以《教科書的農村適切性研究》為例，該書定位于農村，以農村中小學教科書為研究對象，主要通過自下而上的視角來探討教科書如何適切于農村[11]。
3.重視教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相關研究最早出現于1993年，學者邵宗杰基于當時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視程度不足的現實，提出“把體現優秀傳統文化的事跡創造性地編進教科書”的呼吁[12]。2014年后，關于教材中傳統文化的研究急劇增多，且呈持續上升之態勢，研究議題多集中在對教科書中傳統文化的文本分析和教材研制兩個方面。教科書中對傳統文化研究的加強，彰顯了我國的文化自信，也增進了對本國的文化認同。
三、問題反思：70年教科書研究之沉思
隨著對教科書重視程度的加強，教科書研究學科化趨勢日益明顯，愈發精致化、高品位與高質量，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反思和改進。
（一）研究視野相對局限
1.未能妥善處理民族性與國際性的關系。（1）目前，我國教科書研究主要集中于本土經驗的探索。如，大部分學者專注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教材的研究、傾向于教材民族性和鄉土性的研究、著力于新時代統編教材建設的研究等，而對國際上教材的研究熱點（如全球化、多元社會、遠離沖突、鼓勵和平、移民和人權等議題）涉獵不多，雖然零星可見，但還遠遠不夠。（2）國際視野下的教科書研究流于表面化。國際視野下的教科書研究要么直接是“經驗介紹”，要么“移植他國理論”。須知，任何國家的教科書發展都有其自身規律，若只停留在簡單的經驗介紹上，缺乏深入解讀，難以窺探國外教材真正的價值核心，更遑論能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本土化建議。同時，教科書研究在借鑒西方理論時，需要與我國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切忌直接照搬照抄，萬萬不能忘記自己是誰、從何而來，又走向何處。（3）關于國際教科書的研究比重極小?？v觀70年來的教科書研究，對國際教科書內容的研究屈指可數，關于其開發主體、研發標準、投入過程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多元文化的時代要求我們加大對國際教科書的研究。
2.未能妥善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從已有教科書的研究成果看，當前教科書研究的原創性不足，傳承性研究居于主位，改革創新性研究偏少。（1）研究出現一定程度的泛化傾向。大部分停留在整合與分析層面，多是教科書研究的表層認知。其中，“書齋式”成果多，能被社會大眾接受的實踐性成果少;低層次的論文、著作多，精品著作、重大社會問題的決策、咨詢研究成果較少。即使提出一些對策，往往也是泛泛而談、大同小異，甚至千篇一律，缺乏可操作性。（2） “接力型”研究較多。尚未形成教材研究獨有的話語體系，不少研究在內容、方法、觀點上都非常相似，其邏輯體系和理論框架主要移植于其他學科，沒有基于教科書本體論研究的原創性，即使發現新理論，也僅局限于量的研究，鮮有質的突破，缺乏研究活力?？沙掷m的學術研究應該在一些問題取得共識的基礎上進行學術創新。鑒于此，要進一步發展教科書研究的學科意識和問題意識，不斷創新，努力發現新問題、挖掘新方法、得出新理論，增強教科書的立體化、全方位研究。
3.尚未構建出科學的可操作的評價體系。由于教科書長期實行“一綱一本”的國定制，現實需要的缺乏導致了教科書評價研究的相對滯后。教科書評價是鑒定教材價值、評判教材質量的依據，直接關乎教材質量，故建構科學可操作的評價系統刻不容緩。（1）提高對教材評價研究（尤其是評價系統）的重視程度。理念歷來是行動的先導，要及時轉變學者理念，使其意識到教材評價與開發同等重要。（2）設置專門的教科書評價機構?！叭魏沃饕唤洺霭?，作者沒有對它的評判權，只有經過讀者與時間的檢驗，才能決定它的最終命運”[13]。關于教科書的評判也是如此，需要建立專業的教材評價機構來全權負責教科書介紹推廣、選用建議、評價反饋等工作，促進教科書評價的常規化與制度化，而后借助大數據，增強教科書評價的科學性。
（二）方法論自覺意識仍需增強
盡管目前教科書研究方法逐步規范多樣，但仍需注意以下兩點。
1.警惕教材實證研究的形式化。實證是科學研究的基礎。近年來，大部分研究者意識到實證研究方法的重要性，這是教科書研究的進步，但也需要保持頭腦清醒。我們不能唯“數據”是瞻，被數據牽著鼻子走，忽略教材本質問題的分析，更不能為了數據而數據，弄虛作假，警惕教材實證研究的形式化傾向。目前，學者們往往窄化了實證研究，大都習慣于甚至依賴于文獻計量軟件（如spss、cite space等軟件）對教科書進行淺表化分析，忽視了質化研究和行動研究，缺乏將研究對象至于環境中的深入探討。其中，質化研究中扎根理論的邏輯是基于自下而上的歸納路徑，立足數據提煉出概念，從而得出理論。而行動研究兼顧了行動與研究，以解決問題和促進實踐為目標。這兩種研究方法考慮了教材研究對象本身的復雜性和系統性，綜合多類型的研究方法，將大大深化和拓展教科書研究。
2.避免教材研究的功利化。在論文至上的導向下，教科書研究功利化傾向愈發明顯。一方面，在追逐熱點導向下，研究者對社會現實過度關注，教科書研究表現出高度的現實關懷，服務于國家大政方針的研究日益明顯。近些年，異軍突起的對優秀傳統文化、核心素養、立德樹人、部編本的研究等便可佐證。當然，理論服務現實需要無可厚非，也一直倡導學術研究關照現實生活，但切忌“過度”，不能為了“發論文而發論文”，盲目跟風，迷失學科追求，這樣的學術研究反而會成為現實問題的注腳。另一方面，基于古為今用思想，教科書研究越來越重視歷史研究，“以史帶論”的相關研究碩果不斷涌現。這原本是教科書學術領域的一大喜事，但研究碩果中已經出現為了尋求現實意義，要么對教材歷史一帶而過，要么用先入為主的觀念在史料選擇上剪裁歷史的現象，這樣得出的現實啟示 “千篇一律”，甚至牽強附會。優秀的教科書學術研究應該自覺樹立方法論意識，正確處理“務實與求真”“歷史與現實”的尺度。
（三）研究多是單打獨斗，缺乏學術爭鳴
伴隨教科書研究的深入，教科書研究群體日趨壯大，研究隊伍主要由高校學者、一線教師和教研員三類群體構成，遺憾的是，這三類研究者大多“單打獨斗”，并沒有形成研究共同體，從而致使教科書研究往往偏于一端。高校學者的優勢在于其理論功底較為深厚，能夠從宏觀上對教科書展開系統探討，但因為缺乏教材使用的實踐經驗，致使難以做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接地氣”的研究。一線教師雖然具備豐富的教科書實踐經驗，能在具體實踐中發現微觀問題，但又局限于理論功底薄弱，難以將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提高至理論高度。而教研員的最大優勢在于（尤其是出版社教研員）對教材編寫理念如數家珍，但在宏觀理論和實踐層面的研究上又處于高校學者和一線教師之間，屬于“高不成低不就”的水平。同時，伴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人類進入“知識爆炸”時期，各種矛盾混合沖突、空前復雜的新問題無處不在，教科書理論與實踐勢必也將遭遇諸多新境遇，綜合的研究范式迫在眉睫。為此，教科書研究要破除單兵作戰的傳統局面，打造學術研究共同體，通過項目合作等形式組建專業研究團隊，對教科書展開深入、系統的研究。
此外，教科書研究幾乎沒有產生純粹意義上的學術爭鳴。從爭鳴的內容來看，教科書研究學術爭鳴涉及面狹隘，大都是關于教材文本內容的商榷，不涉及教材研究的其他方面。從爭鳴的效果看，單向質疑多、雙向討論少。關于教材的學術爭鳴多是提出問題、闡述觀點，后期鮮有其他學者加入討論。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學術界不同思想的交鋒和碰撞是教科書研究領域前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動力。為此，在研究中要反對獨斷主義和學霸作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允許不同學術觀點的交鋒;同時，也要進一步明晰學術爭鳴的內涵。爭鳴不是學者間的惡意爭斗，研究者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學規范，保持良好的學術風度，遵循實事求是原則，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明辨學理、探求真知。
注釋：
①本研究范圍主要限定在中國內地的教科書研究成果，不包括中國臺灣、香港和澳門地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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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申寅子）
我國政治學發展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經歷了多年的快速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區域發展可以說是十分具有特色的，區域發展一方面速度很快，另一方面發展矛盾也比較尖銳。在這種區域經濟模式下，逐步的出現了政治經濟學。下面這篇文章就試著對國家區域經濟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
關鍵詞：區域差距；區域發展；政治經濟學；地方政府
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始終牢牢的抓住發展不放，國家經濟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可以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震驚了世界。而全國的發展就是由多個區域發展組合而來的，整個國家的區域發展情況也同樣受到了高度的關注，對中國的區域發展的研究也較多。所以，可以通過對整個區域發展的情況進行了解，進而分析國家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情況。
一、區域發展的背景
1.對外開放是漸進空間。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對區域的發展是逐步推進的，在黨中央的帶領下，最開始提出建立經濟特區，以政策優勢帶動這些城市快速發展。在這輪區域發展大潮中，全部以東南沿海城市為主，在試點成功后，才開始了向內地延伸。所以，通過多年的發展，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只以沿海為主逐步開始向全國推進，在實踐上和政策上都有了極大的轉變。
2.政治上是集權、經濟上是分權。在新中國成立后，行政體制以中央集權為主，同時在發展中協調好地方和中央之間的關系。而在1978年以后，中央為了激發全國的改革動力，調動地方政府參與發展的積極性，在不斷的對二者的關系進行著適時的調整，由原來的高度集權逐步轉向經濟上分權。而所謂的經濟分權，實際上就是上級政府給下級政府劃分經濟發展權利。從整個國家形式來看，國內的經濟分權比重還是比較大的。
二、區域發展的事實
1.各地區經濟快速發展。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在1978年以后，國家的經濟發展勢頭一直很快，國內生產總值不斷壯大，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后就全國各地區來說，這種快速增長也不是只集中了少數區域，而是所有的省份都保持了高水平的增長，從全球的角度來說，國內各個地區經濟增長都受到了世人的矚目，通過這一時期的快速發展，最大限度的彌補了國內和國外經濟上的差距。
2.省級貿易比重越來越大。通過對相關的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各個省份基本上都保持了貿易比重的上升，甚至還有一種繼續快速增長的勢頭?？梢园褔鴥鹊膮^域發展概括為，1978年以來，區域發展速度較快，區域矛盾也十分突出。區域發展的表現則可以概括為，從全局上看，不同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而區域間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區域間的發展差距依然較大，特別是東西部的發展差距依然受到高度關注。
三、中國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邏輯
在1978年以來，中國的區域發展大致表現為區域發展快速、區域矛盾較多。當下，作為對區域發展的重大調整，呼吁區域協調發展的聲音很多。國內的區域發展在邏輯上是一種的，存在政治經濟學解釋。之所以定義為政治經濟學上的解釋，主要是因為在國內，政治經濟是相輔相成的，地方是為中央負責的。國內的政治體制是屬于任命制，決定了地方的奮斗方向，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就是失去了持續發展地方經濟的動力。但是，自從改革開放后，中央始終堅持抓住發展這個硬道理不放。全國各地區的發展都被極大的激活了。在整個區域的發展過程中，中央通過政策支持、財政鼓勵等多種方式，將地方官員和政府緊密的和經濟捆綁在了一起，所在地區和政府都是利益的共同創造者，不斷的推行經濟體制改革，采取多種多樣的措施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最終的結果就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各區域的發展活力被極大的激活，區域經濟增長快速，整個經濟開始快速騰飛。
就未來來說，從國內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角度看，還有以下問題值得社會繼續關注。（1）通過幾十年的發展實踐，整個國家的區域發展模型已經幾乎固定。地方官員對經濟的發展依然是有很強的約束力的，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是很難從外面輕易的獲得資源的，資源對經濟的發展在未來會非常明顯，而地方官員為了發展區域經濟，幾乎都采取進京要錢要政策，這就是當前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之一。（2）在未來如何協調發展。當前東部沿海的經濟發展已經走了最鼎盛時期，都西部地區才剛剛起來，如何用東部沿海的經驗引導西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也是未來值得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之一。
四、總結
綜上所述，在改革開放后的發展過程中，經濟總量上去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可區域矛盾依舊十分突出，資源環境的矛盾也很尖銳。雖然當前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可在未來依舊有許多問題值得繼續關注，比如如何協調發展，如何解決資源緊張等等，所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依舊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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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治學發展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考試是實現教育目標的重要手段，考試方式的科學與否直接關系到課程考核效果的優劣。我國思想政治理論課考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許多問題。近年來美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考核形成了許多可借鑒的經驗，對我國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考試改革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 思想政治理論課 美國通識教育 考試改革
自“05方案”實施以來，我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簡稱“思政課”）圍繞“考試改革”做了諸多有益的探討和嘗試，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至今依然存在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思政課教育目標的實現。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高度重視高校思政課的教育、教學，并多次就這一問題進行專門部署。根據思政課自身的課程特點和教學規律，結合中央系列相關文件精神，對思政課考試考核改革做積極的探索，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美國大學通識課程考核的特點
第一，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理念注重培養學生全面發展，并以此為目標，通過對學生進行文字書寫、口語表達、數理統計與分析及綜合推理等方面的考核，培養學生的超越精神、批判性思維和創新思維。
第二，美國大學通識課程的考核內容豐富，不僅突出表達能力，特別是寫作方面能力，而且將學生的社會實踐納入其中，并重視發揮通識課程考核的反饋功能。
第三，美國大學通識課程的考核形式以盡可能地發揮學生的實際水平為宗旨，采用多種考試考核方式對學生進行全面考核。
第四，美國大學通識課程成績評定側重于考查學生能力、水平提高的情況，平時成績占總成績的絕大部分，且逐漸改變以往按數字和等級評分的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越來越合理[1]。
二、當前我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存在的問題
其一，思想政治理論課人才培養目標主要是立德樹人，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腦、入心。當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聚焦立德樹人不夠”。
其二，教學的目的、任務不在“教”，而在“學”。因此，學生沒有學習就沒有教育。當前，思政課課堂教學模式落后，“滿堂灌”是不變風景，這一模式忽視學生的主體地位，學生的能力在此過程中沒有得到有效提高。
其三，當前我國思想政治理論課大多數理論與實踐教學依舊局限于對學生進行低階能力的培養。
三、美國大學通識課程考核對我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考試改革的啟示
首先，我們強調要讓教學“生動”起來，主張采取多種不同的考核方式促進學生的學習和思維，實現學生由過去的“被動”學習向“主動”學習轉化，真正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思維”起來，進而使主流的價值觀念入腦、入心。這就要求老師在平時的教學活動中，不僅把道理講透——“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而且要求創新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吸引學生關注此類問題：如思政課各門課程可根據自身課程特點，有針對性地選取學生感興趣的社會生活熱門話題，以小組為單位在班級進行多次專題討論。每次討論，教師都全程對論題進行積極引導，幫助學生逐步形成健全的人格、積極的情感和良好品德。這種教師引導下的小組協作討論活動，可謂是一個“精神助產”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有助于學生形成清晰的思維、表達能力及團結協作能力。
其次，以考核方式改革反推教學方法改革，通過過程考核加強學生的平時學習，主張采取多種考核形式以促進學生整體能力的提高，尤其注重對學生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正如托爾斯泰所說：“知識只有當它靠積極思維得來的時候，才是真正的知識?！苯虒W改革最核心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個問題恰恰是對學生“思維能力”的訓練。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以考核方式創新反推教學方法改革，通過過程考核加強學生的平時學習。比如，我們要求學生記“筆記”，通過“記”筆記很好地留下思維的“印跡”，強調在“過程”中鍛煉思維能力。期末我們對學生課堂筆記的“個性化”和完整性加以評定。
再次，實現教學改革的主導原則是實現從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轉變。不斷增強和體現對學生實施人文素質教育過程的實踐性，引導學生將所遇到的問題放到“文化”層面上思考，形成文化自覺。我們主張從以教師為中心的教育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轉變，倡導對話式教學、體驗式教學，深化過程性考核。如《概論》課可以做體驗式教學的“激情大課堂”，“唱、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學生根據主題，以小組為單位課后搜集素材，進行自主創作。老師根據這一過程中學生的參與程度和作品的完成程度，給出相應成績，實現過程性的“平時”實踐考核。這一活動極大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激發學生的創造熱情，突出手、腦并用，有助于促進理論與實踐結合。同時，這一活動增強了學生對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認同?！对怼氛n可以引導學生進行深度經典閱讀，撰寫讀書心得；《綱要》課組織學生代表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后在班內開展宣講活動；通過多元考核方式，整體提高學生素質。為了實現學生的學習由原來的被動接受向主動探尋轉換，安排學生利用假期，以小組為單位進行社會實踐調查，并形成嚴謹、完整的調查報告，教師根據調查報告的規范性、研究內容的系統性、社科性等予以評定。這種深入社會現實的調查活動，凸顯了“過程考核”的主旨，突出了研究探索，有助于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最后，信息時代，可以開辟網絡教育考核“第二課堂”，以Blackboard在線教學管理平臺、微博、微信群等為載體發布教學任務，學生綜合運用多種多媒體手段圍繞目標任務進行詮釋和表達，老師對作業完成情況予以考核評定。需要強調的是，我們要有大數據意識，對每屆學生歷次的考核結果實施動態監測，同時還將歷屆學生的考核表現放入監控系統中進行縱向對比，發現規律性，不斷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時效性。
參考文獻：
[1]王霞.美國研究型大學通識教育反思[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基金項目：本文為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L14bszx032、L15wsz023）、遼寧省高校黨建課題（GXDJ2014-C077）、2014年大連海事大學校級教改立項資助項目（2014Y31）的階段性成果。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3132016102，3132016103
我國政治學發展論文范文第5篇
我國政治學發展論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在中西文化對比研究的視角下，錢穆先生認為，中西兩種文化在宇宙觀，人生觀，思維、行為方式上存在著顯著的個性差異，并用地理環境決定論來解說這種存在著的中西文化差異。陳勇教授在肯定錢穆先生文化觀點的研究價值和張揚民族性的意義的基礎上，認為其過于強調個性而淹沒了共性，也認為地理環境決定論存在偏頗。而筆者站在這兩位巨人的肩膀上，對這兩種觀點進行了初步的再解讀。
[關鍵詞] 中西文化對比；農耕文化；商業文化；地理環境
一、引言
筆者未能讀到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的文章，但是讀到了陳勇教授的這篇《從錢穆的中西文化比較看他的民族文化觀》，并深深折服于一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研究的錢穆先生對民族文化的深切關注和深刻的思考。使筆者了解了一個學者身上所肩負的文化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更為深層，宏觀的視角來看待中西方文化。
陳勇教授以科學的態度和中肯的分析指出了錢穆先生文章中的兩種觀點的片面性，一是過于強調個性而淹沒了共性，過于張揚民族性而忽視了時代特征，二是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偏頗。但是在反復閱讀陳勇教授的這篇文章后，筆者從錢穆先生的這兩個觀點展開進行再次地初步解讀。
二、個性與共性關系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是農耕文化，以“安足靜安”為特征，屬于內傾型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商業文化，以“為富求強”為特征，屬于外傾型文化。所以，在錢穆先生看來，中西方文化是兩種類型根本不同的文化，是屬于平行發展，交流甚少，互不沖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兩大文化系統。錢穆先生用歷史實證的方法從政治，經濟，學術思想，文學藝術，道德宗教，社會風俗等各個方面來探究中國文化的具體體現，從而極大地凸顯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張揚了本民族文化。陳勇教授看到了在民族個性基礎上的文化在其演變進程中也有著共同的趨向，這也是文化之間可以互相融通的內在根據。而文化的互補、融合與并存的趨勢也被許多文化研究者所預言和探討，如鄭春苗教授和張從益教授。陳勇教授認為，錢穆先生只看到了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時代性和普遍性。
陳勇教授的這種全面嚴謹的文化研究觀給筆者的學習和分析問題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但是筆者認為對于生活并活躍在二十世紀初期和中期的錢穆先生來說，當時的中國的文化環境還沒有明朗，開放，和活躍起來，也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中西方文化研究也處于相對沉寂期，交流和融合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當時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影響，要想預測到文化的共融趨勢實屬不易。從另一方面來說，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還處于及其不確定時期，無論是鴉片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哪怕后來的中國內戰，以及建國初期，文化大革命時期，都處于文化極其動亂的時期，所以當時對本民族文化的彰顯和弘揚也是具有其極其重要的時代意義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處于當時的文化環境中，對文化個性、民族性的彰顯遠比文化共性、普遍性的研究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隨后，也正是改革開放的到來，打開了文化交流的閘門，文化研究得以復蘇，甚至出現了百花初綻的文化研究熱潮。也正是得益于這樣的時代背景，越來越多的文化研究者才開始研究中西方文化中的普遍性和交流性，文化的對話、交流、乃至合流趨向也就應運而生，中西文化也就呈現出了互相匯合交融、取長補短、綜合發展的歷史趨勢。
對于當代乃至后來的文化研究者來說，也正是得益于這個開放，明朗的時代特征，才能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個性和共性。但是，筆者認為，越是在中西方文化匯合交融、綜合發展的歷史趨勢下，越是更加需要重視、弘揚文化的個性特征，這樣才能使各民族文化在各自發展道路上更加大放異彩、更加趨于完善。同時對于世界文化而言，文化的多樣性也能得到更加長遠、持續地發展。
三、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合理性
錢穆先生認為，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還在于客觀的自然環境的不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有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出觀念、信仰、興趣、行為習慣，乃至心理、性格上的不同。中國文化是在黃河兩岸的大平原農耕地帶發展起來的，中國文化根植于農村，由于農耕民族與耕地相連，膠著而不動，其生活方式就是安守田土，依時而行。為了在土地上生產、發展，就必須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即人與天的關系，所以長期生活在農業文化氛圍的中國人主張人與天地萬物融合貫通，由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如“然自然有其序，故人亦同自然”，就是一句很好的寫照。這種農耕文化的內傾性，也使人”一向注重向內看”，偏重于道德，人格等精神層面，“偏向于時間的自我綿延”。這種依時而行的生活方式，也使中國人注重自然的漸變，人文的自化，而不習慣于人為的求變、求新。后來的文化研究者總結出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主流的宇宙觀——重視人與自然的統一，時間觀——時間冬去春來，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立足過去，價值觀——注重群體關系的和諧，維護整體的利益等，這都是與錢穆先生闡述的人與自然關系，道德，人格精神層面，時間的漸變等觀點相一致。也就是說這些觀點都可以中國的農耕文化中找到解釋和依托。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臘、羅馬、地處海濱及近海各島嶼，由此形成了海洋性的商業城市文化。這種文化“內不足”的經濟狀態，促使著西方人不斷向外尋求、征服。因而西方文化比較注重空間的擴展和向外征服，看世界兩體對立，重視沖突和斗爭，從而形成征服自然，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宇宙觀。這種嚴重的“內不足”，從而使外傾型的西方文化有著強烈的戰服欲和侵略心理，這也推動著西方人對外在利益的強烈追求，因而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盛行。這種不滿足，勇往直前不斷追求的外傾型的文化也促使西方人更加地注重對未來的探索和追求。因而在西方傳統文化中：主流的宇宙觀——人與自然，精神與物質二元的并存與對立，時間觀——單向飛逝，著眼于未來、價值觀——重視個人利益等也都可以在西方的商業城市文化中找到依托和解釋。
（一）地理環境與經濟、政治關系
陳勇教授認為，錢穆先生的地理環境決定論過于偏頗，因為在他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文化類型的形成，并不是有地理環境單獨決定的，它還要受各種社會條件，尤其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這也就是說，文化產生和發展的決定因素最終不是外部的地理環境，而是物質生資料生產方式的變化和發展，是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和發展。但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和發展又是怎樣來決定文化的形成的呢？陳勇教授在這方面卻并沒有給與充分的闡釋。
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體。人同自然的關系，即社會生產力；人與人的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生產方式實際上是社會的經濟基礎，而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思想上層建筑歸根到底是由這個基礎決定的。
在中國的農耕經濟中，生產力則是依附于土地上進行勞作的農民，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則是土地私有的農耕經濟。這種作為經濟基礎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在黃河流域發展起來的。這種“求安足”、“內傾型”的農耕經濟也決定了也決定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即安定守成，重視德性修養，注重和諧。而農耕經濟的的大量、普遍存在形式，決定了中國的發展必然要經歷了一段極其漫長的封建社會。由此看來，地理環境決定了農耕經濟的經濟形態，進而決定了生產力，也決定了社會的生產關系，也就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同時也決定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政治建筑。
西方的經濟基礎則是城市商業經濟，這是在海濱和近海島嶼上發展起來的“內不足”、“外傾型”的經濟形態。在商業經濟中，生產力則是工人，社會的經濟基礎則是生產資料私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商業經濟就是最大化地追求功利和利益，這也決定了人與人之間斗爭，分裂的生產關系。這種商業經濟也決定了其資本主義的政治性質。由此看來，對于西方國家來說，也是地理環境決定了經濟形態，進而決定了生產力，社會的生產關系，也就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同時也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政治建筑。
（二）地理環境與文化關系
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政治上層建筑和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的關系上文已做過討論。那么哲學作為觀念上層建筑的一種集中的，深刻地表現形式，它和地理環境之間又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呢？
鄭春苗教授說過，文化的核心問題是宇宙觀。古今中外，各個哲學家又是以宇宙觀來作為自己哲學研究的主要任務。
在筆者看來，文化正是在哲學中得到了集中體現。中西方文化的宇宙觀，價值觀，時間觀，思維方式等在中西方哲學中都有跡可循。如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曾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來描述整個宇宙之間的統一關系。儒家代表思想則是入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追求整體的利益就是個體追求的共同目標。還有孔子論語中曾提到“吾日三省吾身”，意在反省過去，重視向后看，重修身等。對于西方文化來說，從16世紀培根，一直到19世紀，20世紀靠分析思維，通過分析、實驗大大發展起來的自然科學，主張西方用科學技術戰勝自然，這體現了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宇宙觀。西方哲學上講原子主義，強調每一個人就像原子那樣不互相依靠，追求個人自由，個人獨立性等。
哲學作為人類思想的產物，作為觀念上層建筑中的一類表現形式，也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即生產方式，也就是經濟基礎決定的。比如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的有機整體論思想體系，如道家，儒家，佛家等，雖然歷代哲學家的思想體系的立足點不同，但都是以這種天人合一的有機論為其共有宇宙觀的。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了這種小農經濟基礎，而這種依靠土地的小農經濟基礎使人們自古以來就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也影響甚至決定了中國的文化氛圍，哲學作為文化的一種濃縮形式也正是在此基礎萌芽，發展起來的。所以正是這種地理環境決定了一定的傳統文化，乃至哲學。因此，筆者認為地理環境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傳統文化的產生、發展。
此外，哲學作為思想上層建筑反過來對社會經濟基礎產生巨大的反作用，如中國的儒家學派，儒家的“禮”、“仁”思想為維護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經濟和封建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其影響力及維護社會的作用甚至一直可以追溯到現在。因為，一定的政治環境中的統治階級根據對其有利的文化觀點或者哲學思想，來教化、統治被統治階級，哲學在維護其統治基礎的同時也使自身得以弘揚和發展。因此，筆者認為文化的產生和發展與也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筑都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筆者看來，這也正是地理環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一般發展規律和特征。當然，這一特點局限于中西方傳統文化處于各自相對獨立發展時期而言，在紛繁復雜，文化交流融合的當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因素和特征也會更加繁雜。我覺得這才是錢穆先生致力于表達的意思，而不是像陳勇教授筆下的那種自然環境和民族特點，民族發展和民族文化精神之間的一種模糊而又不確定的關系，筆者認為錢穆先生的這種觀點則更加地從根本上深層次的角度解釋了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本所在。
四、結語
錢穆先生對中西方文化比較的宏觀視野和獨到觀點讓我們從更深刻的層面上了解了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本所在，為中西文化對比研究奠定了基礎，陳勇教授對錢穆先生文章提出的兩方面觀點，一是過于強調個性忽略了共性，過于張揚民族性而忽略了時代性，而是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偏頗。筆者認為陳勇教授第一方面的觀點科學、嚴謹、全面，但弱化了時代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第二方面的觀點，筆者認為陳勇教授的觀點既沒有展開闡述也沒有抓住本質，所以筆者站在這兩位巨人的肩膀上對此闡述了一些膚淺的觀點，認為地理環境與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都有著密切的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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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周梁玉（1987-），女，漢族，河南鄭州人，河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英漢對比。